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爷子摇摇头：“这倒不着急，你看你到时候的情况吧。反正厂里还给你留着位置，但你要是能在外面闯出个天地，就不着急。你还这么年轻。我有时候都还想出去走走。反正你记着我的话，人什么时候都得看清楚这个‘势’在哪儿，这不是我说的，是老祖宗说的。人总得走在潮前头，就是浪头那个‘潮’，不能跟在潮后头。”谢老爷子在手心上写“潮”字，说：“在潮前头的被推上去，跟在潮后头的屁也吃不着，在潮里头的没准就被拍碎了，你年轻，还有好多可闯的。”
“希望吧。”爸爸说，“要是过两年没事儿了，我就回来。”
这些话爸爸并不是十分理解，但他点头表示记住了。他也确实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后来时常回想，每次都有些新的感受。只是后来的好多年中他并没有践行这些话，而是故意似的想躲在潮外边。那是他的逃离，也是他的皈依。
“去避一阵子吧，”谢老爷子拍拍他后背说，“看看外面也好，闯闯。过两年应该就能回来。现在这世道，总拿第一个吃螃蟹的开刀，过两年你再看，这些都不算事儿。”
在离去前的最后一天，爸爸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和告别，他只有半天时间，还有些厂里的材料要准备。只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和谢一凡坐在一起，端着饭盆，他思量了好一会，才拜托谢一凡有空照顾一下我和妈妈。谢一凡了解爸爸对妈妈这许多年的歉意。
爸爸又一次被派往深圳，找这公司代表谈。这给了爸爸重要的上路理由，使得他内心的潜在倾向有了一个正当的释放理由。他终于可以逃了，但是有理由的逃。谢老爷子给他写了一系列需求和要求，让爸爸转达邀请该公司到厂里具体商谈的意向，而爸爸将他这些日子的困境向谢老爷子和盘托出，坦率地讲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再离开之后，怕是不能再回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谢老爷子比对爷爷还要容易坦率，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谢老爷子对他的困境和选择都没有作出负面反应，也没有那些大惊小怪的评价。
“跟你就不说什么谢了，”爸爸说，“等我回来报答你。”
这个细小的变故改变了爸爸此后的一生。爸爸后来时常回忆那天早上的种种细节，太阳的高度、风的温度、自行车前轮带起的灰尘的角度。他记得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有点晕眩，车子左摇右摆，他伸手摸上衣，折起的信在他左胸口的口袋里仿佛不停翻腾。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觉得这就是某种天意，那封信早不到晚不到，就在他即将作出决定的前一天到，这是过于强烈的巧合，巧合就是天意。
“生分了吧？”谢一凡说，“说这干嘛。”
爸爸一边刷牙一边看信，看到后面，漱口都顾不上，将牙刷一丢，套上工服，以最快的速度蹬上车子，冲到谢一凡宿舍。两个人随后赶到谢老爷子家，将信摊开，谢老爷子正穿上外套要出门，看到信，兴奋得将外套又脱了下来，将爸爸引进屋，亲自给他泡茶。
“估计我也不会走得太久，没准儿一两年就回来了。”
从深圳到海南，再回到家，从七月到十月，中间发生了太多变化，爸爸几乎忘了这一码事。此时看到信封上的外文字母还不明所以，直到拆开了信封，在印着外文名称地址的体面的厚信纸上读到信的正文，爸爸才恍然大悟。信是用客气规矩的翻译体中文打字印出来的，可能是找了专业的翻译，读起来毫无错误却生涩怪异。但意思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家英国公司，愿意技术转让，价格和合作方式都可以见面谈。
“行，到时候换你帮我看着老婆孩子，我出去走走看看。”谢一凡一边说，一边将饭盒里的米饭吃干净，一粒都不剩，然后把饭盒放平在桌上，盖上盖子。
在深圳的时候，他在展销会上遇到一些外国的冰箱厂家，他记着谢老爷子给的任务，就一家一家搭茬，一家一家套近乎，一家一家询问有没有购买生产线的可能性。他把厂子名字和地址、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纸上，一家一家塞到人家手里，最后也记不清塞了几家，也许四五家，也许七八家。反正是见到外国电器厂就搭讪，具体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他也搞不清，这几个国家在他心里反正是一样的。
