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说，“先把我目前想做的事情做完再看看吧。”
“你就准备一直在统计局做下去了吗？”爸爸问我。
“说实话，”爸爸迟疑了一下说，“我有点没想到。”
我和爸爸一人要了一杯奶茶。热奶茶捧在手里，暖手的作用大于暖胃。爸爸开始问起我在国内的近况，上学的情况、心情状态、周围人的选择，问我现在情况怎样。我大致回忆了这两年的事，略去了许多不快，描述了整体成长。爸爸比妈妈更能明白这个过程，我不需要说得太多。这种回忆对我来说是重新经历一次。当你用语言描述一件事情，你就是重新经历这件事。语言描述和直接体验永远不一样，能描述一件事情，就至少拥有了旁观它的能力。我很高兴我谈起来的时候心里不起波澜。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说，“我就是有一天，突然在梦里想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
我们回到客栈大厅，五六张长桌子上已经都坐了客人，围着火炉喝酒吃饭。山里的天气变化很大，中午艳阳时只觉得热，此时天黑下来，有凉意沁入骨髓。我们坐在靠窗的长桌的一角，来得晚了，靠近中央火炉的座位已经没有了，但是桌上有橘黄色的小灯罩，灯泡散发着火焰颜色的光亮，也让人感觉温暖。我们要了尼泊尔的饼和咖喱，咖喱里有豆子和鸡肉，这种咖喱和印度泰国的都不太一样，颜色更深，味道更重。几个比利时游客在研究第二天的上山路线，爸爸和他们攀谈了片刻，他之前走过大本营那条线，说了几条小经验。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女孩打了招呼，问她们第二天的行程。渐渐地，人陆续散去了。餐厅里逐渐只剩下几个人，看书、闲聊、对着火炉晾鞋袜。
“什么梦？”爸爸有点好奇。
“你冷吗？”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我。
“也不是真的梦，就是半梦半醒中想到的事。”我停下来回忆，“我就是在想，人的理性应该怎么定义呢？怎么叫做理性选择呢？后来我想明白，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里选择看上去最合理的去相信，然后在所有你看到的做法里选择看上去最理智地去做。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怎么选择，而是你看到了什么。人的很多问题来源于看到的东西太少。 ”
爸爸的侧脸在不断暗下的夜色中，被深蓝的夜空淹没。他看着远方，头发被风吹得忽上忽下，眼睛是与黯淡夜色融为一体的整个人身上唯一发亮的部分，像两只狼的眼睛透过夜色。这是爸爸第一次跟我说这些话。他的话里有一种很深的怅然，是那种当人遗憾“时间逝去、机会不再来”时的怅然。这让我心里很难过。
爸爸琢磨了一下问：“然后呢？”
“不算吧。”爸爸说，“心里的惩罚也不算惩罚。人都太爱自己，爱给自己找借口，心里的事想着想着就忘了。除非有什么外界的东西逼你一直想。”
“对一个闭塞的村子里的人来说，当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他只听说过一种说法，说生病是因为恶魔缠身，他选择驱魔是理性吗？是理性的。因为他只知道恶魔缠身这一种说法，也只有‘驱魔’和‘继续生病’这两种选择，在其中选择‘驱魔’已经是相对合理的了。如果他现在知道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恶魔缠身’，另一种是‘血液变质，需要放血’，你看起来后一种也是无稽之谈，可是在他看来，这比‘恶魔缠身’又合理了一些，因而选择放血也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几乎完全取决于视野。任何选项背后都是一整套故事，一整套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从光明与黑暗的大战，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夹层，到轮回的一个过场，再到金字塔层级的斗争，都是图景。如果一个人只听过一个图景，那么按照去做就是理性，而不是他人看来的疯狂。”说了这么多，我有点乱，停下来整理一下思绪，“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相’这种东西，是不是所有‘真相’其实都是某种图景？后来我想，不管有没有，我都还是可以找。如果有‘真相’，就找‘真相’。如果没有，我就去找尽可能多的图景。把这些图景都给人看了，即便不是真相，但起码比只看过一种图景要好得多。这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尽量呈现更多。 ”
