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经常遇到这种事吗？”大胡子问道，并向前倾了倾身子——这样他的头几乎就在我们的桌子上方——更小声更亲密地继续说道，“有人就这样过来问您能否和您合影？”
但他们还没离开。
我的哥哥盯着他，眉间又出现了那道褶。“他们现在还想怎样？”那道褶说，“这大胡子和他的女儿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和蔼一刻，现在他们应该消失了。”
那女孩（内奥米）什么也没说。她向后推了推椅子，站到她父亲身边去。
这回我真得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一起经历过多次那些人在赛吉旁边缠着他久久不肯离去的状况。说再见对他们来说很难，他们想把这一刻无限延长。是的，他们几乎总是想要更多，一张照片、一个签名还不够，他们还想要些额外的东西、额外的待遇。他们和其他同样拿到了照片或签名的人之间，必须有所区别，一个他们第二天可以公告天下的故事：你知道，我昨天晚上遇见了谁吗？对，就是他。那样友善，那样平凡。我们以为拿到照片之后，他就会想要恢复安静，但不是！他还请我们跟他同坐，并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喝一杯。可不是每个名人都会这样做的，但是他做了。然后就聊到了很晚。
“最最衷心地感谢您，”大胡子男人说，“我们就不再继续打扰您了，您是来这儿享用您的私人时间的。”
赛吉看向这个大胡子男人，眉间的褶皱又加深了几分，但在陌生人看来，只是因灯光晃了眼而皱起的纹路。他把刀子移到桌布上方，离开盘子一点点距离，然后又移了回去。我知道他正处在怎样的两难境地。这样的场景我已经多次经历过，多过我乐意：我哥哥想要安宁。他已经展示了他最阳光的一面，用手臂挽着那个女孩的肩，给她的父亲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他很平凡，他很人性，谁投赛吉·罗曼一票，谁就为一个平凡而人性的首相投了一票。
赛吉真的表现得相当之和蔼，手还搭在她的肩上：他把那女孩向自己拉近了一些，然后斜过脑袋，斜得几乎要触到她的头。这一定会是一张美妙的照片，一张大胡子男人也许并未期待过的美图。但我有种感觉，赛吉不可能表现得那样和蔼，如果旁边坐的不是这个女孩而是斯嘉丽·约翰逊（或是那位长得像斯嘉丽·约翰逊的女侍者）的话。
但现在，大胡子站着不走，期待着更多的闲话家常，如同他周一在工作时与他的同僚一起大肆吹嘘一样，这点赛吉可必须避免。一丁点辛辣或稍微带点讽刺的评论，就足以彻底搅黄一切，人们对他的好感就会瞬间烟消云散，整个魅力攻势也会前功尽弃。这大胡子周一会去跟他的同事说，赛吉·罗曼是个多么高傲、野心勃勃的家伙，他和他的女儿并没有多打扰他，仅仅只是请他跟他们合了张影，然后就让他继续安静地享用私人晚餐了。而他的同事中可能就会有两三个不再把票投给罗曼，对，这两三个人绝对有可能把这个高傲的、不可一世的首席候选人的故事传给更多人，这就是所谓的雪球效应。就像闲话一样，这个故事经过二三四手之后，就会呈现出越来越荒诞的模样。一个最可信的谣言会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说赛吉·罗曼粗鲁地侮辱了一位极为平凡的父亲和他的女儿，他们只是非常礼貌地请求他与他们合张影而已；更后面的版本中，这位首相候选人则是粗暴地将这两人都撵了出去。
照相的这一幕引起了一阵必要的骚动。邻桌的人们曾试图无视照相的场景，结果却像之前赛吉踏进餐厅之时一样：人们装作无事发生，事实上确实发生了。我不知道如何更准确地来描述这一切，就好像出了个事故，人们纷纷从旁经过，因为不想看见血，或者更简单地说：就像路边躺着一只被轧死的动物，人们看到了它，从远处就已经注意到了它，却不会去仔细多看一眼。人们对血液和被轧出的内脏没有兴趣，因此人们随便看向哪里都好，比如看向天空，看向稍远处的草地上茂盛的灌木，就是不看路边。
虽说这一切都是我哥哥自作自受，但这一刻我还真有点同情他。我一直都很理解流行歌星、电影明星冲向潜伏在迪厅外面的狗仔，砸碎他们的相机的行为。若是赛吉下定决心，大步向前，给这家伙一个完整的大嘴巴，抽他那藏在讨厌而可笑的、地精一般的胡子后面的嘴，我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在想，我会把这大胡子的手反扣在背后，那样赛吉就可以集中注意力狠狠地抽他耳光；他得扎扎实实用力抽，因为毕竟他还得穿过那胡子才能真正打到他的脸。
“来，坐我旁边，内奥米。”当这女孩坐到一把空的椅子上时，赛吉伸出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说道。大胡子向后退了几步。在相机闪过一次之后，他说：“保险起见再来一下。”于是又按了一次快门。
