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反荷兰人的话语，他们所有人只是耸了耸肩。“这些顽劣的年轻人！”那个失业的女演员说。广告公司的一个文案员卖了“店”，打算在多尔多涅永久定居，他认为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从荷兰来这儿度假的人，那些人所有的食品都是从家里带的，不会为当地的零售业花一个子儿。
我的鼻子里又钻进了波尔斯因奶酪的气味，仿佛恰恰在这一刻，有人正用所有法式奶酪仿制品中最恶心的一种，涂抹了一片吐司，然后递给我。受灯光和这种恶臭的混合影响，我兄嫂的花园庆祝会使我觉得，它就好似一则腐败了的过时广告：一则二十年前的奶酪仿制品的广告，里面一克法国奶酪都没有，正如这儿——多尔多涅的中心的奶酪一样，在这儿，他们所有的人只是在扮法国人，真正的法国人恰恰通过他们的不在场而显目。
“我们不一样，”他说，“我们在他们的饭店吃饭，在他们的酒吧喝保乐力加，读他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像赛吉以及其他很多这样的人，可能他们的砖匠或白铁匠都要关门大吉了。”
我看着那些人，他们手中执着葡萄酒杯，映照在金黄色的光线之下，那是由赛吉安排在花园的战略性位置上的众多火把和舞会的灯光交织而成的光线。我的耳边传来了电视广告中那个老演员的声音，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没错，在法国的生活真的如同上帝一般。喝着干邑白兰地，吃着正宗的法国奶酪……”
“更不用说那些葡萄酒农了！”赛吉说着，举起杯子，“干杯！”
今晚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荷兰人，都或多或少有同样的故事要讲，甚至经常是用同样的言辞。他们一点都不羡慕嫉妒他们因贫困或其他各种责任而留在家乡的同胞们。“我们在法国这儿过着如同上帝一般的日子。”一个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减肥产品领域工作了很多年的女人如是说。我开始还以为，她可能是想让自己显得幽默风趣，但后来我明白了：她确实是认真的！
后面的远处，花园的阴暗角落里，灌木丛附近，那个骨瘦如柴的芭蕾舞编舞正和那对男同性恋作家中年轻一点的那个拥抱狂吻。我看到一只手消失在衬衫下方，立即撇过目光。
芭比摆了个自助餐，有沙拉、法国奶酪、小香肠和法式长棍，赛吉则献身于烧烤，他弄了个红白格子的围裙系在胸前，烤着汉堡包和吉卜赛串。“烧烤的艺术就在于火要恰到好处，”晚饭前的几个小时他对我说，“其他的都是芝麻绿豆。”我接到个任务：收集干树枝。赛吉喝得比往常都要多，烤肉架边立着一瓶外面套着篓子的葡萄酒，也许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夜晚的成功，比他肯承认的还要多。“在荷兰，他们现在这会儿就只会蹲坐在他们的土豆加酱汁前，”他说，“这简直不能去想。这儿的一切才叫生活啊，伙计们！”他用肉叉指向那些保护着花园不受贪食之人侵犯的树丛和灌木。
我在想，假如那些反荷的人不仅仅停留于话语会怎样？也许把这群好吃懒做、自由散漫的家伙吓走，并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只要一点真正的暴力威胁，荷兰人很容易就会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打破几片窗玻璃就够了，如果还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再烧掉一些二套房的玻璃。不用太多，因为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使这些房子的所有权重新回到本来就有权利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比如年轻的法国人或刚结婚的小夫妻，由于现在暴涨的房价，他们只能住在父母家里。这些荷兰人在这块地区把房价搞得乌烟瘴气，甚至连个古堡废墟都贵得吓人。这些废墟经过要价相对较低的泥瓦工的改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关着。仔细想想，还真令人惊异，到目前为止鲜有事故发生，而当地的居民最多只是涂鸦几下而已。