“你想好要去北京了？”爸爸问。
第二天，事情有了一丝变化。爸爸早上收到一封挂号信，来自深圳，信封上还有外语。爸爸有些奇怪，拆开信封才想起原委。
“嗯，去看看，”谢一凡说，“那边应该有不少写诗的。我琢磨着等微月上了幼儿园，我就去看看，看人家那儿都在干嘛。要是能行，争取还是考个大学。”
那一夜，爸爸和妈妈整夜无眠。爸爸想着心事，用被子蒙着脑袋。妈妈想说却不敢说，想睡又忐忑不安睡不着。我或许感受到这种不寻常的气氛，也同样一夜不安，几乎每个小时都哭起来，饿了热了渴了拉了，到最后只是因为哭本身造成的不安而哭。
“好啊，太好了，你要是能上了大学，那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学生了，我就也算是能跟文化人接触啦。”
爸爸在宿舍楼外转着，做着生命里最困难的一个决定。他从理智上分析利弊风险，认为应该留下来想办法，可他的直觉和情绪在不断否定着这种选择。他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也有一种对于自己的深深的厌弃。对自己，对周围，对他所能从事的一切事情。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是一个混蛋，是一个跟着别人做事而想不清楚局面的糊涂虫。这种感觉让他想逃，逃到天涯海角，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身后追他的人不只是调查组或公安局，更是他自己的影子。他虽不想再跟王老西一起做生意，可是他想跟王老西一起走。
“哪儿那么容易，”谢一凡笑道，“大学那是什么地方，哪儿是随便谁都能考上的。”
爸爸最终还是回城了，在谢一凡和谢老爷子的帮助下，顺利进了厂子。爸爸有了空闲都会回家，问问爷爷奶奶吃穿，问问身体健康，但也仅限于此。有时候爸爸觉得他对谢老爷子都比对爷爷更能坦诚说话。
“别人不行你行啊，”爸爸说，“努力吧，咱俩都努力。”
回城的时候爸爸不好意思找爷爷帮忙。十年里见得少，他和爷爷之间仿佛已经变得冷淡而客气。爷爷似乎从来没有责怪爸爸当时的举动，因为没有责怪，也就谈不上原谅，只好像那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忘记了不提了，只是家里的气氛变淡了。爸爸小时候怕爷爷，但那是亲昵的怕，怕自己淘气之后挨骂挨打，而大了之后他怕爷爷，变成了一种距离上的怕，怕自己不管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爷爷只是点点头，不在意的样子。他不知道怎么跟爷爷开口讲自己的困难，又觉得不好意思：当一个人困难时自己落井下石，自己困难时又怎能要求他出手援助。即便是父子，也说不过去。
下午下班和谢一凡挥别的时候，爸爸忽然有一点伤感。他平时经常烦躁，但很少伤感，伤感是一种他觉得极为无用且过于自怜的情绪。可是就在那天下班人流中挥手的那一刹那，他心里突然动了动，有一种因为告别而产生的心绪不宁。他意识到离别的时刻到了，有可能从此以后就和谢一凡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了。这种感觉扩散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过去，他心里隐隐约约感觉自己正在关闭一扇门，将眼前和记忆中的所有事物都关在门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像这样走在这些人和这些事中间。他将再也不会生活在它们中间，它们也将再也不会留在他的世界里。这种割裂和彻底分离的感觉让他轻微颤抖起来。周围人陆陆续续经过他转向四面八方，只有他一个人，迎着刺眼的夕阳对着铁锈斑斑的工厂大门站着一动不动。他用眼睛衡量未来与过去的距离。
