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切仍止于表面。写作上反映出来的只是只字片语，零碎杂感，没法拉高看到一个全景，没法看到自己在哪个位置被卡住，没法梳理事物的纠结。没法写作。
我得反应，试着反应。
写作与阅读，两个喂养自我的基本，武功尽废。我进入断食的日子，灵魂饥饿难耐。虚弱。幻觉。偏见。自我与世界的轮廓日渐歪斜。生命的船筏驶进了无法航行的水域。
死亡继续在那些年发生着，仿佛余波似的，我继续接触死亡，认识死亡，尤其是在同辈人的临终看顾，送别过程里，一次一次摹想死亡，以及当年那个没有实际目睹的五月丧礼。
顾城在1993年于激流岛伤了妻子谢烨然后自杀的事件，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死之前后，说法很多，甚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大致可通的是《英儿》这本书是导火线，书中林城死了，但现实中顾城是没要死的，他跟谢烨打算把这书写过了，继续生活；倘若真正要说有谁因为《英儿》折磨难以解脱，应该不是顾城，而是谢烨吧。
具体说，是死亡吧。坐在DC对面那张椅子的时光，DC和我都很快察觉，问题出在死亡。包裹着五月的死亡。但我不想谈五月，也就没办法谈死亡。
顾城姊姊顾乡有一本书叫作《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以让人难以相信的细节、对话，回述最后时光。她暗示，走到那步境地，两人之间，顾城是愿意离婚的，反倒是谢烨不能放下。（《英儿》牧场一节写到类似情境：雷说走不下去，林城无法承受而去死一一艺术上处理的经常是相对反的解决之道。）谢烨不愿背离婚之名，反倒对老是喊死的顾城寄托了幻觉，以为死终会在《英儿》书成之后做出偿还，一切随之解脱；舒婷的叹息：“一切是不是很圆满了？”
除了五月，这个人，之外，还有什么阻断了去路呢？
这实在是个残酷的视线，却可能接近实情。（可能，旁人我们只能说可能。）做一个艺术家的伴侣，是既困难又迷人的，炫丽光芒背后有难熬的黑影。顾、谢两人最后的死亡悲剧实在不能说是计划性，就算真有计划，最后的死也和计划全不相同。自杀经常由一些拉拉扯扯的情绪构成，不是所有自杀阴影都该浪漫地归因于艺术，自杀是现实的一种结果，无论其过程满载多少幻觉，但往往是由于现实的一个闪点，一个该死时机按下的按钮，成真了自杀那一刻。把所有死归诸于艺术，有的时候，我感觉那是一个便宜的美化。
试着跳过五月，像跳过一座大山，走我自己的余生路，可是，何等艰难，脑中思路多处坍塌，落石阻断，此路不通，绕路，远行，走迷宫，撞进死胡同。那些朗朗上口的知识、典范、技艺，为什么都只像街上红男绿女走过，而不能指南我何去何从呢？不想以“冲击”形容的五月事件，毕竟还是挟带一股大力，冲垮了我的感受边界，碎落满地惊骇黑影，日常生活我尚不知如何收拾，遑论以写作来披沙沥金。
不过，说到底，这本书使我结结实实失眠的，并不是其中长期受着折磨以至于扭曲了的人性与爱情，而是顾乡描写之最后几幕，好一阵子在我脑中咻咻翻闹——顾城伤了谢烨之后，急转回家来拿绳子欲自我了断，姊姊顾乡没料到这情况，只能不知轻重地跟着弟弟（顾城说：我现在去死，你别挡我），又心慌意乱跑去查看谢烨（医生说：She should be right.），医生一会儿问先救谁（顾乡说：Please save her urgent.），—会儿又回来简单明白地宣判：He is gone.
