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竞选了？”
塞缪尔斯咽了一大口啤酒，然后把易拉罐放在野餐桌上。“我不参加竞选连任了。”
“不了。让那个混蛋懒骨头里士满来做这份工作吧，看看当他拒绝起诉堆在他办公桌上的百分之八十的案子时，人们会有多喜欢他。我已经告诉你妻子了，不过她完全没有对我表示同情。”
“现在我知道了。”
“如果你认为我一直在跟她讲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比尔，那你想错了。我没有说过一句你的坏话，我为什么要说呢？要在那个该死的棒球赛上逮捕他是我的主意，等到星期五跟内部审查的人谈话时，我会把这事说清楚。”
“是的，我们不知道。”塞缪尔斯说，“至少那些松散的线里终于有一根被我们拉紧了。我想你会想知道的。”
“我并没有指望你那样做。”
尽管如此，却有什么东西一直困扰着拉夫，是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他问：“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那辆车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对吧？”
“但就像我可能已经提到过的，你之前没有真正想找我谈过，没有劝我不要那样做。”
“没有。他在路上跑了好几个月，一路跑到埃尔帕索，后来在一家沃尔玛的停车场被警察逮住了，当时他正在一辆偷来的别克车里睡觉。那小子总共偷了四辆车，那辆面包车是第一辆，他把车一直开到俄亥俄州，然后把车丢了，换了另一辆。他弃车的时候把点火开关的钥匙留在了车里，就像咱们猜的那样。”塞缪尔斯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自豪，不过拉夫认为他确实有这个权利，至少他们的推测中有一条被证实是正确的，这很好。
“当时我们认为他有罪，我到现在仍然相信他有罪，不管有没有临终声明。我们之前没有查过他的不在场证明，因为他认识这该死的小城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担心会打草惊蛇——”
“十二岁？你在开玩笑吧？”
“当时我们也不明白这一点，伙计，我们是不是错怪了——”
“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偷的。”
“是啊，好吧，我他妈的接受你这个该死的观点。当时我们还认为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尤其是对年少的男孩，而上星期六晚上他身边就围着一大群男孩。”
“想听。”
“咱们到达法院的时候，本应该带他从后门进去的，”拉夫说，“我本应该坚持的。”
“如果你是问它是否能让眼下这一团糟的局面变得明朗一些，答案是否定的。但这件事很令人着迷，你想不想听？”
塞缪尔斯使劲地摇摇头，摇得他头顶那绺头发都松了，翘了起来。“不要把责任都揽到你自己身上。把犯人从县监狱转移到法院属于县局警长的职权范围，不是市警察局的。”
拉夫问：“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拉夫话虽这么说，但是塞缪尔斯最终从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发现了一丝兴趣。
“杜林会听我的话，”拉夫把空易拉罐放回冷藏箱，直视着塞缪尔斯，“他也会听你的，我想你清楚这一点。”
“我不需要做任何说服，我只是来告诉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最初盗窃那辆白色伊克莱面包车的人。”
“覆水难收，或者说木已成舟，随便那句见鬼谚语是怎么说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想，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件案子可能会一直结不了案，但是——”
“你是来说服我的还是来说服你自己的？”
“技术术语叫OBI，就是未结案冻结状态。甚至即使玛茜·梅特兰对市警察局提起民事诉讼，控诉由于相关部门玩忽职守导致她的丈夫被杀，这件案子的结果也不会发生改变。当然，她一定会赢得这场诉讼。”
塞缪尔斯怒气冲冲地走到拉夫身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精液样本中含有的他妈的是他的DNA，而DNA永远胜过一切。是特里杀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谋划安排其余事情的，但就是他干的。”
“她说她要那样做了吗？”
“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特里临终时说的话。”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去和她讲话。霍伊或许会告诉你她的想法。”
