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附近找个简单点的房子，能够经常过来。”
“那你怎么办呢？”
我现在租的房子还是用江本借给我的钱租下来的，现在他却当没这回事。
“我没事的，你们还是母子俩一起住吧，好不容易能住到一起了，就你们母子俩比较好。”
他肯定是考虑到我妈妈生病了，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人。
我向江本征求意见，问他介不介意我妈妈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钱我会快点还的，不好意思，这样行吗？饭你就来这儿一起吃，洗澡也是。”
妈妈决定来东京之后，我们迅速展开安排，准备一个月之后让妈妈搬过来。
“嗯，这样也行。”
“不过你妈肯定最想跟你住一起，那她就拜托给你了。”
妈妈来之前，我跟她通了几次电话。
姨妈们一直都很担心我妈妈，不过最后她们这样对我说道：
“家具什么的带来也没地方放的。”
“可是你妈身上还有病呢。”
“没事，我什么也不带，就带点换洗衣服。”
“不会的，你们把不会坏掉的东西用快递寄过来。”
虽然已经说好了，也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并且在迅速的进行之中，我却怎么也没有妈妈要过来跟我一起住的真实感。
“小间，你妈说要去东京，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我也明白妈妈会过来住，但是又有种错觉，认为她会像我做学生时那样，来东京住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回到九州。
姨妈们也给我打了电话。
可能还是因为爸爸的存在吧。我一直认为对妈妈和爸爸来说，他们两个人一起生活是最好的，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只是一种过渡而已。
听到姨妈们这么反对，妈妈这次却很固执，毅然决然地还是要来东京。
妈妈来东京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不过据说姨妈她们都反对妈妈这种做法。“这么大年纪了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身上还带着病。以前一直住在乡下，现在老了还要去东京，这不是让人担心吗？而且小间现在正是奋斗的时候，你去肯定会给他增加负担。你先别过去，以后的事好好想想再说。”
我装做无意地说到了这件事。我和妈妈之间还从来没谈到过他们夫妻的事情，还有爸爸的事情。这不知不觉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约定，因为妈妈基本不跟我提起她和爸爸之间的事。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答。可是以妈妈那样的性格，既然她这么说，那肯定是她在精神上确实非常苦闷。
“当然来东京也没有任何问题。不过爸爸他怎么办呢？你们两个都这么大年纪了，再回到一起住不是挺好的吗？我一直觉得这样比较好。”
“嗯，你过来吧。”
在电话里我装着大人的口吻说道，我本来认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好事。
“那我就去东京吧。”
隔着电话的妈妈突然一瞬间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妈妈用有些尖的语调说道：
“嗯，当然没关系了。”
“你爸爸跟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呢，早就住到一起了。”
“我去了没关系吗？”
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从妈妈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一直是个大傻瓜，胸口堵得发慌。
《东京塔》第6节(14)
我原来一点也不了解妈妈。
大概过了一周，妈妈打来了电话。
可是听到这个事实时，听到这个我第一次了解到的事实时，我忽然对跟苦撑到现在的妈妈一起生活这件事鼓起了干劲。
我还以为下次打电话时妈妈会这样说。如果妈妈真的这么说，那我以后要想办法寄钱给她，贴补她的生活。
妈妈说了那句话后，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鼓足力气对妈妈说道：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了哦。”
“那你就来东京住吧，一直住到死为止。”
考虑到妈妈这个人不为自己考虑、只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母子，她也不太有可能会来东京让我照顾。
《东京塔》第7节(1)
妈妈挂完电话后，我还以为她不会来呢。
孤独，能让人的感伤得到愉悦的迷醉；内心隐隐的不安，是诉说梦想时最必不可少的佐餐。
“谢谢哦，那我考虑考虑。”
此时独自一人，苦于孤单、时时不安地活着；此时却并无任何畏惧，内心坚定地活着。
“不会的，没事。”
日子从不停歇，卷缩着草草逝去。季节的更替也早已厌倦。也许这一切将没完没了，终年重复，我关注着，目光却充满厌腻。我想，每一天，只是缓慢而又毫无新意的循环罢了。
“我去那儿不会打扰你吗？”
一切，尚未开始。自己的人生本该开始些什么的。这是一种总不开始的急躁，一种无法出发的焦虑。
我这么问妈妈，结果妈妈严肃地反问道：
然而，若是真正开始后再回顾此时的苦楚，想必已远没有此时浪漫。
“来东京跟我一起住，好吗？”
真正的孤独存在于寻常普通的社会中，真实的不安存在于平凡生活的角落里。即使酒后流露，也只会形同抱怨，它们如此沉重，它们并无特征。
这个事实让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两个以后还会到一起生活。
想要面向某方展翅飞翔。比起在跑道上滑动的飞机，那些在空中反复盘旋，却不知飞向何处的飞机，才更是彷徨不安。
而且虽然妈妈以前问过我同不同意她跟爸爸离婚，但他们现在的户口还在一起。
在世界与自己的暧昧联系之间，时间正没有终点地畅快流逝。然而，无论是谁，不知何时，都将接受时光使者的访问。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爸爸、妈妈以后会一起生活，虽然至今还没表现出来，这肯定是他们两个人死要面子。而且现在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他们两个都不年轻了，老了以后肯定是他们两个一起生活最好。
装扮成滑稽演员的男人一身黑衣，面无表情地出现，触动某处的开关。那瞬间开始，时间的足音响起，如同马拉松冲刺般飞驰而去。
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原因之一是现在我自己的生活都只是勉勉强强，我担心自己照顾不好妈妈，另外一个是我还想再自由自在地多玩一些时间。
曾在此前对不可知的未来倾其所思、缓缓流淌的时间，开始倒逆回转。从此时开始，并非他处。时间从终点朝着现在流淌，逼迫而来。
我一直都是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我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我的心里早就有这个意识：我将来必须照顾妈妈。
这时，倒数人生的倒计时开始了。自己的死，某人的死，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也无法逃离。那一刻，任何人都将面临。只要你由某人生下，或与某人相关。命运并不会因你自己的腕表而予以饶恕，这就是光阴。
虽然这是我条件反射说出的话，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考虑了很多次，从小学开始我就意识到了这件事。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你来东京跟我一起住吧！”
东京也好，乡下的小镇也罢，哪里都一样。与谁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嘛 ”
十五岁起离开妈妈身边至今，已有十五年。在东京租的房子里，我和妈妈再次开始共同生活。
“你来东京吧？”
房子狭窄，是2DK式房间，我和妈妈同我儿时一样，开始了母子二人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们曾辗转居住过食堂角落里的屋子、废弃的医院楼、亲戚家等等，但于每一处都有所顾忌，两个人彼此都没有把那些地方当做是自己真正的家。
“怎么了？”
虽然这回仍住在喧哗聒噪的保龄球馆上方这样看起来很奇怪的地方，我们却丝毫没有为此羞愧，或者不够安定的感觉。至少，这种住法没有接受亲戚或朋友的照顾，也并非寄人篱下。
“妈妈 ”
这是靠借款租住的地方，但已向房屋中介交了合同金，每月自己缴纳房租。这里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便可生活的家。这种感觉，我想妈妈的体会会更加深刻。
快要挂电话的时候，妈妈像往常一样叮嘱了我一番：“工作怎么样？”“注意身体，好好加油”，然后准备挂电话。这个时候我无意识地喊了一句：
妈妈年岁大了，却连一个能称做家的地方都没有，一直靠亲友的善意辗转居所。对她来说，这冢的房子，一定是至今为止最让她舒适不过的地方了。
不会想到自己会叹气。
我和妈妈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觉，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
妈妈不会想到现在所做的事。
“过去一直都是个乡下人，想不到过了六十岁，一下子成了涉谷区的居民。”
五十年后，垂垂老矣的自己孤身一人生活在镇子上，疾病缠身，拼死拼活地工作，不安、无助地度日。妈妈肯定没想到这一切。
妈妈的户口迁移过来，成了我的抚养家属。保险证上名字的顺序，也变为十五年前的样子。
可是这样的变迁对妈妈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妈妈的想象，她在目光炯炯的儿童时代做梦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与此同时，再也没有能称做我老家的地方了，就算回到福冈县，也没有可回的家。妈妈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老家了。这个漂浮于保龄球馆上方的屋子，就是我们的老家。
