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五条理由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的一条。
蒋介石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够有现在的猖狂时，也列了五条理由。在五条理由中，他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这也是毛泽东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而列的五条理由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其他四条都围绕这一条展开。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为关键的一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如此，我们可以看，后来革命发生的情况，我们各个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黔苏区等都是在白色政权之间的接合部，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奇怪现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展、发育、成长的空间。
毛泽东所讲的独特原因和相当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毛泽东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另外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中央苏区就是广泛利用了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获得大幅度的发展。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质，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红军长征，就是充分利用了白色政权之间的矛盾，在红色政权失去了根据地之后万里长征仍能够坚持下去。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破解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质的充分掌握。
当我们按照这种标准的模式化的方法回答完之后，翻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看一看，就能够明白，毛泽东当年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么回答，我估计中国的革命是不一定能搞得成的。
15.军阀白崇禧因何为红军闪开一条路
还可能第五、第六，这些都是标准的模式化的答案。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并最后得以存活和发展，就是充分利用了“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军阀龙云和四川军阀刘湘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第四，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长征出发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就是红军与陈济棠达成的秘密协议，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红军打得非常惨烈，损失过半。后来，我们很多著作中描绘了敌人如何凶残，我军如何英勇，当然这些都是客观情况，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隐含在历史帷幕后面的客观情况，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为我们让开了湘江。
第三，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
本身红军过湘江是非常困难的，到达湘江前，广西白崇禧的军队由南向北，湖南何键的军队由北向南，已经把湘江完全封死。按常理，红军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封锁线，可是在红军大队人马到湘江之前，白崇禧突然间调整战线，把封锁湘江的桂系军队的南北战线陡然调整为东西战线。他这一调整，湘江一下闪开了一个百余里的缺口。白崇禧为什么突然间闪开这个口子？白崇禧在他桂系的高级军官会议上讲话，他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如果把湘江完全堵住，红军过不了湘江，必然掉头南下进入我广西，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就要跟进广西，中央军在解决红军的同时把我桂系也就解决了，所以不如留着朱、毛，我们战略回旋余地还大些，我们现在是既要防红军，更要防中央军。”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如果不看毛泽东是怎么破解的，我们自己先破解一下，自己先问一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道考题来回答一下，一般会怎么回答？
这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毛泽东是怎么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
那么白崇禧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于井冈山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充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后来《毛泽东选集》四卷中一篇我认为非常关键的文章。只有真正地认识到你脚下这块大地的特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才能真正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港澳台一带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两个半在大陆，一个在台湾。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在台湾的这个就是白崇禧。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特写有一副对联赠白：“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从白崇禧在陈济棠面前对红军突围时间和方向的料算，人们就可知道，不只是共产党的杰出军事家们才可以被称做用兵如神。
14.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下）
1919年白崇禧任桂军模范营连长，赴左江流域剿匪。广西因为连年沿用招安政策，结果匪势日张，形成“卖牛买枪”、“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局面。模范营招安招到土匪200名，白崇禧力主将其中的80名惯匪就地枪毙，以绝后患。广西军阀陆荣廷自己就是被招安的土匪出身，闻讯大怒，坚决不许。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白主意已定，独断专行，坚决毙掉了这80名惯匪。
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介石弄明白。
此后，广西对土匪的招安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白崇禧这种秉性，在后来和蒋介石的关系中多次表露出来。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是蒋、白配合的高峰。蒋在上海下定“清党”决心，白则出任上海戒严司令；蒋发表《清党布告》《清党通电》，白则在上海用机关枪向工人队伍扫射。当时莫斯科百万人大游行抗议上海的白色恐怖，在“白”字下面，特地注明是白崇禧。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高峰之后，便是下坡了。而且因为成峰太陡，所以下坡也很陡。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仅4个月，白崇禧就与何应钦、李宗仁联合，迫蒋第一次下野。后来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大战、宁粤之争，只要是反蒋，就少不了白崇禧的身影。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仅仅被归结为“运气”二字，克洛泽过于轻率。
