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奥莫测的、令人难解的哑谜”。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所以说，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86.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
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其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王家烈、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中国的社会，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这里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为当时抓一个活的鬼子是很难的，活捉汉奸44万。汉奸是什么人？汉奸就是跟着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84.“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是第三个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9月9日。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点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所以我们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这就是，共产党奠定了毛泽东，造就了毛泽东。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至此，中国革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到了1928年的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是到了1927年的8月，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毛泽东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有这样一个心理过程的，大革命失败了，怎么办？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怎么办？这是1927年4月。
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他们未雨绸缪，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当然建党不是他一个人建的，还有包括“南陈北李”等很多的领导人。不能说共产党是毛泽东的产物，但可以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产物，没有中国共产党，同样没有毛泽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道路狭窄、地势起伏，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铁甲岭，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日军过不来，要过来也是小分队，大部队过不来。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是给了毛泽东一个改天换地、再造自己的时机。
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最后，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全线溃退。
到了1920年，毛泽东又醉心搞湖南自治。
从这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自称山西王，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方面——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马虎了。
毛泽东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最喜欢阅读的著作就是俄罗斯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崇尚无政府主义。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要灭亡中国，他们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准备的。所以说，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是漏洞百出、四处破绽，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
孙中山一出现，毛泽东马上转变观点，赞成共和。但毛泽东由此抛弃君主立宪的观点，赞成了共和，并不是说共和就是一个终止。
88.脱亚入欧理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
当年的毛泽东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
土肥原贤二在旅游之时记录了山西雁门关这一带的地形，让他的老同学阎锡山在抗战时吃了大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和日本民族之间，包括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日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心理。
毛泽东说他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招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出任外交部部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梁启超，早年是毛泽东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毛泽东要一直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还有这么一段批注：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们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有所谓的“维新三杰”，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还有包括伊藤博文这种日本的“伏尔泰”。实际上，在观察日本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物，就是今天印在1万元日本纸币上的这个日本人。
毛泽东后来回忆，看见了第一份报纸，看见了孙中山的事迹，当时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校园的墙上，那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在1936年，他在延安跟斯诺讲过，斯诺把它记录下来了。
当今的1万日元面钞是日本货币中最大的面额了，世界各国货币的最大面额，一般都会印上自己的领袖，像美元上面华盛顿的像，人民币上面毛泽东的像，英镑上面英国女王的像，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但日本的1万元日币非常奇怪——当然对日本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奇怪，它印的是日本的一个大思想家，叫福泽谕吉。
1911年，毛泽东18岁，考上湘江的驻省中学。从今天来看，18岁上中学显得岁数大了，但毛泽东当年就是18岁考上了湘江驻省中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了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和孙中山的纲领。
福泽谕吉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日本历史上脱亚入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这是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布的脱亚论，他提出来：“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谕吉在文章中还专门说了：“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他的父亲绝对想不到，毛泽东自己也绝对想不到，他从此便一去不归，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脱亚入欧，然后用西方的手段来对付东方。福泽谕吉的这个观点，对以后的日本影响甚深。
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日本对中国首先的肢解，就从肢解琉球开始。
埋骨何须桑梓地，
琉球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大清王朝的藩属国，1852年，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带着舰队登上了琉球，当时他看到琉球国使用咸丰的年号，使用道光的铜钱，而且都在使用汉字。佩里后来给国会写了报告，认为琉球是中国的领土。
学不成名誓不还。
到了1875年，日军入侵琉球，并不是日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侵琉球，也不是大清王朝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皆破损不能出海。按照军力来说，当时日本是无力与中国全面抗衡的，但是清政府依然是那一套以情理交涉，不会适时使用武力的做法。日本摸透了清政府懦弱的本性，即使只有如此弱小的兵力，也胆敢入侵琉球。
