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六年儿童节后，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她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她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
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她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有从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她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的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她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她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她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问题了。
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
每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够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
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她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做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见了。
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这是长春的一个地名）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洋狗吓唬我们，叫洋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
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饲养。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她并不如信里说得多，但说得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现在的长春百货公司）去玩，正赶上来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放票是东北话，指发放注有号码的纸或木牌，购货先后以此为据），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在伪满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是被禁止的，偶尔百货公司来一点儿，大家抢着买，时常挤伤人）。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采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我小声对小朋友们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啊！”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
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光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她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
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
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
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那样穷苦；百分之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
一九五三年，她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
我写这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两次考试，我都得五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两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
毫无疑问，今天她的愤懑和她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做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
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子找碴儿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欣羡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她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她的父亲来看她也不准留饭。她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她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她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
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图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
如果我当时能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她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洋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她也想起了长春“帝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她说这封信是分做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有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
再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她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她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一九四五年在临江，她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她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五年半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走出这个大门。她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纸都不给……”说她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说：
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
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里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顺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她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她发怒，吓得她下跪求饶。今天，她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是她第五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她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她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
她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述说的。她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她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
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
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
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她们从来也没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她们。
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说实话，我对她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
我没想到，她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她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她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来了。亲爱的溥仪：
她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她确实没有结婚。”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
这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那是一定的。”她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
我写去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
送她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
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她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
“她还等着你哩。”
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她真又来了信，而且说她回去如何痛苦，她的母亲如何责备她，反对她，她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
“李玉琴？我的妻子？”
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
“你的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我的信去不久，她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她，如果她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掉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握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就是被我们称为学习主任的）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
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做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
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这才看它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它，但已经感觉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
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