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顶有一条从弹子石回解放碑的公交线路，也是这里和隔江的城市连接的唯一道路。我没有立刻搭车回城，穿过这条路继续朝上走，一直到遥远的山上去。我向里面走，到了楼房快消失的地方，看到一个场地的入口，有石头砌的门楣，附近一个石料工场，腾起打钻的烟雾。开始有些不明白，忽然知道是公墓。
黎平带回来红萍的照片，我看了一眼。照片里现出她的父亲，他退在一边，只提供一只手臂，让她安静地躺着，但他脸部的一小条仍然不小心进入了镜头。这是一条被切割的脸，和脸上其他部分分开并且永远被相片的边界隔绝了。虽然这条脸幅度很窄，连一只眼睛也不能容纳，绝望和孤独却和一张整脸同样强烈地表现出来。红萍的脸则显得很大，保持着浮肿，但已经现出硬的变化，眼睛闭着。两只手臂平放在身边，我想起她对父亲那些激烈的动作。在这里，东西都被狭小的空间挤压，它们不得不争取空间，在努力表达自己的同时已经被扭曲，不管它们在狭小时间和体积限制下自我表达的意志是多么强烈。
这里有很多的岩石，显出在一座城市边缘特别的地貌，似乎人们把可供凿刻的石头集中到了这里，打造可靠的质地。
晚上突然接到黎平的电话，红萍死了。瞬间的惊心，披衣、起床、出发——已经系上皮带，但忽然倦怠，时间已晚，我让黎平去，自己躺下来。内心犹豫不安。也许我觉得头一天已经看到足够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次现场体验，我并不真正关心红萍的死亡；我感到了自己有这种冷漠的东西。也可能对死亡的拒斥和生疏阻碍了我，从深处说，我有一种不快、隔膜的感觉。那个跟我说话，回答说自己“想活”的孩子，浮胀得似乎有点喜庆的孩子死去了。那天我们面对面很难说话，已经有什么把她和我们隔开，她因此烦躁不安。那个屋里有塑料袋、易拉罐和瓶子的鲜艳色彩，她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气，偶尔以猝然的动作打断什么，我们那时伸手其实已经无法够到她。
顺台阶一步步往上走，有一种东西，强行让人安静下来。我没见过两旁这样密麻排列的门牌，不论是生人和死者，住户都不能如此拥挤。即使是刚才经过的野猫溪，泛着白沫的污水曲折下泻，棚屋区依稀保留着虹影笔下的惊心动魄，也有日常转身的起码余地。在鱼城的边缘，保存着这样一座缩微的居民区，俯瞰山下繁复的城市。
完事赶紧回报社赶稿，被标题折磨。最后产生一个名字：《谁来拯救小红萍》。有点极端，但只能这样。第二天有老板联系捐款，有几个电话。有点高兴，住院、治疗这些事，还没怎么想好。
墓碑大多只是刻字，有一面碑上却镶有一张逝者的照片，在黑色石头的丛林中显得特别。看了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烫着一点卷发，去世时二十八岁，几乎就是先前墓碑上少女成人的结果。大约因为镶在墓碑上，眼神似有一种特别的美，让人一见难忘。我明白为何立碑者要耗费烤瓷的工艺，一个对自己的美有自知，别人也认同她的美的人，却早早地过世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种时光的烤瓷工艺，永远保留住了她的美，避免了缓慢的侵蚀腐朽，供人发现和怀念。立碑者是她的弟弟，她逝去时或许是单身，这使她的美不属于个人，又原封未动，每个到来者均可领受。这似乎是极大的安慰，却又含有更深的寂寞。
父亲只是默然柔和地做着这些，他长年负重的肩背现出柔和的轮廓，内心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红萍的每一次窒息，都让死亡的感觉离这间屋子更近一些。如果说我起初在屋子外面的走动中就想到了死亡，在这间屋里死亡却真实地一点点靠近了我们，控制我们，它的阴影已经越过父亲善于承担的肩背，落在躺着的女孩身上，也许就是对这种阴影的感觉使红萍烦躁不安，而他分明看着这些却无能为力。他的力量只在于对付那些电视机和冰箱，以及对应的楼梯！我们的到来，究竟能给他什么希望，也许只是内心的温柔让他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提供给我们那张纸。与此同时，黎平在不停地抓拍父女之间的照片。
我在墓阶上坐下来，遥望山下的鱼城。两条江隔开又联系起来的城区，繁忙又虚幻。要是我的心足够宁静，我就能从这眺望里得到一点什么，留下一点印记。我的人生将有一点不同。可是我仍然焦虑急促，总想去到不知什么地方，似乎像昆德拉说的，生活永远在别处，一旦触到已经跑开。就像当年坐在梯坎眺望长江的六六，总想着顺江流而下，走得越远越好，一直到童年人事和记忆的触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
