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少年时代住过的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梦中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去给她。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母亲只要出门，存折之类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家里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比较可靠。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当中却不是这样，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重要的文件都莫名其妙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我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把铁锹，下到麦地里挖存折。天色灰蒙，四野无人，世界无声。我走到埋藏我母亲存折的地点，翻开麦苗，没有发现我要找的东西。继续深挖，还是没有。我愣住了，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于是我试着寻找出我自己的存折，我的那些银行卡、国库券、股票交易卡、房产证、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我把教室面积那么大的麦地翻了个遍，绿茵茵的麦苗被我捣腾得枝残叶碎，但是所有要找的东西都不见踪影。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水，像土壤中的化学无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站着，在一片残败的麦苗当中。我心跳如鼓，汗流如水，又口干舌躁。我试图喊叫，用喊声把我的惊恐传递出去，却是用尽力气也喊不出声音。我清楚地体验到一种濒死感，没顶之灾降临时候的绝望。
他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看我，观察我的表情，我脸上流露出的忧伤和欣悦。我把托着油菜花的手放在他手心里。花的香气和精髓穿过我的手背他的手心，在车内静悄悄地弥散，和蔡琴的歌声融合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物质。
我把我的宝物丢失了。
青春的气味。少年和故乡的气味。
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
汗淋淋冒着热气的掌心中，躺着一朵早发的油菜花，很小，瘦精精的，花瓣还没有完全打开，金黄色的花叶藏在一层浅绿的表皮下，花茎细得可怜，又因为失去水份而绵软无力，但是放在鼻子下面，却分明沁出一股阳光晒过的清香。
我不光丢失了我的宝物，我还丢失了我母亲的。我如何向我的母亲交待？
他的手一直放在胸口的插袋里，小心翼翼捂着什么。我以为他心脏又开始不适，或者胃不舒服。车上了高速之后，他才把手抽出来，摊开，送到我的面前。
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发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阳台上整理报纸，忽然听到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老太太们聚会聊天的声音。
在学校附近的饭馆用过一顿简单的便餐后，我们的汽车很快驶离小城，上了新近修通的沿江高速。司机在车前的CD机里放进一张蔡琴的老歌，沉郁的沧桑的曲调在车中轻轻飘散开来。
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带着她们的孙儿孙女在花园里嬉耍，顺便聊起了家长里短。老人们应该是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投奔她们的儿女，普通话说得很不习惯，浓重的乡音夹在其中，腔调变得古怪，滑稽，听上去叫人忍不住发笑。
我们就这样彼此相识了。漫长的时光从这里开始，从我们的脚底下，像春阳晒过之后暖暖的地气，飘摇上升，缭绕和弥漫，见证我们的每一声惊叫，每一声轻叹，每一滴汗水和每一刻绞缠。年轻的男人和更年轻的女人，以为世上有大把的时间能让我们抓在手中，岂不料一转眼故地重游，已经物移人非，天上人间。
忽然我就听见了我很熟悉的家乡话。我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所有跟我说话的家乡人，包括我的妹妹和母亲，从来都使用普通话。就好像从我出生到进城读大学期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我们之间不经意地就跳过了二十年的岁月，她们愿意看着我一味地朝前走，而不肯再把我拉回到过去。
他那时候多么年轻啊。他新婚不久，笑容灿烂，会拉手风琴，黑板上的化学公式总是写得五光十色，像盛开在教室的花朵。他穿过菜地之后，身上沾了金黄色的油菜花粉，带来一股菜花的特别清香。
操我的家乡口音的老太太，声调尖细，高亢，语速急促，吐词又过于连贯，还带着抑扬顿挫的音韵，听上去就不太像聊天，倒有点像吵架，或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不那么当真的骂街。
于是他遇上了我。他穿着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着书，从办公室的廊下出来，准备回他的宿舍，看见我孤独无助的样子，迟疑一下，改变方向，穿过油菜地小路，向我走过来。
