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德尚姆研究了《布瓦尔和白居谢》的年代，并对它提出了非难。小说跨越的时间需有四十年左右；主人公们六十几岁投身于体操，同时布瓦尔发现了爱情。在这样一部情节繁杂的小说中，时间却是凝固的；除了这两位浮士德（或者双头浮士德）的试验和失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缺少日常生活、宿命和偶然。“结局时的人群仍是开始时的人群，没有人变老，也没有人死亡，”迪容说。在另外一页上，他归纳说：“福楼拜笔下的知识分子正直，使他下了一次可怕的赌注，使他对他的故事过于修饰，使他在写作时收藏起他那支作家的笔。”
丹纳重复了福楼拜的看法，其小说的主角需要一支十八世纪的笔，斯威夫特的简明扼要和辛辣尖刻。他偶然讲到了斯威夫特，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这两位伟大和忧伤的作家之间的近似性。他们俩咬牙切齿地仇恨人类的愚蠢行径；他们两人记录下了这种仇恨，长年累月地汇编平庸的句子和愚蠢的意见。在《格列佛游记》第三部中，斯威夫特描写了一座令人尊敬的和大规模的学院，学院里有人提议人类放弃口头语言以不损耗肺部。有人要软化大理石来制造枕头和靠垫；有人热衷于鼓吹不长毛的羊的品种；有人通过能偶然组合语言的用铁箍包木头做成的支架，就以为是解决了宇宙之谜。这种发明是同卢尔的《大艺术》[6]背道而驰的……
晚年福楼拜的疏忽或轻视或自由使得评论家们不得要领；我却认为在其中看到了一个象征。以《包法利夫人》创建现实主义小说的人也是第一个打碎它的人。几乎就在昨天，切斯特顿写道：“小说完全可能同我们一起死亡。”福楼拜的本能预感到了这种死亡，因为它正在发生——《尤利西斯》以它的构思、时间和精神，不正是某一体裁的回光返照吗？他在小说的第五章中谴责巴尔扎克“统计学和人种学”的小说，并把它推广到左拉的小说。所以《布瓦尔和白居谢》的时间向永恒倾斜；所以主人公不死，继续在卡昂附近抄写他们不合潮流的蠢名录，在一九一四年时像在一八七○年时一样无知；所以，此作品是向后看的，朝伏尔泰、斯威夫特和东方的寓言看的，朝前看，则是向着卡夫卡了。
还有一条更深层次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福楼拜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在斯宾塞的《第一项原则》中，他说，宇宙是不可知的，其充分和明确的理由是，解释一件事是把它归于另一件更普遍的事[5]，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底的，因为它把我们引向除了普遍真理即解释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了。科学是在无限的空间中发展的一个有限的领域；它的每一次新的扩张使之了解陌生领域中更多的范围，但陌生领域是不会穷尽的。福楼拜写道：“我们仍旧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想猜猜这个永远也不会向我们露出真容的最终真理。想得出一个结论的狂热是一切狂躁症中最不幸的和最贫乏的。”艺术的运作必须是通过象征来进行的；最大的领域是无限中的一个点；两个荒谬的抄写员可以代表福楼拜，也可以代表叔本华或牛顿。
可能另有一个关键。为了嘲弄人类的渴求，斯威夫特说他们身材矮小或类似灵长类；福楼拜则把他们说成是粗野的人。很明显，如果世界的历史就是《布瓦尔和白居谢》的历史，那么，组成这部历史的一切都是滑稽的和不牢靠的。
我斗胆提出，《布瓦尔和白居谢》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美学的，它同三段论法的四种形式和十九种方式的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一是逻辑的严密；一是传统，它几乎本能地把基本的话语放在普通人物或疯子的嘴上。让我们回顾一下伊斯兰教对白痴的尊崇，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灵魂已经被吸引到天上去了；我们回顾一下《圣经》里某些地方讲到上帝挑选了白痴用来羞辱聪明人。或者，如果喜欢更具体的例子，我们想想切斯特顿的《活着的人》，这是一座可以见到的简练之山，是神圣智慧的深渊，或者想想那位胡安·埃斯科托，他认为上帝最好的名字是虚无（什么也没有），“他自己也不知自己为何物，因为他不是为什么……”蒙特祖马国王说，小丑教的东西比智者教的东西更多，因为他们敢于说真话；福楼拜（自始至终不是在做严密的证明、哲学推理，而是作一个讽刺）完全可以小心谨慎地把他最后的疑问和最秘密的惧怕交付给两位不负责任的人。
[1] 我认为从中觉察到一种对福楼拜本人命运的讥讽影射。——原注
为了反对这个结论，习惯的做法是否定先决条件。迪容和迪梅尼为此提到了福楼拜的忠实信徒和学生莫泊桑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布瓦尔和白居谢是“两种很清醒、平庸但朴实的精神”。迪梅尼强调“清醒”这个词，但是莫泊桑的话——或者是福楼拜本人的话，若能找到的话——永远也不会比作品本身更具说服力，作品似乎是在强调“白痴”这个词。
[2] 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评论家，《法兰西信使报》的创办者。
