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说：“乔乔你要多当心眼睛。你爸爸眼睛就跟瞎了一样。”
那之后我就很怕和“梅娘”聊文学。她时不时地问我，我就尽量躲开。我当然知道她不是为了让我出丑，而只是想跟我聊聊天。我当然也知道我们在处理彼此的关系上都有些笨拙。多年以来，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比点头之交更为熟悉的陌生关系。外人不会懂得，哪怕是这种漏洞百出的和谐，其实也需要两个人沉静的、漫长的努力。我“梅娘”擅长一种非常不令人讨厌的做作，而我父亲则是熟稔于一种令人厌倦的痴骀，很难说他们中的哪一个更令我喜欢。直到我实在忍受不住，终于从包里拿出一本小书来读。或许正是这个动作，打破了我们三人之间的某种来之不易的平衡，我听见，当我活动的那一刻，我们三人就连身体关节都纷纷发出了咯咯松动的声响。集体稍息。
我父亲说：“你自己眼睛才瞎了好么。”
我紧张地用诺基亚手机缓慢地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我们每个初中生，都背诵过那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背诵的时候，我正在不尽愉快的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中辛苦地煎熬。我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解放，我连自己的解放都实现不了。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校园、那样励志又澎湃的话语，却能淡化人之为人最初的惆怅。但我还是对没有在“梅娘”和他家人面前回答出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感到羞赧。像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里没有表现好自己，像排球比赛没有接到球。“梅娘”抱歉地笑笑，像是表示“很遗憾，可是，没关系”。我讨厌她这种姿态。
我父亲没有瞎，他只是个色盲，天生的缺陷，无关后世的教养。
说得我猛然抬不起头来。
我“梅娘”瞎了眼，才会嫁给父亲这样的男人。她似乎知道这件事，又似乎不知道。似乎已经开始了追悔，又似乎突然放弃了省思这种不可逆的自毁。他们的这场对话，促发了我疯狂的联想，直接导致捧在手中的书，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想，在璿彦家人看来，我这样的表现也很可笑吧。也许我也成了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每当我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就只是为了故意表现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而辛苦地格格不入着。
她说你连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没看过啊。
或许因为是在别人家的关系，他们两人并没有就我的眼睛继续争执下去。我佯装看书，却知道父亲在看我，我“梅娘”也在看我。他们还彼此对视一眼。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或许就是我父亲所需要的某种场面上的东西，他需要我的出现，不管我愿不愿意、开不开心。我既不愿意配合，也没有胆量翻脸。这是我性格中最软弱的一面。我忽然想起爷爷病榻前的那桌惮赫的麻将，那些年我常常连洗牌的声音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们都是牌桌下的人，如今依然。但旧年里的凉意，仍不及“梅娘”娘家人牌桌上的新鲜的欢声笑语来得刺耳。这里的空气是那么温暖、陌生、沉重。让我想到袁家。
我说没有。
有时还不及袁家。
“梅娘”忽然问我，你有没有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
“你晓得他不去看老太太的原因是什么？”牌桌上一个中年女声说。