塞缪尔斯站起来，开始踱步。“当时他的妻子就跪在他身边号啕大哭，他还能说什么？难道他会说，‘哦，是的，没错，我鸡奸了那个孩子，之后我咬了他——不一定是这个顺序——然后我往他身上射了精’？”
“也许我会找他谈谈，尽量息事宁人吧。”
“特里说他没有杀人，那是他的临终声明。”
“今天晚上您可真是妙语连珠啊，检察官先生。”
“拉夫，你现在得听我说。梅特兰杀了弗兰克·彼得森，彼得森的哥哥又杀了梅特兰。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边远地区的正义。怎么不是呢？这个州不久之前还是边远地区呢。”
塞缪尔斯举起他的啤酒罐，然后做了个怪脸把它放回冷藏箱。他看到珍妮·安德森正站在厨房的窗边向外看着他俩，她就静静地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我母亲以前总是听天由命，她相信命运。”
“不，比尔，”拉夫从椅子上转过身，“他有一份工作。哈，那是一只五子雀，该死的。”
“我也是，”拉夫闷闷不乐地说，“但是自从特里出事之后，我就不那么确定了。彼得森家的那个孩子就那样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突然就冒出来了。”
“那不一样，他有得选择。”
塞缪尔斯微微一笑。“我说的并不是宿命论，我说的只是小时候我母亲常给我读的一本茶余饭后的小杂志，里面尽写些鬼魂、麦田怪圈、UFO之类的故事，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中有一篇故事尤其让我着迷，叫《沙漠中的足迹》，故事讲的是一对新婚夫妇去莫哈维沙漠度蜜月，去露营，你知道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片棉白杨树林里搭起小帐篷，第二天早晨，当年轻的新娘醒来时，发现她的丈夫不见了，于是她就走出树林，来到沙漠，她在那里看见了丈夫的脚印。新娘呼喊他的名字，但是却没有任何回应。”
“同时那个摄像师也在履行他的职责。”
拉夫发出一声恐怖电影中的声音：呜——呜——
“那永远不可能。当时彼得森手里有枪，而你只是在履行职责。”
“新娘顺着脚印走过了第一个沙丘，然后又翻过第二个沙丘，脚印越来越新。她跟着那些脚印翻过第三个沙丘……”
“是啊，去他妈的一堆好的方面。我打电话向他的妻子道歉，结果她说，‘我们要起诉弗林特市警察局，要求赔偿一千万美金。一旦我们胜诉，就会从你身上开刀。’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接着是第四个，第五个！”拉夫用敬畏的口气说，“直到今天，她还在继续走！比尔，我不想打断你讲的露营篝火的故事，但我想吃一块馅饼了，然后洗个澡，上床睡觉。”
“拉夫，你当时开枪的时候有人撞你，而且听着，如果当时没有摄像机挡着他的脸，那个家伙现在很可能已经死掉了。要想想这是眼下这糟糕局面的好的方面。”
“不，听我说。她就走到第三个沙丘，她丈夫的脚印一直延伸到那个沙丘的另一边，然后就停住了，就那样停住了，周围除了茫茫无际的沙子之外什么都没有。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
“他很可能会失去那只眼睛，”拉夫说，“奥基城麦吉医院的医生们正在试图挽救，但是，他很可能会失去那只眼睛。你认为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摄像师还能工作吗？很有可能，还是也许，还是完全没可能？”
“你相信这个故事吗？”
塞缪尔斯知道这件事，但他没作声，只是抿着啤酒，尽管他不喜欢喝闪耀。
“不，我确定它是胡扯。但相信不是关键，关键是隐喻。”塞缪尔斯试图把脑后那绺翘起的头发抚平，可它偏不听话。“我们之前追踪特里的足迹，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或者如果你更喜欢用‘职责’这个词的话，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直追踪他的脚印，直到星期一上午那些脚印突然消失了。这其中有什么神秘吗？有。是不是总会存在没有答案的问题？除非有一些新的、惊人的信息掉到我们的面前，而且这会发生的，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想知道吉米·霍法[11]到底出了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想弄清楚玛丽·赛勒斯特号[12]船员的下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争论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总统时是否是单独行动的。有的时候脚印就是突然消失了，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不是那样的，连打中摄像师的那一枪都不是。