后来，在漫长的年月里，那口唾沫总是像心脏里埋着的一颗小石头，不鲜明、不显著，却总是硌得他生疼，尤其是喝了点酒、心被酒泡软了的时候，那石头的边缘几乎把心划破。后来他在国外给我买童话书的时候看到了豌豆公主的故事，那个睡在一百层垫子上却仍然能感觉出垫子底下的一颗豌豆的公主，爸爸觉得找到知音了，那说的就是他嘛。他给自己糊上一百层被子，可是那颗豌豆还是在底下，让一夜睡不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摇摇头，笑骂自己胡思乱想没出息。他把这种感伤归咎于离开前夕的胆怯，而胆怯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想什么呢，他对自己说，又不是不回来了，没准儿半年就回来，瞎琢磨什么呢。
就是这一口唾沫，成为爸爸心里的梗。等到他下乡时，他已经十七岁，这口唾沫开始在深夜里浮上他心头，并且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十八岁时，他见到王老西挡在批斗他爹的红卫兵身前，挥舞着流氓拳一阵乱打，脸上都是血，虽然寡不敌众，但那种不要命的样子却当真把众人吓退了；二十二岁，他见到黑白电视里的审判和一系列平反；二十五岁，当他还在插队的村里流放，独自一人，眼看着周围人一一回城，他第一次那么深切地感觉到羞耻：所有人都演出了一场热烈的戏，曲终人散，各自回到生活，只有他真切地入戏了，不仅仅被裹挟到荒芜僻静处的戏台子上，还以为戏是真的。让他羞耻的不是被裹挟，而是信以为真。他觉得是那一口唾沫把他留在了村子里。
“没准儿半年就回来。”晚上爸爸对妈妈说。
或许是批斗同一批人感到厌倦，或许是情绪燃烧起来就停不下，批斗的队伍渐渐把目光从台上的转移到“臭狗屎”的下一代。爸爸本来在红小兵的队伍里就被人嘲笑轻视，当不上红卫兵，时候久了更严重，被逼着选择站位：站在人民的叛徒爷爷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边。不表态不行，表态了没有行动也不行。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爸爸自己也开始相信那些指控，他不清楚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心怀不轨：五八年，爷爷反对刚出台的粮票供应制度，与社会主义为敌；六零年，爷爷打报告怀疑各地递交到银行的经济数据、公然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六二年，爷爷建议给生活用品类工厂自主决定产量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些被同事陆续揭出的罪状，在一次次批斗会上越堆越高。最终，爸爸在同学和红卫兵带头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高台，当着众人的面喊了口号，念了批判书，与爷爷划清界限，并在爷爷头顶上啐了一口唾沫。
“这事儿半年能过去吗？”妈妈迟疑着问。
爸爸的抉择也就被迫在这个时候作出。
“看情况吧，估计差不多，”爸爸说，“现在这事儿一天三变，半年以后谁还记得你是谁啊，或者大不了就等一两年，总不会再长了。”
六八年秋天，爸爸十四岁的时候，爷爷被人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经受了长久的思想教育和批斗。那个时候，这本也是常见的事，爷爷在前几次反右中都没被人揪出来，已算是保了不短的平安，斗争中上上下下很多，有的人先得意后倒下，有的人先倒下后得意。但是爷爷天性不爱说话，也不爱热闹，即便是斗争里，也多半一个人出入，没和任何一派混在一起，没有派别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立场，没有立场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要被打倒。到了这个时候，爷爷再沉默也躲不过去了，而且因为没有派别，任何一派也不会来给他撑腰平反，于是就成为人民叛徒。爷爷的罪名很多，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现行修正主义大毒草”、背离人民路线的“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美苏特务”。银行门口的大红横幅上开始出现爷爷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跟在“打倒”两个字后面。红卫兵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将爷爷拉到街上，在群众面前批判，批判之后就是种种变本加厉的体罚。爷爷那个时候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处长，平时愤恨的大有人在，一人打一拳踢一脚，打得骨折，爷爷的身子就像洪水下的溃堤一样倒下去。爷爷年轻时胃口就不好，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胃彻底坏掉，伤过的腰和腿在老年转为严重风湿。批斗到了第二年，爷爷已经瘦了二十斤。
