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办公室上头的二楼咖啡坐下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研究室之外的场所谈话。这空间仿佛把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但这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变熟悉了的师生？朋友？都不是，找不到关系使我感觉很紧张，不习惯，话说得断断续续，词不达意，不仅是语言的隔阂，更有一种个性上的内缩与拘谨紧紧规范着我们。
更该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我，毫无音讯回报的门生，W先生会知道我在这里工作，想必是从同门学长那里听说的吧。
他简单问我在这里的工作内容，不几句之后，我感觉到他缓了缓气，动了动身子，像一般日本人那样要说主旨前的预备神态，然后，他果真说了：“真是不好意思，你写论文那年，我出国了，没有给你帮助，很抱歉。”
“突然打扰了，不好意思。”他说了客套话。
那口气是正式的，使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
我脸上表情想必是极为吃惊的，为自己在职场的狼狈面露羞惭。W先生体恤说他就住在附近饭店，来逛书店，想起我在这里工作，便试着来找看看。
“如果这是使你对学校失望的原因，那真是很不应该——”
不像在驹场校园那样总是西装笔挺、不苟言笑，眼前的W先生穿着休闲，微笑，点了个头。
“不，”我抢下W先生的话，“请别这么说。”
直到两年后，书店工作的阶段，某日近午，总机拨内线进来，说是有个日本人找我。我估计是个体户书商，或是对台湾书有兴趣的日本人，随手抽了张名片，挟了笔记本，带点职业倦怠从地下室的办公室钻出来，结果却看到了W先生。
我诧异他提起这件事，但很快又恍然大悟，也许，这几句话，就是他把我从办公室叫出来的主要目的。
想来是连基本礼数都放弃了，我没给S先生写任何一点关于辍学经纬、就职报告，或仅仅只是问候的只字片语都没有。自觉是一个唐突的外来客，打扰了，然后，又没打招呼地走了。
内心激动，但也只能谨守礼节，轻描淡写回应：“不，不是这样子，没有这回事，请不要说抱歉。”
我以为我和W先生的交集就到此为止：狼狈，稀薄，太多的来不及。我第一次走进他研究室的时候，是个日文能力有限的年轻人，后来在课堂上我也常因为紧张而结结巴巴没法流利说出自己的观点，那种时候，S先生的眼神总是严厉的，虽然更多时候他其实是个怕生、体恤他人立场的人，但在先生这个角色上他无论如何是严肃的，那些年，他又忙，忙得没时间顾全学生，他想大抵是先放出去野牧，时候到了，再圈进栅栏里来训练。没料到，就在他回来的前刻，小兽跑走了。
“那为什么不继续呢？当时没能跟你好好商量也是很不好意思啊。”
原来的指导教授W先生还在外地，回程飞机，我们可能在高空云层错身而过。和W先生的缘分浅薄，注定了我的东京行只是蜻蜓点水，再多的文化冲击、知识提点，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是我自己没有找老师商量，而且，不，不是这样子的。”
直到论文口试那天，挂名我指导教授的依旧是S先生。我不记得他那天是否乖乖穿上了西装，只记得他坐在长椅的最旁边，显露了孩子气的微笑。
我又重复了一次，然后转开话题，“因为我奖学金用完了，申请新的也没着落，所以，是经济上有困难才中断的。”
我拿什么面目来见他呢？他恐怕连我这样一位学生也不记得吧？回台湾后，我曾想过把出版新书寄给他，对自己中途告退表示歉意，并承诺我多少守到了我们讨论过的先后顺序，可我总是延宕而后便打消了念头，在他的教学生涯里，这想必是件小事，更何况一个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我再三提戒自己，这些回忆的种下与解释，都只是我的想象，关于S先生在现实生活，在他人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全然不同于我的想象。有一些人适合于被想象，容易被编织进其他种种未必与他相关的故事，S先生就是那样的人。