说话被打断了无数次，红萍的呼吸会忽然急促窒息，烦躁不安，要父亲给她调整枕头，擦拭汗水。对父亲的这些照护她总是非常暴躁，有一次猝然扬手打到了父亲脸上。但我还是发现，从父亲回来后，这间窝棚里可以称为幸福的东西有了一点，多了一点。母亲说过，是父亲把红萍捡回来的，特别宠她。
前一个周末，我搭大巴去涪陵，陈天在那里驻站。
报案之后，三个人被抓了，但他们都不承认，当天就放了。民警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证据”。女孩的病越来越严重，中医说他没有办法，他没遇到过这种事。女孩昏迷了一次，送到急救中心，开始没有钱，医生态度不好，一检查，女医生吃惊了，态度就好了，她说她没遇到过这种事。红萍的子宫完全坏掉了。加上她小时候就有心脏病，这可能是她被人丢弃在铁路上的原因。女医生劝他们去找妇联，找了也没用。一直欠了急救中心几千块药费，医生说实在没办法了，开了一些药让回来治。回来就一天天出不来气，夏天又来了。脚背上都开始烂了。
车子走上高速路。一路飞驰，我深切地感到，它是怎样深入切割乡村，目的只是连接鱼城与小城市。为了追求最便捷地到达，全然重塑和重创了乡村，在原来的土地上实现了人间奇迹，似乎是含有神意的通天大道，但又像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原来连接在一块的土地现在是咫尺天涯。但土地只是分裂了，向两边退开去，依然保持着亲切的本色，有小小的晴明闪光或微妙的绿色形体，不停跃过栏杆，绿色的暗潮深浅过渡，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道山脉到另一道山脉。我像顺着一条春天的大江，在祖国的道路上一望无际地前进，烟花飘落，又充满了少年的希望。直到一个孩童到来。
女孩是四个月前生病的，到一个中医处去抓药。这个中医是认识的，把脉后说“不对啊，这不该是小孩子的脉”。父亲路上就问她，她怎么也不说，父亲威胁说，不说就让她回到火车站、铁路上。澄澄就说了。为了报案形成了这张纸。“他把我叫去，拿糖给我吃，后来就脱了我裤子，压在我身上。过了半个月，爸爸妈妈都出去了，他又来叫我。他说他喜欢我。”之后小伙子和那个“棒棒”也来，有两次在“棒棒”那里，一次在这里。“棒棒”不给糖，威胁她“说出去杀你全家”，所以她怎么也不敢说。
这是邻座母亲膝上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他对高速路上的一切都表现了毫不掩饰的惊奇，脖子扭来扭去，发出那种愉快的哼叫。忽然我们进入穿山隧道，黑暗猛地扑来，小孩发出“哦”一声惊呼。隧道里的世界无疑诡异新奇，暗红的脚灯，深处交错的孔道，笔直的暗中荡起的线条，通往诡谲的抽象，似乎会出现莫测的新世界，小孩睁大了警惕的眼睛监视着。忽然这一切戛然而止，像被谁的手掀掉，“哗”的一下尽是光明，无限且无节制的光的流泻灿烂，植物灿烂，路中的铁栏杆也灿烂，没有覆盖住的泥土灿烂，灿烂自身灿烂……这就是新世界，小孩又一次发出惊呼，像瞬间闯过了他未来无数重生命门限中的三重。就在这时，我也穿过了门限，灿烂的前景展开了，灵感像启示一样降临，那是一篇小说，《飞越祖国的广阔原野》。小说已经孕育几年，最初是从上海到鱼城来的路上，此时，它不仅自己呈现了，还向我展示了人生的美好前景，使我从昨天的记忆中松脱。
窝棚的顶非常低，顶下堆叠满了杂物，有的色彩很鲜亮，可以说是五颜六色，编织袋、塑料袋、废纸等。顺向一张大床，这应该是家里所有人的床，空出一长条空间，尽头油纸窗户的亮光落在这个长条空间里。床很润泽。女孩被放在床上，但她不能躺下，躺下使她无法呼吸，只能半靠着，比在屋外更显出焦躁不安。父亲不停地为她打着扇子，这边回答我们的问话。有一张纸，上面不周正的字迹斜斜的，写着事件经过，须要用力辨认。而父亲的话显得隐晦。
头天罗玉英来，我“强奸未遂”。她打了电话来，说下午没有事，我问她小廖呢？她说小廖在上班。我说你过来玩吧。她来了，穿着绿毛衣，好像比和小廖结婚那阵丰满了，高了。结婚那阵，她找我帮忙租房子，我惊讶于她整个人缩了一圈，不像是当初我们住在报社印刷厂，和大家耍得好的她了。我送了两百元礼金。我们坐在藤椅上看电视。每次和她在一次，我都很心慌，想更亲近，又不会采取行动，她的神情看上去非常柔和，似乎总带着微笑，却恰恰让我有种畏忌。
