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真够牛的。”
“没有办法。”
伯妮丝走过来了，他向她解释我们是用两条腿穿越这个风景区的。“你说了不起吧？他们把所有吃的东西和别的一切都装在这些背包里。”
“你们还自己带吃的，嗯？”
“是真的吗？”伯妮丝带着钦佩和感兴趣的神情说，“这么说，你们是步行到每个地方，对吗？”我们点点头。“你们是步行过来的？一路上都是走过来的？”
“还有吃的。”康诺利说。
“我们步行到所有地方。”卡茨庄严地说。
“别开玩笑了！徒步走16英里路？背上还有这些东西？哎呀——这太厉害了吧？”他朝着草坪的那一边叫喊，“伯妮丝，你过来一会儿，你该看看才是。”他再次看看我们，“那么里面装的是什么？衣服、用具什么的，对吗？”
“你们不可能是一直走到这里来的！”
“噢，也许再走8英里。”
“嗯，我们是走过来的。”卡茨说，对他而言，这成了他一生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8英里？天哪！那么今天下午你们打算走多远呢？”
我走开，用一部投币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并且用了一次洗手间。当我几分钟之后回来，卡茨身边已经围起小小一群赞赏的人，他正在向他们演示他的背包的各种带子、开关的用途和原理。接着，应某个人的请求，他背上背包，摆好姿势让人拍照，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快活过。
“噢，大约8英里吧。”
当他还在忙碌着的时候，康诺利和我走进小小的食品商店，看了一圈，意识到对于公园真正的商业活动而言，徒步旅行者受到多大的轻视，多么不被当一回事啊。谢南多亚公园每年大约200万游客中，只有3%的人多走几码进入被慷慨大方地称为“边远地区”的地方。90%的游客是开着汽车到这儿来的，这是为这些人开设的商店。商店里的几乎每一件东西都需要用微波炉或烤箱加热，或严格认真地冷藏，或是以很大的家用数量出售。（我发现很少有徒步旅行者需要一次购买24个汉堡包的。）没有一件可供在小道上吃的食品——葡萄干、花生米等便携式的小包装商品或者罐头食品—— 一个国家公园里这个样子是有点使人沮丧的。
“今天上午你们走了多少路？”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又加上只要有可能就绝不再吃面条的信念（我高兴地得知康诺利也是一位吃面条客），我们买了24根香肠和与之配套的面包、一瓶2升装的可乐，还有两三大包饼干。接着我们去叫卡茨，他遗憾地向那群崇拜他的观众宣布他必须走了——还有许多山要爬——于是英勇地走回森林。
“直到我们找到什么人帮我们背为止。”卡茨笑嘻嘻地说。
我们在一个名叫岩泉小屋的可爱、幽静的地点过夜，这个小屋高踞于一面陡峭的山坡上，可以眺望下面深深的谢南多亚山谷。那个庇护所甚至还有一个秋千——从檐上的铁链吊下来的一个双人座的秋千，根据它背后所嵌的一块牌子上的介绍，是为了纪念一位深爱小道、名叫特丽莎·阿弗隆蒂的人——我认为它非常漂亮。早些时候来到这个庇护所的人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罐头食品——豆子啦，玉米啦，午餐肉啦，小胡萝卜啦，等等——沿着一条承重的椽子整齐地排列着，小道上能发现很多这类东西。在有些地方，小道之友们会带着自制的糕饼或者一盘盘炸鸡徒步走到庇护所来，那真是非常美妙的事。
“还背着这些背包？”
正当我们煮晚餐的时候，来了一位朝南走的全程徒步旅行的青年——这是这个季节里的第一位。那天他已经走了26英里路，当他听说菜单里包括热狗，还以为他已经死掉上了天堂呢。卡茨、康诺利和我都吃不下每人6个热狗，所以我们每人吃4个和一点儿糕饼，把其余的省到明天吃。但是那位朝南走的青年好像从来没有吃过东西似的，他吞下6个热狗，还有一罐小胡萝卜，然后感激地接受了十来块奥利奥饼干，一样接着一样，吃得有滋有味，极为考究。他告诉我们，他从缅因州出发时积雪很深，一路上不断遇到暴风雪，但是他仍然平均每天走25英里。他的个子只有大约5英尺6英寸高，他的背包很大，怪不得他胃口不小。他试图在三个月里走完小道全程，大部分是靠每天走很长时间。当我们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曙光才刚刚露出来，可是他已经走了。他睡觉的地方放了一张简短的字条，感谢我们给他食物，并且祝我们走运，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我们说是的。