人们纷纷离开镇子，过去的辉煌早已找不到踪影。
“行李拿过来也没有安置的地方。”
从那时候算起，已经过去了五十年的岁月，妈妈却还待在原来的地方。煤矿关闭了，竖井上突突冒烟的烟囱不见了，爆破的声音也消失了。
虽然搬家之前我这样嘱咐过，不过实际运送过来的却真的只有几个纸箱而已，东西比想象中少了许多。大概是刻意地把大部分东西都处理了吧。而且，前些年在医院的楼里住的时候，家里曾失窃过，妈妈心爱的衣物几乎都被偷光了，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妈妈小的时候，这个镇子因为煤矿而繁荣，到处都充满了人、活力和希望。妈妈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有九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她曾经想过将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吗？
不过在乡下，这个年代还有连衣物都要偷走的小偷，这未免有些悲哀。
在这样愁苦的生活中，妈妈竟然连让人感觉安定的最低需要 自己的家，自己的住处都没有。
靠里的六叠大小的房间里放着我的床，作为妈妈的房间。另外一个六叠的房间放着电视、桌子、书架，我买了睡觉用的沙发床。床是铁管式的便宜货，躺下后折叠的部分顶住后背很疼，不过，已经没有空间放得下席梦思床了。
疾病缠身，情绪低沉，在妈妈眼里，她以后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
妈妈来东京这天，我站在东京站的站台等待着妈妈乘坐的那班新干线。站台于我毫不陌生。我已经在这城市住了十二年。不知不觉地，比任何地方待得都要久。
妈妈看到这样的情景，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继续工作的呢？
《东京塔》第7节(2)
妈妈都六十多岁了，还患上了癌症，正在接受治疗。她的朋友们自然都跟家人一起生活，还有很多人都有孙子了。这么大年纪还到外面工作的应该非常少见吧。
在此之前，妈妈曾无数次在车站站台为我送行，目送我进入车厢。今天我在东京站站台上，为了迎接妈妈。一年四季的景致都别无他样的站台上，光号列车滑行进站了。在西装革履的人丛之间，我看见裹着围巾、胸前别着饰针、个子矮小的妈妈拎着旅行包从车上走下来。
我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叹气声。
找到我的身影，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向我招手。不知道车站的名字，也不知道电车怎么坐，在这个城市连个熟人都没有的年过六十的妈妈终于到了。就像十八岁的自己一样，提着一个小包从车上走下，站在东京站的站台上。
“是呀，怎么办呢？”
她站在那里，表情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以前的自己和妈妈的区别就在于，妈妈对于这个城市不抱有任何目的和感情。因为，若不是我在这里，她根本没有理由到东京来。
“那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涨满了悲哀，混杂着沉重的情绪。
“也不能老麻烦她呀。”
从东京站乘坐JR中央线，又在新宿换乘京王线，到达冢的家后，她在不大的屋子里转了转，说“不怎么宽敞呢”，走出屋子到狭小的阳台上，又指着面前耸立的巨大的物体说：
“要不去阿布姨妈那儿住？”
“这个，是什么？”
妈妈这个人以前从来没在我面前表现过低调的情绪，这次打电话时我竟然能够明显地听出她声音中的无助。
“保龄球的瓶子。下面是保龄球馆 ”
妈妈肯定也考虑到了舅舅他们。舅舅肯定想在退休后过点安逸的夫妻生活，所以才回到福冈的。舅舅夫妻俩都是老实、善良的人，不过这个跟妈妈自己的想法无关。
“这么热闹挺好的，离车站也近。一楼就是超市倒是方便啊。”
妈妈那时候也正在为住处犯愁。
那天晚上，我说还是去外面吃吧，可她说想去下面的超市看看，结果，就开始做上了糖醋猪肉。
但是人的适应能力实在很了不起，还没到两周我就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保龄球的声音，站台传来的声音，首都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呼啸声，甲州街道上的汽车喇叭声，街上的噪音，所有这些声音都统统成了我生活中的背景音乐。
在狭窄的厨房里，一晃一晃的荧光灯下，她一边切着菜一边念叨着：“东京蔬菜很贵呐，真让人吃惊 ”
《东京塔》第6节(13)
我们略显生硬地举起啤酒碰杯。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妈妈做的料理了。
“太吵了，这个房间。”要是早上起床、晚上睡觉这种规律的生活还好，像我这样生活不规律的人老在最吵的时候睡，而且楼里的保龄球馆从早上七点就开始营业，虽说我住在七层，可是还能听到褥子下方传来保龄球骨碌骨碌的滚动声和瓶被撞倒的响声。七层都这样，那住在五层的人听到的保龄球声该有多吵呀？
“妈妈在这一直待下去 合适吗？”
搬家之后的第二天，刚睡了一晚，我就忍不住抱怨道：
是想事先把话说在这儿吧，才用这种很巧妙的语气开了个头儿。
虽然我非常过意不去，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我向江本道了谢，跟他约好每个月还一定的钱给他。这种尴尬的师生关系估计很少有吧。
“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已经都过来了。到东京的医院去看看，说不定病也能治好，也不用担心了。”
“反正我也一起住，你就先用吧。”
“要是，妈妈死了呢 ”
“可是，这不太好 ”
“别说那种让人烦心的话，死还早着呢。一直活着不好吗？”
“我向我爸妈借的，说好了每月还一点。”
“那么 ”
“这个钱是怎么弄到的？”
妈妈重新调整了坐姿，像个外人似的，垂下头说道：
“你用这个吧。”
“那一切就拜托了 ”
好几天我都在大脑里反复考虑怎么筹钱，结果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有一天我都躺下准备睡觉的时候，江本递给我一个装了一百万的信封。
在九大医院已经准备好介绍信的妈妈开始定期到表参道的甲状腺专科医院做检查。
我试着去了趟银行，看看能不能贷到款，结果五分钟都没到就被人赶出来了。
在甲状腺治疗方面颇有名气的这个医院，连续几日都络绎不绝地挤满从全日本来的病人。
我之前的贷款都还完了，不过我没有信心还能再贷到。
从那时起，我的工作也开始多了起来，不知怎么每天忙得团团转。虽然还不能说收入完全稳定，不过也不会为两人吃饭发愁，也不再发生以前经常出现的拖欠房租的事情。我早晨开始去汽车驾校学习，就好像回到中学时代一样。
这处房子在十二层楼房的第七层，是2DK（两厅一厨），房租要十四万多一点。我要是住进来必须准备一百万。我并不是付不起每个月的房租，可是一下子要一百万，我到哪找去？我又看了看银行里少得可怜的存款。
“快起来！再不上学就迟到了！”
可是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押金要两万，酬谢金要两万，还有中介费和以前的房租，而且需要一次付六个月的房租，我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被妈妈叫起来，一睁眼就能闻到从隔壁厨房飘来大酱汤和米糠腌菜的香味。在妈妈少之又少的行李里，理所当然地塞着她唯一的宝贝：米糠腌菜的缸。从妈妈到来的那个瞬间开始，我们每天都有当天拌好的腌菜。
“我们签合同吧。”
沉溺于堕落生活的自己，以前无论有多重要的事情，仍然一次一次地起不来、迟到、爽约，然而在妈妈做的早饭还有配合自己的起床时间做好的腌菜的威力下，不可思议地，我就醒来了。
在此之前，我的邻居老是嫌我的房间太吵，所以这处房子简直是太适合我了。没听完他们的介绍，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叠放好的衣物，清理过的房间，厨房里总是洋溢着食物的香味。
由于这个环境的噪音太多了，就像是钢琴的声音，所以这里被称做“钢琴厅”。
这是有热气和灯光的生活，与此前完全相反的日子。我想，在那时之所以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全是因为有那样的生活。
也就是说在这栋楼里可以听到无数种声音，有从车站的站台传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广播声，有从交通量大的甲州街道传来的汽车的喇叭声，有从首都高速公路传来的高速奔跑的汽车、卡车的引擎声。除此之外，地板下面还有保龄球滚来滚去的声音，然后是的一声 保龄球瓶被击中的声音。
只有认真地做好寻常生活中的事情，人的能量才可以得以发挥吧。
这栋杂居建筑正好夹在车站和甲州街道的中间，甲州街道的上方是首都高速公路。另外这栋楼的三层和四层是保龄球馆。
“吃好了，我走了。”
我喜欢这个人的态度，觉得这种随意的语气很好。我又问了详细情况，知道这处房子在冢车站的旁边，走路只要五秒钟，其实都可以称做“车站建筑”了。
我抱着工作的工具、驾校的教材还有摩托车的安全帽走出家门。
“没有。”
“今天晚上回来晚吗？”
“有隔音设施吗？”我问不动产公司的人。结果那个人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每天出门的时候妈妈都会问到晚饭的安排。
“钢琴厅。”
妈妈刚来不久时，我们互相都觉得不好意思，但又享受着这一切。上了年纪的母亲和年过三十的独身儿子在陈旧的集体大楼里过着略感羞涩的生活，这样的情形从旁人看来，或许要感到有些难为情吧。
我们到了冢的不动产公司后，说了自己预算的房租，他们提供几处符合条件的房子。其中第一处是：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这样，感觉像是在把那些曾经淡忘的、遗憾的事情，一件一件弥补回来。
其实比起选房子，去麦当劳这种事倒是更让我犯愁。
妈妈一边去医院看病，一边积极地融入东京的生活。她在手提包里放着电车的路线图，逐渐地一个人也能去新宿和涉谷了。她记住怎么坐公共汽车，到处找小区的报纸来读，好像连图书馆和当地的义卖活动她都成了常客。
我现在进第一家不动产公司就会把房子定下来。因为看多了会眼花缭乱，会想看更多，结果到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好的了。其实只要确定了房租的上限，无论你到哪都差不多。
《东京塔》第7节(3)
像我这样短时间内要搬好多次家的人，已经不觉得搬家有什么特别的了。我不会再去看杂志上的广告，也不会再转很多家不动产公司。
