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怎么样，”我对比利、东尼和休斯说，“你们想好好上一课吗？”

舰长严肃地看着我，眼神中似乎流露了什么，我不太确定。随着时光流逝，亚特兰蒂斯愈来愈往下沉，沉到深海中，而我们喜欢把它说得很浪漫，把它变成神话。也许我看出来他打算放弃了，他打算继续留在那里玩牌，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走一步算一步；也许他是在暗示我，尽管选择走自己的路无妨。但是我当时才十八岁，虽然不想承认，就许多方面而言其实和奈特蛮像的。我从来没有交过像舰长这样的朋友。舰长什么都不怕，他说的每句话都要加个“干”字，在旷野上的宫殿吃饭时，女孩子都忍不住盯着他瞧，他是少女杀手，是龙尼只有在做春梦时才当得成的角色。但是舰长心里有些东西蠢蠢欲动，就好像一小片骨头在他体内无害地到处游走，直到多年后才刺穿心脏或阻塞脑部。他自己也知道这点。即使在那个时候，高中生活还记忆犹新，还以为自己日后会当高中老师和棒球教练，他仍然晓得这点。我爱他，我爱他的神态，爱他的微笑，爱他走路和说话的样子。我爱他，我不会离他而去。

“每一点积分算五分钱！”休斯说，像疯子一样狂笑。他妈的，他还真是个疯子。“那么就来吧！”

龙尼咯咯笑，长满痘痘的脸颊涨得通红。

很快地，我们四个人就在角落玩了起来，四个人都拼命抽烟，纸牌飞来飞去。我还记得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我发狂似的猛K书；还记得妈妈说，这些日子以来，不用功读书的孩子都逐渐步上死亡之路。我还记得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感觉十分遥远，就好像我和卡萝尔在车子里，边听着五黑宝的歌声边做爱一样遥远。

“我去路威斯顿！”我说，“去干你老母！”

我再度抬起头来，看到斯托克利站在门口，拄着拐杖，用惯有的轻蔑眼神冷冷看着我们。他的黑发看起来比往常都要浓密，一圈圈鬈发肆无忌惮地盘踞在耳朵上方和落在衣领上。他不停抽着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并不会比放假前更加病恹恹的。

“嘿！”龙尼说，他环顾四周，“看看谁来了！这里唯一懂得玩牌的人！你跑到哪里去了？”

“斯托克利，”我说，“近来好吗？”

舰长抬起头来，隔着烟雾对我挥一挥手，说：“欢迎回到疯人院。”

“喔，谁晓得呢，”他说，“也许比你好一点吧！”

但是我当然还是走了进去，每张牌桌都坐满了人，但是比利、东尼和休还站在旁边，如果想玩牌的话，我们四个人可以凑一桌。

“进来吧，哩噗—哩噗，拉张凳子坐下来，”龙尼说，“我们会教你怎么玩。”

不要走进去，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走进去，就真是活该，绝对是活该。

“我想学的东西，你没有一样懂。”斯托克利说，然后就走开了。我们听着他的拐杖声和咳嗽声渐渐远去。

龙尼则高兴地回答（我看不到他的脸，不过那种仿佛锯开松树干的声音铁定是他）。“哇，你们看——兰迪在后感恩节时代揪出了第一个婊子！”

“那个跛脚怪胎爱死我了，”龙尼说，“他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我站在电话亭中抽着宝马牌香烟，为自己感到难过。然后，有人在走廊那端叫着：“噢，可恶，不！我不相信！”

“如果你不开始发牌，我可会给你好看。”舰长说。

有时候我怀疑如果卡萝尔回来了，或我有机会在舰长踏进三楼交谊厅前先找到他，情况会不会大不相同。不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好害怕，我吓坏了。”龙尼装着卡通人物的声音说，不过只有他自己觉得好笑。他把头靠在马克的手臂上，装出害怕的神情。

我向她道谢，然后挂断电话。我在那儿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任凭香烟的烟雾弥漫电话亭，然后才转过身来。在走廊另一端可以看到舰长坐在其中一张牌桌上，把散落的纸牌一张张捡起来整理好。

马克用力把他甩开。“他妈的，你别靠过来，这件衬衫是新买的，我可不想沾到你脸上的脓。”

我甚至连行李都还没打包，就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柜台接电话的小姐说：“没有，卡萝尔·葛伯没有回学校。”她不想再多说，但我一直烦她，后来她说，桌上有两张离校卡，其中一张上面写着卡萝尔的名字和房间号码。

在龙尼放声大笑之前，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受伤的神情。但我仍然不为所动，也许龙尼真的碰到了问题，但他并不会因此变得讨人喜欢。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很会玩牌的吹牛大王。

感恩节过后，我们在星期日陆续回到学校：舰长首先在五点钟回到宿舍（他住在德斯特，我们三人之中，他家离学校最近），我在七点钟左右抵达，奈特则在九点钟到。

“来吧，”我对比利说，“快发牌吧！我等一下还要念书。”但是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念了书。这股红心热非但没有因为假期而冷却，反而比以往都强烈而炙热。

29

我在十点十五分左右走到走廊上抽烟。这里和我的寝室还隔了六个房间，但我已经知道奈特回来了。尼克和巴瑞的房间里传出“我的罗斯玛丽在哪儿，爱情就在哪儿”的歌声，从更远的房间里则传来奥克斯的歌声。

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披上这件外套了，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把啤酒洒在上面，将烟灰弹到上面，呕吐在上面，血滴在上面，在芝加哥穿着它被喷催泪瓦斯攻击，同时一边扯着喉咙大喊：“全世界都在看！”女孩子靠在我左胸前缠绕在一起的GF字母上哭泣（大四的时候，那两个字母已经不是白色，而变成脏兮兮的灰色了），还有一个女孩和我做爱的时候，就躺在这件外套上。我们做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很可能外套上还沾了些许精液。一九七〇年，我打包行李离开迷幻天地时，我在家里的厨房画在外套背上的和平标志虽然只剩模糊一片，但是还留在那里。其他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始终知道那是什么。

奈特整个人埋进衣橱里，在那里挂衣服。奈特不但是我认识的大学生中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会用衣架把衣服挂在衣橱里的人。我唯一用衣架挂着的衣服只有高中外套。现在我拿出外套，摸摸口袋里有没有烟。

星期天回学校的时候，我把改装过的高中外套塞进皮箱里——尽管我妈妈最近开始质疑约翰逊先生和麦克纳马拉先生的战争，但如果她看到这个图案的话还是会问一堆问题，而我没有办法回答那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我说，奈特，怎么样啊？蔓越橘酱吃够了没？”

但是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个他妈的图案，尽管不确定当时自己对越战的想法是什么，但就是很喜欢这个图案，而且觉得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画上这个图案居然有这样的功效。我把牛奶杯洗干净，夹着外套上楼去。我将外套塞进衣柜里，然后躺下来，想到卡萝尔拉着我的手伸进她的毛衣里面，还有嘴里感觉到她的气味；还想到我们在老爷车起雾的车窗里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也许流露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又想到我们站在停车场中，看着戈德华特贴纸的碎片随风飘散时一起大笑的情景。我进入梦乡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

“我——”他刚要开口，就瞄到我在外套上画的图案而爆笑起来。

我画完以后，把外套拿起来看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画的图案显得很粗糙，而且有一点孩子气：

“怎么了？”我问，“很好笑吗？”

我家的电话放在前厅的桌上，是转盘式的老古董。电话下面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盖兹佛斯镇的电话簿、我妈妈的地址簿，还有乱七八糟的文具。其中有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我把笔拿出来，然后回到餐桌旁坐下来，我把高中外套铺在膝盖上，用马克笔在外套背后画了个大大的麻雀爪印。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原先的紧张逐渐消失，肌肉渐渐放松下来。我觉得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用字母奖励自己，而且现在就正在这么做。

“还蛮好笑的。”他说，把头埋得更深了，“你看。”他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海军外套。他把外套翻过来让我看看背后，上面也画了麻雀爪印，但比我的手绘图案整齐许多，因为奈特的图案是用明亮的银色宽胶布贴成的。这一回，我们两人都笑了。

我想到那天看到卡萝尔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写着“美军立刻撤出越南”的标语阴影笼罩在她的脸上，马尾垂在高中外套的衣领上……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们真是哼哈二将，脑袋瓜想的东西都一样。”我说。

那天晚上，高中生活似乎离我很远，几乎已经是在另外一个星系了……但是外套还挂在那里，那是十六岁生日时家人送我的礼物。我走到门口取下外套，把它贴在脸上，闻着外套，想到梅曾锡克老师上第五节课的情形——铅笔屑的苦味、女生说悄悄话和偷笑的声音、外面隐约传来学生上体育课的叫声。我看到外套挂在钩子上的部位凸了出来，猜想从四五月以后就没有人穿过这件外套了，连我妈妈穿着睡衣、去门外拿信的时候，都不曾披上这件外套。

“胡说。伟大的心灵都彼此相通。”

这时候，我碰巧瞥见门口木箱的钩子上挂着我的高中制服外套，胸前有白色的GF两个大字母交叠在一起，只有这两个字母缩写，没有其他图案。我不是运动健将。和舰长刚认识的时候，他曾经问我有没有因为运动场上的优良表现而得过绣字母代号的荣誉？我告诉他有，就是代表手淫（masturbation）的M——我是一军，最擅长高手击球。舰长笑得流眼泪，也许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事实上，我猜我也可能因为辩论和戏剧上的表现而获得D，但是他们不会为这些项目颁发荣誉字母，对不对？当年不会，现在也不会。

“是吗？”

当客厅的报时布谷鸟高唱出两点钟时，我还没睡着。于是我爬起来，披上睡袍走下楼去。我倒了一杯牛奶坐在餐桌旁喝，厨房里一片漆黑，只有炉台的日光灯发出的亮光，周遭一片安静，只听到壁炉燃烧柴火的沙沙声和卧室传来老爸轻柔的鼾声。我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仿佛火鸡和馅料在我脑子里掀起了小小的天摇地动，仿佛我可能陷入沉睡，一睡就睡到三月的圣帕特里克节。

“呃……反正我喜欢这么想。所以，你对战争的看法改变了吗，彼特？”

而且，牌戏本身也很有吸引力。我很爱玩牌，即使躺在家里从小睡着的床上，我还是忍不住想着红心牌戏，所以等我回学校以后，怎么可能不踏进三楼交谊厅呢？当马克大声叫我快点、还剩一个位子、记分表上每个人的分数都归零、牌戏即将开始时，我怎么可能假装听不见呢？我的老天！

“什么看法？”我问。

因为我不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我想抹掉他脸上龌龊虚伪的假笑，让他无法再发出刺耳的笑声。说起来很卑鄙，但却是真心话。我最爱看龙尼闷闷不乐的样子，看他额头垂着几撮油油的头发、噘着嘴、拉长了脸怒视着我的样子。

30

没错，而且除了红心牌戏之外，龙尼一无所有。他的样子又丑又笨，挺着个大肚子，但胳膊很细，已经可以看出他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他随身带着筹码是为了稍稍掩盖住强烈的自卑感，而且老爱吹牛自己多会把妹，这也很可笑，何况他其实不太聪明，就好像其他快被退学的男孩一样（例如舰长）。在我看来，龙尼擅长的就只有红心游戏和空洞的吹嘘，所以何不退出牌局，让龙尼去玩他的牌、去信口开河呢？

安迪和阿什利根本没有回来继续学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个人阵亡了。对我们而言，在冬天第一场暴风雪来临前那三天，显然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其他人眼中，情况很明显。不过如果你深陷其中、在红心热之中热昏了头，事情看来就只不过是稍微偏离常轨而已。

我心底理性的声音说：龙尼不久也会离开。如果他还能撑到这学期结束，那真是天大的奇迹。

感恩节假期之前，交谊厅的四人牌局在上课时间往往不时拆散、重组；偶尔当大家都去上课的时候，交谊厅里甚至空无一人。但现在玩牌的搭档几乎都很固定，只有当有人摇摇晃晃地回房睡觉，或换到别桌打牌以避开龙尼高超的技术和粗暴的言语时，才会有些许变动，这是因为三楼的红心迷大都不是为了接受更高深的教育而回来这里，包括巴瑞、尼克、马克、哈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尽管上了大学，却几乎已经放弃受教育了。他们之所以回学校，只是为了追求毫无价值的“赛末点”。事实上，许多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男生现在都主修红心牌戏，悲哀的是，我和舰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星期一去上了几堂课，然后心想“管他的”，就把其他的课全逃掉了。星期二我什么课也没去上，在梦中玩了整晚的牌（还记得梦境中有个片段是我的黑桃皇后掉到地上，上面变成卡萝尔的脸），然后星期三整天都在玩红心。地质学、社会学、历史……全都是没有意义的空洞概念。

就我的问题而言，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再玩牌了，但尽管三楼交谊厅离我现在躺着的地方有一百三十英里远，那里对我仍然有一种吸引力，完全超乎理性的吸引力。在积分赛中，我已经累积了十二分，只有龙尼赢我，他有十五分，我怎么可能从此不踏进交谊厅、放弃那十二分、让那吹牛大王所向无敌呢？卡萝尔帮我看清楚龙尼的为人，了解他是个心胸狭窄、令人讨厌的投机分子。可是现在卡萝尔离开了——

在越南，一群B—52战斗机击中了越共在东河的集结地，也顺带打中了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十二人死亡，四十人受伤——哎，可恶。气象预报说，星期四的天气会从下大雪转为下雨，而下午将会下冰雹。但没几个人注意到气象报告，当然我绝对没想到这场暴风雨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的脑子里充满各种声音，声音似乎从空气中慢慢扩散开来。

星期三，我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即使梦到了卡萝尔或红心牌戏，也全都不记得了。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醒来时，外面正下着大雪，我几乎看不见富兰克林舍的灯光。洗完澡后，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去看看牌局开始了没有，只有一桌人在玩牌——是连尼、兰迪、比利和舰长。他们都脸色苍白、满脸胡楂，而且神情疲惫，好像通宵都在玩牌，也许他们真的彻夜未眠。我靠在交谊厅门口看着他们玩牌，而外面雪地里正发生一件比玩牌还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当时都浑然未觉。

天哪，该死的彼特射月了！

31

向左传，还是向右传？

汤姆住在金舍，是附近另外一栋男生宿舍，贝卡则住在富兰克林舍。他们俩近三四个星期以来相处得颇为融洽，融洽到经常一起吃饭。在十一月下旬这个飘雪的早晨，他们一起吃完早餐、走回宿舍的时候，看到张伯伦舍的北面，也就是面对校园的那面墙上……正对着大企业举行面试的东馆，墙上画了一些东西。

咱们把婊子揪出来吧！

他们走近一点，走下小径，踏在新的积雪上，这时积雪大约已经有十厘米厚了。

我又读了一小时书，后来所有的字在我眼中都变成两个字或三个字，于是我上床睡觉，但是又睡不着。每次我在蒙眬间快进入梦乡时，就看到自己拿起一手牌，开始照着花色把牌重新排列一遍。最后，我干脆睁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都一个个步上死亡之路，我妈妈这么说。卡萝尔告诉我，在这个时代，身为女孩有很大好处，约翰逊特别关照到这点。

“你看，”贝卡指着雪地说。雪地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不是足迹，比较像拖曳的痕迹，而且在拖曳的痕迹外面还出现一个一个小孔。汤姆说，这些孔让他想到有人穿着雪橇、拄着滑雪杆在雪地上走过的痕迹。他们俩都没想到，拄着拐杖的人也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

“我不是，我只是一匹累坏的母马。我要去睡觉了。”

他们再走近宿舍侧面，上面的题字又大又黑，但那时候雪愈下愈大，他们得走到离那面墙只有三米左右的地方，才有办法看清楚有人用喷漆喷在墙上的大字……而且从歪七扭八的字迹看来，他当时显然气疯了。（他们俩都没想到，喷漆的那个人可能同时需要用力拄着拐杖来保持身体平衡，因此没办法把字喷得很整齐。）

“谢谢，妈，你真是蜜桃。”

墙上的大字写着：

“记得去剪头发。”她又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放我走了。她的样子很疲倦，但是也很漂亮。“他们在大海的另一头杀了很多男孩子，”她说，“起先我以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但是你爸爸说他们疯了，说不定他说得对。你一定要用功读书。如果需要额外的钱来买书——或请家教——我们会想办法挪一点钱给你。”

干！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会考虑考虑，好吗，妈妈？”

美国立刻撤出越南！

“你的头发长得像女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彼特，剪剪头发，看起来整齐一点。毕竟你不是滚石合唱团的团员！”

32

“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曾经在书上读到，有些罪犯——或许有很多罪犯——其实很想被逮到。我想斯托克利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他当初来缅因大学是想追求什么，他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我相信他下定决心，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而如果他即将离开，就要在离开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拄着拐杖的家伙能力所及最惊天动地的临别秋波。

“有，从去年夏天到现在至少又长了三厘米。看看你的头发！为什么不去剪剪头发呢？”

汤姆和几十个人提到宿舍墙上的喷漆；贝卡也一样，还告诉富兰克林舍二楼的舍监玛乔丽，她长得很瘦，是个自以为是的女孩。一九六九年之前，玛乔丽早已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是CCA，也就是美国大学基督徒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CCA赞成美国参与越战，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贩卖尼克松时代流行的小旗帜别针。

“没有吧。”

我被排在星期四中午到旷野上的宫殿工作，尽管我偶尔会逃课，却从来不打算跷班——我不是那种人。我把交谊厅的位子让给东尼，在十一点钟左右开始往豪优克餐厅走去，看到雪地上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全盯着我们宿舍北面看。我走过去，看看上面写什么，立刻明白这些字是谁写的。

“你还在长大。”她说，把头抬起来。

有一辆校车停在班奈特路旁，还有一辆校警的车子停在通往宿舍的小径上。玛乔丽站在四名校警、男生训导长以及训导人员查尔斯的旁边。

“我听到一些谣言。”

那里大约聚集了五十个人，我走在人群后面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五分钟后，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人左右。等到我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洗完碗、走回宿舍的时候，那里可能已经聚集了两百个人，大家三五成群傻乎乎地在那里看热闹。我猜现在很难想象墙上的涂鸦会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尤其那天的天气那么糟，但是那个年头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当年美国没有一家杂志刊登的裸照会露毛（除了《大众摄影》杂志偶尔会这么做），报纸也绝对不敢对政治人物的性生活指指点点。在很久以前，距离遥远的世界里，当时亚特兰蒂斯尚未没入海底，谐星曾因在公开场合说出“干”这个字而入狱。在那个世界里，有些字眼仍被视为惊世骇俗。

“但是你一定要用功念书。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一个个都步上死亡之路，”她微笑着说，但是脸上看不出笑意，“或许你也知道这件事。”

没错，我们都知道“干”这个字，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字：干，干你的狗，干你老妹等等。但是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壁上，用黑色喷漆大大写着：干！美国总统！杀人总统！居然有人胆敢叫美国总统杀人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是啊，”我说，“我知道。”我站起来抱住她。她得了胰脏癌，至少这个病很快，但还不够快，我猜当发生在你挚爱的人身上时，什么都不够快。

我从豪优克走回宿舍的时候，另外一辆警车也开到这儿来，总共来了六名校警——几乎全部的校警都来了——他们想用一块长方形的黄色帆布把墙上的字盖住。围观的群众窃窃私语，然后发出嘘声，警察看看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其中一名警察叫大家散开，各自回自己该回的地方。他说得可能没错，但是显然大多数人就是喜欢待在那儿，因为围观群众并没有减少多少。

她交叉着双臂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双手埋进衣领中——样子看起来好像中国娃娃一样——然后说：“我永远爱你，彼特，你爸爸也一样。他没有说出口，但是他感觉得到。我们都爱你，你也知道。”

抓着帆布左角的警察在雪地滑了一跤，几乎跌到地上，有几个围观的人鼓掌叫好，跌跤的警察怒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脸上堆满深深的恨意。对我而言，一切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当世代之间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

如果我当时至少说出前面那部分，那么情形大概就好像猜出纺稻草的小矮人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声说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只告诉妈妈，大学老师上课的进度太快了，我过去的读书方法都不管用，必须建立新的读书习惯。但是我一定办得到，我很确定我办得到。

滑了一跤的警察转过身去，继续努力把帆布铺好。最后，他们终于用帆布把第一个和平标志和“干！约翰逊总统”的那个“干”字遮住，当他们把那个最糟的字眼遮住以后，群众确实开始散去。天空飘下的雪花现在夹着冰雹，站在那里很不舒服。

是啊，妈，问题就出在三楼交谊厅和纸牌——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玩几手牌就好了，然后抬头看钟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夜，我已经累得没法念书了；太沉迷其中，没办法用功读书。除了玩红心以外，整个秋天，我真正认真做的事情，就只有失去了我的童贞。

“最好不要让警察看到你背后的图案。”舰长说，我转过头去，看到他穿着有帽兜的运动服站在我旁边，双手伸进衣服前面的肚袋里，嘴里吐出的热气形成一道烟柱，目不转睛地盯着校警和还没被盖住的大字：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美国立刻撤出越南！“他们会认为是你做的，或是我做的。”

这一回我没有说实话，现在回头看就明白当时我撒谎泄漏了心底的秘密：我内心仍然有一股与我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驰的强大力量，很可能把我推到悬崖边……推下悬崖。

舰长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转过身去。他的运动服背上，用鲜红色墨水画上那个麻雀爪印。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天哪，”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画的？”

我想了大约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最后决定实话实说。“其实我不知道。”

“今天早上，”他说，“我看到奈特的图案，”他耸耸肩，“实在太酷了，我忍不住学他。”

“你到底惹上多大的麻烦了，彼特？”她问。

“他们不会认为是我们做的，绝对不会。”

读着读着，我感觉到厨房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抬起头来，看到妈妈穿着粉红色旧家居服站在一旁，脸上抹了旁氏冷霜，像鬼似的。我不讶异我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在这栋小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以后，她很清楚哪些地方踩下去会吱嘎作响。我想她终于要来问我关于安玛丽的事情了，但结果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的爱情生活。

“我想也是。”

戴夫和凯蒂在星期六晚上七点左右离开，仍然在为该买哪栋房子拌嘴（但是心情已经好很多了）。我在餐桌旁坐定，开始读社会学中关于“外团体制裁”的那一章，课本想说的似乎是即使书呆子都需要有人可以欺负。这观念还真令人沮丧。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盘问斯托克利……不需要问太多问题，他就会从实招来。但是如果训导处的人和男生训导长还没有和他谈，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问——

星期六中午前，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读地质学，我知道需要有人很快解释一些概念给我听。这学期只剩下两次大考：期中考之后就是期末考，我必须两次都考得很好，才能保住奖学金。

“戴维在哪里？”我问，“你知道吗？”现在雨很大，冰雹打在树叶上，也乒乒乓乓地打在我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

我心想，我必须找舰长一起奋斗。即使卡萝尔回来，她绝没有舰长那么清楚我的感觉。我必须和舰长并肩作战，奋力向岸边游去，避免灭顶。我倒不是真的那么关心他，而是想如果我们同心协力，两个人应该都可以过关。承认这点让我觉得自己很龌龊，但这是实情。到了星期六，我已经好好探索了自己的灵魂一番，知道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假如舰长也想利用我，那很好，因为我确实想好好利用他。

“英雄气概十足的迪尔波先生和十来个青年军官储训团的朋友在路上来回操练，”舰长说，“我们从交谊厅看到他们，他们开着真正的军车绕来绕去。龙尼说，他们的小弟弟可能硬得让他们一星期都没办法趴着睡。我想对龙尼而言，这样还挺好的。”

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迎头赶上——事实上，我知道我可以——但也知道没办法单打独斗，或和奈特一起奋战。我必须找个很了解三楼交谊厅那种致命吸引力的搭档，他很了解每当有人开始打出黑桃牌、试图逼出婊子时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也充分明白在牌桌上击败龙尼的那种单纯的快乐。

“等戴维回来的时候——”

但是，在所有的好事底下，和家人团聚的那种快乐情绪底下，我仍然暗自害怕回学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星期四晚上，当冰箱里塞满剩菜，其他人都各自就寝后，我读了一小时书，然后又在星期五下午读了两小时，当时没什么亲戚来访，而戴夫和凯蒂暂时解决了分歧，小憩片刻（虽然我认为他们的“小憩”也很吵）。

“是啊，等他回来的时候。”舰长耸耸肩，仿佛表示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咱们离开这堆泥泞，回去玩牌如何，你说呢？”

除了被安玛丽骂，还有不时想着卡萝尔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主要是她会不会改变主意、决定回缅因大学，还有她会不会和老友萨利一起过感恩节），这个假期还真不赖。星期四和星期五，亲戚轮流来访，大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啃着火鸡腿、又吼又叫地观赏电视转播的美式足球赛，还劈柴供应厨房炉火（还没到星期天晚上，妈妈已经有足够的木柴供整个冬天取暖之用）。晚饭后，我们吃甜点、玩拼字游戏。最富娱乐效果的是，戴夫和凯蒂为了他们打算买的房子大吵了一架，结果凯蒂把一盒剩菜往戴夫身上扔过去。多年来，我也挨过戴夫几记老拳，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那个装南瓜的塑料盒落到戴夫头上又弹开来。天哪，真是太有趣了。

关于很多事情，我都有满肚子话想要说……但是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去屋里，下午的牌桌照例又是满座，有五张牌桌在进行着四人牌戏。整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有人搬来一架留声机，因此我们可以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披头四和滚石合唱团的歌。还有人拿来《九十六滴眼泪》的唱片，至少连续播放了一小时：哭吧、哭吧、哭吧。从交谊厅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眺望班奈特小径和班奈特路，我不停地往那边望，希望会看到戴维和他那群穿卡其制服的同伴瞪着宿舍墙上的喷漆，也许正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带着卡宾枪或拔出刺刀去追捕斯托克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足球场上操练时，可能会高唱：“杀死越共！美国加油！”不过斯托克利是跛子，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他那热爱共产党的屁股被一脚踢出缅因大学。

他还没说完，妈妈和太太都狠狠瞪了他一眼，暗示他现在不要提，不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看到妈妈睁大眼睛，我猜她等一下就会自己开口问我，也许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妈妈想得到信息，当妈妈的总是这样。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发生。从一开学，斯托克利的外套背上就有麻雀爪印的图案，早在我们其他人还不晓得图案的意义之前，戴维就很清楚这点。更何况斯托克利一定会老实承认，他面对训导长和训导人员的质问时会完全豁出去。

妈妈紧跟在戴夫和凯蒂后面走进来，身上沾满面粉，但因为刚刚准备好晚餐而觉得十分开心，更因为两个儿子都回家而雀跃不已，兴奋得说个不停。老爸则坐在角落静静听着我们聊天，什么都没说……但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瞳孔放大的古怪眼睛从戴夫脸上移到我的脸上，又把目光移到戴夫脸上。我猜，他的眼睛其实是对我们的声音有反应。戴夫想知道安玛丽在哪里，我说安玛丽和我决定冷却一下彼此的关系，戴夫问我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

无论如何，整件事情在我眼中似乎愈来愈遥远，就好像我修的那些课，也像卡萝尔一样，现在我明白她真的离开了；被征召入伍、开拔到海外，然后死在丛林里，对我而言也同样遥远。对我们这群人而言，眼前最真实而迫切的事情莫过于揪出那可恶的婊子或射下月亮，并把二十六分奉送给同桌牌友。在我眼中，目前最真实的事情只有红心牌戏。

十点十五分的时候，我那大白天还不见踪影的哥哥终于开车抵达。他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披着有真正貂毛领子的漂亮外套，手里提着面包布丁走进来，戴夫则拿着一盅奶油炖豆。全世界大概只有我老哥会想到老远带着一大碗奶油炖豆来过感恩节吧。他是个好人，比我大六岁，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在一家小型汉堡连锁店担任会计师，他的公司在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开了六家汉堡店，到了一九九六年已经有八十家店了，而我哥哥和另外三个合伙人变成连锁店的老板，身价高达三百万美金——至少账面上的价值是如此——而且已经动过三次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猜你可以说，新增的每一个绕道血管都值一百万美金。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换句话说，假如我未来可以不再踏进三楼交谊厅的话。

33

哥哥和嫂嫂返抵家门之前，我的确读了一点书，接下来三小时稍微赶上了社会学的进度，还埋头苦读了四十页地质学。停下来泡咖啡的时候，我燃起一线希望。我的成绩落后了，严重落后，但或许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觉得自己好像外野手，顺着球飞的方向，不停往后退、往后退，一直退到左外野的墙边；然后站在那里抬头往上看，但没有放弃希望，知道那颗球会越过围墙，但是如果抓准时机跳起来，还来得及拦截到那颗球。我也办得到。

四点钟左右，冰雹变成雨，到了四点半，天色开始变暗之后，可以看到班奈特小径上面有八九厘米的积水。小路仿佛变成运河，水底下是结了冰后又逐渐融化的泥泞。

28

当我们注视着在餐厅洗碗部打工的倒霉鬼从宿舍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时，牌局进行的速度慢了下来。有几个人——比较聪明的家伙——直接从斜坡切过去，踏过正快速融化的雪地。其他人则照常穿过下面的小径，不时在结冰的地面上滑倒。浓雾逐渐从潮湿的地面升起，让行人更难辨识方向。有个住在金舍的家伙在两条小径交汇的地方碰到了从富兰克林舍走出来的女生，他们一起踏上班奈特路时，男生滑了一下，他赶紧抓住女孩。他们几乎一起滑倒，但想办法维持平衡。我们全都鼓掌叫好。

他走出去，屈在胸前的那只手还握着那杯红茶。

在我们这张牌桌上，我们开始玩第一手牌。龙尼狡猾的朋友尼克发给我十三张不可思议的牌，也许是我拿过最好的一手牌，很可能有射月的机会：我有六张高分的红心牌，没有一张牌真的是小牌，另外还有黑桃国王和皇后，加上其他两种花色的人头牌。我有一张红心七，不大不小的牌，但是在刚开始时，你可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突袭成功，因为没有人会料到你在还没机会改善手中的牌时就计划射月。

他又多站了一会儿，仿佛要看我整理书和笔记本。也许他在注视着我，也许只是站在那儿，我不太确定。最后，他开始慢慢走向门口，伸长脖子，微微举起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杯红茶的那只手——现在屈起来放在胸前。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对我说：“你甩掉索西家的女孩很好。索西家的人脾气都很坏。你可以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却没办法带他们出门。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女朋友。”

一开始，雷尼先打出梅花二。龙尼缺这个花色的牌，所以扔出一张黑桃A。他以为情势大好。我也这么觉得，我的两张人头黑桃牌都可能会赢，黑桃皇后算十三分，但是如果我拿到所有的红心，就不必把那些积分吞下去，反而是龙尼、尼克和雷尼得吞下那些分数。

听起来像个问题，所以我说：“是啊，爸。”

我让尼克赢了这一圈，接下来三圈我们轮流赢牌，先是尼克，接着是雷尼，都挖到钻石（拿到方块牌），然后我拿到混在一堆梅花牌中的红心十。

“大学，”他说，然后停顿了很久，“你在读大学。”

“心开始碎了，彼特吃下第一个红心！”龙尼高兴地喊叫，“你要倒霉了，乡巴佬！”

“这个嘛，我有几堂课的进度落后了，老师教课的速度比高中的时候快很多。”

“也许吧。”我说，心想也许龙尼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如果能够成功射月，我会让那个白痴尼克的积分立刻超过一百分，并让一路玩得很顺手的龙尼输掉这局。

“放假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用功。”老爸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几乎忘了他还站在那里。

三圈以后，大家都看出来我在盘算什么。不出我所料，龙尼原本堆满假笑的脸现在脸色大变，脸上正是我最想看到的表情——噘着嘴，满脸不高兴。

他没有搭腔，只是站在那儿，两手捧着玻璃杯，像个孩子一样小口地啜饮着红茶。我等了一下，觉得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提起放在角落的行李箱。整理行李的时候，我把教科书扔到衣服上，现在得把书一一拿出来。

“你不可能办得到，”他说，“我不相信，根本不可能。”不过他的声音透露出，他知道其实这是有可能的。

“好喝吗？”

“这个嘛，你们看！”我说，然后打出红心A。我现在不再掩饰我的盘算，何必掩饰呢？如果红心牌平均分布在每个人手中，我立刻就可以赢了这局。“我们就来看看——”

他没有搭腔，但是退后几步让我倒茶。我把七八分满的玻璃杯放在他的手里，把装红茶的水壶放回冰箱。

“你们看！”舰长在最靠近窗户的牌桌上嚷着，他的声音流露出不敢相信和敬佩不已的感觉。“我的老天！那是他妈的史托克！”

“我帮你倒，好不好？”我说。

我们全放下手中的牌，把椅子转过去，从窗口往下面滴滴答答下着雨的昏暗世界望去，在角落打牌的四个男生则站起来看。班奈特路老旧街灯的微弱灯光投射在雾气中，我不禁想到伦敦、泰恩街和开膛手杰克。山坡上的豪优克餐厅比以往更像一艘巡洋舰，雨水顺着交谊厅的窗户往下流，豪优克的形象也模糊起来。

他点点头，从冰箱旁的橱柜中拿出最大的玻璃杯，一副准备把红茶倒得柜台和脚上到处都是的模样。

“他妈的哩噗—哩噗，这种烂天气还到户外去，我真不敢相信。”龙尼惊呼。

这是个颇复杂的问题，简单回答的话——而且或许也是最诚实的答案——应该说我没有，我也就这样回答老爸。

斯托克利从张伯伦舍北侧快步走下通往洼地的小径，四面八方的小径都在洼地交会。斯托克利穿着他的粗呢旧外套，显然他并不是刚从宿舍走出来，因为外套都湿透了。即使窗户上都是雨水，我们还是看得见他背上的和平标志——和墙上的字一样黑（尽管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用长方形帆布遮住了）。他的一头乱发因为湿透而贴在头上。

“你在大学里看上了别的漂亮女孩，对不对？”

斯托克利没有抬头看一看他在墙壁上的涂鸦，只是往班奈特路快步走去。我从来不曾看过他走得这么快，完全无视于落在头上的大雨、逐渐升起的浓雾和拐杖溅起的泥水。他想跌倒吗？他想冒险试试在泥泞中会不会滑倒吗？我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陷入沉思，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走得多快或路况有多糟。无论如何，如果他不冷静下来，一定走不了太远。

我忍不住笑了，那扇老旧的玻璃门居然没有碎掉，还真是奇迹。“我猜她的确摔了门。”

龙尼咯咯笑了起来，仿佛星火燎原般，他的笑声传染给其他人。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笑，但却停不下来，舰长也一样。一方面笑声仿佛会传染，另一方面也确实很好笑。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无情，我当然知道，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一定要说出那天的真实情况……因为即使过了大半辈子，我仍然觉得很好笑，每当回想起他的样子，一个穿着粗呢外套的发条玩具在倾盆大雨中快步前行，一边走着，手中的拐杖一边溅起泥水。你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你就是晓得，而这正是整件事最好笑的地方——问题是在该来的终于来了之前，他能撑多久。

“索西家的人脾气都不好，彼特。她刚刚摔门，对不对？”

雷尼用一只手撑着脸狂笑，眼睛从张开的手指缝隙往外望，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休用手捧着肚子，好像陷入泥洞里的蠢驴一样拼命鬼叫。马克则笑得停不下来，说他要尿出来了，他喝了太多可乐，快尿在他妈的牛仔裤上了。我笑得太厉害，连纸牌都握不住，仿佛右手神经完全麻痹一般，我松开手指，手上的牌散落在我的膝盖上。

“对，爸，是安玛丽。”

斯托克利走到洼地底部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停下脚步，疯狂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旋转，似乎靠着一支拐杖来维持平衡，另外一支拐杖拿在他手里好像机关枪一样向四周扫射——杀死越共！宰掉舍监！赶走那些上层阶级的人！

“刚刚那是索西家的女孩，对不对？”

“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东尼惟妙惟肖地学着体育播报员的声音宣布。这句话成了引爆点，整个交谊厅顿时成了疯人院，扑克牌到处乱飞，烟灰缸翻倒在地，其中一只玻璃烟灰缸还打碎了。有人跌到椅子外面，在地上滚来滚去，一边顿足一边吼叫。天哪，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他打开冰箱摸索了一下，拿出一壶冰红茶，喝起不加糖的红茶。我偶尔也学他喝不加糖的红茶，我可以告诉你，喝起来淡而无味。我的推论是，老爸总是喝红茶，原因是红茶是冰箱里最明亮显眼的东西，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我的妈呀！”马克大吼，“我刚刚尿湿裤子了！我实在忍不住！”尼克在他后面往窗口爬去，眼泪从发热的脸颊流下来，双手往前伸出去，无言地恳求着：拜托，停下来，赶快停下来，否则我的脑血管快爆开了，我会笑死在这里。

“这个……是啊，”我说，“我想你大概听到了吧。”

舰长站起来把椅子转过来，我也站起来。笑够了之后，我们勾肩搭背，蹒跚地往窗口走去。令人吃惊的是，斯托克利仍然双脚着地站着，浑然不知上面有二十几个兴奋过度的扑克牌友正注视着他，而且大笑了一场。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一位年轻小姐叫一位年轻男士混账东西？”他轻轻地问。

“加油，哩噗—哩噗！”龙尼开始呼喊。“加油，哩噗—哩噗！”尼克附和，他已经爬到窗户旁边，用额头顶着窗，仍然继续笑着。

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我转过身去，看到老爸穿着拖鞋，慢慢拖着脚步在地板上走着，一手往前伸出去，手上的皮肤松垮垮的，像戴着又大又松的手套般。

“加油，哩噗—哩噗！”

我站在厨房水槽边的窗前，看着索西先生的货车尾灯消失在马路上。我觉得很惭愧——天哪，想到她睁大眼睛、微笑消失、开始颤抖的神情——但是我也觉得很开心，十分差劲地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轻松地想要像舞王佛雷亚斯坦那样沿着墙壁跳舞，一直跳到天花板上。

“加油，宝贝！”

“喔，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她说，然后就出去了。我听到她发动车子的声音，然后毫不兴奋地打电话给安玛丽·索西。一小时后，安玛丽就开着她爸爸的货车，挂着微笑来到我家，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嘴上涂了亮丽的口红。她的笑容没多久就消失了，我想你也猜得到，十五分钟后，安玛丽就走出我家，也走出我的人生。保持联络，宝贝，再见了。大约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举行的那段时间前后，她嫁给路威斯顿的保险经纪人，成为贾尔伯特太太。他们生了三个小孩，到现在仍然有婚姻关系。我猜这样很不错，不是吗？即使没那么好，你还是得承认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生活。

“加油！”

我和爸妈一起闲坐了一会儿，和他们说了一些学校里的事情（不过没有谈到玩牌），然后就出去外面。我在暮色中扫了一下落叶——冷冷的空气吹到脸上，未尝不是一种福气——向路过的邻居挥手打招呼，晚餐时吃了三个妈妈做的汉堡。然后，她说要去教会为卧病在家的人准备感恩节晚餐；她不认为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会想和一群唠叨的老太婆一起度过，不过如果我想参加也很欢迎。我谢谢她，说我想给安玛丽打个电话。

“好好撑住拐杖啊，好小子！”

我们——妈妈和我——认为他可能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视力，也许多一点点，很难说，因为他难得开口。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造成的，他从二楼跌下去，左脸和脖子都留下了疤痕，头盖骨还有一块补丁，所以那里长不出头发。那次意外破坏了他的视力，同时影响到他的脑力。但是他还不算“痴呆”，我有一次在理发店听到一个混蛋这么说；我父亲也没有哑掉，虽然有人似乎以为他是哑巴。他昏迷了十九天，醒来以后，大半时候都闷不吭声，而且脑子里经常混沌一片，但有时候他还是在那儿，仍然在场，而且也还像个父亲，足以在我回家的时候亲亲我，还有用一只手紧紧搂我一下，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他都是这样拥抱别人。我很爱老爸……和龙尼玩牌玩了一学期之后，我学到的是，说话是被过度高估的才能。

“加油啊，他妈的哩噗—哩噗！”

我大约在五点半回到盖兹佛斯镇，经过法兰克冷饮店时，我放慢速度，然后又往前开。到了这时候，我迫切地想回家，相较之下，喝喝啤酒、和法兰克聊聊八卦就没那么重要了。妈妈欢迎我回家的方式是一边嘴里念着我太瘦了、头发太长了，还有“胡子也不好好刮一刮”，一边为浪子归来而掉下欢喜的眼泪。老爸吻了吻我的脸颊，用一只手臂搂了我一下，然后仿佛一只好奇的乌龟般，从褐色旧毛衣里探出头去，打开冰箱倒了一杯老妈泡的红茶。

场面热烈得好像比分接近的足球赛中最后一次进攻，只是每个人都高喊着“加油，哩噗—哩噗”，而不是“好好守住”或“挡住他，不要让他踢球”。几乎每个人都在高声喊叫，但我没有喊，而我认为舰长也没有喊，不过我们都在笑，我们和其他人笑得同样厉害。

27

突然之间，我想到卡萝尔和我坐在豪优克餐厅外面的牛奶箱上的那个晚上，就是她拿童年和朋友合照给我看的那个晚上……并告诉我那些男孩怎么欺负她、他们用球棒做了什么事。卡萝尔说，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当时他们也在笑吗？也许吧，是啊。因为当你玩得很开心、猛开玩笑时，不都会这样吗？你会笑个不停。

我把她的信折好塞进牛仔裤口袋里，然后开车回家。起先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停拭泪，然后打开收音机，音乐让我觉得好过一点；音乐总是有这样的功效。现在我已经五十开外了，音乐还是能让我觉得好过一点。

斯托克利站在那里好一会儿，低着头、拄着拐杖……好像二战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塔拉瓦环礁般开始往上坡进攻。他走在班奈特路上，飞舞的拐杖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我们仿佛在注视着一只患了恐水症的鸭子。

是啊，我们也得到信息了，老天爷知道我们得到信息了。

三楼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

我们需要信息。

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我们坐在牛奶箱上抽烟的时候，卡萝尔这么说。当时她正在哭，在餐厅透出的白色灯光下掉下银色的眼泪。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玩笑了。