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走在卡茨和康诺利前面好长一段路了——他俩在聊天，走得不是很快——于是我就停下来，在险峻的群山环抱中的一处林中空地等待他们。这片林中空地相当宽阔，看上去十分古老，很吸引人，隐然给人一种如中符咒的神秘感觉。凡是林中空地所应有的一切它都具备：高大伟岸的树木，透下一道道昏暗的阳光，蜿蜒的小溪，一片片丰茂的蕨类植物，在一个静寂可爱的绿色世界里懒洋洋地吹拂着的凉风，我记得我曾经认为这是个特别好的野营地点。
大草地有一个野营场地、一所旅舍、一家餐馆、一家礼品店兼百货商店，还有许多许多人散布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片很大的草地上。［尽管这里确实是一片大草地，但实际上它是根据一位姓梅多斯（Meadows）的人命名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使得我非常高兴。］我们把背包卸在外面的草地上，急匆匆走进繁忙的餐馆，一起在里边大吃各种油腻的食物，然后走到草坪上抽烟、打嗝儿，享受一阵子平静的消化。正当我们倚着背包躺在那儿的时候，一位戴着一顶不合适的草帽、手里执着一份冰激凌的游客走过来，友好地上下打量我们。“你们是徒步旅行的吧？”他问。
就在一个多月之后，两位青年女子洛莉·维南和朱莉安妮·威廉斯显然有同我一样的想法。她俩在这个静谧的树丛中扎下了营帐，然后走捷径步行到另一个综合商业中心的斯盖兰旅舍，在那里的餐馆吃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据推想，当时斯盖兰旅舍里有个人看着她们吃饭，然后尾随她们回到野营地。三天后，有人发现这两位女子死在她们的帐篷里，手被缚住，喉咙被人割开了，杀人动机不明。一直没有发现疑凶，几乎可以肯定，她俩的死将永远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当然啦，我在当时是不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当卡茨和康诺利赶上来之后，我只是对他们说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地方。他俩看了一遍，同意我的话，接着我们继续前进了。
第二天早晨，卡茨、康诺利和我对于这一点有了第一次体验，当我们跟同样朝南走的杰姆和却克以及童子军告别之后，在差不多午餐时分来到一个名叫“大草地”（Big Meadows）的占地广阔的活跃商业区。
我俩在斯盖兰旅舍同康诺利一起用午餐，然后他离开我俩，徒步走回他停放在洛克非什的汽车，开回家去。卡茨和我同他告别，然后继续赶路，因为我们的事就是赶路。我们即将走完我们探险路程的第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步伐中有某种一口气走到终点的生猛劲头。我们又走了三天，一路上遇到餐馆就停下来，并且在庇护所里野营，那些庇护所再次大多为我们所独用。我们在小道上行走的倒数第二天，也就是从洛克非什山口出发以来的第六天，我们行走时头上是阴沉沉的天空，骤然刮起了呼啸的寒风。树木摇摆舞动，大风在我们身边狂暴地卷起大团大团的尘土和树叶，我们的外衣突然如同有了生命，在我们身上啪啪地飘飞。蓦然一声惊雷，接着下起雨来—— 一场真正寒冷、悲惨的大雨，我们用尼龙布把自己裹住，继续前进。
还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特别喜爱谢南多亚国家公园，为什么也许我不能当一个地道的美国小道的徒步旅行者，这就是：奶酪汉堡包。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总是可以买到奶酪汉堡包、冰镇可口可乐、新鲜的炸土豆条、冰激凌，以及许多别的东西。虽然我刚才说的那种无节制的商业化始终没有发生（当然感谢上帝幸亏没有），但是商业精神的某些表征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里十分活跃。在公园里广泛分布着设有餐馆和商店的公共野营场地和休息点——而阿巴拉契亚小道的行走者（上帝保佑他们）差不多每一个都去光顾。在小道沿线设置餐馆、休息处是与阿巴拉契亚小道精神完全相悖的，可是我遇到的行走者无不对这一点赞赏备至。
结果是，几乎从每个方面来看，这都是糟糕的一天。午后不久，我发现我的背包的遮雨布遗失了（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这横竖是一块完全无用、设计得很糟的废物，为了它，我付出了25美元呢），我背包里差不多每件东西都从潮得烦人直到彻底浸在水里。幸亏一开始我就把我的睡袋包在两层垃圾袋里（成本35美分），所以至少睡袋还是干燥的。20分钟后，我躲在一棵大树的枝柯下等待卡茨。他来了，立刻说：“喂，你的手杖哪儿去了？”我弄丢了我喜爱的手杖了——我突然想起我是在停下脚步系鞋带的时候把它倚在一棵树上的——我的心里充满了绝望。这根手杖已经陪伴我在山里度过六个半星期，几乎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是我跟我的孩子们的一条纽带，我对孩子们的想念是无法言喻的，我感到要哭出来了，我对卡茨说，我想我是把它落在往回走大约4英里处一个叫麋打滚山口的地方了。