她说想做定期的志愿者去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解相关的办法。
这个社会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越是没钱，越是要多花钱。
“连你自己都已经是老人了，能行吗？”
要是能继续住的话，我当然想在一个地方常住下去。可是我没钱，只能搬家，也就是说我是被赶出去的。于是我在找房子的时候会找那种必须马上搬进去的。
“你听我说啊，我并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让我去做，可是在我自己能动弹的时候还是想做些对别人有用的事儿。”
可是对“穷”和“搬家”两方面都有过体验的我来说，这种用法并不正确。不是因为搬家而造成贫穷，而是因为贫穷不得不搬家。
说着这话的妈妈，从侧面看上去，脸上的表情不知哪里让我想起了筑丰的姥姥。
我们来到冢车站的不动产公司找房子。我来到东京以后已经搬了无数次家。有个说法叫“搬家穷”，人们一般把这个词用在搬家次数太多、把自己搞穷了的情况。真的是这种意思吗？其实我也经常被人称做“搬家穷”。
妈妈和我，母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和立场在逐渐地变化，与此同时，妈妈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瞬间时常出现。曾经的坎坷不堪，曾经的心存不甘 我偶尔会察觉她为不圆满的人生而发出的叹息。
乘圆内线的话，方南町在杉并区里面，不过我住的地方离车站很远，走到涩谷区的京王线冢车站只需要十分钟，所以我一直都是到冢车站坐车，而不是方南町。再说江本以前租的房子就在冢车站附近的养老瀑。
我在十五岁时离家，到与妈妈再次共同生活前的十五年间，我经历了青春期和二十几岁的全部岁月。儿子生活最杂乱的年代，妈妈并没在身边看过，我也没有让她看到，就这样过去了。对母子来说，进行交流最好也是最坏的时期，彻底地缺失了。这缺失的部分里，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且由于关系的变化，我有时也能像对朋友说话一样，问起妈妈的事情来。
我和江本现在必须为以后的住处重新找房子。
和江本还有她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馆，我一边劝酒一边问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小时侯的事情，学生时代的事情，对妈妈的依恋。我像对待朋友一样让她接二连三地喝下去，让她尽情倾诉。
《东京塔》第6节(12)
“以前啊，有那么一个舞场呢。为了跳舞我总是到那儿，在那儿学了跳舞。”
据说房主的外调快要满期了，之后就要回到我租的这个房子。我的情况跟妈妈的不同，我不能跟房主一起生活，彼此也都不想这样。
“按现在来说，就跟俱乐部似的吧。”
而我这边呢，方南町房子的房主也快要回来了。因为租的时候就是有限期的，当时房主调到外地工作了，所以租的时候房租也相当便宜。
“可没有陪酒女郎哦。”
可能是他们之间商量好了吧，镰仓舅舅夫妻俩回来之后，妈妈开始跟他们一起生活。
“和那种俱乐部不一样啊。”
可是妈妈无处可去，还要继续去上班。
“而且，不知哪天，有一个看着感觉不对的男人。那个人对我说，你过来一下，然后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卫生间里。”
妈妈一个人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住在镰仓的舅舅，也就是妈妈下边的弟弟，被我称做镰仓舅舅的亲戚也回到了这所房子。舅舅在镰仓的银行工作了好多年，现在退休了，准备回老家过晚年，于是和他的妻子一起回到了筑丰的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神奈川组建了各自的家庭。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事儿。”
妈妈孤身一人回到了这个家，住在这所房子里，在套餐店里上班。
“到了角落里，又对我说，把胳膊伸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是一个卖菲洛本毒品的人 ”
这个家也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和姥姥、妈妈三个人一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妈妈他们九个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姥爷去世之后，他们九个孩子各自离开了这个家，孤身一人的姥姥也过世了，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所空房子。
“菲洛本？！”
妈妈在九大做手术之前，回到了筑丰的姥姥家里。因为她在若松租的房子的主人回来了，所以不得不回到自己出生的家里。
“他说打了这个以后，心情会变好，舞也能跳得更漂亮。”
阿布姨妈的脚腕上缠着绷带，里面裹着石膏。妈妈看到阿布姨妈回来时这副模样，笑个不停。也正因为这个，妈妈和阿布姨妈在东京待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
“那你打了？！菲洛本呀？！”
阿布姨妈当时只说扭伤了脚，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脚腕竟然肿得老高。于是我让阿布姨妈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载着她去了附近的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脚腕处发生了骨折。
“面前就站着个卖菲洛本的人呢。我怕极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你有毛病了呀？”妈妈也笑着说道。
“那就打了？！”
“啊，好疼。可能是在夏威夷玩得太累了。”阿布姨妈不好意思地笑道。
“然后呢，另外一个男的来到卫生间里，说，你要干什么！用手把注射器猛推到一边去了。要是没有那个人在，肯定危险。真是怕死了。”
“阿布姨妈，没事吧？”
“什么啊，怎么结局跟电影似的，其实还是打过了吧？菲洛本。”
我回头一看，发现阿布姨妈被石阶绊了一跤，正躺在地上。
“没有。不过说起来，当时要是被注射了那个，最后也不知会怎么样呢。想起来就害怕。”
“啊，好痛哦。”
“不过满不在乎地跟着那个毒贩子走的话，也正常。我这个妈妈，可是个瘾君子啊。”
我打开小门，向玄关走去。江本把门打开，说了句“欢迎”。妈妈她们正要进屋，就在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了没打的。”
“妈妈，我现在就住在这儿。”
“妈妈是个瘾君子哦，拍成电影好了。”
看来妈妈比较喜欢大的东西。
“你别跟别人说啦。”
“这里的星鳗好大啊，真厉害，难道是一整只？”
“我来写稿子。”
我和妈妈都快要忘记她的病了。
“别胡闹了。”
“我们还以为姐姐不久会死，所以一起去夏威夷的，你看看现在！姐姐你竟然是最健康的。”
江本一边笑着给妈妈的杯子倒满酒，一边说道：
有些晒黑了的妈妈满足地说道。
“那可不行，阿姨。再喝一点吧。”
“夏威夷真好玩。”
妈妈，爸爸，大家，所有的父母，都不是生来就为人父母的。理所当然地，他们都是同我们一样，经历过无知懵懂的日子，也经历了苦辣酸甜的岁月，才最终成为父母。如此想来，竟有一种怜爱的心情，虽然有些羞涩。
妈妈在公交车上一直说要吃寿司，所以我们在去我的住处之前进了一家方南町商业街上的寿司店。
如果像《回到未来》中那样，做一次跨时空旅行，与年轻时的妈妈相见，我也会喜欢上当时的她吧？听着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时不时会如此想象。
我们回到了日本，回到了东京。妈妈在夏威夷只买了一件牡木，回来时包里鼓鼓的，不过装的都是送人的礼物。妈妈和阿布姨妈借这个机会来到我租的房子，准备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现在租的方南町的房子还好，能让她们住，要是以前的就不行了。
在我身边的这些人，朋友、晚辈、助手、女友、工作伙伴，妈妈逐渐地与他们亲密起来。大家为了来吃妈妈的饭凑到一起。不知何时，只住着两个人的家里每天却要做好五个人的饭。一旦谁要是来的话，妈妈这么想，并如此准备着。
“甚至我有时候会想：真是受够了，要是没他们该多好。可是孩子嘛，有时又会做一些事，让我觉得生下他们真是幸运，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其实抚养孩子就是这种心情和辛苦的不断重复。”
后来，变成就算我不在家，朋友或是工作伙伴来和妈妈一起吃晚饭此类情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其实孩子只有在小的时候才可爱，可是一眨眼就过去了。长大以后就变得任性，不听话了，还经常给我惹麻烦，真的很不容易。痛苦的事要比高兴的事多好几倍。
到家里来的人是音乐家也好，演员也好，有钱人也好，出版社打工的学生也好，对妈妈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年轻人总是饿着肚子”，这样想着给来的人做饭菜吃。
东京有一个关照过我的中年女性，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他们一共有三个孩子，她丈夫死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刚满一岁。之后她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
《东京塔》第7节(4)
可是惠美子姨妈却像自己做错事似的，道歉说“不是不是，是我不好，对不起了”，然后开始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
这样做，能让大部分人很高兴，不过偶尔也有不那么想的人。做好菜，做好寿司想拿去分给邻居吃的时候，也有人并不接受。
“阿修，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妈年轻时辛辛苦苦才把你们这些小孩抚养大的。她省吃俭用，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来供你上学。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呢？”
“东京这里的邻居交往跟乡下可不一样，给不认识的大妈她们东西吃，她们就觉得里面放了毒药似的。”