福楼拜声称，他的目的之一是检查所有的现代思想；他的反对者则称，把这种检查交给两个白痴来做则是直接使这种检查变得毫无价值可言。从这两个白痴的所作所为中推断出宗教、科学和艺术的自负不过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诡辩或者是一个拙劣的谎言。白居谢的所有失败不及牛顿的一次失败。
[3] Émile Faguet（1874—1916），法国作家、批评家，一九○一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布瓦尔和白居谢》的第一版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出版的。四月份，亨利·塞亚尔立即为它下了这个定义：“像是变成了两个人的浮士德。”在七星文库版本上，迪梅尼称：“在第一部分开始时浮士德独白中的头几个词正是《布瓦尔和白居谢》的全部计划。”浮士德的这些话是对他曾经徒劳无功地学过哲学、司法、医学感到可悲之极，呀，甚至还学过神学。此外，法盖已经说过：“《布瓦尔和白居谢》同样是一个白痴浮士德的故事。”我们在这个讥讽上停留一下，因为这个讥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全部错综复杂的争论。
[4] 均为伏尔泰哲理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
埃米尔·法盖[3]（热舒诺夫曾有一次称他为“发灰的法盖”）一八九九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功劳在于包容了所有反对布瓦尔和白居谢的理由，这对评论这部作品倒是个方便的做法。据法盖说，福楼拜想写一部人类白痴的史诗，他多余地给小说安排了两个人物（受邦葛罗斯和老实人[4]，或许是受桑丘和吉诃德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并不互相补充，并不互相对立，这两个人物不过是文学的技巧而已。福楼拜创作或塑造出这两个傀儡来，并让他们阅读大量的书，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搞不懂这些书。法盖指出了这种手法的幼稚和危险性。因为，福楼拜为了构思这两个白痴的反应，他自己看了一千五百种有关农业、教育学、医学、物理、形而上学等等方面的书，目的也是为了搞不懂它们。法盖评论说：“如果一个人坚持从那种看了也不懂的观点出发来看书，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做到什么都不懂，并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成为白痴。”事实上，福楼拜与书本的五年共同生活，使他变成了布瓦尔和白居谢或者（更确切地说）使布瓦尔和白居谢变成了福楼拜。开始时，那两个人物是白痴，是作者看不起和讥讽的人物，但是在第八章中却有这么几句著名的话：“于是，他们的精神里出现了一种糟糕的才能，即能看到愚蠢的行径、但又不能容忍它的才能。”接着又说：“无足轻重的事使他们感到悲哀：报纸上的通告，某位资产阶级分子的肖像，偶尔听到的某件蠢事。”在这一点上，福楼拜同布瓦尔和白居谢是一致的，上帝同他的创造物一致。这是在一切长篇作品，或者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中都会有的现象（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培尔·金特成了易卜生）。但是在这里，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一个时刻里做梦的人，采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说，他竟发现他自己在做梦，而他的梦的形式就是他自己。
[5] 怀疑论者阿格里帕的理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要求实证，直至无穷无尽。——原注
福楼拜用六年时间，即他一生中的最后六年，来构思和写作这本书，结果最后还未写完。极其推崇《包法利夫人》的埃德蒙·戈斯认为这本书是愚蠢的行为，雷米·德·古尔蒙[2]则认为这本书是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巨著。
[6] 西班牙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拉蒙·卢尔（Ramon Llull，1232—1315）的代表作，书中试图把信仰和理性联系起来。
布瓦尔和白居谢的故事给人一种简陋的假象。两位抄写员（他们的年龄近五十岁，像阿隆索·吉哈诺一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份遗产使他们不必再工作并迁到乡下去定居。在那里，他们尝试关于农业、园艺、罐头生产、解剖、考古、历史、记忆法、文学、招魂术、水疗法、体操、教育学、兽医、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写作；二三十年之后，上述这些不同类的学科中的任何一科都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失望之际（我们将会看到，“行动”不是在时间中而是在永恒中进行的），他们让木匠做了一张双向的桌子，又像以前一样，抄写起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