我看看手表。由于提早开车到她的宿舍（也许是出于下意识），现在还不到三点钟。在她回康涅狄格州之前，我很容易就可以在德里巴士站赶上她……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她说得对，我们在这辆老爷车里面有了最精彩的道别；再有任何动作都是画蛇添足。最多只是重复昨天说过的话而已，甚至发生争论，反而让昨晚的美好蒙上污点。

想到这里，我立刻停止拿斯托克利当笑柄——我敢发誓，真的是这样。不过，我仍然忍不住一直笑。

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老歌。

当斯托克利终于滑倒时，他已经往上坡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他把拐杖往前伸得太远——即使没有下雨，都伸得太远了——当他的身体往前移时，两支拐杖从他的腋下飞出去。他的腿猛然弹起来，就好像体操选手在平衡木上做出惊人的花式动作一样，然后就四脚朝天躺下，啪啦溅起许多泥水。我们从宿舍三楼都听得到那个声音，简直是最后的神来之笔。

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美好的经验，但是在底下签名的时候却没有写上“爱你的”，只是签上名字而已。如果还有比这更棒的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受得了。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伸手摸摸座椅上她躺过的地方，我们曾经躺在一起的地方。

三楼交谊厅现在简直变成疯人院，里面的疯子同时食物中毒。我们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又笑又叫，眼睛喷出泪水。我靠在舰长身上，因为我的双腿已经撑不住身子，膝盖感觉好像面条一样。这辈子从来不曾笑得这么厉害过，我想以后也没有再像这样笑过，但还是一直想到卡萝尔两腿交叉坐在牛奶箱上，一手夹着烟、另一手拿着照片的样子。卡萝尔说，哈利打我……威利和其他人抓住我，让我没办法逃跑……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了。

又附：千万不要再玩牌了。

在外面的班奈特路上，斯托克利挣扎着坐起来，努力让一部分上身脱离水面……然后又直挺挺躺下来，仿佛那冰冷的泥泞是一张床。他向着天空举起双臂，似乎在祈求什么，然后又颓然放下手臂。这三个动作仿佛投降三部曲：先是身体躺回泥泞中，然后举起手臂，最后双手张开，手臂重重摔下，再度溅起泥泞。简直就是去他妈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放弃了。

附：昨晚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经验。

“走吧。”舰长说，他还在笑，但是也十分认真；我可以听到他带着笑意的声音里透着认真，同时也看到他笑得歇斯底里的扭曲脸上夹杂着严肃的神情。我真高兴看到他这样，老天，我真高兴。“走吧，在那王八蛋还没有把自己淹死以前。”

卡萝尔

舰长和我并肩走出交谊厅门口，快速跑过走廊，好像弹珠一样不时相互碰来碰去，跌跌撞撞地往前奔，几乎像斯托克利在小径上疾走时一样快失控了。其他人大都跟在我们后面，只有一个人我很确定没有跟来，就是马克，他回寝室去换掉湿了的牛仔裤。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昨晚当做最后的道别——这样不是最好吗？我可能会写信到学校给你，也可能不会，目前我很困惑，没有办法说定（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回来念书）。但是请不要找我，让我主动和你联络，好吗？你说你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主动和你联络。我一定会和你联络的，我答应你。

我们在二楼的楼梯口碰到奈特——几乎把他撞倒。他抱着一堆书站在那儿，紧张地看着我们。

亲爱的彼特：

“天哪！”他说，这已经是奈特最强烈的语气了，天哪。“你们到底怎么了？”

我爬进车子里，昨晚就是在这里失去了童贞，然后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纸。莎士比亚说过，警句贵在简洁。如果莎士比亚说得对，那么卡萝尔的短笺可真是字字珠玑。

“走吧。”舰长说。他的喉咙很紧，近乎咆哮般喊出那几个字。如果不是先前还和他在一起，我会以为他刚刚哭过。“不是我们，是他妈的斯托克利。他跌倒了，他需要——”舰长突然忍不住又爆笑起来。他往后倒在墙上，眼睛转个不停，仿佛兴奋得快休克了。他摇摇头，仿佛拒绝接受这样的行为，但是你当然无法拒绝笑。当笑声不请自来的时候，它会啪嗒坐在你最喜欢的座位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上面的楼梯开始轰隆作响，是三楼的牌友下楼梯的声音。舰长擦擦眼睛，把话说完。“他需要别人帮忙。”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封套上写着我的名字。我谢谢她，拿着信封走出富兰克林舍。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在车子旁边伫立片刻，眺望前面的豪优克餐厅，这座旷野上的宫殿、头上长角的热狗人之家。而下面就是班奈特小径，秋风扫过落叶，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树叶的颜色早已失去原先的光亮，只留下十一月的暗褐色。那天是感恩节前夕，冬天的脚步即将踏上新英格兰，周遭只有寒风呼啸和冷冷的冬阳。我又哭了起来，可以感觉到脸颊上的热泪。九十六滴眼泪，宝贝；哭吧，哭吧，哭吧！

奈特看着我，神情愈来愈困惑。“如果他需要别人帮忙，你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

她抬起头来，把杂志放下，抛给我一个甜蜜、同情的眼神，仿佛医生要宣告“哎，抱歉，你的肿瘤没有办法动手术取出来”时一样。你真倒霉，还是和耶稣做朋友吧。“卡萝尔说她必须早一点离开，她已经搭穿梭巴士去德里车站了。但是她说你会来找她，要我把这个东西拿给你。”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可恶，我甚至没办法解释给自己听。我抓住舰长的手臂，猛拉他。我们开始走下楼梯，奈特跟在后面，其他人也跟在后面。

“麻烦通报一下，彼特要找卡萝尔。”我说。

34

我走进去。宿舍大厅通常会有八九位来访的年轻绅士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候，今天却出奇的空空荡荡。穿着蓝色制服的清洁工正在用吸尘器清洁地毯，柜台小姐边看《麦考尔》杂志、边听收音机。事实上，她听的是“问号与神秘主义者”的音乐。哭吧，哭吧，哭吧，宝贝，九十六滴眼泪！

当我们推开左侧大门走出宿舍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长方形的黄色帆布；帆布摊在地上，上面满是积水和一团团烂泥巴。然后，路上的积水开始涌入我的球鞋中，我完全抛掉了看热闹的心态，外面真是天寒地冻，冰冷的雨水仿佛一根根细针般扎在我的肌肤上。

我不算命，也很少看《X档案》，从来不拨灵媒热线的电话，但我相信我们偶尔都能未卜先知。那天下午就是如此，当我把老哥的老爷车停在富兰克林舍前面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

班奈特小径的水淹到我的足踝那么高，我的双脚起先只是冰冷，后来整个冻僵了。舰长滑了一下，我一把抓住他，奈特从后面稳住我们，免得我们往后跌倒。我可以听到前面传来闷声咳嗽的声音。斯托克利像根湿透的木头般直挺挺躺在地上，粗呢外套在身边漂浮着，一团团黑发漂浮在他的脸上。他咳得很厉害，每一次闷声咳嗽都口沫横飞。一根拐杖平躺在手臂和身体之间，另外一根拐杖则朝班奈特厅的方向漂去。

26

雨水洒在斯托克利苍白的脸上，他的咳嗽声中有一种闷声漱口的喉音，眼睛直直看着眼前的雨和雾。他似乎没有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但是当我在他身旁跪下来，而舰长在另外一边跪下来，他却想用力推开我们。雨水灌进他的嘴里，他开始拼命摆动身子，快在我们面前淹死了。这时候我不再觉得好笑，但是仍然可能笑出来。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卡萝尔说，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听老歌。

我还来不及搭腔，他就离开了，回乡下去吃妈妈烤的火鸡，甚至还可以得到辛迪的服务。嘿，这可是感恩节呢！

“把他拉起来。”舰长说，然后抓住斯托克利的一边肩膀。斯托克利虚弱地甩了他一巴掌，舰长毫不在意，也许他根本不觉得痛。“快点，看在老天的分上！”

“整个世界都快崩溃了，而你们两个却为了玩牌快被踢出学校！只因为愚蠢、该死的扑克牌游戏！”

我抓住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肩膀。他把水泼在我脸上，仿佛我们正在某人的后院游泳池里嬉戏。我原本以为他一定和我一样冻僵了，但是他的皮肤很热，有一种病人的热度。我看着舰长。

“我不会被退学。”我说……但从昨晚起，我已经接受了可能被退学的想法。我不只是即将步入严重危机，而是已经深陷危机中。“舰长也不会，情势还在掌控中。”

舰长对我点点头。“预备……起。”

“你会被退学。”他又重复了一遍。脸颊浮现暗红色的红晕。“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和舰长是最好的大好人，我在高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至少在我那所高中里没有，但你们就快被退学了，真是愚蠢。”

我们把斯托克利拉起来，斯托克利腰部以上的部分离开了水面，但是仅此而已。我很讶异他竟然这么重。他的衬衫不再塞在裤子里，而是松开来，好像芭蕾舞裙般飘浮在他的腰部。我可以看到衬衫下面的白皙皮肤和肚脐，还有疤痕，已经愈合得歪七扭八的伤痕。

“不会啦，”我说，“别瞎说，奈特，没问题的。”

“快来帮忙，奈特！”舰长大吼，“把他拉起来！”

我再度想着，奈特和卡萝尔两个人还真像呢，好像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想挤出一丝微笑，但是奈特没有回我微笑。他苦着苍白的小脸，标准北方佬的脸孔，你看到一个老是晒伤，而不是晒出一身古铜肤色的瘦子，他所谓的精心打扮只是打着一条细领带，头上随意抹点美发水，而且他应该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白河北岸长大的，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很可能是“蔓越橘酱”。

奈特跪下来，泥水溅到我们三人身上，他从背后抱住斯托克利。我们三人挣扎着想把他拉出水面，但是红砖道上的泥泞让我们摇摇晃晃的，几乎没办法一起用力。斯托克利虽然仍在咳嗽，而且半个身子泡在水里，但他还在和我们作对，拼命想挣脱我们回去躺在水里。

奈特仍然站在那里，看着我。“你会被退学。”他说。

在龙尼的带头下，其他人也来了。“他妈的哩噗—哩噗，”他喘着气说。他还在笑个不停，但是微微露出敬佩的表情。“毫无疑问，你这回麻烦大了。”

“嘿，走吧，快走吧，”我说，“时间如潮水，一去不复返，即使你念的是牙医预科，时间也不会停下脚步等你。”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笨蛋！”舰长大叫，“帮帮我们！”

我把行李箱关好，环顾四周，奈特还站在走廊上。我跳起来，发出一声惊呼，好像见鬼似的。

龙尼沉吟了一会儿，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在评估该怎么做最好，然后他转过头去看看后面还有什么人。他在烂泥巴上滑了一下，还在咯咯笑的东尼一把抓住他、让他稳住。三楼交谊厅的所有牌友现在都齐聚在淹水的红砖道上，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笑。他们看起来好像什么，我当时不晓得是什么。如果不是卡萝尔的圣诞礼物，我可能永远不会晓得他们像什么……不过当然啦，那是后来的事了。

对我来说，这是远离牌局的好机会，卡萝尔要离开的消息，我觉得很难过，但是如果说那是我当时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说谎。在那一刻，离开三楼交谊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逃离“婊子”的诱惑。如果你在十二月被退学，明年十二月就会在丛林作战了。保持联络，宝贝，再见啰，正如柯克舰长所说。

“你，东尼！”龙尼说，“还有布拉德、连尼、巴瑞，我们一起抓住他的脚。”

我把行李箱塞满，心想可以先载卡萝尔到德里的巴士站，然后继续开车回家。如果一三六号公路的车子不太多的话，可能天还没黑就到家了。说不定我甚至可以在到家之前，先在法兰克冷饮店买杯沙士。突然之间，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张伯伦舍和豪优克餐厅，离开这整间该死的大学——成为我现在最想做的事。你现在很困惑，彼特，卡萝尔那天晚上在车子里说，不管是对学校、对红心牌戏、对安玛丽或对我，都觉得很困惑。

“我呢，龙尼？”尼克问，“我要做什么？”

“我会的，还会多吃一点蔓越橘酱。刚到这里的头一个星期是我想家最厉害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妈妈做的蔓越橘酱。”

“你太矮了，没办法把他抬起来，”龙尼说，“不过如果你吸一吸他的小弟弟，说不定可以帮他打打气。”

“感恩节快乐，奈特。”我说，打开衣橱，开始随意拉出一些衣裤。“多吃一点，你太瘦了。”

尼克退后。

回到张伯伦舍的时候，我发现奈特已经准备启程回家了。他一手提着行李，皮箱上的贴纸上写着“我攀登了华盛顿山”，肩膀扛着装满脏衣服的袋子。奈特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就好像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一样。

龙尼、东尼、布拉德、连尼和巴瑞从我们旁边走过去，龙尼和东尼抓住斯托克利的小腿肚。

第二天早上，我和地质学讲师短暂会晤了一下，他说我正“逐渐陷入严重危机”。六号，这完全不是新闻，我想这么对他说，但没有说出口。那天早上，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变得比较好，同时也变得比较糟。

“我的老天！”东尼大叫，一边笑着，一边露出厌恶的表情。“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

25

“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龙尼不怀好意地模仿他的腔调。“把他抬起来，现在可不是在上艺术欣赏课，死意大利佬！雷尼和巴瑞，他们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你们把手放在他的瘦屁股上。当其他人把他抬起来的时候——”

收音机里，杰基·威尔森唱着《寂寞的泪珠》，我慢慢来；罗伊·奥比森唱着《只是寂寞》，我慢慢来；万达·杰克逊唱着《开个派对吧》，我慢慢来；播了一段广告，我慢慢来。然后她开始呻吟，指甲嵌入我的颈背，当她的臀部开始紧贴着我猛烈上下晃动时，我没有办法再慢慢来了，这时候的收音机里，五黑宝正唱着《黄昏时分》，她开始不自觉地呻吟，喔，彼特，喔，天哪，喔，耶稣基督，彼特，她的嘴唇亲吻我的嘴唇，又吻我的脸颊，吻我的下巴，她疯狂地亲吻我。我可以听到椅子吱吱嘎嘎的声音，闻到香烟的味道和吊在后视镜的空气清洁剂的棕榈味，这时候我也开始呻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五黑宝正唱着：“我每天都祈祷夜晚来临，只是为了和你在一起。”然后就发生了，我在狂喜中抖动。我闭上眼睛，闭着眼睛搂着她，然后进入她的身体，我全身摇晃，听到鞋跟抽搐般冬冬敲打着驾驶座旁的车门，心里想着，即使我快死掉了也要这么做，即使我快死掉了，即使我快死掉了；我心想，这也算是信息。我在狂喜中晃动，纸片落在该落下的位置，这世界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拍子，皇后躲起来了，皇后找到了，而这些全都是信息。

“——我们就站起来，”雷尼帮他把话说完，“知道啦，你别老叫我们死意大利佬。”

于是我转开收音机，然后亲吻她，她的手引着我到某个部位，那里十分温暖。很温暖，也很紧。她在我耳边呢喃，她的嘴唇弄得我皮肤痒痒的。“慢慢来，把每一片蔬菜都吃完，也许就有甜点可吃了。”

“别管我，”斯托克利边咳嗽边说，“停下来，走开……他妈的失败者……”又是一阵咳嗽，他开始发出可怕的作呕声，嘴唇在街灯下呈现一片死灰而又带着些许光泽。

“打开收音机，”她说，一边松开我的皮带、解开我的牛仔裤纽扣，“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听老歌。”

“瞧，是谁在这里嚷着失败者啊，”龙尼说，“是他妈的快淹死的跛脚同性恋。”他看着舰长，雨水从他的鬈曲的头发间流到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柯克，可别指望我们。”

我觉得口干舌燥，不过这一定只是幻觉，因为当我吻她的时候，我们的嘴唇都是湿润的，我们的嘴唇、舌头、牙齿滑来滑去。等到终于能开口说话时，我说：“我会尽力善用我的大学教育。”

“一……二……三……起来！”

她优雅地褪下裤子、丢到后座，然后把手绕到我颈后，十指紧扣。“我做过两次，和萨利。我不认为他很厉害……不过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而你是大学生。”

我们奋力一抬，斯托克利好像一艘待援的船般脱离水面，我们也随之前后摇晃。他伸出一只手在我前面挥舞，起先只是悬在那儿，后来就举起来狠狠在我脸上掴了一巴掌。哇！我又开始大笑。

我犹豫了一下，针对这个问题，男生通常都很难启齿，而且多数人会撒谎。但我不想对卡萝尔撒谎。“没有。”我说。

“把我放下来！你们这群混蛋东西，把我放下来！”

“你以前有没有做过？我的意思是，真的做？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信息。”

我们在泥泞中摇来晃去，大雨淋在他身上，也淋在我们身上。“艾科尔！”龙尼大吼，“马崔特！布伦南！天哪！你们这几个他妈的愚蠢的混蛋，稍微帮帮忙好吗？”

“呃……”

兰迪和比利往前踏了几步，其他人——有三四个人是听到叫声和啪啦溅起水的声音而跑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三楼玩红心的那群人——也一起抓住斯托克利。我们笨手笨脚地把他转过来，好像全世界最愚蠢的拉拉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在大雨中练习。斯托克利现在不再挣扎了，他躺在我们手中，两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上，手中都是雨水。雨势渐弱，雨水从他湿透的外套和裤子滴下来。他把我抱起来，卡萝尔谈到那个理平头的男孩、那个初恋的男孩时曾经说道，他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里，一路爬坡把我抱回家。她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中萦绕不去，直到现在。

“即使我拜托你都不成吗？”她拉起我的手，让我的手滑进她的毛衣、贴在她的左胸上。我身体里某个部分原本已经没精打采了，如今又突然警醒过来。

“回宿舍吗？”龙尼问舰长，“我们把他抱回宿舍吗？”

“你拿不到的。”当你泫然欲泣的时候，实在很难装出麦高汉在电视剧《囚徒》中的凶狠语气，但是我尽力而为。

“不对，”奈特说，“带他去医务室。”

“好，现在，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由于我们已经把他弄出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而我们已经办到了，因此带他去医务室很合理。医务室在班奈特厅后面的一栋小砖房里，离这里不过三百多米。我们只要离开这条小径，走到大路上，就会好走多了。

我叹了一口气。“是啊。”只是这段交往比我预期的短暂许多。

于是我们抱着斯托克利到医务室；把他抬在肩膀上，就好像把作战阵亡的英雄仪式般的抬离战场一样。有些人还在偷笑，我也是其中之一。偶尔看到奈特用十分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则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发出笑声。我成功地忍了好一会儿，然后想到他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我又忍不住笑起来。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但是我看到她眼中闪了一下，我不可能没看到，因为那双大眼睛平常都十分直率。“这样很好，”她说，“谢谢你，我没有骗你，对不对？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关系不会长久。”

一路上，斯托克利只开了一次口，他说：“让我死吧！在你们愚蠢、贪婪的一生中做件好事，让我死吧！”

“我可不可以载你去车站？我可以三点钟左右去宿舍接你。”

35

“会。”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放在角落的电视机正在重播《牧野风云》，但一个观众也没有。那时候彩色电视的技术还不成熟，卡尔莱特的脸色好像新鲜酪梨一样。我们一定喧哗得好像一群刚爬出水坑的河马一样，值班的护士赶紧跑来，她的助理跟在后面（可能也像我一样，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还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小个子，他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嘴里叼着一支烟。在亚特兰蒂斯，即使医生都会抽烟。

“你会在德里搭车吗？”

“他怎么了？”医生问龙尼，可能是因为他一副老大的样子，或是他离医生最近。

“明天下午。我买了四点钟到纽约的车票，哈维切巴士站离我家只有三个路口。”

“他在班奈特路跌了一跤，”龙尼说，“差一点淹死了。”他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他是个跛子。”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仿佛为了强调这点，比利挥一挥斯托克利的一根拐杖，显然没有人费心去捡起另外一根拐杖。

她什么也没说。

“把那根东西放下，你想打破我的脑袋瓜吗？”尼克生气地说。

“嘿，我把车子上的戈德华特贴纸撕掉了，不是吗？”这句话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很蠢。

“什么脑袋瓜？”布拉德回答，我们全都爆笑起来，结果斯托克利差一点掉到地上。

她轻轻用手掩住我的嘴。“如果你在十二月被退学，明年十二月就会在丛林作战了。彼特，你得好好想想这件事。萨利和你不一样，他赞成打这场仗，他也想上战场，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自己怎么想，而且如果你一直玩牌，就会一直迷糊下去。”

“亲亲我的屁股吧，蠢驴。”但尼克自己也笑了起来。

“卡萝尔——”

医生皱着眉头。“把他抱进来，你们的疯话可以省省了。”斯托克利又开始咳嗽，低沉的闷咳。你预期他的嘴里会喷出血丝，因为他咳得实在太厉害了。

“我可以回去念康涅狄格大学，”她说，“如果妈妈情况好转，我就可以在布里吉港半工半读，或在斯特拉福特或哈维切读夜间课程。我可以这么做，相信我，因为我是女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待遇；约翰逊特别关照过这件事。”

我们成两列抱着斯托克利沿着医务室的走廊往前走，但是没办法以这样的队形穿过房门。“让我来。”舰长说。

我说我没有，但当然很困惑。

“他会跌下来的。”奈特说。

我捻熄香烟滑到她那边，投入她的怀抱。她亲吻我，凝视我的眼睛，“也许你爱我，也许你不爱我。我只能告诉你，我绝不劝别人不要爱我，因为周遭的世界太缺乏爱了。但是你现在很困惑，彼特，不管是对学校、对红心牌戏、对安玛丽或对我，都觉得很困惑。”

“不会，”舰长说，“我不会让他掉下来的，先让我把他抱稳。”

她注视着我，脸上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表情，然后摇下车窗，把香烟往外丢，接着又把车窗摇上，张开手臂。“过来这里。”

他往前跨一步，然后先对站在右边的我点点头，然后再对右边的龙尼点点头。

“我不想你离开，”我说，“我爱你。”然后试着挤出微笑，“多透露一点信息好吗？”

“把他放低一点。”龙尼说，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舰长接过斯托克利的时候闷哼了一声，脖子上青筋毕露。然后我们退后，让舰长把斯托克利抱进房间里，放在看诊台上，覆盖在皮垫上的薄纸立刻湿透了。舰长退后几步，斯托克利瞪着他，整张脸一片死灰，只有两颊红彤彤的，雨水从他的发际汩汩流下。

是啊，是啊，孔子曰，把飞机倒转过来飞的人会撞得粉身碎骨。我哭了起来，哭得不是很厉害，但是有眼泪，我想主要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好吧，或许我也是为自己哭泣，因为我很害怕，害怕自己除了一科以外，其他科目可能全部不及格；害怕朋友打算按下“紧急弹出”的按钮，离我而去；我也害怕自己好像老是戒不掉玩牌的坏习惯。没有一件事情符合我刚上大学时的期望，我简直吓坏了。

“抱歉。”舰长说。

“但是我没有，”她说，“我们的心坚固得很，彼特，多半时候都不会碎，多半时候都只是弯曲而已。”

斯托克利把头转开，然后闭起眼睛。

“你想要知道一点信息吗？”我问她。我的声音颤抖，愈来愈浊重。“不管你想不想知道，我都会告诉你，好吗？你伤了我的心，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信息，你让我心碎。”

“出去。”医生告诉舰长。他已经吐掉嘴里的烟，环顾我们这十来个闹哄哄的大男孩，大多数人的脸上仍挂着笑容，身上还滴着雨水。“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跛脚？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方式。”

“蕾安达在上班，而且她自己也有妈妈要操心。”卡萝尔说。她的怒气已经消散了，好像泄了气一样，十分沮丧。我还记得那个站在我身旁、看着戈德华特贴纸一片片随风飘散而开怀大笑的女孩，和现在这个女孩判若两人。“妈妈就是妈妈，只有伊恩和我能照顾她，而伊恩几乎连高中都快读不下去了。更何况再不济，我还是能进康涅狄格大学。”

我想到先前看到的伤疤，那些纠结的疤痕，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原本那种忍不住的笑意已经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羞愧，羞愧得不敢开口。

“唔，她总是个什么吧，如果你竟然得为她休学的话。如果真那么严重，总不是小问题吧。”

“不就是平常那些跛脚的原因吗？”龙尼说。面对真正的大人时，他不再那么趾高气扬，声音有点迟疑，甚至似乎有一点不安。“肌肉瘫痪或脑部营养失调之类——”

“我妈妈不是酒鬼！你不可以这样说她！”

“他出过车祸。”奈特说，我们都转过头去看他，尽管浑身湿透，奈特的样子仍然白白净净的。那天下午，他戴着福肯高中的滑雪帽。缅因大学足球校队终于达阵成功，奈特不必再戴扁帽了。“四年前，他的父母和姐姐都在那场车祸中丧生，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照顾她呢？我的意思是，你妈妈是酒鬼又不是你的错。”

屋里静悄悄的。我从舰长和东尼肩膀间的空隙往里面看，斯托克利仍然躺在看诊台上，把头转向一边，眼睛闭起来。护士正在替他量血压。他的裤子紧贴在大腿上，我想到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七月四日游行，山姆大叔夹杂在学校乐队及摩托车阵中，昂首阔步地跟着游行队伍行进，他戴着蓝色高帽子，至少有三米高，但是起风时，裤子被吹得紧贴着大腿，这时他在裤子里耍的花招就无所遁形了。斯托克利湿透的裤子包裹下的大腿看起来就是如此：仿佛在玩什么花招，只是个恶作剧，在锯短的高跷下面套了双球鞋。

“是蕾—安—达。”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舰长问，“是他告诉你的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戒掉？”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照顾你妈妈呢？为什么不让她那个朋友，卢安达——”

“不是，”奈特显得很惭愧，“有一次开完反抗委员会后，他告诉哈利的。当时哈利直接问他的腿是怎么回事，斯托克利告诉他的。”

现在轮到我生气了。正当我开始想和她在一起、需要她陪伴我的时候，她却一把推开我、把双腿夹起来，告诉我她要离我而去，留给我世界上最忧郁的蛋蛋……而现在，全都是我的问题了；现在，全都是玩牌的问题了。

我想我明白奈特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表情。他刚刚说，在那次会议之后。之后。奈特不晓得那次会议中讨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当时不在场；奈特不是反抗委员会的一分子。奈特绝对只是个旁观者，他也许赞同反抗委员会的目标和策略……但是他得考虑他的妈妈，还有以后能不能当牙医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戒掉呢？”

“脊椎伤害吗？”医生问，声音比刚刚轻快。

“这件事不好笑。”我说。不，一点也不好笑。

“我想是吧。”奈特说。

“你好像还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似的。”她说。

“好。”医生挥挥手，仿佛在赶鸭子一样，“回宿舍去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不会啦，”我说，“他太夸张了。奈特会留下来，斯托克利也会，如果他没有在哪天晚上滚下楼梯、摔断脖子的话。”

我们开始退后，往门口走去。

她生气地抬起头来。“你想谈谈中断学业的事吗？你知道我一直听到别人怎么说你们在张伯伦舍三楼进行那些该死的牌局吗？他们说，住在三楼的每个人圣诞节以前都会被退学，包括你在内。潘尼说，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三楼的人全都会走光光，只剩下你们那个蠢舍监还留在那里。”

“你们抱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都在笑？”护士突然问，她站在医生旁边，手上套着血压计。“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咧着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该死！她简直愤怒极了。“他的不幸有这么滑稽吗？会让你们大家笑个不停。”

“卡萝尔，这样不太好吧，就这样中断学业——”

我不认为会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我们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明白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得更幼稚，幼稚得像四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但是的确有人回答她的问题。舰长回答了，他甚至努力抬头正视她。

“这么说好了，我爸爸不是家里唯一有酗酒毛病的人。他还教我妈妈喝酒，而我妈妈是个好学生。我妈戒酒已经很久了——我猜她参加了匿名戒酒会——但是蕾安达说她最近又开始喝酒了，所以我要回家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照顾她，但是要试试看，为了我弟弟，也为了我妈妈。蕾安达说伊恩每天都过得糊里糊涂的，当然啦，他从来都是这样。”她微微笑着。

“他的不幸，女士，”他说，“正是如此，你说得对，正因为是他的不幸，所以好笑。”

“我拿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就是蕾安达拍的，里面有我、博比和萨利。她说……”卡萝尔低头看着掀到腰部的裙子，开始把裙子拉好。你永远弄不清楚什么事会让别人感到难堪；有时候是上厕所的问题，有时候是亲戚老爱开色情玩笑，有时候是爱吹牛的作风，当然有时候是酗酒问题。

“真可怕，”护士说，眼角泛着愤怒的眼泪，“你们实在太可怕了。”

我好像有一点记得，所以点点头。

“是啊，”舰长说，“关于这点，我想你也说得很对。”他转过身去。

“这件事跟我爸爸没关系。我要回哈维切镇，你还记得我提过妈妈的朋友蕾安达吗？”

一群人湿答答、垂头丧气地跟着他回到候诊室。我不确定被人家形容为“可怕”是不是我大学生活的低潮，（有个叫葛瑞威的嬉皮士曾说：“如果你还记得六十年代的很多事情，就表示你不曾经历六十年代。”）也许是吧。候诊室依然空荡荡的。现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小乔·卡特赖特；迈克尔·兰登后来和我妈妈一样，得了胰腺癌。

她摇摇头，吸了一口烟。她的脸在香烟火花下出现橘红色的亮光和灰黑色的暗影，令她显得比较苍老，还是很漂亮，但比较老。收音机里，保罗·安卡正唱着《黛安娜》这首歌。我把收音机关掉。

舰长停下脚步。龙尼低着头，从他身旁经过往门口走去，尼克、比利、雷尼和其他人跟着他。

“你爸爸呢？”

“等一下，”舰长说，他们转过身来，“我想和你们谈谈。”

“我说感恩节过后不会回学校。因此，今年的感恩节在家里一定很不好过，但是管他的。”

我们围在舰长身边，他瞄了一下通往看诊室的那扇门，确定没有其他人后才开始说话。

“你……你刚刚是不是说……？”

36

“我不会回学校。”她说，接着点燃香烟。她的语气如此平静，起先我以为话题还是老电影或加尔各答的午夜，或任何足以说服我们该让身体好好休息、今天的活动到此为止的话题。然后，她的话惊醒了我。

十分钟后，舰长和我独自走回宿舍。其他人都先离开了，奈特和我们一起逛了一会儿之后，大概感觉到我想和舰长私下聊聊；奈特在这方面一向很敏锐，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是个好牙医，小孩子尤其会特别喜欢他。

“开玩笑！除非露天电影院演的是迪斯尼电影，否则我爸妈根本不会准我去看。我想，萨尔·米涅奥演的《骏马豪情》我至少看了七遍。但是我记得碧姬·芭杜披着浴巾的预告片。”

“我不要再玩牌了。”我说。

“你看过吗？”

舰长没搭腔。

我大笑，从仪表板那儿拿出自己的香烟。“盖兹佛斯镇的露天电影院在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第三部晚场电影一定都是这部片子。”

“我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拉高成绩、保住奖学金，不过我要试试看。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不在乎。重点不在那该死的奖学金。”

“我小时候，街上有家电影院叫帝国戏院。现在拆掉了，不过我们小时候——博比、萨利和我小时候——戏院前面好像总是摆着她的照片。我想那部叫《上帝创造女人》的片子大概在那里演了有一千年了吧！”

“他们才是重点，对不对？龙尼和其他人。”

“头发？不是，主要是……”我指着她的胸部。她低头看看，然后笑了起来。不过，她还是没有把扣子扣好，也没有把上衣拉紧一点。反正我也不确定她真的有办法把它拉好一点——我记得那件上衣非常贴身。

“我想他们是其中一部分。”天色渐暗，我冷得不得了——又冷又湿，心情又坏。似乎夏天永远不会再来。“老天，我想念卡萝尔，她为什么非离开不可呢？”

她抬起头来，露出惊讶和——我猜——高兴的表情。“你真的这样觉得吗？还是只不过因为我的头发也是金色的？”

“我不知道。”

“你的上衣那样敞开时，看起来好像碧姬·芭杜。”我告诉她。

“他跌倒时，那里简直像疯人院一样，”我说，“不像大学宿舍，而像他妈的疯人院。”

“呼！”她说，声音和双手同样发颤，“我是说，天哪。”

“你当时也在笑，彼特，我也一样。”

卡萝尔把上衣拉好，但是胸罩还垂挂在后面，呼之欲出的乳房以及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见的乳沟，令她显得格外诱人。她打开钱包，用颤抖的手翻找香烟。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当时是独自一个人的话，可能就不会笑，如果只有舰长和我两个人可能也不会笑，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我一直想到卡萝尔，以及拿球棒打她的那个男孩。我想到奈特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对我不屑一顾。“我知道。”

我们早早就离开电影院，回去停车场，脑子里想着同样的事情……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我猜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我的期望有一点点超乎实际。

我们沉默着走了好一会儿。

我把头靠回驾驶座旁起雾的车窗，用力吸一口气。我的小弟弟好像钢条般塞在内裤里，硬得发痛。这种反应很快就会消退——没有任何勃起反应会永远持续不退，我想这句话是本杰明迪斯雷利说的——但即使在勃起反应消失后，沮丧的睪丸仍然苟延残喘。这就是男人生命的真相。

“我想，我还可以忍受曾经嘲笑斯托克利这件事，”我说，“但是我不想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早上醒来，孩子问我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龙尼说的波兰笑话，还有那个居然想服用儿童阿司匹林自杀的可怜混蛋。”我想到斯托克利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不禁想笑；想到他躺在医务室看诊台上的样子，又不禁想哭。你知道吗？那是同样的感觉。“我只是感觉很不好，觉得糟透了。”

天气很热，即使关掉引擎和暖气还是很热，我们的身体把汽车内部弄得暖烘烘的，车窗上弥漫着蒸汽，因此停车场的灯光透过车窗照入车内时变得蒙眬一片，仿佛透过毛玻璃射入浴室的阳光。我开着收音机，名DJ神奇马歇尔播放着老歌，谦虚但神奇的马歇尔播着四季合唱团、多佛斯合唱团以及杰克·斯科特、小理查德，还有卡农的歌。她的毛衣敞开，胸罩垂下来，一边的肩带已经脱落，是白色的粗带子，当时的胸罩科技还没有大跃进。喔，天哪，她的皮肤真暖和，含在我口中的乳头涩涩的；她还穿着内裤，算是穿着吧，但已经被挤到一边，我先伸一只手指进去，然后两只手指全伸进去。查克·贝里唱着《约翰尼当自强》，皇家少年乐团唱着《短短的短裤》，她的手伸进我的裤子里，手指拨弄着我里面“短短的短裤”的松紧带。我可以闻到她，她脖子上的香水和额头发际的汗水；我可以听到她，听到她呼吸的脉动、亲吻时嘴里的呢喃。我把汽车前座尽可能往后推，脑子里不再去想考试不及格或越南战事或约翰逊身上的花环或红心游戏或其他任何事情，只是单纯地想要她，而且就在此时此地。她突然坐直了身子，同时也把我拉起来，两只手紧紧按在我胸前，把我往驾驶盘那儿推过去。我又往她那儿靠过去，一只手滑到她的臀部，她尖声说：“彼特，不要！”然后把双腿夹紧，膝盖相碰时的声音大得我都听得见了，那个声音表示亲热时刻到此结束，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虽然不甘心，还是停了下来。

“我也是。”舰长说。大雨淋在我们身上，感觉又冷又湿。张伯伦舍灯火通明，但却不能抚慰我们的心。我可以看到警察盖上的黄色帆布现在铺在草地上，上面则是模糊的喷漆字迹。雨水冲刷着字迹，到了明天，这些字全都看不清楚了。

24

“我小时候，老爱扮英雄。”舰长说。

“是啊。”

“是啊，我也是。哪个小孩会想扮演动私刑的暴徒呢？”

“是啊，当然。”他没有正视我，反而用眼角余光瞄我，想保持微笑。“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都会把那只鸟吃掉，对不对？”

舰长低头瞧瞧湿透的鞋子，然后抬头看我。“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念书？”

“你也一样，龙尼。”

“随时都可以。”

“很好，她长得很漂亮，”就龙尼而言，已经是难得的有诚意了，“如果之后没有再碰面，先祝你火鸡节快乐。”

“你真的不介意吗？”

“对。”

“我为什么要介意？”我假装很生气，因为我不想他听出我在听到他这么说时是多么高兴，简直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成功。我沉吟一下，然后说：“其他……你觉得我们办得到吗？”

“和卡萝尔一起？”

“我不知道，也许吧。”

“是啊。”

我们几乎走到北边入口，走进宿舍之前，我指着逐渐褪色的字迹。“也许盖瑞森训导长和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会放斯托克利一马。斯托克利用的喷漆根本没办法持久，明天早上就会不见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原本那种洋洋得意的眼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害怕，因此让他看起来年轻不少。“出去吗？”

舰长摇摇头。“他们不会放过他的。”

龙尼爆笑。“你真是他妈的混蛋！”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笃定？”

“他们打算让我当文理学院的院长，明白了吗？”我说。

“因为戴维不会放过他。”

从那个感恩节前的一连串考试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十三个年头了，而从男孩长成的男人迄今仍然觉得那段时光真是不堪回首。那个学期除了社会学和大一英文之外，我其他科目都被当掉了，而且不需要看分数就心知肚明。舰长说，他除了微积分之外也都不及格，而且微积分也是低空掠过。那天晚上我带卡萝尔出去看电影，是感恩节假期前最后一次约会（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虽然我当时并不晓得）。去开车的路上，我看到龙尼。我问他考得如何，他笑着对我眨眨眼，然后说：“每一击都得分，就好像打他妈的大专杯的时候一样。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在停车场的灯光下，我看得出来他挂着笑容的嘴角在微微颤抖。他的肤色十分苍白，脸上的痘痘比九月刚开学时又更糟糕了。“你呢？”

当然，他说对了。

我们对即将来临的考试唯一的反应是重新安排牌局，所以牌局变成无休无止的循环赛。赌注仍然是一个积分算五分钱，不过现在要玩到“赛末点”，赛末点的得分算法颇复杂，不过兰迪和休斯在两个熬夜打牌的疯狂夜晚一起设计出很好的公式。顺带一提，他们两人修的数学概论后来都没及格，因此上学期结束后都没能回来继续学业。

37

感恩节愈来愈接近，交谊厅笼罩着一股盲目的宿命论气氛，不过我们之间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我们会讨论电影或谈性（“我比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上过的女孩还多！”龙尼会毫无预警、冷不防地突然冒出这类大话），但是大半时候都在讨论越战……和红心牌戏。讨论牌戏的时候，我们谈的不外乎是现在谁领先、谁落后，以及谁玩牌时完全不懂得几个最简单的诀窍，例如至少要赶快清掉其中一种花色的牌，把中等分数的红心牌倒给喜欢射月的人，还有如果你非得赢一手牌不可，尽量用高分的牌来赢。

几个星期以来，三楼交谊厅头一遭这么空荡荡，因为全身湿透的玩牌高手们全都在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其中许多人也在处理舰长在候诊室建议的事情。当奈特和我及舰长吃完晚餐回来时，交谊厅又恢复了平常的盛况——三张牌桌全满，牌局正热烈地进行着。

应该适可而止了。可恶，单单发生在可怜的老柯比身上的事情应该就够了；在他嗑药嗑出问题之前三四天，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连把纸牌拿起来都有困难，而且如果走廊传来有人把门啪啦关上的声音，他整个人都会弹起来。柯比早就该适可而止了，但是他没有。我花很多时间和卡萝尔在一起也无济于事。和她在一起时，没错，我很正常；和她在一起时，我只想多知道一些信息，但是一回到宿舍，尤其等我走进该死的交谊厅，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三楼的交谊厅里，彼特·赖利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嗨，彼特，”龙尼说，“特威勒说他约了女友一起念书，如果你想补上他的位子，我会教你怎么玩这种牌戏。”

六个人离开了，还有十三个人待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不玩了，”我说，“我也有书要念。”

感恩节假期之前还有更多的考试，对张伯伦舍的年轻学生而言，简直是大难临头。到了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这下子可惨了，简直是在集体自杀。柯比猛吃迷幻药，然后就像魔术师手中的兔子般消失不见了。在我们没日没夜地玩牌时，肯尼通常都坐在角落，他老爱在迟迟无法决定该打哪张牌时拼命挖鼻孔，有一天他突然就逃走了，只留下黑桃皇后和“我不玩了”几个字在枕头上。乔治加入史蒂夫和杰克的行列，搬到查德波恩舍，那个有脑子的宿舍。

“是啊，”兰迪说，“要念自我虐待的艺术。”

23

“没错，蜜糖，只要好好用功几个星期，我的手上功夫就可以和你一样高明。”

戴维看着我，十分震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没有收回我说的话。

我走开的时候，龙尼说：“我没让你的诡计得逞，彼特。”

“如果他们这么有办法，也许他们有资格赢得这场战争。”我说。

我转过身去。龙尼在椅子上往后一靠，脸上挂着讨厌的微笑。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在大雨中，我瞥见了和平常不一样的龙尼，但是现在那个年轻人又躲起来了。

“如果我们让他们占领南越，连柬埔寨都会落入他们手中。”戴维的目光从舰长身上转向我，然后看着龙尼……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接下来是老挝、菲律宾，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

“没有，”我说，“你没有。那局已经玩完了。”

戴维回头看着舰长，双手握拳顶着臀部，白T恤前面挂着一串狗牌。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德国和法国作战的时候就挂着这些狗牌；当他躲在树后面、避开机关枪扫射时，身上就挂着这些狗牌（当时那阵机关枪扫射已经杀死他的两名战友、射伤四名战友）。我们都不太明白士兵挂的狗牌和越南战事有什么关系，但是显然在戴维眼中意义重大，所以我们都没有问他，连龙尼都识相地闭上嘴。

“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龙尼说，又更往后靠了点，然后用手搔搔脸颊、戳破几颗痘痘，渗出几丝黄白色的脓。“至少在我的牌桌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我用梅花牌打破你的如意算盘。”

但这时候斯托克利已经往楼下走了，楼梯间回荡着他拄着拐杖的声音，让我想到最近离开的法兰克。

“你根本没有梅花牌，除非第一圈明明有梅花牌却不跟。雷尼出梅花二时，你出的是黑桃A。而我手中拿到全部的红心牌。”

“他妈的哩噗！”龙尼大叫，“哪个混蛋请你发表意见了？”