孩儿立志出乡关，
1878年，日本废琉球为日本的郡县。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入琉球，把琉球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而且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掉中山国这个概念（中山国是当地人的称呼，并和中国形成藩属国的关系，中国也称它为中山国），把当地改名为Okinawa，就是今天的冲绳。
1910年，毛泽东外出求学的时候，曾经题了一首诗留给他的父亲。这首诗是这样的：
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突然间变成日本的冲绳了。
83.毛泽东如何探索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
肢解完琉球后，日本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他生命中难忘的第二个9月9日。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三千万两白银。
这样的问题背后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钻了一个空子，反复强调自己的人多，有8万红军，中央红军只剩1万人。8万人和1万人，要显示比例，要显示出领导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都要显示出比例来。而且遵义会议是在四方面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开的，那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日本在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而且这种“有心”一代一代人都在继续，这是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当时，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先失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又失去了通南巴根据地；一方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这两支部队都被蒋介石压向西北一隅，也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大家既不知道外界的变化，而又集中评判过去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时，有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原本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争论也变得非常激烈。
89.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革命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一、四方面军会师，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争论，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
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
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
比如甲午战争，那是日本对中国非常大的一次侵害。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王朝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而日本依靠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日本帝国主义跟西方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掠夺资本还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日本主要靠发战争财，而且主要是在中国身上发战争财。
张国焘带领83 000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毛泽东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准备。
甲午战争是第一次。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
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军来兵最多，所以在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日本也攫取了最大的份额；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
任何长期分离作战的两支军队在会师之后产生矛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矛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矛盾了，就达到了白热化。这个白热化，最初的触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最终造成这样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
可以看得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刚开始抱着很大的期望，最后看到一方面军的装备差、人数少，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也有一些人过分地追究了四方面军。比如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放弃通南巴根据地等问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产生的一些矛盾。
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像1898年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主张、一些思想，有一部分来自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双双跑到日本，去政治避难。
当时一、四方面军是长期分离作战的两个力量，会师之后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且双方对各自领军作战方法都不太习惯，在处置的时候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再看辛亥革命。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
在辛亥革命中，其实有当时日本政治人物的身影，而且很多的日本浪人也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
毛泽东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取消袁世凯与日本达成的《二十一条》秘密协议，同时提出“还我青岛”，阻止“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82.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这是五四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口号。
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为险峻的时刻。当然，这个火种没有被扑灭，由此以后要势成燎原就不可阻挡了。
1915年，袁世凯政府跟日本人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它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权的延长。
而在这一次，在最初播点火种的这个时候是多么危险啊！毛泽东被人抓住，五花大绑，还要押到团防局去处决。抓他的人不是什么主力部队，就是一些民团、清乡队，就这些人，差点儿把毛泽东同志给解决了。
根据中俄之间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是到1923年，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大连、旅顺的全部权益。之后，日本又和袁世凯交涉，要求延长租借期，大连、旅顺的租期要延长到1997年，南满铁路的租期要延长到2002年。
这个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发的时候，是在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点革命火种的时候。星星之火，要掐灭它是比较简单的；当火已成燎原之势，再要扑灭它就几乎不可能了。当毛泽东到陕北的时候，胡宗南占领延安，在陕北到处围剿，那个时候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了，要抓住毛泽东是很困难的。
这些日本侵略者做梦做得有多长！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他们想在中国攫取的利益，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以百年为单位的。
这就是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第一个9月9日。
90.日本侵略扩张道路显露的民族特性
