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闪电般穿过我脑子的事情是：克莱尔已经知道我们会有一个男孩，可是她从未告诉过我。更气人的是：直到生产前一天，我们还在想女孩的名字。男孩的名字，早在几年前，在克莱尔还没有怀孕时，我们就已经确定了，就叫“米歇尔”。不过女孩的话，我们还在“劳拉”和“尤利娅”之间徘徊。
后面写着“男孩”的方框被打上了钩。
在那张纸上，还有很多手填的数据。我也多次看到了“好”字。
“羊水测试。”我从信封里抽出来的纸上用大写的字母印着这几个字。下方不远处是两个小方框，一个后面写着“男孩”，另一个写着“女孩”。
纸的下方有一个大小约为五乘三厘米的方框，标题为“异常”。这一栏被填得满满的，与前面填写数字和在“男孩”一栏处打钩的笔迹出自同一个人，不过却看不懂。
是克莱尔动手术的那家医院，也是米歇尔出生的那家医院。
我开始阅读，但马上又停了下来。
当我发现自己在找什么的时候，我又想停止了。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是克莱尔再也不戴了的太阳镜、扎头发的皮筋和耳环。但在第二个抽屉里却躺着一些文件：一个网球俱乐部的会籍资料，一份自行车保险的保单，一张过了期的停车证，还有一个带透明方窗的信封，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左下角是一家医院的名字。
这回不是感觉自己没有权利。
我又不禁想到克莱尔住院的那段时间。有一次，医生要给她做一个身体内部的检查，我也去了。我坐在她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紧紧抓着她的手。在他们不知从哪儿给我妻子插入一根东西的时候——一根皮管，一根探针，还是一个镜头——医生要我也一起看监视器，而我只是很快地看了一眼，就急忙把视线瞥向旁边。这跟我忍受不了那些画面或是害怕自己会昏过去没什么关系，不，不是这个原因，是别的。我是在想，我没有看的权利。
不，是别的。我真的非知道不可吗？我在想，我真想知道吗？这会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吗？
我想到我们用餐的那天晚上最后发生的事。在米歇尔回到家之前，我一个人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客厅里有一个复古的带抽屉的柜子，是克莱尔用来存放她的东西的。在我拉动第一个抽屉时，我就已经感到我是在做一件自己事后会后悔的事。
在那一栏手写的段落下方，还有两个小一点的方框。后面分别写着“决定人：医生/医院”和“决定人：父母”。
克莱尔和我。克莱尔、米歇尔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分享，分享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事。虽然我们不是所有的事都三个人一同分享，不过也许这也没必要。人们不需要相互知道对方的所有事，秘密不会成为幸福的绊脚石。
“决定人：父母”一栏被打上了钩。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不时地看看对方。作为丈夫和妻子，作为一个幸福家庭的两个组成部分。当然发生了一些事，在前一段时间我越来越经常地想到海难。一个幸福的家庭是能够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我不是要说，这个家庭在经历过海难之后会变得更幸福，但无论如何幸福也不会减少。
决定人：父母。那儿写的不是“决定人：父/母”或者“决定人：母”。那儿写的是“决定人：父母”。
“是呀。”我回答道，跟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我把那张纸塞回信封里，再把信封重新放回过了期的停车证下方时，我在想，这将是两个我从现在开始会挥之不去的词。
“啊，我好像突然听到自己在说话，”她说，并且还一直在笑，“关于兄弟和姐妹的事，那不正是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决定人：父母。”在合上抽屉时我大声说。
“怎么？你笑什么？”我问。
在米歇尔出生后，所有人，包括克莱尔的父母和一些直系亲属，都说他和我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个翻版！”米歇尔在客厅里刚被从摇篮里抱起来时，就有一个来访的人叫起来。
克莱尔听了，笑了起来。
连克莱尔也忍俊不禁，她不可否认，米歇尔跟我实在是太像了。直到他长大了一点，人们才能够好心却十分费劲地从他脸上找到一点他妈妈的影子，主要是眼睛，还有鼻子和上唇之间的部分。
“我经常问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博还会不会勒索他的弟弟和他的堂兄弟。”克莱尔说。“当然不会啦，人们都知道的，真正的兄弟姐妹是会吵架，有时甚至会希望永远也不要再见到对方，但是……当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当关系到生死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互相帮助的。”
一个翻版。在我把抽屉重新合上之后，我听取了答录机里的留言。
“你怎么看？”在她看完后我问她。我们坐在厨房的小餐桌旁，两人之间摆着剩下的早餐。阳光洒进花园，照在餐具柜上。米歇尔在踢足球。
“哈啰，我亲爱的！”我听到我妻子的声音在说，“你怎么样？不觉得无聊吗？”在接下来的沉默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来自餐厅的各种声音：混合的人声，一个盘子叠在另一个盘子上面的声音，等等。“不，我们只是再去喝杯咖啡，过不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到家了。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收拾收拾。你吃的什么呀……”
我知道它的答案，但我还是先把它递给了克莱尔看。
又是一阵沉默。“是的……”沉默。“不……”沉默。“是。”
文章的结尾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亲生父母是不是不会那么快就对不受自己控制的孩子不再抱希望。
我了解我们家的答录机的操作。按下3，就会将信息删除。我的拇指已经在3的位置了。
我又不禁想到动物收养所。当人们把那里的一只狗或一只猫领回家时，他们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曾经经历过些什么，它们有没有被打？或者有没有整天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受苦？但这都没关系。假如这只狗或猫不服帖的话，人们就会把它再送回去。
“待会儿见，亲爱的，亲一下。”
我想到在法国的那几天，想到在我哥哥的花园里举办的聚会。当博因为偷鸡被那些法国农民抓住之后，赛吉说，他的孩子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他的孩子，他说，没有做出任何分别。
