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阅读博尔赫斯的宣言的时候，千万别光看言语的表面意义，像他说他还在“摸索”自己的路，像他说他是个“胆小而绝不是大胆的思想家”，或者像他的文化背景是“一连串不幸的大杂烩”，等等[4]。博尔赫斯的学养绝对是相当深厚的，而他的作品主旨也经常明显地融入了自传式的成分——也就是学海无涯的主题。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他的视力很差，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笔记[5]，所以他在发表这六场演说的时候也完全没依赖过笔记的提示。在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的帮助下，博尔赫斯援引了相当丰富的文本为例，这也使得他的演讲变得更为丰富——他个人的美学总是建立在文学的根基上。他引用到文学理论的机会并不多；引述评论家的机会也很少；而哲学家也只有在不脱离纯粹抽象思考的时候才引得起他的兴趣。因此，他记忆中的世界文学总是能够以纯文学的风貌娓娓道来。
博尔赫斯对英文的熟稔更是迷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祖母学习英文，他的祖母是从斯塔福德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的双亲更是精通英文（父亲是心理学以及现代语文的教授，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翻译家）。博尔赫斯的英文不但说得流畅，更是极具音乐性，子音的发音不但优雅，更能够悠游于古英文铿锵有力的母音。
在《诗艺》一书中，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而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他引述过的题材包括《荷马史诗》，维吉尔，《贝奥武甫》，冰岛诗集，《一千零一夜》，《古兰经》以及《圣经》，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济慈，海涅，爱伦·坡，斯蒂文森，惠特曼，乔伊斯，当然还有他自己。
博尔赫斯在大部分以西班牙文进行的访谈或是公开演说中的口气总是很直率，腔调也有点怪异，不过他在《诗艺》里头俨然就是荣誉贵宾的口气了，不但娓娓道来，更是收放自如。这本书虽然写得相当浅显易懂，没有大放厥词的妄加教诲，却充满了深刻的个人反省，不但不会过于天真烂漫，也不至于愤世嫉俗。本书保留了口语沟通的即时性——言谈当中的流畅感、幽默以及偶尔的停顿（本书博尔赫斯的句法只有在必须调整句子才合乎文法或是才看得懂的情况下略作更改。此外，博尔赫斯偶尔几次的引用失误也做了一些修改）。这本口语化的文本可以带给读者不拘形式的感觉，以及更多温暖的感受。
博尔赫斯的伟大有一部分来自他的才气机智与优雅精练，这种特质不但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梦见过胡安·贝隆，博尔赫斯反驳道：“我的梦也是有品位的——要我梦到他，想都别想！”
这几场诺顿讲座由一位先知讲授，而他也经常被拿来跟其他的“伟大的西方盲人导师”相提并论。博尔赫斯对荷马的崇拜从未更改，对于乔伊斯的评价虽然很高，不过却也很复杂，而他对弥尔顿有些微的厌恶与质疑，这一切都说明了他身处的传统。他的眼疾持续恶化，到了一九六○年左右就几近全盲，只能看得到一片橙橙的黄。整本《老虎的金黄》（El oro de los ligres，一九七二年）忠实呈现了他最后能看得到的颜色。博尔赫斯的演说方式很独特，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演说的时候眼睛会往上看，他的表情温柔中又带点羞涩，好像已经接触到了文本的世界一样——文字的色彩、触感、音符跃然浮现。对他而言，文学是一种体验的方式。
[1] 我要在此感谢梅利塔·亚当森（Melitta Adamson），谢里·克伦德宁（Sherri Clendinning），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克里斯蒂娜·约翰逊（Christina Johnson），格洛丽亚·科尤尼恩（Gloria Koyounian），托马斯·奥林奇（Thomas Orange），安德鲁·斯基伯（ Andrew Szeib），简·托斯威尔（Jane Toswell），以及马雷克·厄本（Marek Urban）。如果没有他们的襄助，把这些讲座内容誊录为书本的过程将会变得更艰难。我尤其更该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玛丽亚·阿斯切（Maria Ascher），有了她的专业以及对博尔赫斯的全心投入，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第一场讲座，《诗之谜》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讨论的是诗歌的主体地位，也很有效地引领我们进入这本书。《隐喻》（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为典范，探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诗人一再采用的同样隐喻模式。而博尔赫斯也提到，这些隐喻的典型可以归类为十二种“基本的典型”，而其他的典型是为了达到惊人的效果，所以也就比较昙花一现。《说故事》这篇讲座专门讨论史诗（于十二月六日发表），博尔赫斯对于现代人忽略史诗的情况提出建言，他思考了小说之死，并且提出当代人类的处境也反映在小说的意识形态里头：“我们并不相信幸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哀。”