回避谈论五月，我的位置已不可能存在客观，评价太残忍，说故事我也不愿意。她的故事我何来资格给个说法，她的伤害我如何能要个偿还。我们的故事，五月早预言过了：若非赝品，就是断简残篇。一个处处空洞的故事，难逃被误植百花野草。我的说法也未必等同五月走过的路程。
真难以想象顾乡要怀着怎样的情绪来写这最后一场。（我是在噩梦里，我是个鬼。）那乱了套的死亡画面，读来实在残忍。（等，急，一秒钟都是一辈子。）好几个夜晚，我辗转反侧，直到天明，那种沙漏般时间一分一秒经过，内心狂奔乱跑的感觉，又想起来了。
2009年，年轻海子默默卧轨而死的二十年后，官方出面给他办了个热闹滚滚的纪念活动，他们修了海子的墓，整了海子故居，找来几十名海子母校的学生，齐声背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如今已成了名句，这绝非诗人卧轨之际所能预料，如同五月在生命结束之前，根本连《手记》有多少人读都还不确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泛滥到成为房地产广告的文案，五月的被阅读也完全是星火燎原的态势。我很清楚这个被阅读的五月和我心中的五月，已经是两种存在，她们没必要相提并论，没必要互相补述。
五月最后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非如此不可？难以平息的问号，春泥般蠢蠢欲动。我一直深信遗书写作将导致生而非死，这是我对五月长期理解所下的判断；我也相信她会对我实践生之诺言，无关情感，就是承诺：活下去。
因此，有关同性爱恋的伤痕，之于我只是故事里很小的一块，甚至在五月离开之前，我们之间已经磨平消解了这个小硬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破灭，得花上很多光阴才能重新拼凑安顿。这其间，来自外部之揣测、联想，即便如何出于善意，之于我始终具有违和感。容我借用西川的话：“很难说在对海子的种种缅怀与谈说中没有臆想和误会，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围观的味道。”我选择不回应，源于对五月的不忍心，在众人难免与同性恋划清界限的旧时代，情人一个也不见的悲剧过后，自死成了写作者偏执的下场，这太无情，就像我仅仅把手从她的手心里抽出来都足以使她受伤，我若说出一个不字仿佛恩断情绝。选了与死者的承诺，无视生人的眼光，也因我赌气不肯屈服对号入座、近似霸凌的阅读习惯。我有时接近于傻，一切出于情义，然而，吞下这些，未必事圆情满，其中尤其无奈的是，五月形象笼罩住我，文学上，我失去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一个关系人，作品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被作了关于五月的联想与影射……
在我尚未演变成今日之我之前，我是那种相信承诺的人。不是单方面天真地信，而是互信，我在五月眼中看得出来，她有胜算要活，不过是消解不了背叛带来的恨与伤害，如果能带着书写跨过这个关卡（就将之投死于遗书之中，在遗书书写中抵达宽恕吧），她是有本事活的，且要活得比以前都亮眼。
在后来，在今天，这个词的性质及其轻重，已和我们当初所体受的大大不同。在轻松的明亮面来说，它甚至成了一个时髦的流行语。五月的书写，确实为同性恋前史，为这个词语的暗面（势必还是会一直存在的暗面），留下了血肉见证，这是五月个人的美学与信念完成，也为她与她的情人们写下了最后的结局：我祝福您幸福健康。然而，五月的自杀，之于我，其作用力却不完全相等于同志故事的悲欢。比起一桩情事破裂，爱人离世，一种对象明晰、疼痛确凿的哀伤，五月之死使我临到的是一个年轻时代的提早终结，众多信念的挫伤。肉身脆弱，死真正存在，完全不是开玩笑，不是游戏，不可重来，不是以后会死，是已、经、死、了，所有年轻时代的天真侥幸之心，一次用尽。我相信，一些在年轻时代失去挚友的人，应该会有类似感受：面对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灵魂相通之人的急逝，尤其是自杀，那在心口凿下的力道，不知为何有一种迷幻感，痛，却又是轻飘飘的，难以掌握，难以克服，不是随着时间淡去，而是随着时间弥漫开来，卷着我们自身，一次又一次往更深底的秘处里去，使我们孤独，老衰，羞愧，失乐园。
