得到自主销售权后，玉溪卷烟厂开始在全国建立红塔山销售点，从此消费者可以直接面对卷烟生产厂家。因为红塔山的热销，销售点迅速在全国蔓延，到1995年，销售点超过了2万家。善水性的褚时健终于得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自由遨游了。
褚时健完成第三板斧。
人生负累
红塔山品牌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利润年年递增，知名度日益提升。有人戏称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应该叫超级印钞机，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卷烟厂的"印钞机"是200元200元地印，因为赚钱太快，利润太高。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为烟厂变得非常热闹，据说当时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当然，实质是为红塔山香烟而来。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学习取经。在烟厂附近的宾馆里，住着各种各样希望与玉溪卷烟厂达成业务合作的大小商家。
1993年，下放卷烟销售权的条例付诸实施。
这些人都希望见到一个人：褚时健。
这无疑将掀起轩然大波。烟草公司的干部找到公司党组书记何兆寿："我们以后还有没有饭吃？""权都放了，省公司怎么办？"何兆寿的回答是："顾大局。"褚时健也做出姿态，他将省烟草公司销售玉溪卷烟厂产品获得的利润按协商数额固定下来，并承诺了一个阶梯增加的比例。
找褚时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签署"褚时健"三个字的批条，也就是批准从玉溪卷烟厂批发香烟的纸条，很多人也称之为"烟条"。
1992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权利。不久，云南省烟草公司即开始酝酿将红塔山、云烟等名牌卷烟的销售权下放给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
按照现行的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价差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
不过，作为国企领导，他个人并不富裕。一次几个香港商界的朋友到褚时健家中做客，他们在香港从事香烟贸易，见过许多烟草界的富翁，踏入褚家时忍不住叫了起来：褚老板，想不到你这里这么朴素。"人家说朴素是客气了，他们从香港花花世界过来，看我家可能就是寒酸。"褚时健回忆时用手指梳梳自己的头发，"其实我倒是不觉得，以前更差。"
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称为浮价烟。浮价烟的销售需要出具香烟的预售证和准购证，褚时健才能予以放行。褚时健主要用浮价烟串换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当然，也有灵活处理的一部分----不得不预留出上级领导特批的香烟。
褚时健几乎每次都用利税打动了政策制定者，他明白经济问题是个人、集体、国家的大事，所以直截了当。
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
或许时势造英雄，不过成为英雄何其壮烈。这几乎是一种想撞开橡皮门的勇气，不仅要勇敢，还要有一种霸蛮的执着。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褚时健性格直接，不太会拒绝人，特别是别人"有求"于自己的时候。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一如既往，褚时健一遍遍申请，一遍遍陈述，一遍遍承诺，中心意思只围绕一个："放开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企业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差。"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具体到玉溪卷烟厂，一旦放开自销权和定价权，利税每年都能递增5亿以上。
褚时健有时只好躲起来。尤其到北京开会时，这里聚集了太多有权有钱之人。如果他们得知褚时健来到北京，必然会是挤破门的架势。褚时健碰到过被堵在宾馆房间里出不了门的情形，所以后来到北京，他都悄悄住在总参谋部下属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级宾馆，和平宾馆。吃饭他也尽量选择小馆子，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为小馆子自在。"哎呀酒店大了，一堆人光顾着说话了，总觉得吃不饱。"他说。他就喜欢在北京胡同边上的小饭馆里，点几个小菜，迅速把饭扒完，然后碗筷一推，起身走人。
