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柜台玻璃砸烂了。”
“你做了什么？”
“怎么砸烂的？”
我的声音尖锐又无情。博比哆嗦了一下，怒发冲冠。“他就是个浑蛋骗子！他弄错了结婚戒指上的刻字。他拼错了亚姬的名字，却怪在我头上。他说我给他的名字本来就是错的。那浑蛋还想加收我一笔钱。”
“用拳头。”
“让我来跟你说说我知道什么，博比。那天出了一件事。你被激怒了。那天你过得很糟心。是因为珠宝店的人吗？他干了什么？”
他举起手给我看。他的整个手掌下缘已然变色，覆满了浅黄色和紫色的淤伤。
他描述的是精神状态检查。显然，以前有别的医生用这种方法评估过博比，但他的医疗记录里根本没提过这一点。每次我对他施压，他就会表现出敌意。是时候再给他添一把火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是知道。”
他耸了耸肩，摇了摇头。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他肯定还隐瞒了什么。在上一次的治疗中，他提到了要惩罚“她”——惩罚一个女人。那肯定是他离开珠宝店之后发生的事情。他站在大街上，怒气冲冲，脑子在沸腾。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哪里？”
“心理医生不就爱干这种事吗——问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因为这么一个问题，他的举止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突然变得又自大又好斗，边说话边拿手指戳我。“你不是总爱问别人在一些假设情境下会怎么做的问题吗？怎么不来问我？问啊！‘如果我是影院里面第一个注意到有火苗在燃烧的人，我会怎么做？’你不就爱问这种问题吗？我会去灭火吗？还是去找影院经理？还是会疏散大楼？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是干什么吃饭的。别人给你一个正常的回答，你却想尽法子，逼一个理智的人看起来像个疯子。”
他迅速地眨了眨眼睛。“音像店，她刚从店里出来。”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空洞愚蠢。”
“那时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但如果它们真的打了起来，你觉得谁会赢？”
“排队打车。那时天在下雨。她抢了我的出租车。”
“老虎和狮子不会打架。它们住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她长什么样？”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问这个？”
“她年纪多大？”
说了这么多后，博比突然又退缩了，改变了话题。“你觉得，老虎和狮子打架，谁会赢？”他不带感情地问。
“我不知道。”
向他直截了当地提问毫无意义，他只会装傻，装听不见。我改变了策略，跟之前一样，让他慢慢积累情绪，最后彻底爆发，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我还记得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因为那天下午他爽约了。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他早餐吃了什么，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家门，我慢慢把他逼到他失控的那个点。他坐地铁去了伦敦西区哈顿花园的一家珠宝钟表店。他和亚姬准备在春天结婚。博比本来都安排好了，去珠宝店领结婚戒指。结果，他和珠宝店的人大吵了一架，气冲冲地离开了。当时天在下雨。他快迟到了。他站在霍尔本广场，想叫一辆出租车。
“你说她抢了你的出租车——你跟她说过什么吗？”
“没人。”
“我觉得没有。”
“谁让你生气了？”
“你做了什么？”
“没事。”
他哆嗦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她当时跟别人在一起吗？”
“几周前。”
他扫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
“她当时跟谁在一起？”
“我感觉大脑在沸腾。”
“一个小男孩。”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那男孩多大？”
“没什么事。”他回答得太快了。他所有的肢体语言都在叫嚣着，反对嘴巴说的话。
“五六岁吧。”
“你在为什么事情感到抱歉，博比？”
“当时他在哪儿？”
最后这句义正词严的话，仿佛一枚掉在桌上的铜币，令空气都为之震颤。
“那女人拽着他走路。他在尖叫。我是说，真的是在大声尖叫。她努力装作没听到。她就像在拖着一个死沉死沉的重物，拖着他往前走。那孩子一个劲地尖叫。我在想，她为什么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说话呢？她怎么能任由自己的孩子尖叫呢？他显然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或者说惊恐。周围人无动于衷。我气坏了。他们怎么能就这么站着，袖手旁观呢？”
“人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不能因为他们乞求原谅，或在临终时忏悔，就毫无来由地赦免他们。做了错事，必须受到惩罚。”
“谁把你气坏了？”
“为什么？”
“所有人。他们的漠不关心把我气坏了。那个女人对孩子的漠视把我气坏了。我也讨厌那个小男孩，然后被这样想的自己气坏了。我只想让他闭嘴，不要再尖叫了……”
“心存报复的上帝。”
“你干了什么？”
“你喜欢怎样的上帝呢，博比，是心存报复的上帝，还是宽宏大量的上帝？”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变成耳语。“我想让那个女人叫孩子不要再尖叫了。我想让她听他说话。”他闭上了嘴巴。
“我找不到他。上帝应该无处不在才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应该跟我玩捉迷藏。”他扫了眼昏暗的窗户上自己的身影。
“你跟她说话了吗？”
“后来呢？”
“没有。”
“以前相信。”
“后来呢？”
“你相信吗？”
“出租车的车门开着，她把他推了进去。那孩子拼命蹬腿。等孩子上了车，她也挤了进去，转身准备关门。她的脸就像一副面具……你知道吧，毫无表情。她把胳膊往后一甩，砰！她一肘子砸到了他的右脸上。他向后瘫倒……”
