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勤奋地工作，白天连续阅读和写作八个小时，晚上吃得少，喝得多。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也许她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太疯狂了”，无论是工作、旅行还是爱情，“但那是我的方式。我宁愿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愿意温和地做事”。[55]波伏瓦有种特别的方式，能够把自己的记忆编织进信件里，将过去的时刻延续到当下。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她在兴奋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新衣服到来，这些衣服是用他们在危地马拉买的布料做的：
阿尔格伦读了《他人的血》，寄了一封长信，附了一封来自美国出版商的便条：这本小说里没有希望，里面写满了“无可救药”的人物。波伏瓦回复说，法国出版社也希望存在主义小说是“英雄主义式的和充满微笑的”。但对于波伏瓦来说，她喜欢书中的阴影，因为生活中总是存在着灰暗面，但也许在作品中她投下了太多的阴影。阿尔格伦对此不予置评，但他确实说这部小说富有哲思。波伏瓦想，也许他是对的，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回复阿尔格伦说：“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总是在心里推理……情感、事件和哲学，如果我把这些都撇在一边，那对我来说是相当不自然的。”[54]波伏瓦这段时间正埋首于那本女性之书，没有精力考虑写另一本小说，但她知道她想试一试。
我用在危地马拉买的绣花布料做了件漂亮的衣服：一件上衣，用来搭配黑色裙子。我站了整整两个小时，周围有五个裁缝帮我制作它。我等得都发疯了，但我想把这件衣服做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我去找了一个手艺特别好的裁缝。（还记得你在克萨尔特南戈为了那块蓝色的布料聪明地讨价还价吗？）[56]
最终，阿尔格伦的信又变暖了，他把装着书和威士忌的包裹（威士忌藏在面粉里）寄给波伏瓦。5月，阿尔格伦将会来巴黎看波伏瓦。
1948年10月，波伏瓦不再长住于酒店，搬进了布切里街五楼的一套小公寓。它靠近塞纳河，在拉丁区，离萨特家步行15分钟。波伏瓦用红窗帘装饰房间，还买了白色的扶手椅；贾科梅蒂送给她一些自己设计的青铜灯。波伏瓦在屋顶的椽子上挂了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买的彩色装饰物。现在波伏瓦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上午她可以在家工作了，她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且有地方招待阿尔格伦了。12月，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自己正在阅读《金赛报告：男性性行为》（Kinsey Report：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她希望也能有一本写女性性行为的书。[57]
萨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友谊，而不是爱情。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萨特不太在乎性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但在床上他不是。虽然当年的我没有经验，但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渐渐地，继续做情人似乎是无用的，甚至是不体面的。在坚持了八年、十年之后，我和萨特就彻底放弃了。[53]
按照传统情爱关系的标准，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个阶段对彼此来说似乎不是很“必要”。波伏瓦和萨特各自对于性关系结束的确切时间存在分歧，萨特含糊其词地说他们的关系比波伏瓦所说的要长十年——1970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1946年，还是1947年、1948年，我不记得了。”[58]波伏瓦和萨特从来没有住在一起，除非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而且他们总是用正式的第二人称“vous”来称呼对方。但是波伏瓦和萨特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在一起工作，编辑彼此的作品，管理《摩登时代》杂志。这就是瓦尔基里女神和花花公子梦想的生活吗？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有各自的心事要解决：阿尔格伦仍然想要更多地和波伏瓦在一起。1948年8月，波伏瓦写信和阿尔格伦解释说自己不可能一直只属于他。波伏瓦知道萨特在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让阿尔格伦很烦恼。“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多么在乎他。”她写道：
后来，波伏瓦家楼下一层的一套公寓空了出来，博斯特搬了进去。在那之后，朋友们常常在一起吃晚饭。但自从阿尔格伦进入波伏瓦的生活之后，她就不再和博斯特有身体关系了。博斯特身边从来不缺女朋友，但即便如此，一开始，博斯特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波伏瓦的下一本书《第二性》是献给博斯特的，他是波伏瓦眼中最不屑于摆男性气质那一套的男人。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波伏瓦还没有宽裕到能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所以她经常在萨特家或者双偶咖啡店写作。波伏瓦《第二性》的节选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第一部分是“女人与神话”，波伏瓦在书中讨论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如亨利·德·蒙特朗、保罗·克洛代尓和安德烈·布雷顿——在作品中表现女人的方式。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这本书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得“很好”。但与此同时，“令她高兴的是”，她“听说在《摩登时代》上发表的那部分内容激怒了一些男人”。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了男人所珍视的那些关于女人的愚蠢谬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荒谬而庸俗的诗歌。“（这些人）显然被戳中了痛处。”[52]
[1] SdB to Sartre, 26 January 1947, LS 412.