在那短暂片刻，龙尼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然后又咧嘴笑。他朝地板挥挥手，原本散落地面的扑克牌现在已经都收拾干净了（从翻倒的烟灰缸掉落的烟蒂还留在地板上；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很习惯让老妈收拾家里的脏乱）。“你手里有所有高分的红心牌，是吗？可惜我们现在没办法检查。”

“为什么不该？”斯托克利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我们袖手旁观，然后让纳粹屠杀了犹太人六年。犹太人也信上帝，我是这样听说的。”

“是啊，太糟了。”我再度迈开脚步准备离开。

戴维说：“越共进入南越村庄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找找看有没有人身上佩戴了十字架、圣克里斯托弗圣章、玛丽圣章之类的。他们杀死天主教徒，杀死信奉上帝的人。当这些共产党杀死上帝的信徒时，你觉得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吗？”

“你的赛末点会落后！”他在我后面大喊，“你知道吧？”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舰长的房门口聚集了一小群准备出门上第一堂课的学生。我看到龙尼（还有尼克；这时他们两个人已变得形影不离）、阿什利、雷尼、比利，也许还有四五个人。奈特站在三〇二室门口，穿着T恤和睡裤。斯托克利拄着拐杖站在楼梯口，显然正准备出门，但转过头来听大家的讨论。

“你可以把我的点数全拿去，我已经不想要了。”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舰长说，“目前还不知道，我几个星期前才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现在还在努力赶上进度。”

于是我在大学里不曾再玩过任何一次红心牌戏。许多年后，我教孩子玩这个牌戏，他们立刻喜欢上这种游戏，就好像鸭子喜欢待在水里一样。我们每年八月在乡间度假的时候都会进行比赛，我们的玩法没有赛末点，但是会有个亚特兰蒂斯纪念奖——一个充满爱心的奖杯。有一年我赢了，便把奖杯放在书桌上，随时可以看到它。我在冠亚军决赛中射下两次月亮，但是两次都不是在第一手牌，就好像我的老同学龙尼所说，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同样的，你也不可能期待亚特兰蒂斯从海底升起或看到棕榈树摇晃。

戴维试图以眼神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比舰长更有深度。“我问你，你认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让胡志明大叔一手掌控那边的局势吗？”

38

“嘿，这张海报想说的不过是很多人都从这场血腥混乱中大捞一笔，”舰长说，“包括麦道、波音、奇异、道尔化学公司和科尔曼化学公司，还有他妈的百事可乐，以及其他很多公司。”

那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舰长坐在我的书桌前，埋头苦读人类学。他的手深深插入发中，仿佛头很痛。奈特也坐在书桌前写植物学报告。我则摊在床上和我的老朋友地质学奋战。收音机正播放着鲍勃·迪伦的歌：“她是我所见过最滑稽的女人，克林先生的曾祖母。”

“所以你开始反战啰？”他看到海报时问舰长。尽管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想我们亲爱的舍监被这张海报吓坏了。毕竟舰长念高中时是一流的棒球球员，大家也预期他上大学以后会加入棒球队，兄弟会和马术社也都竞相争取他入会。舰长不像斯托克利是个跛子，也不是像乔治那样的蛙眼怪胎。

门上响起了重重的“砰—砰”的敲门声。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盖世太保敲犹太人的门时，一定也是这样的声音。“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喊着，“九点钟要召开大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戴维吓坏了。

“噢，老天！”我说，“赶快烧掉秘密文件，把收音机吞下去。”

几天后，我的朋友舰长在和布拉德合住的寝室里靠近自己的那面墙上，贴了一张海报（真难以想象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还好像软体动物一样，毫无政治头脑）。海报上有个穿三件式西装、笑眯眯的生意人，一只手伸出来握手，另外一只手藏在背后，手里紧捏着一个东西，那东西淌着血，血滴到他的鞋子中间。战争是一门好生意，海报上的标语写着，把你的孩子投资进去。

奈特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我们听到戴维沿着走廊一路拍打每间寝室的房门，大叫着等一下要召开三楼大会。大多数寝室可能都空无一人，但这不是问题，他一定可以在交谊厅找到那些正忙着揪出婊子的人。

22

舰长看着我说，“我早就说过了吧！”

卡萝尔抓住贴纸的一端，我抓住另外一端，我们在中间会合，然后看着贴纸的碎片飘过碎石子路。再见了，AuH2O-4-USA，再见了，戈德华特。然后我们大笑。天哪，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39

等到我们绕到车子后面时，她笑了起来，不是苦笑，而是开怀大笑，就好像那次碗盘输送带上出现舰长做的热狗人时的那种笑声。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这个住宿区的每一栋宿舍都是同时建造的，每一栋宿舍的地下室都有共同活动区域，就好像每一楼的中央都有个交谊厅一样。地下室有台电视机，播放连续剧或周末球赛时通常会聚集许多观众；角落里放着三台自动贩卖机；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和几个棋盘。另外有一区是会议区，那里摆着几排木制折叠椅，前面放着一个讲台。我们在这个学年刚开始时，曾召开过一次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解释宿舍规则给我们听，同时说明没通过内务检查的悲惨下场。我不得不说，内务检查是戴维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当然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后备军官储训团了。

“别自作聪明了，拿出来跟着我做就是了。”

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后面，讲台上摊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我想里面是他的笔记。他身上还穿着又湿又脏的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制服，一天劳动下来，他的样子很疲惫，但也很兴奋……一两年后，我们都说他当时好像“开关被开启了”一样。

“事实上，我还真的有。我们要大打一场吗？二号和六号在蒸汽工厂停车场上大战一场？”

戴维以前都独自召开一楼住宿生大会，但是这回他有后援。男生训导长坐在绿色空心砖墙前面，双手拘谨地放在大腿上。他在会议中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即使讨论变得愈来愈激烈时，仍然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训导处的艾柏索则站在戴维旁边，灰色西装外面披着黑色外套，一副积极任事的模样。

我拿出随身的折叠小刀，把刀子打开。“你的袋子里有没有锉刀？”

等到我们都坐定、抽烟的人也把烟点燃之后，戴维首先回头看看盖瑞森，然后又看看艾柏索，艾柏索对他微微一笑。“请你开始吧，戴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她明快地看了车子一眼。“好，”她说，“这辆车很丑，需要好好清洗一番，不过总是个交通工具。问题是，咱们在这里干吗？我应该在宿舍里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

我感到一阵愤怒。我也许是卑鄙小人，也许会嘲笑在倾盆大雨中跌倒的跛子，但我不是戴维的孩子。

我心想，我希望他找到人来照顾他，只要那个人不是你就好。

戴维抓着讲桌严肃地看看我们，心里可能想着：有朝一日，一批批部队开拔往河内作战时，他可能会像这样对军官训话。

“没有。有什么好吵的？我又能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对我而言，一切都和博比有关？告诉他哈利、乔治和亨特所说的一切和博比抱着我爬坡比起来，都只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萨利会认为我疯了，或说那是因为我太聪明了。萨利同情太过聪明的人，他说聪明是一种病，也许他说得对。你知道，我确实有一点爱他，他很甜，是那种需要别人照顾的男人。”

“斯托克利不见了。”他终于说。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严肃伤感的意味，好像查尔斯·布朗森电影里的台词。

“你们有没有为了越战吵过架？”

“他在医务室里。”我说，很高兴看到戴维脸上惊讶的表情。艾柏索也很惊讶，盖瑞森则只是继续和气地看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要走到我的车子旁边，只不过是一辆廉价的破老爷车，但是感谢我的哥哥，这辆车属于我所有。“他的脑子里不止想着新爱人而已，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卡萝尔说，“他明年六月高中毕业后就要去当兵了。他已经和征兵处谈过，一切安排好了。他简直等不及要去越南，让这个世界更民主、更安全一点。”

“他怎么了？”戴维问。剧本上原本没有这句话——不管是他自己写的剧本或是艾柏索和他一起准备的剧本里，都没有这句话——戴维皱起眉头。他把讲桌抓得更紧了，仿佛害怕讲桌会飞走似的。

“听起来不太妙。”我说，暗自希望我的声音听起来慎重而经过深思。事实上，我觉得很高兴，当然啦，如果软心肠的萨利误闯入西部乡村歌曲的情节中，谁管他呀，我更是加倍不在乎。

“他摔了个狗吃屎，”龙尼的话逗得身边的人大笑，他显得洋洋得意，“我想他得了肺炎或支气管炎之类的。”他和舰长四目相接，舰长微微点头。这是舰长的场子，不是戴维的，但是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如果斯托克利够幸运的话——讲台上的三个人永远不会晓得。

“松了一口气。他和布里吉港的一个女孩交往一个多月了……不过我妈妈的朋友蕾安达告诉我，其实应该称她女人，她可能有二十四五岁了。”

“从头说给我听。”戴维说。他脸上的表情从皱眉变成怒目而视，他发现房门被抹上刮胡霜时也是这副表情。

“松了一口气？”

舰长告诉戴维和他的新朋友，我们怎么样从三楼交谊厅窗口看到斯托克利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他怎么样在水中跌倒，我们怎么样把他救起来并带他去医务室，而医生又是怎么说斯托克利的病。医生其实什么也没说，但是他不需要说什么，碰触到斯托克利的每一个人都晓得他在发高烧，而且我们全都听到他沉重而可怕的咳嗽声。舰长没有提到当时斯托克利走得有多快，仿佛斯托克利想要毁掉整个世界，然后自己也死掉；他也没有提到我们当时都在笑他，马克甚至还因为笑得太厉害而尿湿了裤子。

“——不过你想得到一些信息。”她用“二号”说话时那种傲慢无礼的语气说，接着就笑起来，笑声中透着悲哀。“我以为他会很生气，甚至哭起来。萨利长得又高又壮，在足球场上可以把对手吓得半死，但是他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感觉。我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松了一口气。”

舰长说完后，戴维不确定地看了艾柏索一眼，艾柏索面无表情地回看他，盖瑞森训导长继续在他们背后露出慈祥的笑容。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是戴维的场子，他最好表演得精彩一点。

“你告诉萨利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不过——”

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们。“我们认为，斯托克利应该为今早不知道几点钟在张伯伦舍北面恶意破坏公物的下流行为负责。”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用手臂环住我的脖子。我们在两排车子中间亲吻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他当时说的话，没有捏造任何一个字。除了“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之外，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的话。

“我也不晓得，彼特……不过我真的喜欢你。”

当真相快速揭露时，我相信戴维预期我们会像梅森探案最后一幕法庭戏中的临时演员一样议论纷纷，但我们却很安静。舰长仔细观察戴维的表情，当他看到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预备发表下一个声明时，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他，小亲亲？”

“为什么哇？”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从来不曾问过他——但我相信舰长是故意叫戴维的绰号，好挫挫他的锐气。无论如何，这招很有效。戴维逐渐受不了，他看着艾柏索，心里重新盘算一番，血色逐渐从脖子涌上脸庞。我看着他涨红的脸，觉得有趣极了，有点像是看到迪斯尼卡通影片里的唐老鸭努力按捺自己的脾气一样。你知道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所以悬疑之处就在于他到底能够保持理性多久。

她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笑了起来。“哇！”

“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舰长，”戴维最后说，“斯托克利的外套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图案。”他拿起带来的档案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看了一下后把纸翻面，让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看到了，没有人感到讶异。“就是这个标志。这是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明的标志，代表‘通过渗透获胜’的意思，颠覆分子称它为‘断裂十字架’。这个标志在都市激进团体之间也很流行，例如黑色穆斯林或黑豹之类的团体。由于在我们宿舍的墙上出现这个标志之前很久，斯托克利的外套上早已经有这个图案，我想即使我不是火箭科学家，也可以猜到——”

“有点像和她若即若离？万一我在学校爆胎了，在家乡还有个备胎？”

“戴维，你根本在放屁！”奈特站起来说。他脸色苍白，而且还在颤抖，但他颤抖是因为愤怒，而不是出于恐惧。我以前听过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放屁”二字吗？我想没有。

“我喜欢你，也喜欢像现在这样和你在一起，但只是喜欢，仅止于此，我最好坦白告诉你。所以如果你感恩节回家的时候想绝口不提这件事——”

盖瑞森仍然对着我的室友展露和善的微笑，艾柏索扬扬眉毛，礼貌性地表示兴趣，戴维则显得很错愕，我猜他完全没料到奈特会找他麻烦。

“好啊。”她的话让我很不开心——亚特兰蒂斯的公民会形容这种感觉为“失落”——但是我并不惊讶。“我猜终究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个标志是源自英国的旗语，象征的意义是废除核武，是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发明的，我想他可能还曾经受封为爵士。你居然说那是俄国人发明的标志！老天爷！难道他们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教你们这些屁话？”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和安玛丽分手，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是……暂时的。好吗？”

奈特愤怒地瞪着戴维，双手插在臀部的裤子口袋中。戴维现在目瞪口呆，原本的气焰一扫而空。没错，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他的，而他也全盘照收，不只吞下鱼钩，连钓丝和铅锤都一并吞下肚。你不禁好奇那些参加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孩子还吞下了什么东西。

“嗯？”

“我相信有关断裂十字架的信息非常有趣，”艾柏索这时候平稳地插话，“如果真是如此，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嘿，彼特？”她一边走着，再度低头望着球鞋，现在地面上已经没有树叶可以磨蹭了。

“确实是真的，”舰长说，“不过发明标志的人是罗素，而不是斯大林。五年前英国年轻人游行抗议美国核子潜艇在英国港口附近出没时，衣服上就已经出现这个图案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那时候，这座停车场在我眼中简直大得不得了——几百辆汽车在月光下排成几十列。我几乎不记得我把老哥的旧福特休旅车停在哪里了。上次以校友身份回缅因大学的时候，停车场已经变成过去的三四倍大，可以容纳一千辆左右的汽车。随着时光流逝，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所有事物都变得愈来愈大。

“他妈的！”龙尼大吼，对空挥拳。一年后，黑豹党员——就我所知，罗素的和平标志对他们从来没什么用处——在他们的集会中，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当然，二十年后，我们所有洗心革面的六十年代宝宝也在摇滚演唱会中做同样的动作。布鲁——斯！布鲁——斯！

“我们不兜风。”

“加油，宝贝！”休边笑边唱和，“加油，舰长！加油，奈特！”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她说，“是我和萨利之间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跑来找你，带着一根……”她停顿的时间足以让我们两人脑子里都想到带着一根球棒，然后她继续说，“他不会跑来找你，或做任何事情。别这样，彼特，如果我们要这么做，就放手去做吧。不过我不和你去兜风，我真的得回去念书了。”

“训导长在这里，注意你的用语！”戴维对龙尼吼着。

“上个星期？你竟然没有告诉我？”

艾柏索对于围观群众的粗话和起哄完全置之不理，只是一直用一种感兴趣、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的室友和舰长。

“上个星期。”现在她抬起头来看我，脸上又浮现酒窝，还有微翘的下唇和那熟悉的微笑。

“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不对？有人破坏公物并公然猥亵，而且纳税人现在比过去更严苛地盯着大学年轻人的行为。我们学校必须仰赖纳税大众的支持，各位先生，大家都责无旁贷。”

我停下脚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好想想吧！”戴维突然高声嚷着。他的脸颊现在几乎变成紫色，前额仿佛烙印般满是红点，两眼间青筋猛烈跳动。

她点点头，用鞋子磨着地上的树叶，手里抓着小手袋，眼睛却不望着我。“我只能用电话告诉萨利，我在和一个男生约会。”

戴维还来不及多说——显然他有很多话想说——艾柏索就把手一伸，制止他开口。戴维好像泄了气一样，他原本有机会的，但自己把它搞砸了。之后他可能安慰自己，全是因为他太累了；当我们整天都在暖和舒服的交谊厅里玩牌和耽误自己的前途时，他一直在外面铲雪和在人行道上铺沙子，免得老教授跌倒而摔破屁股。他累了，反应比较慢，讨厌的艾柏索又不肯给他公平的机会证明他是对的。不过这些想法此时完全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抛在一边了，成年人重新掌控全局，爸爸会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段路，然后我说：“感恩节的时候，我要和安玛丽提分手的事。我差一点打电话给她，但后来又没打。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我想最好鼓起勇气当面告诉她。”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是有意识的决定，不过显然我确实下了决心。当然，我不是为了讨好卡萝尔才这样说的。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指认做这件事的人，并让他受到严厉处罚。”艾柏索继续说。他大半时间都盯着奈特瞧，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把奈特当做他在屋内感受到的反抗运动核心人物。

“我觉得不需要告诉他。”

奈特昂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上帝保佑他的牙齿不要被打掉，双手仍然插在后裤袋中，眼神坚定而毫不迟疑，更不会闪避艾柏索的目光。“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有没有告诉博比是谁偷了他的棒球手套？”我问她，“你说你曾经和他通信。”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请告诉我。”

我陪她走到豪优克餐厅旁边，然后顺着后面山坡往上爬。蒸汽工厂停车场就在大约两百米外，申请不到停车贴纸的大学生（大一、大二生和大多数的大三生）都把车停在这里。在冷天里，这里也是校园情侣最喜爱的亲热地点，但那天晚上，我心里压根儿没有想要带卡萝尔来这里亲热。

“奈特·霍伯斯坦。”

“我待会儿会告诉你，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呃，奈特，我想这个案子究竟是谁做的，我们已经掌握特定人选了，对不对？”艾柏索以教师的语气很有耐心地说，“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自己已经露馅了。就我所知，这个不幸的家伙斯托克利简直是断裂十字架标志的活广告，从——”

“当然可以，什么事？”

“别再这样叫那个标志！”舰长说，他声音中的怒气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不是什么断裂的东西！而是和平标志！”

“很好，”我也站了起来，“回宿舍之前能不能帮我一点忙？”

“你叫什么名字？”

在那片刻间，我们两人都有点震惊她刚刚会说出那句话，然后卡萝尔咯咯笑了起来。“这才是弗洛伊德情结。”她站起来，“我得回去念书了，谢谢你出来和我碰面，彼特。我从来没有拿这张照片给任何人看过，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久没看过这张照片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史丹利·柯克，朋友都叫我舰长。你可以叫我史丹利。”他的声音暗藏笑意，但艾柏索似乎浑然未觉。

“管他妈的！”

“柯克先生，我注意到你的说词了，不过你仍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斯托克利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在校园内到处展示那个特殊标志。”

“那么你爸爸呢？他会怎么说。”

奈特说：“迪尔波先生甚至连和平标志是什么或起源自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你还这么相信他说的话，实在太不明智了。我自己的外套上刚好也有这个和平标志，艾柏索先生，你怎么知道墙上的喷漆图案不是我做的呢？”

“我参加游行了，而且我想我也会加入反抗委员会。室友觉得我疯了，如果我的大学纪录显示曾参加过共党组织，以后绝对找不到工作，不过我还是觉得要这样做。”

艾柏索嘴巴张大，没有真的张得很大，不过已经足以破坏他脸上同情的笑容和仿佛杂志广告明星般的堂堂相貌。盖瑞森训导长皱着眉头，仿佛被搞糊涂了。很少见到聪明的政客或大学行政主管像他这样大吃一惊，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刻，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把那一刻珍藏在心底，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

“没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很孤单。我想亲吻她，至少用手臂拥着她，但是又害怕这些动作会破坏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刚刚发生了一些事。她的故事里有一种魔力，不是在故事中间，而是环绕着故事边缘，我感觉得到。

“你撒谎！”戴维说，声音听起来难过甚于愤怒。“你为什么要撒谎，奈特？三楼所有人当中，我最没有料到的就是你——”

“她说什么？”

“我没有撒谎，”奈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上楼到我的寝室，从衣橱里把我的外套拿出来检查。”

“我去游行。我想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找个听得懂我说的话的人。我爸爸不会听我说，我妈妈听不明白。她的朋友蕾安达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坐在牛奶箱子上，把玩她的小袋子。

“是啊，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我的外套，”我说，站到奈特旁边，“我的旧高中外套。你绝对不会看漏的，外套背后也画着和平标志。”

“所以你去游行。”

艾柏索微微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我们，然后他问：“年轻人，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所谓的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

“他抱着我爬坡，”她说，“我一直想告诉他，因为他那样做，我是多么爱他，还有因为他让哈利知道，伤害别人，尤其是欺负比你弱小、对你毫无恶意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这一回奈特撒了谎。我当时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这样做一定很痛苦……但是他仍然像个勇士般说：“九月。”

我还在她脸上看到其他东西；她说的话和奈特一小时前说的话几乎一样……只不过卡萝尔去参加游行了，她拿起标语和其他人一起游行。当然奈特从来不曾被三个原本只想开开玩笑、后来突然认真起来的男生痛打一顿，或许分别就在这里。

对戴维来说，他真是受够了。今天如果我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可能会形容说他核爆了，只不过这么说还不够贴切。戴维简直变成气炸的唐老鸭，他并没有真的暴跳如雷，像唐老鸭生气的时候那样挥舞着手臂、呱呱乱叫，但是他真的高声怒吼，用手掌猛拍满是斑点的前额。艾柏索抓住他的手臂，要他冷静下来。

“我懂。”

“你是谁？”艾柏索问我，语气不像先前那么客气了。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也是唯一值得记住的事情——博比为我挺身而出。萨利长得比较壮，如果那天他也在场的话，说不定也会为我挺身而出，可是他当时不在。而博比在那里，他一路抱着我爬坡回家，他做了正确的事情，那是这辈子别人为我做过最好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懂吗，彼特？”

“彼特·赖利。我在外套背面画上和平标志是因为我很喜欢斯托克利身上的图案。我对于美国在越南做的事情有很多疑问。”

卡萝尔把照片放回皮夹。

戴维挣脱艾柏索，他高抬着下巴，露出整排牙齿。“我们在越南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的友邦，笨蛋！”他吼着，“如果你太笨了，自己想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选修安德森上校的军事史概论！还是你只不过是另一个胆小鬼，不——”

“可以这么说。我不想谈那件事。”她把眼泪擦干，先擦一边，然后擦另一边，眼睛仍然注视着照片。“后来，在博比和他妈妈搬离哈维切镇之前，他把那个用球棒打我的男生痛揍了一顿，那个哈利。”

“嘘，迪尔波先生，”盖瑞森说，他沉静的声音不知怎么的比戴维的吼叫还要大声，“这里不是辩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好地方，现在也不是谈论个人抱负的好时机。恰好相反。”

“比被人家拿球棒痛揍一顿还可怕？”

戴维垂下愤怒的脸孔，盯着地板，开始拼命咬嘴唇。

她点点头。“博比带我去他家。有个老头子住在他家楼上，叫泰德，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点。他把我的手臂推回去，我还记得他这样做的时候，让我咬着他的皮带。也许那是博比的皮带。他说这样做可以把痛拦住，我真的就不痛了。后来……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赖利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把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艾柏索问。他的语气仍然很客气，但是眼里有一种丑陋的神情。我想，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斯托克利将可以躲过这次惩罚，他因此觉得很不开心。和斯托克利比起来，戴维根本微不足道，斯托克利代表的是一九六六年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新人类。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需要艾柏索这样的人。他不是教育家，而是辅修公共关系的执法者。

“所以他抱你回家的时候，那个叫威利的男生回去偷走他的手套吗？”

他的目光告诉我们，不要对我撒谎，彼特，不要撒谎。因为如果你撒谎，然后一定会发现，我就会要你好看。

“我知道。”她说。“他看起来不够壮，对不对？但是他抱着我，我昏倒了，而他一直抱着我。”她把照片拿回去。

但是管他呢。反正到了一月十五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了。到了一九六七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身在越南，先替戴维把地方暖一暖。

我从她手里把照片拿过来，就着灯光低头注视着那个留平头的男生。我看着他瘦竹竿一般的手臂，然后看着照片上的女孩，她比男孩高出三五厘米，肩膀也比他宽。我再看看另外一个男孩，有一头黑色乱发的萨利，脸上是美国男孩典型的开朗笑容，头发乱得像斯托克利，灿烂的笑容则像舰长。我可以想象萨利抱着卡萝尔是什么样子，但另外这个男孩——

“十月，”我说，“我大约是在哥伦布日那会儿把它画在外套上的。”

她摇摇头。“我猜他们起先是在开玩笑，后来……就不是了。我的手臂被打得脱臼，我大声尖叫，我猜他们就跑走了。我坐在那里托着手臂，实在太痛了，而且也太……太惊讶了，我想……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想站起来求救，可是却办不到。然后博比来了，他扶着我走出公园，然后把我抱起来，一路抱着我回家，在全年最热的一天抱着我一路爬坡，用手臂抱着我。”

“我把它画在我的外套和一些运动衫上，”舰长说，“衣服都收在寝室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

“球棒？你在开玩笑吗？”

戴维仍然低头盯着地板，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而他的头一直单调地前后晃动。

“我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三个男生走过来——哈利、威利和另外一个男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们把我痛打一顿，当时我才十一岁，但他们不管。哈利用球棒打我，威利和另外那个男生用手抓住我，不让我逃走。”

“我有好几件运动衫上也有这个图案，”龙尼说，“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这个标志很酷，我很喜欢。”

“你怎么会懂呢？那天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脑子里也是乱糟糟的，我妈妈说，出过意外或挨了揍的人有时候会这样。有些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大多是和博比在一起的部分——但是其他事情就不太记得了，很多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东尼说他的一件运动衣背后也有这个图案。

“我不懂。”我说。

雷尼告诉艾柏索和盖瑞森他在好几本教科书的封底都画上这个标志，还有一本笔记本用这个图案作为封面，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也可以拿给他们看。

“但是他没办法擦掉里面阿尔文·达克的签名，或用新的字把它盖住……他的脸红了起来，涨得通红，好像红玫瑰一样。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他向我道歉，为之前他和朋友对我做的事情道歉。他是唯一向我道歉的人，而且我想他是真心道歉，但是他对手套的事情撒谎。我不认为他想要那只手套，那只手套又破又旧，又不合他的手，但是他为了保有这只手套而撒谎。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直都不明白。”

比利的外套也有这个图案。

她的声音里透着愤慨，因此听起来年轻许多，看起来也年轻许多。当然我有可能记错，但是应该不会纪错。坐在餐厅流泻出的白色灯光下，我想她看起来只有十二岁左右，最多十三岁。

布拉德的新人扁帽上也画了这个标志。扁帽放在他衣柜里的某处，也许放在他忘记带回家给妈妈洗的脏内衣裤下面。

“威利·席尔曼。一年后，我看到他戴着那只手套在斯特林会馆打棒球。我气坏了，那时候我爸妈一天到晚吵架，正准备离婚，我经常感到很生气。我气他们，气我的数学老师，气整个世界。我还是很怕威利，但主要还是很气他……何况，我那天不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直接走到他面前，说我知道那是博比的手套，他应该把手套给我。我说我有博比在麻省的地址，会把手套寄给他。威利说我疯了，那是他的手套，他让我看看手套上有他的名字。他把博比的名字擦掉了——尽可能把字迹擦干净——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我还是看得到博比原先写的‘比’字的痕迹。”

尼克说，他把和平标志画在他最喜欢的《遇见披头四》和《韦恩·方塔那与迷幻药》这两张唱片的封套上。“你根本没有脑子可以迷，笨蛋。”龙尼咕哝着，后面有人掩嘴偷笑。

“威利？”

其他好几个人也报告他们的书本或衣服上有和平标志。所有人都声称早在张伯伦舍墙壁上的涂鸦出现之前很久，他们的衣物上就已经有这个标志了。最后由休极其超现实地画下神来之笔，他起身站到走道上，拉起裤脚让我们看到他毛茸茸小腿上发黄的运动袜，他用马克笔在妈妈给宝贝儿子准备的衣物上画了一个和平标志——这很可能是他整学期第一次用这支马克笔。

“博比的手套被偷了。”卡萝尔说。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我还在那儿，她不停用指尖碰触那张小小的、皱着眉头的脸孔，仿佛时光倒流，她又回到过去，我听说催眠师有时候有办法这么做。“威利把手套拿走了。”

“你看吧，”当大家都自首完毕以后，舰长说，“我们中间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

“我的是泰德·威廉斯手套，我想我妈妈几年前把我的手套拍卖了。”

戴维慢慢抬起头来，脸上的红潮全消退了，只剩左眼附近还红彤彤的，看起来好像水肿一样。

“博比的手套就是那种，阿尔文·达克手套。”

“你们为什么要替他撒谎？”他问，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感恩假期之前，我敢发誓，你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东西上面画了和平标志。而且我敢打赌，在今天晚上之前，你们大多数人也没有任何东西上面有和平标志；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撒谎？”

“没错。”

仍旧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开始感觉到力量，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这股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属于什么人呢？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我们说不上来，经过这么多年后还是没办法说清楚。

“那是博比最喜欢的东西。有个球员叫阿尔文·达克，对吧？”

然后盖瑞森训导长往讲桌走去，戴维甚至似乎还没看到他，就挪动身子让开。盖瑞森的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望着我们。“愚蠢，”他说，“琼斯先生写在墙上的东西很愚蠢，而你们的谎话更愚蠢。说实话吧，坦白招认。”

卡萝尔的脸上还挂着笑容。我们坐着端详那张照片时，我看到她的眼眶里已经充满泪水，但是脸上仍然在笑。在餐厅的日光灯透出的白光下，她的泪水看起来仿佛是银色的——是童话故事里公主的眼泪。

没有人开口。

“很漂亮的棒球手套。”

“我们明天早上会和琼斯先生谈一谈，”艾柏索说，“也许等我们和他谈过以后，你们之中有几位会想稍微改改你们说的故事。”

“他和妈妈一起搬走了。我们陆续通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失去联络了。你知道小孩子常常都这样。”

“噢，我不会太相信老琼斯说的任何事情。”舰长说。

“他后来怎么样？”我满以为她会告诉我他死了，这个小脸、剪平头的男孩。

“是啊，他就好像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

“他是博比。”她说，不过声音和刚刚不太一样，多了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是感伤吗？但是她还在笑？“博比·葛菲是我交的第一个男朋友，可以说是我的初恋。那时候，他和我及萨利是好朋友，其实不是太久以前，一九六〇年，不过感觉好像很久了。”

周围响起一阵慈爱的笑声。“茅坑里的老鼠！”尼克嚷着，眼睛发亮，他就好像终于找到合适字眼的诗人一样开心。“茅坑里的老鼠！是啊，那就是老琼斯！”然后尼克惟妙惟肖地模仿卡通人物来亨鸡的声音胡言乱语，那可能是当天最后一次疯言疯语压制了理性的讨论。

“没错。”她同意，然后指一指另外一个男孩。他晒得黑黑的，脸比较窄，两只眼睛靠得比较近，胡萝卜色的红发剪成短短的平头，看起来好像漫画家洛克威尔为《周末晚邮报》画的封面上的小孩，他微微皱着眉头。萨利的手臂强壮有力，另外这个男孩的手臂则好像竹竿一样细。没有搭着卡萝尔肩膀的那只手上戴着大大的棕色棒球手套。

尼克逐渐意识到艾柏索和盖瑞森正看着他，艾柏索的眼神中带着轻蔑，盖瑞森则颇感兴趣，就好像透过显微镜发现了新细菌一样。

“哪一个是萨利？”我问。她看看我，有一点讶异……但带着笑意。无论如何，我想我已经知道了，萨利应该是宽肩膀、笑得很灿烂、一头乱发的那个男孩，这让我想到斯托克利的头发，虽然小男孩显然已经梳过头发了。我指着他，“是他，对不对？”

“你知道，脑袋瓜有点毛病。”尼克最后说。当他逐渐恢复自我意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致命伤）时，他不再模仿，赶紧坐下来。

照片上是三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一个是女孩，另外两个是男孩。他们都穿着蓝色T恤，上面有“斯特林会馆”几个大字。他们站在不知是哪里的停车场中手臂互相环绕，一副会当一辈子死党的样子，看起来挺美的。女孩站在中间，当然那个女孩就是卡萝尔。

“这和我说的病不太一样，”舰长说，“我指的也不是他跛脚这件事，而是自从他来这里以后就一直打喷嚏、咳嗽和流鼻水，戴维小亲亲，连你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吧。”

她弹掉香烟，我们看着烟落在人行道上冒出火花。然后她打开膝上的手提包，拿出皮夹打开它，手指伸进去摸索着塞在透明塑料夹层中的照片。她停下来，抽出其中一张照片，然后递给我。我倾身向前，就着餐厅窗口透出的灯光看清楚那张照片，清洁工可能正在餐厅里拖地板。

戴维没有回答，甚至连舰长叫他的绰号这件事都没有反应。他一定是累坏了。

“我参加哈利、乔治和其他人的行动不是因为我爸爸的缘故，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反叛情结作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会声称一大堆事情都是他做的，”舰长说，“他甚至可能真的相信是他做的，但是他和这件事情无关。”

“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这么说倒不是真的相信会没事——我不可能这么神通广大——只是应该要这么说，不是吗？应该这么说。

艾柏索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但是毫无笑意。“我想我掌握到你话里的重点了。柯克先生，你希望我们相信琼斯先生不该为墙上喷的字负任何责任，即使他真的招认了，我们也不应该相信他的供词。”

“我有一点害怕面对我老爸。没有真的吓坏了，但确实有一点害怕。”

舰长也笑了，那是电力超强、会让少女心头小鹿乱撞的微笑。“没错，”他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我很乐意。”

此时屋里有短暂的沉默，接下来盖瑞森说的话，几乎可说是我们年轻岁月的墓志铭。“你们真是令我失望，”他说，“走吧，艾柏索，这儿没我们的事了。”盖瑞森提起公文包，迈开大步往门口走去。

卡萝尔抬起头来，把身体稍稍移开一点——暗示我该把手拿开了。事实上，这样反而比较像她。“谢谢，”她说，“我刚刚还真需要有人抱抱。”

艾柏索似乎很讶异，但还是赶紧跟着走了出去，只留下戴维和受他管辖的三楼住宿生彼此大眼瞪小眼，眼神中混杂了不信任和谴责。

我抵达豪优克餐厅的时候，卡萝尔已经在那里等我。她从垃圾桶那儿搬来几只牛奶箱子，然后交叉双腿坐在上面抽烟。我坐在另外一只牛奶箱子上，同时用手环住她、亲吻她。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不太像她平日的作风，不过感觉很好。我继续用手环着她，抬头望着星空。就秋末而言，今晚的天气很舒服，很多人——大多数是情侣——都趁好天气出来散步。我可以听到他们喁喁低语。上面的餐厅里传来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大概是清洁工的收音机吧。

“谢了，各位，”戴维几乎快哭了，“多谢了。”然后就低着头走出去，一只手紧紧拿着档案夹。之后的那个学期他搬离张伯伦舍，加入兄弟会。考虑所有的情况之后，也许这是最好的决定。斯托克利可能会说，戴维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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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搭腔，只是低头走过去，湿淋淋的头发贴在脸颊上，手臂下夹着肥皂和浴巾，咕哝着“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他甚至根本没有抬头看我。不管你想和斯托克利说什么，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骂你几句。

“所以，你也偷了那个图案。”斯托克利终于可以开口说话时，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说。我刚刚告诉他，现在张伯伦舍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东西上面有那个图案，我原本以为这个消息会让他开心一点，我错了。

“你还好吗，斯托克利？”我问。

“冷静一点，”舰长说，拍拍他的肩膀，“别发脾气。”

“晚一点也许会。”我说，开始往走廊走去。斯托克利披着破旧的浴袍从浴室登登地走回房间。他的拐杖在暗红色的地毯上留下水渍，一头长长的乱发也湿答答的。我很好奇他怎么洗澡，在今天的公共澡堂里，把手和扶栏已经是标准配备，但是当时什么都还没有。他一副完全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样子；不管是这个话题或其他任何话题。

斯托克利仍然以谴责的眼神瞪着我。“你先是抢走了我的功劳，然后又把和平标志也抢走了。你们有没有人翻一翻我的钱包？我想里面还剩下九块钱或十块钱，你们干脆连那点钱也拿走算了，把我洗劫一空。”他把头转过去，虚弱地咳起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寒冷早晨，他看起来比十八岁苍老许多。

“怎么样啊，彼特？”他问，“要不要来玩几把？”

那时候离斯托克利淹在水里已经四天了。由于我们不停到医务室询问斯托克利的状况，到了第二天，卡伯瑞医生似乎已经相信我们大都是斯托克利的朋友，尽管我们抱他进来时举止十分怪异。卡伯瑞医生在缅因大学医务室开药给喉咙发炎的学生或治疗在垒球赛中脱臼的手腕已经很多年了，他可能很清楚一大群年轻人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很多都不能算数；他们看起来或许像大人，但大多数还保有许多孩子气的怪癖。例如，尼克在训导长面前模仿来亨鸡——我的情况就更甭说了。

我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阿什利站在交谊厅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走来走去。我推测现在是牌局之间的休息时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脸颊上冒出点点胡楂，衬衫脏得不得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且炯炯有神，好像毒瘾很深的人。红心牌戏的确像毒品一样，但不是那种会让你飘飘然放轻松的毒品。

卡伯瑞从来不曾告诉我们斯托克利的病情有多严重。其中一位助理护士（我相信她一看到斯托克利，几乎就爱上他了）向我们做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卡伯瑞让他待在私人病房，而不是男性病房，透露出某些讯息；斯托克利住院的最初四十八小时，他们不让我们经常来看他，又透露出更多讯息；而他一直没有搬到只有十六公里外的东缅因，则说明了一切。卡伯瑞根本不敢搬动他，即使由学校救护车载他都不成。斯托克利的病情真的很严重。根据助理护士的说法，斯托克利得了肺炎，因为泡在水中而体温过低，还有高达四十度的高烧。她曾经听到卡伯瑞讲电话时说道，如果斯托克利的肺部因为他的残障而更加萎缩，或者他现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而不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几乎一定会死掉。

“我会在那里和你碰面。”

舰长和我最先获准进入病房探视。如果换做是其他学生，他们的爸爸或妈妈一定会来探病，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斯托克利身上，即使他还有其他亲戚，那些亲戚也懒得找这个麻烦，根本没有出现。

“我还有很多书要念，所以我没办法逗留很久，不过我……我只是……”

我们把那天晚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只隐瞒了一件事，就是从我们看到他在路上滑倒到我们抱着半昏迷的他到医务室，大家都笑个不停。我告诉他，舰长建议大家把和平标志画在书本和衣服上，这样一来，斯托克利就不会单独被挑出来受罚。我说连龙尼都加入了这次行动，而且他一口答应，毫不推托。我们告诉他这些事情是为了让他的口供和我们一致；同时也让他晓得，如果他现在硬要强出头，承担在墙上喷漆的责罚也好、功劳也好，他不但自己会惹上麻烦，也会带给我们麻烦。我们没有明说，但其实也不需要明说。虽然他的腿残废了，但是脑袋瓜仍然管用得很。

“好。”

“把你的手拿开，柯克。”斯托克利把身子缩在床的一边，离我们愈远愈好，然后又咳了起来。我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他看起来好像只能再活四个月。但是我错了。亚特兰蒂斯虽然沉没了，斯托克利却依然随着浪潮在大海中浮沉。目前他在旧金山当律师，满头黑发早已变成漂亮的银丝，还买了红色轮椅，在CNN的报道中看起来炫得很。

“十五分钟后在那里碰面，好吗？”

舰长往后一靠，两手交叉。“我没有期待你会感激我，但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分了，”他说，“这回你真的太过分了，哩噗—哩噗。”

“豪优克餐厅外面吗？当然知道，就在垃圾桶旁边。”

他的眼睛发出怒火。“不要这样叫我。”

她笑了，笑声里完全没有原先的轻快，不过我觉得即使懊悔的笑声都比不笑来得好。“我不需要这么做，他自己会发现，碰巧他就是这种人。不过我得走了，彼特。还有，或许我终究还是会参加反抗委员会，虽然乔治总是像小孩一样，而哈利的口臭叫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因为……你知道……”她在我耳边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我没办法解释。嘿，你知道我们出去透气抽烟的地方吗？”

“那么，不要只因为我们想要救你这瘦皮猴，就说我们是小偷。真该死，我们还真救了你这个混蛋！”

“不是。”我说。我能因为她这么说而生气吗？想到安玛丽到现在还浑然不知世上有卡萝尔这号人物。我没有向卡萝尔求婚，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承诺，不过结不结婚不是问题所在。“我没有这么想，不过卡萝尔……你总不需要把那张该死的报纸故意放到他鼻子下面吧？”

“没有人要你们这样做。”

“彼特，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过你的人生吗？”她的声音仍然透露着耐心，但是现在已经比刚刚尖锐了一些，“做一些事情，然后希望别人不会发现。”

“的确没有，”我说，“你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对不对？以你这副臭脾气，我想不必再过多久，你就会需要更大的拐杖了。”

“他可能不会看到那张照片，”我无力地说，“那则新闻登在角落。”

“好吧，我就是有一副臭脾气，你又有什么呢？”

我说她的大半张脸都转过去、没有对着相机，而且脸上还罩着阴影。然后我想起她的高中外套背上耀眼的哈维切中学几个字。更何况，看在老天的分上，他终究还是她父亲啊。即使卡萝尔大半张脸都转过去，当爸爸的还是能认出来。

我有一大堆进度要赶，但我没有这样对斯托克利说，觉得他不会因为同情而软化。我问他：“那天的事情，你记得多少？”

“那张照片，”她耐着性子说，仿佛在对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讲话，“你没有看到照片吗？”

“记得我把‘干，约翰逊’这几个字喷在宿舍墙壁上——我已经计划了几个星期——还记得我去上一点钟的课。上课时我大半时间都在盘算，盖瑞森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要发表什么声明。之后，其他事情就成了片段、模糊一片。”他冷笑几声，眼珠子仿佛在瘀青的眼眶中转着。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了，但似乎仍然有说不出的疲倦。“我想我还记得曾告诉你们我想死，我有没有这样说过？”

“他可能不会看到这则报道，”我说，“即使看到了，报纸上也没有登你们的名字。”

我没有搭腔。他一直在等我回答，但是我坚持我有权保持缄默。

我想到奈特说他很怕妈妈看到他遭到逮捕的照片。妈妈的乖小孩因为未经许可在联邦大厦前游行遭到逮捕。丢脸，真丢脸。至于卡萝尔的爸爸呢？情形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毕竟他爱说：“喂，船哪”，而且他加入了海军。