大家看着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年龄最长的野笛姨妈用代表所有人的口吻说道：
“哪能有什么毒药啊。”
《东京塔》第6节(11)
“你是不那么想。不过，有人是那么想的呢。”
惠美子姨妈一边道歉一边哭。一个穿着泳衣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夏威夷的海边握着一次性筷子哭个不停。
有个女学生在女子大学上学，通过研究室的前辈介绍得到机会，给出版社打工。她有时会来取插图资料，来之前把插图画家工作的地方想象得高雅至极，结果来到之后眼前却是如此景象：在昏暗的集体大楼里的小屋子里，母子一起生活，还在放满筷笼啊酱油啊菜的小饭桌上画插画。在等待上色的时间里，她坐在桌子的对面，为了不让这时间显得过于漫长，妈妈本着“年轻人总是饿着肚子”的想法，拿出饭菜来给她吃。
“我怕回宾馆以后还要用到，所以 对不起。”
看着女学生对茶水和饭菜都一碰不碰的样子，妈妈说了好几次“千万别客气啊”。不过一直默不作声的我能看出，那样子绝对不是客气。她是觉得别扭和麻烦。她离开时妈妈不肯罢休地又说：“想带走也没关系，我给你包起来。”女学生只是说：“不，真的不用了。”妈妈只能看着凉下来的饭菜，略显失落地说“真是太客气了”。
惠美子姨妈可能是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不用筷子，如果以后再要用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才想把用过的筷子洗洗带回去。
我看着她对热腾腾的饭菜碰都不碰任其冷却的样子，突然感到非常愤怒和悲哀。也许确实有些麻烦，也可能觉得不对口味也好，哪怕只是吃一口都剩在那里也好。可是，她对为她做这些的人毫不领情，反而像是对待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视若不见。这让我极为愤慨。
原来惠美子姨妈把我们用过的一次性筷子放到水里洗了洗，准备带回去。这些筷子应该是惠美子姨妈从日本带过来的，除此之外她还带了咸菜、酸梅干。
这样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住在下北泽的助手何赛打电话。号称饿肚子大王的何赛骑车不用十分钟就赶过来了。家里剩下的饭菜，都让何赛全部吃光。
“好不容易大家来一趟夏威夷，不要做这么寒酸的事，真是太丢人了。”
“你们好！打扰了。”
饭也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这时忽然听到修训斥惠美子姨妈的声音。
“何赛，快要凉透了，都吃了吧。这可是有志从事媒体事业的狐朋狗友吃剩的东西。”
从大海上吹来的风让人心旷神怡。夕阳西下，海面上一片平静。
“我说你，怎么能那么讲话呢。”
午饭的时候，我们打开妈妈和姨妈她们在分售公寓的厨房里做的午餐，大家一起分着吃。还是自带的饭好吃，比在任何观光船上的餐厅里吃得都要好吃。
“哎没什么没什么，哇，看上去好吃得一塌糊涂啊。我都吃啦。”
我和妈妈还有姨妈她们一起坐到舒适的海滩上，忽然产生一种错觉：这里不是夏威夷，而是福冈的海滨浴场，于是乎觉得无拘无束。
慢慢地学会开车了，我渐渐喜欢上了东京的风景。从首都高速路上看得到大楼此起彼伏，在西新宿、市政府的近代风格建筑，多摩河的沿岸，笼罩于皇宫的雾气。我曾经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开车这种本事，那时起至今也有好多年了。
修告诉我们有一处又安静、又漂亮的海滨，于是把我们带到了那里。那里的海滨人影稀疏，确实很漂亮。从怀基基坐车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才到了那处海滨。
一边感受着自己驾车于东京街道上的不可思议，同时从车窗里再次看到的东京的景色显得是那么新鲜。
旅行度过了一半之后，我们住进了一栋大型的分售公寓里。似乎是妈妈她们习惯有厨房的地方，比较喜欢这种形式。
刚拿到驾照时，总是忍不住想要开车出去，于是带着妈妈走过形形色色的街道。
我对游泳不太擅长，不过妈妈似乎完全不会游。我跳到游泳池里，把妈妈的两只手臂拉直，教她蛙泳。浅打水溅起的水花落到ABC店的塑料袋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银座、六本木、青山、原宿、新宿 我沿着环线不停绕着，向她介绍东京。我们去吃寿司、去吃中餐、去吃烤肉。到了贵的店里妈妈总想知道价钱，不过告诉她以后她又像是无法消化吃下的东西一样长吁短叹的，我也就不再告诉她了。
妈妈她们根本不在意那些美国人什么态度，就像小孩子在自家附近的游泳池里一样，玩得兴致勃勃。
在晚上我们驱车到芝公园去。
我觉得美国人也真可怜，不过更多的是“走着瞧”这种心理。
笼罩于墨绿色中的树木前方是东京塔，橙红色的灯光将周围照耀得明亮而夺目。经由坡路，从塔的正下方通过，抬头向上看去，那壮丽而又具有透视效果的巨大桥梁，像是为了通往月亮而搭建的。
可是穿着游泳比赛中穿的泳装、头上套着塑料袋、用筑丰方言大喊大叫的妈妈她们现在竟然在象征他们美国人地位的游泳池中游泳。
我问妈妈：
听修说，住在这家酒店、在画有Halekulani标记的游泳池里游泳在美国人中间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我虽然来东京有十几年了，却从来没上过东京塔的上面，也没登过那个瞭望台。妈妈也没有去过吧？”
戴着太阳镜、喝着热带鸡尾酒的白人躺在游泳池旁的躺椅上，不高兴地看着妈妈她们。那种目光就算是语言不通也能向我们表达出他们的意思。
“啊，不过视野应该不错，能让人心情舒畅吧。”
妈妈她们在游泳池里大喊大叫，玩得不亦乐乎。露出水面的ABC店的塑料袋在池里游来游去。
“现在已经关闭了，下一次带你上去看看吧。”
我也去了游泳池，发现妈妈她们正在游泳池里游泳，头上戴着夏威夷随处可见的连锁便利店“ABCStore”的塑料袋，可能是不喜欢把头发弄得湿漉漉的吧。
“好。很期待啊。”
我在阳台上搜寻了一番，发现她们果然在那里。池底画有Halekulani标记的游泳池里，有一群说着筑丰方言的人在嬉闹着。
妈妈来东京已过一年，习惯了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也感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运转良好。
我之所以知道她们去游泳池了，是因为就算站在阳台上也能听到妈妈她们的喧闹声。
为了实施碘治疗，妈妈也曾有几个星期住院，不过身体状况并不差。不对，与其他六十岁的人比起来，应算身体好的吧。虽说疾病并未痊愈，不过也没听说转移到声带附近的肿瘤变大什么的。
我回到酒店后，发现妈妈她们好像回来了一次，不过马上又跑去游泳池那边了。
妈妈参加了一个叫做“白桦会”的老年人圈子，是在小区报纸上看到的。她每个月出门一两次参加那里的聚会，好像是凑到一起跳交易舞、去卡拉OK唱歌。每回交两千元左右的活动费，能唱歌、跳舞，好像连点心都发，还能把布丁啊江米糖啊香蕉什么的带回家来，好像是小孩子聚会似的。
白天姨妈们和妈妈去购物中心了，我一个人留在酒店里，有时候会到酒店周边散散步，有时候会一面眺望着远方的DiamondHead ，一面听着随身听里的《DiamondHead》。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就算看到穿着比基尼的女人，或者是晒着大太阳，我的心情也兴奋不起来。
《东京塔》第7节(5)
我本来还想让她们吃汉堡的，结果妈妈她们姐妹几个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龙虾，嬉笑个不停。
妈妈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常常会说“那时也想去好的学校学习英文 ”像是为了重温校园生活一样。妈妈去参加白桦会的活动时，总是化着较浓的妆，胸前别的胸针几乎要把衣服都扯下去似的。
我们吃饭都是在观光船上的餐厅，或者是高级饭馆。这里明明是夏威夷，却有很多地方不得不穿短外套。
今天有乐队的现场演出啦，七十五岁的大爷送了一串项链啦，妈妈回来的时候总是乐颠颠地向我做白桦会的报告，就好像家里住了一个女大学生一样。
也不知道妈妈在哪听错了，听成里面不穿衣服才是“最正统”的。就算这是“最正统”的穿法，我想我以及夏威夷的人也都不会这么要求吧。
不仅是妈妈如此，那个小圈子里的所有老人，都在享受着这些迟来的校园生活吧。
“你听谁说的？快点穿上啦。”
另外，老人们毕竟还是要做老人们才做的事情，或者年纪大了都是千篇一律，妈妈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往返于老太太常去的原宿、巢鸭地区。在那里和朋友一起吃吃什锦凉粉，淘一淘不知是印着什么动物图样的毛衣，还买回来十个不粘米粒的饭勺，让我“分发给工作中照顾过我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送出去。人家冷不防地收到作为礼物的饭勺，常常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着我。
“是呀。”
住在町田的美津表姐夫妇、阿修、住在横滨女儿家的花札大学的老师早苗太太、住在东京近郊的妈妈的亲戚朋友们记挂妈妈，常来走动。住在九州的妈妈的姐姐野笛姨妈时不时地在箱子里装满各种做饭材料或是给妈妈的毛衣，就像是给在东京念书的孩子一样往这里寄送包裹。惠美子姨妈也常有诚恳的信件写来。收到的“图案信”要是很有意思的话，妈妈自己也跟着开始试着那么写。阿布姨妈则频繁来电，每回都要说好久。
“那你里面什么都没穿？”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一切都运转良好。甚至让人觉得，对妈妈来讲东京比乡下要更适合她。她与他人的关系也因为来到了东京，反而比以前显得更有平衡感了。
“听说牡木里面什么也不穿才是最正统的。”
她的疾病并无恶化。她一直常去有名的医院，还参加乡下所没有的娱乐活动。
我的头发也很软。
我的工作忙碌起来，借江本的钱也还完了。妈妈睡觉的时间里，工作生活兼用的家里仍有人进进出出的。对声响极为敏感的妈妈穿着睡衣就出来给人家倒茶。我考虑到工作的空间过于逼仄，于是在同一个大楼的十一层又租了一个房间。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还没见过留着长发的妈妈。以前的照片也好，单身时的黑白照片也好，妈妈的头发都没有长到肩膀的。可能是妈妈的头发特别软，不剪短的话容易乱吧。
在保龄球馆更上方的一层，从窗户看得见首都高速四号线朝着新宿笔直地延伸而去。夜里的车辆发出红与白的灯光，无数的车辆川流不息，煞是好看。
《东京塔》第6节(10)
我把办公桌和书还有床搬到十一楼，给妈妈买了电视。我吃饭洗澡在七楼，工作睡觉在十一楼。虽然像是多盖了一个儿童房，不过于我而言这环境已是相当舒适了。
