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 译
一九五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1] 参见塞万提斯作品《堂吉诃德》第1部第9章。
基督徒们走得更远。神明写过一本书的想法，促使他们进而认为神明写过两本，另一本就是宇宙。十七世纪初，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学术的进展》里声称，上帝给了我们两本书，以免我们犯错误；一是揭示他旨意的《圣经》，二是表明他力量的造化万物之书，后者是前者的钥匙。培根的用意远不是打个简单的比方；他认为世界可以分解为基本的形式（温度、密度、重量、颜色），这些数目有限的形式组成一张自然字母表，也就是用以写出宇宙大块文章的一系列字母[5]。托马斯·布朗爵士在一六四二年写道：“我学习神学的书籍有两部：《圣经》和人所共见的、天地万物的公开手稿。在第一部书中没有看到的东西，可以在第二部书中发现。”（《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第一章第十六节）同一节里还说：“一切事物都不自然，因为自然界本是上帝的作为。”二百年后，苏格兰作家卡莱尔在多处，特别是评论卡廖斯特罗伯爵[6]的一篇散文里超越了培根的推测，断言宇宙历史是一部写到我们，而我们难以辨明和撰写的《圣经》。之后，莱昂·布洛瓦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究竟是谁。谁都不知道他来这个世界干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思想感情有什么目的，也不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名字，他在光明之国表册里不朽的名字……历史是礼拜仪式上的长篇大论，其中每个小标点的重要性不低于整段整段的文章，但是它们各自的重要性是无法确定的，隐藏得很深。”（《拿破仑的灵魂》，一九一二年）按照马拉美的说法，世界为一本书而存在；布洛瓦却说，我们是一部神奇的书中的章节字句，那部永不结束的书就是世上唯一的东西：说得确切一些，就是世界。
[2]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
犹太人比穆斯林更离奇。他们的《圣经》第一篇就有那句名言：“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秘哲学家们认为上帝这一指示的法力来自组成词句的字母。六世纪在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编的《创世之书》说，众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和万能的主用从一到十的基数和二十二个字母创造了宇宙。毕达哥拉斯和扬布利科斯的教义是数字，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而主张字母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则清楚表明了新的文字崇拜。《创世之书》第二章第二段说：“二十二个基本字母：上帝把它们刻画、组合、掂量、调换，用它们生产了一切现有的和将有的事物。”然后它说明哪些字母对水、火、智慧、和平、恩惠、睡梦、愤怒具有支配的力量，比如说K那个能左右生命的字母如何形成宇宙中的太阳、日历中的星期三和人体的左耳。
[3] 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3至11节：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法利赛人一个个的都走了，只剩下耶稣和站在当中的妇人。
那人略去了发音符号的阶段，从书写符号直接到达直感认识。他开创的默读的奇怪办法导致了奇妙的后果，许多年后，书籍的概念因之有了改变，书籍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成了目的本身。（这个神秘的概念运用到世俗文学上决定了福楼拜和马拉美、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乔伊斯的非凡命运。）与人们交谈、吩咐他们做什么、不准他们做什么的上帝的概念，如今又加上了绝对的书或《圣经》的概念。在穆斯林的心目中，《古兰经》不仅仅像人们的灵魂或宇宙那样是真主的创造；而且像他的永恒或愤怒一样，是真主的特性之一。《古兰经》第八章说该经的原本，“众经之母”，存放在天国。经院派的阿尔·加扎利说：“《古兰经》是抄本，用嘴念，用心记，但它的原本永远保存在天国中心，并不因抄写的书页和人们的理解而改变它的内容。”乔治·塞尔指出，《古兰经》无非是“众经之母”理念或者纯理论的标准型；加扎利可能借助《精诚兄弟会典》和阿维森纳传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证实“众经之母”的概念。