赛吉对待公众利益的态度，人们可以宽容地将它理解成一种矛盾的状态。在公开的场合，当他在乡镇会议厅回答“党派拥护者”提问时，当他对着电视摄像机或广播麦克风时，当他穿着风衣在集市上分发宣传册并和普通人交谈时，或是当他在演讲台上接受掌声时——咳，我在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应该是上次党派会议上，喝彩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那件事（一束束鲜花被抛到台上，据称是自发的，但实际上是他的竞选经纪人精心导演安排的花招）——在那些时刻，他是闪光的。并不仅仅是因喜悦或自我陶醉而容光焕发，或是因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政界高升就必须闪光，否则竞选的事明天就玩完……不，不是因为这些，他是真的在闪光：他在放射出一些东西。
“当然！当然！”在大胡子伸出相机指着他的女儿时，赛吉和蔼地叫道。“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那女孩。这不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不是那种会让我的哥哥两眼冒金光的类型：不是会让他为其卖力的女孩，不像之前那位笨手笨脚、长得像斯嘉丽·约翰逊的女侍者。但是她的脸蛋生得绝对俊俏，是一张透着智慧的脸，我得纠正一下——实际上有点过于智慧了，对跟我哥哥合影来说。“内奥米。”她答道。
当我得以亲身体验我的哥哥如何完成这种转变时，他总是让我很吃惊，惊讶和惊喜。我哥哥，这个粗鲁无知的家伙，这个“现在就必须吃”、三口就食不知味地吞下了他的腓力牛排的家伙，这个只要话题一与他无关眼神就会游离、太容易感到烦闷的蠢货，就是这样的一个哥哥，他是如何在讲台上、在聚光灯下开始一字不差地发光的——简言之，他是如何摇身变成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政治家的？
也许我是唯一察觉到他眉间因恼怒而起的褶皱的人，在那个大胡子男人与他攀谈的时候：“请原谅，您……您……这儿的这位先生向我担保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那褶皱只出现了一秒，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赛吉·罗曼，这位人人都可以投票给他、与普通人在一起感觉良好的首相候选人。
“是他的光芒，”一个青年人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在做一个女性杂志的采访时说道，“当你靠近他时，就会有些东西发生。”我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个节目，人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赛吉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笑，这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他的眼睛没有跟着一起笑，所以人们能看出来这不是真正的笑。不过，他在笑，这一点人们喜欢。此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手几乎一直插在裤袋里，完全没有感到无聊或是居高自傲的样子，而是相当放松，好像他正站在校园里一样。（“校园”很是接近这儿的情景，因为录制是在演讲后，在一个吵闹的、照明很差的青年机构内进行的。）虽然他做学生有点太老，但是他一定是最讨人喜欢的老师：是那种让人信任的老师，也会说“扯淡”“酷”这样的词，不戴领带，在集体游巴黎时会在酒店的酒吧里喝得醉醺醺。赛吉不时从裤兜里伸出一只手，为了用动作着重指出党纲中的某个特定的点，看上去他的手指像是要穿过女主持人的头发，或是像在对她说，她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
他们一定想再次为照相的事表示感谢。赛吉的表现真的可算是绝对礼貌，从一个正在用餐的私人个体，到国内知名的、一直保持个人本色、平凡如你我、随时随地都可与其交谈，且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政客，这角色的转换真是进行得天衣无缝。
但当他私下里在某个地方时，这些举止就全变了，跟所有的名人一样，他也有这样的目光：当私下里踏足某个地方时，他从不正眼看任何人，目光总是四处扫射，不停留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看向天花板，看向吊在上面的灯，看桌子、椅子、墙上的一幅画——最好是哪儿都不看。其间还露齿冷笑，是一个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的人的冷笑——或者特地不看他，反正原则上来说都一样。很明显，要把公共场合的生活和私人生活分开，这件事对他而言有时会有些麻烦。人们可以看到他一本正经地想，在私人生活中能快速地多钓几张选票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像今晚在餐厅一样。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十米。