最终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感觉他们之间和以前不一样了。回到纽约之后，一天晚上，波伏瓦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明天就可以离开。”但阿尔格伦不想让波伏瓦离开，他说：“我现在就准备好了和你结婚。”[51]当时的情况着实让人痛苦：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为了爱而跨越大西洋的准备，但同时也都为对方不情愿迈出这一步而感到遗憾。1948年7月14日，波伏瓦动身返回巴黎，那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阿尔格伦了。
[2] PL 138–41.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新奥尔良，再向南到达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维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她和阿尔格伦乘着一艘河船顺流而下，在甲板上喝着威士忌。波伏瓦喜欢危地马拉布料的颜色和质地，买了毯子、窗帘和布料准备带回到巴黎的裁缝那里。[50]波伏瓦一直找理由不告诉阿尔格伦她要提前离开，直到有一天，在从墨西哥城到莫雷利亚的旅途中，波伏瓦磕磕绊绊地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必须在7月14日回巴黎。“哦，好吧。”他说。但是第二天阿尔格伦就不想和波伏瓦一起去探索莫雷利亚了。切卢拉、普埃布拉和塔斯科，阿尔格伦也没有去。波伏瓦问阿尔格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墨西哥让他如此心烦意乱。
[3] ADD 15.
波伏瓦也渐渐开始犹豫自己是否应该离开巴黎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萨特，另一方面是因为波伏瓦计划在5月至7月出版一部分《第二性》。她和萨特谈了谈，决定把旅行时间缩短到两个月，但她不忍心写信告诉阿尔格伦，觉得还是当面说出来比较好。
[4] SdB to Sartre, 30 January 1947, LS 415.
1948年1月，波伏瓦将《波伏瓦美国纪行》提交给了出版社，同时她给这本书题词献给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之后波伏瓦开始专注于她那部女性作品了。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计划从5月到9月一起旅行，所以她想在旅行开始之前尽可能多地写作。当波伏瓦离开去找阿尔格伦的时候，萨特计划让瓦内蒂来巴黎住一段时间（不过萨特得暂时不去见萨莉了，因为瓦内蒂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5] 见Margaret Simons,‘Introduction’ to FW 2.
不管怎样，很明确的是，直到1948年，波伏瓦仍然不被哲学评论家们重视，同时她也厌烦了大众对于她没能把哲学大众化而做出的“无能”“不专业”的指责——他们怎么能指望波伏瓦用一句话就解释清楚存在主义呢？所以现在的波伏瓦，一边被哲学精英圈子排斥，一边被大众指责有哲学精英的做派。波伏瓦想成为一名联结社会和大众的作家，这就是她除了写哲学还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原因。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读区区一句口号就理解康德或者黑格尔，但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可以做到这一点？[49]在波伏瓦看来，理解存在主义需要理解它所依据的悠久的哲学传统。在这个阶段，波伏瓦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并不适合每个人；相比之下，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向读者展示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吸引读者。
[6] 见Bair, p.389.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的脚注中，萨特写道，他将写一部关于“解脱与救赎”的伦理学著作，以此作为《存在与虚无》中黯淡无望、遍布冲突的人类世界的解药。尽管萨特为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写过笔记，但他在世时并未将其出版，而萨特绝不是一个不乐于出版作品的人（《经济学人》杂志统计过萨特的出版量，在他创作期间，相当于平均每天出版20页）。如今，有人认为波伏瓦的伦理学著作是在完成“萨特未兑现的诺言”。[47]但是在1947年，弗朗西斯·让松的《萨特和道德问题》（Sartr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问世了。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读者“第一次”能够在书中一窥自由伦理——“如果忽略波伏瓦那有趣的《模糊性的道德》的话”。[48]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忽略波伏瓦的作品，我们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7] SdB to Sartre, 11 February 1947, LS 425.
1948年，英文版《模糊性的道德》出版，当时还没有英文版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而《第二性》也只是被选择性地翻译成了英文。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这部作品如何推动了波伏瓦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为她之后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波伏瓦仍然在思考“境况”的概念，以及他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在《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波伏瓦指出，为了在道德上获得自由，你必须用你的自由去拥抱将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波伏瓦称这是对他人自由的“呼吁”或者“召唤”。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真正地看到，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生命，而且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想要成为“合理化”的存在，想要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顾及自己，而不去理会他人对于自由的呼唤，这就是唯我论，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一种阻碍自身成长的拒绝行为。只有与他人一起，我们才能实现某项事业、某个价值观，甚至改变世界。
[8] Gunnar Myrdal, with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York: Harper,1944, Appendix 3.
波伏瓦认为，被动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种自欺行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做出她所说的（和萨特一样的）“原创的选择”。我们必须去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都做出这种选择。[44]波伏瓦再次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自由概念（到此时，在她的影响下，萨特已经开始改变自己曾经的想法了）。在波伏瓦看来，没有人能独自获得自由：“一个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在对抗他人，最终会失去自我。”[45]对于萨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回应说，我们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46]
[9] ‘The Talk of the Town’,The new Yorker, 22 February 1947.