她开始说着名字，可是吐出来的是一些未成型的气流，实在难以分清，说了几个字又迫使她停下来，大口地喘气。我担心她会忽然死去。感到极大的失败。一些人开始围拢来，说些什么。幸好这时女孩的父亲回来了，他在较场口五金商场干完了一天的搬运活。这是一个沉默的中年人。女孩想进屋了，自己是站不起来的，父亲放下棒棒抱她起来，女孩浮肿的四肢耷拉在父亲身上。女孩无力的四肢和半闭着眼的神情似乎含有一种责备，而父亲佝得很深，几乎是抱不起的样子，承受着一种也许是比他搬运的五金电器沉重得多的重量，这种内心的责备把他——一个“棒棒”几乎压垮了。也许女孩坐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等父亲到来，长年累月这样，只有他的到来对她是有意义的。忍受的痛苦之外只剩下了父亲，因此她的隐忍和责备就都落到了这个中年男人身上。
想到当初在电影院里的情节，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的。我下决心，把她往我身边拉，强行地把她抱在膝上，她说“我不习惯”，要下来。后来趁她转身观看墙上一张裸女图片，我把她按在床上。她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但是说“莫这样”，她的脸上还含有笑容，一会儿又说：“我不来看你了。”我掀开她的衣襟，抚摸和吻了她的乳房。我感到她的乳房很丰满，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似乎有母亲和姐姐的意味。但又是一种淡味儿，说不上确切的味道，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迟疑。也许观念中以为她会软了。但她只是说“不行，不行”，双手被我按住。她说：“你的劲好大。”后来她说：“你有点过分唦。”这句话让我很不好受，我请她别这样说。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好，我不说，你让我起来行吧。”我就放她起来了。她把衣服整理好了，但是头发很乱，她说：“我耳朵都在发烧。”我为她找梳子，没有找到。她有点惊奇地说：“没有梳子。”我们又坐着说话。我说：“往后你还要来看我啊。”我心里有点难受，我想她体会到了。她说：“我会来的。”我说你别把我当成一个坏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软弱，而且恶俗，但她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讲害你的到底是哪几个人。”
后来我们去电影院，看了新近流行的3D电影《古堡幽灵》。进入靡菲斯特的古堡浮士德之后，又有多少艺术家出卖灵魂。年轻人来了，破解歌唱家母亲留下的谜，他领受了难以形容的恐怖，穿越奇遇。我们随他时而在高峰之巅，时而在深渊之上飞速前行，或在危桥尽头等待冲撞。最后魔鬼的秘密被洞悉，纯洁的歌声毁掉了古堡，母亲焦虑的灵魂回到平安的坟墓。在年轻人的歌唱里，一个小天使浮出了舞台，来到我的眼前。他在梦中一样浮游着，用小脚丫蹴碎一个又一个梦之气泡。取下特制的眼镜，他却退到遥远的地方。
“我想活。”她轻轻地说。我勉强听得见，大概这是她能发出的最大声音，但是听得很清楚。
我感到事情极其奇特荒唐，一种伤感的温情逐渐笼罩了我。也许我是只能去感受女性的美和善良，却不能去追求满足；也许女性对于我就是一个灿烂之谜，温暖着我，却无法触及。就像她的乳房，嘴唇触到了，却是没有味的，近似虚幻。
她一时没能理解，望着我。但这个问题显然起了作用。“想活的话，你就要跟我说话，我是来帮你的。你把哪些人害了你和你的事说出来，我们给你报道，让人家出钱送你住院看病。你想活吗？”
罗玉英是陈天先注意到的。一次在印刷厂饭堂，他指给我：“你看，那个还不错。”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个穿红衣裳的，那个。”原来是和小芹在一起的。“她爱笑，长得也不难看。”说明他早注意到她了，但他那时和送报女孩走得更近。
“红萍，你想不想活？”
第二天吃饭，陈天又对我指出她。这次我认准了，和小芹一桌吃饭的那个，当时她自己坐着，央求小芹去打饭，一脸的笑。我觉得她脸很圆，笑得很甜，身材比较丰满，但心里没觉得什么。
女孩的父亲还没回来。女孩换了个地方，坐在稍微更透气的、朝向阶梯的屋角，仍旧是一口接一口喘气。她的整个脸和手都大，女人说她的腿也烂了，我看到了她小腿上的一处疮疤。对我们的问话，她非常不耐烦，也许已经不理解，面对这张变形的儿童的脸，有一种虚幻和焦虑感。我忽然变得急切，佝下来面对她的脸：