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我发现老太太的声音很像一个人，从前我们那条小街上烧开水炉的麻脸女人。那时候我每天去她的炉子上打水，从最早的一次拎一瓶开水，到后来一只手拎两瓶。有时候也拿木桶去打，滚烫的开水盖上盖子拎回家，洗澡或者洗头发用。
我们走到东北角新建的带看台的体育场。当年我初中的教室就盖在这里。我的青春之血在那天下午不告而至地涌出之后，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同学们都在教室里上课，我的语文老师用浓重乡音的普通话领诵毛主席诗词，可是我孤独地站着，盼望自己死掉，好逃避别人的羞辱和嘲笑。
我开了阳台的窗户，探身往花园里看。老太太们站在树丛的背后，枝叶中隐出她们或灰或艳的衣裳，头脸面目是看不清楚的。
我喜欢的油菜地和蚕豆地不见了，大片的梧桐和水衫也不见了，连绵起伏的灰砖灰瓦的平房更是荡然无存，体量极大的红白两色的教学楼东一幢西一幢地矗立着，在淡淡的阳光下，散发出校园里特有的粉笔、纸张、油墨和青春躯体的气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们走了一圈，竟没有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一个人在愣怔片刻之后疾步上前，迟迟疑疑看着我们的眼睛，问一声：是某某某吗？
说不上为什么，我有了一种特别的冲动，就想下去看上一眼，看看到底是不是她，那个记忆中能干泼辣的麻脸街坊。
星期天，校园里依旧人气兴旺，课照常上，篮球照常打，食堂照常飘香。在我们周围忙碌走动着的，都是一张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年轻的老师和年轻的学生。女孩子短发，男孩子长发，大多穿牛仔裤，薄薄的毛衣，酷酷图案的套头衫，花色运动鞋，耳朵里塞着“沃克曼”的耳机，跟大城市校园里的师生们没什么两样。
我下楼之后，才明白以我的年龄和装扮要走近她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毫无疑问会让她们引起戒心的人。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站着，借树丛的掩护，偷偷听她们的谈话，辨认她们的面容，期待着能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现在，我们双双站在县中校园的门外。我们有一点犹豫，不敢相信眼前气派奢华的大门是通往县中的入口。我们熟悉的环绕校园的小河已经了无踪迹，在原先河床上延伸出去的是一条黑色柏油路。我指着这条还没有来得及绿化的道路，告诉他说，二十年前的冬天肯定比现在更冷，因为河面经常冻得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滑过去，很刺激。他望望我，故作惊讶：你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刺激啊！我笑着，头靠在他宽宽的肩上，心里只觉得快乐。
当我的眼睛全神贯注投往那片树丛的时候，我没有留意脚下的地形。我在后退当中一脚踩空，掉进了花园里的养鱼池中。幸好池中水浅，只勉强湿了我的鞋袜和一小段裤腿。但是那一瞬间我是狼狈而尴尬的，我不用抬头就能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们惊讶的目光。惊讶中带着一些怜悯甚至同情。她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女人，我苍白的面容和迷茫的表情都证明了我的怪诞。
初春，天气还相当的冷。他穿着双排扣的黑呢大衣，脖子上有一条苏格兰味道的格子围巾。他的头发很熨贴地梳向脑后，两鬓有一些花白，头顶的部分白中带黄，显出很丰富的色彩层次，让我喜欢。我穿着牛仔裤，短款的皮装，古琦牌的带流苏的丝巾，头发剪短削薄，完全是休闲装扮。上车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穿着，开玩笑说，太时髦了，把他衬得更显老了。我回答说，如果不这么时髦，又怎么配得上他的古典？我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想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年，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头发浓密得透不进风，夏天走在太阳下，总有一股热烘烘的馊味。我母亲就摁住我的脑袋，死命给我洗，洗完了再押我去理发店，让老师傅给我剪短，打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头发太多使母亲厌恶，也使我自卑，很多年中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天资蠢笨的标志。
小区保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了过来，伸手拉我出水。他知道我只是偶然失足，所以一迭声地安慰了我，并且坚持要送我回家。
我们在春节过后，一个双休日里，回到故乡小城。他的奥迪专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县中门口，然后在不远处的停车场等着我们。
我婉谢了他。
他守着洁净的灶台，沉默片刻，把脖子上的围单取下，挂到门后，走过来，双手扶住我的肩头，问我说，你愿意跟我回一趟故乡吗？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很好。是的。我只是有点走神了，因为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以为熟悉的声音。
他用木铲从锅中挑中一块滚烫的芒果，低头吹了吹，送到我的嘴边，看着我吸溜吸溜地吃。他有点好奇地问我，袁小圆现在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骄傲神气吗？我咽下那块芒果之后，对他详细描述了见到袁小圆的情景，我尤其说到了袁小圆已见花白的头发，身上那套早已过时的行装，鞋，还有令我想像不到的谦恭、温和、真诚的神情。我说，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看见过他，真像做梦。