然而，这并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赖状态存在，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这种方式要舒服得多。作为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孩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有规律的、令人安心的特征，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特征，更不用说去质疑了：女孩要穿裙子，8点钟就得上床睡觉。但有些成年人对世界仍然有着相同的被动接受态度：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晚上9点就要实行宵禁。
[10] Beauvoir,‘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 23 February 1947,France-Amérique 14. Translated by Véronique Zaytzeff and Frederick Morrison, in FW 24.
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需要他人的自由，因为只有他人的自由才能阻止我们一步步陷入把自己看作物体或者客体的状态。[43]波伏瓦认为，否定自由是邪恶的，无论否定的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因此，为了与邪恶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肯定个人自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影响当下和未来，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
[11] Beauvoir ‘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 FW.25.
1947年11月，波伏瓦发表了她的第二篇哲学论文《模糊性的道德》，进一步阐发了她的自由哲学观点。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提出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波伏瓦重新回到萨特坚不可摧的、自主的自由概念，以及她的《以眼还眼》的主题上。战争让波伏瓦了解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暴行，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她也没法理解人类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波伏瓦认为，纳粹是有计划地贬损那些他们想要消灭的人，这样他们的同胞就不会再把他们看作人类以及有自主意识的主体。[42]
[12] ‘Women of Letters’, in FW 30.
1947年9月底，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又有了新的恋情，瓦内蒂对其掌控已经渐渐松懈。萨特的新宠儿是23岁的美国记者萨莉·斯温·谢利，她是来巴黎报道伊丽莎白公主来访的。当这段恋情结束时，斯温会明白萨特对待女人就像对待梳妆台的抽屉一样，想打开哪一个就打开哪一个，但在那时候，萨莉·斯温疯狂地迷恋着萨特。[41]
[13] SdB to Sartre, 28 February 1947, LS 433.
波伏瓦为自己的书做了笔记，他们坐在芝加哥的比萨店里，喝着基安蒂酒。这次相聚接近尾声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约定在1948年春天再次见面，一起旅行四个月。但即便如此，在离开阿尔格伦之后，波伏瓦还是用蹩脚的英语写信给他，告诉他在他们分别时，她的心都碎了。阿尔格伦仍然想娶波伏瓦，但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尽管为了和他在一起她愿意放弃很多，但她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而活，我不能放弃在巴黎写作和工作，因为只有在这里，我的写作和工作才有意义。”[40]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将境况概念置于首要地位：她认为个人生活和个人作品的文化背景很重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波伏瓦才看不到她的洞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发法国以外的地方。
[14] ‘Chicago’s Bowery’, The Chicago Tribune, 13 November 1910.
我想让她知道，美国不完全是由富裕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朝着拥有郊区住宅和乡村俱乐部会员的目标前进。我想让她看看那些头也不回地走向监狱的人。我带她认识了一些抢劫犯、皮条客、偷行李的贼、妓女和瘾君子。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堕落，一直都是如此。那时候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带她参观了县监狱，给她看了电椅。[39]
[15] SdB to Sartre, 28 February 1947, LS 433.
8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了哥本哈根和瑞典。9月6日，她登上飞往芝加哥的飞机。萨特鼓励她去，甚至提出要出钱让她去。到芝加哥以后，阿尔格伦带波伏瓦游览了这座城市：
[16] 见SdB to NA, 12 March 1947, TALA 13.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想要在一起，但是两个人都知道有一个问题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不想离开芝加哥，而她也不想离开巴黎。阿尔格伦以前结过婚，和波伏瓦刚见面不久，他就觉得比起跟他有过七年婚姻的前妻，波伏瓦更像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一种不那么传统的方法来处理未来的关系：她将会来芝加哥和他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巴黎；之后他会去法国看她。
[17] ADD 72.
阿尔格伦在回信中向波伏瓦求婚了。他本来打算当面向波伏瓦求婚的，但是波伏瓦的信使得他不得不在信里就提出来。
[18] 见Nancy Bauer,‘Introduction’ to ‘Femininity: The Trap’, in FW 39.
波伏瓦在信里鲜少谈到萨特，就更别提瓦内蒂了。到了7月，瓦内蒂乘船从勒哈弗尔离开法国，并再次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波伏瓦再出现在她和萨特之间，她就要分手。萨特感到十分痛苦，波伏瓦也同样痛苦。波伏瓦回到法国已经两个月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7月，阿尔格伦写信给波伏瓦说希望她下一次来芝加哥就不要再离开了。7月23日，波伏瓦回信说她做不到。她爱着阿尔格伦，但是她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给他。波伏瓦不想对阿尔格伦撒谎，她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在没有准备好付出一切的情况下，自己只付出一部分是对的吗？”[38]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尽管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和焦虑，她还是希望向阿尔格伦坦白她的真实想法。
[19] 见ADD 40; and LS 419, 423, 427, 430.
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纳尔逊·阿尔格伦在芝加哥。
[20] ‘Femininity: The Trap’, FW 43.