[4] 这段评论说明当时的习惯是大声朗读，以便更好地了解含义，因为那时的文字没有标点符号，词组也没有间隔，再说手抄本很缺，朗读给大家听，可以减轻或解决缺书的不便。卢奇安的对话集《驳无知的购书者》对2世纪时的那一习惯有所阐述。——原注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是在二世纪末说出他对文字的疑虑的；四世纪末，心理活动过程开始，几代人之后，达到了书写文字压倒口头语言、笔压倒口的顶点。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一位作家确定了这一巨大过程开始的片刻（我称之为片刻，一点也不夸张）。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第六卷里写道：“安布罗斯阅读时眼睛盯着书页，全神贯注地琢磨意思，不出声，也不动嘴唇。谁都可以进他的房间，当时也没有通报来人的习惯，我们多次看到他默读，毫无例外，我们过一会儿便离开，心想他利用这短暂的间歇养养精神，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也不愿做别的事情，也许怕一个注意的听众要他解释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或者想和他探讨，这一来他就无法阅读许多书籍了。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我还认为这样默读是为了保护嗓子。不论他有什么目的，这样做肯定是好的。”公元三八四年前后，圣奥古斯丁是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的徒弟；三年后，他在努米底亚撰写自己的《忏悔录》时，还为那奇特的情景感到诧异：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出声地看书。[4]
[5] 伽利略的著作中常有将宇宙比作书本的概念。法瓦罗编辑的选集第二部（《伽利略·伽利雷：思想、格言与评断》，佛罗伦萨，1949）题为《自然界之书》。我引用其中一段话：“哲学写在那本一直打开在我们眼前的浩瀚无比的书里（也就是宇宙），但如果事先不学习那本书所用的文字、不识那些字母的话，是无法理解的。那本书的文字是数学，字母是三角形、圆圈，以及其他几何图形。”——原注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从不形诸文字；西奥多·贡贝尔茨（《希腊思想家》，第一部第三章）辩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口头教导效果更好。毕达哥拉斯只是消极回避，柏拉图则明确无误地说出了他的看法。他在《蒂迈欧篇》中说：“发现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旦发现之后，也不可能向所有的人宣布。”在《费德鲁斯篇》里，他叙说了一个反对文字的埃及寓言（使用文字的习惯使人们不注意锻炼记忆，对符号产生依赖），说是书籍好像画出来的人形，“看来栩栩如生，但向他提问时，他却一言不发”。为了减少或者消灭这种不便，柏拉图想出了哲学对话的形式。老师可以选择徒弟，书本选择不了读者，而读者可能是愚蠢不肖的。柏拉图的这种顾虑在异教文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的话里也存在：“最谨慎的做法是述而不著，教学都口头进行，因为白纸黑字就成定论。”（《杂记》）在同一篇里，他又说：“在书里畅所欲言，等于是把一把剑交到小孩手中。”福音书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2]这句话是口头讲学的大师耶稣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谁也没有见到那几个字是什么。[3]
[6] Count Alessandro di Cagliostro（1743—1795），原名朱赛培·巴尔萨莫，意大利骗子、魔术师、冒险分子。
《奥德赛》第八卷中说，神编织了灾难，为的是让后代的人不缺嗟叹歌吟的题材；马拉美说，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本书，他的话似乎重复了三千年前从美学角度为不幸辩解的概念。但是这两种目的论并不完全一致：希腊人的论点属于口头文学时代，法国人的论点属于书写文学时代。前者涉及说唱，后者涉及书籍。任何一部书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东西：塞万提斯也许没有听到人们所说的全部话语，但他“爱看书，连街上的破字纸都不放过”[1]。萧伯纳的一部喜剧里写到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遭到大火威胁，有人惊呼道人类的记忆将要焚毁，恺撒对他说：“让它烧掉吧。那只是恶行的记忆。”依我看，历史上的恺撒只会或赞同或指责剧作家加在他身上的见解，但不会像我们一样，把它当作一句亵渎神明的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