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看去都还是这些，”他说，“没人乱动过箱子，哈里。从审判结束后你贴上封签的那天开始，里面的东西就一直在那儿。”
视频还没结束，塔普斯科特就把手机抽了回去，关掉回放，然后把手机收了起来。
作为一个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让博斯很不舒服。他把这份不爽搁置一旁，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坚信自己将一名残虐成性的杀人犯送进监狱是正确的，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考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塔普斯科特又继续播放视频。屏幕上，索托用拴在检查桌上的美工刀划开标签，打开了箱子。在将包括被害人衣物和装有她指甲屑的信封等物品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她边拿边一件件地报出物品的名字，以便有准确的记录。在她报出的物品中有一个海马吊坠，这是指控博德斯的关键证据。
最后，他问道：“他们从哪儿找到的？”
“好了。”博斯说。
“找到什么？”肯尼迪问。
塔普斯科特把手机拿回去，调整视频，然后将画面暂停在了博斯签字的封签上，给它来了个特写。他将屏幕伸向博斯，博斯探身仔细看了看。签名有些褪色，不好认，但看起来没有问题。
“DNA。”博斯说。
“倒回去，”博斯说，“让我再看看签名。”
“在被害人睡衣的底边找到了很少一点。”肯尼迪说。
在塔普斯科特摆弄箱子的过程中，博斯认出了自己的习惯性行为。他会在箱子各条缝上，包括箱底，都贴上证物封签。在警局改用红色证物胶带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
“一九八七年那会儿很容易会被忽略掉，”索托说，“当时他们很可能只是用不可见光照了一下。”
塔普斯科特将镜头拉近到箱子顶部接缝处的封签上，博斯在箱子顶部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到自己的签名和“1988年9月9日”这一日期。他知道审判结束后箱子封签上写的是这个日期。博斯交还物证，将箱子封起来，然后保存在档案馆中，以应对上诉导致判决被推翻、他们需要再次接受审判的情况。博德斯一直没有上诉，箱子大概也就一直待在档案馆里，没有在后来断断续续的陈旧证物清理中被清理掉，因为博斯清楚地在箱子上标了“187”这一数字。这个数字是加利福尼亚的谋杀案刑事代码，在证物储存室里的意思是“别扔”。
博斯点了点头。
视频上，索托向镜头展示证物箱，并将其翻转过来，博斯可以看到各面和接缝处都是完好的，接缝处都封有八十年代使用的标签。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警局使用的都是红色证物胶带，一旦篡改，胶带便会破裂脱落。而在一九八八年，密封证物箱使用的是印有“洛杉矶警察局已分析证据”字样并附带签字和日期填写处的白色长条标签。索托不耐烦地摆弄着箱子，博斯看得出她认为他们是在这个箱子上浪费时间。至少在那时，她仍旧是站在博斯这边的。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问。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跟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打交道，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规程。”塔普斯科特说，“我们其中一个人开箱子，另一个人拍摄整个过程。他们那儿有自己的摄像头也没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到，封签没有破损，没有篡改。”
索托看向肯尼迪，这个问题得他回答。
派珀科技是市区的一处大型综合建筑，除了存放洛杉矶警察局的前科记录和证物档案，还是指纹组和飞行中队的所在地——飞行中队使用足球场大小的建筑楼顶作为直升机机场。博斯知道档案组有很严格的廉政规程，宣誓过的警官从任何案件中提取证据时都需要提供部门身份证件和指纹。证物箱被置于开放的检查区域，有二十四小时视频监控。但这是塔普斯科特自己的视频，是用他自己的手机拍摄的。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下周三将在107法庭就人身保护动议举行听证会，”检察官说，“我们会和博德斯的律师一起请求霍顿法官推翻判决，免除博德斯的死刑。”
“这是在派珀科技。”他说。
“我的天哪。”博斯说。
她冲塔普斯科特点了下头，后者掏出手机，打开一段视频。他把屏幕转向博斯。
“他的律师还通知了市政府，说他将会提出索赔，”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已经与市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希望协商出赔偿方案。金额很可能会达到七位数。”
“没人动过。事实上，最后一个动的人是你。原来的封签完好无损，你的签名和日期都在上面。给他看看视频。”