这种隔绝生产和市场的做法完全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极大影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1992年，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开了国企的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唯独特殊的烟草行业一直不松口。
有朋友带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去逛，大家都逛得热闹，回头发现褚时健不见了，折回去找他，却看到他正和卖烟的小贩聊得热火朝天，恨不得坐到地上聊个痛快。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地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玉溪卷烟厂尽管实行"三合一"，但仍然只有10%的自销权，而且云南省的整个烟草体制仍然是专卖体制，没有整体的市场运转，玉溪卷烟厂的10%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褚时健算过账，因为没有自销权，玉溪卷烟厂一年能损失20个亿以上。
但领导还是要见的。许多和褚时健共事或相识的人都认为褚时健其实很懂政治，因为他很懂得如何与领导打交道。那时玉溪卷烟厂的每一项特殊政策，都是褚时健去争取，并且大都成功。褚时健自己不认为，对于领导对自己的建议很支持，他的解释是因为自己比较直截了当，而且在领导面前从来不说无用之话。他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属下，自然对领导不会绕弯子，最重要的是他做事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领导没有拒绝的理由。"大多数领导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他说。很多人习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褚时健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在卷烟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有一项制度大概最束缚厂家的生产积极性和规模扩大的可能性，那就是缺乏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褚时健即将挑战的就是烟草行业这一制度的铜墙铁壁。
如果说到懂政治，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过多年的褚时健自然不可能不了解。那时他自己也说："我关心政治形势、经济动态、世界知识等，搞经济管理的人不懂政治不行。"但政治中的权谋与倾轧，曲折与腹黑，他却觉得自己实在不擅长。9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与朋友、已退休的前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难得有空闲聊。他忍不住指责当时正在任的某领导："我看他就是个政客！"普朝柱看着他，沉默不语。多年后褚时健呵呵笑着说："老普这个人和我不一样，我们两个观点看法其实都一致，但我就直接一些，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普要慎重得多。"
但褚时健依然是个斗士。
1994年，褚时健在《云南人事》上撰文，里面有几句评价自己的话："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亦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扬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
在市场大奏凯歌，每一个见到褚时健的人都向他道贺的时候，只有褚时健知道一路走来有多么艰难。争取外汇购买设备、想办法串换辅料、辛苦地在农田中培育出中国乃至世界上上佳的烟草、几千员工的工厂一步一步地提高劳动热情和生产效率，这一个一个的障碍耗了他10年的心血。市场与体制的冲突，行业制度与市场的冲突，每一天都在烦扰他。10年，3650天，他从壮年步入花甲之年，工厂已壮大，儿女已成人。他完全可以放慢脚步，享受岁月。
叫停
1994年3月10日，云南省烟草公司开办的中国第一个卷烟交易市场挂牌开业，全国有442家烟草经营公司的代表蜂拥而入。这是香烟第一次在现场以拍卖方式进行订货交易，买卖双方都很激动。
褚时健拿下第二板斧。