可能妈妈比我想得还要高兴吧。
我从十五岁开始独自生活，从不顾忌任何人的想法，我行我素，出来之后长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三十岁后却要只隔着一扇门和妈妈一起过。电视的声音太大会被抱怨，看色情电影也是忐忑不安，只能戴着耳机看，备感紧张。即使工作到深夜，也要被提醒早点睡觉，让人无可奈何。度过了十五年自由放浪的生活之后，年过三十的自己甚至连手淫都要像忍者似的踮着脚尖到洗澡间里，就像要用淋浴销毁犯罪证据似的，俨然才十几岁的青年人。这样的生活我从未想象过，那时真是让人备感拘束。
“怎么样？哦哦哦！”
而妈妈因此才能安然入睡吧。
妈妈从装饰在房间里的花瓶里拔出一枝花，夹在耳朵上，在我面前跳起了类似草裙舞的舞蹈。
一切都在逐渐好转。
“不管怎么样，反正凉快就行。”
缴税的确定申报下来了，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会缴税的，不想这天却不知不觉来到了。
“怎么样？不错吧？”
申报可以追溯到两年前。账本是妈妈戴着眼镜记录并订好的。
妈妈她们姐妹几个不久就出去购物了，说要买牡木 ，买回来后立马穿到了身上。在夏威夷的这段时间她们好像就打算穿着牡木过了。
好几年的小区税和保险税都攒到一起来了，就连吸烟也要限量。
那个样子简直像一个上小学的小女生。
对此，我视若不见。不过，妈妈像是在政府里办好了分期付款的手续。
妈妈走到阳台上，两手扶着前面的扶手，静静地眺望大海，吹着海风。
我睡在十一楼的房间里之后不久，有一天午饭时妈妈对我说：
站在观海的凸窗前，可以看到大海透出一种从未见过的颜色。
“我给你呀，买了一张床。”
我和妈妈住的是双人间，看到房间里的一篮子水果，我们感动得不行，同时又有些紧张。
“啊？为什么？”
修兴奋地说道：“我因为导游的工作来过好多次夏威夷，不过很少住在这个酒店里。”我们住进了修所说的Halekulani酒店。
“那个折叠床顶着后背太疼了吧，你睡不好觉会休息不好的。在冢的商业街上的家具店里有床，我在那已经预订好了。有好多种呢，不过这东西每天都用嘛，干脆豁出去买个好的。就睡那个吧。”
雨季的夏威夷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热，有的时候还下起了小雨。
“花了多少钱？ ”
“一个大男人竟然也怕这个。”
“大概十四万吧。”
“妈妈，坐飞机很害怕吧？我也害怕呢，我不喜欢飞机晃得这么厉害。”
“你有那么多钱？”
空姐每次给我们拿来饮料或糖果的时候，我们都像受了恩惠似的，不住地点好几次头。
“啊，这些就是全部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妈妈表情僵硬，由于紧张和恐惧而紧绷着脸。当然坐在旁边的我也一样。
平时的生活费都是我在月末把房租那部分交给妈妈，由她交给大楼的管理办公室。饭费以及零碎的花销那些，都是妈妈在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我“生活费没有了”，我再适量地给她三万或是两万这样的零用钱。
这次我们还一起坐了飞机，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妈妈除了这次就没坐过飞机。
《东京塔》第7节(6)
我开玩笑地说道。后来我画妈妈的肖像时，总是在她脖子上画一条缝了线之后留下的伤疤，就像怪物弗兰肯那样。
此时我又接着向妈妈问起了很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事情。
“就跟弗兰肯 似的。”
“妈妈并没什么存款吧？”
妈妈笑着说道，可是看来她还是很在意手术后的伤疤。你看我们现在去的是南方，她脖子上竟然还围着个围巾。
“啊，已经都花光了。”
“九大的大夫说是沿着脖子上的皱纹切的，所以疤不太明显。”
“那么，养老保险是怎么交的呢？”
这是我们母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旅游。
“养老金也是，本来一直交着的，后来中途手头太紧，就停下来了 虽然可惜，也只能那样了。”
这一年我们母子俩一起去了海外旅游，这是我们的第一次。
这并非是妈妈不好，而是养老金制度不好。像妈妈这样直到六十岁都靠打短工勤奋工作着、生活也总是精打细算，却只能靠低工资过日子的人，又怎么能够月月上缴养老保险呢？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这一年妈妈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这一年妈妈六十二岁，我也马上就要到三十岁了。
也有人说不交不好，可是对于把每个月的一万元都作为直接关系到能否活过当日的一笔大钱的人来说，要交付给那并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未来，这在情理之上也说不过去。
我的贷款虽说还得差不多，可是银行存款的余额从来没有富余。我把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又借了一些，终于筹齐了妈妈和我的旅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短袖的衣裳无论怎么伸展都无法变成长袖的。若是知道人生百态，工作也有形形色色这回事，就应为那些孤独的老人和病人，以及低收入的劳动者做些不同方式的事情，多给他们些什么。在靠占用养老保险金而造出来的大厅里举办摇滚音乐会这种事，即使听了也只能制造出兴奋罢了，要把这样的形式摧毁，重新分配。
反正怎么着也是去一趟，而且去的人中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所以这次夏威夷之行安排了昂贵、豪华的行程。
我虽然没有指望妈妈自己有钱，但不得不承认，在内心的某处我还是很世故地期待着她多少有些积蓄。并非想让她把钱给自己，我这里也根本没有所谓积蓄这个东西。只是考虑到她在医院的消费，觉得还是有点儿比较好。果然还是没有的。
修也就是我的表兄，比我大很多，我们也没怎么一块儿玩过。据说这次夏威夷之行是做导游的修安排的，他也顺便当我们的导游。如果不是这样，估计我们连国都出不了。
“是吗，这样子啊 ”
最大的野笛姨妈，第二的惠美子姨妈，妈妈下面的阿布姨妈，还有惠美子姨妈的丈夫本田姨父，以及他们的孩子修。
看着我抿着浓茶表情也不自在起来，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取出装有证书的纸筒来，拿到我面前坐下。里面装着我上学五年的大学毕业证书。
虽然她们姐妹几个在国内旅游过好几次，不过海外旅游还是第一次。几个姨妈老挂在嘴上，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妈妈把它展开后，说：
我急急忙忙跑去申请办护照。妈妈跟姨妈她们一起去了趟政府部门，已经领到了护照。
“积蓄还有其他的一切，都用在这个上面了。这个就是我全部的财产。”
夏威夷很好玩吗？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好不好玩的问题了，因为她们打出了“带去黄泉的礼物”这个撒手锏，我还能怎么拒绝呢？
在京王线冢车站坐快车到新宿只要一站，坐普通的电车，也只经过初台、幡之谷，接下来就是冢了，虽然我们住在涉谷区，不过还是在新宿站下最合适。这里与中野区和世田谷区的交接处邻近，而且去下北泽或是代代木上原去也并非不得步行那么远的距离。
我从未想到我的第一次海外旅行竟然是跟妈妈和姨妈们一起四宿六天的夏威夷之行。
商业街是一条令生活极为便利的小街。向上原的方向沿路走去，有一条从幡之谷延至茶泽大路的步行路，沿途都是樱花。这并非是多么引人注意的一条路，不过在樱花开放的季节里，妈妈很喜欢每天在那条小路上散步。
妈妈好像也特别想去。恢复了健康的妈妈和姨妈们把癌症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自从开始住在东京，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大人们总待在公园里。没有任何玩乐设施，无非只是一个树木繁茂的公园，人们在看着树而已。这些人平时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又以何为乐呢？我总是这样想着，看着他们。
“怎么着都想在死之前去一趟夏威夷呀。”
乡下的公园里没有大人，只有生锈的锁和腐烂的坐椅，带有漏洞的滑梯，涂料剥落、发出铁锈味道的攀登架。孩子们就聚集在如此简陋的玩具旁，在细菌繁殖的沙坑里玩着泥巴。
阿布姨妈给我打来电话，这样说道。
公园里的大人们不知是醉了还是怎么，总显得有些古怪，所以我们很怕那些来到公园里的大人们。
“我们想在你妈妈去世之前去一趟夏威夷，你也一起去吧。”
可是，在东京一无所有的公园里却只有大人。他们各自注视着远处的树木，那目光仿佛是想到了什么，或是像要忘记什么一样，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
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痛苦。
住在东京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在色彩匮乏的大自然中长大的。他们逐渐厌倦了那种色调，被牵拉到色彩斑斓的城市中去。
刚解决了三餐，就面临了另一个问题。而且这次问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艰巨、困难。
然而，当他们气喘吁吁地奔走过七彩缤纷的街道之间时，本应呈现绚烂色彩的万花筒中却开始映射出如同烟熏的颜色。灰中带着红，灰中带着橙，灰中带着天蓝，所有的颜色都与灰色相混杂，浑浊不堪。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却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人要求我做什么，我却像被戴上了脚镣。对妈妈的担心，必须解决这种现实情况的焦虑，使我在夹缝中深深地困惑，苦苦地思索。
筑丰的夜空是那种无限接近于黑的普鲁士蓝。星月的光辉止于光源周边，令其局部浮现出深邃而美丽的蓝色。
我现在不能只考虑自己了。虽说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算正常，可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压抑、很沉重。
东京的夜空，是绝非黑色的灰色，灯饰的三原色犹如洗笔器中的水，最后，无论混合进什么，无论怎么光照，都只能无法改变地继续加深其灰色的浓度而已。
《东京塔》第6节(9)