结果，她却死了，我不否认，我有过愤怒，但这个愤怒没法指向谁。关于死之前的故事，我无权评论；关于死之成真本身，我没法责怪谁。倘若真正回想，自责的其实是自己。
在我与五月的故事里，同性恋，这个说法，一直是个外加而迟到的词汇。这个词汇后来产生的用处是，使我比较正确理解到她早熟的灵魂是在怎样的苦恼中焖煮而成，贴近想象她的明暗生活，她与情人们（尤其是那炼金术般的代号L）的纠缠分合，甚至后来我们用这个词来分析过滤彼此的关系，虽然那就是我们抨格分离的开始，启蒙时代的结束。
这么多年来，若在黎明时刻想起五月，内心仍被一种空洞的恐怖所折磨。假设我相信五月可以不死而她真死了，假设我把这理解成现实擦枪走火的意外，那么，我如何释怀自己在那当下放任她去死的事实发生了。（顾城：我现在去死，你别挡我。）最后的电话仍折磨我，很久之后我才逐渐理出这个头绪。（顾乡：弟弟，我听从了你，可我永远在地狱里了。）如果我那时已经认识五月姊姊，我不会退疑的；就算电话挂断她随即伤了自己，如果我有办法联络到人，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一直一直打电话，总会有谁听见吧？种种如果，火烧在心上，被自责所捆绑，以至于有一回面对他人反问五月这样把事情丢给我：“你不生气吗？”脑际宛若被敲了一槌。愤怒？为什么愤怒？她这样抛下一切要去死？她这样把自己丢给我却又使我陷于无能之境？把我卷入了死，却又不知她是怎么死的？大白话，是啦，不知她怎么死深深折磨着我，整个死变成抽象大问，又难以将之尘封，我活着就难逃相关五月之追问。五月之死，什么是死？她怎么死？一旦我想往具象追究，难逃触电般碰到自己的无能，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没做什么？虽然一直喊着要死，其实她多么珍惜自己的死，如果有其他办法，有人可以拉住她，或许，是可以不死的。
翻看那些年的日记，发现其中关于五月的记录非常少，我几乎是没心肝地想将五月忘记，或至少至少不要骚动地想起。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处理五月的事，她的文章、出书、转载、改编、翻译、拍片……我成了一个中介人，做得最多的就是签合约，在出版社与五月家人之间转来转去传递讯息，这部分还算简单，苦恼的是五月她那自传风格强烈的作品，吾往矣的态势所抛出来的尖锐议题，她并非怯战之人，而是如她说的：“就把这世界踢翻过来吧！”那样苦等大旗迎风展开，孰料风潮卷上之际她已不是冲锋陷阵的前导，而成了一个纪念之名，她的书，她的死，成了容纳各种穿凿附会的事例，她的家人与情人们在死亡伤口未平复之前是难再承受这些，作为一名写作同业，一个挂名为她签署文件的人，我被推到了一个对外的位置。
兜圈子，还是回到了自责。我净兜圈子，忘记了什么该生气；我老惦记：没有人伸出援手。
甚至我以为这不是冲击，不想以冲击形容之。这竟是我疗伤抹药的方式。我怀疑，如果五月之死没有在后来成为一个外在话题，我是否真得就以绝口不提的方式，在一点变化也没有的日常生活中，伪装，平静，等待，度过这场内心的风暴。
最后的五月，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五月，恐惧太黑，怨恨太多。我不完全清楚巴黎在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到那些想尽办法围堵起来的工事已经溃堤，千里之遥，束手无策，我只愿望，拜托，不要有谁在这时轻易点燃一根烟，别按打火机。
是的，回想起来，从事情发生之前以及其后，我都没有与人谈过这桩死亡。即便出现请假、中退、回国、就职种种失序，我就是没有对人坦白内心来自五月的冲击。