[21] ‘Femininity: The Trap’, FW 46.
我们从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能看到很多她日常生活的细节：她写了什么，她在出版商的鸡尾酒会上见了谁，等等。波伏瓦想让阿尔格伦学习法语，于是在信里附上一些法语散文段落让阿尔格伦翻译。她告诉阿尔格伦这些是绝佳的法文，应该会让他有学习的动力。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默达尔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以及和理查德·赖特的对话都对她那本女性之书深有启发[36]，让她重新开始思考书写女性境况。“我想写一本重要性可以媲美这本黑人著作的书。”[37]默达尔为非裔美国人所做的事情，波伏瓦也想要为女性做，她想要展示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在面对女性议题时，人们是如何寻找托词的。
[22] ADD 330–34.
5月底，在圣兰伯特，波伏瓦重读了自己在1946年底写的关于女性的文字，也就是《第二性》的早期素材。有一段时间，波伏瓦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写作。[35]6月6日，波伏瓦决定在写完她的旅行游记之前不再动笔写“关于女人的书”，她开始全神贯注地写《波伏瓦美国纪行》，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23] Daily Princetonian, 22–24 April 1947, 引自Francis and Gontier,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Textes inédits ou retrouvés, Paris: Gallimard, 1979,p. 147.
这段时间，波伏瓦疲惫不堪，甚至有些抑郁。波伏瓦比平常要睡得更久，有时候她会沿着小路走到皇家港，那里有一首拉辛的诗歌，写得不怎么样，赞美了大自然的自由、清澈和真实，还有这片乡村的“充裕的孤独”。波伏瓦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用他送给她的红色自来水笔写信给他。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平日里从来都不戴戒指，这次从美国回来，她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了她手指上的戒指：“巴黎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34]
[24] ADD 57.
5月21日，波伏瓦带着书籍和笔记本离开巴黎去到切瓦雷里山谷中的圣兰伯特村。一英里外有一座修道院废墟，曾经是皇家香槟港，哲学家帕斯卡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诗人拉辛也在那里求过学。在巴黎，波伏瓦身边既没有阿尔格伦，还得跟瓦内蒂分享萨特。她需要独处来找回自己的宁静。萨特之前答应过要和波伏瓦在一起待两周，毕竟他也想见她，于是萨特把时间拆分给巴黎和圣兰伯特两地。瓦内蒂对于波伏瓦的归来感到十分不满，两周之后萨特又回到巴黎，回到瓦内蒂身边。波伏瓦还留在圣兰伯特村，偶尔她会因为《摩登时代》杂志的工作需要，以及看朋友回一趟巴黎。
[25] ADD 272.
波伏瓦希望巴黎的美能冲淡她的悲伤。波伏瓦抵达巴黎那天，她很高兴，但是第二天，巴黎的天灰蒙蒙的，不见一丝生气。波伏瓦在给纳尔逊的信里写道：“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死了。”瓦内蒂还在巴黎，但是纳尔逊却不在。波伏瓦写信给纳尔逊，说只要他们中的一人手头宽裕就让他来巴黎。波伏瓦身在巴黎，但是心却在大西洋彼岸的某个地方，她感到既痛苦又茫然。
[26] ADD 58.
波伏瓦和纳尔逊度过了一周的时间，5月17日波伏瓦登上了回巴黎的飞机。在纽芬兰转机时，波伏瓦给纳尔逊写了第一封信。波伏瓦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就哭了，但是泪水是甜的。波伏瓦写道：“我们永远不需要醒来，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精彩而又真实的故事。”[31]波伏瓦在这封信里称呼纳尔逊为“我珍爱的芝加哥男人”。[32]不久之后，纳尔逊会成为波伏瓦“最亲爱的美国难题”。[33]
[27] SdB to Sartre, 24 April 1947, LS 451.
5月10日，波伏瓦登上了飞往芝加哥的飞机，10点左右抵达。波伏瓦和纳尔逊之后把这一天称为他们的“纪念日”。第二天，纳尔逊送给波伏瓦一枚廉价的墨西哥戒指，波伏瓦说她要一辈子都戴着它。
[28] Simons 182. 见Diane Rubenstein,‘“I hope I am not fated to live in Rochester”:America in the Work of Beauvoir’,Theory & Event 15:2 (2012).
5月3日，波伏瓦收到萨特的来信。瓦内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她希望波伏瓦能在纽约多待一个星期。收到信那天是周六，阴雨绵绵的，读完信之后，波伏瓦有些崩溃，像过去那样痛苦流泪。五天过后，波伏瓦才给萨特回信，在信中她说，这个消息让自己伤透了心，但是想到比萨特希望的早回国，她又感到无法接受。虽然有些棘手，但波伏瓦最终还是改签了机票，5月6日的时候一切都安排好了：波伏瓦将会在5月18日周日那天上午10点半抵达巴黎。波伏瓦不想在回去之后的几天里与别人分享萨特，所以她让萨特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他们能好好地待一段时间。波伏瓦还在信末附上了写给博斯特的话，说自己对他甚是想念，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30]
[29] SdB to Sartre, 8 May 1947, LS 454.
