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什么坏事啊。”她回答说，“宇宙虚无是万物生发的地方，是万物的开端。想想看，黑洞吸收能量，然后再把能量以一种有生命的新形式重新释放出去。”她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的双眼，神秘兮兮的语调稍微缓了一些，“我的前男友是个鸟类学家，专门研究乌鸦学。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渡鸦，因为我是英语文学硕士，所以无奈地把他的烂稿子读了差不多10遍，从里边学到了一堆没用的知识。”她照照镜子，把头发往后抹了抹说，“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彩虹聚会’？”
“宇宙虚无？”我顿感大失所望。
“不是的，我……”
“肯定是乌鸦的羽毛。”她一边说一边伸手轻轻抚摩了一下，神神秘秘地对我补充道，“不是渡鸦就是乌鸦，是宇宙虚无的象征。”
“你也一起来吧，这个聚会可棒了，今年在沙斯塔三一国家森林（Shasta-Trinity National Forest）举办，就在蛤蟆湖湖边。”
“谢谢你。”说完，我从镜子里和她对视了一下。她皮肤白皙，棕色眼睛，背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穿着一件手工扎染的T恤和打着补丁的牛仔毛边短裤，脚蹬一双勃肯牌凉鞋。我一边从嘴角喷着牙膏一边说：“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上次和女人对话，已恍若隔世。
“去年聚会是在怀俄明州举办的，我参加了。”我回答道。
我走进女洗手间，墙上的一排水槽上安着一面荧光照明的镜子。我正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一位女士指指我背包上的羽毛对我说：“我喜欢你的羽毛。”
“对——对——”她说“对”的时候，和不少人一样喜欢拖着长音，“祝你徒步旅行愉快啊。”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向我和我的羽毛翘了翘大拇指，兴奋地大吼了一声，“乌鸦学！”说完，她朝门外走去。
他看上去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和格雷格8点就到了特拉基，而直到11点，我俩仍没打到一辆去塞拉城的车，只得站在灼人的公路旁干等。
“喂，运气这种事儿可是说不好的。”我抗议道，“我几年前路过拉斯韦加斯的时候，往老虎机里丢了个5分钱的硬币，一下子赢了60美元呢。”
一辆大众巴士从身边呼啸而过，我朝着车屁股大喊一声：“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已经至少有六辆大众巴士对我们视而不见地开走了。连开大众巴士的人都不伸手相助一下，我难抑胸中的怨气，对格雷格说：“可恶的嬉皮士！”
格雷格不形于色地对我笑笑，仿佛在说：“看吧，我早就料到了。”好像他能预测出我必输无疑似的。
格雷格道：“我还以为你也是嬉皮士呢。”
巴士开到里诺时已是凌晨4点，一路上我一分钟也没有合眼。离下一班开往特拉基镇的巴士出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和格雷格便背着背包，睡眼惺忪地在紧挨着车站的小赌场里闲逛着打发时间。我虽然疲倦，却又兴奋难抑，手中拿着一次性塑料杯，一口口啜饮着立顿红茶。格雷格玩了一会儿21点，赢了3美元。我从口袋里摸出三枚25美分的硬币，一股脑儿地投进了老虎机，把钱输了个精光。
“是吧，只能算是吧。”我坐在路肩的碎石上，重系了一下靴子的鞋带，但系完后却站不起来了。原来，我已经有一天半没有合眼，早就累得头昏眼花了。
我把钱塞进口袋里，关上头灯，然后透过窗户向西边望去，心中泛起一丝伤感。我有些怀念过去，但不知自己是在怀念从前的生活还是在怀念步道。在月光和天幕的映衬下，内华达山的轮廓隐约可见。它看上去还是那堵高耸入云的墙，和几年前我跟保罗驾车时看到的别无二致，只是这次，它仿佛不再不可逾越了。我能想象自己站在山上，被山环绕着，和山融为一体。我尝过了用双脚一步一步走过这高山的感觉，离开塞拉城之后，我马上又能重新回到这座山的怀抱中了。我选择了绕过塞拉高地，也就意味着我无缘一睹红杉国家公园（Sequoia National Park）、国王峡谷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s）、图奥勒米草原（Tuolumne Meadows）、约翰·缪尔荒野（John Muir Wilderness）和孤寂荒野（Desolation Wilderness）以及沿途的诸多美景了。但在绕过这些景点后，我仍可以在内华达山上徒步900英里，然后从那里上喀斯喀特山脉。
“要不你往前走点儿，然后自己招手搭车吧。”格雷格说，“要是你独自一人的话，早就搭上车了。我能理解。”
再急也无济于事。我没有带信用卡，因此除了用手中的钱勉强应付，我别无选择。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往箱子里多装些钱，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装到箱子里了。我把从冬天到春天得到的小费全都攒了起来，还变卖了不少家当。补给箱里所有的食物以及我摆在莫哈维旅馆床上的所有装备，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我给丽莎寄了一张支票，支付了所有装备补给箱的邮寄费，又写了一张支票，用来支付没能给我一纸文凭却要我一直到43岁才能还清的学生贷款的4个月的还款。剩下的钱，留作我在步道上的各项开销。