他紧张地笑了下，摇了摇头。“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博比停顿了一下，然后又似乎要继续讲下去。他闭上了嘴。沉默弥漫开来。我没有打扰他，任由沉默钻进他的大脑——钻进他思绪的犄角旮旯。
“所以你是在读我的心思吗？”
“我把她从出租车里拽了出来。我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往车窗上撞。她摔倒了，想滚到一旁避开我，但我死命踹她。”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是你也准备这么问我。”
“你觉得，你当时是在惩罚她吗？”
“不是。”
“当然了。”
“问我想喝茶还是咖啡？”
“这是她罪有应得的吗？”
“博比，你知道我刚刚在问你什么吗？”
“当然了！”
我停顿了下，看看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答非所问。他没有任何反应。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面如白蜡。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孩子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角落里的身影，他肥胖不堪，高得出奇，被人唤作“果冻屁股”“猪油桶”；对这个孩子来说，世界不过是一个空旷的无人之境。这个孩子希望所有人都看不到他，却又偏偏被上天诅咒，走到哪儿都那么显眼。
“不用了，谢谢，我刚刚喝过了。”
“今天，我看到了一只死鸟。”博比心神恍惚地说，“它的脖子断了。有可能是被车撞死的。”
“最近如何？”
“有可能。”
我示意他坐下。他坐下时，臀部的肉填满了整张椅子。他攥着自己的外套袖口，看起来心不在焉，忧心忡忡。
“我把它从路上拿走。它的尸体还是暖的。你想过死亡吗？”
“不是。”
“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每个人都想过。”
“我一点也不会想和你的秘书结婚。”他说，感觉有点不妥，又问了句，“她该不会是你的妻子吧？”
“有些人罪该万死。”
我本应中午就回家，再取消掉下午的预约。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在办公室里等博比·莫兰来就诊。他又迟到了。米娜把他带进来时，对他态度敷衍，冷冰冰的。已经六点了，她想早点回家。
“那你觉得哪些人该死，应该由谁来决定？”
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就是我的白熊。我无法把她从脑海中赶走。
他苦笑一声。“反正不是你这种人。”
韦格纳提出，人脑中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思考过程。一个让我们竭力去想白熊以外的所有东西，而另一个则会让我们竭力不去想的东西缓缓渗入脑海。
这次治疗时间比预期长，米娜早已回家，跟猫玩去了。旁边的办公室大多已房门紧锁，浸在黑暗中。清洁工们穿过走廊，清空垃圾箱，手推车蹭过壁脚板，把板上的油漆蹭了下来。
一九八七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做了一个著名的有关思想抑制的实验。这个测试可能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韦格纳召集了一群人，叫他们不要去想一只白熊。如果测试者脑海里出现了白熊，就要响铃。不管多么努力，没有一个人能抑制住这个想法超过几分钟。
博比也已离开。但当我凝视着昏暗的窗子时，我仍能想象出他那张汗津津的脸，上面还沾着几滴那个可怜女人的血。
现在，我理解鲁伊斯了——理解的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当时的神情。她不是死于某人的一时冲动，也不是有人出于贪婪或者妒忌，在厨房中将她杀害。凯瑟琳·麦克布赖德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往自己身上割的每一刀，都像斗牛士助手插进牛颈的倒钩，让她精疲力竭地死去。
我真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他是我的病人，我的责任。我知道，我不可能抓住他的手，逼他来见我，但即便知道这一点，我也丝毫不觉得宽慰。说到被店员敲竹杠的那一段时，博比都快哭出来了，比起被他袭击的女人，他还是更为自己的遭遇感到难过。
今天中午，我喝了两杯伏特加——我第一次喝这么多。我感觉自己醉了，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样子，赶也赶不走。我看到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裸露的尸体，毫无尊严的尸体：没穿内裤，甚至连一块遮羞布都没有。我想保护她。我不想让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我的一些病人，我总是想关心，却关心不起来。他们花九十英镑来我这儿，却只是盯着自己的肚脐眼，或者抱怨一些跟我说没用，要跟爱人说的事情。博比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他木讷得像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但他的自信和才智却又能令我暗暗吃惊。他会对不该发笑的事情发笑，会毫无征兆地情绪爆发，他蓝玻璃般的眸子既暗淡又冷冰冰的。
就连乔克告诉我，我得了帕金森的那天，我都没有喝酒，而是出去睡了个女人。宿醉没有持续很久。那晚之后，我还时常感到内疚。
有时，我觉得他在等待着什么——仿佛崇山将移，或九星将连成一线。一旦事情就位，他就会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买了新车，你就要戒酒，买了新房，你就喝不起酒，但为初生的宝宝干杯时，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天我喝了很多，出租车刚开到大理石拱门附近，我便在车里大吐特吐起来。
我等不到那一刻。我现在就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自从查莉出生，我就再也没喝醉过。乔克自作主张，帮忙把我的那份也喝了，毕竟，一个聪明理智、有责任心的父亲，绝不能喝得烂醉如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