你知道他吧？子弹击中他的摄像机时——就是我开第一枪时——碎片崩得到处都是，其中一片崩进了他的眼睛里。”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拉夫说，“在你讲的有关脚印的故事里，那个女人相信她的丈夫还活着，她可以继续相信下去，直到从一位年轻的新娘变成一个老太婆。但是，当玛茜走到她丈夫脚印的尽头时，特里就在那里，死在人行道上。她在今天的报纸上登了讣告，上面说她明天要给他下葬。我想只有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会出席葬礼，还有五十多家媒体的狗仔趴在篱笆外面，扯着嗓子问问题，不停地拍照。”
“如果你担心的是心理评估，放心，你一定会顺利通过的。你当时是迫不得已。”
塞缪尔斯叹了口气。“够了，我要回家了。顺便告诉你，那个偷车的孩子叫默林·卡西迪，我看得出你也不想再听别的了。”
拉夫耸耸肩。
“不，等等，再坐一会儿。”拉夫说，“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现在我也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但不是出自什么灵异现象杂志，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每一个字都属实。”
“珍妮说你在考虑退休。”
塞缪尔斯坐回到长凳上。
“你该去检查检查眼睛了。”拉夫把手伸进冷藏箱，递给塞缪尔斯一罐闪耀牌啤酒。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拉夫说，“在我十岁或十一岁——大概就像弗兰克·彼得森那么大——哈密瓜应季的时候，我母亲有时会从农贸市场买一些瓜回来。那个时候我喜欢吃哈密瓜，因为它们的味道香甜而浓郁，那是西瓜所不能媲美的。有一天，我母亲用网兜带了三四个哈密瓜回家，我问她能不能给我吃一块。她说‘当然可以，记得把瓜瓤刮出来倒到水槽里就行’。其实她没必要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切开一个哈密瓜了。到目前为止你听懂了吗？”
“我想那是一只麻雀。”
“嗯哼，我猜你切到自己的手了，对不对？”
这时，朴树上有一只小鸟张开翅膀飞走了。拉夫说：“它飞走了。”
“不对，但是我母亲以为我切到手了，因为我尖叫了一声，他们可能在隔壁听到了。我母亲跑了过来，而我只是指着放在柜台上的那个被切成两半的哈密瓜，瓜里面满是蛆和苍蝇，那些虫子纠缠在一起蠕动着。我母亲拿来灭虫剂，往柜台上的哈密瓜上喷了一通，之后她拿来一块抹布，把那两半瓜包在里面，扔到了外面的泔水桶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无法忍受看哈密瓜，更不用说吃一块了。这是我对特里·梅特兰的隐喻，比尔。那个哈密瓜外表看起来很好，并没有绵软，外皮也是完整的，按道理说那些虫子是不可能进去的，但不知道怎么的，它们还是进去了。”
草坪上只有一张椅子，于是塞缪尔斯坐到长长的野餐桌边的长凳上。他以前曾经在这里坐过几次，都是开心的时刻。塞缪尔斯看着那棵树说：“我没看见。”
“去你的哈密瓜，”塞缪尔斯说，“去你的隐喻，我要回家了。拉夫，辞职之前认真考虑考虑，好吗？你妻子说我要在被公众炒鱿鱼之前落荒而逃，她可能说对了，但是你不必面对选民。只有三名退休警察是这个城市处理不好内部事务时的借口，同时他们还削减市政经费以公饱私囊，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如果你辞职，人们会更加确信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搞砸了。”
“那儿有一只五子雀，”拉夫指着那边说，“我好久都没有见过那东西了。”
拉夫盯着他看，然后大笑起来，这是发自肺腑的，一连串的哄笑从他的肚子里涌上来。“但是我们确实把事情搞砸了！难道你还没明白吗，比尔？我们搞砸了，确确实实。我们买了个哈密瓜，它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瓜，可是当我们在全市人民的面前把它切开时，里面全是蛆。那些蛆是不可能进去的，但它们就在那儿。”
拉夫手里拿着一罐啤酒，正坐在一张草坪躺椅上，身旁放着一个泡沫塑料冷藏箱。当厨房纱门砰地一声关上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是塞缪尔斯之后又把头扭回来，继续盯着篱笆外的一棵朴树。
塞缪尔斯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厨房的门走去，他打开纱门，然后转过身，头上那绺翘起的头发轻快地前后跳动着。他指着那棵朴树说：“那是一只麻雀，该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