白反蒋，蒋同样反白。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1929年3月唐生智东山再起，白崇禧在北方无法立足，在一片打倒声中化装由塘沽搭乘日轮南逃。蒋介石获悉，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着即派一快轮到吴淞口外截留，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心情，溢于言表。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后来亏得熊式辉的秘书通风报信，白崇禧方得以逃一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白、蒋关系是民国史上的一只万花筒，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关系瞬间就变成兵戎相见的关系，政坛上相依为命的关系眨眼就转为你死我活的关系。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但蒋介石那个庞大的湘江追堵计划，还是必须用白。桂军战斗力极强，又有白崇禧的头脑，很可能要唱主角。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白崇禧倾桂军全部两个军于桂北边境，以第十五军控制灌阳、全县（今全州县）一带，以第七军控制兴安、恭城（今恭城瑶族自治县），自己也带前进指挥所进至桂林，弹指之间，撒在湘江一带的大网形成。桂军完全一副在全、灌、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架势。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但白崇禧还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调动大军的同时出动空军，名曰侦察红军行踪，实则侦察蒋军的行动。与蒋打交道多年，他太了解此人了，所以一直怀疑中央军想借追踪红军之机南下深入桂境。桂系的主要原则依然是防蒋重于防共，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其早日离开桂境。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1月17日，“白崇禧赴湘桂边布置防务”。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他不是去布置战斗的，而是去布置撤退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白崇禧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恰似一扇在红军正面关闭的大门。现在突然间被改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似大门突然打开。尤其是全、灌、兴三角地带之核心石塘的放弃，更是令千军万马、千山万壑中出现了一道又宽又深的裂隙。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据湘军记载，桂军放弃全、灌、兴核心阵地的日子是1934年11月22日。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此时红军前锋距桂北已经很近。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完成这些布置后，白崇禧才带着刘斐去会刘建绪。刘建绪与白崇禧握手时，以为湘江防线业已被湘、桂两军衔接封闭，未料想恰是此时，桂军那扇大门却悄悄敞开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今天披露了蒋介石的日记，在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共产党之前，要不要和共产党翻脸，他颇费踌躇，十分犹豫，因为他跟共产党翻脸，跟共产国际翻脸，势必要影响苏俄对中国北伐的武器和资金的援助，所以他犹豫再三，拿不定主意。最后，据今天放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的日记记载是“勉强听取了白兄的意见”，就是白崇禧力主跟共产党翻脸，坚决要求屠杀共产党人，所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1934年，湘江之战的时候，白崇禧在湘江放一个缺口，他不是为了红军，他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保住桂系。毛泽东说，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是说是在任何的草原点个星火都能燎原的，他讲的是在中国这块草原点个火可以燎原，但别的地方就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最希望的德国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列宁、斯大林寄予很大希望的日本革命也没有发生，而从来不被人看好的中国革命却发生了，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就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质。
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16.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与分裂
我当时负责为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带队，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从锦江饭店走出来，我就对法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说：“今天时间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什么地方。”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红军过湘江，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白崇禧在湘江边为红军让开一个口子，放红军过江，他做这些文章，也是很危险的，临战突然调整防线，这是难以交代的。
第一站参观完后，西方几个国家的军官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说：“你们的参观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给我们看的，我们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离开山东，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了，大家自由活动，交流班里的中国军官和几名外国军官结成小组，想看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但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他当时给湖南军阀何键发了个电报，说，红军有大规模进入广西态势，我要全力防范广西，空出的战线请兄速派兵填补。
我们国防大学有个国际问题交流班，这个国际问题交流班里世界各国军官都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世界各国的军官在一起除了学习交流，就是在国内考察。我记得我们当时参观考察的第一站是山东地区，先看曲阜，就是孔子的故乡，再到惠民，看孙子的故乡，然后参观青岛著名的企业。
何键一看电报就火了，这战线在你广西境内，你空出这么大的范围，我的兵力使用已尽，我怎么帮你填补？
在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白崇禧为了补救，他又给蒋介石方面做了些工作，当时蒋介石通过空中侦察，已经发现桂系在湘江闪出了一个缺口。蒋介石严令指责白崇禧。蒋介石在电报中仍称白崇禧为兄：兄做出此等事情，如果红军得以脱逃，兄将是千古罪人。