我父亲也是到了“梅娘”家族里，才终于不用为别人做饭。他可以如此安安静静地盘手坐着，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形象。但我们太少这样坐在一起了，太少这样看起来是一家人，于是这种团聚的尴尬，就连围坐这样简单的事都做起来十分生涩。我替他高兴，一点点高兴而已，我继母好像给了他一个久违的家，给了他新的伦理关系。我不知道父亲对参与这种盛宴有无排斥，总之他十分巍然地陷入了别人家昂贵的沙发里，就像陷入海洋以外的陆地命运一样扑朔迷离。年过半百后，竟然还带上一点令我感到陌生的表情，和我童年时在脑海中为他存档的神色不尽相同。这些年来，父亲也在点点滴滴地变迁着。他一点一点变成了这个陆地世界的外人。或者说我的外人。他曾经也是我最亲的人，熟悉我的眉眉角角，熟悉我的小脾气与喜好。我观察他，像熟悉一只家养的宠物一样，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刮胡子，什么时候要抽烟。但如今，这一切都隔膜了。
“阳痿吗？”男声说。
屋子里的人，很快就自然分成两部分。父亲、“梅娘”、我三人就静静坐在沙发上，很快就过了一个小时。对父亲来说，我的出现或许能给“梅娘”家人一个展示交代，譬如我真的是他的女儿，且和他仍有和平的交往。我也不是流氓阿飞，没有染发文身吸毒是个拉三。这种检阅的方式，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我身上一再发生，让我觉得在面对这些陌生人时，我是裸体的，还残缺着。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似的看了一个非常无聊的电视小品。电视里的那几个滑稽演员如今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父亲不知出于怎样的闲心，甚至能为那些掉牙的老梗笑出声来。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在乎我们这种虚假别扭的团圆外观，没有人在意我们假扮的和睦。他们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牌局的欢乐中，全当我们是茶几杯盏似的摆设。
哈哈哈哈。
他看起来很开心，又像例行公事。但他很快又回到牌桌上，与他的舅舅们谈笑风生。我有些羡慕他。因为即使同为单亲子女，我却真的没有任何亲戚可以谈笑风生。
“是啊，老太太说他身体不好嘛！”
璿彦玩胜一局牌后，起身跟我说：“我们好像见过的对吗，我也听我妈妈说过你，新年快乐呀。”
“实事求是说，我活那么大年纪倒也是第一次听到说因为阳痿不去老人家拜年……上海滩少有的。”
男生继承母亲脸型的硬朗轮廓，不知为什么总是胜过母亲的相貌，还显得越发柔和。我几次看他，又看看我“梅娘”，都觉得有一种奇异的繁衍灵韵。换句话说，他的面相，因为脱去了“继母”这一层天赋的恶意，骤然显得和善多了。我猜想他们也是这样审视我和父亲的亲缘，“梅娘”曾经仿佛夸奖我一样说过：“袁家只有你脸上没有很大颗的肉痣。”
“现在很多啦，一年不如一年，生小孩一点意思也没有。”
璿彦比我大几岁。比我想象的要白净。显然“梅娘”很年轻时就有了他，熬过四十就将他拉拔成人。虽然辛苦，却不失为一种大福气，我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当我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命运的时间节点，甚至还有一点羡慕千辛万苦熬出头的单身母亲们。她们至少苦尽甘来，是有目标的受苦，好过轮转重复中的徒劳受罪。“宁跟讨饭的娘。”我想起母亲对我说。
我看璿彦也跟着痴痴地笑。
牌桌上的事我从来不太懂，虽然父亲很喜欢打牌，却也破天荒没有融入那一桌长城。这是我们第一次同病相怜着，哀哀地平坐一起，略微有些尴尬。
虽然我不太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展示性的和睦。除去对于父亲文火炖心般的伤害一如既往地心碎，我对璿彦本人的印象并不差。事实上那天要不是璿彦的出现，我的处境简直糟透了。他是那个严冬的暖屋中唯一的惊喜，分散了我愁闷的注意力。让我不必在长辈们小心翼翼又心怀鬼胎的发问中耽溺太深。我有太多猜测，与其说是关于他，不如说是关于自己。我们年龄相仿，遭遇相似。我从未和家族中其他单亲子女认真相处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他们。但璿彦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自己和那些自以为熟悉的家庭环境其实非常陌生。我对同龄人也很陌生。既不了解普通家庭的同龄人，也不了解单亲家庭的同龄人。这种感受，和我后来与恋人的相处太不一样了。爱情，因为太害怕受到破坏、伤害而产生的兢剔，必然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我与璿彦，本就是相处不好才会显得更加正常。却因为并没有真正的恶意而变得有一些意外的真实。我挺珍惜这种恶劣环境之下的相逢。
于是我得到了一杯滚烫的、宛若咳嗽药水一样的速溶咖啡。