杰姆向我转过身子，和蔼、清楚地说：“可是你知道，比尔，咱们不是在英国呀。”也许他说的有点道理。
“我去帮你拿来。”他毫不犹豫地说，开始卸他的背包。我差点儿再次哭出声来——他是真心的——但是我不肯让他去。路程实在太远，再说，麋打滚山口是个公共位置，现在一定有人把它当作一件礼物拿走了。
所以，经常是这样，当谈话的主题转到小道的拥挤，以及说到你如今一天能看到十几个人，而从前能看到两个也算你走运的时候，我总是客气地倾听，然后说：“你们应当试试看去英国徒步旅行。”
所以，我们继续前进，来到一个名叫沙砾泉小屋的地点，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才只有2点半。本来我俩计划至少再走6英里的，然而我们已经全身湿透，加之雨还在毫不留情地下，所以我们决定停下来。我没有干燥衣服了，于是我脱得只剩下一条拳击短裤，钻进了我的睡袋。我们度过了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下午，无精打采地看看书，呆呆地瞧着滴滴答答下个不停的雨。5点钟左右，像是天意要使我们这一天过得完整些，来了一帮子吵吵嚷嚷的人，一共六个，三男三女，穿戴着极为荒谬的拉尔夫·劳伦款式的旅行装——身穿猎装外衣,头戴阔边帆布帽，脚登仿麂皮旅行靴。这些衣服是穿着在麦金纳克的游廊上漫步的，也许还可以坐在吉普车上来一次狩猎旅行，但是显然不适合徒步旅行。其中有个女的比其他几个晚到了几步，蹚着泥浆走进来，那样子像是泥浆有辐射似的。她朝庇护所里一瞟，看到了我和卡茨，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说：“哦，我们非得合住不可吗？”
当有人哀叹小道多么拥挤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庇护所太拥挤了；毫无疑问，这话有时候倒是事实，但是问题不在于使用庇护所的徒步旅行者太多，而在于供给徒步旅行者的庇护所太少。谢南多亚国家公园101英里的小道边只有8间棚屋，每一间可以舒服容纳的人不过是8个，10个人就相当挤了，这差不多是整条小道的平均数。虽然庇护所之间的距离有时很远，但是阿巴拉契亚小道平均大约每10英里有一个庇护所，或者棚子（总数是240个）。这意味着，2200英里的小道只能为2500名徒步旅行者提供有适当遮蔽的睡觉场所。当你考虑到有1亿多美国人居住在一天之内就可开车抵达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区域里，2500个睡觉铺位有时不够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然而有悖于常理的是，在有些地方，要求减少庇护所的压力正在日益增长，以期阻止他们所认为的——而使我感到惊讶的——对小道的过度使用。
这些人如果放在不那么考验人的情况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点炫人耳目的，他们愚蠢、引人反感、快乐但自私到了惊人的地步，并且一点儿也不懂小道上的礼仪。卡茨和我发现我们被漫不经心地猛推猛挤进黑暗角落，被抖开的衣服里的水溅到，并且被随意到处扔的装备打到头。我俩吃惊地看着我们晾在短短的晾衣绳上的衣服被推到一角，团成一团，为他们的衣物留出大量空间。我郁闷地坐着，无法集中精力看书，其中两个男的蹲在我身边的灯光下，这样交谈着：
也许由于我在拥挤的小小英国徒步旅行了很长时间的缘故，或者我走这条小道的方向不对，但是在整个漫长的夏季不断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小道竟然如此空空荡荡。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来阿巴拉契亚小道徒步旅行，可是估算出的大部分数字是每年三四百万。如果400万是正确的数字，而且我们假定其中四分之三是在最温暖的六个月里完成的，那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小道上每天平均有16500个人，也就是每一英里小道有7.5个人，每700英尺有1个人。事实上，很少有区段会出现这么高的密度。每年400万的徒步旅行者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集中在某些著名的地点度过一天或者一个周末——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岭啦，缅因州的巴克斯特国家公园啦，马萨诸塞州的灰锁山啦，雾山啦，以及谢南多亚国家公园啦，等等。这400万人还包括很大一部分你可以称之为“锐步徒步旅行者”的一族——那些停好他们的汽车、走上400码路，回到汽车里开走，而且今后再也不做如此惊险的事的人。真的，不管任何人怎么对你说，阿巴拉契亚小道并不拥挤。