最后斯托克利耸耸肩，是那种表示“好吧，算了”的耸肩，结果他穿的病服就从他瘦巴巴的肩膀上滑下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拉好，因为手上还在打点滴。“所以你们发现了和平标志，嗯？很好。你们去冬日嘉年华看尼尔·戴蒙德或佩图拉·克拉克演唱时，就可以戴着和平标志了。至于我呢，我要离开了，我在这里待够了。”

“你是说，除了我爸爸看到报上的照片之后，可能不准我走进家门以外吗？他这个周末以前就会把门锁换掉，假如他现在还没换掉门锁的话。”

“你以为你到西岸上大学，就可以丢掉拐杖吗？”舰长问，“也许还参加赛跑？”

“怎么回事啊？”

听到舰长这么问，我有一点惊讶，但斯托克利却笑了。那是真正的笑容，充满阳光、发自真心的微笑。“拐杖一点也不重要，”他说，“人生苦短，不能虚掷光阴，这才是重点。这里的人完全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关心，只是得过且过。在缅因大学，只要买一张滚石乐团的唱片，就会被当成惊世骇俗的行为。”

“我们能不能见个面？我想给你看一个东西，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能解释一下可能比较好……”她的声音发颤，我明白她已经快哭了。

“有些人知道比较多的事情。”我说……但是一想到奈特，又觉得很困惑，奈特担心妈妈可能会看到他被警察逮捕的照片，因此站在马路边上。这是一张在后面背景中的脸孔，在二十世纪迈向牙医之路的男孩阴郁的脸孔。

“那么，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卡伯瑞探头进来：“你们该离开了，琼斯先生需要好好休息。”

“你不用忌妒。他的头脑很好，很聪明，但是发型却很糟糕，而且眼神飘忽不定。他常刮胡子，但老是好像有一块没有刮干净似的。他没什么吸引力，相信我。”

我们站起来。“盖瑞森找你谈话的时候，”我说，“或是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

我小心翼翼地说：“他整个下午都和你在一起，我猜，我对这点很忌妒。”

“他们只会知道，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了，”斯托克利说，“卡伯瑞会告诉他们，我从去年十月就有支气管炎，感恩节后又得了肺炎，所以他们只好接受事实。我会说，除了丢掉旧拐杖和参加赛跑之外，我那天很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

“这次示威活动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和其他人搭他的车一起去。我……”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问，“你不会忌妒他吧？”

“我们没有偷你的标志，”舰长说，“只是借用一下而已。”

“我听过他的名字。”我说，紧紧抓着电话筒，丝毫不肯放松。

斯托克利似乎好好思考了一番，然后叹了一口气。“那不是我的标志。”

“没有，”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乔治邀请我加入，乔治和我是在修课的时候认识的，你认识他吗？”

“不是，”我同意，“不再是你的标志了。再见，斯托克利，我们会再回来看你。”

“你参加了奈特说的那个委员会吗？”我问她，“那个反抗委员会。”

“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他说，我猜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看他。我后来在宿舍又看到他几次，但只有几次。当他等不及学期结束就搬走时，我正在上课。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法国炸沉“彩虹勇士号”之后，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演说。从此以后，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为环保运动筹款，坐着炫目的红色轮椅在各大学校园演讲，在法庭上为环保激进分子辩护。有人称他为“拥抱树木”的保育分子，我猜他应该很喜欢这个封号。我很高兴看到他还是那副臭脾气，正如他所说，他有的也只是一副臭脾气罢了。

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而且我还得担心那个乔治。我担心乔治就像担心萨利一样，卡萝尔在家乡的男友。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喊了一声：“喂？”

“基本上只是嘴巴叫叫而已，”她说，“别担心，真的。”

我们回头看看枕在白色床单的白色枕头上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孔，一头杂乱黑发是他脸上唯一的颜色。他藏在床单下的双腿形状又让我想起家乡国庆节游行时看到的山姆大叔。我忍不住心里又想到，他看起来好像只剩下四个月寿命的小孩。不过现在这幅图画中增添了几颗白牙，因为斯托克利正对我们展露笑靥。

“那些建筑工人——”

“喂什么？”

电话里一阵沉默。“是啊，”最后她说，“我当然很好。”

“你们两位真的很关心我的情况，才会对盖瑞森和艾柏索说……也许我有自卑情结之类的毛病，不过我很难相信你们是真的关心我。你们两位决定要来点改变了没有，决定要好好上学了吗？”

“不会。”我说，不太知道她到底唠不唠叨，也许我正需要有个人来唠叨一下。“卡萝尔，你还好吧？”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认为我们办得到吗？”舰长问。

“不是在念书，就是在玩牌，”她说，“我希望你是在念书，和我住同一层的女孩和雷尼约会，或是应该说曾经和雷尼约会，当雷尼还有空出去约会的时候。她说红心游戏是从地狱来的牌戏。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唠叨？”

“你或许办得到，”斯托克利说，“关于那天晚上，有件事我一直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好像我没听懂似的。透过电话亭和交谊厅的玻璃可以看到三楼大多数房客都在烟雾弥漫的交谊厅中玩牌。即使关着门，还是可以听到龙尼的尖叫声。赶快追杀婊子，我们很快就会把她揪出来！

我以为他会说记得我们一直笑他——舰长也这么想，他后来告诉我——但结果不是。

“何况，”她说，“我猜你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自己一个人抱着我进看诊室，”他对舰长说，“而且没有让我掉在地上。”

我猜确实挺滑稽的。

“不可能掉下来，因为你没有多重。”

“我只是想到，开着一辆贴着戈德华特贴纸的休旅车去参加反战示威是什么样子。”

“不过还是一样……即使快死了，还是没有人喜欢掉在地板上，那样很丢脸。就因为你没有把我掉在地上，我要给你一些忠告。柯克，除非你必须仰赖运动员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否则就尽快退出校队。”

“什么？”

“为什么？”

卡萝尔咯咯笑了起来，声音很甜，但令人困惑。

“因为他们会把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也许需要的时间比后备军官储训团改造戴维的时间久一点，但是他们终究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我说，“也许我会和你一起去，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

“你对运动了解多少？”舰长客气地问，“你对于参与一个团队又知道多少？”

那个叫乔治的家伙又对你表现出多少关心了？我很想这样问，但即使只有十八岁，我都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我知道对于穿制服的男生而言，现在真不是好时候。”斯托克利说完之后就把头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但卡萝尔曾说现在是当女生的好时候；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当女生真好。

“我没事，”她说，轻笑了几声，“我很好。有个警察甚至称呼我小姐。彼特，多谢你关心。”

我们回到宿舍，然后回到我的寝室念书。在走廊的另一端，龙尼、尼克、雷尼和其他大多数人仍在想办法揪出婊子。过了一会儿，舰长把门关上，阻隔他们的噪音，但没什么用，于是我打开奈特的唱机听奥克斯的歌；如今奥克斯已经过世了，和我妈妈及兰登一样，都死了，他用皮带把自己吊死了。当年存活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自杀率还蛮高的。我想这倒不足为奇，当你的大陆在脚底沉下去时，对你的脑子一定形成极大的震撼。

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已经成为我的木星了——吸力超强的恐怖星球。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抗拒了强大的诱惑，钻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这次我找到卡萝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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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

我放下唱针，大家一起聆听奥克斯的歌声。就像我们这些亚特兰蒂斯人常说的，好好享受一番吧！

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奈特微微笑，用手指擦干眼角的泪水。“我也这么觉得，”他附和着，“酷毙了。”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

“真酷。”舰长说。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

“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废除核武’。伯特兰·罗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明了这个象征符号，”他在笔记本背面画上这个符号，“他称它为和平标志。”

整体而言，我万万没料到老师还颇同情我们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过关，不止低空掠过，而且高分过关，因此可以保住奖学金。只有舰长的微积分老师毫不通融，不过他的微积分考得不错，所以即使老师没有特别帮忙，仍然顺利过关。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许多教师而言，这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不希望日后在越战伤亡名单上看到学生的名字时，会一直纳闷自己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而成绩单上D和C-的差别，可能就影响一个孩子究竟日后是毫无知觉地呆坐在某处的荣民医院里，还是能听能看、活蹦乱跳的。

“这个图案综合了两个英国海军旗语字母。你们看。”奈特光脚站起来，对着天花板举起左手臂，然后把右手臂对着地板，垂直成一条直线。“这是N。”然后他把手臂伸出去，和身体成四十五度角。我现在看出这两种形状交叠在一起，形成了斯托克利旧粗呢大衣背上的图案。“这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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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舰长问。

有一次在经过类似的会谈后，由于期末考即将来临，舰长去咖啡厅和人类学家教老师碰面，准备在补充咖啡后好好临阵磨枪，我则去豪优克餐厅打工。当碗盘输送带停止转动之后，我回到宿舍继续用功。经过大厅时去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包裹领取单。

“我发现一件事，”他说，“我知道斯托克利外套背上的图案是怎么回事了。”

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外面绑着棕色的绳子，但是装饰着圣诞铃铛和冬青树枝后显得生机盎然。看到回邮地址时，我的肚子好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挨了一记闷棍：卡萝尔·葛伯，一七二步洛街，哈维切镇，康涅狄格州。

奈特抬起头来，我们发现他在哭。只是微微啜泣；眼睑和睫毛被泪水润湿了，如此而已。不过对奈特而言，这已经是非同小可。

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不只是因为我忙着挽救课业。但直到我看到她写在包裹上的名字，才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她会回到萨利身边。那天晚上我们在车上听着老歌做爱，对她而言早就是陈年旧事了，而我，也早已成为往事。

奈特仍然端详着他的手指甲。“我的想法是，约翰逊把美国年轻人送去战场白白送死。但这不是哈利认为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这根本和任何主义无关。约翰逊只是在脑子里把越战和西部拓荒英雄大卫·克洛科特、丹尼尔·布恩，以及纽约洋基队全混在一起了。我心里既然这么想，就应该把它说出来，我应该努力阻止这件事，不管在教会、学校或在童军团里，他们都是这样教我的。你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你看到了不义的事情，例如有人正在以大欺小，就应该挺身而出，或至少试图阻止他。但是我担心妈妈看到我被警察逮捕的照片会哭起来。”

奈特的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曲，但是奈特却靠在床上打瞌睡，一本《新闻周刊》打开来摊在他脸上，封面人物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我坐在书桌前，把包裹放在面前，伸手去拆包裹上捆的绳子，又迟疑了一下。我的手指在颤抖。她曾经说过，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都不会碎，只会弯曲。当然，她说得对……但是，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寄给我的圣诞包裹时就觉得心痛；很痛。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声，然而我脑子里听到的是更古老、更甜蜜的歌声；我听到的是五黑宝的歌声。

“没有人像斯托克利。”我说。我想起那次在小径上碰到他的情形。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而公信力先生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吃掉算了？”

我扯断绳子，拆开胶带，打开棕色包装纸，拿出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白色纸盒。里面是用炫目的红纸和白色缎带包起来的礼物，还有一个正方形信封，上面她用那熟悉的字迹写上我的名字。我打开信封，拿出贺卡，上面有银箔雪花和吹着银箔号角的银箔天使。当我打开卡片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剪报，落在她送我的礼物上面。那是从《哈维切日报》上剪下来的，卡萝尔在报纸的上缘、头条标题的上方写着：这次我办到了——可以得紫心勋章！别担心，在急诊室缝了五针之后，我就回家吃晚饭了。

“我不觉得没关系，”奈特以颤抖的声音回答。“我真的不觉得。”他不肯抬头正视舰长，只坐在床上，戴着扁帽、穿着睡裤，露出一身瘦排骨和白皮肤，低头看着被咬得乱七八糟的指甲。“我不喜欢辩论该不该打这场仗的问题。哈利喜欢辩论……还有萝莉和乔治。天哪，你简直没法让乔治闭嘴，委员会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在这方面，我和斯托克利比较像，和他们比较不一样。”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征兵处的抗议活动变成一场混战，六人受伤，十四人被捕，照片则和刊登在《德里新闻报》的那张照片形成强烈对比。在《德里新闻报》的照片上，警察和临时起意展开反示威行动的建筑工人都一副轻松模样；但在《哈维切日报》的照片上，每个人显然都绷紧神经、神情困惑，丝毫轻松不起来。现场可以看到在鼓起的手臂上刺青、脸上充满恨意的强硬分子，而留着长发的年轻孩子则以愤怒叛逆的目光回瞪他们，其中一名年轻人还伸出手臂，仿佛在说：你恨不得宰了我吧，尽管放马过来呀？警察挡在两群人中间，样子显得很紧张。

“没关系，奈特。”舰长说。

照片左边（卡萝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左边，仿佛担心我会没看到）可以看到一件熟悉的外套，背面印上了“哈维切中学”几个字。她又转头了，不过这回不是把头转开，而是迎向相机镜头。虽然我并不想看得那么清楚，但是照片清晰地显示鲜血从她的脸颊流下来，她尽可以开玩笑地画上箭头，然后在旁边写些好笑的话，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她脸上流的可不是巧克力糖浆。警察抓住她的手臂，但照片上的女孩似乎满不在乎，也不在乎自己的头上流血了（如果她当时知道头上流血的话）。照片上的女孩只是不停地微笑，一只手举着“停止杀戮”的标语，另一只手则对着镜头，用两只手指摆出V的形状。我当时以为那个V代表胜利的意思，但当然不是如此，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那个V字是要和麻雀爪印搭配在一起的，就好像火腿要配上鸡蛋一样。

“好，”他说话的语气仿佛舰长刚刚大声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为什么，我害怕他们会被抓起来，而我会和他们一起被抓起来。我的照片会登在报纸上，然后家人会看到。”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可怜的奈特拼命想把话讲完。我拿着唱针对准旋转唱片上的第一道沟槽，等着看他会不会把话讲完，最后他的确把话说完。“我怕我妈妈会看到。”

我匆匆看了一下报道内容，但是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示威抗议……反示威……丢石块……相互叫嚣……有几次互殴……警察抵达现场。报道的语调是傲慢而充满反感的，让我想起那天晚上艾柏索和盖瑞森的模样：你们真是让我失望。后来除了三名示威者之外，警方释放了其他所有被捕的人，而且没有提及任何人名，所以他们应该都不到二十一岁。

舰长在床上坐下来，坐在他旁边。我看到奥克斯的唱片，并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奈特看着舰长，然后又转头看别的地方。奈特的手很小、很干净，就像他的人一样，只有指甲例外，他的指甲被咬得乱七八糟，几乎只剩下肉根。

她的脸上流血了，但仍然一直微笑……事实上，那是胜利的微笑。我逐渐意识到奥克斯还在唱着：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现在他们要我再回去——我的背上突然起满鸡皮疙瘩。

“但是结果我没有参加游行，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卡片拿起来看，上面是押韵的典型圣诞贺词；这些贺词总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圣诞快乐，希望你不会在新的一年翘辫子。我很少认真读这些贺词。卡萝尔在卡片另一面的空白处写了一些话，她写得很长，几乎填满整个空白。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我点点头，仿佛真的明白似的。

亲爱的六号：

“我以为我会和他们一起游行，否则我去那里干吗呢？你们要知道，我一路上丝毫没有动摇过。”

我只是想祝你有个最快乐的圣诞节，并且告诉你我很好。我没有回学校念书，虽然我一直和一些学生混在一起（请参见我附的剪报），我希望我最后还是会回学校念书，也许等明年秋季班吧。我妈妈的情况不太好，不过她还在继续努力，而我弟弟的行为已经恢复正常，蕾安达也帮了不少忙。我和萨利见过几次面，不过感觉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有天晚上他来我家和我一起看电视，我们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也许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变得好像旧识，或是两列往不同方向行驶的火车。

“但是到那里以后，我却办不到。我帮忙发了一些标语，上面写着：停止这场战争，美军撤出越南，让年轻人回家……卡萝尔和我帮斯托克利系好他的标语，所以他可以一面拄着拐杖、一面高举标语……但是我自己却没办法拿起标语。我和比尔、凯瑞、还有一个叫萝莉的女孩一起站在人行道上……我们在植物实验室一起做实验……”他从舰长手中拿起报纸来读，仿佛想再次确认，没错，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灵弟的主人兼辛迪的男友真的去参加了反战示威。他叹了一口气，报纸从他手中飘落地面。这实在太不像他了，我有一点受伤的感觉。

我想念你，彼特。我想我们的火车也同样驶往不同的方向，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共度的那段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光（尤其是最后一晚）。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写信给我，不过我有点希望你不要写，因为那样或许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好。这并不表示我不在乎你或不记得你，因为我确实在乎你、记得你。

“是啊，”舰长说，“我知道。”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拿照片给你看、告诉你我挨打的事吗？还有我的朋友博比如何照顾我？那年夏天他收到一本书，是住在他楼上的老人家送他的。博比说那是他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当你只有十一岁的时候，通常说得不多，但是我高三时看到学校图书馆有这本书，于是我读了这本书，只是想了解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不算是我读过最棒的一本书，但是写得蛮好的。我想你可能会想有一本，虽然这本书是十二年前写的，不过我有点觉得它其实是在谈越南的事情。即使不是，里面也充满信息。

“我一路上都在想，‘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认为是正确的……即使有人对我挥拳，我还是会采取非暴力手段，就像那些在餐厅里静坐的家伙一样。那些家伙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或许我们也一样。’”他看着我们，“我的意思是，我的心里笃定，没有丝毫怀疑，你们知道吗？”

卡萝尔

我心想，即使和他们在一起，他还是很安静……或许除非他认为该是来场小小演讲、谈谈公信力的时候，他才会开口。但是奈特心里想的不是斯托克利，奈特想的是奈特，纳闷的是他的脚为何莫名其妙地拒绝走向内心真正想走的方向。

附：赶快摆脱那愚蠢的牌戏吧！

“反正他和乔治发起了反抗委员会。由于我们没办法把斯托克利的拐杖塞进车子里，亨特替他拿着，伸出窗外，我们一路唱着《我不要再行军了》，并且谈着如果我们能团结在一起，说不定真的能阻止这场战争——大伙儿全都聊着这些话题，除了斯托克利，他一直很安静。”

我把信读了两次，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剪报，放回卡片中，双手仍然抖个不停。我想我还留着那张卡片……就好像我确定“赤色卡萝尔”到现在还把她童年玩伴的照片收藏在某个地方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卡萝尔还活着的话。我不太确定，因为她的一票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上了。

舰长和我都摇摇头。我想我们两人都有一点讶异，这个拥有特里尼·洛佩兹和黛安·雷奈唱片的人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他还认识那些会吸引警察和媒体注意的家伙。

我打开包裹，里面——和充满欢乐气息的圣诞包装纸及白色缎带形成鲜明对比——是一本平装版的《蝇王》，作者是戈尔丁。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读这本书，因为高三文学选读的课程，我选了《另一种和平》这本书，而没有选《蝇王》，因为《另一种和平》看起来比较短。

“我原本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他说，“我一路上都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真是好玩，我们六个人全挤进哈利的绅宝汽车里。亨特……你们认识亨特吗？”

我打开书，心想卡萝尔可能在里面题字，她的确写了一些东西，不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以下就是我在书名页空白处发现的东西：

当他们走到联邦大楼时，有的人开始示威，在征兵处前面绕着圆圈游行，有的人则只在旁边看。奈特是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之一，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素来平静的脸孔痛苦地扭曲起来。

我突然热泪盈眶，用手掩着嘴，差一点就哭出声来。我不想吵醒奈特，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哭。但我还是哭了，坐在书桌前为卡萝尔哭泣、为我自己哭泣、为我们俩哭泣，也为我们所有人哭泣。就我记忆所及，我这辈子就数那次最伤心了。她曾经说过，我们的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心都不会碎，她说得对……但是，那段日子又要怎么说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留在亚特兰蒂斯的心，又要怎么说呢？

奈特说，他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昨天是星期二，而他下午反正没课。没有人发号施令，没有人传着什么誓言或联名书要大家签名，也没有非游行不可的压力，或后来反战运动的那种军事化狂热。根据奈特的说法，他们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卡萝尔和同伴还一直打打闹闹，拿标语互相打来打去。（笑笑闹闹。和乔治一起又笑又闹，我心里又升起一股妒意。）

43

“是一个社团，”奈特说，然后叹了一口气，“他们觉得那不只是个社团——尤其是哈利和乔治，他们是真正的反动分子——但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社团，和戏剧社或拉拉队没什么两样。”

无论如何，舰长和我存活了下来。我们补交了作业，期末考低空掠过，然后在一月中旬回到张伯伦舍。舰长告诉我，他在寒假中写了一封信给棒球教练温金，说他改变主意不参加校队了。

“反抗委员会？”舰长问，“那是什么啊？”

奈特也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令人讶异的是，雷尼也回来了——尽管在不及格边缘，但还是回来了，不过他的死党东尼却离开学校，其他离开的人还包括马克、巴瑞、尼克、布拉德、哈维、兰迪……当然，还有龙尼。三月的时候，我们收到龙尼寄来的卡片，上面盖着路威斯顿的邮戳，收件人只写着：张伯伦舍三楼的那群笨蛋收。我们把它贴在交谊厅的墙壁上，就在龙尼玩牌时经常坐的位子上方。卡片正面是《疯狂》杂志的封面男孩纽曼，龙尼在背面写着：“山姆大叔在呼唤了，我得走了，棕榈树在前面等着我，管他的！我哪需要担心呢，我最后拿到了二十一个赛末点，所以我是赢家。”后面署名“龙”。据我们所知，在龙尼的妈妈眼中，直到他合上眼睛的那一天，这个爱说脏话的小男孩始终都是“龙尼”。

奈特摇摇头。“我想她是和乔治那伙人一起去的。我们总共开了五辆车子去。”我完全不知道乔治是何许人也，但仍然涌起一股病态的妒意。“斯托克利和哈利都是反抗委员会的成员，乔治也是。总而言之，我们——”

斯托克利也离开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没怎么想到他，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脸孔和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鲜活起来。当时我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牢里。我不知道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会议中心外面到底抓了多少人，不过人数绝对很多，而且很多人受伤——一年后，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次事件为“警方暴动”。

“卡萝尔也和你们一起吗？”我问。

结果我被关在拘留室中，这个拘留室原本只打算容纳十五人——最多二十人，但却关了六十个吸了太多催泪瓦斯、嗑了太多药、被打得半死、狼狈不堪、工作过度、做爱过度、满身是血的嬉皮，有的人在吸大麻，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唱着抗议歌曲（从远处的角落，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家伙散发着《我不再行军了》的歌词），好像某种比赛挤电话亭一样的古怪刑罚。

“我和斯托克利、哈利，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去。”奈特说。

我挤在铁栅栏旁边，努力护住衬衫口袋（里面是宝马牌香烟）和裤袋（里面是卡萝尔送我的那本《蝇王》，现在变得破破烂烂，封面有一半不知去向，整本书快松脱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闪现斯托克利的脸孔，明亮而清晰，好像高画质照片一般，似乎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或许是因为头上挨了一记警棍或吸了催泪瓦斯后清醒过来，某个原本呈休止状态的记忆线路突然热了起来。我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他的声音里透着关心。奈特的下唇颤抖了一下，然后紧紧抿住。他弯腰越过干净的书桌，在唱机旁的盒子里拿起面纸（我的书桌上早已盖了十九层垃圾）。他大声而用力地擤鼻涕，然后又恢复正常，但我还是从他眼神中看到那种迷惑和不快乐的神情。我一方面（很卑鄙地）高兴看到他这样，高兴知道即使他没有迷上红心游戏却还是碰上麻烦了。人性有时候就是如此卑劣。

“一个跛子到底在三楼干吗？”我大声问道。

我正在想，他平常都是这么沉默，不要想太多了。此时舰长问：“你怎么了？”

有个满头蓬乱金发的小个子四处张望——一个长得像摇滚歌星彼得·弗兰普顿的矮子。他脸色苍白，满脸痘痘，脸颊上和鼻孔下的鲜血已经干了。“你说什么？”他问。

我们拿报纸给奈特看并问他关于示威的事情时，他的表情很平静，他脸上的表情从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到他很不快乐，甚至很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毕竟这件事的结局还不错，没有人坐牢，报纸也没有披露任何人的姓名。

“一个跛子到底在大学宿舍的三楼干吗？而且还没有电梯？他们难道不会让他住一楼的寝室吗？”然后我想到斯托克利昂首往豪优克冲的情形，头发在眼睛前面不住晃荡，喘着气，喃喃发出“哩噗—哩噗”的声音。无论到任何地方，斯托克利都把周遭的一切当成敌人；给他一枚铜板，他会试图射杀整个世界。

舰长站在电话亭外面，很不耐烦地招手叫我。我们沿着走廊去找奈特，虽然我们都晓得这样一来，就保不住原本在牌桌上的位子了。但是就这次的情况而言，我们的好奇心压过了瘾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

“好，谢谢。”

“除非他主动要求，”我说，“除非他可能直接要求他们这样做。”

“她留了字条在玻璃上，”那时候的宿舍很流行这种做法，“上面说她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

“答对了。”满头弗兰普顿式金发的小个子说，“你有大麻吗？我想要快乐一下，这个地方烂透了，我想去哈比村。”

“是啊。”我说。

44

我悄悄溜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二楼。交谊厅里有人接起电话，我请她叫卡萝尔听电话时，那个女孩说卡萝尔不在宿舍，她和莉比一起到图书馆念书去了。“你是彼特吗？”

舰长成为艺术家，而且还蛮有名的。他和诺曼·洛克威尔这类画家不同，你永远不会在富兰克林明特礼品公司的瓷盘上看到舰长的雕塑复制品，但是他开过很多展览会——在伦敦、罗马、纽约，去年在巴黎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艺评。许多艺评家说他的作品不够成熟，只是一时流行（有的人二十五年来都说他是一时流行），表现方式老套而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则盛赞他的真诚与活力。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我从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逃离那个逐渐沉没的大陆，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到现在还是我的死党。

舰长不理会他，我也一样。对我们而言，无论龙尼说什么，那些空话都毫无意义。我们都很讶异会看到卡萝尔……还有奈特站在她后面看着示威群众被警察带走。奈特像平常一样打扮整齐，穿着常春藤衬衫以及裤脚翻边和有折缝的牛仔裤。奈特站在摇晃着拳头、得意叫嚣的建筑工人附近，但是他们对他毫不在意。警察也一样。双方都不知道我的室友最近变成了颠覆分子奥克斯的忠实歌迷。

也有些艺评家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流露的愤怒，我第一次清楚看到这样的愤怒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前、在热血青年乐团喧闹的乐声中，燃烧纸制的越南家庭模型。是啊、是啊，那件事透露了舰长的某一面。舰长做的事情有的滑稽，有的悲伤，有的怪诞，但大多数都充满怒气，他做的那些肩膀僵硬的纸黏土人形都仿佛在低语：把我点燃吧，喔，把我点燃吧，听我尖叫，现在真的还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还在湄公河三角洲，而且一直都在那儿。“柯克的创作最珍贵之处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愤怒。”他的作品在波士顿展出时，一位评论家这么说。我猜两个月后造成他心脏病发的也是同样的愤怒。

“你们看那呆子！”龙尼得意洋洋地说，（上次考试中，他修的四科中有两科不及格，不过他还是敢叫任何人呆子。）“好像没别的事好做似的！”

舰长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医生认为他的心脏病不算太严重，但是舰长拼命否认。我的老搭档柯克舰长以为自己快死了。

这张照片和抗议科尔曼化学公司那次拍的照片其实没什么两样。照片上，警察领着示威群众离开，而建筑工人则摇晃着拳头嘲笑他们（一年后，他们都会忙着炫耀钢盔上的小小美国国旗），其中一名警察正要伸手抓住卡萝尔，站在卡萝尔身后的奈特似乎没有引起他们注意。还有两名警察正护送斯托克利离开，斯托克利背对着镜头，但是拄着拐杖的人绝对是他。如果还需要什么辅助的身份认证的话，他外套上手绘的麻雀爪印是最佳证明。

我飞到棕榈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枕在白色枕头上几乎全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惨白的脸孔——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乍看之下又想不起来曾在哪儿看过。

当示威群众开始对着建筑工人骂回去时，建筑工人拿起午餐盒中的水果往示威群众的身上扔过去，这时候警察开始介入。警方表示，他们未经申请核准就聚众示威（德里市警察显然从来都不晓得美国人有和平集会的权利），于是围住那些年轻孩子，把他们带往维臣街的警察局，然后就将他们释放。“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离开火药味浓厚的现场，”报道中引用警方的话，“如果他们又回去那里，那真是笨！”

“你想到斯托克利。”他声音沙哑地说，当然他说对了，我咧嘴一笑，在刹那间，我感觉背脊一凉，有时候往事突然之间就涌上心头，只是如此而已。有时候，过往的一切全回来了。

照片标题写着：“警方驱散抗议征兵的群众”，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名字。根据旁边的报道，来自缅因大学的十来个示威群众聚集在德里市区的联邦大楼前面，他们携带了标语，绕着征兵处的入口游行示威，嘴里唱着歌，并且“呼喊口号，有些口号还夹带脏话”。有人招来警察，起先警方只做壁上观，想顺其自然，但是后来出现了立场对立的示威群众——大多数是正值午休的建筑工人。他们也开始呼喊口号，虽然新闻报道没有提到他们的口号中是不是也夹带脏话，但我可以猜到，口号中少不得要示威者滚回苏联去，建议那些标语用完后可以贮藏在何处，以及指点最近的理发店在哪个方向之类的。

我走进去，坐在他旁边。“你看起来还不错嘛！”

“站在他前面的是卡萝尔。”我说，声音透着古怪和震惊。我认得那件背上绣着哈维切中学的外套；认得垂在外套上金发绑成的马尾；认得那件褪色的牛仔裤。我也认得那张脸，即使半转过头去，而且脸孔笼罩在写着“美国立刻滚出越南”标语的阴影下，我还是认得那张脸。“那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第一次提到卡萝尔的名字时，嘴巴里吐出“女朋友”这几个字，虽然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都把她当做女朋友。

“不算太苦，”他说，“只不过把医务室那天的情景重演一遍，不同的是卡伯瑞可能已经过世了，而且这回手背上绑着管子打点滴的人变成了我。”他举起一只极具艺术天分的巧手，让我看看那管子，然后又把手放下来。“我现在不觉得自己会死了，至少这次还死不成。”

“我的天！”舰长说，“我想那是奈特。”他的口气似乎又惊又喜。

“很好。”

龙尼猛然站起来，因为动作太快，椅子都翻倒了，斯托克利上报令他大吃一惊。大学生通常只有在惹麻烦的时候才会上报（当然刊登在体育版的新闻则是例外）。其他人都围在柯比旁边，舰长和我也不例外。没错，那人正是斯托克利，而且还不止他一个，在后面还有很多学生，他们的脸孔模糊不清……

“你还在抽烟吗？”

“让我看看。”柯比说，根本不理会他刚刚说的话，一把抓过报纸。“他妈的，那是哩噗—哩噗！”

“去年就不抽了。”

比利连忙把身子缩回来，在鼻子前面猛扇着手。“天哪，柯比，你上次洗澡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哥伦布纪念日？还是国庆节？”

他点点头。“我太太说，如果我不戒烟，她就要和我离婚。所以我想我最好试试看。”

哈维在比利那一桌洗牌，雷尼正在计算目前的积分，比利趁空当很快地浏览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满脸胡楂的柯比带着他的儿童阿司匹林，正烦躁不安地准备出去约会，也倾着身子去看。

“抽烟是最坏的习惯。”

“他妈的，你们看！”比利说。

“事实上，我想活着才是最坏的习惯。”

19

“省省吧，把你的俏皮话留给《读者文摘》吧。”

于是也许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你开始别上象征反抗的标志——其他人起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可能同心协力、一起奋斗。万圣节后几天，奈特告诉我们那个标志可能的长相，他是从扔在三楼交谊厅那些皱巴巴的旧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志。

他大笑起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奈特的消息。

奥克斯的声音带着一种迷惑的愤怒；我想我喜欢他的声音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也觉得很困惑。他和迪伦很像，但表达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更清楚表达他的愤怒。这张唱片中最好、最令人忧心的一首歌，就是唱片的主打歌。在这首歌里，奥克斯并非只是暗示，而是明白表示战争毫无价值，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一战。即使有值得一战的理由，仍然不值得发动战争。他的想法加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反对约翰逊、反对越战的画面，激发了我的想象，和历史、政策或理性思考毫无关系的想象。奈特时髦的小唱机传出奥克斯的歌声：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而他们现在要我重新回去，但是我不要再行军了。换句话说，停止吧。停止听他们的话，停止做他们要你做的事，停止玩他们的游戏。这是个古老的游戏，而且在这个游戏中，是婊子在猎杀你。

“就像往年一样，只收到一张圣诞卡，里面附了一张照片。”

一两天后——万圣节之前——奈特买了一张我几乎没听过的歌手菲尔·奥克斯录制的唱片。奥克斯是民谣歌手，但不是民谣演唱会里面那种乒铃乓啷的斑鸠琴乐风。唱片封面是个狼狈的游唱诗人坐在纽约街头，和奈特其他唱片的封套（例如，穿着燕尾服、醉眼迷蒙的迪恩·马丁、米契·米勒笑着带动观众一起唱、穿水手领罩衫和戴水手帽的黛安·雷奈）摆在一起，显得极不搭调。奥克斯这张唱片名为《我不要再行军了》，当白昼渐短、天气转凉时，奈特经常播放这张唱片。我偶尔擅自拿这张唱片来播放，奈特似乎也不介意。

“他妈的奈特！”舰长很高兴，“那是他的办公室吗？”

18

“是啊，他这次在院子里摆了耶稣诞生图，只是东方三博士看起来都需要补一补牙了。”

我还蛮确定就在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打电话给安玛丽了。交谊厅对面的公共电话正好没人在用，我的口袋里又装满零钱，都是刚刚玩红心牌戏的战利品，我突然决定该是时候了。我根据记忆拨了她家的号码，（虽然我得思索一会儿才想起来最后四位数是什么，到底是八一四六还是八一六四？）然后接线生要求我投入七毛五的硬币，我照她的话做了。我让电话铃声响了一次，然后就把电话筒砰然挂回去，听到硬币当啷地掉入退币口的声音。

我们互看一眼，就咯咯笑了起来。但才笑了几声，舰长就开始咳嗽。真恐怖，这情景还真像斯托克利——有那么片刻，连他的样子都像斯托克利——我又感觉背脊发凉了。如果斯托克利已经过世，那么我会以为是他阴魂不散，但是他还没死。而且以斯托克利自己的方式，他和从卖可卡因到电话推销垃圾债券的那些退休嬉皮其实没两样，他们都出卖了自己。他超爱上电视。在辛普森受审的那段时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某个电视频道上看到他，就好像秃鹰环绕着腐尸一样。

“有些奇怪的共产党思想。”休说。他的哥哥在海军服役，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中国海。休绝对不是鸽派。身为拥护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员，我应该和他有同感，但是奈特开始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吸收了各式各样的罐头知识，但是没有发展出什么支持参战的实际论点，更不用提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了，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只是成天忙着念社会学。

我猜，卡萝尔没有出卖自己。但卡萝尔和她的朋友，以及他们用炸弹炸死的化学系学生又怎么说呢？我由衷地相信那是一次失误——我所认识的卡萝尔绝不会认同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我认识的卡萝尔会明白，那样做和说“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这类屁话没什么两样。但是你觉得那些年轻孩子的家人会在乎那是不是失误吗？真是抱歉，炸弹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爆炸？你觉得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爱人、朋友会在乎谁出卖了自己，谁没有出卖自己吗？你认为那些需要捡拾尸体碎片、想办法继续活下去的人会在乎吗？心确实可能会碎，没错，心确实可能会碎。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心碎的时候，不如当场死掉还比较干脆，但是我们活了下来。

“奈特没问题，”我说，“他只是有些奇怪的想法罢了。”

舰长努力调匀呼吸。放在他床边的监视器发出令人担心的哔哔声。一位护士探头进来，舰长挥挥手要她出去。哔哔声逐渐恢复原先的稳定节奏，所以护士也离开了。护士走了之后，舰长说：“那天斯托克利跌倒的时候，我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呀？我心里始终感到疑惑。”

才不是，我心里想，奈特很好，我们才是混蛋呢。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觉得很沮丧。霎时间，我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可怕的泥沼中，完全不可自拔。我知道舰长正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抓起一把牌、把牌撒在龙尼脸上，然后走出交谊厅，舰长会跟着我走出去，可能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也想不通。”我说。

“彼特，你的室友是混蛋，知道吗？”龙尼说。他嘴角叼着一根烟，单手划着火柴，这是他的专长——长得又丑又粗、交不到女朋友的大学生都有各式各样的专长——然后点燃香烟。

“所以答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笑？”

尼克已成为龙尼的虔诚信徒，他爸爸是捕龙虾的渔夫。奈特看着尼克叹口气说：“有人把骨牌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骨牌游戏很沉闷。这就是我的骨牌理论。”他瞥了我一眼，我很快把视线移开，但是速度还不够快，仍然看到他眼神中流露的讯息：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啊？然后他就离开了，拖着毛茸茸的拖鞋回到三〇二室继续用功——换句话说，回到他努力从牙医预科迈向牙医系学生的既定轨道。

“因为我们是人。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答案就在伍德斯托克利和肯特州立大学之间。我们自以为不同，但其实不是。”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骨牌理论啊，你这呆头鹅？”一天下午，有个叫尼克的矮脚鸡问奈特，尼克是大一新生。我的室友几乎从来不去三楼交谊厅，他宁可在二楼安静地用功，不过那天，他刚好在那儿待了几分钟。

“我们以为自己是星尘。”舰长说，几乎面无表情。

奈特当然没有和我们一起玩牌。他也不和我们争辩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我很怀疑，关于越南曾受法国统治或一九五四年驻扎在军事重镇奠边府的那些倒霉的法国人后来命运如何，奈特知道的不会比我多，他当然更不知道是谁决定该是南越总统吴廷琰到天国报到的时候了，好让阮高祺和那群将领夺得政权。奈特只知道他和越共无冤无仇，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在缅因州的玛斯山或普雷斯克岛看到越共。

“我们以为自己是黄金世代，”我笑着表示赞同，“我们拼命想办法要回那座创世花园。”

不过，我们仍然发现在洗牌、发牌的空当，大家讨论电影、约会、功课或牌局的频率愈来愈少，讨论越战的时间愈来愈多。无论消息多么令人振奋、击毙越共的人数有多少，每天报纸上都至少会出现一张照片，上面不外乎是进行伏击后的美国大兵痛苦的表情，或哭泣的越南小孩茫然瞪着焚烧的村落。在舰长所谓的《每日杀戮专栏》底下总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被我们击沉的越共巡逻艇上那些平白丢掉性命的小孩。

“靠过来一点，小嬉皮。”舰长说，我靠过去，看到曾经智取戴维、艾柏索和训导长、到处向老师求情、教我豪饮啤酒和用十几种不同音调骂粗话的老友，现在正微微啜泣。他对我张开手臂；经过这么多年后，他的手臂变细了，肌肉松松垮垮地垂挂着，而不是隆起在手臂上。我弯下腰来拥抱他。

巴瑞和布拉德都订了《德里新闻报》，报纸每天都会送到他们房间，然后整天在三楼传阅——我们晚上在交谊厅坐下来玩牌时会看到大家看剩的报纸，不仅页面撕破、顺序乱七八糟，填字游戏上面还有三四个人不同的笔迹。照片上的林登·约翰逊、拉姆齐·克拉克和马丁·路德·金脸上都被画上胡子（我一直不晓得那是谁的杰作，不过有人总爱在副总统汉弗莱的头上画上一对冒烟的角，然后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在照片下面写着“魔鬼汉弗莱”）。《新闻报》对于越战采取鹰派立场，因此总是正面报道每天的战况，把反战示威的消息放到底下最不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放在小区活动消息的下面。

“我们努力试过了，”他在我耳边低语，“千万不要忘了这点，彼特，我们努力过了。”

17

我想我们的确努力试过了。卡萝尔以她的方式，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如果不计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的话。虽然我们已经忘了那些年所用的语言——就好像喇叭裤、手染T恤、尼赫鲁式上衣，还有写着“为和平而杀戮，就好像为贞洁而做爱”的标语都消失不见了一样——只是偶尔浮现一两个字。信息，你知道，信息。偶尔午夜梦回或回忆往事时（年纪愈大，我的梦境和回忆似乎就愈是一成不变），我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味道，在那儿，我是如此轻松而权威地说着那个时代的语言：一缕尘烟、一阵橘香，还有愈来愈淡的花香。

她又抛给我那个微笑，当然我现在还不时想起那微笑，换做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她的酒窝、微翘的下唇、那么懂得接吻的嘴唇，还有闪动的蓝色双眸。那还是男生宿舍女宾止步的年代……总而言之，我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那段时期，卡萝尔把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看得比我还清楚。但是当然，她当时还没抓狂。后来越战令她抓狂，也令我和奈特抓狂。比起来，红心牌戏根本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地球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已，只是会让纱门啪啦啪啦开开关关，还有架子上的玻璃杯铿锵作响的那种轻微晃动。会引起天崩地裂、死伤无数的大地震这时候还没有发生。

一九八三 年  盲眼威利

“交换信息，是啊，我明白。我的成绩还好，而且，我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成绩如何？”她问，“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不过——”

早上六点十五分

“有可能。”我说。现在输送带上没什么东西要洗，偶尔才送来一个餐盘。我注意到，每当你需要的时候，偏偏输送带上就是没啥东西。

他在音乐声中醒来，总是在音乐声中醒来；每天清晨刚睡醒的恍惚时刻，他实在无法忍受收音机闹钟刺耳的哔哔声，好像垃圾车倒车的声音似的。不过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收音机的节目也够难听了；他的收音机闹钟都固定在轻音乐电台，而这段时间从早到晚都在播放圣诞歌曲。今天早上他醒来时，听到的是他最痛恨的两三首圣诞歌曲之一，歌声中充斥着换气的声音和虚伪的惊叹，大概是克里希纳合唱团或安迪·威廉姆斯合唱团之类的团体唱的。“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充满气音的声音唱着，他在床上眨着眼坐起来，满头乱发往四面八方乱翘。他下了床，苦着脸，踏着冰冷的地板往收音机闹钟的方向走去，啪哒一声按掉闹钟时，他们正唱着：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当他转过身来，莎朗恢复她一贯的防卫姿势——把枕头折起来蒙住头，只露出蓬松的金发、柔滑的肩膀和有蕾丝边的睡衣肩带。