“不。”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明白他的意思：一个单身女性要比一男一女看上去可靠许多。单身女性比较容易博取他人的帮助——当然，不排除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格雷格毕竟是我的同伴。因此，我俩又一起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一辆汽车停了下来，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车，往塞拉城赶去。塞拉城位于海拔4 200英尺的山上，城中景致宜人，分布着少量的木质建筑。这座城市的南边是尤巴河北支流，城的北边，布特山那棕土色的峰尖笔直地插入蔚蓝的晴空之中。
“我也是。”我口是心非地回答。即使是在疲劳时，我也没法在开动的车上睡着，何况现在我并不累，反倒因回到了现实世界而乐不可支。在认识我超过一年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我正在去里诺的路上，我想着，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从没有去过里诺，而对于穿着这身行头、邋遢得像只流浪狗、头发像粗麻布一样打着结的我来说，里诺仿佛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把所有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借着头灯的灯光数了数钞票和硬币：一共是44美元75美分。看着这少得可怜的家当，我的心不禁一沉。我的花费比原计划超出太多了，我本来并不打算在里奇克雷斯特和孤松镇停脚的，去特拉基的车票也是计划外的开支。我得等到一周后到达贝尔登镇才能从装备补给箱里拿到钱，而那也只是区区20美元。我本来跟格雷格说好，准备到了塞拉城后在旅馆里歇息一夜，减轻一下旅行的劳顿。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可能只能在帐篷里打打地铺凑合了。
我们在城市中心的便利店下了车。店门口游人如织，这些人多是赶在国庆节前出游的游客。人们坐在刷着彩漆的门廊上，吃着手中的冰激凌。
巴士驶上了高速，格雷格对我说：“我要睡一会儿。”
“你吃不吃蛋筒冰激凌？”格雷格掏出几美元，问道。
到里诺的巴士终于来了，车上的乘客很少，我跟着格雷格走到车的中部，隔着过道坐下。
“不用了，一会儿再说吧。”我压低了声音，想要掩盖住自己的渴望。我当然想吃蛋筒冰激凌，我只是怕交不起旅馆的房费，因而舍不得买。走进人头攒动的商店，我尽量不让自己的眼睛往食品那边看，只是站在收银台旁边，一边等着格雷格，一边翻看观光手册。
但是他错了。我们打听到，这里没有直达塞拉城的大巴。我们得在当晚搭七个小时的巴士到内华达的里诺市（Reno），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去加州的特拉基镇（Truckee）。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得搭顺风车走完剩下的70英里路程，然后才能到达塞拉城。我们买了两张单程车票，又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坐在便利店停车场边温暖的人行道上等巴士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消灭了几大包薯片和几罐汽水。我们聊太平洋屋脊步道，聊背包客的装备，聊今年破了纪录的积雪量，聊雷·贾丁的“一切从轻”打包理论，聊他和他的“粉丝”徒步旅行的方式——当然，不排除他们对贾丁的理论和方法有曲解之处。然后，我们的话锋转到了自己的身上。我询问了他在塔科马城的工作和生活：他不养宠物，没有孩子，有一个相恋一年、也酷爱背包旅行的女友。不难看出，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考虑得面面俱到。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不知我的生活在他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格雷格买完东西走了过来，我一边拿着亮光纸印刷的小册子扇风，一边对他说：“1852年布特山上的积雪崩塌，把这整个城市都给埋了。”格雷格一面好像早有耳闻似的点点头，一面舔着他的蛋筒冰激凌。看着他的吃相，我的心中挺不是滋味，于是把脸转到了一边，说：“希望你别介意，我得找个便宜点儿的旅馆住，我是指今天晚上。”其实对我来说，找个免费的扎营处才是正道，但我已是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再在外露营了。上一次睡觉，还是我在塞拉高地时的事情。
我们走向便利店。“我们要坐的车在那儿。”格雷格指着店门口停车场的一辆灰狗大巴对我说。
“这里怎么样？”格雷格边说边指了指对面的一栋木制小楼。
我点点头，并未感到惊奇，因为这儿的景色的确和好莱坞的影棚没什么两样。这里的土地一马平川，只有鼠尾草，没有树木，单调的景致就这样一直延伸几英里。两边，内华达山那积雪的山峰高耸入云，看上去如梦似幻。
小楼的楼下是酒吧兼饭店，楼上是带公共卫生间的出租房。虽然才刚到一点半，但酒吧里的女工作人员还是让我们提前入住。交完房费后，我只剩下了13美元。
“那部片子是在这儿取的景。好多西部片都是在这儿拍的呢。”
我们来到各自的房间，在相邻的两扇门前站定。格雷格问：“今晚要不要一起去楼下吃饭？”
我摇了摇头。
“好吧。”我的脸微微有些红晕。我虽然对他没有兴趣，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希望他能对我感兴趣——这很荒唐，这一点我自己也清楚。我的安全套说不定就是他拿的，想到这里，我的全身似有兴奋的电流通过。
“你有没有看过亨弗莱·鲍嘉演的《夜困摩天岭》？”格雷格问道。
我们好像是目前为止整层仅有的住户。格雷格指了指走廊尽头供整层使用的卫生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先进去。”