但我始终相信在璿彦心底隐藏着和我一样的进退两难，只是在那样的时地中被巧妙地遮蔽了。在一场神秘的较量中，有时他是过来人，有时我是过来人，我们之间的默契足以看破盛宴背后的谜语。在破碎家庭的人情世故里，我们都有着超越彼此年龄的生命经验。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分享彼此的获得与丧失，以免遭受更大的创伤。但我们又都替不了对方受苦。他为了母亲而迁就，我为了父亲而忍耐。他的背后还有他的父亲和继母，我的背后还有母亲和继父。我们甫一相遇，就背负着难以逃脱的历史，心照不宣地损失着惺惺相惜的些微可能。总之，我只要看见他就禁不住自己追索他的精神世界，不看见他又速速忘却了他。他在我心里是一个象征。关涉婚姻、子女或者与之相关种种坚硬的情绪团。这是种难以下咽的淤积物，也难以溶解。我们身陷自己的迷宫，偶尔迷路时打了个照面。
父亲说：“她欢喜咖啡的。”
据说“梅娘”的前夫很早就出轨，在璿彦童年时就与“梅娘”离婚，早有了另一个儿子。我“梅娘”要独自养大儿子实属不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拒绝再嫁。他们母子俩蜗居在花园路一户老式民宅，才一室半的面积，象征着工人新村时代的遗风。然而如今璿彦也逐渐到了婚配的年纪。因而“梅娘”嫁给我父亲，多少还要涉及一些复杂的考量。那是隶属于上海式的单身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旁人不会了解她们在残酷的岁月里所做出的最不平静的抉择是出于怎样的糊涂与冷静。像时代愧对她，又像命运捉弄她。我父亲肯定不是她最好的选择。但她选择了他，出于仔细的权衡，也出于精致的妥协。她打量过我，像我打量她，用同一双眼睛，她也曾轻抚过自己真正的孩子。这是命运向她的要求，简单的，她给了。她自然希望自己的妥协能够为孩子创造稍微安适一些的未来。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宛若服务生一样问我：“要喝奶茶还是咖啡？”
我们这个诡异的四口之家，于是与“梅娘”两个弟弟、弟媳，一起去龙之梦吃了一顿西北菜。那一顿饭，有老、有中、有青，看起来真是一场理所应当的团圆饭。一旁的服务生也不会知道，这看似平静的家族聚会内潜藏着多少汹涌的浅滩暗礁。出于常情，这些人本来不会坐在一起吃饭的。也不应该坐在一起吃饭。真的要坐在一起，别别扭扭，也不是不可以。
她笑盈盈地对我说：“你冷吧？”看起来差点要帮我搓手。
而那两家人对我的态度，说不上冷，也决不是热。是一种十分诚恳的尴尬，渗透至处处具体。就像我的到来，他们事先毫不知情似的。更因我不吃羊肉的缘故，大家都夸我“苗条、吃得少、好可怜”，其实这样的话是带有讥诮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底难养”之类的寻常偏见。他们只有在说起自己远在异国他乡的子女时，才能显出一种像样的、不设心防的倾诉欲。话语中有想念、有心酸，也有传统中国父母那种望子成龙的守望。这种表情，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但遗憾的是，我从未在我父母眼中见到过。他们对我十分放心，正是这种放心令我委屈。
于是那一天，我和父亲、“梅娘”像一家人一样，乖乖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场景又让我想到爷爷死时，我和“梅娘”坐立难安的那个下午，指顾倏忽。而此时“梅娘”挤着我，已全然没有了当年丧礼时的哀脸。她甚至看起来像真的很兴奋，要期待我的到来。我没见过她那么热情，也不懂得她的意图。
“梅娘”弟弟似乎是公务员，受过中正的教育。他的太太也显示出了一种公务员家庭的自矜。许多上海女人脸上都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慢神情，就好像什么地方都看不惯、唯有上海最好，她就是这样。我熟悉那张脸，因为就和我后来遭遇的那个面孔相类似。于是这一场对峙，宛若暗示与训练，只可惜当时的我太过年轻，并没有意识到命运给予我的种种点拨。
母亲和继父很配合地错开了我和那个陌生人可能会撞见的机会，也阻绝我的好奇心。我听说那小孩恨他，像袁晓洁恨我爷叔、三伯家的恨我三伯、二姑恨我奶奶一样寻常。但在外人看来，别人的家族里存在一点儿恨意太不起眼了，没有人的所作所为能让所有人满意。即使继父对我而言是个很好的人，他的原生家庭一定不那么认为。他在我和母亲最困难的日子里，每个月悄然给我们的钱，在他家人眼里显然过于刺眼。继父保护我，不让我接触到那些我不想接触的人，其实是不想让我和他一样承担汹涌的恶意。这或许是他向我展示向阳面的一种方式，也能够安慰到我的母亲。我母亲显然也要比我父亲会做人，自然多了温情慰藉的空间给我喘息的机会。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挺好的继母，与我“梅娘”的做作与亲善不相上下。但那个可怜的孩子显然没有机会和我的母亲真正相处，我也没有。他们的缘分那么浅，比我和“梅娘”的还要浅。他又怎么会知道，在漫长的严酷的岁月里，有时我们和继父继母照面，未必是最差的一种相遇。