“我听说有些人玩得太入迷了，成绩愈来愈糟。”

他走进浴室，把门关上，脱下睡裤丢进篮子里，按下电动刮胡刀的开关。他一面刮胡子，一面想：何不把其他的感官也都唱一遍呢？你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你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

“红心牌戏，”我点点头，“揪出婊子。”

“鬼扯！”他一边转开淋浴器，一边说，“全都是鬼扯！”

她回头看我，对我微笑——每当我想起卡萝尔时，总是念念不忘她的微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红心牌戏？揪出婊子？”

二十分钟之后，他穿衣服的时候（今天早上他穿上深灰色的保罗·斯图亚特名牌西装，还系上他最爱的苏卡领带），莎朗稍微清醒了一点，不过他仍然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

“没错。”我说。

“再讲一遍？”他问，“我听到你说蛋酒，但是其他的就不知道你在说啥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当我和卡萝尔在洗碗部并肩工作时，卡萝尔说：“我听说你们宿舍里玩牌玩得很凶，是真的吗？”

“我是在问你，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不可以顺便买两夸脱蛋酒回家，”她说，“今天晚上艾伦夫妇和杜布瑞夫妇要来吃饭，记得吗？”

我们去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做。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理由，只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圣诞节。”他说，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在镜子里的发型，他现在和其他搭七点四十分火车进纽约市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原先清晨五六点钟被音乐吵醒时坐在床上发呆的迷惘样子已经不见了，而他正希望如此。

他站起来。“走吧，咱们去把婊子揪出来。”

“圣诞节怎么样？”她挂着满是睡意的微笑说，“全是鬼扯淡，对不对？”

“读一整天。不过现在……”

“对。”他同意。

“埋头苦读。”

“假如记得的话，也买一些肉桂——”

“只玩一晚，”我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好。”

“管他呢。”他说。

“——但是如果你忘了买蛋酒，我会把你杀了，比尔。”

舰长开始咧嘴，我也牵动嘴角，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跟他一起笑。

“我不会忘记。”

“我加入。”我说，然后走廊另一端传来痛苦的嘶吼声，（“噢……该死！”）我们立刻明白：刚刚又有人拿到婊子了。我们四目交接。当然，我不知道舰长怎么想（尽管他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在想：还有一点时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当时对我来说，永远有的是时间。

“我知道，你很可靠，今天的样子也很好看。”

他坐在奈特的床上。奈特这时候正在旷野上的宫殿咀嚼着星期五晚上的鱼排；张伯伦舍三楼居然还有人食欲这么好。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在奈特面前谈这种事；我的乡巴佬室友自认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全部科目都拿B或C。就算他听到我们谈话，也不会说什么，只会看着我们，用眼神谴责我们没出息。虽然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不过我们在道德上十分站不住脚。

“谢了。”

“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舰长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对我说，“我要开始用功了，彼特。我不在乎大学能不能毕业，或有没有文凭可以挂在房间的壁炉架上，但是如果要我回去德克斯敦，每天和那群智障一起鬼混，直到山姆大叔征召我去当兵为止，那我还真是该死。”

她躺回床上，用手肘撑着身体，看着他在临出门前再调整一下深蓝色领带。他这辈子从来没打过红色领带，而且希望自己进棺材前都可以不要碰那种特殊病毒。“我替你准备了金箔。”

小考分数难看和报告写差了，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前哨战而已，对舰长和我及许多牌友而言，第二回合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我的英文随堂作文拿了A-，欧洲历史考了D，但是社会学和地质学考的选择题都不及格。社会学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地质学则差很多。舰长的人类学、殖民史和社会学都没过关，他的微积分考了个C（但他告诉我只是低空掠过），课堂作文则拿了B。我们都认为，如果只考随堂作文，也就是说，我们得在离三楼交谊厅很远的地方完成指定作业，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单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暗自希望能重回高中时代，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一点。

“嗯？”

16

“金箔，”她说，“就放在厨房餐桌上。”

他们预先模拟了住宿处可能问的问题，然后像准备演说课的口头报告般再三演练。史蒂夫和杰克都不希望几乎永无休止的红心牌戏会因此画上休止符，如此一来，可能会招致各式各样的抱怨，觉得他们多管闲事。他们只希望趁还来得及挽回奖学金的时候，赶快搬离张伯伦舍。

“喔，”他记起来了，“谢谢。”

我得告诉你，在秋季开学时搬进张伯伦舍三楼的三十二个学生里（如果把戴维也计算在内的话就有三十三个人，不过他对红心牌戏完全免疫），只有十五个人在春季开学时出现在张伯伦舍。但我倒不是说离开的那十九个人都是玩牌玩上瘾的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一九六六年秋季，张伯伦舍三楼最聪明的家伙恐怕就是还没有真的被退学就赶紧搬走的那些人。住在我和奈特对面的史蒂夫和杰克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就搬去查德波恩舍，他们一起在申请表上列的理由是：受到干扰。当住宿处问他们究竟受到哪一类干扰时，他们说就是宿舍中常见的干扰——整个晚上摆龙门阵、把牙膏挤在别人头上、和几个家伙处不好等。两人都补充了一句，他们可能花太多时间在交谊厅打牌了，听说查德波恩舍比较安静，是校园里少数两三个“适合读书”的宿舍。

“不客气。”她再度躺下来，很快就进入蒙眬状态。他倒不羡慕她每天可以在床上待到九点钟才起来——如果她想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但是他很忌妒她可以随时醒过来说说话，然后又睡着。他当年在丛林打仗的时候也有这种本事——大多数人都办得到——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新人和记者老是喜欢称之为“下乡”；但如果你曾经去过那里，你会说在丛林里或草原上。

很多年来，我都把我和法兰克最后那次谈话的关键内容深锁在心底。我告诉他，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绩落后那么多，他回答是因为他念书不太灵光，所以才会落后那么多。我们都错了。一个人的成绩的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这种事固然会发生在我和舰长及马克这种有小聪明的学生身上，但也发生在努力用功的学生身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定一直认为可以尽情玩乐，等时间到了再努力看书，尽情玩乐，再最后冲刺。我们大多数人在家乡高中念书时，不都是这么过关的吗？但是就像戴维所说，这里可不是高中。

在草原上，是啊。

15

她又说了一些话，但说得含糊不清。他知道她大概是说：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我认为，看到法兰克拎着箱子是一大警讯。我得好好留意了，要想办法进步。之前我的成绩一直下滑，现在该是突飞猛进的时候了。但是，我可以听到走廊另一端，龙尼高兴地喊叫他要揪出婊子了、要把那娼妓给揪出来，于是我决定从今晚开始洗心革面，今晚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升火待发。今天下午，我要玩最后一次红心牌戏，或玩两次，或玩四十次。

“谢谢，”他说，亲亲她的脸颊，“我会的。”

还记得当时我站在楼梯口，觉得很害怕，心里想：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现在正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努力抛开这样的想法。

“你今天的样子很好看。”她又咕哝了几句，虽然眼睛已经闭起来了，“我爱你，比尔。”

他沉默许久，仿佛在思索该怎么回答。结果他一直没有回答，没有用嘴巴回答，而是用脚回答。楼下再度响起他的脚步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法兰克。

“我也爱你。”他说完就走出家门。

“法兰克，你的兵役问题要怎么办呢？如果你休学，他们会把你抓去当兵！”

他的马克卡罗斯手提箱——即使不算最高档的手提箱，也相差不远了——立在前厅衣架旁边，他的大衣就挂在那里。他经过时迅速拿起箱子，走进厨房。咖啡已经煮好了——上帝保佑咖啡机——他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他打开手提箱，里面空空的，他把放在餐桌上的金箔球握在手里好一会儿，看着金箔球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然后把球放进手提箱里。

脚步声停住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到他抬起大圆脸看着我，还看到皮箱模糊的轮廓。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他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说，然后关好手提箱。

他走到二楼了，屋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我冲到楼梯口往下望。“法兰克！嘿，法兰克！”

早上八点十五分

他继续往前走，手里拎着箱子，沉重地踏上第一级阶梯。他的白色T恤飘浮在午后阴沉的空气中；经过一扇滴着雨水的窗户时，他的平头闪烁着金光。

从左边脏兮兮的玻璃窗往外望，可以看到纽约市愈来愈近了。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窗，整个城市看起来像座肮脏的大废墟——也许逝去的亚特兰蒂斯正浮到水面上怒视灰蒙蒙的天空。早上下了一场雪，不过他并不担心，离圣诞节只有八天了，生意会很好。

法兰克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我不像别人那么机灵，高中的时候我读书就没那么灵光。我必须脚踏实地，把东西牢牢记住才行。不过我没有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在冰上先打洞，就不可能抓得到鱼。我走了，彼特，我得趁他们还没有把我退学以前就先休学。”

火车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早晨的咖啡、早晨的香皂、早晨的刮胡水、早晨的香水，还有早晨的胃散发出的各种气味。几乎每个座位上的乘客都打着领带，今天甚至连一些女士都打了领带。早晨八点钟，一张张浮肿的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又毫无戒心的眼神，敷衍地聊一些有的没的。每天这个时段，即使平常不喝酒的人都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大多数人都埋首报纸中。当然啦，里根是美国之王，股票和债券都变成黄金，死刑再度成为时尚。人生一片美好。

“你没有真的落后太多！现在才十月二十五日而已！”

他自己则打开《纽约时报》上的拼字游戏，虽然他在几个方块中填入字，不过这动作主要还是一种防卫措施。他不想在火车上和别人谈话，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闲聊，而且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想做的事莫过于结交一起通勤的哥儿们。每当他开始在车厢里看到熟悉的面孔，每当有人在找座位时开始和他点头寒暄，他就会换一节车厢。想要一直默默无闻并不那么困难，他只不过是从康涅狄格的郊区搭火车上班的通勤族之一，坚决不愿打红色领带是他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许他曾经读过教会学校，也许他曾经在朋友用球棒反复重击一个哭泣的小女孩时帮忙按住那个女孩，也许他曾经在草原上作战。不过，火车上的通勤族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这就是搭火车的好处之一。

“但是我并没有接受大学教育，问题就在这里。”走廊十分阴暗，外面下着雨。不过，我还是觉得法兰克的脸颊开始泛红，我猜他感到羞愧，所以才刻意选在一个星期的中间、宿舍最冷清的时候离开。“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拼命玩牌。甚至连玩牌都没有玩得很好。我修的每一门课进度都落后了。”

“准备好迎接圣诞了吗？”靠走道的乘客问他。

“才不是呢！”我有一点震惊地说，“天哪，法兰克，你是来接受大学教育的！”

他抬起头，几乎要皱眉了，但又觉得这不过是无聊的闲谈，有的人搭火车的时候似乎非要这样哈啦一番、打发时间不可。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胖子，毫无疑问，不到中午他就会满身汗臭，不管早上抹了多少体香剂都没用……不过他几乎没有在看比尔，所以没什么关系。

他摇摇头。“我要回家。我接到妈妈的信，她说我们家附近的湖滨度假村需要管理员。我说没问题，反正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是啊，呃，你也晓得，”他说，低头看着放在两脚中间的手提箱，里面除了一个金箔球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愈来愈感觉到圣诞气氛了。”

“你换房间了吗，法兰克？”我问他，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早已心知肚明——因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神情严肃、脸色苍白且垂头丧气。

早上八点四十分

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在豪优克和卡萝尔一起打完工回宿舍的时候，看到法兰克两手提着大皮箱，慢慢在三楼走廊上走着。法兰克是西缅因州人，来自一个还未受到工商业污染、绿树成荫的小镇，他的北方佬口音浓厚得让你想帮他切掉一些乡音。他的牌技普通，每当有人积分超过一百分时，他的积分总是排第二或第三，不过他是个大好人，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直到那天下午我看到他提着皮箱往楼梯口走去。

他和成千个穿着大衣的男男女女一起走出中央车站，他们大都是企业中阶主管，一群打扮光鲜的沙鼠，到了中午又会去健身房拼命踩脚踏车。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灰暗的冷空气。莱克星顿大道上挂满圣诞灯饰，不远处有个看起来像波多黎各人的圣诞老人摇着铃铛，手里拿着钵请人捐钱，旁边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今年圣诞节，请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打着深蓝领带的男人心想：圣诞老公公，广告里讲点实话好吗？为什么不说，今年圣诞节资助我继续吸毒？尽管如此，他走过圣诞老人旁边时，仍然丢了两块钱进去。他今天心情很好，很高兴莎朗提醒他金箔的事——要不然他可能会忘记带；他总是会忘记诸如此类的装饰品。

我想过打电话给安玛丽，告诉她我认识了一个女孩，而且开始和她约会，但是已经有这么多事要忙，打这通电话似乎太费神了。我暗自希望安玛丽会写信来说她觉得差不多是我们各自找其他对象的时候了。但相反的是，她来信拼命诉说有多么想念我，并开始为我做一件圣诞节的特别礼物；她可能是指一件有驯鹿图案的毛衣。安玛丽最擅长织驯鹿图案的毛衣了，还随信附上一张她穿着短裙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我没有性欲高涨，反而觉得疲倦、内疚，还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卡萝尔也让我觉得上当了。我想要捕捉恋爱的感觉，但并不想要让生活有太大改变，也不想改变她的生活。不过我喜欢她，这倒不假，而且很喜欢她。我喜欢她的微笑、她的机智。很不错，她曾经说，我们疯狂地交换信息。

十分钟后，他就走到他的办公大楼。一个年轻黑人站在大门外，可能才十七岁左右，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脏兮兮的红色连帽运动衫，摆动着身体，嘴里喷出白烟，不时咧嘴微笑、露出金牙。他手里拿着残破的保丽龙咖啡杯，里面有一些零钱叮当作响。

阿什利脸上冒出许多可怕的、化脓的粉刺；马克在一个大难临头的晚上狂输二十块钱以后，就偶尔会梦游；布拉德和一个住在一楼的家伙打了一架。那个家伙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布拉德自己承认那个玩笑无伤大雅——问题是，布拉德刚刚在牌桌上连续拿到三次“婊子”，只想去一楼的自动贩卖机打一罐可乐来润润被烟熏得十分焦躁的喉咙，所以他这时候的情绪可开不起无伤大雅的玩笑。于是布拉德转过身来，把还没开罐的可乐往旁边一扔，就对一楼的家伙饱以老拳。那个男孩的眼镜被打破，一颗牙齿也松脱了。于是，平常和图书馆的油印机一样毫无危险性的布拉德，竟然成为我们这群人当中第一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人。

“给点钱吧？”往旋转门走去的上班人潮经过黑人身边时，他不断说着，“给点钱吧，先生？给点钱吧，小姐？谢谢你，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给点钱吧，先生？几毛钱就好。谢谢你。给点钱吧，小姐？”

柯比现在开始不刮胡子，而且在牌桌上不时咬手指甲。他也开始逃课。尽管已经过了加退选的截止日期，杰克仍然说服指导教授让他退掉统计学。“我稍微掉了几滴眼泪，”有一天晚上，当我们继续在交谊厅的牌桌上厮杀时，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这招是我在戏剧社学会的。”几天后的深夜，当我正在临阵磨枪时，雷尼来敲我的房门（奈特早已呼呼大睡一个多小时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关于阿塔克斯的报告，他听说我可以代劳这类事情。雷尼说他会出个不错的价钱；他目前还赢了十块钱。我说很抱歉帮不上忙，因为自己也有几份迟交的报告要赶。雷尼点点头，便悄悄走出房门。

比尔经过他旁边时，把一枚五分钱和两枚一毛钱的硬币丢进了咖啡杯里。

不是只有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龙尼是红心游戏的大赢家，他号称在十天内赢了五十多块钱（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在赢钱，却没有人完全相信他说的数目），然而却是课堂上的大输家。他的法文考不及格，和我一起修的那堂英文课，也没好好写小论文，（他说：“谁在乎进餐厅要不要打领带啊，我都去麦当劳吃东西。”）历史小考之所以勉强及格，是因为在考前匆匆读了一位仰慕者借他的笔记。

“谢谢你，先生，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

柯克舰长考砸了人类学小考——他有一半的答案都是猜的，结果只拿了五十八分。他的高等微积分小考成绩是C-，他之所以能拿到C-，还是因为高三的数学课已经教过一些高等微积分的概念了。我们一起修社会学，他的小考分数是D-，勉强拿到七十分。

“圣诞快乐。”

14

走在他旁边的女人皱皱眉头说：“你不应该鼓励他。”

还有时间，当我快要进入梦乡时，我对自己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念书，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打电话，还有很多时间。

他耸耸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圣诞节的时候，很难对任何人说不。”他告诉她。

星期六晚上，舞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和她到外面抽根烟。那是个柔和的夜晚，沿着体育馆背面的砖墙下，至少有二十对情侣在月光下拥吻，卡萝尔和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没多久，我就把手伸进她的毛衣里，用拇指搓揉着她柔软的棉质罩杯，感觉到她的乳头微微挺起。我的体温开始上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体温也开始上升。她注视着我的脸孔，双手仍然环住我的脖子，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我想你还欠某人一通电话，不是吗？”

他和人潮一起走进大厅，那个意见多多的女人往报摊走去，他瞪了她一眼，然后走到楼层号码都装饰着漂亮花样的老式电梯那儿。等电梯的时候，有几个人向他点头打招呼，他和其中一两个人闲聊了几句——毕竟这里不是火车，没有办法换车厢。更何况这是一栋旧建筑，电梯速度很慢，而且吱嘎作响。

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卡萝尔说，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那滑稽的、浅浅的微笑，脸上除了酒窝，还有一种特别的眼神。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

“你太太好吗？”一个在五楼办公、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的瘦皮猴问他。

我会念的，别担心，我会念的，我告诉那个声音。星期天我会用功读书，相信我，我打包票。星期日的时候，我的确念了一点书，在玩牌的空当读的。然后牌局变得愈来愈有趣，我的教科书也就掉到沙发下面的地板上了。星期天就寝的时候——星期天的深夜，我突然想到，我的荷包不但没有增肥，反而缩小了，而且我也没念什么书。此外，我还有电话没打。

“卡萝尔很好。”

我的良知已经用奈特的语气提醒我，这个周末最好至少挪出一部分时间来念书，我得读两章地质学、两章社会学、四十页历史（把中古世纪的历史一股脑读完），还得回答有关贸易路线的一连串问题。

“孩子都好吗？”

我想过要不要下课后去找老师，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学还不到一个月，喜欢打领结、戴塑料框眼镜的巴布科克先生就声明他最瞧不起喜欢找教授要分数的学生。而且现在已经中午了，如果我很快到旷野上的宫殿吃点东西，还赶得及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以及交谊厅的四个角落）在三点钟以前都会被占满，但是一点钟的时候我还找得到位子。那时候，我已经净赚二十块钱，打算利用十月底的周末好好赢一笔钱，充实一下我的荷包。我也打算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体育馆的舞会，卡萝尔已经答应当我的舞伴。广受欢迎的校园乐团——坎伯兰乐团将会在现场演唱，还会演唱《九十六滴眼泪》这首歌。

“都很好。”他根本没有孩子，他太太也不叫卡萝尔。他太太以前叫莎朗·安·多纳休，圣盖伯利中学一九六四年毕业生，但是这个骨瘦如柴、笑眯眯的男人永远也不会晓得这件事。

更近距离的是，有个叫彼特的家伙，他的地质学小考拿了个D，两天后的社会学小考则拿了D+。星期五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在星期一早上草草写完交去的英文作业发下来了，那是一页的“评论”，指定题目是：餐厅应不应该要求男人打领带，我选择的论点是：不应该。老师在我这小小的写作练习旁边空白处画了大大的、红色的C，自从来缅因大学就读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课拿C，高中时，我的英文成绩从来都是A，而且我考SAT时，词汇部分拿了七百四十的高分。那红色弧形给我的惊吓远甚于地质学小考拿到D，而且也把我气坏了。巴布科克先生在作业上方写着：“你的思路依然清晰，但就这篇文章而言，只是更加凸显了内容的贫乏。你的幽默远远称不上慧黠。给你C已经是送分了，这篇文章写得真不用心。”

“我猜他们简直等不及了，巴不得圣诞节早点来到。”那个瘦皮猴说，他的嘴咧得更开了，变得难以形容。在比尔·席尔曼眼中，他就好像漫画家笔下的死神一样，整张脸只看到两只大眼睛、巨大的牙齿和拉长且发亮的皮肤。他的笑容让比尔想到阿肖山谷的谭保，那些第二营的家伙走进来时趾高气扬，仿佛他们是全世界的主宰，撤退时却活像刚从地狱半亩地逃出来似的，身上烧焦了，眼睛睁得老大，还露出巨大的牙齿。在东河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样，才不过几天，他们全都变成一个样子。在丛林里，他们经历了很多震撼和烘烤，大家全都变成一个样子。

至于在我们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人在东馆静坐抗议，因为科尔曼化学公司正在那里举行征人面谈；科尔曼公司和道尔化学公司一样，都制造燃烧弹。但是原来科尔曼公司同时还制造橙剂、生化肉毒杆菌毒素、炭疽菌，不过科尔曼公司在一九八〇年破产之前，没有人晓得这件事。校刊上刊登了一小张抗议者被带走的照片，另一张较大的照片则显示有个抗议学生被校警从门口拖出来，另有一名警察站在旁边，手上拿着抗议学生的拐杖——校刊上说抗议学生名叫斯托克利·琼斯，当然啰，他仍旧穿着那件粗呢外套，背上画着一个麻雀爪印。警察对他算是够好了，我相信——当时反战示威分子在大家眼中还很新鲜，还不是那么讨厌——但把高大的警察和残障男孩摆在一起，还是让人毛骨悚然。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我常常想到这张照片，套一句鲍勃·迪伦的形容词，在那些年，“整场游戏变得愈来愈艰难”。当期校刊最大的一幅照片——封面上唯一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亮丽的阳光下，后备军官储训团的那群家伙穿着制服在美式足球场上行进，许多人在旁边围观，标题写着：演习吸引了破纪录的群众观看。

“当然等不及啦，”他同意，“但是我想莎拉已经开始怀疑那个穿红衣的老家伙了。”他心里咕哝着：电梯、电梯，快点下来呀，老天爷，救救我吧，别让我一直应付这些蠢话。

警察在格林威治村驱散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警察说，示威群众事先没有获得许可。在旧金山，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在棍子上悬挂塑料骷髅头、像哑剧演员般把脸画得白白的反战示威群众。在丹佛，警方撕毁数千张海报，海报内容是宣传博尔德市尚涛阔公园即将举行的反战集会。警方找到一条禁止张贴这类海报的法条。丹佛市警察局长说，法律并不禁止张贴电影广告，或关于旧衣拍卖、海外退伍军人舞会或悬赏寻找宠物的海报。警察局长解释，因为那些海报不含政治意味。

“是啊，是啊，通常都这样。”那个瘦皮猴说，在那片刻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仿佛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癌症，而不是圣诞老人。“莎拉现在几岁了？”

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恳请美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至少暂时停止轰炸北越。阿瑟·戈德堡和正在夏威夷访问的“伟大的白人教父”联络上，转达了吴丹的要求。当时可能还挂着花环的“伟大的白人教父”回答，门儿都没有，只有当越共停火时，我们才会停火，在这同时，他们将哭着掉下九十六滴眼泪，至少九十六滴。（约翰逊和草裙舞女郎一起笨拙地摆动着身子；我还记得在新闻节目《亨特利与布林克利报告》中看到这个画面，我心想，他跳舞的样子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白种男人没有两样。）

“八岁。”

在檀香山，跳草裙舞的女郎热情欢迎约翰逊总统莅临。

“感觉好像她一两年前才出生一样，天哪，快乐的时光真是过得飞快，你说是不是呀？”

收音机一天到晚播放着“问号与神秘主义者”乐团的歌，他们的《九十六滴眼泪》在市场上发烧热卖，但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歌曲能掀起如此盛况。

“是啊，真是光阴似箭。”他很希望瘦皮猴别再说了。就在这时候，四部电梯中的一部喘着气把门打开，他们全都一拥而进。

在圣地亚哥，鲍勃·霍普在劳军表演时说：“我想打电话给平·克罗斯比，叫他和你们一起去，但是那个老烟枪的名字已经不在征兵名单上了。”阿兵哥都又叫又笑。

比尔和瘦皮猴一起在五楼走廊走了一小段，然后瘦皮猴在一扇旧式玻璃门前面停下脚步，门上的毛玻璃一边写着“联合保险”，另一边写着“美国保险理赔核算服务”。门后面静静响起敲打键盘的哒哒声和稍稍响亮一点的电话铃声。

我们在越南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总统飞越南太平洋时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吃了几场小败仗而已。越共在西贡的后院击中了三架美军休伊直升机；在西贡城外，大约一千名越共士兵把至少两倍的南越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武装直升机在湄公河三角洲击沉了一百二十艘越共巡逻艇，结果船上载了——哇——大批逃难的越南儿童。那年十月，美国损失了越战开战以来的第四百架战斗机，一架F—105雷公战斗机。飞行员靠降落伞安全逃生。在马尼拉，南越总理阮高祺坚持自己不是骗子，他说他的内阁阁员也不是骗子，而且十来个内阁阁员趁阮高棋去马尼拉的时候辞职，也只是巧合而已。

“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比尔。”

13

“你也一样。”

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所以我拿起手上的牌，把牌翻开。十三张牌，每一张都是黑桃皇后，每一张都是婊子。

瘦皮猴走进办公室，比尔看到里面有个房间门上挂着大花环，玻璃窗也喷上雪花的装饰。他打了个冷颤，心想：上帝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每一个人。

奈特说：“彼特，你窗户没关，房间里很冷，你的报告被吹得到处都是。”

早上九点零五分

“你拿不到信息。”我回答——在电视剧中，麦高汉老是回答“二号”这句话。

他的办公室——他在这栋大厦中的两间办公室之一——在走廊最里面，相邻的两间办公室过去六个月来都闲置着，里面一片漆黑，他很满意这个状况。他自己办公室门上的毛玻璃印着“西部土地分析公司”几个字。门上有三道锁：一道是他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装好的，他自己又另外加上两道锁。他开门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拴紧，然后上锁。

“我们需要信息。”卡萝尔说。

房间中央有张桌子，上面摆了一堆文件，但全都是没有意义的文件，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给清洁工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丢掉文件，重新换一批新文件。桌子上还放了一部电话，他偶尔会打打电话，免得电话公司把这个号码登记为无人使用。去年他还买了复印机，复印机摆在办公室另一个房间门口，看起来还蛮像样的，但他从来没有用过复印机。

我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关掉我的台灯，然后几乎立刻进入梦乡。我梦到在玩红心。龙尼负责发牌，斯托克利拄着拐杖，弓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眼中带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那种不赞同的严厉神情。在我的梦中，牌桌上放了大把钞票，有皱巴巴的五元、一元钞票、汇票，甚至一两张私人支票，几百块美金全堆在桌上。我看看桌上的钱，然后回头望一望门口，发现卡萝尔站在斯托克利旁边，穿着睡衣的奈特则站在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他喃喃自语，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门口。里面的架子上高高堆着更多毫无意义的文件，还有两个很大的档案柜（其中一个柜子上放了一台随身听，偶尔深锁的办公室门外响起敲门声，但却一直无人响应时，他就拿随身听来当理由），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部梯子。

“情况还不错。”我说。很多年后，当我在牌局结束后回家，太太问我喝了多少酒时，我也用同样快活的语气说：“只喝了两杯。”

比尔把梯子搬回主办公室，站在桌子左边，架好梯子，把手提箱放在梯子上，然后顺着最下面的三级阶梯往上爬，伸手上去（他把手抬高时，大衣在大腿旁飘起）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一个可活动的天花板移开。

“你的地质学都读完了吗？”当黑暗将他吞没时，他问我。

上面漆黑一片，虽然的确有几根管线通过，但尚不足以称之为公共设施空间。这里没什么灰尘，至少眼前这片地方没有，也看不到老鼠屎——他每个月都用一次灭鼠药。当然，他来回进出的时候，衣服还是得保持干净，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行业。这是他在军中学到的教训，当年在草原打仗的时候学到的教训，他有时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学到的第二重要的事情。而他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则是，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取代认罪告解，也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决定你究竟是谁。他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学到这个教训，当时他才十四岁，那也是他最后一年走进告解室说：“请祝福我，神父，因为我刚刚犯了罪。”然后把一切和盘托出。

奈特穿着红白条纹的睡衣。我想在我的大学室友当中，无论男女，他是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当然，他也是唯一拥有《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的人。我开始脱衣服时，奈特钻进被窝里，伸手到后面关掉书桌上的台灯。

悔过对他而言十分重要。

“确实赢了。”我在龙尼的牌桌上把剩下的六块钱全输光了，然后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后又把钱赢回来，而且还多赢了几块钱。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读一读地质学或研究地壳板块。

上帝保佑你，他在楼层间弥漫着腐臭味的黑暗中想着：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你赢了吗？”奈特问。多年后，当我结束了星期四晚上的牌局、喝得半醉回家时，我太太问我的语气就和奈特当年问话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

这片狭窄的空间（里面永远呜呜吹着阴森森的微风，带来灰尘的气味和电梯的呻吟声）上方是六楼地板，这里有个八十厘米见方的活板门，是比尔亲手装的，他很擅长手工，这也是莎朗最欣赏他的长处之一。

于是我说：“好啊。”然后就坐下来玩红心牌戏，一直玩到将近凌晨一点钟。当我终于步履蹒跚地回房时，奈特正躺在床上读《圣经》。这是他每晚睡前必做的功课，他曾经告诉我，这已经是他第三遍读“上帝的话语”了。他已经读到“尼赫迈亚记”。他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种冷静探询的神情——他的表情从来都没怎么变。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总觉得奈特一直没什么变。他念的是牙医预科，而他也一直待在这一行。上次他寄给我的圣诞卡里面塞了一张照片，是他在霍尔顿新办公室的照片。照片里覆盖着白雪的办公室草坪上，可以看见在铺满干草的摇篮旁边，三位博士站在玛丽和约瑟夫后面，门上挂着的招牌上写着：牙科医生内森尼尔·霍本斯坦。他娶了辛迪，他们到现在还是夫妻，三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想灵弟应该已经过世了，另外一只狗取而代之。

他把活板顶开，让微弱的灯光透进来，然后抓住手提箱把手。当他把头伸进地板之间的空间时，离他目前所在位置九米远的粗大厕所排水管里传来快速的冲水声。一小时后，当这栋大厦里的上班族开始咖啡时间，那个声音会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就像浪涛拍岸一样富有节奏感。比尔对冲水声或其他地板间的声音丝毫不以为意，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内心短暂地交战了一会儿。我必须念书，我也打算念书。对于像我这种靠助学金念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才是上策，当然比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再添加我的宝马烟烟味要明智多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到梯子最上段，然后从六楼办公室钻出来，把比尔留在下面的五楼。在这儿，他又变回威利了，就像在高中的时候一样，也好像在越南的时候一样，在越南，其他人有时称他“棒球威利”。

雷尼看也不看柯比，只顾盯着我，问：“想加入吗？”

上面这间办公室好像工作室一样，金属架上整齐堆放着线圈、马达和喷口等，桌上一角则有个类似滤网的东西。不过，这的确是一间办公室，因为里面有打字机、录音机、公文篮（也是摆摆样子而已，他会定期更换里面的文件，就好像农夫会随季节轮耕不同作物一样），还有档案柜。许多档案柜。

我把地质学课本夹在腋下，正打算离开时，柯比把牌一丢，大叫：“他妈的！我输了！全都因为那张该死的黑桃皇后不停跑到我的手上，我会把欠你们的钱还清，但是，今天我真的把老本都输光了！”他头也不回地从我身旁走出去，经过门口时低下头来——我一向认为，长那么高一定好像受到诅咒一样。一个月后，柯比更是全盘皆输，他先是精神崩溃，然后自杀未遂，饱受惊吓的父母为他办了休学手续。在那年秋天，柯比不是红心热唯一的受害者，但他是唯一企图借着吞下两瓶橘子口味的婴儿阿司匹林来终结生命的受害者。

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洛克威尔的画作，描绘一家人在吃感恩节大餐时一起祷告的画面。桌子后面则挂着一幅裱了框的沙龙照，照片中的威利穿着陆军中尉的制服（这张照片是在西贡拍摄的，不久之后，威利就因为在东河郊外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表现英勇而获得银星勋章），旁边则挂着他放大了的退伍令照片，同样裱了框，上面的名字写的是“威廉·席尔曼”，退伍令上也提到了他获得的勋章。他在东河郊区的小径救了萨利一命，和银星勋章一起颁给他的荣誉状上面是这么说的，东河战役的幸存者是这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萨利自己也是这么说。当他们终于在旧金山那座被戏称为猫咪宫殿的医院聚首时，萨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兄，你救了我一命。威利当时坐在萨利床边，一只手臂还绑着绷带，眼睛旁涂满药膏，但其实没什么大碍，是啊，萨利才真正受了重伤。美联社的摄影师也在那天拍了他们两人的合照，那张照片后来刊登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包括哈维切的报纸都刊登了那张照片。

用功读书才是正事，好好和地槽打交道吧。我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或在地下室找个安静的角落用功。

当威利站在六楼办公室中，把比尔·席尔曼留在下面的五楼时，他心想：他握住我的手。在他的照片和退伍令上面贴了一张六十年代的海报，海报没有裱框，而且边缘已经开始泛黄，海报上画着和平标志，下面则用红、白、蓝三色写着画龙点睛的妙句：伟大的美国胆小鬼之路。

我从沙发上捡起我的地质学课本，那本书已经在那儿躺了一天一夜（之前有人坐在沙发上，所以把书挤到椅垫中间，不过这本宝贝课本实在太大、太厚了，不会轻易被椅垫埋没），我茫然瞪着教科书。当我和卡萝尔一起坐在礼堂看电影时，这个疯狂的牌局仿佛一场梦，但现在换卡萝尔变得好像一场梦了——卡萝尔和她的酒窝，以及她那个和拳击手同名的男友，全都像一场梦。我的口袋里还剩下六块钱，荒谬的是，我竟然因为每张牌桌都没有我的位子而大失所望。

他握住我的手，他心里又想。没错，萨利握住他的手，当时威利差一点就要尖叫出声、拔腿就跑，他原本很确定萨利会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和你的朋友哈利和里奇。你以为她不会告诉我吗？

我只是去三楼拿回我的地质学课本，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到了那里时，看到每张桌子——加上一两张从其他楼层掠夺来的桌子——全都被四人一组的红心牌迷给占满了。甚至角落上还有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两眼盯着手中的牌，好像瑜珈修行者一样。龙尼对着大家喊着：“大家来追捕婊子吧，非把她揪出来不可！”

但萨利完全没有这么说，他只说：你救了我一命，咱们是同乡，而且你又救了我一命，他妈的，这种几率会有多大呢？以前我们竟然老是害怕圣盖伯利中学的男生！他那样说的时候，威利就很确定萨利完全不晓得哈利、里奇和他对卡萝尔做了什么好事。不过尽管知道自己安全了，他却没有因此感到宽心。完全没有。他微笑着捏捏萨利的手，同时心想：你当时觉得害怕是对的，萨利，你应该害怕。

12

威利把比尔的手提箱放在桌上，然后俯卧着，把头和手伸进两层楼之间呜呜吹着风又充满油味的黑暗中，将五楼办公室那片可活动的天花板放好、锁紧。他没有预期会有任何访客走进来（西部土地分析公司从来没有任何顾客上门），但还是小心一点为妙。总是要未雨绸缪，绝不要事后追悔。

我在月色中走回张伯伦舍，决定要认真研究一下“地槽”。

五楼天花板恢复原状后，威利又放下六楼的活动地板。这个活门粘在一张小地毯下面，所以移上移下的时候不会发出太多声响。

“多吃一点缅因豆子。”我说，这句话把她逗笑了。我把衣领翻起，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支烟，感觉自己像鲍嘉一样，目送她走进去。我看到她和柜台的女孩说了几句话，然后匆匆上楼，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他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尘，然后转过身去，打开手提箱拿出金箔球，放在桌上的录音机上面。

“我是早餐和中餐。那么就中餐的时候见啰。”

“很好。”他说，心想当莎朗用心做事的时候还真是个宝……而她做事通常很用心。他重新关上手提箱，然后开始脱衣服，他的动作小心翼翼，而且有条有理，把他在六点三十分穿衣服的步骤全部倒过来再做一遍，就像影片倒带一样。他先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包括内裤和黑色半筒袜，然后赤裸着身子，把大衣、外套和衬衫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柜里，衣柜里原本只挂了一件衣服——一件厚重的红外套，不过还没有厚到能称为短大衣。下面则有一个像盒子的东西，因为体积有点大，不能称之为手提箱。威利把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放在盒子旁边，然后把裤子放进衣柜里，尽量保持折痕平整，接着把领带挂在衣橱门后的架子上，领带孤零零地挂在那儿，好像一根长长的蓝舌头似的。

“中餐和晚餐。”

他光着脚丫走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儿。档案柜上的烟灰缸上面印着一个难看的老鹰标志和“如果我在战地阵亡”几个字。烟灰缸里放了一对用链子系着的狗牌。威利把狗牌挂在脖子上，然后拉开档案柜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放着内衣裤，最上面则是折得整整齐齐的卡其拳击裤。他先穿上裤子，然后套上白色运动袜，接着是白色圆领棉杉。他的狗牌在棉衫里鼓起来，就像他的双头肌和四头肌一样。他的体格已经没有当年在阿肖山谷和东河的时候那么壮硕，不过对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而言，已经算很不错了。

“我得想一想。”她说，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却很严肃。我猜她脑子里想到家乡的男友，我知道我的脑子里也想到安玛丽。“也许你最好也想一想。星期一洗碗的时候见。你的班排在什么时候？”

他走到另外一个档案柜那儿，拉开第二格抽屉，跳过一九八二年那些装订成册的本子，再快速翻过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五月到六月、七月、八月（他在夏天都不得不多写一点）、九月到十月，终于找到目前的这本：十一月到十二月。他坐在桌子面前把本子翻开，快速翻过一页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上面写的字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对不起。

“以后还想再一起出去吗？”

今天早上，他只写了十分钟，飞快地动笔写着：对不起。他估计自己至少已经写了二百多万遍了……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告解会快多了，但是他愿意绕远路。

“好吧。”她仰着头，闭上眼睛，嘴唇微张，仿佛小女孩就寝前在楼梯口等着爸爸的睡前亲吻一样。她的动作实在太可爱了，我几乎要笑起来，不过我忍住笑，低头亲吻她，她高兴而热情地回吻我，我们的舌头没有碰到，但这仍然是个探索式的、深深的一吻。当她把身子退后时，她的脸颊泛红，两眼发亮。“晚安，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他写完以后——不，他永远也写不完，现在只不过写完今天的份额罢了——就把本子放到已写完和尚未写的本子中间，然后回到充当五斗柜的档案柜那儿，打开放袜子和内衣的抽屉上面那格档案柜，开始低声哼着歌，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歌，而是门户合唱团的歌，关于日如何毁了夜而夜又如何隔开日的那首歌。

我点点头，我想得不得了。

他穿上蓝格子衬衫和工作裤，把中间抽屉关起来，打开最后面的抽屉，里面有剪贴簿和一双靴子。他拿出剪贴簿，注视着烫金印上“回忆”两个字的红皮封面。这本剪贴簿很便宜，他买得起更好的剪贴簿，不过一个人不是永远都有权利买任何你买得起的东西。

“这是信息，”她说，“只是信息罢了。你还想吻我吗？”

夏天的时候，他通常会写下更多的“对不起”，但回忆却似乎陷入沉睡中。往往要等到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后，才会唤醒他过去的回忆，这时候，他就会想看看这本贴满剪报和照片的本子，里面每个人都年轻得不可思议。

“她叫安玛丽。”我说，当我嘴里吐出这几个字时，并不是很喜欢那个声音，“安玛丽·索思。她在盖兹佛斯中学读高三。”我放开卡萝尔，她也松开按在我胸膛的手，然后拉着我的手。

今天，他没有打开剪贴簿，而把它直接放回抽屉里，然后拿出靴子；靴子擦得闪闪发亮，仿佛一直到审判日来临或甚至更久远之后，这双靴子都还会完好无缺。这不是标准军靴，而是跳伞靴，是一〇一空降师的配备。但是没关系，他并没有真的要扮成士兵，假如他想扮成士兵，就会扮得像个士兵。

“我男朋友的全名其实是约翰·苏利文，”她说，“和那个拳击手同名。现在轮到你说你女朋友的名字了。”

不过，他没有必要穿得太邋遢，就好像走道上不应该积太多灰尘一样。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一向十分小心，不会把裤管塞进靴子里——他可是走在十二月的纽约第五大道上，而不是八月的湄公河，这里不必担心蛇和虫子——不过，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整整齐齐，这对威利和比尔都同样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毕竟一个人必须先自重，才会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行业。

走到宿舍大门口时，我用手环住她的腰，再度亲吻她。她把手放在我的胸前阻止我，没有推开我，只是用手挡住。她抬头看着我，露出那浅浅的微笑，我心想，我会爱上她的微笑——那是你在半夜醒来时会想到的微笑。她的嘴唇微弯，嘴角深陷，露出酒窝。

抽屉里放的最后两样东西是化妆品和发蜡。他挤了一些化妆品到左手掌心，然后开始抹在脸上，从前额抹到颈部。由于他经验老到，因此动作很快，才一会儿工夫，肤色就变得黝黑。然后他再抹上一些发蜡，开始梳头，把头发全部从额头往后梳，不再分发线。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可能效果最显著。现在没有人能认出这就是一小时前走出中央车站的通勤族了，储藏室门后的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个精疲力竭的外籍佣兵，黝黑的脸上默默流露出一种压抑的傲气。人们通常不会盯着这样一张脸太久，否则自己会受伤。威利很清楚这点，因为他看过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探究原因，他早就习惯不问问题的人生，而且喜欢这样的生活。

她深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又把它吐出来，吐出淡淡白雾。我们几乎走到富兰克林舍了。我可以看到大厅里有几个男生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上等着女朋友下楼，好像罪犯照片陈列室一样。她说，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意思是包括离开她的妈妈、家乡小镇、高中母校吗？还是连她的男朋友都包括在内？

“好，”他说，把储藏室的门关好，“看起来还不错，伞兵。”