后来小芹和罗玉英一起来和我们打牌，配对起来成了我和罗玉英，我怀疑小芹不愿与我一块，当然也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她很快与我们熟起来，也许是她随和的性格使然。她比小芹大方得多，动不动就笑起来，叫她来玩，就来了，一玩很久，你会以为她忘了回去。但其实她也知道该回去的时候。听她说，她原来还是个中专生，没有毕业，到新疆哈密打工，又去过广东。问她怎样没毕业，她只笑，不说。这是她的特性，温柔的笑中总有难解的疑问，似乎百依百顺，又让你捉摸不定。我是后来才体会到她这种神秘。
黎平一边悄悄用胸前挂的相机给他拍照，一边跟他聊，“棒棒”的身体转向了那边。在黑暗的窝棚里，“棒棒”光着的上身很突出，这是成日被阳光和杠子磨炼得浑圆光润的上身。我忽然吃惊地看到：在两个肩胛骨处，长出两小丛毛，浑圆地向上生长，非常整齐，就像春天被修剪过的柔和植物。这是承受负重的竹杠子之处。
我跟她交往多了起来，其实是因为对小芹的无形挫折。我的渴念越发变成焦灼后，小芹却来得少了，路上遇见，还是那样羞怯的笑容，回到楼里，却很少来玩。记得有一次，过了很久，她终于来了，仍然是借水，让我惊喜了一刻，但倒完水她马上要走，我几乎恳求地说：“玩一会儿吧。”她说不了，犹豫了一下，又说等一下再来，就走了。等了很久，她终于出现了，却只在门口，不进来，问我明天跟不跟她们一块放风筝。我当然不愿意，她笑了笑说要睡觉了，就走了。那一刻，我体会了她的心理，同时真的感到自己在走向绝境。我或者该强迫她表态，但那是危险而有几分疯狂的；或者断念，这是应该的，但又太难。
“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我也是人唦。再说，虽说我是个‘棒棒’，打的是光棍，可我不缺女人。现在女人怎么会缺？只要有钱，哪儿买不到？”他要我们会意地望了身后的女人一眼，女人一直佝着身子做什么，应该是个擦皮鞋的。过程中他一直带着这种力图要我们会意的笑容，和刚才那个收破烂的小伙子与老头的生硬不同。他们都被派出所传讯过，不过“当天就放了”。
那些夜晚，我一成不变地坐在书桌边，却像在火与冰之间度过，一会儿兴奋、急躁、按捺不住；跟着却又废然，并且觉得自己已注定悲剧，人生无望了。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样的时刻，罗玉英温厚地出现，像守时的信使，善良的使者，没有熊掌时的鱼。我请她玩，她大大方方坐下，我给她看书，看那本《老相册》，里面哪个小女孩乖，我常逗得她笑起来。后来对面坐着，不知玩什么好，她就把那副牌拿着一张一张地看。她真是百依百顺却神秘难解，这是我经历的莫名时刻！我说不会打两个人的牌，她说“那我来教你吧”。我们就PLAYCARD，这还是小芹教她的，这样一来，长久的时间就变得适意，从事物面上轻柔流过，而不压伤什么。
光着上身的“棒棒”很吃惊地站了起来，注意听了来意，脸上很快出现了笑容。
有了轻松的心情，我常常能审视她，觉得她确实长得不赖，端庄而善良，主要是有谜一样的善解人意或者不解人意。她的皮肤可以说没有一丝瑕疵，这是鱼城女孩普遍的特征。我盯着她看久了，被她发现，会瞧我一眼，笑了。这一笑跟小芹的全然不同，分外亲切，却同样不可捉摸，搞不清她是无心的呢，还是看穿了你的一切，只是由于心地好，不讲明。
女孩一口接一口地喘气，我们问不出什么，就按母亲指的去找几个人：一个收破烂的小伙子，一个搞卫生的老头，一个“棒棒”。听母亲说，他们是用糖哄她。我们找到了小伙子和那个老头，都没问出什么，接着去找“棒棒”。走过几段很窄的坎，来到一个窝棚，比女孩家的更黑暗蹩脚，几乎是倒在坡上，里面的墙就是斜坡，感觉是下雨落了进来，却打着一口灶。整个窝棚有一种马上要流失的感觉，只有那口锅带来一些镇定。“棒棒”在屋里，还有一个女人。
渐渐地，我和罗玉英来往比和小芹更多了。听她讲火热的哈密，那是她不愿意提及的；我和她在一起，从“亲密”的程度上说，远远超过了和小芹。我可以拉她的手，长久地握住，就是在这时我感受了打工妹的手是多粗糙；我为她打过辫子，其实我打不好；又请她自己打了给我看，她也顺从地打好了，因为没有皮筋，用手指捻着辫梢，似乎含一点羞窘地露出不可捉摸的微笑，让我看了再毁掉；我很可惜那无端的毁灭，却感觉不能说服她；我是谁？这是一个伤感的、消沉的问题！