我想了想：“心里的弥补算不算弥补呢？”
爸爸过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点头：“我有一点明白了。
“我一直在想，人要是做了什么错事，到底有没有弥补的途径，怎么弥补。”爸爸说，“……后来我发觉，佛教也好，基督教也罢，都没给什么答案。佛教讲轮回，基督教讲上帝，都还是死后的事。你要是不信死后的事，那就什么途径都没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什么答案。你做错的事就跟你一辈子，做什么都弥补不了。 ”
”很多错误源于接受了被赋予的角色，我想。只是这句话我没有说。我不想解释。
“什么答案？”我问。
我和爸爸都没有再说话，我们用静默留下余地，各自想着心事。爸爸把他杯子里已冷掉的奶茶一饮而尽，又把空玻璃杯放回桌上，一手捏着杯柄，轻而无意识地转着。玻璃杯划过粗木头桌面，有一种规律的哗哗的声音。烛火燃烧的小油灯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温和默然，祭出微弱光亮，像打烊店铺收拾杂物一样收拢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影子映在一旁的玻璃上，我清楚地看到爸爸的白发在灯火中闪光。印象中，这是爸爸第一次显得如此苍老。在我们的倒影背后，隐约可以看见远方苍劲的雪峰，没入黑暗，敛去所有峥嵘。
“也不是。”爸爸说，“其实我不是不想安定，而是好多事自己之前也没想清楚，就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又想了想，也许是寂静的山和夜色让他有了谈话的冲动。“我最近才发现，其实我是想找个答案。”
“爸，”我心里有点难过，轻声说，“有时间回家看看吧。”
“你还是不想安定下来吗？”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目睹了日出。草坪覆盖的小山包上，游人如织。太阳从雪山山坳里橙红橙红蹦出来，将高高的芦苇草照得透明，也让雪山的边缘金光灿烂。我和爸爸站在最侧面的边角。周围的游客欢呼雀跃，摆姿势合影，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升起，就好像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太阳的鲜嫩澄亮也好像是第一次降临到人世间，好像从来没有目睹过人世间千百年的痛苦和疯狂。
“还没想好。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吧。 ”
回国之后我回想，其实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既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爸爸身上有我熟悉的自我苛责；妈妈身上则有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不安全感，对任何拥有的东西都感觉像要失去。我不知道这样一些精神气质是怎样继承到一个人身上，也许血液里的某些小分子，确实能够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那明年以后呢？你想做什么？”我轻轻问他。
我回到日复一日的工作。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事实。让一个人坚持某种理念的不是勇气，而是明确的知识。只有当一个人确知某件事情，像确知 2+2=4一样确知，他才可能有方向。为了一个谎言再撒谎，是很多悲剧的来源。我默默地把所有资料写进笔记，静待某一天从中看出宽广的道路。
当“六十”的字眼说出来，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点伤感。所有人最终都是时间的囚徒。
我之前对工作多有误解。我看不清每个工作中都存在的事实之美。只有沉入事实之美，才能看见意味之美。如果早一点懂得，我会少走一些弯路。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内心的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弯路。
