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第五街看橱窗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尽望着那些讨人喜欢却又贵得吓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装模作样保持……“常态”的话，我早就给詹尼弗买回家了。
一个怪现象：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是的，我怕回家。因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个星期，现在她终于渐渐开始消瘦了。我是说，尽管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儿，她自己也许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底细的我觉察到了。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压，决定由我独个儿承担。所以我向乔纳斯老头支支吾吾胡诌了几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说我觉得这阵子我不能离开纽约，希望他谅解。但我知道，对于乔纳斯先生此次显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应，当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乔纳斯先生啊，乔纳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橱窗，看看班机广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烦恼撇在一旁，飞往阳光灿烂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环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却是淡季中的欧洲：伦敦的“购物游”，巴黎的“恋人游”……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芝加哥？”他问。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谢谢你，先生，”我说。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包含的信息：奥利弗，尽管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佬”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就我一个？”我问。
“你要跟我结婚？”
“我希望这案子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
“对。”
“我知道警察揍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哈！）。
“理由呢？”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骚乱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子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点案件之一。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个赊账对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张“就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记单的虚线上把名字一签，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两张去恋人天堂的飞机票（还是头等的）。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脸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个绝妙的主意能使她的双颊添上些许血色。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说。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准是你给炒了鱿鱼，”我的乐天派妻子猜道。
“是奥利弗吗？”
“不是变鱼，是化成鸟上天，”我说着抽出两张票。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许神祇，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上了天一直飞，”我说。“明天晚上飞巴黎。”
“OK。”
“扯淡，奥利弗，”她说。但态度平和，一点没有往常那种虚张声势的神气。照她现在的口气，好像还有点儿亲昵的味道：“扯淡，奥利弗。”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喂，能不能请你把‘扯淡’的含义说得明确些？”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种胡扯淡。”
“嗳，奥利，”她柔声说，“咱们可不能这样胡来。”
“你听我说，”她解释道。“要是做丈夫的在非休假日带老婆下馆子，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胡来什么呀？”我问。
“你说什么？”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她是谁，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断她的话头，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强颜欢笑。
“你问‘干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道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子去吃顿饭？”
“我还需要时间，”她继续说，“这是你不可能给我的。”
“干吗？”她问。
我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细看去。那双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状的忧郁。不过这种忧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她心里难受。是为我难受。
“好吧，”我说，“那咱们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我们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让我们俩一道哭吧。不过最好还是谁也不哭。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老公，混蛋！”
接着詹尼就都告诉了我，她说她一直觉得“浑身不带劲儿”，所以又去找了谢泼德医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摊牌：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说了。
“你说什么，詹？”
由于自己没有尽到向她吐露真情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内疚之感。这点她理会到了，就故意说几句无聊话。
“扯淡。”
“奥尔，他是个耶鲁货。”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你说谁，詹？”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认识我以前，你跟他同屋住的。”
“阿克曼。那个血液病专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本科和医学院都在那里毕的业。”
“谁？”我问。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这段苦难的历程中注入若干轻松的成分。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至少他能读能写吧？”我问。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那还要看，”奥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届毕业生堆着笑脸说，“不过我看得出他能谈。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谈谈。”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饷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丢人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这么说那个耶鲁货医生还不错嘛，”我说。
我开始想到上帝。
“不错，”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