拍卖会一开始，昆明卷烟厂的云烟首先开拍，62元开价，72元成交。10元的提升！这让人激动不已，要知道这是一条烟的价格。等到报价人说"下面是'红塔山'"时，全场突然一阵寂静，对于当时的烟草界来说，这是如雷贯耳的三个字。红塔山从一条64元起拍，一路攀升，到76元时还有人在继续举牌，这几乎已经是零售价了！褚时健往下面看了看，简直就是牌林！举牌者无数。褚时健退到一边，思虑了一下，对报价人耳语了几句。报价人惊奇地看向褚时健："不是开玩笑吧？"褚时健拍拍他的肩，继续坐到了一边。下面人耳语纷纷："褚老板啥意思啊？"报价人定定神，对下面宣布："刚才褚厂长说了，因为价格太高，玉溪卷烟厂放弃交易，按原价销售！"
名优烟翻番在当年就实现了计划，玉溪卷烟厂轻易就在1990年跨越了40万箱的生产量。
静默了两秒后，全场掌声雷动。昆明卷烟厂厂长走到褚时健边上伸出手来握手："老褚，高！我们服了。"
这就是1990年玉溪卷烟厂的"名优烟翻番计划"，是褚时健乘胜追击的又一举措，红塔山此时在中国烟草市场已经势不可当。褚时健历来的观点是："别人不动时我们大动，我们处于优势时再努力一大把，和对手的差距就拉大了。"1990----1992年三年间，褚时健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后，再豪掷2亿元，引进了37台（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卷、接、包现代化设备。1991年，褚时健去了一趟英美烟草公司和雷诺烟草公司，回国后，将烤烟的人工发酵改为了长期储存自然发酵。这一新工艺使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完全达到国际水准。原料的提升、设备的更新带来的变化是立竿见影的。1992年，优质的滤嘴烟生产达到了104.7万箱，较1989年新增利税70亿元！有人形容，如果用当时10元面额的纸币环绕地球，70亿元将绕三圈。
褚时健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在零售价无法更改的情况下，价格越低，经营者的利润越能得到保证。而且褚时健从一开始就没想把红塔山打造成贵族香烟，"我们要的是大众市场，不搞高价自杀"。
1990年，市场反应实在太好。据说当时找领导办事的人裤兜里都是一边一包烟，一包杂牌烟自己抽，一包红塔山敬领导，事情绝对有希望办成。偶尔有人一时糊涂，手掏错了位置，事情基本上就泡汤了。红塔山人传人的口碑传播率几乎超越了当时的电视报纸媒介，迅速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据了王者地位。如此火热的市场形势之下，褚时健在厂里的行政办公会上一拍巴掌：翻番！
对作为生产者的烟农、作为经营者的烟草销售公司，对消费者，褚时健一直都在让利。
褚时健完成了红塔山飞跃的一板斧。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把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进一步要做行业的执话语权者，行业的真正领袖，还要懂得平衡行业利益，抑强扶弱。
关于外汇，朱奎提出了分成的想法，企业创汇的部分，75%上缴国家，25%企业自由使用。
四川东部的涪陵卷烟厂，虽然是当地一家很重要的国企，但效益一直较差。到了90年代初，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库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全国各地的支持，三峡周边的企业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涪陵卷烟厂就在三峡附近，政府一直在考虑如何振兴涪陵卷烟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最后还是朱奎帮了忙。这位懂工业的副省长和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一样，和褚时健有着观念上的默契和行事做派上的一致。他和普朝柱甚至向云南省管工业的部门打了招呼：只要是老褚的项目，你们可以考虑一笔批示，不必东汇报西请示。
四川省涪陵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王鸿举就此事拜访了褚时健。褚时健在办公室和王鸿举聊了不到一小时，把烟灭在烟缸里后，痛快说道："领导你客气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帮就不对了，我心里也会不安。你放心，这件事我们办好。"紧接着，玉溪卷烟厂从厂里的创汇储备里拨出了3000万美元资助涪陵卷烟厂，并且表明只需要按国家汇率还钱即可。当时外汇兑换还是双轨制，中间差距颇大。除此以外，褚时健还派人将一部分设备和烟叶送往涪陵卷烟厂，"帮就帮实在点，有了机器和原料，我看几个月生产就上去了"。