“暂时还行吧，”爸爸用戏谑的方式弯了弯手臂，以显示手臂上的肌肉，随后又正色道，“不过也干不了多久了。到六十人家就不让干了。”
当爷爷知道我重新回到统计局，又一次对我强调结果的诚实。我对爷爷讲起调研过程中耳闻目睹的资料，爷爷叹了口气，回想起从前的事。他的眼睛在老花镜后面显得大如铜铃，额头上的抬头纹因为眉毛抬起显得更深了。“是这么回事。”他说，“六零年那年，我们收到粮食数据，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有的县比前一年增收 60%粮食，你说怎么可能。报多了，上交也多 60%。当时我就觉得要悬了。”
“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个？”我问，“每天飞上飞下，你的身体行吗？”
爷爷又重复几年前的叮咛：“数字可千万不能假啊。”
爸爸轻快地摇摇头：“是我当时学滑翔伞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意大利老家伙，跟我说这边大量招滑翔伞教练。我正想做这行试试，就来了。”
这是一四年初，除夕夜晚。年夜饭之前，我和爷爷等着厨房里的忙碌，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说话。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爸爸是独子，我又是唯一的孙女，爷爷奶奶岁数大了，我和妈妈就还是到爷爷奶奶家过年。爷爷已经快要八十四岁了，依然头脑清朗、耳聪目明。他看过的新闻都记在脑子里，不像女人们看电视，新闻联播全都盯着看了，关上电视也记不得里面说了些什么。
“那你为什么来尼泊尔呢？我自从听说是尼泊尔，就以为你信佛了。”
厨房里传出沙沙的炒菜声。妈妈在忙碌，抽油烟机嗡嗡旋转。爷爷这一天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有不少谈性。他并不是爱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对爷爷的记忆，只是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说不清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回忆。
“不信。”爸爸双手插到屁股上的口袋里，转头向我微微一笑。
“对了，”爷爷又问我，“你学过课程，你说这新的城镇化，要怎么城镇化？”
“爸，你信佛吗？”
“唔……”我有点拿不准爷爷的意思，“一般分两种吧，有的就是农民进城打工的，就在打工的地方拿户籍，还有的是在当地，把宅基地收了，政府统一分户口和楼房。”
“可能是吧。”爸爸说，“我也不怎么了解。有导游说过，但我听不太懂。他们这边人都信佛，应该有传说什么的吧。 ”
“这能行得通？我们老家那儿，人们全都住山上呢，那山陡的，我们下山都得滑下来。人们全住得谁也不挨谁，一家家离老远的，有的住山上，有的住半山腰，有的住山脚下面。这怎么城镇化？”
“尼泊尔人也把这些山当做神山吗？”我问。
我想象着少年爷爷背着柴火筐从山上土路滑下来的样子。“现在可能都强制让人从山上搬下来了吧。政府在山下盖楼，让人都住到山底下，然后山上的地也就都收回了。”
天有一点冷了，爸爸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我推让，他说他喜欢冷一点。他双手叉着后腰，站在平台边上向远处仰望着，难得的沉默而面色肃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轻轻靠近他身边，顺着他目光的角度看过去。天青黛幽然，却没有全暗。
爷爷点点头：“别是强占就行。”
第二天晚上，我们登到路线最高处，停驻的旅店背后有一片平台，站在平台上，有三个方向上的全景雪山。旅店老板给我们指点着那几座雪山，一一说着它们的尼泊尔语名字。我记不住，爸爸来过几次也没有记住。我们只是在越来越沉的天色中，借着暗蓝色天光，望向雪山顶端被风吹起来的雪幕。山影深沉，峰顶的线条陡峭却温柔。
看了一会儿电视，讲到欧洲的经济情况，屏幕里出现欧盟峰会上，德法领导人的画面。爷爷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我：“前几年默克尔跟咱们国家关系不好，现在好了吗？”