“这种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许多人都这么说，如今徒步旅行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徒步走完阿巴拉契亚小道的人每年不到50名。近至1984年，这个数字还只有100名。截至20世纪90年代，人数突破了200大关，目前已经达到将近300人。这是巨大的增长，然而仍然是很小很小的数字。就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新罕布什尔州的地方报纸采访过一名小道的维修者，此人指出，20年前，他的工段里的三个野营地点在7月份和8月份平均每周有12名访客，而现在有时已经多达每周100名了。在我看来，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人数怎么会这么少。无论如何，盛夏季节里三个营地每周100名访客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什么事？在庇护所里野营吗？”
我们大伙儿围着野餐桌坐着，煮东西，吃东西，一派喜洋洋的友好气氛。这三个人已经徒步旅行了很长一段路，告诉我们一直到缅因州的小道的所有情况，感觉仍然遥远得像在另一个宇宙里一样。接着，谈话转到徒步旅行者们永远爱谈的一个话题——小道已经变得如此拥挤了。康诺利谈到他怎样在1987年的盛夏行走过差不多一半的小道，当时一连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杰姆和却克由衷地赞同他的说法。
“不，是戴着眼镜看望远镜。”
“星期五，”有人说，“不错，星期五。”怪不得喽——周末又开始了。
“噢，我以为你是说在庇护所里野营呢——哈！哈！哈！”
“今天是星期几？”我问道，每个人都只好停下来想想。
“不，我是说戴着眼镜看望远镜——哈！哈！哈！”
几分钟之后，一位快乐的孤身徒步旅行者到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康诺利，是纽约州北部的一位中学老师。4天来，他一直在小道上徒步旅行，显然只在我们后面两三英里，每天晚上一个人在露天野营，这种做法现在使我觉得他非常勇敢。他没有看到过任何熊，事实上，好几年来他一直在小道上分段徒步旅行，只有一次在缅因州的森林深处短暂地看到过一只正在逃逸的熊的屁股。不久，在约翰之后走过来的，是来自路易斯维尔的两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人杰姆和却克，都是挺好的人，谦逊而风趣。自从离开韦恩斯伯罗以来，我们看到的其他徒步旅行者不过三四个人，现在忽然聚集了这么一大群。
这番话以后大约半个小时，卡茨走过来，跪在我的身边，轻轻地说：“其中一个家伙叫我‘老兄’，我要离开这儿。”
经过我们在泉边住宿的那个夜晚之后，尽管卡茨认为我愚蠢至极，我坚持要在庇护所里睡觉（不知怎的，我感到我能保卫一个庇护所，打退闯进来的熊），而且不管怎么说，谢南多亚公园的庇护所太好了，不用就太可惜了，它们每一个都很吸引人，择址周到，配有良好的水源、野餐桌和厕所。一连两个晚上，庇护所里只有我们俩，第三个晚上，当我俩正在相互祝贺这一连串的好运气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穿过森林向我们迫近。我们从角落张望出去，发现有一队童子军正在行进到空地上。他们向我们问好，我们也向他们问好，后来我们坐着，两条腿从睡觉的平台上吊下来，望着他们在空地上放满了帐篷和丰富的装备，很高兴除了两个人相互对视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看。这些人中有三位成年指导员和十七名童子军，全是些挺有趣的少不更事的人。帐篷搭起来，不是很快坍塌，就是翻了过来。有一位成年人去过滤水，却跌进河里，就连卡茨也同意这个场景比电视还要好看。自从离开新罕布什尔州以来，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像是小道的主人。
“你要去哪里？”
