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就是“梅娘”啊。
我想让他知道。
我想让他知道。
什么都没有变吧。
像我们袁家的老“梅娘”。太爷爷在的时候，所有人当她是长辈。太爷爷死了，爷爷还在。子女们不过看在爷爷的分上，在桌上多添一双筷子。爷爷一走，谁都不认得她了，哪管什么几十年风雨相处，人多少会生出一点情分来。我大姑哭哭啼啼离开上海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大概一生都不要回到这片伤心地了，方言是她唯一能带的走的、与上海有关的行李。自己的亲哥哥不是当官就是做买卖，却到处容不下一张床让她借住。世界上最悲伤的注视，莫过于你要看遍这世界上所有的坏人，才会略微看懂你身边的亲人。
但我要比童年时更懂得该如何取悦我的父亲。这种“取悦”却不比少不更事时少一些尖利的伤害。我愿意和“梅娘”和睦，全是因为爱父亲的关系。而我“梅娘”看似与我相谈甚欢，也全在我父亲眼皮底下。但父亲老了，他总是偏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些浮表的幻象，不再深究事实的真相。对于自己不想去面对的东西，他可以完全耳聋目盲。我有一次斗胆问他为什么要生下我，难道没有感觉到我母亲很早以前就不爱他了吗，他也吐着烟圈假装没有听见。
记得我“梅娘”说，我二姑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与表姐夫，同样是一对特别奇怪的夫妻。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梅娘”甚至还见过我表姐夫的父母，她完全不怕生，就像璿彦一样。她说：“我觉得吧，他好像不是他爸妈亲生的。”
我母亲又没有死。
我听罢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这你也知道。
然而，我父亲向来迟钝。他眼见我们相处，恐怕真以为我和“梅娘”已克服隔阂，成为了事实意义上的母女关系。他对我们的“相谈”表示惊讶而欣慰，没有一丁点儿质疑，也没有失意。相反，每一次我和“梅娘”聊天，他都表现得相当开心。他为我们沏茶，像一个听话的仆人。也为我们做饭，尽心尽力。在他的开心背后，总有一种我十分介怀的氛围存在，我对父亲误以为我很享受这样的谈话而感到生气，即使我对“梅娘”没有非议。我觉得父亲再度忽略了我的真实感受。我是在奉献自己。他却开开心心地误会了。
但我却说：“那么吓人啊！”
而关于我们袁家的是非，也终于从我爱理不理要对“梅娘”介绍，变成她兴致勃勃要向我普及。在她“兴致勃勃”的那些小瞬间里，我看得到她少见的真诚。这种真诚建立在女性纯粹的友谊之上，仿佛她真的那么相信我，想要得到我真切的回应，可冥冥中又有那么一点虚妄。或者正因女性的友谊里本就有那么点不可靠，这足以掩盖我们之间经年累月风蚀的罅隙。我喜欢她对我尴尬地笑，而不是逢迎。因为尴尬才是我与她最妥帖的处境，这么多年本质上毫无变化。我们是不合的，却也不散。是难言，也出于无言。
“亲生的和不亲生的到底怎么看出来的呢？”我问她，像是故意。
逐渐的，她有了越来越多继母应该有的表情和心思，也有了继母应该有的沉默。我原来以为我对她毫无憧憬，但那时我忽然发现，一直以来我和“梅娘”那种说不上好又绝不是坏的相处中间，我还是对她葆有幻想。我当然希望她脱俗一些，使我父亲配之不上。她最好能主动离开我的父亲，又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令我失望的是，他们却越来越像一般的柴米夫妻，无论是行为模式或是日常表情。这种微妙的变化使我略感惆怅，惆怅后则尽是无奈。我仿佛被生活夺走了唯一的小愿望，又像被“梅娘”剜去了一块父亲的灵肉。我连她都输了，输给了日常相处的熟悉与亲昵。我输得那么漂亮、符合逻辑。他们两人越来越像，我与父亲却越来越远。终于我也不得不坦诚，父亲的心对我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看看就在那里，怎么也走不到了。
“亲生的和不亲生的怎么可能一样呢！”她振振有词回答。可很快就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有些尴尬。
且“梅娘”不知是因为老了，还是彻底放下了脸面与心防，她不再如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始终带着少女般的惊恐与矜持。她仿佛已经彻底在我父亲的生活中溶解了，也成为了袁家祖祖辈辈血脉族谱中的沧海一粟。与此同时，我也在她和我父亲身旁，一点一点地告别青春。再也无法将命运的无常及时间的伤害归咎于他们的私心。我不得不亲自对自己的命运担起责任。但到那时我才发现，这好像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哎呀乔乔，”她补充道，“你想啊，他们的小女儿，想把户口迁到爷爷奶奶家，就近读书嘛……两个老人竟然不肯。你说奇怪吗？对亲孙女为什么要这样，防这防那，明明又没有别的第三代了。而且你表姐夫生脑膜炎住院，他们两个老人说走不动，一趟也没去看过。”