妈妈知道爸爸是用故意的轻松来宽慰自己，这种刻意改变不了妈妈心里的担忧。人到了某个时刻就会有直觉，她有一种分离的直觉，而她觉得爸爸也有这种直觉。她咽了咽唾沫，又轻轻地说：“你真不去找找咱爸吗？”
等到爸爸出了屋子，他在宿舍楼外面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爸爸心里在几条路之间纠结，心乱如麻。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等着调查组找到自己头上再想法解释，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办法。且不说他们的解释调查组能不能听进去，即使调查组愿意采信，他们的真实情况也并不光彩，顶多是事先就将违法的事情告知了外汇局，可即便事先告诉了也还是不合法。第二条路就是跟着王老西再去南方，闯一闯争取发财。从他们第一次去深圳的经历看，这还是有可能的。这一次虽然没带着大笔资金，但是还是有很多做些倒卖生意的机会，或者起码可以帮别人做事，积累一段时间再找自己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有的。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若是真的跟着王老西跑路了，能不能不被捉住是一回事，即使能成功暂时脱险，也意味着长时期处于不安全，风头过去前，要一直跑，也许一年，也许要三五年。第三条路就是像妈妈说的，求爷爷想办法把外汇的事情遮盖过去，或是想法找人，靠一些特殊的关系把事态平息。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以爸爸对爷爷的了解，爷爷一辈子最不喜欢托关系走门路，做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以往家里那么困难，爷爷也没有向过去的老战友和工作里认识的人开口求过一件事，爷爷骨子里耿直，看不上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更何况这次的事情这么大，就算求人可能也没办法解决。除此之外，爸爸也还有其他思虑，让他不愿意去找爷爷的思虑。
爸爸一本正经道：“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不光是自己避风头，主要还是给咱厂里办事，这要是真能跟那英国公司谈好了，以后咱厂子发达了，我这不也就能提拔了吗？”
“我想想，我先想想。”爸爸说。
妈妈没法再说什么了，她叹口气问：“什么时候走？”
有半晌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喂奶的最后，妈妈拍着我的后背，才加了句：“你去找找爸，现在就去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明儿一早。”爸爸说。
我在他们身旁适时地哭了起来，号啕大哭，像是责怪他们竟然这么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却纠结一些无聊的无关生死存亡的小问题。我的哭泣引来了妈妈的爱抚和乳房，在我满意的吸吮中，爸妈的对话暂时被打断了。
“这么快？”
爸爸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找爷爷这条路。事实上，由于一直怕爷爷不同意，爸爸从始至终一直不敢告诉爷爷外汇的来路。此时此刻妈妈的提议让爸爸陷入了纠结。妈妈说的固然不切实际，但也不是没有一两分道理，即便爷爷没法直接插手，但或许也能间接提供些解决的法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心里却不想走这一步。
“啊……这是王老西前些日子就买好的票。”
