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探出门到走廊去了。保罗等待着，让他恐惧的并不仅仅是他完全忘记了跟这位警探见过几次面。在吗啡的影响下，他的思考能力显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如果要他开始工作，那他就真的需要集中每一分智慧才能胜任。
“我很愿意效劳。”
警探回到房间，身后还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谢顶男人。他看起来像是个越老脾气越差的恶棍。就像一只斗牛犬，如今只能靠狂吠来吓唬人，但是年轻时能够更有效地用牙齿解决问题。保罗立刻认出了他。那位警探跟他说自己的上司要来时，保罗并没有意识到他指的是警察局长。
“我的上司。他想亲自来向您询问一些情况。”
“我是菲茨·波特。我的手下跟我说您伤得不轻，但是您恢复得很好。”
“还有谁想见我？”
“我希望我这副样子能被视为是‘很好’，”保罗回答，“恐怕吗啡让我的脑子迟钝了些，没办法。”
“这是意料中的，先生，”警探说，“我不想让您担心，或者引发您更多不适。医生说您会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最近您似乎清醒一些了，所以我以为您好得差不多了，不过或许今天仍然不是时候，不太适合更多人来看您。”
“神奇的玩意儿，”波特说，“布尔朗战役时让我们少受了很多罪。”
警探看着保罗床头柜上的吗啡药瓶。
众所周知，被阿瑟总统任命掌管纽约警察局之前，波特曾在战时指挥过联盟第五军团。
保罗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我不……我非常抱歉，我完全不记得了。”
战争时期保罗还是个小孩。他的父亲密切关注着新闻，每天都要读出《纳什维尔电讯报》刊登的最新伤亡统计数字。由于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既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又是一个热情的黑人权利倡导者，这场战争让他拿不准自己的立场。正义的一方为了自己崇高的目标要堕落到什么程度？为了解放奴隶，联军要杀戮和牺牲多少人的性命？他的父亲并没有答案，所以，按照保罗的理解，伊拉斯塔斯把枯燥的死亡数字读给全家听，这样大家或许都可以分担他的道德重负。这么多年来，这件事都是一个颇有裨益的警醒：能够分清是非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就算一个人能够划分界线，当他唯一的行动要求他超越那条界线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这是我第三次来看您了，先生，”警探说，“为了向您了解9月19日那天的事情。”
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最终还是做了。他作为牧师加入了联军，离开了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在军队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回来之后从未跟家人提到过他看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
“什么交谈过？”
“您亲自前来让我受宠若惊，”保罗对警察局长说，“这座城市里应该不止这一场火灾需要您的关注吧。特斯拉先生有什么消息了吗？”
“您记得之前曾经跟我交谈过吗？”
“如果特斯拉先生还活着，我们会找到他的。”他冷静地说。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为了某个失踪的塞尔维亚科学家而夜不能寐的人。“这位拉梅尔警探告诉我，您刚刚被救护车送到贝尔维尤医院后之后，他跟您询问过情况，您告诉他，您最先是在楼梯间看到着火的，不是在特斯拉先生的实验室里。”
“干我们这一行的，”保罗说，“没那么容易被冒犯。”
“是的。”
“仍然不知道，”警探回答，“克拉瓦斯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希望不会冒犯到您。”
“当时，我们觉得很可能是受惊过度和吗啡的作用导致您记忆混乱。我们认为起火点最有可能是在实验室里。所有那些奇怪的仪器，电力设备。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火是从屋顶着起来的。有人爬上去，故意放了火。”
“所以，你们完全不知道特斯拉先生的状况以及去向？”保罗问道，“是死，是活，还是介于两种情况之间？”
人们可以为了比一百万美元少得多的利益去谋杀别人。保罗想到了托马斯·爱迪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抽着雪茄，为了他所坚信的必然胜利进行着谋划。
他是坐起来跟警探交谈的。能坐起来是他最近才取得的一项进步，并且这个过程很不轻松。他与警察寒暄的时候觉得自己相对好多了，这位警探的官阶不低，从他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他穿着一件得体的大衣，而不是制服。