我不明白她这桩爱情的始末，但隐约有种预感，拜托，别去，别去火线。
几次门诊之后，DC慈悲地跟我另外约了治疗室的时间，断断续续，我在他对面那张椅子里坐了三年光阴，直到我自己片面中断会面之前，依旧没有提到五月在我心中的景观。
偏偏不是如此。最坏的结局发生了。
门诊时间内我总显得抗拒，既不知如何描述病情，亦不知痊愈景象何在；什么叫病了？什么叫好了？我戒备。我耻辱。要不就安抚自己并非对象，小题大做，浪费医疗资源。
回音传到东京。海啸过后，原爆废墟。我不知道，在五月最后时刻，在巴黎的公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药物使我哈欠连连流鼻水，走路跌倒，多梦早醒，脑子清醒而纷乱，如蚯蚓纷纷爬出土面。
可能是我不够勇敢，够了，我不想再知道了。
DC很温和，他的意思是：药物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它只是一个帮助。
我只想祈求，再一次侥幸的配额，在几乎复制了整个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剧码之后，让好孩子五月至少也能像故事里那个小叶，死般睡上三昼夜，然后醒来痛哭：“我要回家。”
我打电话给DC，结结巴巴告诉他我没办法把药丸吞下去。
这个篇章故意以一种轻佻的语气开头，打算简写那段不愉快而空白的就诊过程，以及离开台北之后的生活。关于五月的叙述却在中间意外插进来，全是我不想提的：五月的偶像化，五月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顾城也是不想提的，但统统都写了。我不得不承认，略过是不可能的。我总想把文字写得非关五月，不流露伤逝；在DC的椅子上，也总固执着要跳过五月，改以抽象的观念，无人物、无故事的方法，跟DC谈论自己，那如何可能呢？喜爱摄影的朋友告诉我，镜头是不会骗人的，被摄者带着什么心思，在镜头下无所遁形。写作也是，而且，有时候，它说出来的，比我们嘴里所能说出来的，多得太多。
对我这种连以酒精麻痹自己都做不到的人来说，问诊代表缴械，把自我控制权交出去。药物是进一步投降，俘虏，我要让化学改变自己吗？
千禧年迁居高雄，我是无期待的。领了DC的药，带着一种疗养的心思而来。M那几年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你想过成年后要过怎样的生活吗？”我总没认真回答，以为这就像小时候别人问你将来志愿是什么，只要随口搪塞过去就好了。我大约明白，M之所以这样问，是想借此比对，在当下以及其后将来这些年，我们将拥有的生活方式与我内心愿望，存有怎样的差异，可是，我真没法好好回答，原来成年人不了解自己，没办法选择、安适于自己的路，才真正以随口搪塞的方式逃避了问题。
DC开药。我拿着药盒子，没办法把胶膜戳破。
高雄生活之于我，是一段疾病与复育的记忆。它高楼林立，粗砺坦率。它市井喧嚣，热天午后却陷入死寂。我在这里与父母亲善，在这里结婚，窗明几净，风光明媚，一切都很对。除了偶而北上与DC会面，我足不出户，工作上每月快递送来成箱文件，那是关于世界各地的新书，但通常没有真正的内容而只是书封、书摘与书评，我以最快速度消化，揣测，上网到处搜寻资讯，然后翻译整理成更新的中文资料：建筑、艺术、科普、文学、商业、娱乐、医药、手工艺，无所不包，无可排斥，我活下来躬逢史前朋友预言的网路时代来临，明明蜗居斗室，却能穿山越海，地图上何其遥远的点，无所不去，一切看似皆在掌握之中，何其丰盛热闹，实则伸出手，张开掌心，什么也没有抓住。
我愣了愣，不得不点头，泪水差点涌上来。“停摆”——这两个字，从一名医师的嘴里说出来，客观得像个大石头痛砸我的脑袋。那确实就是事实。