因我临大学毕业时实在面试过太多单位，所以“梅娘”弟弟问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显得像是面试。那时，我已经找到一份文学编辑的工作，但仍舍不得放弃在另一间报社当夜间校对的兼职。
那时背着父亲，我也去继父家族吃过饭，但我没有见过他的孩子。
“有男朋友吗？”他突然问。
我在心里回答：谢谢，你也是。
我心头一凛。
牌桌上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没有。”我回答。像革命英雄一样凛然。
新年快乐。
我父亲看看我，“梅娘”也看看我。他们都保持了适度的沉默，与我的私生活保持距离。在所有与我幸福有关的领域里，他们两人都置身事外。这种默契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尊重，毋宁说是一种放弃。我有时希望父亲忽然开窍为我说上一句话，或是别的什么，而不是像个外人一样好奇地看着我、打量我，又假意懂得了什么似的保持沉默。我有时只希望能单独和父亲吃上一餐饭。或者我可以跟他谈谈什么，关于爱，或者爱情。然而总没有这样的机会，兴许也永远不会有。
我们进屋时，一阵暖气扑面。我打量了四周，除了我父亲和我“梅娘”，那一屋的老老少少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猜到那个年轻人恐怕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们好像见过，又等于没有见过。他正和另外三个人围坐在餐桌上打牌。他见到我和父亲，只是点了点头，又继续呼啦哈啦地聊着牌事。我脱了鞋，垂头丧气地走进屋，迎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团圆。
在那一阵漫长的问话中，我答得有一点气喘吁吁。这种辛苦的应对令我很不好受，却不是因为问题本身的关系。其间服务员陆陆续续上了好多热菜。
父亲带我去的，是“梅娘”弟弟家。“梅娘”在上海除了我父亲，有两个胞弟有来往。她弟弟的孩子们都送去了国外。我早就听说过这些事，但全没放在心上。我觉得我这一生都不会和这些人发生关系。但我父亲显然有了另外的打算。我们总是想不到一起去。这真令人遗憾。
烤羊棒、烤羊排、大拌菜、炝拌羊肚、炒羊颈肉、吊锅羊蹄、功夫鱼……
总是有万千言语积压在心，却因为寒冷与疲累，我忽然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了。即便感觉万分委屈，我终于勉力使自己平心静气开始等待上天的安排。随着车程越来越驶向未明，我的厌倦也一点点累积成沉沉的哀伤。
他说：“我女儿和你一样大，从来没挣过一分钱。你还是挺不容易的。”
这种感觉，就像青春期中每一年见他一次，与他告别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里静荡荡的局面。过度的紧张与烦躁令我忽然感觉到身体的异样，我摸了一下嘴角，发现鼓鼓的凝着两个水疱，正在静谧中肆虐滋长着病毒的力量。想是怪不得我会如此厌倦、如此抑郁。我似乎又在身体最为脆弱的时候被疱疹病毒攻陷，我父亲则在一旁为我雪上加霜。他的沉默显得那么无情，在对待我的情绪方面，他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暴君。
他太太说：“你一分钱不给她试试看，她明天大概就饿死了。我们这个女儿啊全都被你宠坏了，以后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我们一路无话。
他说：“我女儿今年在韩国转机，好不容易到了美国却发现无法入境，签证出了问题。她在机场用WIFI上微信给我发了一个哭脸，我还好没睡，她妈妈看到真是急坏了。她还感着冒呢。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大使馆，确认她的位置。这才放心。找了一个亲戚去看她，发现她居然面瘫了。小姑娘天天都在哭，我心疼啊，真是舍不得。马上叫她买机票回来，签证到上海再弄嘛……人要紧。当父母也不容易。小姑娘，你以后感冒，千万不要上飞机，要记得哦！”
我想，父亲应当料想到我是绝不愿意参加这种场合的，所以对我的疑问置之不理。这令我很害怕，怕的倒不是之后会发生些什么，而是我好不容易找回的对他的信任，从热腾腾的食物中、从温暖的手艺里积攒的温馨，又要一点一点凋零。