两个人离开后，我和格雷格一起走到了兼做大巴车站的便利商店。一路上，我们经过一家酒吧，标牌上写着“老西部酒吧”，还经过一个商店，橱窗里摆着骑在斗牛背上的牛仔的带框画。
“谢啦。”说完，我打开自己的房门走了进去。屋里的一堵墙边靠着一台老旧的木制古董梳妆台，台上带着一面圆形的镜子。另一堵墙边摆着一个双人床，床边是一台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和一把椅子。天花板的正中，垂下来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我把“怪兽”放下，坐在了床上。床发出了刺耳的咯吱声，随着我的体重往下一沉，不安稳地摇晃着。只是坐在床上，我就几乎要因这舒适的快感而飘飘欲仙了，真好像从炼狱之火中解脱出来一般。我用来兼做睡床用的野营椅上没有软垫，步道徒步的途中，我虽然每夜都能熟睡，但这不是因为床很舒服，而是因为我累得顾不上挑剔了。
“好让我不要忘了你呗。”我说完，大家都笑了。
我虽然困乏，但四肢满是泥土，浑身恶臭，这副模样上床简直是天理难容。自从两周前在里奇克雷斯特的旅馆里住过一夜，我再也没正经洗过澡。我穿过走廊来到卫生间，发现里面没有淋浴，只有一只大大的瓷质四爪浴缸，以及一个堆着许多毛巾的架子。我取下一条毛巾，嗅了嗅毛巾上那沁人心脾的香皂的芬芳，然后宽衣解带，站在全身镜前打量着自己。
道格指着他在肯尼迪草原送给我的那根黑色的羽毛说：“你还带着你的幸运符呢。”这根羽毛被我插在“怪兽”的支架上，从我的右肩上方伸出来。
我被自己的样子惊呆了。
“你确定你不来吗？”汤姆反问我。
与其说我像一个在野外背包旅行了三周的女人，还不如说我是一场离奇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我的四肢、后背和臀部布满了颜色由黄渐黑的累累伤痕，好像有谁用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顿似的。我的髋部和双肩上满是水疱和红疹，被背包磨破的地方鼓着肿包，留着深色的血痂。在瘀青、伤口和泥土之下，新长出的肌肉若隐若现，身体上不久前还松垮的部分，如今已经变得紧致结实。
“你们两个确定要顶着积雪上路吗？”我问道。
我把浴缸蓄满水，然后用搓澡布和肥皂搓洗全身。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缸里的水被我全身洗下的泥土和血染成了黑色。我把水放掉，又重新接了一缸。
道格与我四目相视：“我们要返回步道上了。”我拥抱了道格和汤姆，胸口感觉堵堵的。我对两人都挺舍不得，而除了离愁之外，我对两人的前途也有些放心不下。
泡在第二遍水中，我把身体往后靠在缸壁上，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激之情。过了一会儿，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我的双脚，只见脚上满是水疱和伤口，几个脚趾的指甲已经完全变黑了。我摸了摸一个指甲，发现这指甲已经几乎与脚趾完全脱离了。最近几天，这个脚趾一直让我疼痛难忍，越肿越大，好像要把我的指甲从上面顶下来似的。但现在，剧痛已经基本消失。我拔了拔那片指甲，随着钻心一痛，指甲掉了下来。指甲原来生长的地方，是一层不像指甲也不像皮肤的东西，呈半透明状，还带有些光泽，好像一小片保鲜膜似的。
挂上电话，我心如乱麻，闷闷不乐。来到镇上，我的心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积极。我沿着镇上的大街走着，在路上碰到了大家。
吃晚餐时，我对格雷格说：“我掉了一个脚指甲。”
我和格雷格一起从步道道口下山，走了2英里后，来到了马蹄铁草原（Horsehoe Meadows）的一处野餐营地。我们在这里与道格和汤姆碰面，然后一起打车往孤松镇（Lone Pine）出发。孤松镇本来并不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些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者选择把装备补给箱寄到这个镇上，但我原本的计划是一口气顺着步道往北再走80英里，尽快到达独立镇（the town of Independence）。我的背包里还存有几天的食物，但是一到孤松镇，我就马上到食品杂货店把食品储备补得足足的——如果绕道，我就得走过塞拉城到贝尔登镇（Belden Town）之间的90英里路程，因而我必须为这段路备足食物。之后，我找到一部付费电话，拨通了丽莎的号码，在她的留言机上留了言，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最新计划告诉了她，让她尽快把我标有贝尔登镇的那只箱子寄出来，还嘱咐她在得到我的通知之前先不要动其他的补给箱。
“你的脚指甲掉啦？”格雷格问道。
“顶上几乎大雪封山了。”他回答道。然后，我俩把视线转向了四周崩塌下来的巨石堆中被风吹得枝干歪斜的狐尾松。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树木和山脊的轮廓清晰可见，仿佛离天空只有咫尺之遥。那是号称美国本土最高峰的惠特尼山（Mount Whitney），巍然屹立在步道的不远处，似乎触手可及。
我嘟嘟囔囔地说：“只掉了一个。”我意识到其他的脚指甲也有脱落的危险，更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笑了。
“是吗？”我松了一口气，心里不禁高兴起来。
服务生端着两盘意面和一篮子蒜蓉面包朝我们走来。格雷格对我说：“可能是因为你的靴子太小了。”
“我也是。”他回答道。
吃晚餐之前，我跟着格雷格一起去了洗衣店，又花去了50美分，所以我更需要在点餐时节省一些了。但自从我俩在桌旁坐下，我就不由自主地点了和格雷格一样的菜品，既点了餐前的朗姆可乐，又对蒜蓉面包来者不拒。吃饭时我极力掩饰，不想让格雷格看出我脑子里正在一个劲儿地计算着餐费。格雷格已经知道我这次旅行的准备有多么仓促了，我不想再在他面前露怯了。
我不甘心地告诉他，我准备绕开积雪带。
