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
“你在哪儿生活？”
她像笑了笑，像通常一样不安。
“我正在帮你。”
“我会去看你的。”
“你会帮我吗？”
“我把地址留给你。”
“做你想做的事。”
她正准备拿钥匙，但我站起来说：
我叹了口气。
“等等，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什么都不懂，一文不值。我怀孕了，生了个女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唯一真正想做的就是逃跑。”
她微笑地看着我，有些迷惑，她一定认为那是一份新礼物。我走进卧室，拿起娜尼。我回来时，她正在玩钥匙，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这时她抬起头，笑容消失了。她惊讶地说：
她一脸不赞同。
“是你拿走了娃娃。”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在冒险。尼娜，你得回去读书，毕业后找份工作。”
我点点头，她忽然站了起来，把钥匙丢在桌子上，好像很烫手。她喃喃地说：
我用通常对女学生说话的语气，回答说：
“为什么？”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她看了看钥匙，似乎并不高兴。她说：
她突然提高了声音：
我直视她的眼睛，她没有闪躲，我说，好吧。我从包里拿出钥匙，把它放在桌上的帽针和帽子旁边。
“你整天看书、写字，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再也受不了了。”
“不知道。”
“所以呢？”
她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声音低了下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告诉她，我很惊讶，温柔地提醒她，她曾说过，和丈夫在一起很幸福，和吉诺只是一场游戏。她同意我说的话，很不自在。我微笑了一下。
“娃娃在你手里。我很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你却一直拿着她。我女儿一直哭，快把我逼疯了，而你一句话都没说。你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但你一动不动，什么都没有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说：
“你真的想要钥匙吗？”
“我是个不近人情的母亲。”
“这里很美。”她说。
她同意我说的话，大声说：“是的，你是个心理扭曲的母亲。”她从我手中夺走了娃娃，仿佛要重新占有她，她用方言对自己说，她要走了。然后用意大利语对我大喊：“我不想再见到你，我不想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她朝门口走去。
她把帽子上的别针取下来，把两样东西都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看着帽针上深色的琥珀、那根闪闪发光的针，我想，她戴上这顶帽子只是为了告诉我，她在使用我的礼物。
我张开双手说：
“进来坐一会儿吧。”
“拿着钥匙吧，尼娜。我今晚就走，房子到月底都是空的。”我转身看向窗外，不忍心见她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小声说：
下午五点左右，我还穿着泳衣，晒着太阳，头发湿漉漉的，对讲机响了，是尼娜来了。我打开门，在门口等她上来。她戴着新帽子，气喘吁吁地出现了。我让她进来，我在阳台上穿上了衣服。她用力地摇摇头，并不打算进来。她把埃莱娜托付给了罗莎莉娅，借口说她要去药店买些药水，疏通孩子的鼻塞。埃莱娜呼吸不太通畅，她说，孩子总是泡在水里，感冒了。我感觉她很不安。
“我很抱歉。”
这一天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溜走了，我晒晒太阳，冲冲凉，吃些水果，看会儿书，时间就过去了。我时不时想起尼娜，看看表，我叫她来找我，这让她的处境变得更艰难。起初她一定以为，我会把钥匙给吉诺，和他商量好哪天几点，把公寓让出来给他们。但自从我要求直接和她谈的那一刻起，她便开始犹豫了。我想，她觉得没法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让我做她的同谋。
我没有听到关门声，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她决定拿走钥匙，但她在我身后，嘴里嘟哝着，用方言骂我，就像我祖母、母亲曾骂出的那些可怕的话。我正要转身，突然感觉身体左侧一阵剧痛，像烧伤一样。我低头一看，一个针尖从皮肤里冒了出来，在我的腹部、肋骨下面。那个针尖只出现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伴随着尼娜的声音，还有她灼热的呼吸，消失了。她把帽针扔在地上，没有拿走帽子，也没有拿钥匙。她带着娃娃跑了，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想，她已经决定了，她不会来了。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去海滩，但后来放弃了。我不想见到吉诺，而且我讨厌那些被惯坏的、暴力的那不勒斯孩子。我洗了个澡，穿上分体泳衣，躺在阳台上晒太阳。
我把胳膊靠在窗户上，看着我的侧腰，有一小滴血涌出来，在皮肤上一动不动。我觉得有点冷，我很害怕，等着发生什么事，但什么都没发生，血滴变黑了，凝结了，那阵刺穿我身体的疼痛和灼烧感也消失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出门了，想找人配把钥匙。十点差五分时我回了家，上楼时我的手机响了。尼娜说，她不能在十点来，希望晚上六点左右过来找我。
我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这根针刺穿了我的身体，也许就像一把剑刺穿了苏菲派苦行僧的身体，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我看着桌上的帽子、皮肤上的血痂。天黑了，我起身打开了灯，开始收拾行李，但动作缓慢，好像得了重病。准备好行李箱后，我穿上衣服、凉鞋，理了理头发。这时手机响了，我看到了玛尔塔的名字，感到很舒心，接了电话。她和比安卡异口同声，仿佛已经事先演习好了，夸张地模仿我的那不勒斯腔，在我耳边欢快地喊道：
快到午夜了，我正在看电视剧，手机响了，我认出是尼娜的号码，接了电话。她突然问我，第二天上午十点能不能来找我。我给了她地址，关了电视，上床睡觉了。
“妈妈，你在干吗，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你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是死是活吧？”
我对正在做的工作很满意。我的学术生涯从来都不轻松，但最近几年——当然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脾气变坏了，变得固执，有时还很易怒——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必须尽快调整状态，更认真严肃地学习。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有胡思乱想，一直工作到天黑，只有几只黄蜂打扰了我，湿热的天气让人有些不舒服。
我很感动，低声说：
我醒得很晚，吃了点东西，今天是星期天，我决定不去海滩，上个星期天给我留下了特别糟糕的回忆。我拿着书和笔记本坐在阳台上。
“我死了，但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