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也算幸运，碰到了一个改革的年代，政府给予我们企业领导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毕竟是两种体制的交替期，企业领导权限的天花板低，作为一心想做事、一心想改革的人来说，难免会碰到天花板把自己弄疼弄伤。1982年的时候，我就挨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主要原因或者说名义上是因为我们为了购买进口的辅料，比如滤棒、盘纸等原料，我们和有资源的广东商人进行了串换。你们现在看来这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我却被认定是"投机倒把"，这个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了。我被处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重新制定了工人的工资分配制度，很多人不高兴了。那个年代，"大锅饭"吃惯了，不习惯我们奖励多劳多得。
企业的职能是什么，不就是赢利嘛，不赢利不能叫企业，你叫事业算了。事业单位就可以不考虑经济效益，政府需要它存在，亏了政府补。但企业不行，企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不赚钱国家的积累从哪里来？国库的钱只出不进，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的职责我看第一条就是要赚钱。在工厂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三句话不离钱，在钱孔里打秋千。我倒不认为这是批评我的话，我确实就是这样的。要维持这么大的国家和社会，要让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当然要赚钱。我的宗旨从来都是要赢利，我走到哪里，无论大的烟厂还是小的糖厂，我都努力要赚钱。
说到串换辅料，那个时候进口原料都是国家买了再分配给大家。为了平衡利益和情绪，基本都是搞平均分配，不看实际需要，所以我们烟厂分配得到的数字往往是我需要的一半都不到。咋个办？只能和广东人做生意。广东开放，外贸方面他们比我们放得宽。但我们并不乱花工厂的钱。他们按国家专卖局规定的价钱把材料卖给我，我把烟按国家专卖局定的价钱卖给他。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周折很麻烦了。后来我跟政府申请，以后我们自己创的汇，交给国家75%，留25%给我们去买设备买辅料，我们也就用不完。不过，这个申请手续搞得非常复杂，非常麻烦。好在后来国务院给基层工厂的权力慢慢放开了。但下面的厅局还不高兴，权力要他们拿着。唉，磨了多少年才到我们这里，到我们自己这里以后事情就简单了，企业赚钱就方便多了。
对玉溪卷烟厂有什么规划和期待？那个时候经常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像我们这样搞工业和商业的人开心啊，总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抓生产了，我们这些人就有事做了。1979年国家又开始推动国企改革，更让我们高兴。谈到"企业自主权"这些概念，之前听都很少听到，但一提出来，真是说到心坎上去了。工厂要怎么做，往远了看真的没有太多计划。那个时候工厂问题那么多，就想着怎么赶紧解决问题，赶紧把工厂扶到发展的路子上来，不要人浮于事，不要整天亏损。改革是第二步的事情。那个时候是问题一出来，具体分析具体处理。一路都有人在考我的试，但没有考倒我。
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是人是这样，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很平常了。我在烟厂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利润和产量搞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少，又想把产量搞上去，就搞两个大班开工，两个大班很辛苦，但我发现还是不出活儿。利益没和个人挂钩我看还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计件的方法又加进去，按单箱算工人工资，250条烟一箱，一箱多少工资。这样下来，工人干12个小时他都不辛苦，个个抢着做事。结果我们的收入比好多工厂都高，悬殊还大。工资发得高，政府就叫停了，说我们总量发够了，要暂停。没办法，其实国家也需要我们这个生产量，那我就只好去申请追加指标，追加指标大家就可以多挣钱。在这些前提下慢慢产量上来了，工厂再把节约的制度挂上去，整个就好起来了。当时在中国，我们算是领先这样做的。事情都是慢慢、慢慢这样做过来的。
对于玉溪卷烟厂，从业务上讲我没有什么担心的，在新平的糖厂我做了十几年企业，所以有思想准备。我想反正都是工厂，无非一个是地方小型企业，一个是国家大型企业，格局不同世面不同，但做法上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都是要提高生产力，努力赢利，为国家财政创收。不过，我还是有些发愁。因为那里有出了名的派系斗争，哎呀我是最不喜欢这个，你斗我我斗你，工作不做，有时间就整人去了，很没有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领导也不让你想了，该去就去。而且因为我没有去塔甸煤矿工作，所以只能来玉溪。我在这里地委、行署都工作过，还是有点影响的。
做过了你就知道原来可以，你不做就永远都不进步。总的说来，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很放权给我们做，国家不放权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工作上信任很重要，我这个人，不管风险大小，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样样事情都得按照上级领导的话去做，万一他说错了我也照做吗？如果你叫我来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应该完全放权给我。失误了，我改进，我做检讨，我自己把后果承担起来。
我这个人，有事情做就有干劲得很，不要让我闲着，闲着我就要生病。而且如果事情在眼前，要么彻底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沾了自己手的事情，做不好不好意思。
国家对我们放权，我们在工厂也奉行了放权的制度。我在烟厂工作到后期，几个副厂长独立就能批出几亿的钱。我从来都相信用人不疑，彼此建立信任很重要。你对人有个基本判断，大方向没有问题，具体事情就不会出格到哪里去。