一路我们和几对各国旅客同行，有时我们快，有时被他们超过。有国内来的，有西班牙和挪威的，也有隔壁印度游客。我们不交谈，只是点头招呼，路过时笑笑，晚上同进入客栈的时候，坐在相邻的桌旁，分享一些信息。路上的旅伴就像考研时一起上过课的同学，相互不是真的陪伴，但有人和你同路。
我对国际形势一向不大在意，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爷爷说的大概是哪个时段。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个嘛……我也不懂。”我说，“不过国际关系这种事，也都是做做买卖，有利可图也就好了。”
爸爸走得快，我走不快，有时候他耐心陪我慢慢走，有时候他快走两步，到下一个客栈提前要一瓶啤酒，吹着微风，从栏杆上向下看着我一步一步爬上来。有时候我看到他那满意的笑容真是气死了，可是我又无论如何没法像他走得那么快。我的大腿已经微微发抖了，他仍然如履平地，汗都没出几分。有几次我跟在爸爸身后，看着他乱糟糟的已经一半黑一半白的头发和大步流星的步伐，开始不确定他的实际年龄。他快要六十了，就像我快要三十一样确定。可是时间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痕迹似乎深浅不同。
爷爷说：“德国不可能跟中国决裂，要不然欧元区危机更不好过去。欧元区要是散了，他们谁都没好处。 ”
住到第四天，我跟着爸爸去山里走了一趟四天的小环线。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力，其实应该走十二天的大环线，或者往返一次珠峰大本营。但是我没有。我的行程只有十天，而我一向缺乏锻炼，难以应付这突然的运动强度，也不确定有没有高原反应。小环大部分与平原上登山无异，只是在泥土路和台阶上观赏不算浓密也不算秀美的山地植物，只有第二天的晚上和第三天清晨在攀登的顶点才能见到雪山的全貌。
我想起爷爷十几年前给我讲台海局势的样子。也许爷爷平时跟谁都没有聊时事的机会，也颇有些寂寞吧。爷爷看新闻，什么都记得住，什么都在心里记着。我不知道他心里的新闻记到哪一年，八零年，六零年，还是四零年，又在心里编出一本怎么样的档案。我知道爷爷写过我们区的金融志，现在还在区档案馆保存。三十五年人民银行工作，八年工商银行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爷爷有资格写下整个区的金融志。我没看过那本书，爷爷也从来没拿出来过。他很少给我讲过去的事情，似乎那是一个只存在于他心里的世界。某一年在那个世界发生了某些事，世界建立，世界倾塌。只有在零星问答间触摸到时间的边角，又在海量新的信息中灰飞烟灭。
我问爸爸他从美国出来就带了这么一点东西，其他东西都寄存在哪儿了？爸爸说，哪有其他东西，他所有的行李和家当都在这两只箱子里了。我有点惊异。两只箱子怎么看都不像能装很多东西。这些年爸爸赚了多少钱、留下多少钱我和妈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充裕还是艰难。从两个箱子里的东西看，似乎只有生活必需品和相机，没有纪念物，没有其他女人的痕迹，也没有让我可以发现他生活另一面的线索。
年夜饭吃得既热闹又冷清。热闹的是电视里的节目和窗外的鞭炮声，冷清的是餐桌终究缺少了一个人。爷爷的胃口坏了三十年，即便是年夜饭的桌上，也只能吃一些软烂的蔬菜和熬得黏稠的白粥。奶奶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吃饭很少，即使在胃药的帮助下也才能勉强吃些东西，零星着每一样挑一些。妈妈胃口好，但是糖尿病的压力让她一直控制饮食，多糖多油都不敢多吃，主食也比以前减少了。而我心里琢磨事情，吃起来也没有多少动力。菜还是像以往一样做了一桌，以撑起除夕的红火场面，但是谁都吃得很少，吃了很久还有大半留下。妈妈一直在说哪个哪个菜软烂、好消化，想劝爷爷奶奶多吃一点。而奶奶一直尽力表扬哪个哪个菜味道好，不让妈妈觉得是她的厨艺问题。妈妈又一遍遍问爷爷奶奶近来身体怎样，还有没有犯胃病的时候，去没去医院，就像进门时没有问过似的。问完了，妈妈和奶奶又开始说多吃菜、菜好吃。人到了老年，要花那么多力气来维持吃与喝的体面。