妈妈让爸爸去找爷爷。爷爷那个时候已经从文革中被打倒的状态恢复了地位，而且因为一直以来出色的业务能力，重新做了处长，据说马上又要提拔。妈妈寻思爷爷在银行，银行就是管钱的事，外汇难道不是钱吗，爷爷一定能找到什么途径，把这笔钱说圆了，说通了，那就一切都解决了，再不济爷爷也认识其他领导，或许能找到关系，有领导介入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平息的。
“又跟他一块儿走？”妈妈很不满。
妈妈听了大吃一惊。她想到了种种糟糕的可能性，但不外乎都是男欢女爱、儿女情长，怎么都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事态。她慌了神，一时间头脑停滞，不知道该和爸爸说些什么。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不能这个时候让工厂开除啊，爸爸要是丢了工作，那分房子的事情就要泡汤了。但是她没把这念头跟爸爸说。她隐隐觉得事情应该走不到那一步，只要能找找人、想想办法，总该能解决的。妈妈听不太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明白外汇是怎么能赚钱，她只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上级比下级好使，解决不了的事情，尽量找到位置高的人，就总有辗转腾挪的途径。
“只不过一块儿坐车而已，这回不跟他做生意了，到了那边我们就各走各路。”
爸爸将事情的原委讲了，讲王老西怎样告诉他有这个炒外汇的途径，讲他们怎样疏通了外汇局的处长，讲了在广东是如何操作，又讲了回来之后怎样被调查，外汇局的人怎样矢口否认、翻脸不认人。最后的最后，才讲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和进监狱的危险。爸爸心知肚明，目前这种刚刚开放的混乱局面，任何一个负面典型都有可能被判以重罪重罚。他听说前一年温州的八大王明明只是成功的个体户，却被通缉一一投入监牢，不得不跑路亡命天涯。他更知道前两年严打时候的投机倒把是什么罪名。一开闸放水就有种种乱象，非拿几个胆大包天的人杀鸡儆猴不可。这些话他没有都跟妈妈说，怕月子里的妈妈精神受不了，就只拣最轻的说，说一旦被定性了，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保不住。
妈妈站起来，低低地说：“随便你吧。”
直到这一天，爸爸才回家和妈妈摊牌。
她说着端着水盆到水房去了，水盆里是我一天换下来的尿布和吐湿了的围嘴。妈妈转开水龙头，让喷涌有力的水流冲击自己的双手，让水声盖过其他声音，她用力搓洗，水的冰凉让她的手发疼发麻，能够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她用后手背擦脸，带着肥皂沫的水让脸上变得更湿，她只好又用衣袖去蹭。
与此同时，爸爸和王老西正在想各种解决的办法。于欣荣的处长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坚称自己完全不知情，是两个诈骗犯在伪造的借口下将钱骗出去。爸爸和王老西先是尝试着再和这处长接触，可是处长用各种办法避而不见，于欣荣也从中阻挠。也许是被他们拖累了觉得恼怒，也许是知道自己诬赖他们的指控有些不地道，这处长就像鸵鸟把头埋进地里一样再也不露面。他们忐忑中又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和上面来的调查组接触，但又不敢直接接触，怕一不小心被调查组捉住就再也脱不了身，就只是用间接再间接的办法，通过调查组身边人打探调查组的口风。前几天还是风平浪静的例行查问，到了第六天，突然听说调查组准备将事件报公安局立案，让公安局的人捉拿他们两个调查。他们慌了，爸爸心里还抱着一丝解释清楚的希望，王老西已经彻底看明白这事情没指望，一心只想着跑路了。在我出生第七天，王老西弄来两张南下的火车票，要拉着爸爸再回广东，事已至此，他说也只有破釜沉舟，再去南方闯一闯了。
这时爸爸出现在水房，妈妈转过脸去，爸爸从她身后环抱住她。水声哗啦啦敲击脸盆，发出塑料震动的空洞声音。妈妈的手被环住了，无法关上水龙头，水从脸盆里满溢出来，她挣扎了一下，爸爸却不动。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下来，充满裂缝的玻璃上映着黄色灯泡和爸爸妈妈的脸。