“啊——”W先生对这回答似乎松了一口气，随即又露出苦恼神色，“原来如此，是这样子啊，那你更应该找我商量，总有什么办法可想的。”
我那时的念头是，啊，先生不知道变得多老了。
我像以前当学生那样受责罚似的低头说：“对不起。”
S先生依旧在这个角落，门上名片更黄了。不用敲门，从没开灯来看，他应该一如多年以前，不在里面。
W先生笑了笑，他看起来轻松多了：“那就看什么时候回来吧。”
唯在离职前最后一次出差，最后一天光阴，我动了念头，像个观光客搭上久违的井之头线，一样暗色的月台，一样阳春的东大驹场车站。S先生的研究室在九号馆，我原本估计自己不会记得那是哪一栋楼，但一踏进校园，那些尘封的记忆便自然苏醒了，仿佛一切不过昨日，脚步自动走向九号馆方位，爬上楼梯，没有变，油漆依旧死白，光线不够亮，二楼左转，走廊到底，就是了。
这话说得轻松，我却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应答，拒绝太快，答应也没有把握。
在离开S先生的研究室之后，顺序上，我既没有成为一名创作者，也没有成为一位学者，只是掉进了截然不同的职场生活，和他一样，心不在焉的模样。工作上有几次机会去东京，然而就像再普通不过的商务出差，不观光，不购物，时间空当随便找家咖啡馆打发，看商品目录，看报纸杂志，就是没想过重返驹场，从来没有想要去拜访S先生。
W先生像是已经把此行主题说完，兀自品起咖啡与欣赏外头街景。这个话题，作为学生的我，除了表现出高兴与感激的态度回答“好，谢谢先生”之外，说什么都是不适当的吧。
很多年后，我记起他，模拟猜想他当时的心情。我对他的善意毫无怀疑。若说正确与安全，他给的建议当然值得，然而，他后来没再坚持，那片沉默，似乎有不短的时间，我想，不仅我迷惘，恐怕他也迷惘着。
二十六岁的秋天，我常在漫长的文字工作之后，带着疲惫的双眼与脑袋，出去散步。不远处的公园里有仙川自小金井、三鹰蜿蜒而来，很多人沿着河岸散步、跑步，樱花时节这里绝美但尚未为人所知。关于那片绿地，有些景象写在第一本书的序里。W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喜爱那篇序里的河边散步。我不知道他阅读我那隐晦的文字，是否也如我阅读他繁复的文字，对是否完全了解其中语意不十分有把握，但我相信W先生所说的喜爱，因为那些景物自身，确实带有一种抚慰人的静谧，即使透过语言的隔阂，我相信生活在其中的W先生是可能理解那种感受的。
我猜想，他沉默不是因为他同意我，而是因为他知道当下不适宜说服我。
很长一段时间，东京在我的抽屉里是封锁而被归类为不愉快的。我总不愿回答他人关于东京的问题。事实上，在好漫长懵懵懂懂、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光里，如果我曾有什么时候是脑筋清楚，与自己有所对焦，也不过那一两年光阴罢了。
我自然不可能跟他谈到五月的事，在这个国家里，私事是不宜多说的，我光开口说出创作这个理由就已经无比艰难。
曾经我以为自己讨厌日本，以为那样对人的禁抑是我不要再忍耐的，那些满天飞的卡通娇媚之于我也是了无意义的，但很快我发现习于规范的日本社会看似秩序得要命，毫无个性，不过，那些琐琐碎碎的规范，某一角度来说，却预留了人与人之间的缝隙。缝隙之间，如果真正空无一物，确实就是冷漠，可实际上，那些缝隙充填各种心思，比较好的时候，缝隙成为人与人之间（即使只是一丁点）不互相打扰的私人地带，安全埋伏着不同的个性。比起外在框架的变革，大多数日本人，包括艺术、文学家们毋宁习惯往内部去协调自己，这使得他们在乎并尊重个人内在的感觉、感情，甚至瞬息生灭的情绪，在图书馆的辞典区里，光情感用语可以自成一册，在晚间电视剧里，莫不以梳理日常生活各种小情绪为妙点，在文学小说里，那些外在规范与内部个性的折冲、人与人间的缝隙，常常就是小说家写之再写的章节，丰饶细腻有时近乎偏执折磨的心灵。
他显然对我的要求感到意外，作为一个托养单位，他想必担心这该如何跟我的指导教授交代，因而，难得慎重和我多聊了几句。