爸爸在不靠近湖的一家旅店长期定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湖景，价钱比湖景房便宜一半，旅店的环境倒还算是干净整洁，入口的铁门上装饰了花朵，院子里有两小畦植物，摆了几张铁质桌椅。旅店是三层小楼，长方环形设置，中间有开阔的天井。爸爸住在二楼靠近角落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虽然看不到湖，但是能看见远山。我的房间在他隔壁，视野没有那么好。我喜欢到他的房间里看远山。爸爸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房间每天有人打扫，但是东西芜杂。穿过的衣服都在两只藤椅和床头铺散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连着电源和充电器，电线从房间一侧拉到床中间，床下的地板上丢着几本看过的杂志、两双鞋、换下来的登山装备和水壶，两只行李箱在房间靠里的角落，半开半闭着。看上去，爸爸在这里过得相当适意而缺少规律、充满随意。
新闻联播连滚带爬结束，给春晚让路。本来就没有什么期待的节目，偏要吊足了胃口，一次次预热探班，就好像有谁还对这感兴趣似的。每年的节目仍然还一样，和小学时候我们的全校联欢晚会差不多，故意营造的昂扬、装腔作势的欢欣。
下来之后，我有点晕眩，想呕吐的感觉，爸爸带着我找了一家饭馆，喝了杯冰镇啤酒。我问他做这一行多久了，他说从来到尼泊尔之后就一直做。我又问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他说他曾经从美国去了一趟南美，在那边试飞了几次，找那边的教练学的。我最后问他为什么想到来尼泊尔，他没有回答。
收拾了桌子，妈妈端出已经和好的面和馅儿，开始准备包饺子。两盆馅儿，猪肉白菜和韭菜鸡蛋。我洗了手等在桌边，准备一起包。
我自己体验了一次。到达后的第二天，爸爸用他破破烂烂的皮卡把我拉上山，然后亲自带着我飞了一小时。我们飞出了常规游客区域，飞得很高，向远方一座小山头高扬着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在向云端飞，向太阳飞。
这时候，奶奶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仔细看过去，是几十年前用粗布手缝的钱包。奶奶在沙发上坐下来，叫我过去。爷爷站在卧室的门口看着。妈妈有点愣了，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下来。我不明就里地挪了过去。
爸爸在尼泊尔做滑翔伞教练。说是教练，其实什么也不教，只是帮助每一个新游客飞上天。每一张伞有一个教练，新游客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教练就帮游客穿上安全带，戴好头盔，系上滑翔伞的连接扣，然后站在游客身后，连接在同一张伞下，控制伞的线绳，告诉游客该何时用何种方式向前跑，在风起的时刻推游客向前，从山坡起飞，在游客头脑混沌时将他带入天际。然后听着游客兴奋的高呼和惊恐的尖叫，在身后用轻松微笑来安抚，并用自己支架上的小照相机给游客摄影摄像。在空中，根据游客胆大程度和身体承受程度，选择一些特殊动作，高飞、旋转或一百八十度翻转。最后在半个小时之后，带游客飞回降落在山下的草地上。每一张伞一个教练，每天十几次飞行。
“云云今年就要三十了吧？”奶奶颤颤悠悠地说。
就在湖面上空，我看到了飞翔的滑翔伞。从一处矮山坡上起飞，在午后的阳光里盘旋，伞面为七彩条纹，弧形张开像阳光里的彩虹，气流将伞面吹得鼓起，撑得张力十足，在空中宛若静止，有的滑翔伞还能向上越升越高。那一瞬间我好像懂了什么。
“啊，嗯，是。”我说。
到了博卡拉，这一切大大缓解。眼前的山渐渐变绿了，也出现了水。有水的地方立刻有几分灵秀，路上的绿意也清灵了起来。驶入博卡拉镇子的时候，尽管天空仍然有几分浑浊，但山水和街巷已经变得非常清透了。我看到公路边一整排面向湖水的度假旅店，店门口贴着菜肴的照片，有的旅店二层栏杆上垂下花朵。湖的另外一侧是山，近处的山矮而坡缓，远处的山高耸有终年积雪。爸爸说，那就是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雪峰。
说到“三十”这个词，我仍然有点不适应。三十岁于我意味着很多东西，以前以为永远都到不了的时光终于到来了。我小时候觉得，人到了三十岁，还没能做到的事情一辈子就也做不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三吧，也许是十四，三十看起来还远得像下辈子。它是我恐慌抑郁的来源之一。从某一刻开始倒计时计算离它的距离，随着离它越来越近，紧张的情绪就越来越浓，像火车即将撞上前方的墙。我有时希望能悄无声息度过这一天。