虽说东京的街道饱含着原色，其实，所有的色彩都混沌了，没有一处可以挤出颜料管里的调料进行描绘。风景也好，思考方式也好，呈现的都是那种在调色板上将油与灰色混合，变成的那种叫不出色号的灰色。
亲人去世了，母亲也病倒了。虽然这种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可是如果不是到了这一步，没有人会有切身感受。
《东京塔》第7节(7)
第一次碘疗终于结束了，妈妈总算恢复了一点健康。上了年纪之后，就不能指望治好病，而是要学会跟病魔一起生存。可是想到妈妈的体内还带着癌细胞，我就心痛、焦急、懊恼。
欧美的电影导演在拍摄未来故事的时候，会将日本或是亚洲国家里到处有霓虹灯的街道作为外景场地，这并不少见。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充满极度光彩以及人的能量的街道感到好奇和刺激才选这里的。
我知道放疗很痛苦，可是如果能够治好的话，我只能让妈妈多忍受一下。
即将来临的未来，哪怕仅被如此的色彩和营利主义塞满，街道与人就都被熏黑了。他们该是想说这些的。
这个治疗要一年做一次，一直到杀死声带附近的癌细胞。大夫说这种疗法很适合妈妈的体质。
追寻色彩，追求没有极限的颜色，将这一切用调色板混合的人，不知何时也将沉溺于洗笔器的水中。本该持有的金色也好，光彩夺目的玫瑰色也罢，如今不知已溶解于何处，置于灰色之中，一圈又一圈地徘徊于灰色的树海之间罢了。
二十多年之后，妈妈这次要进行放射治疗了，却只有一个人被隔离在病房里。
另外，人们在追求真正的原色。想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买到十二色的颜料，从中取出简单的颜色，还有单纯的心情，我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我不禁怀念起来，当时一种深绿色不知能调和出多少种绿色来，然而如今无论我多想再次找到，在这个城市中却再也看不见了。
我六岁时患了赤痢，被送进了隔离病房楼，当时妈妈自己没被传染却也跟我一起住了进去。
我在车站前的宠物店里买了两只兔子。本是穿着拖鞋出门想买些文具，却突然想要饲养小动物。
开始碘疗法之后，由于进行放射治疗，妈妈要在隔离的病房里待三周，不能出来。
“你啊，又搞这个。”
在开始碘疗法之前的这段准备时间里不能服用激素制剂。可是妈妈说不吃激素身体就特别没劲，而且大夫禁止她吃海带、海苔、凉粉等海藻类的食物，所有以“海”字开头的菜都不能吃。
对着突然之间把兔子带回家的我，妈妈冷不防地这么说，有些奇怪。
摘除了甲状腺的妈妈以后必须一直吃激素，因为摘除了甲状腺，没法自己分泌出激素了。
其实妈妈所说的“又”，是指我还是小学生时就这么做过。
京一舅舅竟然去世了。
白色的兔子叫做“面包”，黑色的兔子叫做“葡萄”，我把它们放养在七楼的阳台上。
妈妈看到我拿了那么多钱，就会训我说：“你要的太多了，还一半给你舅舅。”不过舅舅每次都会这么说：“不用啦，拿着吧。不过你可不要让你妈担心哦。”
结果，喂食也好，打扫笼子也好，都由妈妈亲力亲为。她每天清扫兔子的笼子，按摩它们的头和耳朵，甚至不知从哪里学会和它们对话似的。
盂兰盆节或者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亲戚一聚到一起，就大人小孩一块儿掷色子。京一舅舅半蹲着身子掷色子，连我这个小孩看来也觉得非常潇洒。每次见到京一舅舅，他都会从腰包里拿出钞票，给我零花钱。
在晒洗的衣服飘扬的阳台上，妈妈坐在小椅子上和兔子讲话。
“喂，小间，把骰子拿过来。”
悠闲而又平稳的时光流淌而去。不知何时，家里的门把手、纸巾盒都被布包好。超市特卖品的传单也被磁铁扣在了冰箱上。
京一舅舅也患了癌症。到最后癌细胞扩散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好说是哪个部位的癌了。据说京一舅舅患了腹膜癌，腹腔里积了很多水。腹部膨胀得像一只青蛙，里面竟然积了有三升的水，还并发了肝硬化。舅舅是在无尽的痛苦中去世的。姨妈们哭着说都不忍心看到跟病痛做斗争的京一舅舅。
一派平和的景象，并且，妈妈患癌的事情也被全然忘记了。
京子的结婚典礼上，京一舅舅作为新娘的父亲，撑着油纸伞缓缓地出场。京一舅舅这个人本来就比较容易落泪，那天他捂着眼睛、不停地掉着眼泪，仍然慢腾腾地走着。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过，癌细胞自身似乎并没有忘记吞噬妈妈的健康。“有时，觉得喘不上气”，起初妈妈这样讲，后来，妈妈逐渐频频地在深夜醒来，无法呼吸、难受异常。妈妈的房间响起听似蟾蜍一样的叫声，我急忙拉开扇门后，看见妈妈俯卧在床上，呼吸困难地挣扎着。
我自己没有兄弟姐妹，不过我觉得如果有也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我一直把京子和小百合当做我的亲妹妹看待。
“妈妈，怎么了？喘不上来气？”
京一舅舅有两个女儿 京子和小百合，她们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在表兄妹中跟我关系是最好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很近，一到夏天我们三个人就会做一个塑料游泳池，在里面泡水。长大以后，我每次回福冈的时候，除了见以前的朋友，还会去找京子玩，一起聊天。去东京之后，当了OL的小百合还给我介绍了下北泽的房子，我们做了邻居。她不仅帮我付喝酒的钱，连我朋友那份都会一起付。
这样问，她也不回答，喉咙继续发出声音。我把她的脖子镇凉，不停地摩挲后背，发现湿漉漉的汗水都把她的睡衣浸湿了。
妈妈经常提到舅舅们的事。
这样的发作断断续续地逐渐增多，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家里睡觉也好，到町田的美津家里留宿也好，都会发作。
“京一和伸一上高中的时候，他们竟然带铁链去学校打架呢。”
“还以为要死了呢 ”
京一舅舅是个很有男人气概的人，他在若松开了个公司，兢兢业业地操持着。舅舅梳一个大背头，戴着一副有点颜色的眼镜，叫我妈妈的时候还老喊“姐姐，姐姐”，就像个小孩子似的。
在此期间，妈妈常常把同样的话挂在嘴上。医院里说，大概是之前的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发作了吧，不过做过精密检查之后的结果，是癌细胞转移到声带附近及食道上，其中一部分变大膨胀，阻碍了呼吸道的原因。
“就在你妈妈做手术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三十号在医院里去世的。当时你妈就要做手术了，而且身体也虚弱，我想等她身体好一点再告诉她，所以一直都瞒着她。小间，你也不要告诉你妈。”
在九大医院接受了甲状腺切除手术两年后，妈妈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碘治疗，然而，这对妈妈的癌症却好似毫无效果。
“啊？怎么会这样？”
我和妈妈一起去表参道听医院的解释，说是除了手术别无他法。再一次做手术把脖子上的伤口切开，将声带也摘除。医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说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妈妈将失去声音。癌已经扩散到如此地步。
“小间，其实你妈妈还不知道，你京一舅舅已经去世了。”
如此下去病状将极易发展到关乎生命的地步。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没有二话地坚持劝她做手术。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时阿布姨妈把我叫到病房外，在走廊的角落里小声地对我说道：
“做手术吧。虽然可能会失声，那也是没有办法。就这么下去会死的。而且这个样子，会经常觉得呼吸困难。”
妈妈和早苗阿姨对望了一眼，都笑了。我亲眼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总算放下心来。
可是，知道将要无法讲话，妈妈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对做手术一事怎么都想不通。
“你妈妈命大着呢，一点小毛病是死不了的，你就放心吧。”
“ 不能讲话，还要麻烦别人，这样不如不活下去。 不做手术 ”
“嗯，不过妈妈说没有生命危险，还好。”
“你将失去声音。”若是被如此宣判，不仅是妈妈，任谁都会变得自暴自弃吧。尤其是妈妈，喜欢说话，又唱又笑的，无论何时都是开朗向上地生活着。回顾此前的人生，其中得助于自己声音的日子也绝不会少吧？
“小间，听到你妈得了癌症的时候吓了一跳吧？”
《东京塔》第7节(8)
早苗阿姨笑着对我说道：
无论从此被宣告无声的人生将换来多少生命，我想这也并非是轻易就能够接受的。
我给妈妈买来了她托我买的带耳机的小型收音机，并且教了她怎么用。
可是，我却不能和理所当然退却的妈妈做出同样的姿态。
《东京塔》第6节(8)
“说什么呢？在这个世界里不能讲话的、听不见的、看不见的、走不了的，各种各样有缺陷的人不知要有多少，那些人不都在拼命努力着吗。妈妈来到东京的时候，还说要给那些有困难的人做志愿服务者呢，自己有一些缺陷不是也好吗，不站在他们的角度也理解不了他们啊。还有人比这更不好过的呢。不做手术可不行。已经决定了。这不是妈妈说了算的。”
“以后会比较麻烦，不过不用做手术了。做手术真是讨厌啊。”
以前，妈妈说要给老人看护所做志愿服务，但却怎么都找不到她能做的差事，而且，切除了甲状腺以后，人也容易疲劳，所以，其他的志愿者活动也未能参加。尽管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不过为了能够说服妈妈接受手术，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不搭调的话。
“不是没全治好吗？”
“不然就学着用手语，我也去学。”
“嗯，没事，不用担心。”
“ 总觉得是别人的事儿。”
“没事吧？”
“唉！别人的事儿！你要是不在了才让人为难呢。”
妈妈做完手术后，我马上回到福冈，赶到九大的附属医院。进了妈妈的病房后我看到她正坐在床上，而阿布姨妈还有花骨牌大学的朋友早苗阿姨等人坐在床边。
听说妈妈要切除声带的事情，妈妈的妹妹阿布姨妈特意从若松赶来了。横滨的早苗太太好像也要过来。
妈妈通过手术摘除了整个甲状腺，声带上的癌细胞则留到手术以后用碘疗法治。
除了劝她手术，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不能忍受这种压抑而沉闷的气氛，我从家里出去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剩下的事情，只有全都交给姨妈们去做了。
“上了年纪之后大家都要生病，真不好啊。”