1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关键时刻，白崇禧为了应付蒋介石，他不得不打一下，所以当红军的后尾通过湘江的时候，白崇禧还是发动了攻击。
斯大林这位深刻改变了20世纪国际政治走向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也十分坦然地承认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了，那么你们所选择的方针、路线、政策就是对的，就是不受指责的，而我以前的指导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也承认的。
即便是在红军过湘江队伍还剩两三天的时候，白崇禧的桂军发动了攻击，也给红军的后尾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见斯大林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东方两位革命巨人会见，何等非同一般的场所，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没有按照共产国际交代的那一套去做，走了中国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是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同志讲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
但是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还是何键的湘军。
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先是政治独立，最终保障政治独立的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各个苏区一起来，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的雏形。毛泽东同志开创了这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使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的最主要的基础。
其实白崇禧当时发动攻击的主要目的还是驱赶，把红军赶出去。当时桂系内部开会，还有一个击大尾，还是击小尾的问题。就是红军通过湘江的时候，是在红军队伍剩四天到五天，桂系发动攻击，还是剩两天到三天，或者是一天到两天发动攻击。这里边牵涉到桂系可能承担多大的战争任务的问题，后来白崇禧决定，为了避免桂系更大的损失，剩两天的时候发动攻击，不要打大了，打大了桂系伤亡也大。
井冈山地处偏远，秋收起义的队伍主要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有一小部分武昌国民警卫团，力量很弱，再加上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这两个力量混合在一起，战斗力还是非常弱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支力量不被任何人看好，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在井冈山还聚集了这样一股力量，更不可能想到这股力量最后能够颠覆中国所有白色政权，夺取全国政权，这在当时而言，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这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盘算。
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探索，并不是胸有成竹：我早就有这个思想，上了井冈山，我就是为这个东西而来的。不是的。当初上井冈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打长沙打不下来，只能上井冈山，上了井冈山怎么办？和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队伍会合。那怎么夺取未来的胜利呢？
那么当地方军阀这么盘算的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做这样的盘算吗？蒋介石也做了这样的盘算，当时追击红军的中央军，两个中央军的纵队，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都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蒋介石要求追击纵队与红军队伍保持一天到两天的行军距离。
到了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再到1927年年底井冈山斗争提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实施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和发展的链路，这个过程在当年就已经论证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蒋介石也在驱赶。
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开始比较成熟了。八七会议之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重大的背景，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武装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这种驱赶式的追击，不要做大规模作战的追击，其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当时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还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走这样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蒋介石的想法是什么呢？蒋介石曾说，中国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大事者。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流寇，脱离了根据地，已经成不了事了。他还讲，李自成就是流寇，灭亡了；石达开就是流寇，灭亡了。今天红军也是流寇，灭亡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说不用那么着急，做驱赶式的追击，把红军追到哪里，就把地方军阀解决到哪里。
当别人都还认识不到建设苏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并不是说这条道路原来就存在于领袖的头脑之中，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生涯中一个艰辛摸索的过程。
追到广西，解决白崇禧。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心境苍凉”到八七会议后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事实证明，这条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基础。
追到贵州，解决王家烈。
12.毛泽东如何步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追到云南，解决龙云。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这就是蒋介石的盘算。
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找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起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
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其实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这个“心眼”。互相保存实力，互相盘算对方，因此形成了非常大的裂痕，这给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