那几天我完全没让妈妈省心，黄疸之后起了痱子，后来我的痱子退下去了，一身轻松，妈妈自己却因为床垫湿热起了全身痱子。爷爷奶奶都要上班，妈妈在月子里没人照顾，白天跟哭闹着不肯吃奶的我斗争，夜晚睡不安宁，整夜辗转，醒了又睡。我肆意表达着与生俱来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哭得很多，任何事情都不肯老老实实听话妥协。妈妈在爸爸和我的双重扰动和拉扯下，精神变得非常忧郁。
“云云才八天啊。”妈妈轻声说。
然而妈妈的心理准备完全偏离了事情真实的方向。她一直纠结着，如果爸爸背着她做了不忠的事情，她要不要原谅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想到爸爸也许要离开自己，妈妈的心又痛苦得受不了。这种痛苦让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不原谅爸爸，若是不原谅他，她最终会因为失去他而痛苦不堪。于是问题变成了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原谅他。妈妈越想越远，甚至连调查的具体步骤都没想清楚，就开始想该怎么说才不至于太被动。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爸说。
所有这一切妈妈都不知道。她只是出于所有女人都可能的倾向，猜测爸爸背后的隐秘。她一向习惯于把事情往坏处想。这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失望痛苦，而恰恰相反，她太希望圆满顺利，太怕遭遇到失望痛苦，因而遇事才在自己心里将最坏的结局想出来，做好心理准备，甚至故意说服自己这种坏结局马上就要上演了，以便坏结局真的出现时心里不太失望痛苦，而但凡稍微结果好于预期，哪怕也不是多好，但总比自己期待的好，心里就能惊喜而快乐，体会到一种类似于圆满顺利的满足。这是当人对自己的境遇没有信心，而又极害怕会失望时产生的倾向，是一种自我保护，让人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从水房再回到屋里，妈妈不再哭了。她像往常一样给我喂奶、换尿布，洗脸、洗屁股，然后试图哄我睡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我却不像平时那样容易入眠，过了很久都不睡，瞪着眼睛看着他们，面容安静却悲戚，让妈妈看了一惊。也许我是在不自觉模仿妈妈脸上的表情。这表情她不自知，我也不自知。
妈妈的忐忑和不安全感流入我出生的第一天，并伴随我一生。她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便对爸爸的忠贞没有自信。她认识于欣荣，知道爸爸和她沸沸扬扬的过往，从一开始妈妈就不自信爸爸对自己的感情会超过对于欣荣。她并不知道爸爸自从失望过一次，对于欣荣已经没有了感情，更何况这次又有被坑的烦躁，除了怒气与自保，早已经顾不上任何其他杂念。爸爸曾经很痛苦地想要把于欣荣忘掉，这种痛苦和忘不掉的怨怒确实是伴随着爸爸和妈妈的恋爱，但是这次重新见到于欣荣，却把爸爸心里仅有的遗憾和念想浇灭了。于欣荣看上去是那么俗气，俗气得超过了她的年龄，越打扮越像一个中年妇女，而她和主任窸窸窣窣的商量就像一场阴谋，更增加了她脸上的阴沉之气。最后她还是站到了爸爸的对立面。所有这一切只增添了爸爸的失望和清醒，他甚至恼怒自己当初怎么会那样喜欢过她，他不让王老西提起，就像这是一场羞耻的事。让一个人忘记他心底的爱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个人亲眼见到他爱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庸俗的凡人。
电视里又在播放国庆阅兵，学生们在头顶举出“小平您好”。爸爸看着那几个字有一点愣神，黑白屏幕画面粗糙，不时蹦上雪花星星点点，学生们咧着嘴在笑，笑得无声无息，却无比酣畅淋漓。他想起他在深圳看过的商场里的巨幅画像。