他在这里也表现出他与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兰茨·卡夫卡思想上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后者跟萧伯纳与切斯特顿相比只能算是个小作家而已）。他倡导小说叙述的立即性，不过他的立场却也有点反小说，把他未创作小说的原因归罪于他的懒惰。《文字—音韵与翻译》（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是一段探讨诗歌翻译的大师级之作。《诗与思潮》（三月二十日发表）探讨的是文学的地位，展现出他信步所至的风格，而不是理论思辨的方式。博尔赫斯认为魔术般的音乐真理比起理性思考的作品还来得强而有力，一味挖掘诗歌里头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他也认为太过有力的隐喻将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反而不会增添更深刻的意义。《诗人的信条》（四月十日发表）是一番自我告解，是一种他在“活了大半辈子后”的文学誓言。博尔赫斯的创作力在一九六八年间还处于高峰，他最一流的作品在那时都尚未发表，像是《布罗迪报告》（El informe de Brodie，一九七○年）——此书收录了他自称最好的作品，《侵入者》（The Intruder）——以及《沙之书》（El libro de arena，一九七五年）。
[2] 博尔赫斯以他一贯的反讽口吻，宣称跟其他的作家相比，他其实是比较不会自我解嘲的——他的好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就是个中高手。“想到我将来会被人所遗忘我就舒服些。人们的遗忘会让我变成无名小卒，不是吗？”《博尔赫斯—比奥伊：忏悔录，忏悔录》（Borges-Bioy：Confesiones，confesiones），鲁道夫·布雷斯里（Rodolfo Braceli）编，（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就全书内容来看，只有《博尔赫斯，口述》[3]一书，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拉诺大学发表的五场演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过这几场演说的广度却比不上本书。这几场诺顿讲座比起《博尔赫斯，口述》还早了十年，是文学界的一大资产。本书信笔拈来，是如此虚怀若谷，我们可以看到博氏的幽默讽刺，而且总是可以从此书获得启示。
[3] 《博尔赫斯，口述》（Borges，oral）一书收录了他在贝尔格拉诺大学演讲的“个人心得”。依据发表的时间排列，全书讨论的重点包括书本、不朽、斯维登堡（Swedenborg）、侦探小说，以及时光，等等。《博尔赫斯，口述》最早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梅塞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发行。并于稍后再版，收录于《博尔赫斯全集》（Obras completas）第四卷（布宜诺斯艾利斯：埃梅塞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百六十一至二百○五页。本书自出版以来，即为研究博尔赫斯学者的标准参考书籍，也是西班牙文世界读者的参考书。
一九六七年秋天，博尔赫斯来到哈佛开授诺顿讲座[1]的时候，就已是公认的瑰宝了。他说，长久以来异议分子的身份，使得他在自己的国家俨然已经成为隐形人了。不过他在北美洲的同代作家（除了一些热情客套的溢美之词），却认定他注定要成为流传后世的名家之一。我们知道，至少到现在为止此言真的不假：博尔赫斯的作品抵挡得住岁月的淘汰[2]，这位遭人遗忘的异议分子的魅力与地位从未衰减。三十多年来，这六场讲座未曾付梓，这些演讲的录音带也从此被放在图书馆储藏室里囤积尘埃。尘垢堆积得够久了，这些录音带终于重见天日。先前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也以“音乐诗学六讲”（Poetics of Music in the Form of Six Lessons）为题，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发表于诺顿讲座，这些精彩的讲座内容于一九七○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斯特拉文斯基的例子证明，即使讲座内容经过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版问世，其重要性却未曾稍减。博尔赫斯现在的魅力跟三十年前比起来，丝毫不遑多让。
[4] 参阅本书第二讲；亦可参考《博尔赫斯—比奥伊：忏悔录，忏悔录》，第三页。
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
[5] 博尔赫斯惊人的记忆力已经成为一则传说轶事。有一位研究罗马尼亚语的美国语言学教授指出，他曾经在一九七六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跟博尔赫斯聊过天，而这位阿根廷作家竟然向他背诵了八段罗马尼亚诗。博尔赫斯说这几首诗是他亲自跟作者学的，当时是一九一六年，诗的作者是流亡至日内瓦的年轻难民。而博尔赫斯并不懂罗马尼亚文。不过博尔赫斯的记忆也很奇怪，他似乎有种倾向，别人的作品他可以记得相当清楚，不过却经常宣称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写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