于是，就在我的眼前，我的“梅娘”亲手为我打包了一部分嫁妆。我眼睁睁看着她收拾、捆绑，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稀少的，却是代表了父亲温暖的一点心意。我想当年，“梅娘”一定也是这样为自己准备嫁衣，将命运投掷于我们四人面前。当年好像就在眼前，时光如梭，一切都变得那么不一样了。一切都难以挑出缺点，却又始终不让人舒坦。
“那是蛮奇怪的。”
“好。”我回答。
我心想。不过我腰际带状疱疹住院，父亲一趟也没看过我。父亲盲肠炎住院时，我也因为打工无法分身。生活里很多事情都很难说，越是亲近的人，越是容易耍无赖。吵不散的人，才更娴熟于辜负。反倒是不亲的那种，越要表现做作的爱、克服万难的礼数，才会显得谨慎、周全些。
“你真的要吗？你要你拿去，反正就算我给过了哦！以后你结婚，别说我什么都没给你。”父亲仿佛抓到什么契机似的。
“梅娘”对袁家是非的关切多少证明，她并没有抽身离去的准备，我还挺喜欢继续这样的话题。“梅娘”还说，她嫁给我父亲时，父亲跟她提到自己的户口在大自鸣钟的老宅里，一直在等拆迁。和我父亲一起等拆迁的，还有我小爷叔一家、二姑一家、三姑一家。二姑因为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婚后又要了我表姐。她的大儿子在等待拆迁期间与足浴店的女孩子结婚了。事毕，那位足浴表嫂的名字也进了户籍冻结前的老宅。这一切虽然看起来颇有些蹊跷，却从来不曾惹人细想。不想我“梅娘”却打听到，残疾表哥结婚前，是给了他老婆三万块钱的。为的就是一个名分账，一旦老宅拆迁，他们家可以拿到更多的份额。可惜太好的事总要穿帮，当表嫂知道自己所拿的那些钱和拆迁份额相比简直是一个零头，还嫁给了一个残疾人迟迟得不到解套，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闹起了离婚，要求析产。我二姑无奈之下，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从春到夏，从夏到秋，终于从二姑口袋里挖出了五万块钱让她滚蛋。于是我表哥又没有老婆了，就像这个城市的格调再度配不上他一样。
“那你要不就先给我吧。反正我总是会结婚的呀。既然你也没地方放。”我这样回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梅娘”说：“俗话里一日夫妻百日恩，可现在人都不信这个了，真可怜。他为了这件事还自杀了一次呢，你知道吗，残疾人连自杀都不太方便的哦，很快就被别人发现了，死也死不了，真可怜。”
“放在家里也占地方。”父亲终于补充道，参与到这场对话中。
“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话，从我“梅娘”嘴里说出来，到底还是有些别样的宽慰。在我心里，二姑家发生任何家变都属寻常。我讨厌她，出自天然的拒斥。我父亲再婚就是拜她所赐。却不想这种离奇的阴谋，竟然差点弄得她再次家破人亡。真是多行不义。“梅娘”告诉我这些，其实我挺高兴。
“你爸爸的意思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梅娘”之间，已经从“我爸爸的意思是”，过渡到了“你爸爸的意思是”。我心下伤感，久久没有话说。
我“梅娘”说：“你二姑辣手，把自家房子卖给你爸爸净身迁户，明摆着要去大自鸣钟抢房子，也算是机关算尽。”
“梅娘”在一旁听见，赶忙打圆场。说：“乔乔，你爸爸的意思是，他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两床棉被，打算你结婚的时候送你，可是家里摆不下了，就问问你要不要。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先带回去。你爸爸没有别的坏心。”
“梅娘”又说：“你爸爸傻呀，不把你的名字也写上去。你说，他们与其给一个外地女人，还不如给你。你也没有房子，给你也合情合理，不是吗？”
最温暖的，莫过于有一次家中扫除。父亲口拙，冷陌生头就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这一问又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我好想说关你什么事，但冷静下来不过是没好气地顶撞他：“谁要我啊？”
我吓了一跳，连声说：“不不不，我才不要掺和那些事呢。那栋房子，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说要拆，一直到现在我都大学毕业了还在那里。二十多年了，太可怕了。”
有一天我听见璿彦在轻轻问“梅娘”我到底叫什么名字。“梅娘”低声数落：“都那么久了，你怎么又忘记了。”这虽让我有些惊讶，毕竟我对璿彦印象那么良好，他却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但透过“梅娘”，我还是了解到了自己在这个再生家庭里依然是一个外人。“梅娘”反倒成为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桥梁，润物无声。当我以成年的身份，再去面对继母，总是少了童年及叛逆期潜在的威胁。她对我很礼貌，也很有分寸。我对她同样客气，避免提到敏感话题。我们没有过多不必要的情感交流，散散淡淡谈天说地，像行旅时遇到的陌生人，展现了自己最有礼数的那一面。即使有过那么些突发的不愉快，也因为将之彻底冷却悬置，而很快就度过了最为尴尬的时期。