但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蠢瓜。等到我俩拿到账单、加上小费，然后AA制各自付了钱之后，我只剩下65美分了。
第二天下午，我向步道道口进发，准备从那儿下步道。到达道口之前，格雷格赶上了我。
饭后我回到房间里，打开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想读一读下一段路程的情况。下一站是贝尔登镇，到了那儿，我就能领到我那装着20美元现金的装备补给箱了。靠着65美分支撑到贝尔登镇应该没问题，对吧？再怎么说，我也是刚从荒野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况且我也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了。我虽然找到了让自己宽心的理由，但仍然心慌意乱。我给丽莎写了一封信，让她用我寄给她的那一点钱去买一本《俄勒冈境内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寄给我，还把她需要在加州余下的路途中寄给我的箱子重新排了序。我再三检查了补给箱的邮寄清单，把里程和日期地点一一对照，确保万无一失。
“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跳也跟着加速了。不过多时，我便闭上双眼，进入了梦乡。
关上灯，我躺在咯吱作响的床上准备睡觉。我听到隔壁房间的格雷格也在吱呀作响的床上辗转着，感到他是如此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听着他的响动，我一时间孤独难抑，几乎要痛苦地哀号出来。这扰人的孤寂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并不想和格雷格有什么瓜葛，但同时，我又想占有他的全部。如果我起身去敲他的门，他会是何反应呢？如果他开门让我进屋，我又会做出什么来呢？
“大概有500英里吧。”道格回答道。
我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这已不是我的第一次了。
“我在想，我如果绕开积雪带的话，可以在俄勒冈全境徒步旅行。”我侧卧着把脸朝向道格帐篷的方向，心中有些希望此时他正在我的帐篷中靠着我躺着。我渴望有个人能够躺在我的身边，我在莫哈维的旅馆里也曾有过渴望有个伴儿的空虚和饥渴。我渴望的，不是一个可以去爱的人，而只是一个可以紧贴着我的身体的人。我接着问：“你知不知道俄勒冈境内的步道有多长？”
“我对待性，挺像个男人的。”一年前，我曾这样告诉一个与我有几面之缘的心理治疗师。他叫文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一家社区诊所工作。在这个诊所，像我这样的病人只用花上10美元，就能接受像他一样的医生的治疗。
“怎么啦？”
“男人是怎么对待性的？”他问道。
“道格？”我向黑暗中喊道。道格的帐篷离我的只有一臂之遥。
“不带什么感情，”我回答说，“或者说，很多男人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在性上不投入什么感情。”我看了看文斯，他40岁的样子，深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两鬓的头发就像脸两旁的两只小小的黑色翅膀。我对他没什么兴趣，但如果他站起身吻我，我也会回吻他。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吃晚饭时，我躺在帐篷里，把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放在胸前，累得连把书举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我浑身发冷，而且这里是高海拔地区，空气也很稀薄。我被一天的步行折腾得精疲力竭，但即便如此，却仍然睡不踏实。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如果绕过塞拉高地，我的整个行程几乎就被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以及按照整个夏天的行程而分装好的每一餐饭和每一只箱子，就都白费功夫了。如果我决定跳过原本计划一步步走过的450英里路程，那么我到达阿什兰的时间也要相应地从9月中旬提前到8月上旬了。
但他并没有起身，只是缄口不言地点点头，那沉默之中既有怀疑也有相信。终于，他开口问道：“有谁在感情上抛弃你了？”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各自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捧着盛满了米饭、豆子或面条的锅，默默地吃着自己的晚饭。拒绝两人的邀请时，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因为这意味着我得绕开塞拉高地而行了。另外，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独自完成这次旅行，但其实内心里还是从两人的陪伴中寻到了慰藉。晚上有了汤姆和道格在身边，即使伸手不见五指的帐篷外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或者有仿佛昭示着噩运的邪风呼啸而来，我也不必安慰自己“我不害怕”了。然而，这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坚定地直视自己的恐惧感，或者说直视别人对我和我对自己亲手犯下的那些错误。如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我又怎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我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别扭地笑笑。我的目光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着他身后挂着的一张带框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旋涡，想必是银河吧。正对着旋涡的正中有一个箭头，箭头上方写着“你在这里”。这是一幅在T恤和海报上随处可见的画，我一直不太喜欢，不知道这画的基调是喜还是忧，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重如泰山还是轻若鸿毛。