我可以看见我哥哥坐在我们的桌前，他却看不到我。在等待主菜的过程中，我向外张望了好几次，因夜幕降临，最多只能看到个大概的轮廓。然而窗玻璃的反射如此之强，从我的座位向外只能看到映出的整个餐厅的影像。赛吉得把他的脸紧紧压在窗玻璃上，才有可能看到我站在这儿，不过，除了池塘另一边的一个黑影以外他还能看清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环顾了一番，在这黑暗中我唯一能辨别清楚的，只有那荒无人烟的公园。没有任何克莱尔和芭比的踪迹。我的哥哥放下了手中的刀叉，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巴。从这儿我看不到他的盘子，但我敢打赌，那盘子空了：他吃完了，饥饿感已被消除。赛吉抓起他的杯子喝着。在那一刻，那个大胡子男人和他的女儿站起身来，向门口的方向走去，到达赛吉的桌前时，他们放慢了脚步。我看着，大胡子男人抬了抬手，他的女儿笑了笑，向赛吉打招呼，赛吉则举起杯子回应。
他先看了看那个大胡子男人，然后看向我，眉间的褶皱消失了。他眨了眨眼，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的手机。
我又向左转了个弯，沿着池塘往前走，餐厅的灯光倒映在昏暗的水中。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餐厅里用餐的人。我继续向前走了一小段，然后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着，看向屏幕，“我得接个电话。”他朝大胡子抱歉地笑了笑，按了一个键，把手机拿到耳边。
我沿着两旁是电子火炬的石子路左拐，走到一条环绕餐厅的小路上。右边是一座跨在一条水沟上的桥，穿过桥可以走到大路和小酒馆，左边是一个四方的池塘。池塘消失的黑暗处，我可以看到一些东西，起初还以为是一堵墙，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是一人高的树篱。
人们什么都没听见，没有老式的哔哔声，也没有好玩的个性旋律——但是有数不清的杂音干扰，或许因此，大胡子、内奥米和我都没有听见，又或者他调的是振动模式，谁知道呢？谁又该知道呢？大胡子肯定不知道。对他来说，这一刻是他收回未做完之事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怀疑那个电话，也有任何权利去想自己被当成了笨蛋——但是根据经验，人们通常不这样想，否则这样一来，他们的故事就会有损伤：他们和未来的荷兰首相共上一张照片，还跟他交谈了几句，但他同时也是个比他们忙碌得多的人。
我从更衣室和迎宾台的女服务生旁边经过，走向餐厅大门。外面温暖而惬意，圆月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穿射下来，空气中飘着一些我无法准确归类的味道，不过这味道有点让我想起地中海。远一点的地方，公园的尽头，能隐约辨认出开过的汽车的头灯和一条马路的路灯的灯光。再远一点的地方，穿过灌木丛，小酒馆的窗户闪着光，里面的平民正开心地享用着他们的猪排。
“是，”赛吉对着手机说，“哪里？”他已经不看大胡子和他的女儿了，而是看向外面，对他而言，他们已经消失了。我得承认，他演得相当令人信服。“我正在吃饭。”他说着，还看看手表，提了餐厅的名字。“十二点前我不行。”他说。
我大声地叫出嫂嫂的名字，其实只是形式上，这是一种借口，借此我可以为我在女洗手间门前出现一事加以辩护，若里面其中一间真的有人的话，但似乎事实并非如此。
我现在已经把望着那大胡子男人当成了我的义务，我是那个将病人送到门口的助理医生，因为医生现在得忙着看下一个病人。我打了个手势，不是道歉的手势，而是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女儿现在可以退下了，不会丢失脸面。
“芭比？”
“这就是人们该问自己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时刻。”我的哥哥叹道，在他把手机重新插回口袋，又回到只有我们俩单独在一块儿之后。“先生们，这种就是最糟糕的！这些个纠缠不清的家伙。哪怕至少是个可爱点的小姑娘……”他眨眨眼，“噢，对不起，保罗，我忘了你恰恰迷恋这种墙边之花。”
撇开小解池，里面的空间设计与男洗手间简直一模一样。不锈钢、大理石、轻音乐。唯一不同的只有摆在两个洗手盆之间的花瓶，里面插着水仙花。我又不禁想起这餐厅的主人，想起他的白色翻领毛衣。
他哧哧地笑着他的笑话，我也跟着一起哧哧地笑，边笑边望望门边，看看克莱尔和芭比是否会重新出现。比预计的要快，赛吉又严肃了起来，他肘部撑着桌子，手指搭在一起，问道：“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克莱尔……？”
就在此时，那些人端来了主菜。
我先尝试了一下女洗手间，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一道缝，为免吓人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