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之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后来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问他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就是从路上跑回来给扎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近代以来的很多革命理论，其实有大量是从日本传入的。
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当时毛泽东身上只有7块钱，他用这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最后，当毛泽东到达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那个地方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因为日本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不加分辨地把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译为日文的时候，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也翻译成了日文。我们从中也获得了很多的西方先进理论。
清乡队搜了几遍，没有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这才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当时他没有穿鞋，脚伤得很厉害。
要理解日本人的心态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像土肥原贤二。阎锡山与土肥原贤二是同学，老同学来了当然要热情款待，阎锡山招待土肥原贤二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趁机对山西的兵要地志做了记录——如何入侵中国的记录。这反映了日本人当时一种心态——总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够，生存空间狭小，于是要开拓他的生存空间，朝鲜半岛是一个方面，中国是更大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好多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他说，“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情况已经惊险到这种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而且，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民族。从近代来看，日本很少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或者是他崇尚的，或者是他鄙视的，很少有平等这样的概念。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突然一下子挣脱出来，挣脱了绑缚，甩开士兵，往田野里跑。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腿也比较长，跑得比较快。后面清乡队在追，他在前边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脱的，一下子就跳到草丛里面，躲了起来。士兵们追到水塘，觉得他有可能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强迫周围的一些农民过来搜寻。
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人一点儿都不佩服中国人，甚至从一种民族心理来看，还带着一种鄙视。
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说：“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当时，毛泽东贿赂这个士兵，士兵同意释放他，可是押解队的队长却不允许。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伺机逃跑。
日本对待美国则不同，美国人是给日本带来过极大伤害的，但整个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国人。
1936年斯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这一段。
不仅仅是两颗原子弹的问题。像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那真是非常惊人的。当时美军实施东京大轰炸的时候，派出的飞机叫“空中堡垒”B-29，它的机枪数非常多，上射、下射、左射、右射、仰射、俯射，上面有二十几挺机枪，一般的战斗机都难以靠近。但是美国空军司令要求每架B-29都把多余的机枪卸下来了，卸下机枪就是为了多装炸弹。因为美军的空中侦察机发现日军的防空体系已经完全被摧毁，这是其一；其二，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当时日本东京都是板房，而且板房密集，板房与板房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到两米。
如果这时事情不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想见，最后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毛泽东，当年就栽在民团的清乡队手里了。
美军决定轰炸日本，不用爆破弹，而是用凝固汽油弹。说白了，就是烧它。334架B-29，每架飞机平均携带6到8吨炸弹，300多架飞机携带了将近3000吨炸弹，全部是燃烧弹。半夜飞到了东京上空。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要押送到团防局去处死。
美军飞机在预定目标区投下照明弹，紧接着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当时东京出现了“火灾旋风”，就是大火造成的灼热的气浪与空气形成强烈的对流。2000多吨燃烧弹投下去，燃烧得非常厉害，空气中的温度非常高，足以使衣服全部烧起来。很多日本人躲到地下室里，但由于外面的温度太高了，形成负压，把地下室抽成真空，人就活活窒息而死。有些来不及跑到地下室的人跳到水池子里，结果周围温度太高，水池被煮沸，变成开水池，人就被烫死了。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就在这一天，他被清乡队抓住了。当时他是与一个叫潘心源的战友在返回浏阳的途中，被清乡队抓住的。
当时的东京大轰炸，有将近84 000人被烧死了，10万人被烧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器的袭击。当然，广岛核武器袭击又另当别论了。但从广岛的核武器袭击来看，最终死亡的也是8万多人。而东京大轰炸被烧死了84 000人，规模是相当大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
当时的这种轰炸，这种态势，使东京大量的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一夜之间被摧毁。东京有四分之一的建筑被摧毁。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大火蔓延过来之前，炽热的高温已经使整个防火线熊熊燃烧，火还没有过来，温度已经特别高，温度就使东西燃烧了。
一个同样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多见的。
东京大轰炸当时烧死了8万多人，加上后来不治死亡的有10万多人，死者大多数都是平民。美国的这次行为引起了极大争议。策划这次行动的美国空军司令说，如果这场战争美国战败，他本人肯定会被指控判刑，但他认为东京大轰炸也提早了战争的结束，从而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在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日本发动了“二战”是必须受到惩罚的，但美国的这种惩罚方式也是极其残酷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最佩服的还就是美国人。日本这种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心态，让他们很少能与别的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
81.1927 年9月9日毛泽东为何处于生死攸关时刻
从民族心理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造成过这种伤害，但是今天日本民族中——当然不是说整个日本民族——其实有很多人还是非常友好的。但从一个相当的层面来看，提起中国他们仍然是鄙视的，相当的看不起。
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在前期经营北洋派失败了，后来经营民国派，土肥原成功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民族，很少有平等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人一点都不佩服中国人。美国人给日本带来过极大伤害，但整个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国人。
我们将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日本是我们一个教员，这个教员当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完全说是负面的也不一定对，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我们也需要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从历史中得到足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