我点点头。其实我应该没机会上飞机去美国，还路过韩国，还感冒，还面瘫。
父亲对我的话不予置评，这无疑又增添了我内心的焦灼与惶惑。他却矫健地反手打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自己坐上副驾驶座。十分明显地，他又迫使我面对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任何表情。这种不由分说，点燃了少年时代折磨我甚深的屈辱之感。就仿佛他毫不在意我的感受，一如既往毫不在意我的拒斥。
“我也没有什么不容易。我爸也很早就从家里出来赚钱了。”我说道。
“是有人结婚？”我又问。
我父亲想了一会，忽然说：“你还是不要再说了。你说那么多，是在丢我的脸吧。你就是想要我丢脸吧。”
他不声响。
“你的帽子才丢人吧。怎么还会有一个毛球。”我反驳。
“有人死了吗？”我问。
“梅娘”赶紧对我说：“快吃吧。也有不是羊的菜……”
我知道他又在骗我。
璿彦则是在一旁目瞪口呆地舀了一勺酸奶。
他说：“我们出去吃。”
“我妈织的，你觉得很难看吗？”他忽然问。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认真地说话。
我问他：“你怎么下来了？”
“我也有一顶。”他又补充说。
大四那一年我去看父亲时，又是一个年关。我还是保留着早年的习惯，刻意坐公交车替代地铁，想要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等我到父亲家楼下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下楼。他正戴着一顶绒线帽，帽顶还有一个毛绒球，站在远处，滑稽地向我招手。我心下意识到不妙，腿冷得迈不开步，心也冷得难以呼吸。
“梅娘”说：“啊呀是不好看的，我也不大会弄，主要是为了暖和，呵呵。”
※ ※ ※
这下我父亲听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说他的帽子不好看，触怒了他的神经。他忽然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伊不懂的，伊是十三点。”
关于这些，璿彦有时会加入我们，有时也不来。我有时百般无奈而来，有时也不来。我总是想起早年的母亲，她宁愿在家听听戏，看看西洋电影都不愿意去大自鸣钟与这些人相处的日子，稍微有些遥远的灵犀。我也不再是那个愿意在咸菜生姜摊头上和路人打招呼的“招财猫”了，我长成了自己，长成了一个有偏见、有脾气的人。且终于，我好像也有了自己的“不愿意”，有了自己的文明戏，与《茜茜公主》。我有了懒得掩饰的煎熬的表情，也建立起了人到年关总要为虚度、搪塞腾出空间来的一点点惯习。
我是十三点。
上海太大了。大到严寒酷暑间，我无数次地在路上行走、打探，却从未在盛宴以外邂逅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上海也太小了，小到我的心中早已深深将他们每一个人的魂灵铭刻于过往岁月的齿轨，风刀霜剑也难以更改的印记。细民生活中，大家族簇拥一起，无非是相互比较，又憋气，很难有教会般的集体温存，也没有佛堂里的个人安宁。一年一年，人生常态。作恶的，多少会有倒霉的日子。本分的，难得狡猾一回，也会令人措手不及。而我们这些家族的边缘人物，毫不起眼，却有不起眼的福祉，不起眼的冷静。人丁兴旺，会有人丁兴旺自带的粉饰与搪塞。就算打个架，也有相帮拉架的队伍。一言不合，换一桌吃饭、说说麻将以一挡三的当年勇，就敷衍着过去了。突然间热络起来，总需要一个荫头，或者互相游说投资，掺杂着难得的体己话。他们总是那么拆不散，又合不来，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看不懂的事、看不懂的人。
我忽然想到童年时曾经听父亲说过一个关于船上工作的笑话，他洗完锅碗到饭厅看到船长正在黑板上写：“今天下午十三点开船。”父亲说：“你就不能写十二点五十九分吗？”
爷爷奶奶过世以后，父亲再婚，袁家就不再有昔年那么齐整的阵容。天涯海角，也不过是一餐红白事才能团聚的哀戚。每当热腾腾的炊烟散尽，袁家的男人们互相轻视，女人们各怀鬼胎。若不是老人留下的老宅，还揪着许多人的心，恐怕就连眼下的历历往事，都快成为幻觉了。我甚至很难想象祁连山路那间屋子里长长短短的孩子们后来的年岁，以及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里，对旧时光里的许多面目都深深隔膜着，又追缅着。各自一个星球，看似孤寂，却也将人的孤寂还原成最澄澈的状态。或许这也是一种想念，一种相处。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一种兔死狐悲的侥幸。如这个城市每一年初冬莅临，带着惊艳整个秋季的冰冷气焰，是一场盛大的试炼。