在通过公园的阿巴拉契亚小道上，这种高超工艺的精神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显示出来——在一条献给莽原的小道上，你也不指望会体现出这种精神——但是在公园的庇护所，或者叫棚屋里，我们愉快地见到了这种精神，它们具有雾山庇护所的那种山野气息，但是更加通风、干净，设计得也好，而且正面没有那种可怕的、令人压抑的铁链栅栏。
“把我的帐篷搭在空地里，你来吗？”
可惜，企业家们没有交上好运，大萧条来临了，商业萌芽凋谢了。反过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的那种特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国家主义热潮中，这块土地被国家收购了。人们被迫迁出来，政府派遣了专业工程队进去建造漂亮的石桥、野餐庇护所、游客中心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整个国家公园于1936年7月向公众开放。全部工程工艺高超，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南多亚国家公园声名显赫的原因。事实上，它是美国大规模人造工程的寥寥几个范例之一（胡佛大坝是另一个，还有，我想提出来，拉什莫尔山是第三个），它为自然景观增光添彩。它那宽广、草坪似的路边植草带和石护墙，它旁边一棵棵种植得十分艺术化的白桦树，它那通到安排周到的迷人全景的平缓弯道等，我想这也是我喜欢沿着天际线车道行走的原因之一。所有的公路都应当这样才是，有一段时间看上去似乎所有的公路都会像这样。美国第一批公路称为公园大道（parkways），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当初的设想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开车通过的公园。
“我穿着内裤呢。”我犹豫地说。
60年前，蓝山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全部都是农田。如今在森林里，小道旁边常常有古老的田中石墙的遗迹。有一次，我们经过一处小小的、年代久远的墓地，它提醒我们这儿是整个阿巴拉契亚小道沿途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少数几个山头之一。不幸的是，这些人待错了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和城市里的其他学者冒险进入山区，无不对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感到大为震惊。贫困和物资匮乏现象比比皆是，土地极其贫瘠，不少人在几乎成直角的陡坡上耕种。四分之三的山里人不识字，大部分人没有进过什么学校，文盲率高达90%。卫生设施可以说闻所未闻，只有10%的人家才有一个简陋的厕所。在此之外，蓝山美丽得动人心魄，对于新兴的驾车旅游族来说，它的位置也十分相宜。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些人从山顶上迁到山谷里，让他们在较低的地方当穷人，修建一条风景怡人的公路，让人们在星期天开车进进出出，再把这个地方变为一个巨大的山顶游乐场，设置商业野营地、餐馆、冰激凌吧、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能换来崭新的美元钞票的任何其他东西。
卡茨理解地点点头，站起身来。“女士们，先生们，”他宣布，“请大家注意一会儿好吗？对不起，老兄，请注意一会儿好吗？我们打算出去，把我们的帐篷搭在雨里，这样的话，这儿所有的空间就都归你们啦，可是我这儿的这位朋友穿着内裤，恐怕会冒犯女士们——可能还会使先生们情绪激动，”他斜着眼，可爱地很快瞥了一下，“所以诸位是否可以把头转过去，让他把湿衣服穿好？在此，我要跟大家再见，并且感谢你们允许我们稍微分享一会儿你们的地盘。只是一小片。”
我们走到天际线车道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斜挂着一块指示牌，提醒人们注意附近有个山坡好看地散落着一些铁杉——蓝山所特有的一种颜色很深、接近黑色的土生针叶树。所有这些铁杉，以及小道沿线甚至离小道很远的地方的铁杉，都正在被1924年意外从亚洲带进的一种蚜虫折磨至死。国家森林署悲伤地指出，它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医治这些树。铁杉的数量太多，分布的面积太广，使得喷药的方案无法实施。于是，它想出了一个主意，干吗不医治部分树呢？哪怕医治一棵也好啊。据指示牌说，国家森林署希望到一定的时候，这些树将自然恢复健康。嘻！这也算个办法。