我走得很慢，似乎非常艰难，再走到大车旁时，女孩已经坐到车上了。车上有一只有食物的碗。大便似乎还在那里，它阻止我过去和她说话，她头顶的树叶并不厚，这里能有什么荫凉呢？我来到路外的窝棚，据说这里是她的家。这时黎平也来了。又似乎是我一直走了过去，往出走，等到了他们，才一起找人。而我们回来的时候，女孩已经不在了，她坐在自家屋檐下，这个家是一个窝棚，在路外，和路里那些利索的本地房间相比，黑暗地匍匐着，倒似乎显出潮湿荫凉。女孩的母亲回家了，原来她就在那个垃圾漏斗下擦皮鞋。看到我们来，她起初不明所以，知道以后说，主要是有几个人，女孩不说，后来是“逼出来的”。曾经住过两天院，医生都挺好的，可是交不起几千元钱，只好回来吃点药。把女孩放在大车上，主要是屋子里闷，出不来气。我想到街上邻居说的，她不喜欢这个不是亲生的女孩，曾经赶她走。我拿这个问她，她说不是那样的，澄澄是有一次离开家，那是她自己要去找她原来的家。女孩是满月了被人放在铁路边，她家男人在火车站捡回来的，当时他们没有孩子。“我还顺着铁路找了好久。”她说着就流泪了。
我可以称赞她的眉毛、腰身，这对小芹是不可能出口的。但在那段时期，我始终没有感到类似对小芹那种心颤的东西。在我与她的交往中，缺少一种东西，类似抚摩元素的魂气，不知她又是什么感觉。有时会觉得她玩得太久了，感到她可能缺少一种灵敏。实际上她也不过十八九岁，虽说看起来要老成些。
这场景让人极端难为情，我几乎是忍受着走过去，注意到大车上还有一只碗，但脑子几乎没有转动。我究竟有没有思索？就像我什么也没发现那样，走了很远，直到看到几家门里有躲着的人，就去问那个要死的女孩在哪里。他们听明白之后，朝那边一指，这其实应该是我预料的结果，却好像是才知道的一样，点了点头回头走，心灵中上演着小小的戏剧！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庆。
往下走的街道，路旁是一些老民居，还算成型，有的门窗利索，看起来是本地住户。路外沿坡而下则是同野猫溪相似的一片窝棚。阳光暴晒之下，都显得安静，窝棚匍匐在自己的阴影里。只有一两个人和我交会。在第一间房子前有一辆大车，车前一个女孩正在拉屎。
那之前我走出了校对室，做记者。做记者这一天，是我和陈天一直盼望的，临到却是对我们的一次袭击，是以前到鱼城以来遭到的袭击的总和。
找到了路口，有点怀疑地走下去。会在哪个地方出现，永远是猝不及防。这一片下去是个山坳，山脚是火车站，利用这一片山坡，出现了大片的窝棚村，成了一个街区。我走过了一个垃圾站，垃圾漏斗下面坐着几个擦皮鞋的女人。我想到那女孩的母亲是擦皮鞋的。
那天清早，我同往常一样去上班，替别人校完《夜雨》（按陈天的说法，这是一场下不完的霉雨）版，忽然有人进来叫我和陈天，告诉我们就此出去了，到经济部，做房市专刊，陈天说那是一个好缺，我却有点担忧。等到了经济部，却没听到人提这回事，让我们当天就上街，跑新闻。没人有工夫带我们，也没任务让我们跑。
鱼城的公交车上令人窒息。炎热是凝滞的，没有一点流动的迹象和希望。我又想到那条路。炎热总是叫人想到死亡。我预先构想着极端的东西，有几分畏惧，但肯定非去不可。
茫茫鱼城，倒像是苦海。凭着开头的一股冲动，也可以说是新鲜劲，我们上了大街，苦思冥想得到一点想法，去找可能的“新闻”，自然是十室九空。
地方是国际村附近一条街。中暑的夏天，透不过气的窝棚，父亲弄一个架子车让她躺在车上。一点树叶的荫，树叶也熟透了。人们在国际村来去，她在人们脚边。尘土、暑热和死亡。我连忙通知黎平，又想自己也去。这里有东西打扰我，让我在办公室的转椅上不安。
这样，感觉忽然完全改变了，跟在校对室里是两个对立的世界。在与打工妹的关系上，忽然也就完全改变了——有一种东西放开了，或者说失掉了。我在小芹面前，抽筋似的忽然大笑起来，什么都敢说了，对啥也不心慌了。这也类似一种突然袭击，小芹不再躲我，她失去了方针，我和打工妹们的关系，从面上看起来，急剧地接近了，几乎是达到了我本来的理想——其实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个女孩被几个人强奸，躺在路边快死了。“躺在席子上。我实在忍不下心，你们来看看吧！”
当然，我不会再给她们看诗，试图让她们听一点“非常适合女性听的”贝多芬的小品了。我听罗玉英说她喜欢赵传。我忽然也难抑地想起赵传。西安的岁月，店前拥挤的街道，“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夜晚是骄傲的巨人，可阳光下，店前拥挤的街道上，回忆起自己也不过活在一碗酸辣肉片的边缘，在食堂边、城根下、教室外的寂寞。小寨，我和小絮的约会岁月。我们是两只快乐的小小鸟，像清风上一个网友的名字：快乐时忧郁。为大街上漫步的每一步，以后得付出代价，而且谁知道？——也许是以后幸福的积累，是蛊惑人心的谜。
再走一段很短的距离，忽然出现了大街，小说中写的山顶大路。大街确实是一条公路，有郊区公路那种热闹然而非常令人不适的气氛。这条公路一直通到弹子石。回望一片黑色窝棚和吊脚楼倾斜延伸到江边，似乎全部处于一个滑坡带上，不断向下滑落，这正说明了居住者生活的趋势。六六的家曾经就在这一片滑坡上，她像我一样努力爬上了公路，到达了安全地带。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时间和机遇这样脱险。