到玉溪卷烟厂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尽管我之前听说玉溪卷烟厂很多负面的信息，比如生产基础差，比如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还比较犹豫：生产上发展得不好这一点能预料到，那个年代工业线上发展得好的企业没有几家，基础差，相反我们就有事情做，这一点我不担心；人际关系复杂这一点我比较担心，这个我不擅长，最怕掉到人整人的是非窝。但最后想想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我老伴儿和女儿都愿意到玉溪，所以我们一家人也算是高高兴兴到了烟厂。
我选人的标准？我啊，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不管车间主任也好，技术员也好，给我汇报两三次工作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水平，努力还是不努力。我最不喜欢就是练嘴劲的人。整天嘴巴里只有好话，好事一件不做，有什么用？没几句有用的。要做有用的事，也要说有用的话。挑一个人，就看他做事是好还是坏，一定要看事情，不要看他说得怎么样。在工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比较强势，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强人，但好像对人还不是那么强势嘛。只能说我是个比较严格的人，但我对事不对人。像开头那几年，车间里面纪律比较混乱，还出现了偷烟的现象，工厂就开除了几个犯事的。那个时候开除人很少，所以他们的家属来求情，我就告诉他们：被开除的人里面也有我的亲戚，对谁都一样。
曾经有人问过我，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已经比较开放，既然我对做企业有心得有兴趣，为什么没有脱离体制，自己去创业？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自己搞个企业。我从1948年参加革命，个人命运就和共产党连在一起了，从来都是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犹豫和怀疑过。我这个人向来不叛逆，虽然我也不是一个迎合的人。但是，共产党是我的信念，从来没有质疑过。况且我在云南这些小地方待着，眼前的事就一大堆要处理，没想过那么大胆的事情，除非迫不得已，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任了，才做无奈的选择。
要建立某一种制度，总是要经历各路人的不接受，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要坚持。一旦制度确立，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制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新平，去哪里安家，我的选择并不多。我这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在那个年代，就是听从党的安排。我很少想过"自己要怎么样"。不过，因为在云南工作时间比较长，在我的政治身份得到平反后，党组织对我的安排还是有商有量的。最开始玉溪地委的同志希望我回到国家行政机关，我是打内心里不愿意。经过20年的"右派"下放生活，我在生活的底层算是爬了一遍，也算知道了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要是回到国家机关，我无非就是上午坐坐办公室把事情都处理了，下午拿根鱼竿就下河去了。这种混日子的生活我肯定过不惯。我不愿意被卡得太死，坐在机关里，拿一大堆文件来看。这些文件对应实际的太少，空话套话一大堆。我听别人传达，别人又来听我传达，意思不大。我搞企业的话，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实实在在，所以我还是跟领导申请去了企业。
我记得有一年有些外省的客人来玉溪卷烟厂参观，是个贫困省的一些官员。我们厂那个时候条件还没多好，去接他们的车子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新，结果人家不高兴了，说："我大小是个处长，你们派一辆这么破的车来接我？"唉，我心里想：你们还这种心态？你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差着别人那么远，没想好好奋发起来解决那些问题，还讲享受？
对于我来说，一个地方能安定做事，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就是一个好地方；如果还能有自然条件去拿鱼打猎，那简直是乐土中的乐土。
他们省的烟草本来也算不差的，准备振兴烟草，把三个主力烟厂合并在一起，但我听他们介绍情况就知道不行。三个厂加起来90多个处长，都争着要房子要车。我这里9个处长都没有，但我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就贡献64亿给政府做财政收入，他们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也才63亿。在我看来这就是制度造成的，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奖惩制度，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文革"结束后我恢复了身份，被上级送到云南省委党校去学习。懂政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我即将有新的任命了。但是，从心里说，我很舍不得新平戛洒。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我在新平是在出感情来了。一个地方，能够吃完晚饭，散着步就到江边去拿鱼，还是很愉快的。而且，糖厂那个时候业务也很稳定，我们正准备升级红糖厂，改红糖项目为白糖项目，有很多事情要做。
1979年我刚到烟厂的时候，就是明确各种制度和规矩，不要看人说话，要看事说话。以前工厂因为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看人不看事，导致生产上不去，制度完全被忽略。我要让工厂把生产搞起来，首先就要打破他们这些观念和做法。我现在回想一下，整个国家其实那个时候都在立规矩，我们也算跟上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