年少时光，我总担心自己在他人眼中呈现出孤独的形象，而随手抓了随俗的语言、举止来掩饰自己，甚至因而践踏了自己。因此，当我发觉置身一个人与人之间有所距离，不至于被人亲切而粗鲁地妄下评论、侵犯打扰的时候，感觉平安地喘了一口气，更好的时候，这文化对细腻情感的养护，使我如鱼得水。我缓慢体验着，也许，我以一种逃亡的姿势离开五月所说充满压抑的地方，到头来，反倒曲折地将自己投入了一种更复杂的内抑文化里……
那天我早到了，从外头望着微微泛黄的名牌。论文写作期间，除了上课前后一些例行关照，我几乎没有来打扰过他。若非这一次必须跟他报告决定，征求他在同意书上签名，我应该是不会站在这里的吧。
那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唯一颜色清澈的几年，在我接触到的小圈子里（而无法声称是整个日本社会的缩影），虽然苦恼，但如此安静，没有粗暴的争辩，即便争辩也是诗意的。在那其中，W先生和S先生这样的人，呈现出一种苦恼而维持平衡的形象；不是毫无苦恼，也不至于因为苦恼而失去了平衡——那是我愿成为、与之亲近的人物（虽然这样的人物彼此之间往往正是不容易相互亲近的），他们给了我作为一个人丰富的可能，W先生甚至成了我的小说人物：抽象的内在思维与外在现实发展的动态平衡，以及，沉默地一直保有着关于良心、理想（这种永远不应该失去，但讲出来却往往让人非常羞怯的字词）之可贵性质的人。
秋天的驹场，满树满地都是银杏，S先生的研究室位于长廊的最末端，不是很常有学生来探访，甚至他自己也不常来。全然不同于其他院所以研究室为家，日以继夜相处的工作团队，我们学生之间没有频繁的联系，先生也不知去向。
不带解释离开东京在我内心藏着负疚，以外在语言来说，它容易被定调为遗憾，如当年学长为阻止我而说得斩钉截铁的词：你会后悔的；可在深处，我在乎的其实是对S先生与W先生的虚委以对。与S先生那一席话，若非我把写作想得太轻易，就是对自己的能量太高估了。与W先生的二楼会面，是唯一可告解的机会，但我却没有说出口。日后几次遇见W先生，逐年说起的是，孩子大学毕业了，就职了，再过几年，结婚，然后，W先生笑着说自己当爷爷了。和W先生的师生关系如今已淡薄到倘若我放下歉疚也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轻轻地在这本书留下一个尾注罢了，就像把东京的最后印象写在第一本书的序里。我怀念那些河岸的安静，虽然安静有时使人感觉孤独；人来人往，和善而淡漠，东京的确是个充满隔阂的城市，但现在想起来，我却非常喜欢那些隔阂。说来我或许曾经有过小小的信心，自己会在那个文化中得到某些疗愈，那个文化折射在我当时的心中，有一种类似疗养院的特质：安全，静美，孤独而冥想。我想，我是可以走过去的，抹除噩梦主的阴影，在那里长大成人。
S先生的论文和他的同龄学者一样：严格，细节，抓准进度，更甚他埋伏大量的线索，考据引述之后丢出来几句尖锐的观点，但在课堂上他全无那样的性情，细节依旧，更多的是漫步，我们经常望着一页文字发呆，等待一句夹着叹息，长长的“そうか（这样啊）”，要不就是带着领悟或不以为然的“なるほど（原来如此）”。
五月到东京来的时候，我们的相处除了旧时的不相合之外，也是两个新文化的相碰撞。她是巴黎的孩子，灵魂大大敞开，追寻意义，没有什么现象不能用话语来加以拆解，且所有现象都该被话语拆解，被诠释，仿佛这是一种心灵的战术，智性的指标。我则愈来愈内化，对语言诸多怀疑，日本人那种只谈天气，漫不经心闲扯，不着痕迹把要说的话砌进去的方式，我不是不能接受。最早为日本人织就了小说写法的夏目漱石，读西方小说常为其间的男女情话过分露骨、放肆和直来直去而惊叹，在他自己的小说里，主人翁即便想对恋人三千代表白，仍然坚持“用平常的词汇已绰有余裕”，日复一日缓慢推进、微幅起落的心境，写了十来个章节，仍然什么悬疑或高潮都没有，忽而主人翁却一转而坚定明白：关系已经进展，爱的火焰已经燃烧过了；没有语言的直指，显露出来的往往不过脸色的变化：苍白、红扑扑、发青、难看极了。
我们的课，每周一早上十点钟，来自不同院所的四五个人，s先生舍弃大教室，干脆围着研究室的谈话桌上课。一个来自本乡文学院的学生，两位研究表象艺术、比较文学的日本人，我，以及一个经常翘课不到的韩国人，全是话少的个性，课堂气氛不可能活络，沉吟叹息，翻纸张的窸窣声，窗外小鸟啼叫。