傍晚，我走上大街，来到已知的地点，买了一盘赵传的带子。是十年精选版，深色的封面，赵传的暗淡的大头。（小絮家店旁，有一个叫大头的男孩。他长大了，去了河北，开始在一家加油站当保安，因为被怀疑偷窃离开了，后来去清真寺看电。）拿着这盘带，去到大街上，我心里似乎一震，忽然也想到了罗玉英可能有过的孤独岁月，对每个人的难忍的试验啊，约伯的漫长生涯。从学校到新疆，从新疆到广州，从广州回鱼城。陈天说：“人家，啥都懂。”赵传，这个消逝多年的名字。谢霆锋和《还珠格格》，是小芹喜欢的。罗玉英那谜一样的、沉默的微笑，有了令人心痛的意味。我的伙伴、城市夜色中渺小的知情者、沉默又广大的夜晚，有神性也有诱惑的气息。我把这盘带子送给了她，她和平时一样，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看来即使是在这个地区，由坡底到高处，等级也是逐渐提高的。最后意外出现街心花园，花坛植物蒙上了尘土，但地上还打扫得干净，几个老人坐着玩小麻将，有只鸟笼挂在旁边一棵褐色枝叶的树上，树下有块怪模怪样的石头。不是鱼城常见的黄桷树，不知是不是小说里写到的那棵苦楝树。如果是，看来是到了六六和生父初次照面的三岔路口，大约后来略作改造，成了这么个小公园，作为装点工厂区的门面。六六生父站立的配钥匙棚子自然早就拆掉了，这棵树和石头保留了下来。
我忽然越来越倾向罗玉英了，这不该说是一盘磁带或一个傍晚的效果，和她在一起，感到和过去不一样了，有了心慌的欲念。但这次的欲念和前次的焦渴不同，来得柔和、平缓，含着一种近似的抚慰。同时，小芹在我眼里，渐渐显出了缺点，瘦得太厉害，举止有些不自然。其实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那种神秘的、心跳的感觉忽然不见了，无形的物质无形地消逝，我们的关系就完全变质了。这不仅是我的改变吧，一定也有她的。也许是她和我共同度过了一个微妙的时刻，也许是危机，也许是机遇，看你怎么想它，但一旦消逝就不会重来。
那次报社和工厂联欢的背景是，鱼城的棉纺厂下岗工人时常罢工，这些消息从来不准报道，所以他们的行动，虽然在大街上逶迤堵塞，还伴随着手臂挥动和激愤的标语口号，却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旁人只是默默旁观又匆匆走过。这次的联欢，似乎是对这种无视的某种补偿，事后织机转动的火热工作场景和亲切感人的联欢场面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似乎他们所有的处境由此得到了充足的报道，所有人的良心由此得到了安慰。先前我经过的江堤旁，还竖着一座仓库的构架，有十层楼高，构架非常完整，却没有任何设备和墙壁、门窗。这工业的、秘密的空间，如今就在路边、在手边显现了，它的目的不明，似乎是造了一半忽然停止了，又似乎在这前夕被售卖、拆卸，只剩下今天的残壳。它似乎就是到处在被售卖的国有企业的一个象征物。
据说，有人在为她们介绍男朋友。但小芹却像不想谈的样子，她自己说，有些打工仔说“怕她”，她有些严肃。她们都只打算在这里待上一两年，说不定一年还不到，又会去了远地。我问她：“你这样一直打工，有没有想过往后怎么样？你们不想吗？”小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样，不想。我问她家里的情况，小芹不肯说，倒是代为说了罗玉英的家境：她家只剩一个弟弟在上学，母亲长年挑担子转四乡卖小货，父亲出门打工。
我到过这样的一个厂，在嘉陵江边，几千架嗡嗡响的纺机，有热度的车间，也许刚好不到人体难以忍受的程度，却忽然警觉而惊异：在这里长久的停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报社的一群，是来“联欢”的，行走在俯伏于机器的工人们中间，她们穿着白色的床单似的服装，在千万锭棉纱纺锤间像一些白色的虫子。她们的脸和手红着，一直是这样。几条长凳，一些缸子，不少的奖状，玻璃窗上有些纸条撕掉后留下的痕迹，联欢在这里进行。“你们工资该有一千多吧？”一个女工带着笑问和她拉手的我们报社一位校对。这位女工是优秀工人，刚才厂领导介绍，她一月能拿七百多！我们那位女校对没回答，只是露出宽容的微微笑容。她一个月拿五千多，上一个夜班补助四十元，而她和那个女工一样，也许不过是初中文化。我也在她们之中！刚才我曾到一架织机的角落，看一位工人如何纺织。她操作着几十台机子，从有些窒息的温热中均匀地抽出一条条线。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和工人们“联欢”。这是一个正在改制中的厂子，下了三年脱困的死命令，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岗或买断了工龄。在它厂部的大会议室里，挂着邓小平、江泽民视察的大幅照片。彩色照片放大成这种尺寸，有些模糊了，似乎特意要这样，但或许是因为厂里没有好的数码相机。