这一年没有过完。年尾，我从电话中得知他的死讯。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办公时间。
我说，我是个俗人，怎么又能够免俗。
他去世的消息是化工厅办公室通知我的，他们拿到他的电话薄，按照那上面的联络名单挨个地打电话，发讣告，其中就有我。
他叫起来，是他呀！他说，我怎么不记得他呢？我太记得了。袁小圆和你哥哥，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多少女孩子迷恋他们啊。他笑嘻嘻地问我，你也暗恋过他吧？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否认。
一年之前，他妻子打电话约我去家里作客时，也是看到了电话薄上的名字。
我告诉他，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里最出色的一个男孩子，黑黑的皮肤，神情骄傲，身上带着一种贵族式的沉静，文理科都好，写过一出小歌剧，叫《铁树开花》，我们排演过，我演那个山村聋哑女孩。
我很奇怪，我的所有号码：家里的，办公室的，还有手机，他都打过了无数次，烂熟在心，根本没必要再郑重其事地记上本子。那么，他这么做，是想到了有朝一日发生变故，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里方便地通知到我吗？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有点茫然：“袁小圆？”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房间里的一切变得昏暗，桌椅和窗帘都在一点点地褪色，褪成一种陈旧的、蚕丝一样的灰黄，像电影里镜头从白日突然地转换到黑夜。我的耳朵也开始失聪，听所有的声音都感觉遥远，虚浮，浑浑沌沌像一锅稠汤。
我在丽江巧遇袁小圆之后，回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那时候他在我的厨房里，试验一道用芒果、鸡茸、笋片、柠檬酱做原料的菜。他妻子去世后，他很反常地迷上了做菜，而且专门使用各种水果做原料，好像憋着劲儿要研制出一桌用以传世的水果宴。
我拔掉电话插头，关紧门窗，躺到床上。物质的需求减缩到最小，精神的活动无比亢奋。我在整整十天里足不出户，只是想他，回忆跟他交往的全部过程，一点一滴，纤毫不漏。我在短短几天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把时间浓缩成稠密得透不过气来的物质。
他肯定是难过的。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如果哪一天我走在街上，觉得眼睛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很漂亮，春青逼人，花朵儿一样地娇嫩，就说明我已经老了，老人的心态才会这样平和和宽容。她说，你不要不相信，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带有普遍真理的。
之后，又过了三四个月，她去世了。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然后我们分别在电话的两边抓着话筒，都不说话。我听到他在话筒里的轻轻呼吸声。我感觉他心里是有些难过的。
我不认为四十岁能够算“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看女孩子总是挑剔。这个人的皮肤太黑，毛孔粗糙；那个人的脸庞太大，透出愚蠢；对面走来的两腿修长有点像模特的小姑娘，实在应该去做一个牙齿美容，然后老老实实戴上两年的牙套……
我带着这套精致的化妆品到他家里来，会被他认为是对他妻子的挑战和嘲笑吗？整个做客的过程我坐立不安，恨不能用魔术把那套“欧珀莱”变成虚无，或者找借口扔进垃圾箱。
是的我没有老，我对年轻的女孩子们满怀妒意，暗中还存有跟她们一比高下的念头。我不能够老，我喜欢的那个人，我深爱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皱纹纵横、沧桑疲惫的模样。他认识我的那一年，我十三岁。从此以后我没有长大。我在他的眼睛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从面容，到身体，到灵魂。
从她矮胖的身影在楼梯口出现，到她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这当中的时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压抑得我几乎无法呼吸，几乎崩溃。我知道他就站在我的身边，跟我一同用目光注视她，可是我不敢回头，不敢用眼睛的余光向他表示我的一点点感受。我同样不能够想像他二十多年中每天面对她的心情。
我把自己封闭了十天之后，枯瘦如一片浮云样地走出家门。正逢附近中学的放学时间，穿校服的女孩子们勾肩搭臂、嘻嘻闹闹从我的面前络绎而过，我忽然觉得眼睛里春光一片，群蝶飞舞，花枝摇颤。
见面的瞬间，我有一种惊悸，甚至是震撼。我没有料到她颜容的变化如此之大，化妆品对她来说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她穿着家常的睡衣裤从楼梯上慢腾腾地走下，几乎是一步一挪，一步一喘，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要龙钟。她的胖圆脸像发面团，暄暄的，糟糟的，腐白色，一点光泽没有。她对我抱怨她的身体，吃力地弯了腰，捞起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出深深的坑，给我看。
在那一刻，我明白我已经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