博斯低头盯着桌子，他无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对视。
“审判后谁动过证物箱？”
“我还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说，“如果没有达成赔偿方案，他再向联邦法院提出索赔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责任了。”
“他怎么做的，哈里？我们已经在查这背后的情况了。”
博斯点了点头。他心中早已了然。如果洛杉矶选择不保护他的话，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权利索赔，博斯就得自己承担赔偿。鉴于两年前起诉洛杉矶，要求恢复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难在市检察官办公室找到一个愿意保护自己免于博德斯索赔的人。接着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巨额赔偿款，他会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份在他离世后才能由他女儿继承的保单。
“你真相信？”他说，“我反正是不信。这是博德斯，是他在幕后设计的这一切——不管怎么着。肯定是这么回事。”
“非常抱歉，”索托说，“如果有其他……”
博斯看着她，把胳膊抽了回来。
她还没说完，他就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她的眼睛。
“哈里，这不是你的错，”她说，“这是实验室的错。报告都在那儿。你是对的——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当时他们漏掉了。”
“九天。”他说。
塔普斯科特说话时脸上洋溢着一种“我早就知道你要说这个”的自鸣得意，博斯忍不住想要反手抽他一巴掌。索托知道她老搭档的爆点，赶紧伸手按住博斯的胳膊。
“什么意思？”她问。
“从周日开始，我们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核查，”塔普斯科特说，“两所监狱相距三百英里[1]，他们互不认识，也没有交流过。不存在交集。”
“听证会在九天后，在此之前，我必须搞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
“别当我们是饭桶，哈里，”索托紧接着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朝那个方向调查。奥尔默从没在圣昆廷待过，他两年前死在了科克伦，也从来就不认识博德斯。”
“哈里，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五周了。什么都没有。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奥尔默。我们只知道博德斯案发生时，奥尔默还是自由身，并且他当时就在洛杉矶，我们找到了工作记录，但DNA就是DNA。在她的睡衣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DNA，而这个男人后来被证明犯了多起绑架强奸案。所有案件都是非法入室，和斯凯勒的案子非常相似，只是没有出现死亡。我是说，看看这些事实。世界上没有地方检察官会认为这个案子不是奥尔默做的。”
“没有，他不在那儿，”塔普斯科特说，“他已经死了。”
肯尼迪清了清嗓子。
“奥尔默也被关押在圣昆廷，是吗？”他说，“这整件事——”
“我们今天过来是出于对你以及你过去所办案件的尊重，警探。我们不想因此引发敌意，那样对你没有好处。”
博斯从没听说过奥尔默。他开始思考起来，寻找其中的阴谋和勾当，但并没有考虑自己在给博德斯戴上手铐时是不是做错了。
“你认为我过去查清的其他案子就不会受这件事的影响？”博斯说，“你给这家伙开了头，就是给其他所有我送进监狱的人都开了头。如果把责任归咎于实验室，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一个名叫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强奸犯。”索托说。
博斯向后靠着，眼睛盯着他曾经的搭档。他一度是她的良师益友。她必须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好吧，我认输，”他说，“那是谁的？”
“事实就是事实，”肯尼迪说，“我们有责任。‘宁可错放一百，不可误关一人。’”
博斯摇了摇头。
“别拿你那本·富兰克林似的狗屁论调来烦我，”博斯说，“我们找到证据，证明博德斯与三个女人的失踪都有关，而你们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放弃了其中两个，就因为有个目中无人的检察官说证据还不够。这他娘的没道理。我要用这九天时间自己调查，我需要能够使用你们手里的一切，还需要能够查看你们已经做的一切。”
“他们找到了精液，”肯尼迪说，“量非常少，但这次他们确实找到了。这次的结果显然使整个案件都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们还发现，精液并不是博德斯的。”