说实话，尼泊尔并未给我留下第一眼好印象。从窄小简易的机场出来，立刻进入促狭的街道，除了一两条主路，其余街道连平整的柏油路面都没有，汽车突突突穿过拥挤的人群，颠簸得上下蹦跳，尾气喷出的黑烟喷在过往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面无表情，似乎已经习惯这种浓稠的黑色气体。加德满都算是大城市，但完全不算现代化城市。即便深入城里，街道也破旧狭窄，石板路面两旁污渍堆积，高楼拥挤得几乎要相对碰在一起，楼也不算高，最高的约莫也就五六层，红色砖石结构，入口狭窄，没有现代城市的钢铁和玻璃。主要马路只有一辆汽车的宽度，若一辆车开过来，两旁的行人都必须把自己贴到墙上才能容车通过。街道两旁的小商店门面窄小，一间接着一间，货物挂在敞开的大门上，密密实实，形成一道完全由商品堆积的走廊，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人坐在街边，只是坐着，并没有交谈或娱乐或经营，只是一排一片坐在路边的空地上，多半是某座形状模糊的佛龛下，衣袍破旧缠身，面色茫然。也许他们是修行的人。街上随处可见佛龛或者小庙，有许多人去摸站立的佛像，将佛像摸得棱角全无，就像形状怪异的长石，完全看不出曾经多姿的造型。听爸爸说，这是祈福的一种。我原本以为尼泊尔是清澈辽远的地方，可是这里的灰土遮日。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路途中，我们颠簸着穿过山岭，公路边有快要坍塌的黝黑的木房子，即便关上窗户，激起的尘土也还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
“这么一说还真是，”妈妈看屋子里安静着，似乎有点怪，故意活跃气氛道，“云云这就要三十啦，我都忘了。云云这孩子不成熟，总觉得还跟小孩似的。一晃都这么大了。 ”
我直觉上相信，爸爸的选择和生意上的不顺或者情感上的挫折都无关，他的选择有他的理由，和以往每一次一样的理由。
“妈——”我一下子脸红了，盼着她别说了。
我和妈妈直到爸爸到尼泊尔一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这中间爸爸和我们联系很少，每次都是用邮箱，没有打过电话，因而从来没有显示过电话的国家区号。后来是偶尔有一次，我在爸爸发来的照片里看到一片奇特而简陋的寺庙样的建筑。妈妈没有注意到这些，她看着照片，只注意到了蓝天和远处的山。“还是美国空气好啊。 ”妈妈感叹道。“应该不是美国。”我说。“什么？”妈妈愣住了。在得知是尼泊尔之后，妈妈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忧心和感叹。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会到那样一个穷破国而不留在美国，忧心爸爸的生活状态，感叹不了解爸爸的所思所想，感叹当初没有跟着爸爸在外面漂是对的，又感叹如果当初一直跟着爸爸，那么现在爸爸的生活状态又不一样了。妈妈是个善良人，她不理解爸爸，但她愿意平白承担很多事情。
“你看，还不好意思了，”妈妈继续用揶揄我的方式让气氛轻松起来，“我说得不对吗？你说你要是成熟了，三十以前得找个男朋友吧？”
一三年秋天，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我用国庆假期又去看了一次爸爸。这一次他在尼泊尔。卖掉美国的房子和铺子只身去了尼泊尔。
“妈——这有什么关系？”
我仍然能见到工作里形形色色的人，谈的话题仍然是购物八卦和家长里短，但是这次我不再烦躁了。当一个人自身不确定，就觉得四周都是要改变自己的力量。一旦自身确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画。画里都是有趣的人。
这时候奶奶将小布包打开了，从中拿出一张存折，放到我手里。我吓了一跳，没有打开看，先怔怔地问：“这是什么？”
我后来参加过经济普查，走过全国数十个县城，在风格各异的路边小店吃过南北味道。长途车的轮胎扬起尘土，遮蔽了车窗。我的工作薪水很少，但一个人如果总在路上，需要的所有家当也就是一副行囊。
奶奶推了推老花镜，手落下来的时候落到我的手上，说：“云云，你爸爸也是三十岁时出国的——”
在我利用工作机会寻找资料的时候，我也遇见过与我有类似旨趣的人。有一个老教授，退休之后自费寻访县城档案馆，编纂自己的史料册。那些县城档案馆保留了许多基层资料，很多报纸、文件、下级汇报和调查资料，多得超乎我的想象。老教授给我看了一些他的发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的资料，包括数据、会议记录和上级指示，多得令人惊异，连死亡数据的资料都有保留。他的念头和我一样，这些东西若无人整理，慢慢就湮没消失了，连同其中的事情一起湮没消失了。在当初那些人留下那些碎片的时候，就是在等待有一天有人把它们捡起来。老教授是捡拾碎片的人。