如果我们没有在那一年重逢，我与五月将会沿着这两条文化线，各自走向多远的地方呢？基底的不同加乘倍数演化出更多的不同，我们会更加变成彻头彻尾不相似的人，在世上不同角落以不同守则过着自己的人生吗？或是，她终将以那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我就和其他人一样，从转了好几手的通知或者某一天的报纸，才知道了这样的消息？
S先生是个研究鲁迅的学者，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鲁迅。可以说，我们很少谈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寄放在他名下的学生，一年之后就还回去，没什么太大瓜葛。同样地，如果不是指导教授W先生把我托孤给他，我恐怕也不会注意到同校园里有这样一位先生。他走路的脚步不很快，很少出席校园活动，很少领带西服正式打扮，有时衬衫上甚至是有皱褶的，他不怎么梳整的头发，不怎么活气地说话，让人感觉他甚至不怎么情愿来上课，他并不期待课堂表演，不期待教学给他带来什么相长，当然他也不会期待知音。
那样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能像阿粮那样平静地悲伤吗？我会继续留在东京？那时候，成城会更加接近一所梦中边陲的疗养院吧？五月故事既已在遥远的星球燃烧终结，余生我者合该以更冰凉的温度在疗养院终老，生命之书某一些页数被撕去，难再前后连贯的故事，但我们依旧会克难地将之读完。这座隔阂之城不会任意侵犯人，我尽可做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写作的人，每天与植物与乌鸦对话，被某扇窗流泻出来的钢琴练习曲所安慰，用知识与技术把自己锻炼成脚跟站稳的人，就把五月身影留在活动中心那场最后相见，一种青春的基本色调，故事写到那里，打上句号。
但这些话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S先生嘴角浮上一抹不明的笑意。我猜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嘲笑还是有所鼓励？这个疑惑，即便十几年后我依旧没有解开，也没有机会向他求证。记忆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陷在一片沉默里。
这些都只是玄想了。故事让人措手不及地拉到重逢这一章。当五月站在东京街头，她整个人像异星球跑来的小精灵。当我焦急地打电话到航空柜台去询问五月下落，接线小姐回想许久，抓出了线索：噢，你是指那位说话带着浓厚法文腔的人吗？是的，是的，就是那一位，她的飞机起飞了吗？
S先生沉默了。研究室内的空气变得有点凝重。我自知说了十分率性的话。恐怕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率性的话，就连对自己也不曾说得如此明白。
起飞了。就在此刻，刚刚起飞了。春暖花开，两种文化、两种性格的我们终究吵了一架。春暖花开，都心却发生了地下铁毒气事件。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早晨光线如此明丽，春之绝美，信仰的幻觉却实际犯下了暴力。
“若以顺序来说，我的想法却是，先成为一名创作者，再去成为一位学者；这正是此刻我的问题。”
五月离开东京之后，地下铁毒气事件的快报、评论、杂谈，充斥各新闻媒体，作为奥姆真理教团主要发言人的上祐史浩，每天出现在镜头前，相貌文气，眼神无畏，和教团其他成员一样高学历出身，知识、语言的技艺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我经常盯着他的雄辩滔滔，各式关于教团与信徒资料，一层一层剥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些人脑袋里在想什么？什么信念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那个信念有哪里错吗？听起来没错啊？那到底是哪里错了？