“梅娘”一听这话，眉间闪过一道暗色，“是哦……”她说，“那你爸爸跟我说很快就拆了啊。”
来往多年之后，我和“梅娘”真的变成了熟人，就像我第一次见她时预想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两人都有一定的默契，去营造一个虚无的融洽氛围，什么具体的事端都不提出，也不解决，任它悬置。“梅娘”客套里说我的好，我有时领她的情，觉得挺开心的。我有时买些女性礼品送她，她也欢欢喜喜笑纳。就这样来去搪塞，竟也打发了不少流水时光。我父亲在一旁装聋作哑，他仿佛是乐见这样的发展，又仿佛冷观。
父亲从不跟我说起那栋房子的事。也不会夸口什么很快就拆了之类的鬼话。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面对自己父亲对外头女人撒的谎，总之我觉得挺好笑，也觉得我“梅娘”天真。
逢年过节，那段时光也就是真要到了逢年过节时，我才不得不在父亲母亲的家庭里报个到。有时我全副武装准备好了战斗，誓要去完成一场亲情的博弈，反倒是平平静静，什么都没有发生。有时我毫无预警、放松了心防，节日的锋芒又会如利刃剜心，一点一滴揭开心上的旧伤口。一切都哀静，省略了它是如何发生、演变，省略了我们的集体伤痛。
“不是已经冻结了吗？”但我说。
所以，在认识璿彦以后，我常常想，他会不会也有过和我一样像只湿漉漉的赤佬一样失魂落魄的人生境遇，会不会也有一些因对父母婚姻的恐惧而随之萌生的精神隐疾。当他了解了自己的母亲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他会不会感到痛苦。当然这些话我从来没有亲口问过。我连身边的人都关心不了，我只是期待着一些幸灾乐祸的小瞬间，上帝能让我有机会安慰一下别人。更能伺机告诉自己，人生实难是家常便饭。
“反正我父亲要是拿到钱，也是你们的。”我又补充道，愿她安心。
于是我臭烘烘地从背包里翻出十块四角钱，放在了她的桌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糟透了，无可救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活着那么辛苦、那么难受，浪费自然，也浪费心神。我的牙缝里还嵌有廉价晚餐里的香菜，我的心像被筷子击穿的海螺，尽是难看的窟窿。我最好应该去死一死，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有怎样的转机，却因为太过疲累的缘故，很快就瘫软入梦。
“梅娘”冷静了一会，后来又去忙她的事了。从她的背影里，我看到了从前没有见过的委屈与惊愕。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她也不容易。女人一生中能有的转机何其少，我眼睁睁看着她把运气花得差不多了。多想提醒她些什么，又深深感到不合适。
这些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父母、前夫或是身边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熟人们。记忆中十分悠远的一个大学之夜里，我在学校南区操场跑到精疲力竭后，坐在地上哭了一小会儿，还因为哭过了公共浴室的洗澡时间而后悔莫及。健身房里陆续走出来看似强壮的少年硬汉，以及欢声笑语的跆拳道选手，他们毫不用情，脸上仿佛从未对世界的冷漠展露疑云。我羡慕他们强壮的体魄，似能比我抵挡更凶猛的八方风雨。而当我像只赤佬一样湿漉漉地回到寝室之后，我的室友十分倦怠地从半空的床上探出头来说：“袁佳乔你回来啦，电费你要出十块四角，你明天记得要放在我桌上。晚安。”
我忽然想起早年外婆临终前有次突然对我说起童年往事。大部分的事，我趴在她腿上听过很多很多遍，无非是太外公讨了新老婆害她一直吃苦，没有书读，很早就出来上海做纺织工人。
在逐渐建立起窳陋的私人生活之后，我也戒掉了许多少女时期的陈年陋习，譬如不用防晒霜、内衣裤不成套、到处参加校内研讨会蹭茶点……回想起来，大学校园真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处，做一些丢脸的事，也不会特别招旁人睥睨。相较于社会而言，校园是温柔的、包容的。但在当时，我却以为校园是我逃避家庭却又向往家庭的一个中转站。我从未真正珍惜它，却又时不时倚靠它。有时我心里难受，就特意拐到学校的操场跑步，在那一圈又一圈的轮回中，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宛若蚊香一样枯板无聊。唯有膝盖的一点点肿胀的痛楚令我感觉到身体的极限。其实我对生活本身知之甚少，只知道包含了忍耐、苦劳和厌倦。我母亲费尽心机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她的爱情也不够养活她和她衰败的伴侣。爱情好的时候，生活未必好。有钱的时候，也未必能买到和风细雨的一餐家常便饭。他们都费了好大的力气，修正了错误的生活，实现了自己。然而我还没有，我是一个掉队的人。实现自己原来是那么难的事，并无捷径。我有时真的希望能有一个长者、智慧的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走出我自己，又要怎么建立一个新的自己，怎么建立一个属于我个人的家庭。