“哦，”我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一下，咚咚震得我胸口疼，“是。”
我需要有一个工作，这是我介入这个世界、与它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工作不再是标注我身份的东西，只是我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比起我介入世界的方式，我更在意世界呈现的方式。
“这已经三十年啦。”奶奶说得极慢，慢得在空气里听得到颤音。
我感兴趣的东西包括五十年代经济政策、六十年代初人口数量、七十年代早期工业恢复情况、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转变、二十一世纪初劳动力大规模迁徙。除此之外，想读的内容如此众多，一时之间令我目不暇接。此外我想知道的是目前的经济数据和实际经济数据之间的差别。不是指各级政府最后的调整，而是想知道统计数字本身的隐瞒。有多少利润被按照成本划入人的口袋，有多少贿赂被当成项目总额的一部分，有多少交易额是杜撰而来，有多少收入为了逃税而隐藏。按照徐行和其他人告诉我的事，所有这些占据全部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它们的存在让数字变得空洞。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办法弄清这些事，但是我清楚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嗯……”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社会呈现出乱象纷纭、张牙舞爪、变化不定的姿态，像魔术表演时满堂灯光，障人眼目。当哭着笑着活着的人变化成书里的一个分母、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尘埃或类似“群众”或“百姓”这样词汇中的万千分之一，人的意义就一边凸显，一边消失了。人在被群体扩大的同时变得渺小。
“你爸爸，这些年，不怎么回来，他呢，就寄了些钱回来。”奶奶缓缓打开存折。
有的老师有点愤世嫉俗：“好多人动不动就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以为就能牺牲自由。其实自由和平等矛盾吗？特权才和平等矛盾。”有的老师一直有着旁观的视角：“你们观察这个全权体制，有好多特征很值得玩味。你看那些维权的带头人，最后怎么被搞下去的？不是从上访这事搞下去的。有一个是说违反了计划生育，要罚一大笔钱。”也有的老师试图回归旧日的话语：“还是得把阶级概念拿回来，或者说阶层，现在的阶级分得更多更细——但不管怎么说吧，社会上这种贫富差距的固化是很可怕的事。”
我低头看了看，密密的记录，一直延续了几页，数字看上去不小，不知道有多少。
我发觉政治学和我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自己一个人耽于幻想的时候，理念是第一位的，然而现实政治学研究却脱不开现实政治。学术研究和我之前的想象也多有不同。我对哲学家的想象过于浪漫，而做学术需要课题立项、答辩会论证、申请经费、邀请合作、招募学生、论文投稿、发表成果、申报宣传、职称评比。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心力。
“你爸爸说他想弥补……”奶奶接着说。
我去旁听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课程。有一个网络小组定期公布大学课程的信息，我搜索任课老师的名字，遇到感兴趣的就去旁听。旁听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人生态度，感兴趣的才会旁听，没有压力仍然愿意听的东西才可能有所领悟。
“我们平时也没什么可花的，”爷爷打断奶奶说，“所以我们商量着，还是给你比较好。”
我开始写一些与统计相关的文章，以历史上的统计为主。为了写文章，我沉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从中文论文开始看，顺着索引找到英文论文，看得很慢。英文不好而且背景知识不够，任何一篇总要读上好久，而不断增添的列表上有上百篇必读的文章。我一篇篇阅读，进度很慢，却也不是那么想快速赶上去。比起任何事情的进度，我更在意自己身上的变化，在意阅读的字和我自己之间发生的关系。