在附近一边玩着弹珠，凝视着那些滚落下的珠子，我一边在头脑中想象妈妈在失声之后的生活。
妈妈住进了九大的医院，准备做手术。不过她倒是更担心同时在若松住院的京一舅舅。
弹珠命中得奖完全是随机的，怎么样都无所谓。可是今天，弹珠撞在玻璃上的声音听起来却格外清晰。
我觉得妈妈做这个选择也很容易理解。以前一直正常地说话、正常地笑、正常地唱歌的人，现在一下子被人说以后不能发出声音了，当然不能轻易地接受。
往往都是在人即将失去耐性时，号码才能最终凑齐。我玩到很晚才离开，回到家里时，妈妈、阿布姨妈还有早苗太太正在放电视的屋子里，坐在铺开的白色坐垫上，玩着花骨牌。
要是摘除声带，就没法说话。可是如果保留声带上的癌细胞，那这个手术就不能够治愈。两相选择下妈妈坚持要保留声带。
“雅也，你妈妈说要去做手术了。”早苗太太一边翻开纸牌，一边对我说道。
听妈妈说她跟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做手术，不过做手术的条件是不切声带，声带那部分的癌细胞妈妈想用其他方法治疗。
“这么想想，就算不说话也还能玩牌的啊！”
“要做。好像甲状腺和声带上都长了癌细胞，不过做手术的时候只割甲状腺，不切声带。因为切掉声带就没法说话了呀。”
三个人哄地大笑起来。
“要做手术吗？”
妈妈的精神看起来好多了，在这个时候，姐妹和朋友的力量真的是无可替代的。
听到妈妈说的这个消息，我一下子觉得胸口好堵，好像心脏都被人揉碎了。不过妈妈显得很镇定，所以我以为病情并不是很严重。
无论发生什么都以微笑面对，妈妈和我都尽力如此。
“你不用担心，好像说不会有生命危险。”
“就算不会讲话，也能玩弹珠呢。”
“那能治好吗？”
“弹珠是不讲话才能玩的吧。”
“是甲状腺癌。”
妈妈从座位上起身，开始给我做饭。阿布姨妈好像是自己创造了手语似的，一边比画着一边对我说：
“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这个是 吃饭 、 洗澡 ，还有这样的话，就是 给钱 。”
妈妈用极其平常的语气说道。
“嗯，很容易懂的嘛。”
“我得了癌症。”
“知道这些不就足够了吗。”妈妈一边笑着，一边忙着做饭。
妈妈住进九州大学的医院后，过了一段时间，她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大概，姨妈们是在告诉我不要过于担心吧。那晚，妈妈她们几个多年罕有地玩牌直至天亮。
妈妈的姐妹让她回去之后去医院看病，于是妈妈看了镇上的一个大夫，结果马上被介绍到了九州大学的附属医院。
因为妈妈将要无法唱歌，我和江本、何赛、阿豪还有很多朋友们想为妈妈举办一个告别演唱会，地点选在冢一家新开业的卡拉OK厅。
“我感觉脖子这儿鼓鼓的。”妈妈在去别府旅游的时候这样说道。
“吃饱喝足唱歌啦。”
妈妈经常跟她的姐妹一起出去旅游，似乎她们很喜欢这种一年一度的旅行。
我们把歌本堆在妈妈面前，妈妈表情紧张地演唱了几首歌曲，还一直小口地喝冷酒。
这里通了电，有煤气，装了电话，厕所也可以用水冲。我已经好久没住过这样的房子了。“我的生活在逐渐变好。”我这样觉得。
我也唱了齐条史郎的《夜之银狐》。这首歌我在卡拉OK经常唱。此时妈妈就紧盯着屏幕上滚动的歌词，跟着我低声哼着。
我在方南町上租了一处限期的房子。由于是限期的，中介费和租金都很便宜。一层是我跟江本共用的工作室和起居室，二层的两个房间我们各用一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睡“上下床”了。
“这首歌，你爸爸过去经常唱。”
不久W租的办公室解散了，我和江本都搬到了都立大学附近的公寓。
“咦？我怎么不知道。”
无论是在三田的时候，还是在神社前的正道上，我每天都待在W的办公室里。我待在这里不是跟女人玩乐，也不是喝酒，可能是对以前懒惰的反抗吧，我就算没事做也会留在办公室里，拼命地画画，拼命地写字。
我从未和爸爸一起去过卡拉OK厅。当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唱这歌的样子。尽管我们几乎从未在一起生活过，DNA却连唱歌这一爱好都遗传下来了。
W在三田的一栋能看到东京塔的单间公寓里租了个房间，以此为基地，当做自己的办公室。后来聚集的人多了，于是把公办室转移到了神社前的正道上。
不过，爸爸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妈妈刚来东京的时候，还有电话挂到家里讲过话，不过那根本算不得是认真的通话。
我手里还有贷款，不过我每个月把高利贷的卡和钱给江本，让他帮我还。
“哎，过得怎么样？”
我按爸爸说的那样，吃喝玩乐了五年，现在可能已经厌倦了这种行为，在接触了各种工作之后，我终于对工作有了些兴趣，不再反感了。
“嗯。凑合吧。”
我最后一次打工是在海苔公司的仓库里，负责堆货物。自从辞了这份工作之后，我就没再打工，不过就算这样我也还能勉强生活下去。
“噢，那挺好。东京那边有很多工作的吧，小仓这里根本不景气，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样无意之间的对话中，时间哗哗地流过了。
在此之前的对话，不论何时爸爸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是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了。”
“你妈妈那边，替我带好。”
“已经是老奶奶了。”
“嗯。”
妈妈已经年过花甲了。我才28岁，而妈妈已经年过花甲，知道这一点，让我强烈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那好了。”
等你意识到，时间已经无法挽回地流逝了。
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
当关注对象不是自己的时候，时间就会匆匆流逝。时间确实就像日历一样一页页地翻过。这时候，就会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
尽管这样，妈妈还是偶尔和他联系着，不过我从来没给爸爸去过电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电话号码。
可是，猛然停下脚步看看周围，这样的余裕即便拥有一瞬间，你甚至也能觉察到时间的流逝和动感。
妈妈决定接受声带切除手术大概过了几天的时候，喜讯不期而至。
《东京塔》第6节(7)
《东京塔》第7节(9)
如果只热衷于自己的事情，就会感到被追赶着跑，总是跌倒，感觉时间停止了。如果只看见自己，只看见自己身体内的钟表，就如同世界的时间停止不动一样。
好像是有一个甲状腺方面的专家最近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据说，这个医师经历过很多类似妈妈情况的案例，医术高超。负责的医生想拜托他再次诊断一回，并为我们写好了介绍信。本来，妈妈就医的这个医院并非外科手术的专门医院，只是碰巧在这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位法国留学归来的T医生介绍给我们而已。
“你们赶紧饱餐一顿吧。”妈妈笑着对我和W说。
这个综合性医院坐落于东京塔下。在医院正门的入口处，东京塔如同彩色明信片一样笔直而立，清晰可见。
当时是凌晨两点。我们回到妈妈家里的时候，茶水泡饭和腌黄瓜已经摆在桌上了。
T医生与想象中全然不同，恐怕连四十岁都没有，嘴上蓄着髭须，表情充满自信。
“我们这就要回去了。跟你妈妈说给我们准备茶水泡饭。”
X光片放在光箱里，T医生坐在旁边一边扫视着病历，一边用一种极为平淡的语气对坐在一旁的妈妈和我说：
爸爸跟酒吧老板娘借电话，说是给妈妈打个电话。
“没什么事儿，切除吧。”
“嗯。”
“声带，也要全都切除是吗？”
“是吗？那你再忍耐忍耐吧。”
“不用，保留。不切除声带，只切除癌细胞。”
“嗯。比以前好多了。”
“那说话 ”
“干这个能吃上饭吗？”
“我想没问题。”
“画漫画，或者原创稿子。”
“啊 太好了。”
“你在出版社做什么？”
若是在漫画里，估计此时将是母子二人大喊“啊！太棒了！”同时紧握对方双手泪流满面，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击掌庆祝的一番场面。可是现实中却为此前错得有些离谱的判断而感到沮丧。
“出版社。”
按照医生的解释，将切除掉声带附近和食道里的癌细胞，但声带将竭力保留，并把妈妈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软骨移植到切掉的地方。之后在喉咙上开孔，做成气管孔
W早已习惯了光头A的故弄玄虚，依旧兴高采烈地同A嘻嘻哈哈之时，爸爸跟我说：“你这位朋友在哪个公司？”
专业的解释并不易懂，总之，是保留声带、切除癌细胞。所谓的一箭双雕正是如此，我们当即欢欣鼓舞而且放下心来，连解释也听不下去了。
在下一家店，光头A问了W的姓名以后，说小仓有三个大名鼎鼎的跟W同名的兄弟。是三个很有趣的兄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无恶不作的坏家伙，老三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两个哥哥驾着直升机在监狱上空盘旋，对着监狱里的弟弟用扩音器喊着“我们救你出来”。“有意思吧。他们跟你同名。”
然而，医生的诊断和技艺之间，竟差异到如此地步，这又如何解释呢？这一回，妈妈是得益于上任医师有心关照的介绍信和恰逢T医生回国这双重的“幸运”，可说到底，人生也好奋斗也罢，还都是要被技巧和运气所左右的。
W和那些少年们以相同的表情从头至尾地看着一切，指着走在前面的爸爸背影说，“你爸爸玩摇滚音乐吗？”
手术的日期立即确定下来，妈妈将在术前两周开始住院。不管如何，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个大手术。不要说精力心情，就是体力这方面，也丝毫放不下心来。
爸爸毫无兴致地看着他们，也走向下一家店。
然后，听说妈妈即将手术的消息，爸爸也在妈妈住院前两天赶到了东京。最近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五年以前吧？上回在东京碰面，还是我十八岁，两人在赤坂的日式料理店里，那次气氛怪异的会谈。
每到一家店，他就会对老板娘说：“这是我儿子的同事，在工作上经常照顾我儿子。”Ｗ虽然听不懂爸爸的话，也茫然不知所措地跟爸爸说话。光头A体形匀称，身材高大，比乐队的少年还要高出一点。那些少年们不约而同地多次同光头A点头示意打招呼。光头A对人家进行一番“吉他撞坏了”以及其他说教之后，说些乐队要加油啊之类的话，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向下一家店。
连爸爸都特意赶来，这手术看样子还是极为重要的，我又想。
爸爸一般带我出去喝酒的时候，都邀请自己的朋友一起去。他让朋友打听我的事情以及东京的状况，自己则在旁边默不作声地侧耳细听。