他说的时候看着索托，结果却是肯尼迪做出了回应。
“三十年前他们也做了检测，”博斯说，“只是当时，他们找的是ABO血型，而不是DNA，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你们是要跟我说——”
“不可能，警探，”肯尼迪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到这儿来是出于礼貌，但是你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
“我们去找那个东西了，找出了证物箱，”她说，“你知道程序的。我们把从被害人身上搜集的衣物送到了实验室，他们对衣服做了血清检测。”
博斯还没来得及反驳，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接着门就被打开了。贝拉·卢尔德站在门口，挥手招呼他出去。
肯尼迪冲索托点了点头。
“哈里，”她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谈一下。”
“我们不需要DNA，”博斯说，“我们在博德斯的公寓里发现了被害人的东西。”
她语气急迫，博斯无法置之不理。他回头看了看坐在桌边的几个人，准备起身。
“DNA，”肯尼迪说，“一九八八年，案子里还没有这一块。案件起诉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并没有允许在刑事案件中使用DNA。一年后，文图拉的一家法院才引入并接受了DNA。洛杉矶县则是又过了一年才引入。”
“稍等，”他说，“我们的事还没说完。”
“你指的是什么证据？”他问道。
他站起来朝门外走去。卢尔德一直用手指示意他出来，他一出来她就将门关上了。他注意到侦查处早已空无一人——工位上一个人都没有，警监办公室的门开着，但他并没有坐在椅子上。
这对博斯来说就像当头一棒，他知道肯尼迪说的是案件中的物证。意思是说犯罪现场或其他地方有证据，足以洗脱博德斯的罪行。背后的意思是他不称职，说得更严重点就是渎职，也就是说，他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隐瞒了这一证据。
卢尔德明显很焦虑，她双手将自己的黑色短发理到耳朵后面。这是她焦虑不安时的习惯动作，博斯注意到，自从重新回来工作后，这位身材娇小结实的警探便一直如此。
“博德斯并没有提交新证据，”肯尼迪说，“证据早就在那儿了。”
“出了什么事？”
“哈里。”索托说，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商业区一家药店发生了抢劫案，两人中弹。”
“是啊，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博斯说，“我还记得唐娜·蒂蒙斯和薇姬·诺沃特尼，你们办公室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给这两名被害人立案。她们也是你们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吗？”
“两个什么人？警察？”
肯尼迪并没有回应，但博斯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很惊讶博斯竟然还记得被害人的名字。
“不是，是那里的人，在柜台后面。局长希望全员出动。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开车过去吗？”
“我不知道博德斯或者他的律师向你提交了什么证据，但那肯定是在瞎扯，”博斯说，“他谋杀了丹妮尔·斯凯勒，其他的都是假的。”
博斯回头看了眼作战室关着的门，想了想在里面说的话。他要怎么做？怎么处理？
“那是当然。”肯尼迪说。
“哈里，快点，我得出发了。你去还是不去？”
博斯说这话时朝索托看了过去，她转头看向别处。
博斯看着她。
“当然，届时所有人都会宣誓保密。”
“好，走吧。”
“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职责是处理所有提交过来的合法申请。重检过程只是第一步，在我们单位完成，然后案件才会被移交到洛杉矶警察局或者其他执法部门。当案件的可疑程度达到一定门槛时，我们会执行第二步，要求执法部门对尽职调查情况展开调查。”
他们快步通过出口，直接来到旁边那个警探和指挥人员停车的停车场。他从衬衫口袋里抽出手机，关掉了录音程序。
“是吗？”博斯说，“那就给我讲讲为什么。”
“他们怎么办？”卢尔德问。
“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肯尼迪说。
“管他们呢，”博斯说，“他们会反应过来的。”
博斯感觉作战室的墙壁都朝他挤了过来。他打心底不愿意去想博德斯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去想过。尽管他并不指望暴虐成性的性侵谋杀犯真会被处以极刑，但死囚牢房本身仍旧是地狱般的存在，远比其他任何刑罚更加严酷。这种隔离是博德斯应得的惩罚。他被关进圣昆廷时年仅二十六岁。对博斯来说，这意味着五十多年的单独监禁。除非他够幸运，时间上才可能会短些。在加利福尼亚，死于自杀的死囚人数远超过被执行死刑的人数。
[1]1英里约合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