我按了下去。
另一张报纸为这个意外贡献出了一整版，其中第一次公开讨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找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父母们会不会花更大的投入呢？另外还举出了养父母决定对走上邪路的子女不管不问的例子。这些问题，人们经常会将其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比如人们无法在异国的文化中扎根，就被称作最重要的因素。跟着是基因方面的因素，即所谓的从生身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天生缺陷”。假如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被领养的孩子，那么他们在被领进新家之前可能经历过的事，也会被归为因素之一。
过了半个小时，米歇尔回到了家。他吻了一下我的脸颊，问，妈妈在哪儿。我说，她会晚点回来，我待会儿会跟他解释。我注意到，米歇尔的左手指骨处破了皮。他跟我一样是左撇子。他的手背上是凝固了的血。现在我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左眼眉骨处，我也看到了血迹，夹克上粘着表面已经变干了的污泥，白色的运动鞋上还有更多的污泥。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为了把博找出来，他们都已经快把天地翻转过来了，不过也有人质疑。第一个猜测博也许是受够了他的养父母、回到他的出生地去了的是一份周刊。“这种情况在他们处在‘叛逆的年纪’时是会出现的，”那份周刊这样写道，“这时，收养的孩子就会踏上寻找亲生父母之路。或者至少他们会产生对自己家乡的好奇心。”
我问他事情怎样了。
“妈妈，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
他告诉了我。他告诉我，视频网站上的《黑衣人Ⅲ》已经拿下来了。
最近的一次节目中播放了一条新闻，博在失踪前给他妈妈的手机语音信箱留过言。芭比的手机是找不回来了，不过这个信息也被封锁了，即使它现在的意义已经不同于那个共进晚餐的夜晚。
我们还一直站在门厅里。在讲述的过程中，米歇尔停顿了一下，看着我。
不过赛吉和芭比还有其他的事够他们烦的，比如贴寻人启事找他们的养子博。他们把这事搞得很大，在各大报纸杂志登照片，在城市乡村贴海报，在电视里播放寻人启事。
“爸爸！”他说。
“我想，他现在已经明白了，”酒馆的意外发生几周后，克莱尔这样说，“是他自己说的：他希望我们作为一家人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我想，他已经明白，有些家丑就是不可外扬的。”
“嗯？怎么了？”
赛吉当然没有起诉，没有控告他的弟妹，他弟弟的妻子，因为这不是个好兆头。
“现在你又那样了。”
当然无疑是胡子，给了他致命一击的胡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先被留出来，然后又在已经太晚了的时候被刮掉了的胡子。赛吉·罗曼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这就是选民们得出的结论，而他们会把选票投给他们熟悉的人——如同地毯上的污渍。
“什么？”
在选举预测中，赛吉·罗曼之星戏剧性地陨落。几个月前看起来还像是已经赢了的比赛，现在却变成了自由落体。选举前的一个月，他又把胡子刮掉了，这真是绝望的最后一幕。选民们看到了带伤疤的脸，也看到了那些光秃秃的地方。一张带伤疤的脸可能给一个人造成的损失，是令人极为诧异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人们看到这些光秃秃的地方，就会不自觉地问自己，这些地方之前曾经是什么呢？
“站在那儿笑。我第一次跟你讲取款机的事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你还记得吗？在我的房间里，在我讲到台灯的时候，你开始笑，讲到油桶的时候你还在笑。”
赛吉输了选举。一开始选民中还不乏一些人，对这位面孔整得叫人恶心的候选人还怀有一定的同情。一只葡萄酒杯——一只快碎到杯柄的葡萄酒杯，我真得说——造成的伤口是很罕见的。特别是这些伤口很少能愈合，而且会产生很多息肉和光秃秃的地方，在这些位置，原来的脸是再也回不去的了。头两个月内，他接受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术后，他留了一阵胡子。现在，当我再去回想，我觉得那胡子就是转折的开始。他披着风衣，站在广场上、在工地上、在工厂门前，发放传单——留着他的胡子。
他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望着我儿子的眼睛。
那晚，当我后来在小碟子里放上了剩下的四百五十欧元时，餐厅主管开始还以为我理解错了。他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谁知道呢，也许他是想说百分之百的小费实在太高了，然而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这是给您的……只要您向我保证，永远不把看到我和我的儿子在花园里的事情说出去。永远。不光是现在，不光是一周以内，也不光是一年之内。是永远！”
“而现在你又站在那儿笑，”他说，“要不要我继续讲下去？你肯定想知道一切吧？”
在我们要去餐厅用餐的那天早上，我取了五百欧元出来，打算付了全单的，包括小费。我打算在我的哥哥瞅准机会递出他的信用卡之前，很快地在那个小碟子里放上十张五十欧元面值的钱的。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从来不笑。有一次，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在一家类似的餐厅里用餐时说：“这些人得靠这个生活呀！”
然后米歇尔向前一步，伸出双手绕着我，把我拉近他身边。
六十欧元的小费啊——我实在忍不住，哧哧地笑。如果不注意的话，我又会大笑起来。这是有点神经质的笑，如同在葬礼上或是教堂里，在这些本该保持安静的地方。
“亲爱的爸爸！”他说。
在一个人们一看到账单就会哈哈大笑起来的餐厅，该给多少小费呢？我记得，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不一定只是和赛吉、芭比讨论，还有其他跟我们一起在荷兰的餐厅里用餐的朋友。我们来设想一下，一顿四人餐要四百欧元——请注意，我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这顿是四百欧元，小费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比例来算，那么按照逻辑就得留下最少四十欧元、最高六十欧元的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