在那样的时候脑袋里滚过一个古老的烂笑话，顿时也就不觉得父亲是在骂我了。不觉得有什么额外的委屈。在记忆中的父亲，极少对我描述他的职业。我不知道他几点起床、几点开工，不知道海上的天气与航海路线。许多时候，我甚至连他要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在我还有父亲母亲一起吃饭的遥远的年纪，父亲出海前我都会问他要去几个月。每去一个月，他就抱我转上一圈。七八圈下来，年幼的我总是头晕目眩，哇哇大哭。他就乐呵呵地傻笑，说爸爸还没有转完呢。再后来，因为他去的时间太长太长，我始终都在没有他的地方转圈。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我身边。我多少也知道，永远都没有那么一天了吧。他永远都不会再拥抱我，像我还是一个孩子一样。
璿彦是我“梅娘”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听说从一所军医大学毕业以后，在一间外企公司做事。十年来，我当然知道他，他也知道我，但距离我真正认识他，还是相隔了好几年。后来几次我和“梅娘”吃饭，父亲都在旁说起“我儿子混得还不错，比你强”，带着匪夷所思的炫耀之情。即便是我，都不得不在脑海中历经一道翻译，才晓得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我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特殊年代的政策造成了这一世代的家庭格局。我们互相烛照，因为很快历史便会不再关照我们，不再体恤我们童年与少年时的孤独。很快，就连我们的后代都会像外国人一样，需要很费力，才能将将理解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所背负的沉重的生命伦理。
其实那天对于我和父亲来说都十分难忘。我并没有觉得我真的给父亲丢了脸。我父亲也没觉得我真给他丢脸，他只是觉得我说我“梅娘”织的帽子不好看，伤害了她，令他没有面子。这是难免，我理解他。
那场婚礼，璿彦当然也来了。但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合照。我听到他拍手，又听到他落座。听到他举杯，又听到他离席。他的兀自沉静，也烛照了我相似的孤独。偶尔，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但我们只有看一看对方，没有更深层次的互相懂得。那种尴尬和无言无疑十分“中国”，我们要怎么携手祝福再婚的父母。
父亲说：“她妈不好，让她读太多乱七八糟的书。把脑子读坏了。”
其实，在爷爷的丧礼之后，我就已经当他们是一家人了，我的“继父”“继母”，在我的生活中再难以抹去。这种“命定”的接受仿佛势如破竹，不可商量。我也没有真正做过选择，只有接受的份。然而接受这样的事却不只是说说的，我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为他们的人生选择在众人眼前郑重烙印。父亲终于潇潇洒洒挥别我的母亲，我母亲则显得举重若轻。唯有我一个人还在伤逝那个逝去的旧梦，那个梦里的他们两人也曾貌合神离地坐在我身旁，为我过生日，为我举办盛宴。他们曾给予我殊途同归的祝福，无论多少恩怨淤积于胸膛，他们都曾一致地希望我能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我想念那个逝去。
他又提到我妈。他在脆弱口拙时总是如此。
那一日，我吃尽了一桌的凉菜，咸鸡、咸鸭、咸毛豆、咸鳗鲞、咸墨鱼大烤。没有一样比得过父亲亲手打造。也没有人再会为我多藏一块鸡一片鸭一条腿。父亲始终没有看出来，我离开喜宴时多少有些感伤。他终于像他描述自己少年时学习做菜那会儿一样满场飞旋，发烟、敬酒，与各种中老年宾客寒暄致谢。那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看不起他，当他作笑话。但父亲却满脸通红地迎接着所谓甜美的第二春，且把他们的热嘲当作补药。我看着父亲，有点心疼，又有点陌生。有点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又有点觉得我才是最应该祝福他的亲人。然而，我总不能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总不能成为一个更宽容的人，这令我十分自责。我该在父亲母亲的新生活中泅水，抑或是在他们的苦楚边溜号，我把握不了。我似乎该维系某种神秘的稳定，将悲喜置之度外，却总遗憾地失衡。