妈妈比平时更加细致地化了妆，从那天一早开始就心神不宁的。我去东京站接了爸爸，开着自己的车向冢奔去。他并没有打听妈妈的病情，反而一如既往，开始谈论小仓的经济是多么不景气。接下来，又用熟悉的口吻问我在东京过得怎么样，最终老调重弹地说在东京多多少少还有些可做之事什么的。之后，他透过墨镜向开着车的自己的儿子瞥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问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爸爸的朋友 光头A在第一家俱乐部里面等着我们。
“喂，怎么样了？”
爸爸拿起我和W的上衣，说道：“难得来一趟。去小仓那里好好玩玩儿。”
见到妈妈，爸爸不咸不淡地这样说道。几天后，妈妈脖子可是要被咔地切一刀呢。
“嗯。大概是去小仓的俱乐部。”我回答。
这么说着，他麻利地走进房间，挂起夹克衫，就在我以为他要给烟点火的时候，他又说：
W不安地问道。
“来杯茶。”
“这是去哪里啊？”
相当我行我素。一切照旧。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掩饰的我行我素。
一边说着，一边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似的，穿上自己的夹克，似乎是想要带我和W去小仓。这是爸爸接待W的独有方式。
就算买了菜妈妈也还是要住院的，所以我决定到外面吃饭。不过多年未曾全家三口一起吃饭，我对三人面面相觑的情形未免心存顾忌，于是又照例叫来附近的年轻人，一群人到下北泽一家干净的杂煮店去吃。
“去哪里啊？”“出去一下。”
“叔叔，初次见面 ”
吃完晚饭，闲躺着看电视的爸爸看着我们在喝茶，站起来，说道：“我们出去吧。”
当然，冷漠而又嫌麻烦的爸爸对此问候视若不见。他留着背头，戴着像美国歌手鲍比？布朗一样的墨镜，身着香奈尔牌夹克衫，右手小拇指留着长指甲，一会儿抽一根细长的Mr.Slim，只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放到面前，不向任何人劝食，只顾自己吃自己的。
“您好！是孙子的同事啊。请多多关照我孙子。”晚饭准备好了，W在妈妈和奶奶火辣辣的注视下拿起了筷子。W每说一句话，妈妈、奶奶和爸爸三个人就各自回应一句。
他吃了一口生鱼片就随意地说：“东京的鱼简直不能吃。”大家还都在吃着他又说：“去喝杯咖啡吧。”结果何赛慌里慌张地把煮鸡蛋一口都吞了下去。
似乎是听到了W已经睡醒了，奶奶过来同W打招呼。
谁都比不了，这个人。
我从外表和态度上都可以客观地看出，W很恐慌。他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嘀咕着，“你爸爸很凶啊！”
我回到十一楼的房间，爸爸妈妈在七楼就下了电梯。
W慌忙同我父亲打招呼，“啊！您好！”其余的话说不出来。
《东京塔》第7节(10)
我们醒来的时候，早已过了晚餐的时间，饭桌上摆满了饭菜。不知什么时候，爸爸已经坐到电视机前面，吐着烟。
不久，我到大楼旁边的便利店去，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我像平时一样站在杂志架前看成人杂志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一起出现了。
在这么温暖柔软的被子里睡觉的美妙感觉真是久违了。
我心想怎么搞的，连忙用杂志把脸挡住，目光却跟着他们的身影。
我一边听着W的鼾声，一边和妈妈聊天，不知不觉中疲劳袭来，慢慢钻进了被窝里。
爸爸拿着筐，妈妈紧随其后向点心货架走去。妈妈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把脆饼放进筐里，还买了瓶装的麦茶。
W进了被窝，就立即鼾声如雷。妈妈叠着他的衣服，说：“可怜的孩子，一定是累坏了。”
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形如夫妇的这般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能让人相信我的父亲和母亲确实是夫妻的景象少之又少。
在寒冷的冬天，在我睡前，妈妈总是使用干燥机烘暖我的被子。
我也不能忘记妈妈此时的神情。
“也不知道合不合城里人的口。”妈妈说。W连忙说：“哪里，很好吃的。大婶。”我们多次地添饭。我的被子和W的被子紧挨着铺着，被子好像是在睡觉前用被褥干燥机烘烤过，松软而温暖。
跟癌症毫无关联似的，非常开心的样子。
在W洗澡期间，妈妈已经将早餐满满地摆了一桌子。
妈妈手术前几个月。
我这个儿子一门心思要赚钱，连在东京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带着同事来了。而妈妈好像是了解儿子在做什么工作似的，很开心地、周到细致地忙碌起来。
晚上我在饭桌旁一个人吃晚饭时，电话响了。看电视的妈妈接起来，听着像是惯常的姐妹来电。这样不在意地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妈妈声调高起来，对着话筒就哭了出来。
妈妈初次见到儿子的同事，好像很紧张。
妈妈像孩子一样啜泣着，反复地说：
“特意远道而来，一定累坏了。洗澡水烧好了，赶快去冲个澡吧。这孩子开着车，一个人一定筋疲力尽了。”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
《东京塔》第6节(6)
我放下筷子，等待妈妈把话筒放下。
一来到这里，妈妈就扎着围裙飞奔出来，朝W深深地点头鞠躬。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十分钟，她一放下话筒，我就问：“怎么回事？”可是她又一次放大声音，趴在那里哭起来。
在一个孩子的眼里，蓝色铜海湾上，那一座大红的桥，宛若将东京塔横放下一样。下了桥，就是妈妈租住的房子。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火野苇平先生的家。
镰仓的舅舅死了，好像是自杀。
我们渡过关门海峡、踏上九州的时候是早晨，之后我们直接赶去住在若松的妈妈家里。若松有一座很长的红色铁桥，名叫若户大桥。这座桥穿过工业区，连接了户区和若松区，全长两公里。
人的死亡不是论资排辈。身为姐姐的妈妈正与病魔做着殊死的斗争，身体健康的弟弟却突然之间命丧黄泉了。
W之前好像把九州的情况估算错误了，现在终于一下子倒在座位上，似乎不再幻想了。
葬礼只在亲戚间举行。可是妈妈却哭着说不回去了。
“都要到九州了，没想到这里竟然在下雪。我还以为这里收费处的男人都穿着夏威夷衫呢。”
“他自己这样死掉的，我不回去 ”
由于长距离驾驶的疲劳，W变得有些任性。他缠着收费处的人不放，说他的车装的是防滑轮胎，没问题。不过最后还是没得到允许，我们只好在旁边的服务区停留了几个小时。
舅舅为人和善，与世无争。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给我带上鸽形脆饼当礼物。晚年，舅舅夫妇在筑丰和妈妈一起住在姥姥家，就在不久之前，妈妈还一直和他们住。
我们从东京出发后，W的丰田海拉克斯就驶上了东名（东京和名古屋）高速公路。我没有驾照，所以只是选选歌，或者睡觉。来兴致的时候会在副座上跟W东侃西侃一番。就当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广岛那一带时，高速公路竟然全面停止通车了。这部分高速公路建在山里，气温较低，路面因为下雪结冰了。如果不是装上防滑链的汽车，或者不是防滑轮胎，就没法在路面上跑。
我并不知晓原因。虽然听说他身体并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是得了什么大病。
我正好也好久没回福冈了，而且觉得这次不花钱的旅游很有意思，于是决定跟W一起去。我跟W在一起做的是海外旅游杂志方面的工作，我在这个杂志上写专栏，不过我自己不但没去过海外，就连护照都没有。
“回去吧，见最后一面。”
W虽然出生于横滨，不过当银行职员的父亲曾经调到小仓的银行工作过，所以他想去小仓看看，于是把这次旅行定位成“九州之旅”。
“ 不，我不回去。”
其实W本来是打算跟他的女友一起去海外旅游的，所以请了一周的假，结果前几天他刚跟女友分手，现在只剩下请的假了。可是W这个家伙觉得跟我一起去海外旅游有点不妥，于是决定开车绕九州一周。这个计划让人觉得有点破罐子破摔，而且很有所谓的男人味。
“表弟不是还在很努力地工作，抚养着孩子吗。葬礼不是表弟能操办得了的，那和年轻人都在做的事儿完全不一样。明天早上坐第一班新干线去一趟吧。成年人能那样好好地活到现在，年岁大了才去世，不管怎么死的，就是寿命到了。你回去的话，表弟也会很高兴的。你只要对他说声 辛苦了 就够了。”
我们刚认识不到两周，W就邀我一起旅游，而我也接受了。
妈妈一晚上都哭泣不止。第二天早上拿着我给的路费和奠仪，乘坐第一班新干线回到筑丰。
其实我现在基本没有工作上的熟人或朋友，不过我跟在出版社工作的W正好是在两人都郁闷的时候认识的，结果两人一拍即合。
妈妈手术这天。
“妈妈，我要跟单位里的人去一趟九州，到时候到你那儿住。”
早上九点到了医院，妈妈已经躺在手术床上了。在术前准备的两周住院时间里，她好像和同室的阿姨们沟通得很好，手术床的周围有很多穿着睡衣的阿姨们一边说着鼓励的话一边在哭。病人之间的友情不存在利害关系，非常简单，可是这种友情的缘起却并不吉利。
只有得到某些东西的人才会感到乏味、恐惧。
双耳不知戴了多少耳环的黄发护士战战兢兢地用一支长针头将预备麻醉药扎在妈妈的肩膀上。
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可是我们并不觉得生活很枯燥。
就算你平常在JULIANA扴TOKYO歌厅里舞弄着扇子跳脱衣舞，我只求你把这一针好好地给我注射啊，我在心中强烈地祈祷。
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我和曾一度返回九州、前几天回来的爸爸一起，跟在手术床的后面。同一病房的阿姨们一直跟着送到手术室门前，边哭边摆手：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吧，不过我们当时肯定认为以后的生活至少会比那个时候要好，虽然没什么依据，却这样坚信不疑。
“加油啊！！”病人之间的同情心极为强烈。
那段时间我们眼里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愁吃愁穿，可是并没有因为担心自己的未来而感到沉重。
麻醉开始奏效，我用纱布擦去妈妈嘴角流落的口水。
我每个月都有几次工作。剪辑单色画，这个我自己做只要三十分钟就能完成了。不过我会留下涂色这一项让江本干。我们就这样玩着插图画家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