“我几乎很少看到他，”她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淡漠语气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喝酒、经常吵架，别再谈他们了。不过他是缅因州居民，而我是他的女儿，而且这是州立大学，我没有拿到全额奖助学金——老实说，康涅狄格大学的条件更优惠——不过我不介意打一点工，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

他回到衣橱那儿，拿出两面都可穿的红色夹克和大箱子。他把夹克披在椅背上，把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箱子，掀起箱子的盖子，现在这个箱子看起来有点像街头推销员用来展示仿冒手表和来路不明的金链子的那种箱子。威利的箱子里只有少数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样东西为了能塞进箱子而拆成两半。里面有一面牌子、一双冷天戴的手套，还有第三只手套，是他以前在天气暖和时戴的。他拿出那双手套（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会需要这双手套）和绑着粗绳的牌子，绳子穿过厚纸板两端的孔之后各打了个结，所以威利可以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他合起箱子，但没有锁上，然后把牌子放在箱子上——办公桌上实在太乱了，他唯有把箱子当桌面来用。

“你和爸爸的感情比较好吗？”

他哼着歌，打开膝盖上方的宽抽屉，把手伸进去摸索，摸到铅笔、润唇膏、回形针、记事本之后，终于找到订书机。然后，他解开金箔球，小心翼翼地把金箔绕在长方形牌子的四周，剪掉多余的金箔，再把闪闪发亮的金箔钉牢在牌子上。他拿着牌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先评估这样做的效果，然后发出赞叹。

她点点头，但是对这位萨利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只有缅因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助学方案符合我的实际需求，我决定来缅因大学念书，是因为当时和妈妈处得不太好，经常吵架。”

“十全十美！”他说。

“你的男朋友？”

电话铃响了，他愣了一下，转过去望着电话筒，眼睛突然眯起来，眼神变得很冷、很有戒心。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响第四声时，录音机启动了，他的声音开始回答——那是他在这个办公室用的录音版本。

她点点头。“我想我的SAT成绩只要再多二十分，就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如果参加过一两项课外活动也不错。但是我花太多时间啃书本了，而且当时我和萨利打得火热……”

“您好，这里是城中冷暖气公司，”威利·席尔曼说，“我们目前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在哔声后留言。”

“但是他们希望你自费上大学，而你付不起学费。”

哔——

“当时我和妈妈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在哈维切中学念书。我申请了十六所大学，只有三所学校没有收我……但是……”

他双手握拳，站在那儿注意听着。

我点点头，想到戴安歌中的男朋友，他说：船啊，喂！然后加入了海军。

“嗨，我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黄页分类广告部的艾德，”机器里的声音说着，威利舒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刚刚还真是屏气凝神，他松开手，“麻烦贵公司的代表拨1-800-555-1000这个号码和我联络，就可以知道贵公司怎么样可以一方面扩大分类广告版面，同时每年又省下一大笔钱。祝各位圣诞快乐！谢谢！”

“而我成了书呆子。我父亲当时在海军服役，他因为受伤而退伍，搬到缅因州的达马瑞斯科塔住。那是靠海边的一个小镇吧？”

喀啦！

“当然。”在盖兹佛斯镇，那些女孩通常三五成群在法兰克冷饮店或戴瑞小吃店门口轻声谈笑，等着开福特汽车或普里茅斯快速跑车的男孩经过。在大街另一头，比那些少女长了十岁、胖了将近二十公斤的妇人坐在小酒馆里喝闷酒，你几乎可以预见少女日后就是这个模样。

威利瞥了电话录音机一眼，仿佛预期它会继续说话——会威胁他，或许还会用他曾经指控自己的罪名来指控他——结果没有任何动静。

“原因有一点复杂，如果你还打算再邀我出去玩，应该要知道，你是在诱拐未成年少女。我要到十一月才满十八岁，我跳过了七年级没有读，因为那年爸妈离婚，我心情简直坏透了，如果不是成天埋在书堆里，我可能会在哈维切的街上沦为不良少女。那些在街头鬼混的女孩都精通法式接吻，往往十六岁就怀孕了。你知道我是指哪些人吧？”

“准备就绪。”他嘴里咕哝着，把装饰好的牌子放回箱子里。这一回他关起箱子的时候，就顺便锁上弹簧锁。箱子上贴了一张写着“我很自豪能为国效命”的贴纸，旁边是一面国旗。

“我不懂，像你这样的康涅狄格州女孩为什么会跑来缅因州念大学呢？”

“准备就绪了，宝贝，你最好相信这点。”

“你知道，我也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搞砸了，我们也许可以相约跳河自杀。再见了，残酷的世界。”

他离开办公室，关好毛玻璃上印着“城中冷暖气公司”的门，然后把三道锁都锁上。

我笑了，卡萝尔说话真犀利。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

“狄更斯动人心弦的小说——《孤单的奋斗》或《领奖学金男孩的生活》，”卡萝尔说，“当彼特发现学校的助学金处取消了他的学费补助而鼓起勇气跳入河中时，你会流下伤心的泪水。”

他走到走廊上，看到拉尔夫·威廉姆森，他是盖若维兹财务规划公司的矮胖会计师（就威利的观察，盖若维兹公司聘请的每一位会计师都是胖子）。拉尔夫粉红色的手掌中握着一块旧木牌，上面绑着一把钥匙，因此威利推断，眼前这位会计师正急着上厕所。木牌上的钥匙！他心想，没有任何东西比绑在他妈的木牌上的钥匙更能勾起上教会学校的快乐回忆了，他想起那些下巴毛茸茸的修女和重重打在手上的戒尺。而且你知道吗？没准拉尔夫很喜欢手里握着木牌，就好像他也喜欢把肥皂刻成兔子或马戏团小丑的形状，然后用绳子吊在家中浴室的热水龙头下面。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又怎么样呢？不要任意评断他人，免得自己遭受评断。

“我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真的想回去好好念书。真的。

“喂，拉尔夫，你在干吗？”

“我打赌你会整晚都在玩牌。”

拉尔夫转过来，看到威利，露出笑容。“嘿，嗨，圣诞快乐！”

“不用了，我还有地质学要读。”

威利看到拉尔夫的眼神，不禁露出微笑，这个小胖子崇拜他。

“你还要回去看《叛舰凯恩号》吗？”她问。“如果你还留着票根的话，可以回去看第二部片子，或是我也可以把票根给你。”

“圣诞快乐，老兄。”他伸出手来，他戴上了手套，所以不必担心手会显得太白皙，以至于和脸上的肤色不合。他把手掌翻过来朝上：“来击个掌吧！”

在回张伯伦—金—富兰克林宿舍区的路上，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牵起卡萝尔的手，她也很自然地屈起手指握住我的手，但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她比刚刚多了点保留和自制。

拉尔夫害羞地照做。

11

“再来一次！”

结果还真是如此。电影放映到一半，我看看卡萝尔，她也看看我。于是我在大导演约翰·赫斯顿处女作的黑白月光下，低头吻了她带着爆米花奶油香的嘴唇。她的嘴唇很甜，反应积极。我退后一点，她仍然凝视着我，脸上又恢复浅浅的微笑，然后把手中的爆米花递给我，我也把手里的零食递给她，我们把电影看完。

拉尔夫把他又肥又短的粉红色小手翻过来，让威利击掌。

“没错。”我说，但暗自希望他们会先放映《马耳他之鹰》。

“太爽了，再击一次掌！”威利大叫，然后又和拉尔夫击掌。“圣诞礼物都买好了吗？”

她摇摇头。“鲍嘉就是鲍嘉。”

“差不多了。”拉尔夫说，一面笑着，一面铿铃锵锒摇晃着盥洗室的钥匙，“是啊，差不多了。你呢，威利？”

“好。你会很在乎第一场放映的是哪一部片子吗？”

威利对他眨眨眼。“噢，老兄，你也知道我有好几个女人，我让她们每个人都替我买个纪念品。”

她大笑，握住我的手。“那么这算约会没错，”她说，“你还可以买爆米花请我吃。”

拉尔夫赞叹的笑容显示他其实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但愿自己知道内情。“又有生意上门了？”

“九块钱。”

“可以抵一天的营业额。你也知道，现在正是旺季。”

“你赢了多少钱？”她问，“足够我们私奔到加州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对你来说好像随时都是旺季。你的生意一定很好，在办公室几乎很少看到你。”

我关上打火机，然后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往前走。我们的手背离得很近，但还没有相碰。

“这是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电话录音机了。你最好快去吧，拉尔夫，要不然你的华达呢裤就要湿了。”

我掏出自己的烟，我们两人都点燃香烟，在火光中凝视彼此。不像亲吻时那么甜蜜，但感觉很好。我心里再度感到一阵轻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你的眼界大开，感到充满希望；有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清明，周遭一切都无所遁形，也许确实如此。那真是美好的时刻。

拉尔夫笑着（脸有点羞红）往男生厕所走去。

然后她回过神来对我露齿一笑，从裤袋中掏出烟。在那个年代，大家抽烟都抽得很凶，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你甚至可以在医院候诊室抽烟。我告诉我女儿这件事的时候，她起先还不相信。

威利继续走到电梯那里，一手提着箱子，同时伸手摸一摸外套口袋里的眼镜还在不在。还在，信封也还在，里面厚厚一叠二十美元的纸钞劈啪作响，共有十五张钞票。又到了惠洛克警官来访的时候了，威利昨天就开始等他。也许他明天才会来，不过威利猜他今天会到……这并不表示他想看到他。他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希望马车向前驶去，就得给轮子上点油，但他还是不太高兴。他经常觉得假如能对着惠洛克的头部开一枪，一定大快人心。在越南的时候就是如此，有时候事情不得不朝这个方向发展。发生在龙尼身上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个脸上长满痘痘、手上老拿着纸牌的疯狂混蛋。

“没错，就是这个扑克牌游戏。”我说，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

喔，没错，在丛林里一切都大不相同。在丛林里，你有时不得不做一些错事，以便预防更大的错误。毋庸置疑，这样的行径显示你从一开始就来错地方了，但是人一旦踏入江湖就身不由己，只能奋力向前游去。威利与其他B连的同僚只和D连在一起几天，所以和龙尼相处的机会不多，不过龙尼的尖嗓子令人难忘，他也记得在龙尼无休无止的红心牌戏中，如果有人出牌后想反悔，龙尼会大喊：“门儿都没有，混账东西！牌一出手，就得继续玩下去！”

“开玩笑！我十二岁的时候，暑假在乔治湖畔参加温维娜营，那是青年会办的夏令营——我妈说那是给穷人家小孩参加的夏令营。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玩红心，猎捕‘婊子’。”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当人们突然想起陈年旧事，就好像在黑暗中绊到一只鞋子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找到黑女士，”然后他用法文重复一遍，“Cherchez la femme noire。”

龙尼可能是混蛋，不过他说的倒是没错。牌一出手，就得继续玩下去，不管在人生或牌局中都一样。

“红心牌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电梯经过五楼时没有停，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因为担心电梯停在五楼而忐忑不安，他曾经多次与和比尔一样在五楼上班的人一起搭电梯下去大厅，包括联合保险公司的那个瘦皮猴，但是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应该认得出来，他知道他们应该认得，但是他们却没认出来。他从前总以为是因为他换了衣服、化了妆，后来认为是发型的缘故，但其实他心知肚明，这些都不是重点，甚至他们对于周遭世界漠不关心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他其实没有太戏剧化的改变——不过换上了工作裤、跳伞靴，再涂上一点褐色化妆品，根本不算什么乔装打扮，绝对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乔装打扮。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件事，所以大半时候都不去想它。他在越南时学到这个道理，也学到其他很多道理。

“玩扑克牌吗？”

年轻黑人还站在大门外面（他现在把帽子翻起来），对着威利摇晃破烂的保丽龙杯。他看到这个提着修理工具箱的家伙脸上挂着笑容，所以也咧嘴笑了。

“别担心，我有的是钱，今天玩牌赢了一笔。”

“赏个铜板吧？”他问这位修理匠，“好不好，先生？”

“很好。”她说，“因为我把钱包留在房间里没带出来，没办法分摊看电影的钱。”

“你这懒鬼，别挡路，听到了没。”威利告诉他，脸上仍然带着笑容。年轻人退后一步，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威利。他还没想到该怎么搭腔，修理匠先生已经快步走到转角，被购物人潮所淹没，巨大的箱子在他戴着手套的手上晃荡着。

“呃，可能算吧。”我说。我们那时候正经过东馆，路上有很多学生都朝着礼堂走去。

早上十点

“我们这样算约会吗？”过了一会儿，卡萝尔问我。

他走进惠特摩旅馆，穿过大厅，搭电梯到楼上，那里有公共厕所。他每天唯有在这个时候会感到紧张，而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在他进厕所之前、之后或待在厕所里面时，都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轮流到城中二十几个公共厕所里做这件事），不过他总觉得，如果事情失控了，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就是旅馆厕所。因为接下来的改变和从比尔·席尔曼变成威利·席尔曼不一样，比尔和威利是兄弟，也许甚至还是双胞胎，从其中一人变成另外一人，感觉再自然不过了。但工作日的最后蜕变——从威利·席尔曼摇身变为盲眼威利·葛菲——他一向都觉得不太自然。最后的变装总是令他觉得偷偷摸摸、不可告人，甚至变态。直到变装完毕，他又走到大街上，伸出白色手杖咚咚轻敲地面时，他感觉就好像一条蛇刚蜕去旧皮，而新皮尚未长硬一样。

于是，我们开始朝礼堂走去。那真是旧日的美好时光，你不必请保姆来家里看小孩，不必把狗赶出屋外，不必喂猫，不必设定防盗警铃。可以说走就走。

威利环顾四周，看到男盥洗室里空荡荡的，整排厕所中（一定有十二间左右）只有第二间厕所的门下面可以看到一双鞋子，里面传来清喉咙和晃动报纸的声音，还很有礼貌地轻轻放了个屁。

“听起来很棒。”我说。

他走到最后一间厕所，把箱子放下、闩好门，然后脱下红夹克，把橄榄绿的内面翻出来，只消从夹克内面拉出袖子，立刻就变成一件老兵的军服外套。这是莎朗的神来之笔，她是在一家军用品旧货店买到军服外套的，她拆掉原先的衬里，再把它缝在红夹克内面。不过她在缝上衬里之前，先在上面缝一块中尉的臂章，再加上一条已经看不出姓名和单位标示的黑布，然后把这件外套洗了大约三十次，现在臂章和单位标示当然都不见了，不过原本有臂章和标记的位置仍然留下明显的痕迹——袖子和左胸部位的布料都显得特别绿，服役过的老兵一看就认得出来那个痕迹代表什么意义。

“我可以在礼堂打电话给艾瑟，告诉她今晚改成十点钟才上微积分。”卡萝尔说，“真是悲哀，艾瑟从来不出门。她大半时候都卷着发卷坐在房间里写信，向家人抱怨大学生活真是难熬。我们至少可以看完第一场电影。”

威利把外套挂在钩子上，脱下长裤坐下来，然后提起箱子放在大腿上。他打开箱子，拿出拆成两段的手杖，很快地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他握着手杖的底端，坐在马桶上把手抬高，将手杖挂在钩子上。然后重新锁紧箱子，从纸卷上抽了一小张卫生纸下来，发出解放完毕的适当音效（也许不是必要的动作，不过宁可未雨绸缪，不要事后追悔），接着让马桶冲水。

“不过对鲍嘉而言，情况可不妙。”我说。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去看鲍嘉的电影。我想我也知道我们将会发展出一段恋情，因此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仿佛移去了胸中块垒。

走出厕所前，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眼镜，口袋里还放着装了贿款的信封。那副有弧形镜片的太阳眼镜总是让他联想到熔岩灯和彼得·方达在电影中扮演的亡命天涯的摩托车骑士。但是这招对招徕生意倒是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退伍军人，部分原因是即使有人从旁边偷瞄，也看不到他的眼睛。

“我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当数学家教。我答应今天晚上花一小时的时间教二楼的女孩微积分。她简直无可救药，而且很烦，但是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六块钱。”卡萝尔笑起来，“真不错，我们拼命交换信息。”

于是，他把威利·席尔曼留在惠特摩饭店的厕所里，就好像他把比尔·席尔曼留在五楼西部土地分析公司的办公室一样。走出盥洗室的男人——穿工作服、戴墨镜、咚咚地伸出白色手杖敲打地面的男人——变成了盲眼威利，从福特总统主政时期就固定在第五大道乞讨的盲人。

“我在家乡也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再多些信息。”

当他穿过大厅往楼梯口走去时（没人陪的盲人从来不搭电梯），看到有个穿红衣的女人朝他走来。由于他戴着墨镜，那女人看起来就像在污水中游泳的怪鱼，当然，不完全是眼镜的缘故。每天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真的看不见了，就像他和萨利以及天晓得其他还有多少人在一九七〇年那天撤离东河省的时候一样。他当时大喊，我的眼睛瞎了，即使在小径上抱起萨利时，嘴里仍然不住尖叫，但其实他当时还没有真的瞎掉。他在闪光后的一片白茫茫中，看到萨利拼命按住爆开的肚皮在地上滚来滚去，他把萨利扛在肩上往前跑。萨利的块头比威利高大很多，威利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扛得动这么重的一个人，但是他办到了，一直跑到丛林中的空地那儿，休伊直升机有如上帝的恩典般载他们离去——上帝保佑休伊直升机，上帝保佑每一个人。一路上，子弹不停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在地雷或他妈的不知什么东西爆炸过的小径上，美军残骸四处散落。

她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微笑，香烟的烟雾从她脸上飘过，脱下工作时戴的发网，她的发丝轻轻拂过眉梢。“只是给你一点信息而已。你还记得《囚徒》那部电视剧吗？‘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我的眼睛瞎了，他当时尖声喊叫，扛着萨利，感觉萨利的鲜血浸湿他的军服，而萨利也不断尖叫。如果萨利当时停止尖叫，威利会不会就让他滚落肩头、自顾自逃命、想办法逃离这场伏击？也许不会，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萨利是何许人，知道他是老乡，是曾经在家乡和卡萝尔·葛伯交往过的萨利。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啰？”

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威利扛着萨利，一路上不停地尖叫。没错，当时周遭全是一片白茫茫，但是他还记得看到子弹穿透树叶、射入树干；还记得看到稍早时也和他们一起在村子里的人用手紧抓着喉咙，鲜血如泉涌般从那人指尖渗出，染红了军服；还记得另外一个隶属D连、名叫帕干诺的人拦腰抱住这个家伙，推着他走过威利身边，威利当时视线模糊，只是不停尖叫：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鼻子里闻到萨利的鲜血、闻到鲜血的臭味。在直升机里，他眼中看到的白色愈来愈重，他的脸烤得灼热，头发烤得灼热，头皮也烤得灼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白茫茫的。他全身都烧得灼热、不停冒烟，他是另外一个刚刚逃离地狱半亩地的人。他曾经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看见了，那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是当然他后来又看得见了。

“我在家乡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最后说。

最后，他又看得见了。

她吸了一口烟，没有搭腔，但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知道她会答应。原先我一心只想回去宿舍三楼的交谊厅玩红心牌戏，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先的牌局，玩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之前玩牌玩昏了头时，是不是说了些把龙尼打得屁滚尿流之类的话？似乎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和卡萝尔一起站在屋外冷冽的空气里，实在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穿红上衣的女人走过来，“需要帮忙吗，先生？”她问。

“是啊，”我点燃香烟，然后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学校礼堂会播两部亨弗莱·鲍嘉的片子，七点钟开始，我们走过去还来得及。你想看吗？”

“不需要，女士。”盲眼威利说，原本不断向前移动的手杖停了下来，不再敲打地面，只是探索着前方的虚空。他前后摆动着手杖，试图碰触到楼梯侧边。盲眼威利点点头，然后小心而自信地向前移动，直到提着大箱子的那只手碰到楼梯扶手。他把箱子交到拿手杖的那只手上，然后抓着扶手，转身朝向穿红衣的女士。他很小心不要直接对着那个女人笑，而是把脸稍微偏向左边一点。“我不需要帮忙，谢谢你，我没问题，圣诞快乐！”

“嗨，彼特，再多吃一点缅因豆子。”卡萝尔边说边笑。

他用手杖轻敲地面，开始走下楼梯，尽管手上拿着手杖，他仍然可以轻松地提着大箱子，因为箱子很轻，里面几乎是空的。当然，再一阵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转过身来，看到卡萝尔和几个学生站在角落抽烟，望着月亮冉冉上升。我一边往他们那儿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宝马牌香烟，其他两人正好准备离开。

早上十点十五分

我在六点半的时候打卡下班，拎着最后一袋垃圾走到厨房后面转角的地方，把垃圾袋扔进排成一列的垃圾桶中。

第五大道为了圣诞节而装饰得五彩缤纷——但他几乎看不见这一片光辉灿烂。街灯都披上冬青树枝，许多较大的商店布置成圣诞礼物的样子，还绑上巨大的红色蝴蝶结。布鲁克斯兄弟时装公司的米色建筑物正面装饰了直径大约十二米的大花环。圣诞灯饰四处闪烁。萨克斯百货公司的橱窗中，装扮时髦的人体模型跨坐在哈利—戴维森摩托车上，头上戴着一顶圣诞帽，身上披着镶毛边的摩托车外套，脚上套着直到大腿的长靴，其余部分则一丝不挂，银色的圣诞铃铛挂在摩托车把手上。附近传来《平安夜》的圣诞颂歌，这首歌不算威利最喜欢的圣诞歌，但是总比“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好多了。

10

他一如往常，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前面停下脚步，对面就是萨克斯百货公司，因此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人潮会经过他的面前。他现在的动作简单而有尊严，原本在厕所里的不安——那种仿佛要赤裸裸暴露在别人面前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每当他来到这里，总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自觉是个天主教徒。毕竟他曾是圣盖伯利中学的学生，戴十字架，穿白衣，轮流担任祭坛侍童，跪在小房间里告解，在星期五吃他最痛恨的黑斑鳕。就许多方面来看，他至今仍然是个圣盖伯利男孩，他的三种变装都有这个共同点，就好像他们常说的，这部分的他历经长时间的淬炼，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他以忏悔代替了告解，而且也不再确信真的有天堂。这些日子以来，他能做的就是保持希望。

我在宫殿当洗碗工的时候看过很多食物做的艺术品，但是我认为这热狗人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杰作。斯托克利一定会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不过我认为他错了，能让你三十年后想起来还捧腹大笑的事情，绝不会是浪费时间。我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接近不朽，有它永恒的价值呢。

他把箱子打开，掀开盖子，以便从上城方向来的人潮能看到上面的贴纸。然后他拿出第三只手套，也就是他从一九六〇年以后就拥有的那只棒球手套。他发现拿着棒球手套的盲人最令人感到心碎；上帝保佑美国。

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输送带传送过来、令卡萝尔忍俊不住的不是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而是一个长了角的热狗人站在一盘烤豆子上面，一根小香肠洋洋得意地突出在适当部位上。热狗人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缅因大学三角旗，头上则戴着折成小片的蓝色手巾，看起来就像新生的扁帽。餐盘前端还小心翼翼地用面包屑拼出一行字：多吃一点缅因豆子！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拿出装饰着华丽金箔的牌子挂在身上。

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以及想做什么了。那年他用纸黏土做了一个越南家庭的模型，在佛格乐图书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结束前点燃烧掉，当时借来的音响正播放着热血青年乐团的歌曲《在一起》，一群业余嬉皮则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好像狩猎后手舞足蹈的部落战士。你现在知道在我脑海中，这一切是多么混乱了吧？我只是很确定，这是没入深海中的亚特兰蒂斯。燃烧着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时，那群嬉皮一面跳舞、一面唱着：“汽油弹！汽油弹！”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丢东西，先是鸡蛋，然后是石头。

前美国陆军中尉威廉·葛菲

卡萝尔负责洗刀叉汤匙，当输送带的交通不那么繁忙时，她转过身去笑得全身晃动，脸颊红得发亮。舰长那天晚上后来坦承，输送带送来的是他的杰作，但其实我当时早已知道。虽然他就读于教育学院，而且或许以后注定要在母校德斯特高中教历史和当篮球教练，直到他在四十九岁左右心脏病发去世为止，但舰长其实应该学艺术……如果不是生长于世代务农的典型乡下家庭，他也许早就走上艺术这条路了。他是这个大家族中（舰长曾经说，他们都信爱尔兰酒鬼教）第二个或第三个上大学的孩子。柯克家族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个老师——却无法想象当画家或雕刻家是什么样子。而年仅十八岁的舰长也没有办法看得比家人更远。他只知道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目前选的这条路，因此显得烦躁不安，经常晃到别人的房间里，翻弄别人的唱片，几乎每个人对音乐的品位都被他挑剔过。

曾在广治、承天、谭保、阿肖服役

五点钟的时候，餐厅的食客纷纷上门了，再过一刻钟，洗碗工全会忙得不可开交，忙碌的情况会持续一个钟头。很多住宿生都回家度周末了，但星期六还留在学校的学生都会来这里吃晚餐。今晚的菜色是豆子、香肠和玉米面包，餐后甜点是果冻，在旷野上的宫殿，甜点几乎永远都是果冻。厨师心情好的话，或许可以吃到掺着一点水果丁的果冻。

于一九七〇年东河省战役中失明

9

一九七三年不知感恩的政府剥夺了我的福利

但是他没有再掉书，后来我看到他走到豪优克餐厅门前，伸手打开门走进去，我也继续走我的路。我拿完菜，和卡萝尔及其他在洗碗部打工的学生一起坐，离斯托克利远远的，这正合我意。我记得斯托克利也没有和其他残障学生坐在一起。他离其他人远远的，是拄着拐杖的独行侠。

一九七三年变得无家可归

斯托克利点点头，仿佛他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期望了。他又继续往前走，一如往常快步走过我身旁，低着头，弓着背，甩着湿答答的乱发，手臂下紧夹着书。我等着那本书再度掉下来，这回我可不会帮他，就让他自己拿拐杖拨来拨去。

以乞讨为耻，但又必须供小孩上学

这句话直率得令我惊慌失措，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回答真是愚不可及，我说：“因为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

如果愿意的话，请表达你们的善意

“是啊，但是你和做这件事的混蛋一起玩牌，为他的公信力背书。”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可乐风行的八十年代到处被滥用，在政界尤其严重。我想“公信力”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羞愧而亡了，当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战示威人士和勇敢捍卫种族平权的民权运动者发明了垃圾债券、《玛莎·斯图尔特生活杂志》和楼梯王健身器材的时代。“你为什么要虚掷光阴呢？”

他抬起头来，这是个快下雪了的冷天，日光映照在他的墨镜上。他得开始工作了，一般人简直想象不到这份工作有多么艰难。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站姿，和军中所谓的“稍息”不完全一样，但也相差不远。头必须一直抬得高高的，眼睛注视着成千上万川流不息的人潮，戴着黑手套的双手必须笔直下垂，绝对不可以拨弄牌子或裤子，或两手互碰。他必须持续流露出自尊受损和挫败的神情，但绝不能感到羞耻，尤其不能让别人有一丝一毫觉得他精神错乱。除非有人和他说话，否则他绝不开口，而且也唯有当别人用友善的语气和他说话时，他才会搭腔。如果有人气呼呼地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找份工作，或问他牌子上说政府剥夺了他的福利是什么意思，他通常都不回答。每当有人指责他作假或以轻蔑口气表示哪有小孩肯让父亲靠街头乞讨来供他上学时，他也绝不和他们争辩。他记得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铁律，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有个女人生气地问他：“你儿子上的是哪一所学校啊？”他不知道那女人长什么样子，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也已经有两三个小时和蝙蝠一样瞎了，但可以感觉得到那女人满肚子怒气向四周爆发出来，就好像在旧床垫里兴风作浪的臭虫一样；就某方面来说，这个女人让他联想到龙尼那非让你听见不可的尖嗓子。告诉我他念的是哪一所学校，我要寄一块狗粪给他。不必麻烦了，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如果你有一块狗粪想寄出去，那就寄给约翰逊好了，联邦快递一定会帮你寄去地狱给他，他们哪儿都寄得到。

“我没有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门上。”我说，简直愤怒到极点。

“上帝保佑你。”一个穿着开斯米羊毛大衣的男人说，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颤抖。不过盲眼威利丝毫不感惊讶，他已经听多了。许多顾客都把钱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放进棒球手套里，但穿着开斯米大衣的家伙却把他的捐款丢进打开的箱子里，那是一张五元钞票。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表达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说，“但是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不会比只因你不晓得怎么告诉小露西你喜欢她，就把鼻涕抹在她座位上高明多少。”

早上十点四十五分

我转过身去，以为他终于决定稍微解冻了，我真是大错特错。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小心翼翼地放下手杖，单膝跪在地上，把棒球手套里的钱倒进盒子里。虽然他现在其实还看得见，但还是用手来回摸索着那堆钱，然后把钞票捡起来，总共有四五百元，所以一天下来，他可以讨到三千块钱，就这个季节而言不算特别多，不过也算不错了。他把钞票卷起来用橡皮筋绑好，然后按下箱子侧边的按钮，箱子的假夹层立刻倾斜，把零钱全倒进箱子底部。他把那卷钞票也放到箱子底部。他完全无意掩盖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些年来他一直都这么做，从来没有人来抢他的钱。上帝最好保佑想抢他钱的混蛋。

“彼特。”他在我后面说。

他松开按钮，让假夹层弹回原位，然后站起来。这时候，有只手按住他的背。

我举步前行，尽管口袋里有九块钱，却满肚子气。像我们这种爱耍宝的人对于交朋友其实并不真的那么狂热——一辈子有两三个知心好友就够了——但是如果别人给我们脸色看，我们的反应也不会太好。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一大堆可以一起说说笑笑的人。

“圣诞快乐，威利。”那只手的主人说。盲眼威利从他身上的古龙水味道认出他是谁。

“我可不需要伴。”

“圣诞快乐，惠洛克警官。”威利回答。他把头微微往上抬起，摆出询问的姿态，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他现在的立姿不算稍息，因为两腿没有张那么开，但腿也还没有并拢到足以称之为立正的地步。“今天好吗，警官？”

我耸耸肩。“我又没有要当你的保姆，只不过一起走罢了。”

“好极了，”惠洛克说，“你很清楚，我一向都好得不得了。”

他停下脚步把书夹好，然后调整一下拐杖的位置，像坏脾气的苍鹭般顶着一头乱发瞪着我。“走开，”他说，“我不需要保姆。”

有个男人走过来，他的大衣敞开，露出里面的艳红色滑雪衫，头发剪得很短，头顶还是黑发，不过两鬓却已斑白。盲眼威利立刻认出他脸上的严峻神情。他手上提着几个手提袋，一个是萨克斯百货公司的购物袋，另一个是Bally的购物袋，然后停下脚步，看看牌子上写的字。

我指一指他的《社会学概论》。“又快滑下去了。”

“东河？”他突然问道，语气不像在念地名，而像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认出许久不见的老友。

他不耐烦地瞄了我一眼，一副“你还在这儿呀”的神情。“你何不把我吃了算了？”

“是的，先生。”盲眼威利说。

“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

“你们的指挥官是谁？”

斯托克利睁着一双黑眼睛望着我，抿着嘴唇，后来他点点头。“好吧，谢谢你。”然后他继续往上坡走。一开始他领先我很多，后来坡度愈来愈大，于是慢下脚步。他带着鼻涕的呼吸声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急促。当我赶上他时，可以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

“鲍伯·布里森上尉，而他又听命于安德鲁·雪夫上校。”

“拜托，我又没有要背你。”我努力装着笑脸。老天，我为什么不该微笑？我口袋里不是有九块钱吗？照张伯伦舍的标准来看，我今天可是发了一笔小财。

“我听过雪夫的名字。”敞开大衣的男人说，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起先朝威利走过来时，他的样子仿佛完全属于第五大道，现在却不然。“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正准备犀利地回嘴，却注意到他的两颊是多么苍白，头发全汗湿了，我又再度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那种变压器使用过度的味道——也醒悟到他的呼吸中带着刺耳的鼻涕声。假使斯托克利到现在还不知道医务室在哪里，我想他应该很快就会需要去那里报到。

“到后来我们都没见到什么高阶军官。”

“我不需要你帮忙！”

“如果你是从阿肖山谷出来的，那就难怪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没有听从这个命令，把书捡起来塞进他腋下，让他好像夹报纸一样把书夹住。

“是啊，先生。我们攻击东河的时候几乎没有指挥官，我差不多是和另外一位中尉一起设法执行任务，他叫戴芬贝克。”

“走开！”说话的语气仿佛他预期我会给他一记闷棍。我双手高举，让他看到我完全无意伤人，然后弯下腰去。“不要碰我的书！”

穿着红色滑雪衫的男人缓缓点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直升机掉下来时，你们正好在那里作战。”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很快转过头去，结果几乎跌倒。我双手高举，他猛然往回缩，似乎要躲进身上那件旧军用大衣中。

“没错，先生。”

当我走近的时候就明白他在看什么了——是《社会学概论》。他不小心把书掉在褪色的红砖道上，正在想办法把书捡起来而不要跌倒。他一直用拐杖的尖头去拨弄那本书。斯托克利有两对或甚至三对不同的拐杖，他现在拿的是有金属环套在他前臂上的拐杖。我可以听到他一面徒劳无功地戳弄着那本书，嘴里一面喃喃发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当他拄着拐杖快步走时，“哩噗—哩噗”听起来有一种坚决的意味，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透露着沮丧。我认识斯托克利的时候（我不会叫他“哩噗—哩噗”，虽然后来还不到学期末，龙尼的很多徒子徒孙就开始这样叫他了），对于每个“哩噗—哩噗”之间竟然有这么多细微差别觉得实在很有趣，但后来发现，印第安人中的纳瓦荷族单单“云”就有四十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后来我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么你后来一定也在那里，就是当……”

我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拉上外套拉链，抵挡住外面快要结霜的寒气。这时候是下午四点十五分，学校餐厅要到五点钟才正式开放，所以通往餐厅的小径此时几乎空无一人。不过我仍然看到斯托克利，他弓着背，低着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看到他，我倒不感到讶异，如果你有某种身体上的残疾，你也会比其他学生提早一小时到餐厅等吃饭。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残障学生唯一的特殊待遇。如果你有身体上的残障，吃饭时可以得到厨房的特殊协助。在夜色中，他外套上的麻雀爪印显得非常清晰，而且特别黑。

盲眼威利没有接话，不过他闻到惠洛克身上的古龙水味，那气味比以往都要强烈，还可以在耳边感觉到惠洛克呼出的热气，就好像欲火中烧的年轻人火辣辣的约会进行到高潮一样。惠洛克从来不相信他编造的故事，尽管盲眼威利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在街头乞讨，付给惠洛克的保护费高于一般行情，但他很清楚惠洛克骨子里毕竟还是警察，巴不得看到他穿帮。只是像惠洛克这种人绝不会明白，外表看似假的却不一定就是假的，有时背后的问题要比乍看之下的表象复杂一点。在越战还没有变成政治笑话或剧作家骗钱的题材时，他真应该从越南学学这个道理。

我闷闷不乐地走回房间，问奈特想不想提早吃晚饭，和餐厅员工一起用餐。他的头连抬都不抬，只对我摇摇头，然后摆一摆手，继续埋头读历史。当人们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时，我总是提醒自己，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像奈特这样走过狂飙年代。尽管历史就发生在他们周遭，他们却只是埋首苦读，眼睛紧盯着历史课本。但奈特对这一切并非浑然未觉，或只顾专心在图书馆里用功。你慢慢就会知道。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是最艰苦的两年，”头发渐白的男人以缓慢而沉重的语气说，“我当时随着3/187部队在汉堡山作战，所以我知道阿肖和谭保发生的事。你还记得九二二公路吗？”

我站起身来，我已经在这张牌桌上坐了一整天了，有个叫肯尼的年轻人立刻填补我的空缺。我赢了大约九块钱（主要是因为龙尼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去赌了，免得我削薄他的利润），应该觉得很高兴，但是却不然。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寡，而是这场牌戏，我想继续玩。

“记得，先生，荣耀之路，我有两个朋友在那里丧了命。”盲眼威利说。

星期六晚上，又轮到我在豪优克洗碗了。虽然对卡萝尔愈来愈有好感，但我仍然试图和布拉德换班——布拉德的班排在星期天早上，他几乎和舰长一样痛恨早起——但是布拉德拒绝了。当时他也在玩牌，而且已经输了两块钱，拼命想要迎头赶上。他对我摇摇头，然后打出一张黑桃牌。“大家来把婊子揪出来吧！”他大叫，声音阴恻恻的，好像龙尼一样；龙尼最阴险的地方就是老是会引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模仿他。

“荣耀之路。”敞开大衣的男人说，突然之间，他的样子仿佛有一千岁那么苍老，而鲜红的滑雪衫顿时变得十分不堪，就好像一些爱胡闹的孩子自以为幽默地把一些东西挂在博物馆的木乃伊身上一样。他的眼睛茫然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又回过神来，望着附近街上的大钟琴；大钟琴正在演奏《我听到雪橇铃铛叮当叮当响》的那首歌。他把手提袋夹在昂贵的鞋子中间，从口袋中掏出皮夹，快速翻着皮夹里面厚厚的一沓钞票。

8

“你儿子还好吗？”他问，“成绩还不错吧？”

于是阿什利和休另开了一桌。不到四点钟，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都被四人一组的三楼新鲜人占满了，一群靠奖学金念大学的穷孩子，教科书全是在书店的二手书部门买的，现在却沉迷在一个积分算五分钱的红心牌戏中。在我们的宿舍里，疯狂的季节已经揭开序幕。

“很好，先生。”

“你们不够格上这张牌桌。”龙尼说，说话的语气就他而言已经算十分仁慈了，“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另开一桌呢？”

“他多大了？”

“是啊！”休说，仿佛等不及要被修理。

“十五岁。”

“那我们呢？”阿什利尖声问。

“读公立学校吗？”

“红心吗？”柯比问，他是三楼最高的男孩，或许也是全校最高的男孩——至少有两米，还有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当然要掺一脚，这个好玩。”

“他读教会学校，先生。”

“我也要玩。”我说，看也不看我的地质学课本。

“太好了，上帝保佑他永远不必见到该死的荣耀之路。”敞开大衣的男人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钞票。盲眼威利可以同时感觉到和听到惠洛克的喘息声，他几乎不必看那张钞票，就知道是一张百元大钞。

“我要玩。”舰长说。

“是的，先生，上帝保佑他。”

龙尼环顾四周，眼睛发亮。“那么，”他说，“我还要继续玩牌，一个积分算五分钱，还有谁想玩？”

穿大衣的男人将钞票放在威利手中，当威利把戴着手套的手抽回去时，他似乎大吃一惊，仿佛那只手没戴手套，而且被什么东西烫到似的。

戴维完美地向后转了一百八十度，跨大步走出交谊厅。龙尼把嘴一扯扮个鬼脸，他的丑脸看起来更丑了，好像舞台闹剧中的坏蛋斜睨的样子。他对着昂首阔步走出去的戴维比了个猥亵的手势，休轻笑了几声，但是其他人都没有笑。斯托克利不见了，显然对我们这群人感到十分厌烦。

“麻烦把钱放进我的箱子里或是棒球手套中，先生。”盲眼威利说。

戴维看着舰长，同样哑口无言。然后他又看看我，他面无表情，几乎像死了一样，但是我当时还真恨不得自己不要那么自作聪明、冲动行事。问题是，像我这种天生就爱自作聪明的人，十次中总有九次脑袋瓜还来不及启动，就已经凭着一时冲动而行事。我敢说，在骑士还很英勇的中古时代，一定有不止一位宫廷弄臣曾经被绑住胆子倒吊起来，《亚瑟王之死》中不会提到这件事，但是我相信这件事一定是真的——这个笑话听听就算了，你这他妈的小丑。总而言之，我晓得我刚刚又多了一个敌人。

穿大衣的男人看看他，扬起眉毛，稍微皱了皱眉，然后似乎懂了。他弯下腰，把钞票放在用蓝墨水写着“葛菲”的旧手套中，然后伸手到前面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他把硬币压在钞票上，免得钞票飞走。然后他站起来，眼睛湿润、充满血丝。

我猜我在盖兹佛斯中学一九六六年那届的纪念册中被封为班上活宝不是没有道理。我喀啦一声两腿一并，立正站好，向他行了个漂亮的英国式敬礼，就是几乎把整个手掌心翻向外面的那种敬礼方式。“遵命，长官！”我大吼。观众席传来一阵紧张的笑声，龙尼恶意地狂笑，舰长则露齿微笑。舰长对戴维耸耸肩，扬一扬眉毛，双手一摊，意思是：看吧，你是不是活该呀？你表现得像个混蛋，其他人也就把你当混蛋。我心想，真正的能言善辩往往都不发一语。

“你需不需要我的名片？”他问盲眼威利，“我可以帮你联络几个退伍军人组织。”

“告诉大家，我的楼层可不会容忍这种高中生的无聊废话。”戴维说（你听出他话里的含义了吗？他的楼层）。他穿着缅因大学的运动衫和卡其裤——烫得笔挺的卡其裤，站得直挺挺的，虽然现在是星期六。“各位，这里可不是高中，这里是缅因大学的张伯伦舍。你们那种捉弄女生的胡闹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要像个大学生。”

“谢谢你，我知道你一定可以，但是我不得不婉谢你的好意。”

戴维退后一步。我之前能感觉到肾上腺素窜动，怀疑戴维现在是否也同样清楚地感觉得到迎面涌来一波一波对他的厌恶，连长得像卡通熊宝宝的阿什利都满怀敌意地瞪着他。这种情形，诗人加里·斯奈德可能会称为“恶业的棒球赛”。戴维是舍监——一好球，他管理三楼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也是他最爱的预备军官储训团的一支——两好球。在大二生普遍认为骚扰大一新生是应尽义务的年代，他还那么食古不化——三好球。戴维，你出局了。

“大部分的机构你都已经试过了？”

“对不起，”龙尼说，“不管是什么事把你惹毛，我都向你说对不起，实在非常抱歉，抱歉得要命，抱歉得屁股痛，这样可以了吗？”

“试过其中几家。”

如果戴维注意到龙尼内疚的闪烁眼神，相信他会和我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是他的眼睛看着舰长，舰长冷静地回望他，几秒钟后，戴维装出一副完全是自己的主意的模样，松开龙尼的衬衫。龙尼动一动身子，抚平肩膀上的皱褶，然后开始从口袋里掏出零钱付给我。