5月1日，伯纳德·沃尔夫带波伏瓦去了一个抽大麻的派对。波伏瓦也想试试，纽约人告诉她一支就能让她飘飘欲仙，但是波伏瓦抽了六支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波伏瓦对于自己没有因为大麻香烟而飘飘欲仙感到恼火，于是她一个人喝了半瓶威士忌。但是半瓶威士忌下肚之后，波伏瓦也只是微醺而已，在场的美国人都震惊不已。[29]
[30] SdB to S, 8 May 1947, Lettres à Sartre, p.355.
4月24日，波伏瓦写信给萨特，说她回巴黎后想先见博斯特一面，然后和他一起去度假。因为还有几天空闲时间，于是她给纳尔逊·阿尔格伦打了个电话，问是否可以去看他。波伏瓦飞去了芝加哥，和纳尔逊度过了三天的亲密时光。三天之后，波伏瓦回到纽约，她收到了萨特的回信。萨特已经在路易丝安那酒店帮她订好了“粉色房间”，并答应她会去机场大巴那里接她。
[31] SdB to NA, 17 May 1947, TALA.15.
《波伏瓦美国纪行》很快被译成英语，1952年首先在英国出版，被讽刺为“格列佛小姐美国游记”。1953年，美版面世，但是删掉了波伏瓦对于美国种族隔离的讨论。波伏瓦的作品不止一次遭遇到删改：英文版的《第二性》也删掉了大量波伏瓦对于压迫的分析。1953年，人们认为美国公众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波伏瓦关于种族问题的看法。不过，近期一些学者认为，波伏瓦的分析是“20世纪对美国最透彻的两种分析之一”。[28]
[32] SdB to NA, 18 May 1947, TALA 16.
对于波伏瓦来说，白天和赖特夫妇在一起，在大街上受到出租车司机和行人的冷落，晚上却受到名流们的款待，这种落差着实有些怪异。有一次，波伏瓦在新学院（New School，一个新成立的激进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波伏瓦与达达主义画家马塞尔·杜尚共进晚餐，然后去参加埃尔温·皮斯卡托为她举办的大型派对。参加这个派对的还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作曲家库尔特·魏尔，甚至还有查理·卓别林。波伏瓦和卓别林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但是当另一位客人提议波伏瓦应当承认卓别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时，场面变得有点尴尬，波伏瓦称这一幕“简直荒唐可笑”[27]。
[33] SdB to NA, 17 January 1954, TALA 490.
在象牙塔外，波伏瓦与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一起看到的美国让她大开眼界。当波伏瓦和赖特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两个白人女性和一个黑人男性一起外出的时候，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载他们。赖特带她去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听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的政治布道[24]，还带她去参观黑人哈林区的一座简陋的教堂[25]。赖特的小说《土生子》讲述了20岁的黑人小伙儿比格·托马斯的故事，引发了詹姆斯·鲍德温和弗朗茨·法农等人讨论身为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赖特夫妇让波伏瓦见识到了美国的种族隔离：“从摇篮到坟墓，工作、吃饭、恋爱、散步、跳舞、祈祷时，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黑人，这让他时时刻刻都意识到‘黑人’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之相对的整个白人世界。”[26]
[34] 见SdB to NA, 23 May 1947, TALA 18.
波伏瓦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和萨特分享，她在纽约周边的很多大学和学院进行了讲座——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梅肯学院、奥柏林学院、米尔斯学院、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和史密斯学院。但是，即使是大学里的校报，都仍在报道中拿波伏瓦的外表和她与萨特的关系做文章。比如，《普林斯顿日报》（The Daily Princetonian）这样报道：“优雅迷人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存在主义在美国的女性大使，告诉听众，作家们不能再脱离大众，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23]
[35] SdB to NA, 24 May 1947, TALA 19.
4月中旬，波伏瓦回到纽约，她下榻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布雷武特酒店。波伏瓦和赖特夫妇以及伯纳德·沃尔夫见了面。波伏瓦原定于5月10日离开美国回巴黎，她写信给萨特，希望他能为她的归来好好安排一下——她只想见见萨特和博斯特，还问萨特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度假叙旧。
[36] 见ADD 236–48; 又见Margaret Simons,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Feminism,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2001, p. 177.
在美国期间，波伏瓦注意到一些事情，想要写进她关于女性的那本书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外国人身份，波伏瓦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她在《波伏瓦美国纪行》中写道，她惊讶地发现美国女性并没有法国女性那么自由。在访问美国之前，波伏瓦把“美国女性”当作“自由女性”的代名词；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她发现美国的未婚女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颇为震惊。起初，她写道：“美国女性着装的女性化程度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而且往往极尽性感，着实让我震惊。这里的女性杂志，不仅种类比法国的要多出很多，而且有很多关于如何钓到金龟婿的长篇大论。”在波伏瓦眼里，美国的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不喜欢，也因此在关系中互相争斗。波伏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男性往往惜字如金，而对话是友谊的必要条件；另一部分是因为男女之间互相不信任。”[22]
[37] SdB to NA, 1 December 1947, TALA 113.