有一次听说罗玉英回家了，请了个把周的假，第二天却在宿舍楼看见了她，问她，说家里没人，母亲挑小货出门了，弟弟又在学校寄宿。罗玉英的父亲是去年年底出门的。路过鱼城，罗玉英到车站去接，晚上十点才回来，却是一个人。原来，父亲没出火车站，和一些云阳老乡当晚十二点又要倒车去广州，罗玉英要等到开车，父亲怕她回来迟了危险，叫她十点就回来了。罗玉英买了一袋橘子叫爹提上。
往上螺旋着走，小巷逐渐变大，出现了围墙，墙里是大的楼房，顺围墙走到两座工厂的大门口。虽然冷落，大字的牌子也生锈剥落了，但还看得出过去的气派，大概是国棉几厂。
元旦晚上，听说人民广场放了烟火，在枇杷山顶上。小芹她们到朝天门看了烛光游行。说是一人一支蜡烛，灯全灭了，有一万人。初一晚上我休息，小芹、罗玉英她们也放假，说到人民广场还会放焰火，我们就去了。到上清寺附近，人非常拥挤，沿街走过去，也不知远近。到了广场，喷泉很高，到处是灯，广场上大圈的人跳舞。我们站在近前看跳舞，有老年人和小孩。忘了音乐从何处来。看的人比跳的人还挤，轻易进不去。罗玉英挤到老前边，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看她定定地看，似乎还露出微笑，我说“你也去跳呀”，她说她不会。
我走过了男人和孩子们，走上他们小屋面向的街，这里的屋子和街道一样微小，显得像是一些孩子的作品，相比六六一家的蜗居并无改观。人们生活的内容就在路旁手边，切菜的墩子，镜子和窗台上有点脏污的香皂盒；没有挂蚊帐的床，因为这里夏天挂蚊帐是要闷死人的，赶蚊子只能用蚊香；人们成群结队到防空洞门口或者隧道里或者干脆在大街上“摆”着，感受地底升起的凉意，男女老幼头脚枕藉，也不管来去的车流。一个老年人在墩子上不停地捣血旺，刀口成了暗红色。灶台旁堆着柴火，屋顶留着烟道，出口凝结着层层油污，门前菜墩子上有烧白肉，先是这里已经摆脱了那女儿遭遇的饥饿。回望高楼耸立的解放碑，想到虹影书中南岸人的自卑，不知眼下摆脱了几分。
我们面前有一个女中学生，还挎着她的书包，每当她转身的时候，一只手臂高扬，另一只却按着她的书包，动作比周围人稍小，有一种压抑的情态，但踢腿又是特别用力的，脸上是沉静的表情，似乎有些矜持又决意不顾，或者不过是书包影响了她，我们看了她很久。后来我们走上大街，树都缠上了发光的链条，整条街长长地发光，像两条光线，像新修的鱼澳桥身的光带。那桥老板是何厚铧。
如同在那扇木窗里，会发生西方书评里说的“诱拐”“偷情”的情节，这样的有高大植物的院子、这样的木窗是我熟悉的，似乎在炎热的夏天，只适合这样的梦幻飘浮。我还想到余华某一篇忘了篇名的小说，写一个闷热的夏天，在一座只有工厂的大城市里，两个男人在类似菜园坝附近的厂区进行一场决斗，一方用菜刀，而另一方用他刚刚在工厂游泳池使用过的澡巾。经过暴力的极度冲突，两个男人成了朋友，观看的小孩则懂得了暴力和友谊的联系。
人群渐渐散去，罗玉英忽然想起，约好这时给她父亲打电话。父亲打工的地方没有电话，只有一个老乡有传呼，这个老乡和父亲还隔了一段路，只能由罗玉英打传呼给那个老乡，说定什么时候再打传呼过去，由老乡通知父亲到那时和老乡待在一起，等着看到传呼给罗玉英回电。这么联系很难，经常在哪一环节上出了问题，直到现在，罗玉英和她爹还是没能通上电话。今天因为玩忘了，时间稍微过了，这一截大街上没有电话亭，恰好我身上带了一张IC卡，打了两次过去，不见回，只好一路走一路再打。罗玉英有点急。我说“我新买了手机，你打吧”。罗玉英有些不好意思，说“那就费你的手机费啦”。她不会打手机，我帮她拨好了，等了一会儿，电话回过来了。我按了接听键，递给她打，在耳边贴得很紧，这一刻她有点像职业女性了。打了一阵，放下手机，不说什么，问了才知道，父亲等过了约定时间，已经走了，要赶回去加班。
有一次在十八梯顶端的一家火锅店背后，看到两个工人清理窨井，井底潲水油长年堆积，几乎到了井口，颜色与装在桶里出售的板油几乎一样乳白，却更坚硬，工人用斧子砍都砍不开。这是几十年口福之乐的淤结，无法想象推给那些工人了事。我心悸地走开，担心那硬壳之下封闭着沼气，一旦深究内情，爆炸将瞬间发生，不仅是他们，所有食客和这座郁积了太多内情的城市，都难以全身而退。