“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太吃惊，克拉瓦斯先生，”波特警长打量着保罗说，“是因为吗啡吗？还是您很容易就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您的朋友做出这种事情？”
他的肋骨、鼻骨和左股骨都折断了。他的内脏器官也受到了一定损伤，不过不同的医生在形容这些伤势时候所使用的词汇也有些出入。医生们不能就哪一种内伤更加严重而达成一致，但是处于吗啡麻醉中的他迷迷糊糊地听明白了要点：他的伤势非常严重，但是他会活过来。
保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能避免泄露太多关于那场官司的信息。
保罗住院两周后，一位来探视他的警探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房间里午后的光线令人愉悦，从灰色的十月天空中温柔地投洒进来。保罗的床位能够看到二十六街。每当他转身望向窗外，他身下床垫的弹簧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像是在斥责他有逃离的愿望。在最初几周里，任何稍大幅度的活动都相当困难。纱布把玉米粉和热水和成的烂乎乎的膏药紧紧缠在他身上，愈合中的肋骨涂上药后感觉怪怪的。保罗相当确定，如果没有吗啡，他一定会非常疼痛。
“市长本人，”波特继续说，“让我们把这起纵火案当作要案来侦破。您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您知道。他们都在关照着您。”
那天事发时已经很晚，工厂大楼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保罗在楼梯上看到的那些工人也都平安脱险。据说保罗倒在了燃烧的木头中间，被一位见义勇为的无名氏拖到了安全地带，并被送上了一辆救护马车。那个陌生人也看到特斯拉了吗？不得而知。如果特斯拉并没有在大楼垮塌中丧生，那他又是如何逃离火场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的尸体已经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或者被倒塌的大楼压扁。但是废墟中并没有找到任何尸体。
“请告诉威斯汀豪斯先生，我非常感激。”
特斯拉不见了，消失了。保罗不记得是哪位前来探病的访客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是乔治·威斯汀豪斯吗？保罗不止一次在床边见到他一脸担忧的样子。是卡特吗？还是保罗刚刚入院时来看望过，并且带来白玫瑰放在床头的休斯和他的太太？
“威斯汀豪斯……先生？”波特警长不解地问。
贝尔维尤医院顶层很显然是保罗见过的最洁白的地方。床单每天都被漂白并且熨烫得过于脆硬，到了摸上去会被扎疼的程度。在他的私人病房里进出的医生们的外套和衬衫领口跟床单一样白，像狭窄的墙壁一样白，像包扎在保罗柔软的腹部并每天更换的绷带一样白。
“乔治·威斯汀豪斯，”警探在旁补充，“他是克拉瓦斯先生的客户。”
连续几周，保罗·克拉瓦斯都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中。即便清醒时，他觉得也像在梦中一样模糊。只有通过颜色才能区分两种不同的思维状态。一种是亮白色的光辉，比白炽灯还要强烈。另一种则是黑暗。黑暗的念头，红色与硫黄色交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每小时接受的吗啡逐渐减半然后又减到四分之一，保罗开始能够更好地区分清醒和睡眠。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惧中，他意识到，他看到的那些关于火的黑暗景象实际上只是梦境，而真实的世界，他醒过来看到的世界，是干净、明亮的，充满着更加强烈的恐怖。
保罗突然打了个寒战。
——比尔·盖茨
“托马斯·爱迪生亲自给市长打了电话，确保您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并且关照我们调配最好的人手来办这个案子。我们会把调查的每一项进展都直接汇报给爱迪生先生。我们已经让他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您，我们会竭尽全力找到凶手。”
在这个行业里，等你意识到自己有麻烦的时候，想自救已经太晚了。你得一直在恐惧中奔跑，不然你就会完蛋。
保罗的目光从警察局长回到警探身上。他们两人都呈现出坚定的表情。如果他们是被耍弄了、被迷惑了，或者被收买了，那么从表面上也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我本人，拉梅尔警探和整个警察局都会保护您的，”局长继续说，“有托马斯·爱迪生的全力支持，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