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清楚地陈述了她成熟的女性主义观的核心主张之一：“最让人恼火和虚假的谬论就是在女性的帮助下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女性是凭直觉行事的、迷人的、敏感的。”[20]波伏瓦指出，这种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常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因而让女性感到分裂。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赋予了女人在男性眼中的价值，但是女人也因此害怕一旦女性气质缺失，自己就失去了价值。尽管女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和事业成就实现自己眼里的价值，然而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21]但为什么获得成功（或者魅力）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
[38] SdB to NA 23 July 1947, TALA 51.
波伏瓦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被宣传为一篇关于“法国女性的新角色”的文章，这篇杂志文章有些段落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性》中。不过我们不清楚当时波伏瓦是把书中的内容提前发在了杂志上，还是后来把她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用到了书中。[18]从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时尚》的编辑琼·康迪特在波伏瓦到达纽约后不久就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2月6日，她同意为他们撰稿，并在2月12日向打字员口授了自己的文章。[19]
[39] Nelson Algren,‘Last Rounds in Small Cafés: Remembrances of Jean-Paul Sartre and Simone de Beauvoir’, Chicago, December 1980, p. 213，引自Bair,pp. 335–6.
波伏瓦的美国巡回演讲被各种时尚杂志和大学报纸报道。3月中旬，《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女性气质：陷阱”（Femininity：The Trap），称波伏瓦为“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信徒”。这种讽刺的描述还是一直伴随着波伏瓦，也有杂志称她为“像男人一样思考的女人”“一个苗条帅气的38岁法国女人”，不知道当时的波伏瓦有没有厌烦这样的描述。这本杂志同期还刊登了一篇关于安德烈·马尔罗的文章，将他描述为“文学上的强者”“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敌人”。（读者不禁会疑惑安德烈哪里苗条、帅气了。）
[40] SdB to NA, 26 September 1947, TALA 66.
3月12日，波伏瓦回到纽约，给阿尔格伦寄了一封信——阿尔格伦也给她在芝加哥的旅馆寄了一些书，但那时候波伏瓦已经退房了所以没有收到。阿尔格伦还寄信问波伏瓦能否再来芝加哥。波伏瓦说她不确定，因为她在纽约还有很多讲座要做，4月的时候也许可以再去芝加哥。
[41] 见Isabelle Grell,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de Sartre: genèse et écriture (1938–1952), Bern: Peter Lang, 2005, p.155. 关于斯温后来的回忆，见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p.187.罗利在2002年采访了斯温。纽约摩根图书馆收藏着萨特给斯温的62封信。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件中称斯温为“小家伙”;见QM 282.
回到洛杉矶后，波伏瓦和纳塔莉搭乘灰狗巴士前往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波伏瓦和纳塔莉一起旅行了三个星期：从圣达菲、休斯敦、新奥尔良、佛罗里达，最后到纽约，一路上波伏瓦同时进行着自己的巡回演讲。虽然行程劳累，但是波伏瓦很享受在旅行中观察和学习。波伏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在酒会和晚宴上与听众、大学教师、学生们聊天。波伏瓦阅读美国书籍，记录自己看到的美国人的生活。在这次巡回演讲访问之后，她出版了一本游记《波伏瓦美国纪行》（America Day by Day）。书里有不少热情洋溢的文字，波伏瓦说，在去纽约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会像爱巴黎那样爱另一个城市”。[17]
[42] EA 101.
第二天早上，波伏瓦坐上了去往洛杉矶的火车。两天之后，波伏瓦抵达了洛杉矶，来车站接她的是她之前的学生兼情人纳塔莉·索罗金。纳塔莉和她的丈夫伊万·莫法特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住在韦斯特伍德。纳塔莉开车载着波伏瓦来到她家的公寓，莫法特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莫法特是个小有成就的编剧，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很喜欢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甚至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制片人朋友乔治·史蒂文斯。他们讨论着若是请葛丽泰·嘉宝和克洛德·瑞恩斯来做主演，应该可以票房大卖。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如果拍电影，能赚3万美金，这难道不让人头晕目眩吗？”[15]（波伏瓦希望明年自己会因为这件事再来美国，但是很不幸这个电影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形。[16]）几天后，纳塔莉和波伏瓦开始了一场美国公路旅行，纳塔莉开着她丈夫的红色帕卡德车一路驶向旧金山，到达了能够看到内华达山脉天际线的孤松镇，在那里和莫法特以及乔治·史蒂文斯会合。
[43] EA 71.