下午回到家，妈妈抱着仍然红红皱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的我，心中充满复杂的情绪，在手忙脚乱中一边照顾我，一边回忆昨天的事情。她那时还并不喜欢我，因为她从来没想到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这么难看，眼睛挤在一起，皮肤也松垂，一点也不像她想象的婴儿光滑的弹性脸蛋。她还没有奶水，冲了点奶粉用奶瓶喂我，一不小心被我尿到身上，沮丧得几乎要把我扔在一旁。她对我的母爱是在后来三天一点一点生成的，随着我眉眼舒展，越来越依恋她的搂抱，对她的安抚露出舒服的微笑表情，妈妈的母爱伴随着奶水开始流溢而出。第一天下午，这些泛滥的情感还未生成，妈妈只在惶惑中胡思乱想，想着前一天听到的传言，想着爸爸瞒着她究竟有可能做了些什么。她想问，却不知道该怎么问。
“等我到了深圳，”爸爸说，“我就打电话回来。”
拉拉扯扯间，小护士和爸爸的动作被病房里的人注意到了。产妇们下意识将被单上拉，窃窃私语的骚动弥漫开来。妈妈也抬起头，透过人缝看到爸爸，也看到爸爸手上端着的锅，心里一惊的同时悄悄感到欣慰，前一天下午的疼痛、委屈和气恼似乎都忘记了。小护士最终拗不过爸爸，把他推搡出去的同时，接过了他手里的锅，将热气未消的豆浆油条送到妈妈的床头柜上。病房里的产妇开始羡慕妈妈。
又是几乎一夜无眠，妈妈和爸爸都安静着辗转反侧。妈妈以为爸爸睡着了，爸爸也以为妈妈睡着了，又或许是他们都知道对方没睡着，却谁也不想捅破这件事。半夜爸爸在翻身时握住了妈妈的手，妈妈也没有动，就这样躺到了天蒙蒙亮。
小护士说着推搡着爸爸向外走，爸爸的肩膀稍稍抵抗了一下，嘴里讨好地说着：“护士，麻烦您能把这豆浆送进去吗？”
天光熹微中，爸爸翻身坐起来。他轻手轻脚穿好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一条的确良裤子，将谢老爷子特批厂里给他补助的差旅费和一些零碎物品装进昨晚就准备好的手提袋，洗了脸刷了牙又把毛巾牙刷装好，查看了火车票，穿上鞋子，紧了紧裤子皮带，推开门。整个过程妈妈都是眯着眼睛从眼缝看着的，直到最后爸爸站在门口，最后望着躺在床上的我和妈妈，妈妈才紧紧将眼睛闭上。爸爸看了好久，也许有十秒，也许有半分钟，最终踏出门去，轻轻将门合拢。妈妈的眼泪直到这时才落到枕巾上。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点儿事儿都不懂？！这是女同志住的地方，男同志进来不方便！快快，出去出去，待会儿再来。”
最后的注视让爸爸也心软了。他走到门外，忍不住自己也动摇了。他看着前方的地面。走到哪儿去呢，又为了什么呢。他只是机械前行，身体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设想过好几遍的路线向前走。他一边在空白而有点麻木的大脑中搜索理性的离开的理由，一边感觉到后悔。他告诉自己此时停下还来得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脚还是在向前走，不知不觉已经离大院很远了。离得越远，似乎停下的理由就越淡弱。天还没有完全亮，青灰色的天空飘着湿润的云影，远处有泛白的亮光，秋天的清晨有点冷，露水蒙在背包外。
“哦，不好意思，没看见……”
他等了一会儿第一班公共汽车才发车，车开了，他有一瞬间后悔，想下车，可是等车子真的在下一站停下，不知为什么，他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动，似乎此时屁股变重了，挪不动。车子又开了一站，又一站。离火车站越来越近了，他已经不去想了。
“没人管就让进啦？！门口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探视时间上午7点到 11点。 ”
他到早了。到达火车站前广场的时候，离他和王老西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决定先去吃早饭。火车站右侧有一排简陋的平房，顶上的招牌写着“火车站快餐”的字样。只有一家开门了，他走过去，要了豆腐脑和包子。老板显然没有完全睡醒的样子，沉着脸，收了钱，也不说话，将包子碟子往桌上一扔就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边上小憩。爸爸吃了一口，热的，但不好吃，他伸手想招呼人给自己斟点醋，就在抬起手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心里一阵跳动，他又吃了两口，食之无味，放下筷子，在座位上呆坐了一会儿，跳起来奔出店。他想回家。他朝来时的公车站跑去。他跑错了方向，到了一半才发现。他调转回头跑，可等他到了下车的地方，发现上车是在马路拐弯的另一侧。他又拐了弯，距离车站还有 100米的时候，眼看一辆车发车启动了。他加速冲过去，可是车子带着轰隆隆的颠簸从他身边呼啸而去。他双手撑着膝盖站住，喘着气，又坐在路边，心里一阵下沉，说不清是失落还是放松。他目送公车远远离去的背影，抱着书包坐着，等待下一辆车。可是他没等到。约莫过了五分多钟，他的呼吸均匀了平静了，就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慢慢朝进站口走去。