“我才不过八岁啊，梅娘就叫我洗一大缸子碗盏。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楼梯多窄，又黑，我人小得一点点，手捧着那么重的东西，脚没踩稳就滑下去了，所有的碗盏都摔碎了。”外婆说，“好大的声响啊，我像弹簧屁股一样一级一级楼梯滑下去，如果头着地，你就没有外婆了。”
我不是没有恋爱，却始终没能处理好孤独与恋爱之间的关系。就仿佛我没有能力用一件事，来击退另一件事。用一个人，来击退另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情的沙漠都在我心中盘踞着辽阔的疆域。它干涸、苍茫、孤绝。而男人在我眼中，则统统归结为我父亲，像我父亲的，及不像我父亲的那一些存在。我爱来爱去爱得最体面的，还是我那个糟糕的父亲，和我们那个早已灰飞烟灭的三口之家。它还在那里，长久被出租给陌生人。我在我们三人曾经虚度的时空中饮食、睡觉、排泄、繁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恋爱，居然仅仅是让我试探性地带入了另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可怜人。我不愿细致去想，是因为感到不舍、心疼、自责。
“后来你梅娘打你了？”我问。
许多年后，当我真正有闲心回望那段日子，不免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自由也清醒的美好时光。我从一个对父母及我们的原生家庭极度依赖的病人，一点一点拄着拐杖站立起来，颤颤地迎向上海哀冷的寒风。我虽然没有变得更坚强、更快乐，却更急迫地认清了人之为人的真实处境。那是饥饿、贫困所累积的生活经验，譬如生病就吃药，累了就睡觉，十分朴素，又十分有用。以及劳动，劳动所获得的能量，确也比空想要切实得多。人以身体的劳动换取食物、换取自由，这样的过活无疑是乏味的、苦楚的，却又十分踏实。相形之下，精神的苦劳反倒毫无建树。多年的重复只能令私人深渊打磨得越发深邃，那却只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创造，一种怪异的审美，一种恶癖。
外婆摇摇头。
譬如我兼职那家报社的会计，每到发工资前都会对我说：“妹妹再等两天哦！很快就有钱啦。”又如我兼职娱乐公司的前台，每次趁人不注意都会偷偷塞给我一包小核桃仁说：“女孩子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快收起来别让老板看见以为我们钱花不完。”那年新年，我们两人一起去铜川路水产市场给一个著名编剧买阳澄湖大闸蟹，她写了好多好多出名的电视剧，我们老板当然要招呼她。只是很可惜，她给我们公司写的戏并没有红。等车的时候，前台把重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只让我拿着发票，她对我说，“你书读那么多，别留在我们这儿了。我待的时间比你长，这里真委屈你了。我们老板并不是一个多好的人。你见到的那个谁谁父亲过世时他都没给准假。自己又总是和女明星搞不清楚。啊呀，总之你不来也没什么不好。”我心里有些感动，但我没有对她说出“谢谢”二字。然而那些好人，后来我却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就像萤火虫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燃着灯，是稀薄的小光明。但我当时从未想过，其实我也应该成为别人黑暗中的小萤火虫，提着黄色的小灯，照亮哪怕一瞬的温馨。我兜兜转转始终没有走出的那个自己，其实是孱弱的，我没有试图向外递出的温暖，当然也实难从他人身上得到。
“骂你了？”我又问。
我母亲在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以后，便缓缓切断了与我的经济联结。那不是果断的、蛮横的切割，而是有意无意、润物无声的弥除。我不怪她，因她当年实在无力供养两个文艺青年迷惘的生命。我和继父，对她而言就像是两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令她心酸与为难。大学时我就在学业之余，每周辗转两三家单位打零工。许多善意的面孔曾在那段灰暗的记忆中辉映出现。
外婆还是摇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但是她也没有问我，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