“你待在哪个医院？”

我盯着龙尼，想看看他面对居然有人为他挺身而出的稀罕经验会有什么反应，看到他的绿眼睛有点闪烁，似乎在躲什么。在那一刻，我几乎可以肯定在戴维门上抹刮胡霜的人是龙尼。在我认识的人之中，还有谁比龙尼更有可能做这种事呢？

“旧金山。”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在猫咪宫殿，先生。”

“算了吧，”舰长说，“龙尼只是因为刚刚玩牌输了，讲话冲动了一点。他没有把刮胡霜抹在你门上。”

穿大衣的男人放声大笑，他的脸一皱，眼眶里的泪水就顺着饱经风霜的脸颊流了下来。“猫咪宫殿！”他大叫，“我已经有十年没听到这几个字了！我的老天！每张床底下都放着一个便盆，每一张床单里都藏着一个裸体护士，对不对？身上除了爱的珠链以外一丝不挂。”

“你说得没错，我很生气，现在我要你道歉，朗尼。”

“是啊，先生，差不多是这样。”

“戴维，你只是很生气有人把刮胡霜抹在你门上。”舰长说。

“圣诞快乐，大兵。”穿大衣的那个人两腿一并，用一根指头向他行了个军礼。

戴维惊讶地看着他。我想，我们全都觉得很惊讶，也许斯托克林自己也觉得很惊讶。

“圣诞快乐，先生。”

“噢，别闹了！”斯托克林说，“你们这些人真该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简直笨得不得了。”

穿大衣的男人拿起手提袋走开，没有回头。即使他回头望，盲眼威利也看不到，因为这时候他的视力已经减退到只看得见鬼魅和黑影了。

“不管怎么样，先道歉再说，而且我要听到真正的悔意。”

“演得不错。”惠洛克喃喃地说。他呼出的热气喷进威利的耳朵里，威利恨透了那种感觉——事实上，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是他不会轻易让他享受到把头靠得更近的乐趣，即使只有一英寸都不成。“那个老家伙还真的在哭呢，你一定也看到了，但是威利，我只能说，你说得像真的一样。”

龙尼在他的掌握下拼命扭动身子。“我什么也没说，为什么要道歉？”

威利没搭腔。

“道歉。”

“有一些荣民医院被称为猫咪宫殿，嗯？”惠洛克问，“听起来像是我应该去的地方。你是从哪里晓得这些事情的，从军事杂志上看到的吗？”

“我什么也没说，戴维，别他妈的发神经了。”

渐暗的天色中，一个女人的黑影弯下腰来，丢了一些东西到敞开的箱子里，她戴了手套的手握住威利戴了手套的手，轻轻捏了一下。“上帝保佑你，朋友。”她说。

龙尼环顾四周，我想他看到的是他大半辈子一再见到的景象：没有人帮他忙，也没有人同情他。他和往常一样孤军奋战，而且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你，女士。”

“你刚刚说什么？”

黑影走开了。但是盲眼威利的耳边仍然有人吹着热气。

戴维又往前跨三大步，一把抓住龙尼的常春藤联盟衬衫的肩头，往上一拉。龙尼急忙站了起来，免得衬衫被扯破。他可没有几件像样一点的衬衫，我们都没有。

“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伙伴？”惠洛克问。

“放狗屁！”龙尼嘴里咕哝着。他拿起扑克牌，闷闷地洗牌。

盲眼威利伸手到外套口袋里拿出信封，然后划过冷空气递出去。惠洛克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信封。

“把话传出去，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戴维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在模仿鲍嘉，“我可不会任凭别人挑战我的权威。”

“混蛋！”警官的声音又害怕又恼怒，“我告诉过你多少次，要把信封藏在手掌中，藏在手掌中！”

屋里一阵沉默，然后舰长说：“说不定是你自己梦游的时候做的好事，戴维？”他一说完，屋里爆出笑声，这回轮到戴维涨红了脸。他先从脖子开始红，然后血色一路往上冲，从脸颊、额头一直到他留着平头的头顶——戴维对披头四的发型可是敬谢不敏。

盲眼威利什么话也没说，脑子里只想着棒球手套，想着自己怎么样把博比·葛菲的名字擦掉，在相同的位置写上威利·席尔曼。后来，他在越战过后、刚开始展开新事业时，再度把手套上的字迹抹掉，用大写字母涂上葛菲这两个字。阿尔文·达克手套侧面涂改多次的地方现在变得破破烂烂的。如果他心里想着那只手套，如果他专心想着手套磨破的地方和那一层层涂改过的字迹，或许就不会随便做傻事。不过，惠洛克不正是希望如此吗？对他来说，那点微薄的贿款还不够：他希望看到威利做傻事，看到他露出马脚。

桌上放着钱。戴维向前跨一步，眉头比平时还要深锁，但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至少没有针对这件事说什么。他只问是谁把刮胡霜抹在他房门上，或有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我们全都转过头去望着他，同时看到当戴维走进交谊厅内，斯托克林的身影也移到门口。斯托克林拄着拐杖，目光炯炯地注视我们。

“多少钱？”过了一会儿，惠洛克问他。

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像柯克舰长那样的运动健将——我只参加了辩论和赛跑这两项课外活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要打得他屁滚尿流。不过，拿龙尼开头似乎还不错，天晓得，我是说真的，我想其他人也都晓得。我可以感觉到屋里的年轻人都热血沸腾；你可以闻得到，也几乎尝得到。我心里有某个部分希望他更嚣张一点，这样才有理由好好修理他，但另一部分又希望嘴巴占点便宜就算了吧。

“三百，”威利说，“三百块钱，惠洛克警官。”

“我没有说你使诈，只是问刚刚是谁发牌。”龙尼说。我看得出他努力振作起来，一面咽下刚刚那口气，一面挤出笑容，但是眼里浮现愤怒的泪光（又大又亮的绿眼睛是龙尼的一大特点），而且可以看到他耳垂下面的嘴部棱角不停抽动，好像脸孔两侧各有一颗心脏在跳动似的。“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赢了我十分，总共五毛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惠洛克听了，沉吟半晌，不过他现在往后退了一步，所以在威利耳边喷的热气稍微散开了一些。盲眼威利对于小恩小惠都十分感激。

“在我的楼层，没有人会把任何人打得屁滚尿流！”戴维在门口尖声说，但是没人理他，大家都看着龙尼和我。

“这次就算了，”惠洛克终于说，“不过新的一年又快到了，伙伴，而你的警察朋友贾斯柏·惠洛克在纽约买了一块地，他想在那里盖一栋房子。所以，咱们的赌注又提高了。”

“是阿什利，”我说，“如果你想说我使诈，干脆大声说出来。我会绕到桌子那边，趁你还来不及跑掉以前就把你逮住，打得你屁滚尿流。”

盲眼威利一声不吭，但他现在非常注意听。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就还好，但是从惠洛克的声音听来还不止于此。

“你这娘娘腔，”他说，“他妈的同性恋。刚刚是谁发牌？”

“事实上，那栋小屋没有那么重要，”惠洛克继续说，“重要的是，如果我得和你们这些下等人打交道，我需要得到更好的报酬。”他的声音渐渐透露出真实的愤怒，“你怎么有办法每天都这样做——即使在圣诞节也一样——我真不懂。当乞丐是一回事，但是像你这样的人……你的眼睛不会比我更瞎。”

他的问题让我觉得很好笑——而且我不得不承认，看到他这么生气，我真是乐透了。“这个嘛，”我说，“隆巴迪说，赢不代表一切，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乖乖付钱吧，朗尼。”

“噢，你的眼睛可是比我瞎得还严重。”威利心想，但仍然不动声色。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龙尼发作了，完全不管舰长在说什么，也不管屋里还有什么人，只是瞪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笨蛋？”

“而且你的生意还不错嘛。也许没有那些在电视上传教的神棍赚得那么多，不过在这个季节，你每天大概可以赚一千块钱吧？还是两千块？”

“噢，天哪！”舰长说，“看看是谁吃瘪了。”

他太低估威利的收入了，不过错估的数字听在威利耳中有如乐音般美妙，表示这位沉默的合伙人并没有太频繁、太严密地监视他。但是他不喜欢惠洛克声音中隐含的怒气，这股愤怒就像扑克牌游戏中的鬼牌一样危险。

这世界上有风度良好的输家，也有愤愤不平、死不认输或眼泪汪汪的输家……还有一蹶不振的混蛋输家，而龙尼就是属于后者。他的脸颊变成粉红色，痘疤周遭更几乎变成紫色，他紧紧抿着嘴，而当他咬着嘴唇时，我可以看到他的下巴在动。

“你的眼睛没有比我更瞎。”惠洛克再说一遍。显然他真正在意的是这件事。“嘿，伙伴，你知道吗？也许我应该找一天晚上下班后跟踪你，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停了一下，“看看你变成什么人。”

我想戴维一定已经查过他那本翻得破破烂烂的手册《缅因大学住宿规章，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版》，而且很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项规定禁止在宿舍玩纸牌，即使牵涉到赌金也一样。但是你得相信我的话，他失望的程度和龙尼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有那么短暂的片刻，威利真的吓得屏住呼吸……然后又恢复正常。

然后，我带着微笑结束这一圈，把黑桃皇后丢到其他三张牌上面。牌桌四周发出一声轻叹，我抬头一看，发现原本只有六七个旁观者，现在几乎已经有十来个人了。戴维斜靠在门上，双手交叉、皱着眉头看着我们。有个人站在他后面的走廊上，那个人拄着一对拐杖。

“你不会想这样做的，惠洛克警官。”

房间里一片死寂。

“不会吗，嗯？为什么，威利？为什么不会？你希望我大发慈悲，是不是？怕我杀了会下金蛋的混账母鸡？嘿，这一年来，我从你这儿拿到的报酬和真正的嘉奖升官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他停了一下再度开口时，声音中带着一丝梦幻色彩，令威利格外警觉。“我说不定会上报呢，英勇警察拆穿第五大道骗徒的真面目。”

结果，他打出方块五，休打出方块二，牌比他小，而阿什利呢，他困惑地露出微笑，说他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在干吗，出了别的花色的牌。

天哪，威利心想，我的老天，他好像真的想这么做。

玩到最后三圈的时候，阿什利打出一张红心六，休打出红心五，我打出红心三。我看到龙尼的笑脸不见了，他打出红心九，吞下所有的红心牌。于是，他现在只赢我三分了。更棒的是，现在轮到他先出牌了。我手上还剩下梅花杰克和黑桃皇后。如果龙尼打出梅花的小牌，那么我就得吞下那张“婊子”，忍受他刻薄的炫耀。另一方面，如果……

“你的手套上写着‘葛菲’两个字，但是我敢打赌你根本不姓葛菲，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也以为自己快输了，不过至少手上还掌握了黑桃皇后。如果我设法让黑桃皇后落入他手中，那么还是有胜算。我不会赢龙尼太多钱，不过另外两个呆瓜就要大失血了：要付出超过五块钱。而且我可以看到龙尼脸色大变，那才是我最大的目的，看到他从洋洋得意变得呆若木鸡。我想要他闭上那张大嘴巴。

“你会赌输的。”

龙尼起初情势一片大好，无论出牌的人拿出什么花色的牌，他出的牌都比别人小。玩红心牌戏的时候，如果你拿到的都是小牌，那简直是刀枪不入。“彼特完蛋了，”他告诉围观的群众，“他快被他妈的烤焦了！”

“随你怎么说……但是你的手套看起来好像已经涂改过好几次了。”

两圈以后，被整得很惨的人是他。最后一圈开始的时候，阿什利的积分是九十八分，很快就要爆了。旁观的群众一声也不敢吭，全都等着看我会不会赢龙尼——必须想办法拿到红心牌，增加六分，我才有办法击败他。

“我小时候手套曾经被别人偷走过。”他会不会透露太多了？很难说，惠洛克这回出其不意地逮着他了，这个混蛋，先是办公室电话铃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艾德——接着又是这件事。“偷手套的那个男生把名字写在上面。我找回手套以后，弄掉他的名字，然后换上我自己的名字。”

龙尼咧嘴一笑，露出他可疑的牙齿。当时，我们已经吸引了六七个观众，其中也包括舰长和奈特。“你打算这样玩，是吗？好吧，笨蛋，小心一点，你会被整得很惨。”

“你去越南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手套？”

“是啊，但是我才没那么笨呢！”我轻轻弹一弹计分表。龙尼那时的积分是三十分，我是三十四分，另外两个人的分数就高多了。问题不在于龙尼会输多少分，而在于懂得玩红心牌戏的两个人中哪个人会是赢家。“你知道，我不介意自己去看鲍嘉的电影，甜心。”

“对。”这是实话，如果萨利当时看到了这个破破烂烂的阿尔文·达克棒球手套，他会不会认出这是老朋友博比的手套？萨利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手套，至少在越南的时候没有，所以这完全只是假设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惠洛克警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没有一个问题是假设性的问题。

龙尼拉长了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原本可以让那个笨蛋出局的！”他对着阿什利点点头，而阿什利则呆呆地看着我们。

“你去那个什么阿虚谷的时候，一路上都带着这个手套吗？”

从第二局开始，我真的陷进去了，在龙尼的推波助澜下，这次换成阿什利的分数一直狂飙到一百分，龙尼一逮到机会，就拼命把“婊子”往阿什利头上灌。那场牌局，我只拿到两次黑桃皇后。第一次拿到黑桃皇后的时候是在成功轰炸阿什利之前，连续四圈，牌都一直在我手上丢不出去。最后，当我正以为终于得自己吞下这张牌时，休从阿什利手中赢得下一轮的出牌权，而且很快就打出一张方块。他应该知道我手中一张方块都没有，而且从一开始也没有，但是这个世界上叫休的人通常什么都不懂。我猜这是为什么叫龙尼的人老是喜欢和叫休的人一起玩牌。于是我丢出“婊子”，把鼻子抬得高高的，得意地学了几声雁鸣，在古灵精怪的六十年代，那是我们欢呼的方式。

盲眼威利没有回答，惠洛克想诱导他回答。门儿都没有，惠洛克别想牵着他的鼻子走。

7

“你去那个野丫头宫殿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手套？”

“新的牌局，向右传。”龙尼嘴里碎碎念着，伸伸懒腰，然后开心地看着一张张依序发出去。“天哪，我真爱这个游戏！”

威利还是一声也不吭。

地质学课本早被我遗忘在身后的沙发上，我也想赢回那二毛五分钱，同时最好再多赢几枚铜板，我更想好好教训龙尼一顿。“玩吧，”我说，“这次牌是向右传，还是向左传？”在未来那几个星期里，我深陷泥沼、不可自拔时，这句话不知说了上千次，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

“天哪，我还以为野丫头是喜欢爬树的小女生。”

“这个嘛，”龙尼说，咧开嘴猛笑，露出脏兮兮的牙齿，“我很乐意至少给你一个机会。”他朝着我看，“你怎么说，大好人？”

威利仍旧默不作声。

“我要再玩一局。”休斯说。我想巴纳姆说得对，的确每秒钟都会诞生一个像休这样的人。“我想把我的钱赢回来。”

“《邮报》，”惠洛克说，威利模糊地看到这混蛋举起手来，比了个相框的手势。“英勇的警察。”

“你有病啊，朗尼。”

他可能是在戏弄他，但威利不太确定。

龙尼洋洋得意的样子就好像乌鸦在马路上守护着刚被汽车辗压过的动物尸体。“我赢了，”他说，“很遗憾各位没能赢钱，不过我赢了。彼特，就像那首歌说的，男人不了解，小女孩却了然于心。”

“你会上报没问题，但不会得到任何嘉奖，”盲眼威利说，“也不会升官。事实上，你会流落街头，到处找工作。不过你最好别到安保公司去应征，因为会收受贿赂的警察一点也不可靠。”

不过那天早上，我表现得还不错。当休斯在第一局积分超过一百分时，我的积分是三十三分，而龙尼是二十八分。我从两三年前就开始玩红心了，但这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玩红心的时候赌钱，不过为这次临时起意的娱乐活动付出两毛五，代价不算高。阿什利因为这个回合赔了两块五毛钱，倒霉的休则忍痛吐出三块六毛钱。龙尼似乎果真赢够去约会的钱了，虽然我觉得和他约会的女孩必须是不折不扣的鲍嘉迷，才肯提供龙尼额外的服务或和他吻别。

这下子换惠洛克屏住气，当他恢复正常后，喷在威利耳中的热气仿佛飓风般猛烈，警官的嘴几乎快贴到威利的皮肤上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低声问，一手抓住盲眼威利的手臂，“告诉我，你刚刚到底是什么意思？”

龙尼是个嘴贱的偏执狂，身上经常发出难闻的狐臭，但是他还真会玩牌，我不得不这么说。他倒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才，至少在玩红心牌戏上还不算，因为玩红心时运气的成分居多，但是他的确很厉害。当他全神贯注时，几乎记得每一张出现过的牌……我猜这是为什么他不喜欢会额外多出一张牌的三人牌局。如果没有那张麻烦的牌，龙尼就很厉害。

但盲眼威利保持沉默，两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抬头，专心注视眼前的黑暗，这片黑暗要到日落之后才会清澈起来。他的脸上现在又面无表情，许多经过的路人看了会认为他自尊受伤、勇气消沉，但某种程度仍然不失本色。

6

你最好小心一点，惠洛克警官，他心想，你脚底踏着的冰已经愈来愈薄了。也许我眼睛瞎了，但是如果你听不到脚下薄冰劈啪碎裂的声音，那么你一定是聋了。

你就算说破嘴也说不过龙尼，他的嘴博比谁都贱。很多人都试过，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人真的成功过。

惠洛克抓住他的手臂轻轻摇晃，手指嵌入他的肉里。“你找了朋友，是不是？你这狗娘养的？所以你才每次都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信封递给我？你是不是找了朋友偷拍我的照片？是不是？”

龙尼咧开嘴笑了，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纸牌，开始洗牌。“我把她调教得不错，对不对？”

盲眼威利继续保持沉默，他正在对惠洛克进行一场沉默的布道，只要你诱导他，只要给他时间让想法在脑子里发酵，像惠洛克这样的警察老是会往坏处想。

“我高中时代没有交过任何同性恋男友，”我说，“而且我周末多半都搭便车去路威斯顿干你老妹。”

“别想在我面前搞鬼，伙伴。”惠洛克邪恶地说，但是声音里隐含着一丝忧虑，接着逐渐松开紧抓盲眼威利的手。“从一月开始涨价为一个月四百块，如果你想在我面前搞鬼的话，我就要你好看。明白了吗？”

“欢迎加入牌局。”走回交谊厅时，他又说，“我喜欢你，彼特，但是咱们公事公办——你高中时代的同性恋男友绝对没办法像我今天早上这样，带给你这么多乐趣。”

盲眼威利什么也没说，热气不再喷进他的耳朵，他知道惠洛克准备离开了，但是还没有离开；那讨厌的热气又开始喷了。

我瞄了一下手表，然后瞥了阿什利和休一眼。他们看起来的确不像我的对手，上帝爱他们。“这样好了，”我说，“只玩一局，玩到积分达到一百分为止，一分算五分钱。不需要谁让谁，我玩完这局就去念书，大家都过个快乐的周末。”

“你会因为你做的事情而下地狱，”惠洛克告诉他，热切而诚恳地说，“我收下你的肮脏钱，犯的只是小罪——我问过牧师，所以我很确定——但是你犯的却是万劫不复的罪过，你会下地狱的，咱们就等着看你在地狱里可以乞讨到什么东西吧！”

龙尼似乎大吃一惊，然后咧开嘴笑了，“甜心，你这辈子都别做梦了，说到玩牌，我可是专家。”

盲眼威利想到，威利和比尔·席尔曼偶尔会在街上看到有些人的外套背后画了越南地图，上面通常还标示了外套主人在越南作战的年份及下列这行字：我死后一定会直接上天堂，因为我已在地狱待过了。他可以和惠洛克提一下他的感觉，但这样做无济于事，还是保持沉默好了。

“万一我赢你的话呢？”

惠洛克终于走开了，威利很高兴看到他离开，脸上浮现难得的笑容，仿佛阳光在乌云密布的阴天中偶尔露脸一样。

“对，如果你加入的话，我会把我赢的分数减半计算，同时把你输的钱都还你。”他对我投以圣人般的温暖微笑。

下午一点四十分

“你们怎么玩？看谁最先得一百分，所有的输家都得付钱给赢家？”

他用橡皮筋把钞票捆成卷，并把零钱倒进箱底三次（纯粹为了方便储藏，而不是想掩盖什么），他完全依赖触觉来做这些事情。他现在已经看不见那些钞票，无法分辨一元钞票和百元钞票，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今天收获丰硕。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而且向来都没有从中获得什么乐趣，盲眼威利在乎的不是乐趣，但即使是成就感，今天和惠洛克警官的谈话内容都把它破坏无遗了。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彼特。三个人玩红心很危险。当你还得担心那张剩下的牌时，谁敢放胆射下月亮呢？”

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有个声音甜美的年轻女士（她的声音在盲眼威利耳中听来好像戴安娜·罗斯的歌声那般好听）从萨克斯百货公司走出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她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这样做。十二点十五分，另外一个女人——这位女士没那么年轻，可能是白人——又拿了一杯热腾腾的鸡汤给他喝。他分别向两位女士道谢。那位白人女士在他脸颊上温柔地亲了一下，祝他圣诞快乐。

“没错，《叛舰凯恩号》和《马耳他之鹰》，鲍嘉最好的片子，就在那儿等着你，甜心。如果我可以从这两个笨蛋身上榨出两块钱来，就可以去看电影；如果我可以弄到四块钱的话，就会打电话邀富兰克林舍的女生一起去，说不定看完电影后还可以爽一下。”这就是龙尼，总是浪漫得一塌糊涂。我的脑中浮现出他好像《马耳他之鹰》中的斯佩德般，叫阿斯特让他爽一下的画面，单单想到这件事，就足以让我血脉贲张。

不过这天也有另外一面，事情总是如此。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帮狐群狗党围着威利嬉闹、叫嚣，说他是丑八怪，问他戴着手套是不是想遮掩被煎饼锅烫伤的痕迹。这帮孩子很快就离开了，边走还边为这老笑话又笑又闹。大约十五分钟后，有人踢了威利一脚，也许只是不小心踢到。不过每一次他弯腰检查箱子，箱子都好端端在那儿。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小偷、强盗和骗子，但是箱子好端端在那儿，和过去一样总是好端端的。

“鲍嘉演的片子？其中一部是《叛舰凯恩号》吗？”

那天下午，他一直想着惠洛克的事情。

我松开他的手（我很怀疑他自从上次打手枪之后有没有洗过手），但还是任由他把我拉到走廊上。他抓住我的手臂，浮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热切地对我说：“这两个家伙根本不会玩牌，”他气喘吁吁地和我说着悄悄话，“他们是一对呆头鹅，但都很爱玩红心牌戏，简直爱死了，你知道吗？我不爱玩，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懂得怎么玩。而且我破产了，而今天晚上学校礼堂要放映两部鲍嘉的片子，如果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出两块钱来——”

在惠洛克之前的警官很容易打发，惠洛克辞职或调职后接任的警官可能也很容易打发。惠洛克终究会步步进逼，这是他在丛林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同时他盲眼威利则必须像风暴中的芦苇般懂得折腰。只不过当风力太强的时候，即使是柔软的芦苇都可能折断。

“噢、噢、噢，好、好、好！只要过来一下就好了嘛，可以吗？别这样扳我的手指，很痛哎！而且这是我打手枪用的那只手！天哪！他妈的！”

惠洛克想抬高价码，拿更多钱，但是戴墨镜、穿军装的男人烦恼的不是这件事；他们迟早都会想拿更多钱。他刚开始在街头乞讨的时候，每个月付给汉拉蒂警官一百二十五元。汉拉蒂一向主张“为彼此都留一条活路”，他和雷默警官一样（就是威利童年时派驻在他们那区的巡警），身上老带着古龙水和威士忌的味道，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退休之前，随和的汉拉蒂还是设法要威利把贿款提高为一个月两百美金。问题是，惠洛克今天早上显得很生气，是生气，而且还提到他和牧师谈过。威利烦恼的是这些事情，但最令他烦恼的还是惠洛克提到要跟踪他。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看看你会变成什么人，我敢打赌你根本不姓葛菲。

龙尼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拼命把我拉到走廊上好私下聊一聊。我一点也不怕他，而且想避开他腋下的浓浓异味，于是努力扳开他的手指，推开他的手。“别这样，朗尼。”

盲眼威利心想，和不是真心悔过的人胡搞，原本就是个错误啊，惠洛克警官。相信我，你还不如和我太太胡搞算了，而不要在我的姓名上作文章，这样或许还安全一点。

“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待在这儿别动！”龙尼狠狠瞪了他们一眼，两人一声也不敢吭。他们可能和我们一样今年十八岁大，但每个上过大学的人都会告诉你，每年九月，大学校园里总会出现一些特别幼稚的十八岁大学生，位于乡下的州尤其如此。龙尼在这类大学生中特别吃得开，他们对他十分敬畏。他会拿走他们的餐券，在浴室里用毛巾打他们，指责他们不该支持马丁·路德·金（龙尼会告诉你，那黑鬼开着捷豹汽车去示威游行），向他们借钱，而且任何人向他借火都一律回答：“去你的！”尽管如此……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爱死龙尼了。他们爱他，正因为他是如此……有大学生的样子。

虽然惠洛克有可能会这么做——还有什么事情比盯瞎子的梢更容易呢？或者跟踪只能看到模糊黑影的瞎子？这比盯着他走进某一家旅馆，然后进男盥洗室简单多了？也比看着他走进厕所时还是盲眼威利，出来却变成了威利·席尔曼简单多了？假定惠洛克甚至有办法追查到他最后又从威利变回比尔呢？

“龙尼，我真的——”

想到这件事，早上焦躁不安的情绪又回来了，觉得皮肤间仿佛有一条蛇在乱窜。由于惠洛克担心有人拍下他收取贿赂的照片，所以可能会先观望一阵子，但是如果他真的很生气的话，很难预料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真令人胆战心惊。

“住嘴，别说了，饶了我吧，别和我说这些鬼话。听我说，彼特——”

“上帝爱你，大兵。”有个声音在黑暗中说，“真希望我能做更多。”

“但是我星期一有课，而且舰长和我明天要去旧市区，我们——”

“不需要，先生。”盲眼威利说，但是他现在满脑子都还是惠洛克警官，身上发散着廉价古龙水气味的惠洛克警官曾和牧师谈到身上挂着牌子的盲人，这个在他眼中根本没瞎的盲人。他还说了什么话？你会下地狱，咱们就等着看你在地狱里可以乞讨到什么吧！“圣诞快乐，先生，谢谢你帮忙。”

“去你妈的地槽。”龙尼说，阿什利在旁边偷笑。“你还有今天大半天和明后两天可以读你那个什么他妈的地槽。”

这一天又继续下去。

“龙尼，我星期二要小考，而且我实在看不懂所谓的‘地槽’是啥鬼东西。”

下午四点二十五分

休和阿什利只顾傻笑，仿佛龙尼刚刚是在恭维他们。龙尼损人的时候往往口无遮拦、尖酸刻薄，因此大多数人听了只当他是在开玩笑，甚至以为他是明贬实褒。其实他们都错了，龙尼损人时，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话。

他的视力逐渐恢复了——微弱、模糊，不过还看得见，等于在提醒他该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

“别这样嘛，只要玩一局就好，”他猛灌迷汤，“一个积分算五分钱，这两个家伙玩起牌来简直像老头子做爱一样。”

他跪下来，挺直了背，把手杖再度放回箱子后面，用橡皮筋绑好最后一沓钞票，将钞票和硬币倒进箱底，然后收好棒球手套和金箔装饰的牌子。他把箱子关好，站起来，用另一只手拿着手杖。现在，提在他手中的箱子变得沉甸甸的，里面装的尽是满怀善意的金属硬币。当硬币全部涌到新位置时便哗啦作响，然后静止下来，仿佛深深埋在地底的金属矿藏。

“知道啊！幸好我也知道该怎么用功读书。”我举起地质学课本，心里想着也许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如果我真的想念点书的话。因为龙尼总是说个不停，他显然没办法闭嘴，简直就是一台自动说话机。

他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沉重的箱子像锚般在他的左手中悬荡着（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已经习惯箱子的重量，所以今天下午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提着箱子走比平常更远的路），他右手拿着手杖，向前伸出去轻敲路面。手杖仿佛有魔法般，在人潮汹涌、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为他开出一条路。他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三街交口时，已经看得见眼前的小空间，也看得见四十二街路口一闪一闪的“禁止行走”灯号，但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直到一个穿着体面、留长发、戴金链子的男人伸出手来按住他的肩膀，阻止他前进。

“彼特！”他说，“我正要去找你！你知道怎么玩红心牌戏吗？”

“小心哪，前面的车子还没停下来呢！”长发男子说。

我手臂下夹着地质学课本，往交谊厅走去。龙尼戴着扁帽坐在交谊厅里，他把前面的帽檐别了起来，看起来好像戴着软呢帽的新闻记者。另外两个也住三楼的家伙——休·布伦南和阿什利·赖斯——则坐在他旁边。他们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龙尼看到我时，眼睛一亮。

“谢谢你，先生。”盲眼威利说。

穿内裤、戴扁帽的奈特坐在那儿微笑，一副他比我还清楚的表情。也许确是如此。没错，我喜欢卡萝尔，虽然我对她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这里没有几个半工半读的学生是从别州来的。

“不客气，圣诞快乐。”

“只是陪她走一段而已。”

盲眼威利穿过马路，经过公共图书馆前面的石狮子，再往前走两个路口，然后往第六大道走去。没有人过来和他搭讪；没有人在附近晃来晃去，整天看着他乞讨，然后跟踪他、伺机抢过他的箱子后逃之夭夭（没几个贼有办法提着这只箱子逃跑）。一九七九年夏天，曾经有两三个年轻人，可能是黑人（他不太确定，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像黑人，但是那天他的视力恢复得很慢；在热天里，白昼时间拖得很长，他的视力总是恢复得特别慢）突然过来搭讪，他不太喜欢他们说话的语气。他们说话的语气和今天下午那些年轻孩子不一样，和那些猛开玩笑、说他的手是不是因为读煎饼锅上面的字而被烫伤，或说《花花公子》折页美女照片的点字板不知是什么样子的年轻孩子不一样。这几个人的声音更轻柔、更和气，但有点怪怪的，他们问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每天有多少收入？他愿不愿意捐点钱给一个叫波罗休闲联盟的组织？他去搭公交车或火车的时候需要有人伴护着他吗？还有一个人（可能是个年轻的性学家）问他是否偶尔会想找年轻的小姑娘。那声音在他左边柔和地但近乎热切地说：“相信我，你会士气大振的。”

“我看到你和那个金发女孩一起走回来，”他说，“卡萝尔，她很漂亮。”

他想象当猫对着老鼠张牙舞爪，想看看老鼠会有什么反应——老鼠会跑多快？愈来愈害怕时又会发出什么声音——老鼠的感觉一定就跟他现在一样。不过盲眼威利至今还不曾被吓怕过。当然他害怕过，你可以说他也曾害怕过，不过自从草原上最后那个星期以来，即始于阿肖山谷而止于东河的那个星期以来，他再也不曾彻头彻尾地怕过。那个星期他们一面撤退，一面持续遭受越共袭击，越共从两边夹击，像驱赶牛一样驱赶他们，树丛后面不断传来越共的吼叫声，偶尔丛林中还传来笑声，有时是枪声，有时则是暗夜的尖叫声。萨利说他们是看不见的小矮人。这里没有像那样的东西，在曼哈顿，即使在威利最瞎的日子里，都不曾像失去上尉之后的那段日子那么黑暗。知道这点是他的优势，也是那些年轻人的错误。他只需提高嗓门，好像对一屋子老朋友说话一样提高嗓门说话，“喂！”他对着人行道上缓缓绕着他游走的魅影说，“喂，有没有人看到警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想要抢我的钱！”这样就成了，好像从剥开的橘子里拿出一瓣橘子那么简单；围在他四周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像一阵冷风般消失不见了。

“对。”我用手对准奈特比着手枪，然后眨一眨眼睛。

他只希望他也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惠洛克警官的问题。

“朗尼。”

下午四点四十分

“不是。如果真要猜三楼有哪个人会把刮胡霜涂在舍监房门上来表示不满，我猜是——”

四十街和百老汇交接口的喜来登高谭饭店是全球最大的一流饭店之一，每天都有几千人在巨大的吊灯下来来去去，这里找点乐子，那里挖挖宝，丝毫不在意扩音器中流泻出来的圣诞音乐、三家餐厅和五家酒吧中传出的笑语声，以及不断上上下下的观景电梯……对于走在他们中间、用手杖轻叩地板、朝向几乎有地铁站那么大的公厕走去的盲人也视若无睹。盲人箱子上贴了贴纸的那一面现在面向里面，而他就像其他不知名的盲人一样没有人注意。在这个城市里，还真是默默无闻。

他压低声音问我：“你认为是舰长做的吗？”

当他进入其中一间厕所，并且脱下外套，把外套内面翻出来时，他心想：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人跟踪过我？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刚刚走进来的盲人和后来走出去的明眼人不但身材相同，还提着同一只箱子？

奈特说：“只要不是你做的就好。”我几乎要大笑起来。奈特穿着内裤、戴着扁帽坐在那儿，孩子气的狭小胸部上看不到任何胸毛，只有些微斑点和一身瘦排骨。他热切地看着我，扮演着老爸的角色。

这个嘛，在纽约市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任何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们全都依着自己的方式，和盲眼威利一样盲目。当他们走出办公室、蜂拥到人行道上、进入地下铁和平价餐厅，这些纽约客令人觉得既可悲又讨厌，就好像农夫用耙子翻土时，躲在巢穴中的鼹鼠纷纷跑出来一样。他一次又一次看到人们的盲目，知道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们并非全是鼹鼠，而他掷骰子也掷了很久。当然他都会预先防范，但是很多时候（就像现在他褪下裤子坐在马桶上，然后把手杖拆开放回箱子里）他仍然很容易被逮到、遭抢劫或暴露了身份。关于《邮报》，惠洛克说得对，《邮报》会爱死他的故事，他们会吊死他，把他吊得比哈曼还要高。他们绝不会明白，甚至绝不会想去了解或听听他的说辞。哪方面的说辞？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上述的这些状况呢？

“只要他查不出这件事是谁的杰作，就不会有留校察看的问题，”我告诉奈特，“即使他找到作案的人，我怀疑盖瑞森学务长会同意对学生施以这样的重罚，只不过因为他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上。”不过戴维有时候很有说服力，也许他已经被贬为平民，却仍然带着上层阶级的傲气。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讨厌他的原因。舰长叫他“快走男孩”，因为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受训时，戴维从来不会真的在足球场上奔驰，他只是快步走。

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上帝的保佑。因为上帝心肠好，虽然严厉，但是心肠好。他没有办法坦白招认自己的罪过，但是上帝似乎全都明白。赎罪和悔过都需要时间，但上帝愿意给他时间，他走的每一步路，上帝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我和其他人一样讨厌戴维，我能够容忍许多人性的弱点，但是很讨厌爱吹牛皮的人。不过我有一点同情戴维，因为他完全没有幽默感，相信这也是一种残障，和斯托克林下半身的残疾没有两样。此外，我也不认为戴维喜欢自己。

在厕所中变换身份的时候，他闭起眼睛祈祷——先感谢上帝，然后要求上帝指引他方向，接下来又表达更多的谢意。他像往常一样，最后以只有上帝和他才听得见的低语来结束祷告：“如果我死在战场上，请把我装入袋中运回家。如果我死前犯了罪，请闭上你的眼睛接纳我。阿门。”

戴维不喜欢龙尼，但是龙尼不需要独自面对戴维的嫌恶，因为戴维似乎讨厌所有受他监管的大学生。我们也不喜欢他，龙尼更毫不掩饰对戴维的憎恨，柯克舰长对戴维的嫌恶则带着点瞧不起的味道。他和戴维一起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受训过（至少直到十一月舰长退训为止），他说戴维除了懂得拍马屁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会。而舰长呢，他高三的时候，就已经差一点获选为全州高中棒球明星球员。舰长最讨厌我们舍监的一点是——他不认真。在舰长眼中，这是最严重的罪行。即使你只是在喂猪，也要认真一点。

他走出厕所，离开盥洗室，也离开嘈杂混乱的喜来登高谭饭店，没有人走过来对他说：“对不起，先生，你刚刚不是还瞎了眼吗？”当他提沉甸甸的箱子（仿佛箱子只有二十磅重，而不是一百磅重）走到大街上时，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确实受到上帝眷顾。

戴维也是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上大学的学生，他的舍监工作理论上和我在餐厅洗碗没什么两样，不过他的理论可不是如此。戴维认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属于精挑细选出来的少数精英。他是东岸人，你知道，法尔茅斯人，那儿直到一九六六年，还承袭了五十几条清教徒订下的蓝色法规。后来，戴维家遭遇了一些变故，因此家道中落，就好像以前舞台上演的通俗喜剧情节一样，但是他仍然打扮得像法尔茅斯贵族学校的毕业生，每天穿着法蓝绒运动衫去上课，星期日则穿西装上教堂。他和有一张贱嘴、充满偏见却精通数字的龙尼简直南辕北辙，每当他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你几乎可以看得出来戴维拼命缩回身体，对龙尼避之唯恐不及。龙尼满头纠缠不清的红发下是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孔，隆起的两道粗眉下是那双永远睁不开的眯眼和永远流着鼻水的鼻子……更别提他的嘴唇永远都那么红，好像涂抹了平价商店买来的便宜化妆品似的。

开始下雪了。他慢慢走在雪中，现在又变回威利·席尔曼了，他不时换手提箱子，样子就像刚结束一天工作的疲惫上班族。他一面走着，一面思索着自己不可思议的成功。他还记得《马太福音》中有一段诗句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称王。难道他就是那独眼龙吗？除了上帝眷顾之外，这是否就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成功的真正奥秘？

根据校规，退学是大事情，只有像偷窃、抢劫和持有毒品或吸毒等的重大违规行为，才会遭到退学处分。留校察看则是次一级的处罚。如果你把女生留在房里过夜（当时过了女舍宵禁时间后还把女生留在房里，就有濒临退学的危险，这在今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或在房间里喝酒、考试作弊或抄袭等，理论上，后面几项违规都可能遭到退学处分，考试作弊通常都会被退学（尤其是如果你在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作弊的话），但其他违规的处分多半只是留校察看一个学期，我很不愿意相信舍监会因为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向校方申请对学生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但这就是戴维，他这个人一板一眼，直到现在还坚持每个星期检查宿舍每个房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小凳子，这样才可以查看三十二个橱柜上方的架子上摆了什么东西，似乎觉得这些橱柜也是他职责的一部分；这些观念可能是从后备军官储训团那儿得到的，他爱死了后备军官储训团，就好像奈特爱辛迪和灵弟一样。还有他会把内务不佳的学生名字记下来——当时内务检查还是学校的正式规定。虽然除了在后备军官储训团之外，大多数人都置之不理，但如果你被打了太多叉而留校察看的话，理论上，你有可能因此遭到退学处分，失去缓役资格，然后收到兵单，最后落得在越南战场上躲子弹。而这一切全因为你老是忘记倒垃圾，或没把床底下扫干净。

也许是，也许不是。无论如何，他一直受到保护……而且他一点也不觉得应该忽视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一直都了解整个情况。一九六〇年，当他帮哈利一起戏弄卡萝尔，然后又帮哈利修理她的时候，上帝就在他身上做了注记。他一直忘不了那个罪恶的时刻。棒球场旁树丛中发生的事情象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他甚至保留着博比的棒球手套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威利不晓得这些日子以来博比在哪里，也不在乎博比在哪里，他一直想办法追踪卡萝尔的消息，至于博比就无关紧要了。当博比对卡萝尔伸出援手时，他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威利看到博比帮卡萝尔。他自己不敢站出来帮她——担心哈利不知道会怎么对付他，会跟其他孩子说些什么，害怕被画上注记——但是博比却不怕。博比当时对卡萝尔伸出了援手，后来又惩罚了哈利，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许做了第一件事之后），博比就没事了，他度过了他的关卡。他做了威利不敢做的事情，他挺身而出，奋力一博，因此他过关了。现在威利得完成其余的工作，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抱歉是即使全职来做都做不完的工作，他甚至用三个分身同时赶工，才勉强跟得上进度。

“嗯。而戴维……这样说好了，他当舍监就是为了享受发放留校察看通知的快感。”

不过，也不能说他现在生活在悔恨当中。有时候他会想到那个贼，就是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晚上和耶稣一起上天堂的那个好贼。星期五下午在各各他山上流血；星期五晚上和国王一起喝茶和吃煎饼。偶尔会有人踢他，偶尔有人推他，偶尔他会担心被抢，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正是代表了所有只敢躲在阴影中袖手旁观、坐视损害造成的那些人吗？他不正是为了他们而乞讨吗？他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不就是为了他们，才拿走博比的阿尔文·达克手套吗？的确如此，上帝保佑他。而现在他瞎着眼站在教堂外，他们把钱丢进棒球手套中。他是在为他们而乞讨。

“知道，你是指《叛舰凯恩号》。”

莎朗知道……究竟莎朗知道多少呢？也许一部分吧，但是究竟有多少，他也不敢确定。当然她知道的事情多得她会替他准备金箔；多得会告诉他今天穿的保罗·斯图亚特西装配上苏卡领带，看起来很帅；也多得会祝他一切顺利，并提醒他买蛋酒回来。这样就够了。在威利的世界中，除了惠洛克之外，一切都很美好。他到底该拿惠洛克怎么办？

“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奈特说，“有时候戴维会让我想到那部关于疯船长的电影，亨弗莱·鲍嘉演的，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吧？”

也许我应该找个晚上跟踪你，当威利换手提着愈来愈重的箱子时，惠洛克在他耳边低语。现在他两手都很痛，走到他的办公大楼时，他会觉得很开心。看看你都在干吗，看看你会变成什么人。

“只因为涂抹他的房门就要受罚，我很怀疑。”

到底他应该拿惠洛克警官怎么办？他可以做什么？

奈特这才舒展眉头，恢复唱诗班男孩的神情。这时我注意到他身上只穿着短裤，戴着那顶该死的蓝色扁帽。“很好，”他说，“因为戴维一直嚷嚷着要把做这件事的人揪出来，看着他受罚。”