台北。东京。高雄。什么大城市都是一样的，我只想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不仅人们不要认识我，就连城市景观也不要认得我，那些年我想要的就是陌生，一旦打破陌生，我就不知故事从何说起。我渐渐敏感于幸存这类字眼。提早离席的人，冻结在意气风发的瞬间，就连困境也是充满传奇的。留下来的人，幸福健康活着何等艰难。我在情绪迷宫里反反复复打转，那些年间，南迁北返搬家，每次整理行李，几个关于五月的纸箱总唯恐弄混而特意收在角落，等到最后自己开车载走，这既不容易说明又遗失不得的行李，大海漂流，没有方向指南，没有岛屿可以靠岸。
如果记得没错，DC在第一次陌生而混乱的门诊时间，就问我通常在什么时候写作，我没料到这问题，没料到他知道我与写作的关系。我沉默。DC又重复问一次，我胡乱作答，因为那时的我根本谈不上什么写作规律。第二次就诊，DC又问写作还好吗？我觉得他说的话岂非缘木求鱼？那时我的心情若非极为躁乱，就是空白感觉，谈论写作何等奢侈？我又沉默，露出尴尬笑容。他谅解沉思片刻，然后，如断论又似自言自语：“所以，大约是停摆状况？”
我掉落在一个大疑问里，可以理解五月为什么要把文稿交给我，关于文字密码，我们确实能彼此解读，那解读不全关系于知识，而更含带情感与历史，可我不能确定她除了要我收着这些，之外，还要我怎么做。
那是所谓千禧年，电脑病毒大批出笼，准备瘫痪人类自豪的虚幻城邦，我体内豢养的情绪病毒也开始肆虐，以各种疼痛瘫痪日常生活，我不得不克服心防，挂了精神科的门诊。
整理出书，这个简单，其他呢？作为一个作家，死得太早的五月，留下来的作品不能算多，要说她的心血、财产，恐怕没法略过那几大本日记，我揣测，如此规整写日记的青春五月，想过要出版吗？以她把日记撕下来，甚至整本日记送给情人的行为来看，她可能是愿意被阅读的，不过，如果她和我一样活下来，老熟到三四十岁的心境，往后还有更淡泊如水的年纪要来，她还会执意出版日记如此私密的体裁吗？
离开台北之前，认识了一个简称DC的医师。
以我的本性，做这件事实在太难。所谓日记，倘若并非出于作家个人意志，而是经由他人之手，在作家身后，以史料或以作品面世，这类做法总令我心生不忍，不能同意；无论那其中写的是什么。我倾向于那些生前遗言毁掉所有手稿的作家：卡夫卡、钟理和，或者，简单借用一句大江健三郎的结论：烧掉才是正确的解答。
我什么时候开始看心理学的书？大约就是这时期吧，包括宗教的书也一本一本打开读下去。
可我毕竟不是五月，我得回到她的位置上来想。我们是不同的人，有些倾向与态度，根本是南辕北辙，就像往昔我们修整自己以适应对方，我恐怕只能掐着自己的脖子去做五月可能会做的事。
在心理学的书里面，这样的过程被形容为逃跑。
我先是仿照编辑《遗书》的方式，给自己打足了气，整备了情绪，摊开笔记本，一个字一个字在键盘上打出来。瓢水大海，愚公移山，我很快精疲力竭，却只前进了几页。转到影印行去复印，不好劳驾他人，一页一页翻过去，影印机发出刺眼的光与热，我不由得想起，西川形容过编《海子诗全编》是“一个深入死亡与火焰的过程”。很长的时光里，我曾经非常恐惧触摸这些本子，简直像与死神的微笑面对面。我不得不变换自己来读日记，有时候像闪地雷那样跳着看，有时候麻木着看，编辑摘检，不带情感，有时心情低落而看，有时回忆纷杂而去翻找了看，总之看了很多很多次，有些段落几乎可以默背入心……
换工作，换住处，换读书主题，换生活方式，一段时间天未亮就起床，一段时间总是熬夜，没有承续，没有累积，转换任何东西，就是没换里头的情绪。
宛若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五月日记不断提到诚实，我常想，诚实有这样难吗？不撒谎不就是诚实？我不觉得诚实会比撒谎更为困难。我没有对谁说了谎言，也没有谁可以叫我非说不可，之于世人我非常坦然，然而，为什么自己生活得这样困难？或许，撒谎固然不是诚实，沉默、逃避，恐怕也都称不上诚实。不管五月的原意是什么，带着这些文字走过十年光阴，宛若密语预言，让人时时去翻查比对，从无法靠近走到逐字阅读，从碎裂感受走到渐渐看出了故事的轮廓因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必须说，很多事情从很久之前就在渐渐发生着，五月真的是受困很久很久了……
那些年，一直在换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