褚时健却一直在积极推动工厂的串换和外汇申请，他的想法再简单不过：工厂要发展。特别是外汇申请一项，尤其让他觉得颇费周章。1985年，因为产品质量的提升，烟草进出口公司开始让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阿诗玛烟经由香港销往海外，这意味着玉溪卷烟厂自己有了创收外汇的能力。但是，制度所限，这些外汇完全不能进入玉溪卷烟厂自己的账户，而是全部上缴国家。企业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请，但未必成功。褚时健因为这一纸规定，每次工厂需要买进口设备时，一厂之长的他在各级部门几乎跑断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一步是将东西送过去，褚时健第二步还承诺与涪陵卷烟厂进行长期的技术合作，经常派厂里的技术人员去涪陵卷烟厂做指导，帮助涪陵卷烟厂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提高其生产效率。在玉溪卷烟厂的帮助下，涪陵卷烟厂的技术和管理都提升到一流水平，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发展。
三板斧助力，再跃巅峰
串换、申请外汇，一直是玉溪卷烟厂和褚时健极其头疼的事情。企业要发展，就要买设备，买原料。但是在当时有关企业、有关经济法规不健全的环境中，任何一家明哲保身的企业都不太愿意有这种打擦边球的经济行为，因为极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企业领导人置于不安全的境地。
到1993年，涪陵卷烟厂的年产量近8万箱，收入2亿多元，利税突破了1亿元，成为四川省烟草业的明星企业。涪陵卷烟厂生产的"宏声"牌香烟在卷烟订货会上被评为"阿诗玛风格宏声"，进入了高档烟的行列。
最吸引这些广东商人的当然还是红塔山的质量。他们因为常抽外烟，对烟丝口感很是敏感。以前抽国产烟，总有一种辣和苦的感觉，但玉溪卷烟厂的香烟，尤其是红塔山，彻底没有了这些国产烟的顽固缺点，而且过滤嘴的样子也显得洋气。"红塔山让中国人抽出了体面的感觉。"这位商人说。
涪陵卷烟厂崛起了，王鸿举非常高兴。为了感激褚时健的援助之情，他常常派人给玉溪卷烟厂送去大量当地的土特产。褚时健后来回忆说："送什么东西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彼此交心。"
2014年的一天，当年和玉溪卷烟厂做过串换业务，如今已经是东南亚富豪的企业家因为到昆明出差，专门到玉溪看望褚时健。两人见面寒暄的大都是褚时健目前的褚橙业务，还有褚时健的身体。企业家几乎每年都会来看看褚时健，现在他和玉溪已经没有任何业务可言，他的财富构成也基本上没有了当年的串换业务。但他说一直念着褚时健，"褚老的智慧和谋略，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当年和玉溪卷烟厂做生意对他来说是件很享受的事情，褚时健谈业务非常利落，并不会和商人纠缠太多。他到广东，这些贸易伙伴都想请他吃个饭。褚时健不愿意去大饭店，他一般就拉上对方，到街边一家小餐馆坐下，点菜永远是老两样：白切鸡+青菜。他通常迅速吃完，用手背擦擦嘴，敲敲桌子："走吧！"
延安卷烟厂也是褚时健的老交情。这家1970年建成的工厂基地位于延安市北郊。由于设备落后、管理不科学，发展十多年，亏损的年份占多数。到80年代中后期，接连两三年交不出利税，职工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元。在烟草行业中，这个水平的工资已经很低了。
广东人之所以如此识货，是因为玉溪卷烟厂有不少辅料就是来自他们。经由他们的生意，高品质的丝束、铝箔、白卡纸得以进到玉溪卷烟厂的车间----串换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一箱250条香烟，利润在5000~10000元，而且付出的交易成本并不高。对于一些手里握有进口商品，又有香烟准购证的广东商人来说，这简直是绝佳的生财之道。而对于玉溪卷烟厂来说，正是因为这一灵活的生意方式，获得了高品质的原材料，对褚时健来说这再好不过。
如何才能拯救延安卷烟厂呢？陕西省委书记想到了褚时健，在他看来，褚时健既然能把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救活，肯定也有办法把延安卷烟厂救活。于是，90年代初，省委书记诚心邀请褚时健做客西安，向他请教有关延安卷烟厂复兴的事情。
广东人是最早接触外烟的一群人，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中最早懂得时髦的群体，因此他们的重新选择随着他们的灵活生意手段，影响了大江南北。
褚时健找来工厂的领导，仔细询问了情况，几天下来，心里已经大致有了数。回到玉溪，褚时健在第一时间就和厂里的领导班子定下帮助延安卷烟厂的具体方案：三台设备低价转让给延安卷烟厂----褚时健本来想送，但这些设备并不属于淘汰物品，涉及国家资产，不能妄自送出；赠送一些烟叶作为延安卷烟厂的原料；派遣几位技术员长驻延安卷烟厂进行技术帮扶。
广东商人
