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都别想！我可不需要你给我加油打气。我已经接受事实，不想再和上帝讨价还价了。”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我来这里是为了博比。”
我同情的表情激怒了她。她把我的手甩到一边，裹紧了胸前的羊毛衫，不再看我一眼。
“他怎么了？”
我的手还放在她的胸部，她抓着它触碰自己。“如果你想，跟我上床吧。”她说得很认真，“我想感受点别的东西，不想要这种……这种腐朽的感觉。”
我还没想好问什么。我甚至不确定我在找什么线索。
她伸手扣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乎意料。我忍住没有把手抽走，她已经抓着我的手伸进了她的衬衣。“就在这儿。你摸得到吗？一开始只有豆子那么大——又小又圆。现在像橙子那么大了。六个月前它扩散到了我的骨头，现在已经到了肺。”
“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别糊弄过去。你又不是什么青涩的小男孩，摸摸看。你可能想问它们是不是真的吧，大多数男人都会这么想。”
“六年前，也可能是七年前。他经常惹上麻烦，也不听劝。反正不听我的劝。你把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孩子，他们却忘恩负义。”她说出来的句子零零碎碎，语法很糟糕，“所以，他又做了什么？”
“不用了。”
“他被控严重伤人罪，他把一个女人踢到不省人事。”
“癌症坏就坏在，它没有症状。你能感觉到自己感冒了，能感觉到腿断了，但不照X光，不做扫描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当然了，除非你摸得到肿块。肿块谁都不能视而不见吧？摸摸看！”
“他的女朋友？”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她时日无多了。她脸色苍白，下巴小巧，脖颈优雅，鼻翼翕动。如果她不是躺在医院里，说话再温柔些，那么她还称得上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
“不是，一个陌生人。”
她讥笑道：“认识我可没什么好处，除非你喜欢葬礼。”
她的表情柔和了一点。“你和他聊过吧。他怎么了？”
“我是心理医生。”
“他很愤怒。”
她转移了话题。她眼睛浮肿，口水从嘴角溢出。“你是医生还是牧师？”
她叹了口气。“我以前总觉得，医生错把别人的孩子抱给了我。他不像我，像他爸，真是丢脸。除了他的眼睛，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我的影子。他笨手笨脚，脸圆圆的，老是把东西搞脏。他总是喜欢把手伸进一些东西中，拆开它们，研究它们是怎样工作的。有一次，他把一个好好的收音机弄坏了，电池酸液流到了我那张最好看的毯子上，流了一地毯，跟他爸一个样……”
“你去过美国吗？”
她没说完，又继续说：“我从未感受过作为一名母亲应有的情绪。我怀疑我不是做母亲的料，但这并不代表我冷漠无情，对吧？我不想怀孕，我也不想有继子。那时我才二十一岁，天哪！”
“因为美国佬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他们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大分量的，质量还更好。别人取笑他们，骂他们自大无知，但美国佬不过是诚实罢了。他们把这种小国家当早餐吃掉，午饭前就把它们拉出去了。”
她皱起铅笔般细的眉毛。“你想猜透我在想什么，是吧？其实很多人对别人的所想所为没什么兴趣。有时候人们假装在听别人讲话，实际上他们在等待别人讲完，好轮到自己发言，或者想着说什么好。你准备说什么呢，弗洛伊德先生？”
“为什么这么讲？”
“我只是想理解你。”
“我他妈的知道它在哪儿。”她咳了起来，床嘎嘎作响，“我现在应该在那里，在美国。我要是生在美国就好了。”
“你跟伦尼一个德行，老是问问问，追问我准备去哪儿，什么时候回家。”她模仿起他哀求的语气，“‘你现在和谁在一起啊，亲爱的？求求你回家吧，我在家等你。’多么可悲！所以我才出此下策，我才不要余生对着他汗津津的后背说谎。”
“毛伊岛在夏威夷。”
“他自杀了。”
“你去过毛伊岛吗？”
“我倒不觉得他有勇气自杀。”
我坐下来，免去她抬头看我的麻烦。她慢慢睁开眼，脸色比墙纸还白。病房略显昏暗，我们看着对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的。”
她好像听不到我的话，兀自看着窗帘。从这扇窗看出去就是大海。
“这种地方让人毛骨悚然吧。”她闭着眼说。
“你不喜欢这里的风景吗？”
我侧倚在墙上，头靠着墙。
她耸耸肩。“传闻说，这里的人都懒得把我们埋了，直接扔下悬崖就完事了。”
她平静地睡着，可能是因为吗啡。她的鼻子里插着一条管子，另一条连接着肚子的某处。她面朝呼吸机。
“你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窗帘紧闭。我听到音乐从某处传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柔和的音乐是从床边桌子上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收音机旁还摆着一个空花瓶和一本《圣经》。