“因为我必须单独完成这次旅行。”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从没有人跟我提过分手，每次分开都是我提出来的。”我的脸霎时火辣辣的，我发现此时自己的双臂交叠在一起，双腿也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瑜伽中的鹰式，是个特别拧巴的姿势。我试着放松下来用正常的姿势坐正，但还是浑身紧紧的。我不大情愿地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强装笑脸地问，“我是不是该把我父亲的事儿说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道格问。
母亲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与文斯一同坐在这间屋里，一提到父亲，我顿时感到心里堵得慌。十几岁时，我把“我恨他”挂在嘴边，但现在，我连自己也说不清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他就像我脑中播放的一段家庭录像，录像的旁白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录像中既有戏剧性的“大场面”，也有被打乱顺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场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岁之前发生的事情吧。我记得父亲曾怒不可遏地把装满食物的盘子摔在墙上，还记得他骑在母亲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的场景。5岁时的一个深夜，他把我和姐姐从床上抱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永远离开这个家，而母亲则站在一旁，身上淌着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紧抱在胸前求他停下来。我和姐姐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他双膝跪在地上，用额头抵着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着。那绝望，让我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谢谢你们，”我说道，“你们能邀请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
有一次，父亲大发雷霆，扬言要把母亲和她的孩子剥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们几个孩子不是他的亲骨肉似的。那是一个冬日，当时我们住在明尼苏达，我还在把任何话都完全当真的年纪，所以认为他定会说到做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们四个人赤裸着身体、一边尖叫一边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场景。我们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母亲因为要去上班，所以让父亲在家里照看过我们几次。他看管得不耐烦后，就命令利夫、卡伦和我到后院去，把我们关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着刚开始蹒跚学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们在草地上一边走一边哭，等到把伤心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后，就玩一会儿过家家或者扮演一会儿马术比赛的主持人。玩厌了之后，我们就走回房后，一面敲后门一面气愤地大叫。我清晰地记得那扇后门以及通向后门的三阶混凝土台阶，我站在台阶顶上踮起脚尖往窗户里张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汤姆说：“我们还是想试试看。”
我脑中的录像没有多少愉快的记忆，不足以组成影像。愉快的记忆像是一首诗，也只是一首短诗。我记得，父亲酷爱约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记得他从工作的杂货店里给我们带回家的巧克力棒，记得他怀揣的那些远大理想，以及他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热盼，让年幼无知的我也不禁跟着他一同感伤。他爱唱查理·里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没有见过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他说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亲，说我们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但这段回忆也被溅上了污点，因为他只有在想把母亲哄回来时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向母亲发誓，说自己绝不再重蹈覆辙了。