他不晓得。

“如果我想装饰一下戴维的房门，会用卫生纸，”我说，“我的刮胡霜都会涂在自己脸上。我和你一样是穷学生，记得吧？”

下午五点十五分

奈特担心地皱着眉头望着我。“你没有插一脚吧？因为我知道你一大早就起床了。”

穿着肮脏黑毛衣的年轻乞丐早就离开了，另外一个街角圣诞老人占据了他的位置。威利轻轻松松就认出正把一块钱钞票丢进圣诞老人钵里的矮胖年轻人。

“说到骂人，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比得上舰长。”

“嗨，拉尔夫！”他大叫。

“你实在应该听一听他的叫声，”奈特说，他哼哼笑了几声，然后把拳头塞进嘴巴，阻止自己进一步发出不得体的笑声，“还有连连咒骂的声音——那个时候，他变得和舰长那伙人一样。”

拉尔夫转过头来，当他认出威利时脸上一亮，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跟他打招呼。雪变得更大了，旁边站着圣诞老人，再加上周遭明亮的灯光，拉尔夫的样子活像圣诞卡上的主角，或是现代版的鲍伯·克拉奇特。

奈特想要装得严肃一点，露出不赞同的神情，但还是忍不住笑了。他当年老是想要表现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但总是不太成功。我想经过这些年应该有些改进了，但这样更令人觉得悲哀。

“嗨，威利，生意如何啊？”

“有人在戴维门上涂刮胡霜。”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书架前抓起地质学课本，计划去三楼交谊厅为星期二的小考稍做准备。

“兴旺得不得了！”威利说，脸上带着随和的笑容朝拉尔夫走去。他把箱子放下，伸手到裤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块钱放进圣诞老人的钵里。这个人可能又是一个骗子，他的帽子是虫蛀过的烂东西，但是管他的呢。

我笑着走进三〇二室。奈特坐在桌前写东西，看到他屈着手臂挡住笔记本，生怕我看到，我推测他正在写信给辛迪。

“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啊？”拉尔夫问，他一面用手拨弄着围巾，一面低头看着威利的箱子。“听起来好像你打破了小孩的储蓄罐似的。”

下班后，我陪她走回宿舍（我对自己说，我只不过展现绅士风度罢了，陪卡萝尔走回富兰克林舍并不代表我对安玛丽不忠），然后自己再慢慢走回张伯伦舍，一直思索着谁会知道那麻雀爪印代表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才想起来，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去问斯托克林本人。走上三楼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完全抛开了刚刚脑子里想的事情。在我清晨六点半出门、睁着惺忪睡眼站到卡萝尔身边工作之后，有人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房门上——门边、把手都涂满了刮胡霜，门下面还涂得特别厚，地上有赤脚踏过的痕迹，我不禁莞尔。戴维身上只围了一条浴巾，他打开门准备去洗澡，然后一推门！哇！

“不是，只是一些加热线圈，”威利说，“里面大概有一千个线圈。”

“别这样，卡萝尔，别瞎说。”

“你一直到圣诞节都不休息吗？”

“噢，你是诗人，而你居然不知道。”

“是啊，”他说，突然想到了一个关于惠洛克的好主意。念头一闪而逝，不过总是个开始。“是啊，要一直工作到圣诞节。你知道，坏人总是不得休息。”

“斯托克林从不开玩笑的。”

拉尔夫的大脸笑开了。“我怀疑你能有多坏。”

她看了很久，摇摇头说：“不知道，一定是在开玩笑。”

威利也笑了。“你不晓得卖冷暖气设备的人脑子里都在转什么坏念头。不过圣诞节过后，我可能会休几天假，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真的还不错。”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指着那边，问卡萝尔。

“到南方度假吗？也许去佛罗里达？”

有一次，我的目光越过卡萝尔（清晨的她显得格外美丽），落在斯托克林身上，虽然他背对着我们，不过身旁的拐杖和外套背上的图案都十分醒目。舰长说得没错，那图案看起来像麻雀爪印（一年后，我才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有个家伙形容这图案为“伟大的美国小鸡之爪印”）（“小鸡”也有“胆小鬼”的意思）。

“南方？”威利似乎吓了一跳，他随即笑了。“噢，不是，”他说，“我不会去，家里有好多事情要做，每个人都得想法子把房子整修好，否则哪天起风的时候，可能耳边都听得到风声。”

星期六上午早餐时间轮到我的班，我必须去豪优克餐厅洗碗部上工。排到这个班很棒，因为学校餐厅在星期六早上永远都很清闲。负责洗刀叉银器的女孩卡萝尔站在输送带的最前端，我排第二个，工作是当输送带上的餐盘经过我面前时赶紧抓住餐盘，把它堆到身旁的手推车上。如果输送带上的脏碗盘太多——周末晚餐时间就是如此——那么我只需把盘子堆起来，等到输送带的速度放慢时再说。接在我后面的是“玻璃杯男孩”，他们负责把杯子挑出来，放在洗碗机的格子里。在豪优克打工还不错，偶尔龙尼会突发奇想，在没吃完的香肠上套个保险套，或把餐巾纸撕成细长条，在装麦片的盘子里拼出“我上的是一所烂学校”几个字（有一次，他在汤碗上面用酱汁写着：救命啊！我被关在笨蛋大学里）；还有，你不会相信有些孩子有多恶劣，简直就是猪——他们在盘子上挤满番茄酱，在牛奶杯里塞满土豆泥、碎蔬菜——但这份工作真是不差，尤其是星期六早上。

“是啊。”拉尔夫把围巾拉高一点，围住他的耳朵。“明天见啰？”

5

“明天见。”威利说，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击掌吧！”

拄着拐杖的男孩没入十月的星期四晚上去餐厅吃饭的人潮中。大多数男孩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女孩子则大半穿着水手衫和裙子。今晚几乎是满月，月亮冉冉上升，橘色的月光洒在这群孩子身上。两年后，嬉皮的盛世才真正来临。而在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意识到，那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和平标志。

拉尔夫和他击掌，然后把手翻过来，脸上挂着羞怯和热切的笑容，“轮到我了，威利。”

“不晓得，”舰长说，“看起来好像是麻雀的爪印。”

威利和他击掌。“感觉如何啊，拉尔佛？”

“嘿，那是什么？”奈特问，他停下脚步，转头往后望。我和舰长也停下脚步，转过头去。我正要问奈特他是指什么，然后就看到了。斯托克林的外套背上好像用黑色的奇异笔画上什么图案，在初秋薄暮中，只能看出好像画了个圆圈的形状。

拉尔夫害羞的微笑变成男孩子开怀的笑容。“太棒了，再来一次！”他大叫，然后很有权威地拍拍威利的手掌。

然后卸下腿部支架的斯托克林就从我们身旁经过，往宿舍方向走去。不久以后，龙尼就为斯托克林取了“哩噗—哩噗”的绰号。

威利大笑。“有你的，拉尔夫，真有你的。”

他没有回答，但是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盯着舰长，然后把脸一拉，匆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汗珠顺着一头乱发滴落在脸颊。他闷声发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好像定时器一样……或许他的嘴里是在咕哝着咒骂我们的话……或许两者皆是。你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刺鼻的汗臭味，他身上老是带着汗臭；因为他不肯走慢一点，叫他走慢一点仿佛冒犯了他，但他身上还有其他味道。汗臭味虽然刺鼻，却不讨厌，但底下混杂了另外一种更难闻的味道。我高中的时候是田径选手（一上大学就被迫在宝马牌香烟和参加田径队之间做个抉择，我选择了棺材钉），曾经闻过那种特别的味道，通常是某个学生明明感冒了或喉咙发炎却还硬要来练跑时，就会出现那种味道。唯一比较相似的就是当电车的变压器使用过度时，也会散发出这种味道。

“你也是，威利。”拉尔夫正经八百地回答，那神情看起来有几分滑稽。“圣诞快乐。”

“斯托克林，上哪儿去啊？”有一天晚上，斯托克林拄着拐杖往我们这边疾走过来时，舰长问他。斯托克林不管到哪儿，都是这样拄着拐杖猛往前冲，布鲁托一般魁梧的上半身往前倾，好像船首装饰的人头像一样，无论下半身踩到什么东西，斯托克林会不停地骂“他妈的”，不停地比中指，用他那聪明狂野的眼睛瞪着你，嘴里不停骂脏话。

“圣诞快乐。”

“他妈的！”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餐厅吃早餐时，龙尼说——他刚刚和斯托克林打招呼，而斯托克林只是拄着拐杖自顾自往前走，连头都不点一下。龙尼不停地小声喃喃自语，而我们都听见了，他说：“跛了脚、跳着走路的混蛋！”龙尼就是这样，总是“如此”充满同情心。我猜他是在路威斯顿的里斯本街上脏兮兮的小酒馆里长大的，他温文的举止和独特的魅力大概也是这种环境熏陶下的产物。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拉尔夫蹒跚走进雪地。街头圣诞老人在他身旁单调地摇着圣诞铃铛。威利拿起箱子往大门走去，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而停下脚步。

当时正是披头四的发型最流行的时候，年轻男孩都小心翼翼地把头发往下梳，而不是往后梳，让头发垂下来遮住额头（以及脸上一堆青春痘）。斯托克林的头发倒没有整理得如此一丝不苟，他那头中等长度的乱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他的背弓得太厉害了，即使现在还不是永久性的驼背，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永久性驼背了。他的眼睛通常都往下看，仿佛在追踪拐杖挥动的弧线。如果他刚好抬起头来与你四目相接，你很容易被他狂野锐利的目光吓一大跳。他是新英格兰的希斯克利夫，只不过臀部以下只剩下两根瘦骨头。他去上课的时候，双腿通常都包在巨大的金属支架中，就像垂死章鱼的触须般，只能勉强移动。相形之下，他的上半身十分粗壮，形成了怪异的组合。斯托克林就好像健美先生亚特拉斯的广告，只不过健身前和健身后的身影似乎全融合在同样的身体中。每天豪优克餐厅一开门，他就去吃饭，开学不到三个星期，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残障，而是因为他和葛丽泰·嘉宝一样喜欢独处。

“你的胡子歪了，”他对圣诞老人说，“如果你想要别人相信你，最好把他妈的胡子弄好。”

斯托克林从对面走过来，低着头穿过人潮，苍白的脸上挂着他一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他长得很高，不过你几乎看不出来，因为他总是弓着背、拄着拐杖，乌溜溜的头发（几乎看不到一丝淡色头发）覆在前额上，把耳朵盖住，还有几撮头发斜披在苍白的脸颊上。

他走进办公大厦。

柏油路交会的洼地叫做班奈特小径——即使我曾经晓得这个名字从何而来，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金舍、张伯伦舍的男生分别从两条小路走过来，富兰克林舍的女生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到了三条小路交会处，男生和女生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大胆或害羞地四目交接，然后再从那里一起踏上宽阔的班奈特红砖道往餐厅走去。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我们连下三层阶梯，走到十月的薄暮中。学生纷纷从三栋宿舍里走出来，往豪优克餐厅走去，我每个星期在那里打工九次，担任洗碗工。张伯伦舍和富兰克林舍的地势比较高，旷野上的宫殿也一样。学生要从宿舍到餐厅的时候，都要走一条凹陷的柏油路，仿佛狭长的地槽一样，然后才连接到宽阔的红砖道，继续往上爬。豪优克餐厅是四栋建筑物中最大的一栋，在暮色中闪闪发亮，仿佛大海中的巡洋舰。

中城冷暖气公司的储藏室里有一个大纸箱，里面装了很多布袋，就是银行用来装零钱的那种布袋。这类布袋通常会印上银行的名字，但是这些布袋上面却没有——因为威利是向位于西维琴尼亚州蒙维尔镇一家专门制造这种布袋的公司直接订购的。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的话，奈特会瞪着他，好像翻开朽木时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就静静地继续忙着手边的工作，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考虑了一下就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挂在门后的外套拿下来。他穿上外套、戴好帽子，连舰长都不敢对他执意要戴这顶新人扁帽发表什么意见。我问舰长，他把帽子丢到哪儿去了——当时是我到缅因大学的第三天，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天——他说：“我拿来擦完屁股后就丢到树上了。”（他也许没说实话，但是我也从来不敢完全排除他这样做的可能性。）

他打开箱子，很快地拿出一卷卷纸钞（他会用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把纸钞带回家），然后在四个布袋中装满硬币。储藏室角落有个旧铁柜，上面标示着“零件”。威利打开没有上锁的铁柜，里面大约有上百个装满硬币的布袋。他每年都会和莎朗开车到中城的几间教堂十二次，将这些袋子塞入教堂的捐款箱或从收包裹的活门丢进去，塞不进去的时候就直接把钱留在门口。圣帕特里克教堂总是收到最大一笔捐款，因为威利每天都戴墨镜、挂着牌子在教堂前乞讨。

“去他的叶子。”

但不是每天都如此，他心想，现在他已经脱下乔装打扮的衣服。我不需要每天都去那里，他又想，也许比尔、威利和盲眼威利在圣诞节后会休假一星期。也许那个星期我可以想出法子来处理惠洛克警官，让他走开。不过……

“我得把这片叶子画完。”

“我不能杀他，”他喃喃自语，“如果我杀了他，就真该死。”只不过他并不是担心自己该死，而是担心打入地狱、不得超生。在越南杀戮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看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但这里不是越南。他这么多年来潜心悔过，难道就这么毁于一旦吗？上帝正在考验他、考验他、考验他。他知道，什么地方一定有答案，一定有。他只是——哈哈，原谅他用了双关语——眼睛瞎得看不见罢了。

“别担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走吧，免得菜都被吃光了。要不要一起去呀，奈特？”

他有办法找到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吗？当然啦，不成问题。他可以找到惠洛克，没问题。随便什么时候，只要跟踪他回家，看着他卸下手枪、脱掉鞋子、把脚搁在脚垫上。然后呢？

“噢，真是遗憾。”

他一面用冷霜卸下脸上的妆，一面担心这个问题，接着就先抛开烦恼，从抽屉里拿出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本子，坐在书桌前写着“我为伤害卡萝尔而诚心道歉”，足足写了二十分钟，密密麻麻写满一整页。然后他把本子放回抽屉，换上比尔·席尔曼的衣服。当他脱掉盲眼威利的靴子时，他的目光落在有红皮封面的剪贴簿上。他把剪贴簿拿出来放在档案柜上面，翻开烫金印着“回忆”两个字的封面。

“继续这样过日子，你会得胃溃疡，我老爸就是得胃溃疡死的。他就是停不下来，拼命往自己脑子里塞东西。”

第一页贴着出生证明——威廉·罗伯·席尔曼，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生——还有他小小的足印。第二页是他和妈妈以及和爸爸的合照（帕特·席尔曼满脸笑容，一副从来不曾把儿子从高椅子上推下来或用啤酒瓶打老婆的样子），还有和朋友的合照，哈利的镜头尤其多。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八岁大的哈利蒙着眼睛想要吃威利的生日蛋糕（一定是玩游戏输掉的惩罚），哈利的两颊沾满巧克力而且开怀大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威利看到他蒙着眼、沾满巧克力、开怀大笑的样子，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的笑容总是让他浑身哆嗦。

“好吧。”我在精神上保留了我爱在什么时候看书（或觉得什么时候需要看）就什么时候看书的权利。

他赶紧翻到后面，那里贴着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卡萝尔的剪报和照片：卡萝尔和妈妈的合照、卡萝尔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笑得很紧张、卡萝尔和父亲的合照（她父亲穿着蓝色海军服，嘴里叼支烟，她则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卡萝尔高一时参加拉拉队的照片（她蹦蹦跳跳的，一手挥舞着拉拉队的彩球，另一手按住百褶裙），还有卡萝尔和萨利一九六五年在哈维切中学头戴锡箔王冠的照片，那年他们俩获选为舞会中的白雪国王和白雪皇后。威利每次看到这张泛黄的剪报时，都觉得他们好像结婚蛋糕上装饰的佳偶。卡萝尔穿着无肩带的礼服，肩膀雪白无瑕，完全看不出多年前她的左肩一度变得畸形，肩上隆起两块，好像巫婆般丑陋。在他们最后的重击落下之前，卡萝尔哭了，哭得很厉害，但是对哈利而言，单单把她弄哭还不够。他从下往上用力挥出最后一击，球棒击中卡萝尔时发出的声音就好像木槌敲在解冻到一半的烤肉，然后卡萝尔尖叫起来，她大声尖叫，哈利吓得拔腿就跑，顾不得回头看看威利和里奇有没有跟来。老哈利就像野兔般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但是如果哈利没有溜掉呢？如果他不但没有溜掉，还说“好好抓住她，我不要听她尖叫，我要让她闭嘴”，并打算再度用力挥棒，这回会对准卡萝尔的头部打下去？他们会按住卡萝尔吗？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会为哈利抓着卡萝尔吗？

他看起来十分严肃，他抓着我的手臂，凝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说：“至少正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念书，好吗？”

他呆呆地想着，你知道你还是会，你之所以忏悔，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真正做过的事情，但同样也是为了你幸好没做的事情，不是吗？

“事实上，舰长，从我出生以来，我的家人真的会在餐桌上看书。我知道你很难相信除了你的做事方式外，别人还有其他的做事方式，但是的确如此。”

接着是穿着毕业袍的卡萝尔；上面注明了“一九六六年春”。下一页贴着一张从《哈维切日报》剪下来的剪报，上面注明“一九六六年秋”。旁边又是卡萝尔的照片，不过照片上的卡萝尔和前面穿着毕业袍的年轻女孩简直有天渊之别。穿毕业袍的女孩手握毕业证书，端庄地低着头；照片上的女孩则双眼直视镜头，脸上露出狂热的笑容，似乎浑然不知鲜血正沿着她的左脸颊滴落，手上还挥舞着和平标语。这个女孩已经走上了通往丹伯瑞之路，穿上了丹伯瑞舞鞋。许多人命丧丹伯瑞、炸成碎片，而威利丝毫不怀疑自己也要负部分责任。他摸一摸照片上那个脸上滴血、挂着狂野笑容的女孩，她手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停止杀戮”（只不过她不但没有终止杀戮，反而加入了杀戮行列），他知道最后最重要的唯有这张脸，她的脸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一九六〇年只是烟雾；而这里是熊熊烈火。这是脸颊滴着血、嘴唇绽开笑靥、手上高举和平标语的死神，感染了丹伯瑞癫狂。

“不要在他妈的餐桌上看书，”他说，“即使吃的是学校餐厅里的残羹剩饭，都不要边吃边看。你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谷仓里蹦出来的？”

下一张剪报是丹伯瑞报纸的整张头版。他把它连折了三次才有办法塞进剪贴簿中。上面有四张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上面有个女人站在街道中央不断尖叫，高举着满是鲜血的双手，她身后的建筑物好像打碎的鸡蛋般整个被炸开了。他在照片旁边注明：一九七〇年夏。

“你干吗把书拿走？”我问。

丹伯瑞炸弹攻击事件造成六死十四伤

我拿起地质学课本——下星期二要小考。舰长从我手中把书拿走，放回书架上，敲敲我女朋友的照片。她不肯和我上床，但是心情好的时候会帮我打手枪，让我爽得不得了。信天主教的女孩在这方面最内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许多事情的想法都改变了，唯有这个想法一直没变。

激进团体声称做案

“我从来都不想听这张唱片。”舰长说。“走吧，吃饭去，我他妈的快饿扁了。”

女性致电警方表示“无意伤害任何人”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张唱片，”奈特一边说着，一边从床上抓起《戴安·雷奈唱着海军蓝调》的唱片，把它放回米契·米勒的唱片和《史黛拉恋爱了》中间。

自称“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激进团体把炸弹藏在康涅狄格大学丹伯瑞校区的演讲厅。爆炸当天，科尔曼化学公司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在那里举行面谈，招募新人。显然炸弹原本应该在清晨六点钟建筑物空无一人时爆炸，但却没有爆炸。八九点的时候，有人（应该是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一分子）致电校警，表示演讲厅一楼有炸弹。警方随便搜索了一番，但是没有让建筑物清空，一位匿名保安人员表示：“这是我们今年接到的第八十三件炸弹威胁。”他们没有找到炸弹，虽然“追求和平武装学生”后来激动地表示他们曾告诉警方炸弹放置的确切位置——就在演讲厅左边的冷气管中。证据显示（对威利而言，这个证据十分可信），到了十二点十五分午休的时候，有个年轻女人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试图自行拆解炸弹，她在当时空无一人的演讲厅中待了十分钟左右，然后有个留黑长发的男子把她带走，女子一路抗议。有个清洁工目睹了当时的情况，后来指认那个男子是雷蒙·费格勒——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首脑，年轻女孩则是卡萝尔·葛伯。

“坏榜样，”舰长说，“我简直不敢想象你将来会怎么样。万一保罗·安卡东山再起怎么办？”

下午一点五十分，炸弹终于爆炸。上帝保佑幸存者，上帝也保佑死难者！

“他妈的！”奈特说，他的脸颊立刻红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像极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博兹随笔》中描绘的热情年轻人。

威利继续翻到下一页。俄克拉荷马市的《俄克拉荷马报》一九七一年四月的标题写着：

“什么话？”舰长问，他明明知道奈特是什么意思，却偏要听到奈特亲口说出那句话。奈特终究会说，等到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整张脸总是涨得通红。舰长觉得有趣极了，奈特的点点滴滴都让舰长觉得十分有趣。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还挺确定奈特是外星人，从一个叫“好男孩”的星球降落到地球上。

三名激进分子于枪战中丧命

“为什么你老是要说这种话？”

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

“这倒提醒我了，绝对不要让你补牙。”

“大鱼”可能侥幸脱逃

“我以后会当牙医，不是医生。”奈特咬牙切齿地说，脖子上青筋毕露。就我所知，在张伯伦舍，或许在整个校园中，只有柯克舰长有办法惹我室友生气。“我念的是牙医预科，你知道牙医预科的牙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牙齿！舰长，那表示——”

大鱼指的是麦布拉德夫妇、查理·“鸭子”·高登、难以捉摸的雷蒙·费格勒……还有卡萝尔，也就是“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残余分子。六个月后，麦布拉德夫妇和高登在洛杉矶丧生，房子起火燃烧的时候，屋里还有人开枪顽抗，并且投掷手榴弹。他们没有在火场找到费格勒和卡萝尔，但是警方鉴识人员发现，现场有大量血迹的血型属于AB型阳性，正是卡萝尔的血型。

“摇摆，是吗？”舰长问，把唱片扔回奈特床上。（他不肯把唱片重新归位，因为他知道这会让奈特抓狂。）“‘我男朋友说，喂，船哪，于是加入海军’？如果这就是你对‘好’的定义，提醒我永远不要让你开刀。”

她究竟是死是生？是生是死？威利没有一天不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张唱片很好，”奈特义正词严地说，“那张唱片非常好听，带着摇摆风格。”

他翻开下一页，知道应该停下来、该回家了，如果他连电话都没打，莎朗会很担心（他会打电话的，会在楼下打电话回家，莎朗说得没错，他是个很可靠的人），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

如果维纳裤指的是那种后面有着毫无用处的奇怪扣子的桑斯贝特合成纤维便裤，我猜奈特应该把大部分的唱片都带来了……因为奈特当时正穿着一条那样的裤子。不过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拿起装了女友相片的相框，发现餐券就在后面，于是抓起餐券塞进牛仔裤袋中。

《洛杉矶时报》刊登的那张照片上显示班尼斐街上烧焦的房子，标题写着：

“我打赌你是全美国唯一会把《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这张唱片带来学校的大学生，”舰长说，“这样是不对的，奈特。你应该把这张唱片和维纳裤一起束之高阁，我打赌你都是穿着这种裤子去加油大会和参加教会活动。”

“丹伯瑞十二人帮”中的三人命丧东洛杉矶

舰长手中握的那张唱片封套上的女孩有一张生机盎然的脸孔，水手领罩衫下高耸着活泼的小小双峰，似乎在甲板上跳舞。她高举着手臂，伸出手掌，微微挥着手。头上则戴着一顶小小的水手帽。

警方推测三人协议先谋杀再自杀

“这张。”

唯有费格勒、葛伯下落不明

“什么？”奈特终于气得暂时放下正在画的叶子，抬起头来，那片叶子被精心刻画得好像兰德·麦克纳利地图集一样。“什么呀？”

只不过报道中明确表示，警方认为卡萝尔应该已经死了。当时威利也认为卡萝尔死了，她流了那么多血，但是现在……

“很抱歉我的话惹你不高兴，但是我不会收回刚刚的意见，没办法，因为这张唱片真的很烂，烂得让我心痛，小老弟，烂得让我心痛啊。”

是死是生？是生是死？有时候他在内心悄悄自问，流点血其实没什么大碍，在最后的疯狂行动展开之前，卡萝尔早已逃离那栋房子了。但有时候他相信警方的推测——卡萝尔和费格勒在第一回合的枪战之后就离开其他人，悄悄溜走了，当时房子还没有被警察包围。卡萝尔后来不是因枪伤而丧命，就是被费格勒杀死，因为她会拖累他。根据这个推论，这个脸上滴着血、手举标语的激进女孩现在可能只是沙漠中的一堆白骨。

“我很讨厌你这样说话！”奈特嚷着，但仍然顽固地不愿抬起头来。舰长知道奈特很讨厌他这样讲话，这正是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威利摸了一下照片上那栋烧焦的房子……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在这名男子阻挡之下，东河才没有变成另外一个美莱村或美溪。史洛肯，没错，他就叫史洛肯，仿佛逐渐阴暗的光线和破窗子对他低声吐出这几个字。

舰长继续研究那张唱片。“这张唱片真是烂到家了！”

威利合起剪贴簿放在一旁，内心感到十分平静。他在中城冷暖气公司的办公室里把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小心翼翼地穿过地板活门，在下面梯子的顶端找到落脚处。他抓起手提箱把手，把手提箱往下拉，往下爬到梯子的第三级以后，先把六楼地板的活门放好，再把五楼的活动天花板放回原位。

“什么东西很烂？你为什么翻我的唱片？”植物学课本摊开在奈特前面，他头上歪戴着大一新生的蓝色扁帽，正在一张纸上画着叶片。我相信奈特是唯一会一直戴着这块愚蠢蓝色抹布的大一新人，他会一直戴到缅因大学倒霉的足球队终于达阵得分为止……那要到感恩节前一星期左右。

他没办法对惠洛克警官做任何事情……任何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史洛肯可以。没错，史洛肯可以。当然啦，史洛肯是黑人，但是，是黑人又怎么样呢？在黑暗中，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灰色的……而对盲人而言，它们根本没有颜色。从盲眼威利·葛菲变成盲眼威利·史洛肯真的很麻烦吗？当然不麻烦，可以说易如反掌。

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一面抽着宝马牌香烟，一面忙着找我的餐券。我老是找不到那张该死的餐券。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他一面把梯子折迭好收起来，一面轻声唱着，“你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尝到我所尝到的？”

“这张唱片很烂，小老弟。”舰长带着温和的、斥责的语气说，“很抱歉这么说，但是真的很烂。”

五分钟后，他把西部土地分析公司的大门关紧，锁上三道锁后沿着走廊往电梯口走去。电梯来了，他走进去，心想，蛋酒，别忘了，晚上要请艾伦和杜布瑞夫妇吃饭。

舰长曾经检查过奈特的唱片，他每次到别人的房间，都会毫不自觉地开始这么做。现在他拿着其中一张唱片，表情就好像医生正在研究一张看起来不太妙的X光片……上面可以明显看到肿瘤的阴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是恶性肿瘤）。他站在奈特的床和我的床中间，穿着绣有高中校名的外套，头上戴着高中棒球帽；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还帅的典型美国大男孩，以后也很少碰到。舰长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得好看，但是他不可能完全不晓得，否则怎么会经常有女生投怀送抱。虽然在那个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愿意上床的对象，但即使照当时的标准，舰长仍然比别人忙碌。不过在一九六六年秋季的时候，这一切都尚未开始。一九六六年夏天，舰长和我一样，整颗心都放在红心牌戏上。

“还有肉桂。”他大声说出来，电梯里其他三个人都看看两旁，比尔咧嘴笑了。

“喔，拜托不要什么？”奈特问，他坐在书桌前，头抬也不抬。他醒着的时间几乎不是在教室上课，就是坐在桌前苦读。有时候我会逮到他挖鼻孔或（把唱片彻头彻尾地检查后）在抽屉下面偷偷摸摸地擦拭唱片，那是他唯一的缺点……如果不计较他可怕的音乐品位的话。

到了外面，他往中央车站的方向走去，雪花打在他的脸上，他一面翻起衣领，同时只想到一件事：大厦外面的圣诞老人把胡子弄好了。

“奈特，不要这样，”有一天晚上舰长说，“喔，拜托，不要。”那是红心狂热开始之前没多久的事，也许只是几天以前。

午夜时分

在我们看来，奈特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会小心翼翼地将唱片依照字母顺序排列在架子上（就在辛迪和灵弟的照片下面、小巧可爱的唱机正上方）。他有三张米契·米勒的唱片（《和米契同唱》、《再度和米契同唱》、《米契和帮派乐团演唱约翰·亨利及其他美国人最喜爱的民谣歌曲》）、《遇见特里尼·洛佩兹》，还有迪恩·马丁的唱片、盖瑞与前导者合唱团的唱片，以及戴夫·克拉克五人组的第一张唱片（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吵的一张烂摇滚唱片），另外还有许多同类唱片，我没有办法全部记得，而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莎朗？”

奈特和我一起住在三〇二室，就在楼梯旁边，正对着舍监的房间（讨厌的戴维住的兽窟），和走廊另一端的交谊厅遥遥相对——那里摆着扑克牌桌、烟灰缸，还可以远跳旷野上的宫殿。至少对我而言，我俩的组合表示大家对于大学宿舍的许多可怕想法都是真的。一九六六年春季，我在寄给缅因大学住宿处的问卷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毕业舞会结束后，是不是应该带安玛丽去吃点东西）写着：第一，我有抽烟的习惯；第二，我是共和党员；第三，我对民谣吉他有高度热忱；第四，我是夜猫子。结果住宿处却糊里糊涂地把我和奈特分在同一个房间，奈特就读牙医系，不抽烟，而且他在阿鲁斯图克县的家人都是民主党员（尽管约翰逊也是民主党员，奈特却不会因此赞同美国士兵在越南四处征战）。我的床头贴着亨弗莱·鲍嘉的海报；奈特的床头则贴着狗和女朋友的照片。他的女朋友脸色苍白，身上穿着威斯登中学乐队指挥的制服，手上抓着好像短棍的指挥棒。她叫辛迪，那条狗叫灵弟。女孩和狗都同样夸张地咧开嘴笑，真是离奇得很。

“嗯？”

我的室友不玩红心牌戏，而对于尚未宣战的那场远在越南的战争，我的室友奈特也发挥不了一丝作用。奈特每天写信给还在威斯登中学读高三的女朋友。如果你把一杯水放在奈特旁边，那杯水都会立刻显得比奈特还要生机盎然。

她的声音充满睡意。杜布瑞夫妇在十一点钟离开以后，他们亲热了很久，现在她意识模糊、快睡着了，那倒是没关系，他自己也快睡着了。他感觉到所有问题都渐渐自行找到出路……要不就是上帝正在替他解决问题。

4

“圣诞节过后，我可能会休假一两个星期，清点一下存货、逛一逛新的地点，我在考虑换地点。”她完全无需晓得威利·史洛肯过年前打算做什么事情；反正她除了会瞎操心和感到内疚（她也许会内疚，也许不会，他觉得不需要把事情弄清楚）之外，完全无能为力。

然而我也不想被退学，我的成年生涯不应该有这样的开头，感觉好像一开始就失败了一样，而我所有关于作家应该置身于人群的沉思，感觉都好像在合理化自己的失败。不过，我仍然经不起三楼交谊厅的呼唤——啪啦啪啦的发牌声，某个人问到这张牌应该往左传还是往右传，另外又有人问谁拿到“赌气鬼”（那是红心牌戏的一手牌，一开始就出现梅花二，我们三楼这群牌鬼称这手牌为“赌气鬼”）。我曾经做梦，梦到龙尼打出一张张黑桃牌，用他的尖嗓子嚷嚷：“该是把婊子揪出来的时候了！”（自从我逃离高中那些太保学生以后，龙尼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天生的坏坯子。）我们眼中几乎总是看得清怎么样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有时候在内心感觉的驱策下，我们眼中所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话很难令人接受，但却是实情。

“很好，”她说，“你何不顺便去看几场电影？”她伸出手臂在黑暗中摸索，碰一碰他的手臂。“而且你居然记得买蛋酒，我原本真的不认为你会记得。我很高兴，甜心。”

我应该可以在盖兹佛斯的工厂找份工作。老爸发生意外、丧失视力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他可以想办法让我去那里上班。老妈会很不高兴，但是如果我告诉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不会拦阻我。她终究还是家里的务实派。尽管不断怀抱希望，又看着希望破灭，她几乎快抓狂了，但她终究还是个很实际的人。也许我没能完成大学学业会让她伤心一阵子，而我也会有一段时间深受罪恶感折磨，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会熬过来。毕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而不是什么该死的英文老师，而且我认为只有那些浮夸自大的作家才需要靠大学教育来实现写作的梦想。

他忍不住在黑暗中咧嘴笑了，莎朗就是这样。

期初考试之后，我得意地算了一下目前的平均分数，得出三点三。从此以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达到三点三了。到了十二月下旬，我醒悟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其实很简单：停止玩牌，或许还能勉强保住奖助学金，存活到下个学期，或是继续在三楼交谊厅东尼妈妈的刺绣下大玩猎捕婊子的牌戏，一直玩到圣诞节，然后就打道回府，永远不必再回来了。

“艾伦夫妇还好，但杜布瑞夫妇实在很沉闷，你觉不觉得？”她问。

期初第一次考试，我考得还可以，尤其是考虑我当时想家想得快生病了（在那之前，我除了有一次参加一个星期的篮球营，从来没有离过家，而且篮球营结束、回家的时候，我不但扭伤了手腕，而且脚趾间和睪丸间都长了奇怪的霉菌）。我修了五门课，除了大一英文以外，每门课都拿到B的成绩。至于英文课，我得了A。英文老师在我的考卷上写着：“你针对拟声法举的例子非常好。”他后来和太太离婚，在伯克利校园的斯普劳尔广场卖艺。我把考卷寄回家给爸妈看，妈妈回了我一张明信片，背面只有几个热情而潦草的字：“太棒了！”回想起这件事着实令人心痛，我几乎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肉体的痛苦。我猜，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拿上面贴了星星的考卷回家。

“有一点。”他同意。

那幅刺绣上用针绣着这个大大的、鲜红的数字。东尼的妈妈十分了解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如果你住在其他普通宿舍——例如杰克林舍、邓恩舍、皮斯舍或查德伯恩舍——只要成绩平均达到一点六分（四分为满分），就可以顺利在一九七〇年毕业……换句话说，只要爸爸妈妈继续替你付学费的话就没问题；别忘了，这是一所州立大学，我们说的不是哈佛或韦尔斯利这种贵族学校。但是，对于仰赖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学生而言，平均二点五的成绩是底线；如果成绩低于二点五（换句话说，从平均C掉到C-）你的小小拼装车几乎一定会崩坏瓦解。就像舰长以前说的：“保持联络吧，宝贝，再见了。”

“如果她身上那件洋装胸口剪裁得再低一点，简直可以去上空酒吧找工作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场红心瘟疫在什么时候开始蔓延的：那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当时期初考试才刚结束，而我过关了。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学生而言，能否过关是很实际的问题；多亏了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谢国家教育国防法案的帮忙），再加上半工半读，我们才能念大学。我们就好像开着一辆拼装车，只不过这辆车不是用钉子组装起来的，而是靠糨糊把它粘住。尽管每个人的经济来源各不相同——主要是看当初我们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技巧有多高超，还有高中辅导老师有多用心辅导我们——但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也就是我们进行红心牌戏马拉松循环赛的地方）挂了一幅刺绣，上面绣的大字一语道破我们的艰难处境。那是东尼的妈妈绣的，她叫东尼带着这幅刺绣来上大学，并且把它挂在每天都看得见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当秋天过去、冬天来临，牌桌上不时换手玩牌，“婊子”也不时发威，东尼妈妈的那幅刺绣似乎变得愈来愈显眼、愈来愈炫目了。每天晚上当我终于躺到床上时，往往教科书连翻都没翻，课堂笔记完全没读，报告也尚未动笔。有一两次，我甚至梦见那个数字：

他没搭腔，但是又咧嘴微笑。

3

“今天晚上很棒，是不是？”她问他。她指的不是今天晚上的小小聚会。

在我们的马拉松牌戏中，其他三个输家要根据他们的积分与赢家的差距吐出钱来。例如，如果牌戏结束时，我的积分比舰长多了二十分，那么依照每一分值五分钱的算法，我就得付他一元美金。你会说，这不过是小钱而已，但那时候是一九六六年，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而言，一块钱可不只是零头而已。

“是啊，太棒了。”

柯克舰长曾经说过，对笨蛋来说，惠斯特牌戏等于桥牌，而对真正的笨蛋来说，红心牌戏才是桥牌。我对这个说法没什么意见，尽管我觉得这么说有点没搔着痒处。重点在于红心牌戏很好玩，当你拿它来赌钱时，很快就会不可自拔——当时张伯伦舍三楼的行情是每一个积分值五分钱。玩红心牌戏的理想人数是四个人，所有扑克牌都发出去后，就开始玩牌。每一手牌共有二十六分：十三张红心牌，每张牌都算一分，但单独一张黑桃皇后（我们称之为“婊子”）就值十三分。当四个人之中有一人的积分达到一百分时，牌戏便告结束，积分最少的人是赢家。

“我还没机会问你，你今天一切顺利吗？”

但是在学会这些事情之前，我先领略了“红心”扑克牌游戏的乐趣和危险。一九六六年秋季那个学期，张伯伦舍三楼的十六个房间总共住了三十二个男生，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时候，其中十九个人不是搬出去就是被退学，成为红心牌戏的受害者。那个学期，红心牌戏仿佛恶性流行性感冒般，威力横扫整个三楼，只有三个学生完全免疫。一个是我的室友奈特·霍伯斯坦，一个是三楼舍监戴维·迪尔伯恩，还有一个是斯托克林·琼斯，不久张伯伦舍众生就开始称他“哩噗—哩噗”。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哩噗—哩噗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是柯克的故事（当然，由于电影《星舰迷航》里柯克舰长的爆红，后来大家都叫他柯克舰长），在那些年间，柯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卡萝尔的故事。其实多半时候，我认为我真正想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虽然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说得明白。不过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红心牌戏。

“还不错，莎朗。”

我在大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但绝大多数不是在教室里学的。我学会怎么样一面亲吻女孩子、一面戴上保险套（这是每个男生必备的技能，但常受忽视）；学会怎么样把四百五十克的罐装啤酒咕噜咕噜一饮而尽，而不会呕吐；也学会怎么样利用课余之暇多赚点外快（大部分都是帮比我有钱的小子写期末报告赚来的）；我还学会如何避免加入共和党，尽管我的家族里有一堆共和党员；还有如何高举牌子、走上街头，嘴里唱着：“一、二、三、四，我们不会为你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以及“喂、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几个年轻孩子”；我也学会在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时设法避开，如果没办法避开，就要用手帕或头巾罩住口鼻，然后放慢呼吸；还学会当警棍齐发时侧躺在地上，把膝盖屈起贴近前胸，用手抱着头部。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学到的教训是，不管你把自己保护得多好，警察还是可以把你打得半死。

“我爱你，比尔。”

大四那年，我搬到学校外面，住在迷幻天地——止水河畔的老旧木屋，但我在一九六六年初抵缅因大学的时候住在张伯伦舍。那里是由三栋学生宿舍组成的住宿区：分别是张伯伦舍（男生宿舍）、金舍（男生宿舍）和富兰克林舍（女生宿舍）。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家豪优克餐厅。餐厅其实离宿舍不远，大约只有二百米远，但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室外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餐厅似乎变得十分遥远，因此豪优克有个别名叫做“旷野上的宫殿”。

“我也爱你。”

2

“晚安。”

这年头，大家差不多都不再谈论那些日子的事情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那段时光，而是因为无法重拾那时候交谈的语言。每当我试图谈论六十年代（或思考六十年代的种种）时，心中总交织着恐惧与欢欣的情绪。我的眼前浮现喇叭裤和地球鞋，鼻子闻到大麻、香料和薄荷的味道，耳朵听到多诺万·里奇甜美的歌声唱着那首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蠢歌。直到现在，碰到失眠的夜晚，我仍然会想起那深奥的歌词。年纪愈大，我就愈没办法只听他甜美的歌声而不去听那愚蠢的歌词。我得提醒自己，当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傻傻地躲在菌伞下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而还一直以为那小小的菌就是大树，在天空为我们遮风挡雨。我知道这么说没什么意义，但是我已经尽力了。亚特兰蒂斯万岁！

“晚安。”

一九六六年当我来到缅因大学时，哥哥给我的老旧休旅车上还贴着那张戈德华特贴纸，虽然已经褪色而且破破烂烂，但贴纸上“AuH2O-4-USA”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等到我在一九七〇年离开学校时，我连车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把大胡子、披肩长发，以及贴着“尼克松是战犯”贴纸的背包，而粗布外套领子上别着的领章上面写的是“我真不是个幸运儿”。我想，大学永远是蜕变的时刻，是童年结束前最后一次天翻地覆；可是我怀疑，最惊天动地的大转变莫过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大学求学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天翻地覆。

快进入梦乡时，在蒙眬间，他突然想到穿红色滑雪衫的男人，这念头莫名其妙地融入他的梦境中。“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是最艰困的年头，”穿红上衣的男人说，“我当时在汉堡山和3/187部队并肩作战，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他一扫脸上阴霾，“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他从大衣左边口袋拿出挂在带子上的白胡须，“还有这个，”从右边口袋拿出皱巴巴的保丽龙咖啡杯摇一摇，里面几个零钱好像牙齿般锒铛作响。“你看，”他说，“即使最瞎的人都能得到补偿。”

1

然后梦境愈来愈模糊，比尔·席尔曼熟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十五分，收音机闹钟播放的《小鼓手》乐声再度把他唤醒。

老天！那时候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