玉溪卷烟厂的总工程师李振国在一次会议中曾经说，红塔山的热销，广东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红塔山的魅力，然后把它热销到了全国。那时广东人都爱穿"的确良"衬衣，因为质地透明，胸口的衣兜里放了什么一清二楚。在1984、1985、1986这些年间，衣兜里透出的是万宝路的花纹，过了1989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万宝路就换成了红塔山，而且多年没变。
1994年6月，玉溪卷烟厂和延安卷烟厂达成合作协议，玉溪卷烟厂开始无条件向对方传授技术和管理的技巧。在玉溪卷烟厂的帮助和延安卷烟厂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第二年，延安卷烟厂的效益就有了明显提高：年产量为15.6356万箱，向国家缴纳了9055万元的利税，而且还实现了100多万元的盈利，职工的工资涨到了1000多元。厂里生产的"延安"牌香烟也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为此，延安卷烟厂的领导和职工非常感激褚时健，西北人实心眼儿，他们一卡车一卡车的苹果和面粉拉到玉溪卷烟厂作为谢礼，年年如此。后来褚时健说："不要送了，这也是钱。"
"效果出来了，众弟兄衡量一下，走下去！"褚时健在一次红塔山香烟的内部总结会上说。
有一次褚时健到延安卷烟厂，一下车，竟发现延安卷烟厂的全体职工夹道欢迎，让褚时健很感动。后来，无论他入狱出狱，延安卷烟厂的人一直和他有着联系，这是后话。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两个"红塔山"，一个是立在玉溪卷烟厂后面的小小山坡，另一个则是中国烟草界一时之间难以逾越的一座品牌高峰。
褚时健说："西北人厚道。"
1994年，《经济日报》发布1993年全国市场产品竞争力排行榜，香烟品类中，"心目中的理想品牌排名"为：红塔山、红中华、云烟；"实际购买品牌排名"为：红塔山、万宝路、红梅；"购物首选品牌排名"为：红塔山、红中华、云烟。红塔山在每一项上都力拔头筹。
一位山东人也在内心里感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
1995年，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布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红塔山以320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榜首。而排名第二的长虹仅有87亿元。
90年代中期，褚时健到山东办事，烟草公司一位经理非常不好意思地找到他："我还有个难题想请你帮忙。我们青岛分公司有一位经理，年纪已经不小了。他上次为了填补公司的生产计划，去广州买烟，没想到被骗了，弄了一车假烟，给企业造成不小的损失。如果上面追究责任，可能要坐七八年的牢。看看褚厂长能不能帮帮他。"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等三家单位曾经联合做过一次中外品牌产品竞争力的排行榜。在排行规则中，无论是中国本土品牌还是国际知名品牌，都适用一个考核标准。在考核指标中，有心目中理想品牌排名、实际购买品牌排名、当年首选品牌排名等多个考核项目。红塔山在这三个项目中均名列前茅。
褚时健一听，立即说："他也是为公司利益，这个要帮。你说怎么处理好？"
大概市场等待了很久，褚时健也酝酿了很久，红塔山一旦爆发，便势能惊人。1991年，红塔山单品牌利税达到25.5亿元；1992年上升为32亿元；1993年继续上升，达到了45亿元，创汇1.5亿美元。红塔山势如破竹，形势喜人。1993年，红塔山的零售调拨价是每条52元，零售价在某些省市竟然能达到每条100元以上。在国家统计局的一次香烟市场调查中，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个品牌位列前三。在高档香烟市场，红塔山的年销量更是超过国内所有的香烟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半壁江山"已经不足以形容红塔山在高档烟市场的地位。市场上出现一种现象，8元的万宝路卖不过9元的红塔山。
山东烟草公司的经理说："您是否能多批给我一车烟的量？我把烟调给他，让他把问题处理了。"
从1988年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种烟的比较中，这种趋势便可见一斑。1988年在产量上，红塔山是19万箱，阿诗玛是25万箱，红梅是40万箱；在单箱利税上，红塔山是3709.72元，阿诗玛是2920.90元，红梅是1411.45元；在单箱利润上，红塔山是602.09元，阿诗玛是337.03元，红梅是335.55元。从数据中会发现，尽管红塔山的产量最小，但在单箱利润和单箱利税上，却遥遥领先于阿诗玛和红梅。这组数据是1988年褚时健和副厂长乔发科发表在《云南烟草》上的文章里引用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主张，优化滤嘴烟和名优卷烟在我省卷烟中的比例，是云南卷烟工业发展的首选目标。"这既是云南卷烟工业的首选，必然也是玉溪卷烟厂的首选。褚时健此时快马加鞭，开始加大红塔山的生产。