接着，他跳下来，走进雨中。我匆忙穿上衣服，周围一片寂静，大家不自然地避开目光，我低低地、无力也无表情地说了声再见，也跳了下去。我俩在大约30码外搭起了我们的帐篷，爬了进去——真的，在滂沱大雨里干这事不是个容易或者快乐的过程。我俩还没有完成，庇护所里又恢复了嘈杂的人声，接下来是一阵胜利的笑声。他们一直闹到天黑，接着是喝醉了酒后的吵闹声音，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钟。我纳闷他们是不是会在某一时刻产生一种内疚的慈悲感或者愧悔，送来一件和平礼物——也许是一块巧克力蛋糕，或是一个热狗——可是他们没有。
在20世纪30年代初，波托马克阿巴拉契亚小道俱乐部——这是迈伦·埃弗瑞的创意，一度几乎跟阿巴拉契亚小道会议本身难以区分——遭到其他徒步旅行团体，尤其是贵族化的波士顿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的抨击，说它没有抵制修建穿越公园的天际线车道。埃弗瑞受到这些指责的刺激，于1935年12月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麦凯，实际上终止了麦凯与小道的正式关系（尽管当时这种关系已经无足轻重了），自此这两个人再也不说一句话。值得赞许的是，麦凯在1952年埃弗瑞逝世的时候对他进行了热烈赞扬，并且慷慨地指出，如果没有埃弗瑞，小道是修建不起来的。许多人到现在还是讨厌这条车道，但是卡茨和我对它颇有好感。我俩经常会离开小道，在车道上行走一两个小时。在这个早春时节——当时还只是4月初——公园里几乎没有什么车子，所以我们把天际线车道看成是一条宽阔的、人工修筑的步行道。一连几个星期在难以通行的森林里行走之后，脚下踩着硬实的东西有一种新鲜感，露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的滋味极其舒畅，开车的人当然比我们更加愉悦。经常有可以眺望壮美的景色的开阔地带（不过即使是现在这种澄明的春日，六七英里之外就被遮在一片肮脏的雾霭里了）、很有用地解释有关公园的野生动植物群情况的指示牌，甚至还有废物箱。我俩的一致意见是，小道上也应当有一些这样的设施。慢慢地，当阳光变得太强烈，或者我们的脚走疼了（因为铺设的道路对脚来说硬得惊人），或者干脆我们想改变一下时，我们就会回到熟悉、阴凉、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去，可以做做选择真是一件非常惬意——几乎是潇洒得意——的事情啊。
当我们早晨醒来，雨已经停了，水从树上滴下来，不过世界仍然是沉闷、枯燥的，我们不想费力气去煮咖啡了，我们只想离开这儿。我们拆了帐篷，捆扎好我们的东西。卡茨去从晾衣绳上拿下一件衬衫，向我报告说，我们这六位朋友睡得正香呢，有两个喝空的威士忌酒瓶——他用一种鄙夷的语调向我汇报。
于是我们回到森林里，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里的几乎全部路程中，阿巴拉契亚小道紧贴天际线车道，而且常常穿越天际线车道，尽管大部分时间你很难猜到。常常是，你在森林保护区里辛苦跋涉，突然在仅仅四五十英尺远的地方会有一辆汽车驰过林地——总是令人吓一跳。
我们俩背起背包，出发登上小道。我们走了约莫400码，已经看不见野营地，这时卡茨叫我停下。
“嗐，你知道我这里边有什么用来预防万一吗？”卡茨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拍拍他的衬衫口袋，“指甲钳——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几时会有危险。我吃过亏的，真的，老兄。”接着他狂笑起来。
“你记得那个说‘哦，我们非得合住不可吗？’并且把咱们的衣服推到晾衣绳边上的女的吗？”他问道。
“谁知道呢？”我忽然想起食品袋——通常那是熊的目标——转过头去看，只见它安全地挂在大约20码外的一根树枝上，离地12英尺左右。如果一头熊下定决心的话，是很有可能把它弄下来的。实际上，我奶奶也可以把它拿下来。“也许不是的。”我说，心里感到失望。
我点点头，我当然记得她。
他点点头说：“这么说，你认为那真是一头熊？”
“嗯，这么做我并不感到骄傲，我希望你能理解。当我去拿我的衬衫，我注意到她的靴子正好在平台的边缘，于是，嘿，我干了件坏事。”
“没有睡足。”
“什么事？”我努力想象，可是想不出来。
我原先以为到早晨卡茨会让人吃不消，但事实上他态度亲切得使人惊讶。他叫我起来喝咖啡，当我出来，因没有睡好感到沮丧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还好吗？你的样子很萎靡哟。”
他摊开手，手上有两条仿麂皮鞋带。接着他笑了——开怀、胜利的笑容——把鞋带往他口袋里一塞，继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