十七个荷兰人，还没算上我们三个，晚上就拿着酒杯、端着盘子站在花园里。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女演员（“没工作没男人。”第二天早晨克莱尔对我说）；还有一个骨瘦如柴的退了休的芭蕾舞动作设计者，这人只喝他自己带来的半升装的伟图水；另外还有一对不停地挑剔对方的男同性恋作家。
我扫了一眼草坪，此间有人放上了一张伊迪丝·琵雅芙的CD。芭比在庆祝会前就在身上裹了件宽松的黑色透明晚礼服，现在正尝试伴着不确定的、微醉的舞步，放声唱了起来：“不，我没什么可后悔。……”如果砸玻璃或放火都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的话，那就必须采取些更强硬的措施，我还在想。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荷兰软蛋从他的房子里引出来，即骗他说带他去认识一个价钱很便宜的葡萄农，实际上是把他引到一片玉米地痛打一顿——不光是一顿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
我们在那儿的最后一晚，赛吉和芭比请了一些朋友和相识在花园里共进晚餐，全是荷兰的朋友和相识，没有一个法国人，他们都在这附近拥有第二套房。“别担心，”赛吉说，“只是一个小圈子，都是很好的人，真的。”
或者随便在哪儿看到一个荷兰人在街上瞎逛，拎着个装满法式长棍和葡萄酒的篮子走在个拐弯处，或是从超市回家的路上，人们可以让所驾车辆如避开障碍物一般突然转向——几乎是出于疏忽。之后人们就会一直说“突然一下他就出现在了引擎盖上”——也许根本什么也不说，就让这荷兰人像只被轧死的兔子一样躺在街边，然后在家里销毁保险杠和挡泥板上可能留下的痕迹。只要使馆的人一到，所有的一切就搞定了：你们本就不该来这儿！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去你们自己的地方用长棍、奶酪和红酒扮法国好了，不要在这儿，在我们的领地上！
“明天，”我说，“哦不，我是说后天。”
“保罗……！保罗……！”草坪的中央，芭比向我伸出手臂，她飘动的长裙离一根舞会蜡烛近得危险。音箱里亮出一声“我的上帝”——跳舞，在这片草地上和我哥哥的女人跳舞，如同上帝在法国。我绝望地寻找着克莱尔的身影，终于，在一张摆放奶酪的桌子后面，我发现了她——就在这一刻，我们的眼神交汇到了一起。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当晚上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躺在床上，相互依偎靠近对方时，克莱尔问我——不能靠得太近，否则实在太热。她的手指被黑莓染得蓝蓝的，她的头发上也有更深的蓝色，甚至脸颊也有几条。
她正陷在与那个失业女演员的交谈中，悲伤地看着我。在我们家乡荷兰，宴会上的这种眼神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走了吗？”可我们还不能走，我们已经被诅咒了，要痛苦地待到结束，明天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克莱尔现在的眼神只是在说“救命啊”。
要是他有一刻正好不在运瓦或是锯木头，那么他就在忙着摘浆果啦、醋栗啦、黑莓啦，然后芭比用它们来做果酱：头上包一块农民的头巾，整天忙着把热腾腾、黏糊糊、闻起来甜甜的东西，大把大把地塞进上百个储藏罐里。对克莱尔来说，除了询问是否需要她帮忙以外没有别的可做，正如我觉得有义务帮赛吉弄屋瓦一样。“我能不能帮忙？”在他推了七趟车之后我问他。“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回答。
我打了一个手势，告诉我的嫂嫂，我刚好这会儿不能，但是过会儿一定会和她在这草地上跳舞，然后便走向奶酪桌。“微笑吧，我的上帝……！歌唱吧，我的上帝！”伊迪丝·琵雅芙唱道。当然，在多尔多涅这许多拥有第二套房产的荷兰人当中，总是会有不听教诲的类型，我思考着。这些人把头埋进沙子里，他们在这儿就是一帮不受欢迎的渗入者，这样的意见休想渗入他们的脑袋。他们拒绝看见各种信号，并在所有这一切——砸玻璃、放火、同胞被杖打和轧死事件发生之后，仍然坚持这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的所作所为。也许对这最后一帮荷兰的榆木脑袋，还需要用点更暴力的手段才能把他们从幻想中拉出来。