那天晚上分开时，他们约定第二天再见。第二天，波伏瓦在法兰西联盟酒店吃了午饭，吃完午饭后，她要求主办方的接待者把她送到阿尔格伦的住处。显然，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很惊讶波伏瓦想要去拜访那一带街区。他们开着车，经过一片片空地和废弃的仓库，最后来到了西瓦班西亚大道1523号。阿尔格伦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报纸和杂物，厨房里生着火，床上放着一条颜色鲜艳的墨西哥毯子。波伏瓦没有在阿尔格伦的家里逗留，他想带她去周围走走看看。波伏瓦和阿尔格伦在严寒中漫步，然后去喝了点酒暖暖身子，不一会儿波伏瓦就离开了，她得去和法国领事馆那些衣着光鲜的绅士共进晚餐了。
[44] EA 40.
阿尔格伦当然能，他也的确这么做了。阿尔格伦带波伏瓦去了以“红灯区、廉价劣质酒、下流舞蹈”而闻名的波威里街。[14]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一起去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之后在一个黑人俱乐部听爵士乐。当时，阿尔格伦几乎不会说法语，而波伏瓦的英语也是马马虎虎凑合用。但是那天晚上，阿尔格伦向波伏瓦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底特律，在芝加哥南部的贫困地区长大。他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犹太人。但是阿尔格伦对这两种身份都没有什么认同感。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新闻，然后乘火车环游了美国南部。有一次，阿尔格伦在得克萨斯州偷了一台打字机，结果坐了4个月牢。阿尔格伦本来要去在法国的军队服兵役，但是在途经纽约时他改变了主意，又原路返回。除此之外，阿尔格伦几乎没有离开过芝加哥。阿尔格伦很喜欢写作，他觉得波伏瓦应该好好看看美国。
[45] EA 66.
波伏瓦试着给阿尔格伦打了三次电话，但是因为波伏瓦发不准他名字的音节，老是被他挂电话。第三次之后，波伏瓦找了一个美国人帮忙，那天晚上他们在酒店的酒吧见面了。[13]当时阿尔格伦38岁，比波伏瓦小一岁，人高马大，收拾得很精神。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已经看厌了美国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到目前为止，因为巡回演讲的缘故，波伏瓦总是辗转于一家又一家的高档酒店。做了这么多次演讲，波伏瓦见惯了各种午餐会和龙虾大餐，她问阿尔格伦能不能带她见识一下真正的芝加哥。
[46] EA 71.
波伏瓦有一场演讲在芝加哥，她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波伏瓦到达芝加哥时，街道上大雪纷飞，风城的绰号名副其实。寒冷的天气让波伏瓦不想一个人探索这个城市，她在纽约的朋友让她去找一个人：纳尔逊·阿尔格伦。阿尔格伦是个表面上十分硬汉的小说家，他描写美国底层人的生活，尤其是瘾君子和妓女。
[47] 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 Lecarme-Tabone, ‘Introduction’, MPI xl.In English，见Webber,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近年来，女性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赢得了选举权（比如在法国），还可以接受教育，拥有了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加深对自我内在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11]但是波伏瓦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女性气质常常被认为是谦逊的象征，女性缺乏胆量，也害怕承担胆量所带来的后果。波伏瓦写道，女性在孩童时代还有一些自主权，但是长大后就被鼓励为了幸福和爱情放弃这种自主权。[12]
[48] A. de Waelhens, compte-rendu de Francis Jeanson, Le problème moral et la pensée de Sartr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1948 (10): 229.
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且仅仅是男人，创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属于他们。女人虽然立足其中，却从来都是束手束脚的；男人探索自己主宰的领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了解它，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去统治它，甚至通过艺术的方法去重新创造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不过最近几年，女性的境况完全不一样了。[10]
[49] 见Beauvoir,‘What is Existentialism?’, PW.
2月中旬，波伏瓦离开纽约，开始了一场为期24天的全美巡回演讲，主题是“战后作家的道德问题”。波伏瓦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法国女性作家的文章：《女性文学的问题》（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和《文学女性》（Women of Letters）。《法国美国》杂志（France-Amérique）介绍波伏瓦时，说她是“哲学家、记者、小说家”。女性文学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女性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波伏瓦认为，女性的局限在于她们所处的环境，而不是天生能力的不足：
[50]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3.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乐于接受新思想的国家，波伏瓦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纽约客》采访了波伏瓦，报道了她访问美国的行程，称波伏瓦为“萨特的精神伴侣”以及“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9]
[51] FC 170.
理查德·赖特还向波伏瓦介绍了一本书，这本书改变了她的想法：《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出版于1944年，是当时研究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最著名论著。[195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废除种族隔离审判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也引用了这部作品，到1965年，该书售出10万册。]默达尔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陷入恶性循环，而是由他所谓的“累积原则”导致的。他认为白人一直在压迫有色人种，还指责他们糟糕的表现。除非白人能够消除偏见，或者美国黑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将继续危害整个社会。美国的政治理想——如平等、精英统治和机会——都没有考虑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黑人都受制于压迫、偏见和排斥。这部作品写于民权运动之前，默达尔提出，很多美国白人并不了解黑人同胞所面临的情况。因此，默达尔认为增强意识是改善种族歧视状况的关键，因为与“恶性循环”不同，累积原则可以是双向的：既可以往“向上的”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往“向下的”人们不希望的方向发展[8]。
[52] SdB to NA, 3 August 1948, TALA 206.