“别，”我脱口而出，“这是爸爸给您老两口的，别给我啊。”
实践期满一年，我回到北京。跟同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合租了一套房子。统计局在西边，我住动物园附近的一栋老楼，骑车上下班。房子小租金贵，但好歹不算太远。工资交了房租所剩无几，如果完全不买衣服鞋子，刚好够吃饭到月末。小姑娘家是南方的，刚本科毕业，比我年轻几岁，喜欢说话，人生中只有努力工作和努力升迁，苦恼并幸福着。我几乎很少在房间里待着，把所有下班后的时间都放在国家图书馆，一周有一个晚上去大学里旁听课程。旁听的课程和工作无关，与我有关。
奶奶一边翻存折的纸页，一边说：“我们真用不着。你现在花钱的地方多。”
一一年五月底，我正式入职开始新的生活。先是在不同部门之间轮岗，然后派驻地方，在基层统计局实践。一一年秋天，我被派驻贵阳，在一个县城统计局实习。因为有之前工作经历，基层工作显得轻车熟路。我用有限的时间在整个县城游历了一番，从街边每间小店，到县城仅有的支柱产业，一间软饮料类的加工工厂。我旁观统计局里的钩心斗角，新上任的局长性格过于绵软，高学历的年轻部门主管和老员工之间充满罅隙，本地人和外地人不睦，如此种种。县政府有白宫的恢弘气势，政府广场宽阔如同草原，华表伴着石桥，气势非凡，白日里空无一人，夜晚被跳交谊舞的老年人群占据。县城仅有的两条街道上开着零星小店，酸汤鱼和烤豆腐，网吧和 KTV。新的小区楼宇森严，几乎看不到入住。周末假期，我去周边少数民族的村寨，看层层叠叠的树丛和碧绿湖水。偶尔有集中到省城中心区的培训，酒店的会议室，昏沉的空气和抽烟的人，南方来的培训员机械地念稿子，底下人承认自己听不懂。我录入数字，查找数字，打无数电话询问数字。
“我没什么花钱的地方，真的，”我连忙推托，“您留着吧，这是爸爸的心意，您跟爷爷要是万一去个医院，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考回北京，继续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战斗。我不适应这种庞大，但不再觉得难以忍受。生活总归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斗，那就继续战下去好了。
爷爷说：“我们有，不用担心。”
没有人想到我会选择国考，即便是微月，听说之后也问了几遍，你确定吗。林叶不懂，为什么我从统计局出来又要回到统计局。何笑质疑，公务员薪水偏低，工作内容简单重复，长此以往对个人发展没有好的促进。徐行觉得可以理解，之前的工作不算是正式编制，现在进入体系，是很大的进步。吴峰则只关心部委是不是还分房子。所有这些，我都只是听着，没有解释。我看重的是另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不需要解释。
“您留着吧，”妈妈也凑过来帮我推辞，“轻云她一孩子，能用得着什么啊。您这边花钱的机会多着呢。说真的，妈，您看您平时买药还得……”
我考了国家统计局，这一点除了让妈妈感到欣喜，还让其他所有人感到意外。
这时，窗外一声爆炸般的巨响打断了我们的话，一只猛力炮仗上了天，似乎在向全世界彰显光荣和力量，随后是一连串噼噼啪啪，爆炸转化成天空中一朵接着一朵彩色的流光花，破碎的色彩坠落，充满整个窗口。夜空通亮，房间里的声音全被遮住了。在这明亮的沉默中，我和妈妈、爷爷、奶奶相对着一动不动，窗口透入的光照在我们的手上。
夏天旅行归来，一直与人见面很少，闭关复习。十一月，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通过了初试，次年二月通过了复试。三月得到录取通知，五月入职培训。
声音渐渐消散了，光也黯淡下去。只是这插曲将话语切断了，我们一时间回不到刚才，好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就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慢慢淡弱了渐行渐远的间隙中，我们都听到了那嗒嗒嗒的声音。嗒 -嗒 -嗒，它就在门外。敲在门板上，清楚却不强烈。最初每个人都以为是爆竹声的余音，但是到了后来，我们都确定那是敲门声。嗒 -嗒 -嗒，它轻微而锲而不舍地持续响着。
一零年秋天，我开始准备国考。
“这日子，”妈妈看看我们喃喃道，“会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