就连烟囱的木头他也自己锯，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是他竞选照片中的场景：赛吉·罗曼，这位人民的候选人与手推车、锯子、大木块为伍，一位与众人无异的普通人，只有一点不同——普通人无法在多尔多涅购置第二套房。这很可能是他为什么从不让新闻界的人来到这个被他称为他的“农庄”的地方的最主要原因。“这里是我的地方，”他说，“我和我的家人相处的地方。这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我不禁想到《稻草狗》和《激流四勇士》这两部每当我在农村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的电影，但在这儿，在多尔多涅，在我兄嫂创造了他们自称为“法国天堂”的山坡上，这种状况比以往都要更糟。《稻草狗》中，对那些设想着来这片苏格兰的乡村买栋漂亮的房子的新定居者，当地的居民从一开始的刁难发展到后来的血腥报复。《激流四勇士》讲述的是美国的深山野人偷袭一群来自都市的泛舟旅行者的故事。两部电影都没有避讳施暴和谋杀场景。
因此，他不辞辛苦地亲自给手推车装上屋瓦，推到公路边把货卸下来，又在公路和厨房之间来来回回奔波四十几趟。他一定没有想过，他这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是否也许会剥夺本应属于“咱们的泥瓦匠”的部分有偿工作时间。
在开口跟我说话之前，那女演员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您的太太刚刚跟我说，你们明天要离开我们。”她的嗓音甜得做作，就像无糖可乐里的甜味剂，或是给糖尿病患者吃的糖果的馅，这些东西按照包装上的说明是不会使人发胖的。我看向克莱尔，她迅速地望了望繁星点点的天空。“然后还要去西班牙。”
“如果你自己动手整修房屋，就会赢得这儿的人的尊重，”他说，“这一点是可以感觉到的。”
我又不禁想起《稻草狗》里面我最喜欢的场景。
我和克莱尔在那儿待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还参观了一个酒庄。在那里，我们和其他上百个外国人——最主要是荷兰人——一样要排队等候，直到一位向导领着我们，穿过十二间里面摆着老式的架子床和低矮的小蟾蜍沙发椅的、热得快要沸腾起来的房间。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坐在花园里，这个花园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克莱尔还试着读点东西，我则感觉实在已经热到连书都不能打开的地步了，因为书的白页会刺痛我的眼睛。但是要什么事都不做也很困难：赛吉总有些事忙，有些房屋整修的事，他是自己搞定而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不知这矫揉造作的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它的女主人被几个喝醉酒的法国泥瓦匠拖进一间仓库里……喝到烂醉如泥时他们会连女人和只剩外墙的废墟都无法分辨。当这些泥瓦匠开始着手早就该做的保养维修时，这女人是不是仍旧有备好的台词可用？当城墙逐层被铲平，她自然的声音是不是会重新显露出来？
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清楚，这些普通人可以从他这儿、从这个荷兰人身上和他的第二套房子上赚到大笔的钞票，这至少可以成为他们显示出最低程度的礼貌的原因之一。“如此友善，”赛吉说，“如此质朴。在荷兰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又或者他根本不想看见，在他说出了扩建厨房加顶所需的几片真正的乡村屋瓦的价钱之后，“咱们的泥瓦匠”让一大坨绿色的、混有鼻烟的泥糊拍在了他们的露台的地砖上。还有这位面包师的“夫人”，在赛吉介绍他的弟弟时，她其实很想继续服务她那些正排着长队的其他客人，就是这些客人，他们正互相眨着眼，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所有的眼神都在诉说着对这些个荷兰人的蔑视。平易近人的餐厅老板在我们的桌边蹲了下来，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嘀咕道，他今天从一个农民手上弄到了些新鲜的葡萄蜗牛，这种蜗牛，那个农民一般不会轻易出手，但是现在却专诚以“特价”供给赛吉和“他可爱的家人”，不过即非如此，也能吃到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其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能影响我的哥哥了，哪怕隔壁桌的法国客人拿到送上来的菜单，上面就有每日特惠，一个简单的每日套餐，包含三道菜，总价只有一份蜗牛的一半。至于在该餐厅尝酒之事，我已不愿再多说了。