“无论是结伴还是单独行动，都是有危险的。”我说道。
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是个践踏人心的畜生。
汤姆道：“就连我们也不敢单独行动呢。”
母亲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边。我们从来不走远，因为我们无处投奔。亲戚不在身边，母亲也不愿家丑外扬。美国第一家为受虐妇女开设的庇护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亲直到那一年才下决心与父亲一了百了。在此之前，母亲只能带着我们连夜开着车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后座，看着仪表盘上幽幽的绿光，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利夫则和母亲一起坐在车的前排。
道格说：“你一个人走太危险了。”
早晨，我们又回到了家里。父亲的酒醒了，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又哼起了查理·里奇的那首歌。
“和你们一起走？”我从羊毛绒帽的阴影下直直地盯着他俩。我已经把带来的衣服全部穿在了身上，气温已经差不多降到了冰点以下，周围的树荫下，是零星散布的一片片积雪。
我5岁时，我们全家从宾夕法尼亚搬到了明尼苏达。一年后，当母亲终于决意与父亲断绝关系时，我边哭边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在我看来，离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论怎么说，我还是爱父亲的。我也知道，母亲一旦和他离婚，我就会失去他。事实果然如此，他俩一刀两断之后，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留在明尼苏达，父亲则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只是偶尔与我们有点联系。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两封寄给卡伦、利夫和我的信，我们欢天喜地地把信拆开，但信上却满是对母亲的谩骂，说她是个荡妇，是个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婊子。父亲发誓说他终有一天会找到我们，让我们把欠他的债还清。
汤姆接过话茬儿：“我们两个商量过了，你应该和我们一起走。”
“但父亲并没有报复我们。他俩离婚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虽然很不幸，但其实却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发生家暴了。想想看，抚养我的人如果是父亲，那我的生活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辅导时，我这样告诉他。又一次见到文斯时，他解释说他要离职了，还给了我另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和电话。
“我俩准备继续往前走。”道格说。
文斯反驳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爱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准备在道口下步道。”吃晚餐的时候，我向道格和汤姆宣布了我的决定。这是我在旅途中第二次在一天内完成15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走了一整天后，我在道格和汤姆扎营的地方又一次和他们两人相遇了：“我决定先去塞拉城，然后从那儿重新上步道。”
我苦思冥想，却一无所获。我不能把父爱简单地列成一张清单，也从中体会不到爱、安全感、信赖感或归属感。父亲并没能给我们应有的父爱，他就像文斯背后那张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上的白色旋涡一样，蕴含着万千细节，却令人捉摸不透。而我从未从这白色的旋涡中得到些什么，因而恐怕也无法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另外，积雪并不是我唯一要担心的问题，由积雪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我考虑：我不仅需要只身一人渡过危险重重的高原河流，还可能因为严寒而体温过低。另外，由于步道被积雪覆盖，在很长一段路途上，我只能单靠地图和指南针来认路。加之我偏偏又是一人上路，因而更加大了危险和困难。我不仅没有必要的工具，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因为无人相助，所以我连一点犯错的余地也没有。如果我像绝大多数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者一样知难而退，塞拉高地的壮美我便无福欣赏了，但如果我坚持走下去，估计连性命也难保了。
文斯又问：“你的继父呢？”说完，他低头看着腿上放着的记事本，读着自己在上面写的笔记。那笔记十有八九是关于我的。