“我进来的时候，门口没人管……”爸爸双手捧着锅，小心翼翼用胳膊挡住油条。
站前广场开始苏醒，有人陆陆续续聚集到进站口排队。天气还是凉。爸爸单肩背着包，低头穿过广场。地上的青石板有坑坑洼洼的裂口，有一些碎纸在风里跳动，远处的环卫工人扫地发出沙沙的声音。广场空旷。爸爸从进站口回望，似乎看到那一年大串联时充满广场的人头和条幅，又似乎看到上一次去深圳前他们在进站的人堆里挤来挤去。爸爸又低下头，再抬起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广场只有石板和零星几个赶路人。
“嘿嘿嘿，谁让你进来的？”小护士相当不客气，年轻的脸上一脸愠怒。
爸爸心里并没有计划长时期的远行。他并没有想要去比深圳还远的地方，他多次对自己说过一阵子就回来，去走走、想想事情就回来。在他临走的早上，他对未来还是一片模糊，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请求与他会面的英国老板帮他出国。他将在一种莫名的冲动下提出请求，英国老板将会答应他，但只是帮忙办理，不负责他到了英国的工作与生计，但他觉得没关系，那就够了。他将会计划接我和妈妈出国，但他没想到一出去要几年才能稳定下来，拿到合法签证，更想不到九零年前后出国变得极困难。在他透过轻薄日光眺望站前广场的这个早晨，他没有想到自己将十年见不到我和妈妈，二十年不再回来。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情。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又是把一切都想过了的。他的眼睛滑过火车站红色的标志、标志前扛着麻袋的赶车人、广场上的英雄雕像、远处百年的铁桥、更远处六层红砖居民楼。他极缓慢地看这一切，就像最后一次看它们。他在自己对自己仍然懵懂的那一刻，提前做了告别。在很多年后的回忆中，他相信一切都是注定的。
爸爸这一天表现得很积极。有了前一天下午迟迟不出现的错误，爸爸这一天异常小心，从早上六点多医院一开门就进来了，端着铁锅装的豆浆和锅盖上新炸的油条在妈妈的病房外，探头探脑朝屋里看。产妇们大多还在睡，病号服和床单卷在一起，在床上堆成云，头发蓬乱的脑袋顾不上体面。爸爸正扒头看，一个护士忽然从他身后揪住他的衣服，将他一把从门口拉开。
在王老西到来之前，爸爸似乎想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就像凌晨的梦境，看到一连串画面，可是一旦睁眼试图捕捉，又什么都没有了。他在那梦境般的等候中重新经历了他的一生。他一直在奔跑，为了一些不知道目的的事情奔跑，耳边总是有声音响起来：你该向这边，你该向那边，那些不同声音让他紧张，于是他跟着它们奔跑，不停地跑。到了最后成了一场追缉，他想知道自己究竟该向哪边跑。他想摆脱那些声音，它们如梦魇紧紧追赶，包裹着他，他不得不一直跑一直跑，直到跑到远得听不见它们的地方，他才变成只身一人。到了最后，他的身后就只有一件东西，就是那口唾沫。他的逃离就是他与它赤裸相对。这个离别的清晨，他透过所有苏醒的风景，似乎隐约看到了那最后的孑然一身。
这一年出生的宝宝特别多，尤其以秋天为多。病房里并没有足够的床位，妈妈和另一位产妇挤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挤了一个晚上就大汗淋漓。妈妈身子胖，稍微一动就压得床垫起伏不定，让旁边的瘦产妇的脸色变得苍白。几次之后，妈妈不好意思了，尽量不动，忍着干渴，熬了一个晚上。
他还想再抓住些什么，像是暴风雨中抓住一波海浪。可是他没时间了。他已经听到身后喊他名字的熟悉的声音。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七点的钟声。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我出生在社区医院一间拥挤的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