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和一对异种族结合的夫妻埃伦·赖特和理查德·赖特成了好朋友，之后几十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理查德是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和《黑孩子》（Black Boy）的作者；埃伦后来创立了一家文学经纪公司，波伏瓦成了她的终身客户。[6]1940年，波伏瓦第一次读到赖特的作品，当时《摩登时代》的创刊号杂志发表了赖特的一个故事：《火与云》（Fire and Cloud）。赖特认为波伏瓦和萨特能敏锐地感受到人类的困境，没有什么能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不久，波伏瓦就把赖特夫妇在查尔斯街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5岁的女儿喜欢她，这让波伏瓦有点吃惊。他们的朋友也很喜欢波伏瓦，赖特夫妇把她介绍给了知识分子伯纳德·沃尔夫，沃尔夫曾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时的秘书，写过关于蓝调音乐的书。知道波伏瓦想听真正的爵士乐之后，沃尔夫给她安排了门票，去卡耐基音乐厅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奏会。[7]
[53] SdB to NA, 8 August 1948, TALA 208.
在头脑里勾画了这个女人几个月之后，波伏瓦现在终于见到了真人，感到很高兴。[4]波伏瓦现在明白了萨特的感受，她在给萨特的信里写道：“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也尊重你的选择。”不久之后，瓦内蒂邀请波伏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帮她和几家美国报纸和杂志牵头联系。当时波伏瓦会写一些关于女性作家和女性气质的文章，赚一些零花钱。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第二性》出版前的两年，波伏瓦就已经开始分析“一战”是如何改变了女性的境况，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但是女性已经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偿工作。[5]
[54]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0, 212.
当时多洛雷丝·瓦内蒂还没有离开纽约，波伏瓦想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瓦内蒂也答应要介绍几个编辑给波伏瓦认识，所以波伏瓦主动约多洛雷丝在第五大道的雪梨荷兰酒店喝一杯。她们一起喝威士忌，尽管一开始双方都有点紧张，不过那天她们一直聊到夜里三点钟。
[55]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4.
波伏瓦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既好奇又警惕。虽然当地的白人都建议波伏瓦不要独自一人去哈林区，但她还是一个人去哈林区散步，就像她当年无视朋友们不要在马赛搭便车的警告一样。波伏瓦还尝试了苏格兰威士忌，在她看来这是打开美国大门的其中一把钥匙；虽然起初她不喜欢，但很快就适应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3]起初，波伏瓦用英语给酒店前台打电话或者预约时，多少会有点不自在，不过她渐渐克服了这些，变得自如起来。
[56] SdB to NA, 26 August 1948, TALA 216.
波伏瓦对纽约充满了惊奇：人们把信件扔进邮筒里，从机器里面买东西，他们讲起话来就好像她和萨特都喜欢的电影里的人物一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波伏瓦和萨特就同时对美国和苏联产生了一种喜爱：他们喜欢爵士乐、非裔美国人圣歌、蓝调、美国电影和美国小说。不过波伏瓦和萨特也都认同，美国庇护了那些最可恨的资本主义压迫，他们也憎恨美国对穷人的剥削，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虽然苏联的艺术魅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很钦佩苏联的社会实验。[2]
[57] SdB to NA, 31 December 1948, TALA 254.
波伏瓦下了飞机过安检，移民局官员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波伏瓦的签证上写着：讲座。官员问：“关于什么的讲座？”波伏瓦说：“哲学。”来机场接波伏瓦的是法国文化服务中心的一名女士，她带波伏瓦吃了一顿龙虾晚餐，然后前往她在市中心的酒店。正式的接风洗尘结束后，波伏瓦立刻动身去曼哈顿，她一边大步地走在街道上，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虽然此前波伏瓦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真的看到这一切时，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百老汇、时代广场、华尔街、自由女神像。波伏瓦在这里感觉自由极了，没有人会盯着她看。[1]
[58] Sartre，引自约翰·杰拉西的采访， Talking with Sartre:Conversations and Deb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
1947年1月25日，波伏瓦搭上去纽约的飞机，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月重要的时光。波伏瓦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英美小说，儿时读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和乔治·爱略特，后来也很欣赏海明威、伍尔夫以及很多其他英美作家。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的法国记者、超现实主义诗人菲利普·苏波帮波伏瓦安排了美国巡回讲座，对此，波伏瓦高兴极了。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驻美领事馆的文化部工作，他负责安排承担了波伏瓦美国之行的费用。而在波伏瓦离开法国时，多洛雷丝·瓦内蒂则即将去巴黎，跟萨特待上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