我终于走到了积雪的另一边，双脚重新踏上了泥泞的步道，一边瑟瑟发抖，一边暗自庆幸着。直到这时，我才朝下看了看山下的巨石堆。我知道，刚才的那一关只是迎接前方挑战前的一点“开胃菜”罢了。如果决意不从步道道口下步道绕过积雪带的话，我马上就会到达森林管理员道口，也就是海拔足有13 160英尺高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上的最高点。如果能在过道口时不从山坡上滑下去，我就有几周时间要在铺天盖地的冰雪世界中前进了。那儿的雪可要比我刚刚越过的积雪难对付多了。但即使是刚才那短暂的尝试，也让我对前方的艰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除了绕道而行，我别无选择。我连在正常条件下攀登步道的能力都不具备，更何况是在积雪深度为去年两三倍的年份呢？去年的降雪量是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如此严重的降雪，未来十几年可能都不会再出现。
“你说艾迪呀，他也离我而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一副完全不以为意的样子，仿佛这是件可乐的事情。“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旁边挂着一只时钟，我面对着钟说，“时间快到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拿出冰镐，细细观察了一下前方的路。说是观察，其实只是在原地站了几分钟，为自己鼓了鼓劲儿。我看到道格和汤姆在积雪上留下的一连串凿开的小坑，很显然，他俩已经顺利越过了这个障碍。我用格雷格教我的方法握着冰镐，脚踩进道格和汤姆留下的一个小坑里。这小坑为我提供了一些方便，但也为我徒增了不少麻烦。我的确不必费功夫自己凿坑了，但两人凿坑的位置让我走起来很别扭，加之冰面湿滑，而且有的小坑较深，把我的靴子夹在了里面，害得我几次失衡跌倒。我的冰镐又大又笨重，与其说有什么用，不如说更像一种负担。我在脑子里重复着“制动”这个词，默默提醒自己一旦从坡上滑下去，就马上用冰镐制动。这里的雪与明尼苏达的雪不同，有些地方形成的不是积雪，而是冰，其厚实程度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冰箱里那层结结实实的冻冰。不过有些地方的冰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顽固不化”，终归还是让我凿动了。
“这下课铃打得多及时啊。”文斯说完，我俩都笑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路上行进时，被一条覆着积雪的陡峭斜坡挡住了去路。这一长条的积雪就像石崩，把步道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比石崩还要骇人，因为沿坡滑下的不是石块，而是一条冰河。如果在穿越积雪时不小心跌倒，我可能就要顺着山坡滑下去摔在山涧的巨石上，或者直接坠入万丈深渊。谁知道这深渊里到底藏着什么呢？站在我的角度，眼底只有茫茫一片大雾。但如果不试着爬过去，我就唯有退回肯尼迪草原了。其实，回去也未必是件坏事。但我仍然下定决心试一试。
塞拉城昏暗的灯光透过窗棂洒进屋里，“怪兽”的轮廓影影绰绰，道格送我的羽毛就插在“怪兽”的支架上。我想起了乌鸦学，不知这羽毛真的是虚无的象征，抑或只是一件我一路带在身上的普通物件。我既是个信仰者，也是个怀疑者，既想要找一个心灵的依托，又对这所谓的依托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不知道这信仰到底是否存在，甚至对这扑朔迷离的“信仰”一词的含义也是一知半解。在我看来，万事万物都是虚实难辨的。母亲在她弥留于世的最后一周，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说：“你是个爱探索的人，和我一样。”但我并不知道母亲想要探索的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这个问题我从未问过母亲，即便她亲口告诉我，我也会将信将疑地逼着她从精神层面上解释清楚，非要让她拿出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不可。但即便是证据充足的事情，其实也不能让我信服。母亲离开后，每个人都劝我：“你该找个心理治疗师看看。”在徒步旅行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终于听从了众人的劝告。但我并没有把这太当真，我没有联系文斯推荐给我的另一位心理治疗师。我的问题是心理治疗师无力化解的，一个坐在四壁之中的人，又怎能抚平我的创伤呢？
当天晚上，我信步走到了两人扎营的一小块空地上。吃完晚饭后，我们裹好厚厚的衣服在地上坐了下来，一起喝他们从肯尼迪草原带来的两瓶啤酒。我一边和他们喝酒，一边琢磨着拿走我几周前在波特兰买的安全套的人，究竟是他们中的哪个。拿安全套的人应该就在他俩之间，要不还会有谁呢？
我从床上起身，在赤裸的身体上裹了一块毛巾，赤着脚走到了走廊上。我经过格雷格的房门，走到了浴室里，把身后的门关上，拧开水龙头，钻进了浴缸。热腾腾的水仿佛充满了魔力，哗哗的水声如雷鸣般充斥着整个房间。我关上水，被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静吞噬其中。我把背靠在坡度正合适的浴缸壁上，双眼盯着墙。突然，我听到外头有人敲门。
“我已经赶上你们了啊。”我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谁呀？”我喊道，但门外的人没有应声。我听到脚步声在走廊上越走越远，又喊了一声：“里面有人。”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浴室里的确有人，这个人就是我，是我在这里。我生出了一种许久没有过的感觉，我觉得我身体中住着的那个自己，在深不可测的银河系中占据了我的位子。
临上路前，汤姆对我说：“如果你能赶上我们，那咱们晚上就在一起扎营吧。”
虽然我浑身已经很干净了，但我还是从浴缸旁的架子上取下一条毛巾，在身上搓了起来。我把脸、脖子、喉咙、胸口、肚子、后背、臀部、双臂、双腿和双脚全部搓了个遍。