“我之所以谈到顺序；如果有顺序——”我显得语无伦次，仿佛抓到了重点，但又找不到词汇将之说得简洁有力。我停住，S先生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这些人不也源于对生命有所迷惘？他们不也想追寻内心的安顿？解脱？车厢里这每天挤得动弹不得、面无表情、早出晚归、无望而无尽头的生活，谁不在勉力寻找着解脱的方法呢？这些人和那些人有什么不同？我脑袋里有哪些环节松动或彻底崩坏了，面向世界的镜头剧烈摇晃，我感到无法评断是非，感
“正是如此。”S先生抓到话题的重点，速度变得明快，“我的建议正是，顺序上，你可以先成为一名学者，再去成为一个创作者。”
到暧昧、感到有理却也善恶难判。这些人初心以对、全无怀疑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完全另一套量表的价值与意义，几近不可能的世界模样，和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所笃信，所谓小说（Fiction）之营造，是否有几分类似？同样出于怀疑与重建，同样振振有词的模样，甚或，同样对他人（现世）理解感到无望而转过头去的沉默……
“我知道。我一点都不反对。”我大胆反问，“但这其中总有顺序之分，不是吗？”
对地下铁事件投与共感，想必是令受害者愤恨气结的事，但那些日子，我确实对自己共感于信徒的说法感到无所适从，内抑、孤独、静谧而强大的激情，对我而言的确有其吸引力，然而，这整个事件猛烈敲下的一槌正是，强烈的追寻也可能并生邪魔。我正目睹了一个因心灵之信而遍体鳞伤的人，五月完全让心灵结束了她自己，地下铁事件宛若一场寓言，拷问着我的脑子：心之能量可以无上限使用吗？如果答案是NO，那一直以来我相信的岂非玩笑一场？如果答案不是NO，那么，到底还有多少注意事项？到底还要锻炼到何等坚强？
“很多事情其实是共通的。”
作为一个核心干部，上祐史浩在教团确定涉案之后被逮捕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整个地下铁事件想来差不多就从上祐被逮捕之后，渐次被一种单调的灰暗色彩所填埋，事件开始被定论，观点开始单一化，虽然新闻继续在播，事件继续在调查，但初期那种使人心头浮动、回想起生命初衷的思想缝隙，渐渐就被邪教杀人等说法安全地填补起来了。
“对我而言，有一点。”
那也差不多就到了我离开东京的时间，时移事往，这事件却一直像个缠乱的毛线球在我心上搁着。五月喜爱的村上春树，后来以《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18两本书关注了这个事件，后者尤其使我想起当年心情，那曾经允诺于我的——这是书名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可信吗？它终会来吗？我初心不改吗？村上可贵地连缀了宗教与艺术的执迷，也（不得不极度）保持清醒地厘出了一些界限。写这本书的时候（多么巧合地）在NHK看到地下铁事件审判终结的新闻，长达十六年的司法审讯共判了十三名死刑犯，至于上祐史浩，这个年轻辩士，早在新世纪奥姆真理教重新命名另起炉灶的时候，一跃成了新的教主。
“你确定有必要这样做吗？”S先生说，“你认为研究与创作会相互冲突吗？"
五月的故事在那一年终结，那同时也是日本因为阪神大地震而严重震荡失序的一年。某个角度来说，那是日本战后一个断裂点，一个长期维持的心理安全机制于瞬间烧断了几条保险丝，之于我，一所拟象的疗养院爆炸了，熊熊烈火，心灵迷路的人跑了出来，做了伤害人的事。尽管那些谜团多少挟带我们共有之迷惑与求索，但伤害千真万确，没法再以心灵为遁词，世人也忽然把亮光全打到了狂人的脸上。那些议论，夸夸斯言，非常道德，非常人道，我没法反驳，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可另一个彼方的相貌也使我心生恐怖。那样的一年，乱码的一年，我得关掉档案，宛如埋葬自己的年轻时代于此地，按下磁碟重组，重新开机。
十年之后，我在网路上搜寻S先生的踪迹，事实上，我几乎已经无法记起他的全名，但他坐在长沙发里，不怎么严肃也不亲切，不像个师长而仿佛另有所思的人的形象，一直还留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