褚时健爽快答应，回云南后立即就把一车烟调配了过来。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褚时健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他又去济南，竟然碰到了这位经理。这位经理一看见褚时健就激动不已，赶紧把孙子招呼过来："来来来，快给褚爷爷磕头，否则爷爷我就要坐七八年的牢了。"褚时健也随和，把孩子抱起来说："比我的孙女要小嘛。"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红塔山作为玉溪卷烟厂的最高档产品，正好呼应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当时进入第十个年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已经慢慢对优质产品有了需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引入了许多舶来品后，中国消费者对"优质""名牌"的追求越来越热。就卷烟市场而言，光嘴、短支的香烟市场将会慢慢萎缩，而滤嘴、长支的香烟越来越受消费者追捧。
同样批烟的例子竟曾出现在卖假烟的人身上。福建贫困县平潭曾经发现3000件红塔山假烟（90年代中期，红塔山假烟的制造量极其惊人），但平潭烟草专卖局竟然没有销毁，相反1元一包卖了出去。很快玉溪卷烟厂就知道了这件事，委托律师处理。律师协调后告诉褚时健处理结果：平潭答应销毁假烟，而且愿意交纳罚款，不过有一个要求，希望玉溪卷烟厂能给他们5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平潭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福州烟草公司总经理甚至到了玉溪卷烟厂，面对面向褚时健申请。褚时健听完，点点头，"没问题"。两位领导当场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这么顺利，更没想到褚时健的反应如此淡然。褚时健只有一句话："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但是比起玉溪卷烟厂的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红塔山的销量一直显得不高，尽管在1979年以前，所有品牌销量都不好。红塔山的爆发期是在1988年。这一年工厂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第一车间"自1985年建立以来，放在仓库里醇化的烟叶正好可以开仓投入使用了。这批烟叶完整代表了褚时健对原料的理解，那就是优质、优质，还是优质。加之褚时健自1983年以来为工厂购置的几条国际水准的生产线，以及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后被调动起来的职工工作热情----三者合力，使玉溪卷烟厂进入全面爆发期。而爆发点，正是红塔山品牌。
权倾烟草界的时候，褚时健说自己并不快乐。那段时间对于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仿佛失去了标准。他是个爱交朋友的人，这让他很不好受。而且那也是他最没有空闲时间的时候，烟厂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甚至在家里休息时，也是访客不断。
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品牌有红梅、红塔山、阿诗玛等，其中高档烟是红塔山，中档烟是阿诗玛，低档烟是红梅。实际上，红塔山"师出有名"。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玉溪卷烟厂推出了"红塔山"品牌的香烟，并且在上面印有"送给毛主席"几个字，托人专门送到了中南海。这是一款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卷烟。
当他自己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偶尔就会想起新平时期的时光。每每这个时候，他会把在玉溪卷烟厂工作的老工友丁连祥的小儿子叫来问几句："丁剑峰，你爸最近如何了？有没有去拿鱼？"
红塔山
如果说在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了一个企业，而1988年之后，他开始成就一个品牌：红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