道格和汤姆的脚印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时而泥泞、时而尘土飞扬的步道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赶上了坐在溪边的两个人。看着我朝他们一步步走近，两人的脸上显现出惊诧的神情。我靠着他俩坐下，一边抽水一边和他们闲聊。
“你们出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浑身上下亲了个遍。”母亲曾经这样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数着你们的每根手指、每根脚趾、每根睫毛，还用手勾勒出你们的手的轮廓。”
这是旅途第三周的第一天，是6月的最后一周，算是正式步入夏季了。但沿着南塞拉荒野（South Sierra Wilderness）向上爬时，我却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和国度。从肯尼迪草原到步道道口之间只有50英里的距离，但我却要从海拔6 100英尺的地方一直爬到11 000英尺的高度。在来到塞拉高地的那个炎炎午后，我就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一丝袭人的凉意，而夜幕降临时，这股凉意必定会将我紧紧包围。毋庸置疑，我已经踏上了塞拉高地，已经置身于缪尔称奇道绝的光之山脉。我走过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如盖的浓荫把下方的低矮植物遮得严严实实；我走过绿草如茵、野花盛放的草地；还借着滑雪杖的支撑，踏着摇晃不稳的石块，吃力地走过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溪流。照我步行的速度，内华达山显得是那么不可逾越，脚下的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绕过弯道，瞥见前方白皑皑的山峰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心生怀疑；想到前方的迢迢长路时，我就会悄悄地害怕自己是否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
这些事情虽然我自己不记得，但母亲的话却永世无法磨灭。这些话和父亲威胁说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一样，深深烙在我的心里，甚至印得更深。
在清晨的凉气中，我和着新到手的白色滑雪杖在地上敲击的声音向前迈着步，“怪兽”虽然在艾伯特的帮助下轻巧了不少，但仍然沉得离谱，在背上随着我的脚步一起一落。我现在经过的地方已没有之前那样干旱，因而不必背上好几个水瓶了。早晨出发时，我以为旅行会因此变得容易许多，以为我会因背包减轻而获得全新的体验。然而只过了半个小时，我便觉得腰酸背痛的感觉又卷土重来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在腰酸背痛的同时，我也隐隐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变强——格雷格果然没有说错。
我靠着浴缸壁闭上了双眼，把头慢慢沉入水中。小时候我也曾这样做过，那时的感觉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仿佛一沉入这水中，这浴室中的现实世界便消失不见，变成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异界。在这里，现实的声音和触感都变得模糊不清，既遥远又缥缈，而平时很少听到的声音和很少感到的触觉，却悄然出现。
看着他们远去，我不觉有些失落。但当他俩的身影消失在浓密的树林间时，我不禁又感到一丝宽慰。我其实并不需要从包里取任何东西，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我一直觉得“独处”不是一种状态，而更像一个场所，仿佛是一个允许我回归自我的房间。但太平洋屋脊步道带给我的深入骨髓的寂寥，却让我的这种认识有了转变。独处不再是一个房间了，而成了我的整个世界。现在的我，正置身于这世界中，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活着。如此居无定所地活着，头上连一方遮风挡雨的屋顶也没有，让这个世界既扩大了许多，也缩小了不少。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广袤，在我用双脚一步步地丈量出每英里土地前，我连1英里到底是多长的距离都没有概念。但与此同时，我也对步道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亲切感。那天清晨，路边的矮松和猴面花，以及我越过的清浅小溪，全都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但其实我与它们只是初次相识。
我只是刚刚上路而已。虽然只在步道上待了三周，但我的一切仿佛都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躺在水中，尽量把气憋得长一些。我独自一人置身于这新的世界中，而周围的现实世界则在我身边滚滚向前。
肯尼迪草原被称为塞拉高地的门户，第二天清晨，我走过了塞拉高地的“大门”。我和道格、汤姆一起走了15英里，然后我停下脚步，告诉他们我要从背包里取些东西，让他们先走。我们相互拥抱，祝彼此好运，这究竟是永远的诀别还是15分钟的短暂分离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一边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一边靠在一块巨石上，好减轻“怪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