此时，花园的边缘出现了一阵骚乱，不是在阴暗的、有灌木的、芭蕾舞动作设计者正要脱年轻一点的男同性恋作家衣服的那侧，而是在靠近房子的一侧，在通向乡间马路的石子小路附近。
我们被介绍给“咱们的泥瓦匠”，是他把外面的厨房和主屋连成一体的；面包师的“夫人”，她丈夫是一家“很普通的、只有附近的人才去的餐馆”的老板，餐馆坐落在多尔多涅河的一条分支的河畔。“我的弟弟。”赛吉向某人介绍我。身处法国人当中，他似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毕竟都是些最普通的人，在荷兰，普通人是他的最爱，有什么理由不算上这儿的呢？
大约有五个男人——法国人，我立刻就看到了，即便很难解释我如何能这么快就看出来：很可能是因为服装，他们的服装虽显得有些乡土气，却不像荷兰人的衣服那样装腔作势、随随便便兼邋邋遢遢。其中一个男人肩上挂着杆猎枪。
房子坐落在一个山丘上，掩映在树丛中，穿过树枝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谷，多尔多涅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湾处闪闪发光。我们在那儿的几天，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甚至在屋子背面靠墙的背阴处也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在荷兰从来没见过的巨大的甲虫和绿蝇，在树叶间嗡嗡嗡地大声来回骚动，或是以同样的吵闹声啪啪地撞击着玻璃，弄得玻璃都在窗框里晃动起来。
也许孩子们确实像我们的米歇尔第二天仍坚持声称的那样说过点什么，或是其间获得过可以离开宴会“进村”的准许。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小时里，我也没有真的想过他们。赛吉的女儿瓦莱丽整晚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厨房的电视机前；不知什么时候她和我们大家道了声晚安，连她的叔叔保罗也得到了两个脸颊之吻。
一年前我们在去西班牙的途中顺道去了那里，三个人，第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待了三天，离开的时候克莱尔说的。我的兄嫂已经苦苦哀求了那么久，让我们实在不得不去一次，如果还要再推下去就几乎可以称得上无礼了。
现在米歇尔正被两个法国人夹在中间，他的头垂着——夏天时，他让他长到了肩膀的黑发向下顺滑地挂着，其中一个男人紧抓着他的上臂。赛吉的儿子里克也被紧抓着，也许根本没那么紧，有一个法国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好像他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举动似的。
“嗳，要看情况，”赛吉说，“还没有完全确定。”
其实最主要的是博，那个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被领养的儿子，那个通过给他的学校捐赠白铁皮屋顶的建筑、给他带来新的父母的“发展援助项目”，在荷兰稍事停留后降落到多尔多涅的一群荷兰人中的领养儿，才必须被制服，免得造成更多危害。他不停地乱跺乱挥，另两个法国人把他的手臂扳到了背后才最终将他制伏在地，把他的脸埋进我哥哥的花园的草地里。
赛吉和芭比在多尔多涅有一处房产，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去那里。他们属于那种荷兰人，认为只要是法国的，就是一等一的：从法式羊角包到涂有金银毕奶酪的法式长棍，从法国轿车（他们自己开的就是辆高级标致）到法语歌曲，再到法国电影——全然不顾居住在那儿的法国人对荷兰人的仇视。多尔多涅的房子，每两栋就有一栋上面涂着反荷兰人的标语，但据我哥哥所言，那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的行为，商店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很友好。
“先生们……！先生们！”我听见赛吉边急忙大步走向这群人边用法语在喊。但很明显，他已经喝了不少本地区产的葡萄酒，因为正常的走路对他而言都有些吃力。“先生们！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