其实我也觉得挺难过的，里外不是人。既没让父亲开心，还当着“梅娘”家人的面伤害了“梅娘”，这样的收场，愧对我这些年来所受的苦，及在苦中淬炼的忍耐。就好像，这一路以来，我都是任性而过。就好像我没有尝试过包容、喜爱，没有对命运的恩赐感到领情。
听说，“梅娘”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了，嫁衣是她自己去定做的。她唯一来参加婚礼的亲人，就是她的儿子。而我父亲这边，倒是来了很多朋友。我只要想一遍这样的过程，就觉得凄酸。我父亲忙于在海上工作，婚礼流程也全是继母亲自来跑。她既要省钱又要邀请双方宾客，大事小事包揽身上，够辛苦。我也没有帮上忙，甚至没有送一份体面的礼金。我想，新郎官是甩手掌柜，难免让人觉得这婚是女方非结不可。这不禁又令我想到自己。到底是冒着风险为未来筹谋，不管多大年纪都会颇令人感慨。晚一些时候，当“梅娘”勾着我的手臂和我拍照时，我虽然不知道这照片的意义何在，却也努力说服自己一定要祝福她。我勉力地笑笑，她也笑，我父亲也笑。后来，我再没有见过那张我第一次和他们夫妇的合照。不知我们三人当时真实的表情与情态。
而“梅娘”以这种文明傲慢的家庭环境嫁给我爸，也真是挺倒霉。她应该也不希望向亲人展现我和父亲心底的暗礁。她那位弟媳，显然就几次三番向她射去同情的目光，仿佛在说：“哎呀真惨，摊上这家人，还不如不嫁人呢。”
婚宴的菜色自不必说，从来都是勉力又徒劳的无功无过，和父亲的手艺怎么能相比。中年人的喜宴不比年轻人讲究，总之一切都是饭店做好的，一切都是经济实惠的。席间有人突然问：“为什么结婚要吃龙虾？”有人答：“就是叫侬以后要又聋又瞎！”众人于是哈哈大笑，这集体的笑声中充满懂得与理解，那是隶属过来人的幽默。我父亲在笑，“梅娘”也笑，那一对新人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是真正通情而可爱的。他们没有身世、没有挫败，没有不快乐的子女。
然而除了忍耐，她也别无选择。或者说，她已经选择了。再婚这种事，大多数人都选不好。选错了，其实也没什么。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不够好，不够懂得爱，更不知道该在我们之间如何做到两全。他连一全都顾及不了，从来都是如此。他以为结婚就能弥合一切，以为生了我就能掩盖日常矛盾的点点滴滴。他错了，也认错了。于是我的存在，就是那个错误所留下的痕迹。我毫无作用，却又很难磨灭。璿彦也是那个错误本身。
但我并不想见到他们。永远都不想。结婚的日子要见到这些人的话真是可怕。
我不知道璿彦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沉重的事，所有铺展在台面上的尖锐与痛苦，唯一令人动容的就是我“梅娘”飞蛾扑火般的抉择。我比璿彦幸运的是，我至少没有一个那么粗拙的继父会让我难堪。父亲没得选，继父是母亲后来所选。各种苦衷，难为外人道。
晚餐到了高潮以后，许多男人酒过三巡，什么都放松下来，场面混浊不堪。人人都侧着身子，抽着烟，开始鼓吹自己的少年往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还带有少年人清纯的身体和神态，有的只是疲惫的油滑、挫败里的自负。他们不忘记时不时就嘲嘲那一对可怜的新人，又幸灾乐祸地看看我，说：“欸？什么时候轮到你呀？我们原班人马也会来哦！”“这点面子一定要给叔叔哦，不然我不同意哦。”
那之后，父亲果真再没有要我去“梅娘”家吃过饭。可见那天的不愉快，给他造成的影响并不比我少。倒是璿彦常常来我父亲家吃饭。有时和袁晓华一家、有时和我二姑一家……看起来很轻易，没有历经什么挣扎。他处理这种烂关系的能力要高过我许多，而且他至少不会给我“梅娘”丢脸，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教养。我敬佩他。时日久了，璿彦和我家眷的关系，反倒比我还要熟络。我父亲说他，“乖是蛮乖，一点没脾气。倒也不像男人。”又说：“他们母子，一个恋母一个恋子。”我埋怨他讲话没分寸，我父亲则轻轻反驳：“做啥啦，他又不是我亲儿子。”
充满了红色元素的盛宴，总是昭示着热火朝天的氛围，不一定是真的接近幸福，但热闹是必须的。我继母被打扮成一个娇俏的新娘子，私下里我从没见过她化妆，那是第一次。对于继母，或者继父，我总是很难以“好看”或者“英俊”这样普通的词汇来加以形容。就好像这些形容词，一旦加上“继”的枷锁，便有了去审美化的规定。很难说她在我心中美不美，总之那日，“梅娘”隆重地出现了。我很难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内心是否有过这样的期待，对于婚姻或是爱情。