她依旧不看我。“他自称发明家。真是可笑！你知道吧，如果他真的赚到了钱——得了吧，没可能的——他肯定要把钱分给别人。‘让世界富足。’他会这么说。他就是这种人：一直嚷嚷着要赋予工人权利，游走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到处演讲，满口道德。共产主义者才不相信天堂地狱那一套呢。你觉得他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那还好。”他从耳后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你待会儿自己出去吧。”
“我不信教。”
“我不抽烟。”
“但你觉得，他应该去了某个地方吧？”
“别给她烟。她不能咳嗽，一咳嗽就会把管子震松。”
“我不知道。”
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床上，她双颊深陷，身上密密麻麻地插着各种管子和导线。她戴了顶棕色假发，乳房下垂，脖子上有焦色疤痕。她身上套了件粉色衬衣，肩上披着一件破烂的红色羊毛衫。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顺着管子流进她的身体。她的手腕和脚踝上有一道道黑线，看起来不像文身，因为文身颜色没那么浅，也不像淤青，否则不会那么整齐。
她本来用冷漠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这时慢慢地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或许我们都身处地狱，没有意识到罢了。”她顿了顿，半闭上眼，“我想离婚，他不同意。我让他再找个女朋友，但他就是赖着我。大家都觉得我很冷漠，但我比他们更会感受生命。我知道怎么寻欢作乐，我知道怎么利用上帝给我的东西。难道我因此就是荡妇了？有些人一生都在伪装，努力让别人快乐，或者为下辈子积德。我可不是那种人。”
两门之外的病房远端便是私人病房。他没敲门就进去了。房间里很暗。刚进门时，我只看到了病房里的机器。显示屏和刻度盘让人错以为我们的医疗技术神通广大，似乎只要用对了机器，按对了按钮，什么病都可以治好。
“你指控丈夫性侵了博比。”
我们走进靠近悬崖的单层附属建筑，来到一间长长的共用病房，里面摆着十几张床，有半数床位是空的。一个瘦骨嶙峋，头发掉光的女人靠在枕头上，注视着在床尾画画的两个孩子。房间另一头的电视前有位穿着黄裙子的独腿妇女坐在轮椅上，大腿上盖着一条钩编的毛毯。
她又耸了耸肩。“我只是给枪上了膛，但开枪的那个人可不是我，而是你们这种人。医生、社工、学校老师、律师、帮倒忙的人……”
我跟着他走，他步伐平稳地穿过走廊，在楼梯口处转弯，打开双重门，来到室外。随意铺砌的砾石小道穿过草坪中央，花园的凳子上坐着两个百无聊赖的护士，她们正一起吃三明治。
“我们搞错了吗？”
他抬了抬眉。“原来她还有个儿子吗，没什么人来看望她。”
“法官可不这么觉得。”
“不，我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要和她聊聊她儿子的事。”
“那你认为呢？”
“你是家属？”
“我认为，有时候谎言听得久了，把真相忘记也无妨。”她坐起身，按响头顶的按铃。
他低头看着我的膝盖，那块布料的颜色与众不同。
我还不能走。“为什么你儿子恨你？”
“你们这里有个病人叫布里奇特·埃亨吧？”
“我们都恨自己的父母。”
路两边种着杨树，马路绕过医院前面，通向停车场。我跟着指示牌来到靠海一侧的保守治疗病房。走廊里没有人，楼梯几乎一尘不染。一位剃了光头的黑人护士坐在玻璃隔板后，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他在打电脑游戏。
“你感到愧疚。”
斯夸尔斯临终医院建在乱石嶙峋的岬角上，仿佛要被充满盐分的空气腐蚀掉。医院的六角转台、拱形窗户和板岩房顶似乎在诉说着它是英王爱德华时代的建筑，但医院旁的楼房则是新建的，而且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
她大笑，声音嘶哑，拳头紧握。铬合金架子上挂着吗啡点滴，袋子摇摇晃晃。“我才四十三岁，就快死了。我正在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你呢，你敢说你付出过代价吗？”
我决定走偏僻小路开往兰开夏郡。我靠杂物箱里的一张破旧且发霉的地图认路，这张地图大概是一九六五年的产物。经过平定湖镇和伍德普兰普顿，我来到布莱克浦郊区的一间加油站，加油站几乎空无一人。我在洗手间里洗掉身上的污垢，擦去牛仔裤上的泥巴，在干手机下烘干裤子，然后换了件衣服，清洗手上的伤口。
护士来了，因被唤来而满脸不悦。一台机器的导线松了，布里奇特抬手重新接上管子，顺便对我不屑地挥了挥手。看来，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
这辆路虎的最高时速只有四十英里，并且随时会因转向过度而驶向道路中央。它看起来不像一辆车，更像是个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后车超车时，纷纷向我鸣笛致意，仿佛我在开车做慈善。开这辆车逃跑最合适不过了，毕竟没有哪个通缉犯会开得这么优哉游哉。
外面，天色已暗。我沿着两排树木间的路灯走到停车场。我从包里拿出保温瓶，仰头痛饮。威士忌温热似火，我想一直喝，一直喝，喝到我感受不到寒冷，感受不到手臂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