也许她就像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对生活没有细致要求的人一样，被推着走，不得不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他们两个人，没有自己青涩的成长恋爱经历可供司仪搬弄，有的只是扬声器里曾经沧海的互相怜惜。贵宾们个个带着起哄的色彩，调皮地祝他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有良心的人呢，就祝他们这千万是最后一次。我父亲痴痴地笑，我继母也笑。他们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结婚的人一样拘谨，拘谨又显得欢喜，推推搡搡间有令人羡慕的团结。就仿佛，在那一刻，他们过去的人生里每一笔失败都在装聋作哑间被悄然涂改了。
我“梅娘”倒是想得开，从不为我父亲口不择言而翻脸。我父亲提到我母亲她不在乎，我父亲讥讽她儿子她也没表情。我不知道她到底在乎什么。又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父亲结婚。父亲总是信誓旦旦对我保证，“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傻，再怎样我也不会再主动提离婚了。这样的错我不会犯第二次。”然而这样的话，总不能令人真正放心。它只向我昭示障忧。我不作为，就像是姑息。
有天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一位八十岁的老先生开车带着七十岁的女朋友游山，结果落石自山而下。行车记录器顿时一片漆黑。副驾驶座的女士轰然离世。老先生被吓坏了，完全无法接受访问。倒是他的儿子出来说：“好可惜。”记者问：“那位女士和你父亲在一起很久了吧。”他说：“的确很久了，我以为他们会相伴到老。”他说这话的时候毫无悲伤，却也没有喜悦，仿佛发自内心地慨叹着人生充满意外。他也毫不尴尬，好像期待已久的被理解，终于有人希望他对父辈的这段关系说些什么。也许他也曾花费很大力气去接受一个新的家庭，好不容易接受了以后，那个新的成员却长着翅膀消失了。我兀自体会了一番，又为自己的坏念头内疚。不管怎么说，对中国人来说结婚总是一件大喜事。
说闲话时，“梅娘”会聊起在生璿彦那会儿，她年纪还很轻，什么也不懂。她和璿彦爸爸都是知青，璿彦出生前，大队里有乡民帮她算过命，说她命里是生女儿的。然而生下来却是个儿子。怎么说来，儿子都要好过女儿，这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他们夫妻大喜过望，倒也没有和算命的计较。“梅娘”说，她现在想想，算命的也没说错。璿彦一出生就像女孩子，现在个子高了，略微好一点。但个性还是柔弱，一点没有男人的样子，但孝顺、贴心，蛮好的。她说到这里就笑了。
我对父亲的爱，也从那一天起，不得不隐藏得更加幽微。
“我女儿倒是像个儿子，整天脾气大得不得了，心里就知道钱钱钱。”我父亲补充说。
父亲那天却很开心，满脸涨红，像是我的到来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喜。在大喜的日子里，他也终于不用给到场的眷属做饭，不用满手湿漉漉粘着面粉或油腻，为他人做嫁衣，从奴隶到将军，像一场白日梦。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当着别人的面给我评价。虽然这真是一个挺糟糕的评价，但我竟然也不至于不喜欢。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给我评价，更何况是我的父亲。我甚至快要把他这种稀少的评论理解为奉承，亲密的人之间才会产生如此消极的责备。在这样微末的快乐中，我仿佛又找到了慰藉。父亲对我还是有判断的，他只是不认同我，而不是彻底地要与我陌生。我自视没有对父亲发过几次火，他却说我脾气大。我还以为自己一直都在忍耐和苦劳，为了最基础的生存而奋斗，父亲却将问题归结为我喜欢钱。我不知道他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的确一看到他就想到钱。想到那些既没有钱，也没有他的日子。好难熬。
而我的确像外国人一样，给了父亲拥抱与祝福。然而自己所爱的人要与别人结婚，总不是一件真正令人开心的事。
父亲曾是我幽微的惘然，有时让我毁誉、疯狂，有时又让我更隐忍坚强。如是消极而绵长的刺激，是毒药还是疫苗，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
我第一次见到璿彦，是在父亲婚礼上。那时我已经念大学。是一个法理上不再需要被照料的人。和母亲、继父的结合方式不同，父亲和我“梅娘”结婚，还大喇喇地邀请我参加，全当我是外国人一样会给他拥抱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