人民广场的游逛过后几天，小芹的手受了伤，是发肿、酸痛，也没有缘故，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好像跟装订的活有一定联系，应该算是工伤，但厂里没管。我怀疑是加班太累，她的手太瘦，得的腱鞘炎。问她看医生了吗，她说去了一个诊所，扎了一针，她自己又买的跌打止痛膏贴着。当时她已拖了半个月了。我想说你这样敷衍不行，要找医院好好看，又没说出来。
整个夏天，城市在日光透过薄雾闷热的蒸烤之下，都笼罩着这种焦味。那层薄雾完全没有任何水汽或湿润，而是烫人的气体的飘浮，是钢铁和其他金属以及灰土、石头在炽热烘烤下气化的烟雾，反而把酷热加剧到令人窒息，也消灭了一切空气流动的希望。即使在早上五点钟，也没有一丝凉意或风，人们的皮肤上结着汗碱。因为要大量排汗，许多人通宵光膀子吃火锅。如果人的皮肤是铁，也许早就烤焦毁坏了。我常想到六六的学校，那个半坡上笼罩在闷热中的院子，历史老师宿舍的木窗，在高大的黄桷树掩映下窒息，树叶一动不动，一丝蝉声也没有，望出去是火热浑浊的江水，似乎一江熔化的铁锈，或者老火锅熬出的油。
再过了两天，小芹来我的房间，手大体上好了，脸上酒窝却全然消失。问她，说是新换了一个组长，是前任组长的对头。前任组长喜欢她，新组长就故意排挤她，挑她的刺，扣钱，说些难听的话。加上她的手还没完全好，一时赶不上别人的进度，组长就更不待见她，她也不想干了。
我闻到了钢铁的焦味，还有沥青的气息，沥青燃烧着，在阳光下显出暗红的火焰，不知道和电焊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焊桶盖的目的为何。也许整个事情我完全记错了，那个男人做的是另一件事，燃烧的沥青也是想象，沥青味不过就是由电焊产生的焦味。但钢铁的焦味却是真实的，是这里人们生活的味道。因为天气热，两个完全裸露的孩子在垃圾上跑着，那个搞电焊的人似乎也是裸身，电火花坠落在他们身旁，他们的皮肤发出烧灼的焦味。
我问她不干到哪里去她又笑了，说鱼城那么多地方，哪里不能去。她这一笑有深沉的意味，像站在秋天末尾，面对整个冬天的苍茫，无话可说。又想起她墙上的励志标语。
小径分岔，走路的人们四散而消失了，我顺着一条路走去，不久变得很窄，石板消失了，我到达了原生的核心地带。爬上一道坎，眼前忽然显出一个大池塘，池塘严实地覆盖着一层绿苔，谁新近扔下一个铁桶，在绿苔面上砸出一个窟窿，窟窿里的水乌沉沉的，一眼看去就非常脏污，它之所以存在，显然并非有任何用场，而是人们顾不上填平它。池塘过去是一片菜地，分成几家的小块，也覆着一片绿色，微小的菜秧在生长，但在地垄间，也可以看到废弃的铁桶之类。铁桶的来历一会儿就清晰了，菜地尽头又是一面坡，扎满了窝棚式的房子，人们把垃圾踩成了道路，在道路旁一处堆满了铁皮桶。一个人在用电枪焊着桶盖，腾起一股小小的烟雾。
果然她走了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消失了。罗玉英似乎是顺带地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宿舍女孩们并没组织一个聚会来和她告别，那几天忙着加班。在人民广场的游玩，算是最后的纪念吧。
溪边一条石板路蜿蜒爬坡，正和六六从水馆子回家的路线一样，这时我相信自己是走到了地方。意外的是石板路比较洁净，也许因为湿润，一条条长石铺得平整用心，显出古老历史，巴鱼的遗迹，这座城市的秘密和悲剧。一条粗大的铁管顺着道路延伸，颜色朴旧，大概是供应整面山坡的气管道，让人感到一种威胁。一些小孩子从上面走，我跟着下船的人群往上走，渐渐走上溪瀑的顶端，路里边是一间保管室类的房子，板壁刷的暗红漆剥落，门窗紧闭，也许已经废弃。墙柱上还看得出毛笔的标语：“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旁边又刷着一个新的大字“危”。路外就是溪瀑上空的吊脚楼以及悬崖，这里更可看出恶臭的溪水离房屋底板是怎样逼近，几乎不到一米，也许屋里人端着饭碗或做爱，从缝隙可看见溪瀑。涨水时又会怎样？
心里仍然有个遗憾。在那之前我打算写一篇稿子，叫《三个打工妹的一天》。我找到罗玉英，要她和小芹给我讲讲。她们说“我们有啥子写头”。我说要的就是平淡。还缺一个人，不能都是印刷厂的。罗玉英说：“有个姊妹在一家火锅店，见不见？挺乖的。”
而在半坡浓密的树林里有不少坟墓，其中一座墓碑上写着清光绪年。坟堆都不大，它们在格外宽大的树叶下隐藏着自己，在城市的深处，拆迁难以到达的隐蔽处安顿了下来，要活得比城市长久。这像是《一双绣花鞋》里那些坟，据说特务在其中一些中埋下了油桶装着的“塔崩”，在数十年中缓慢泄漏，污染地下水，进入人们的神经，使鱼城成为一座“死城”。而眼下他们更像是藏有一些不能触及的想象和记忆。
晚上，我们三个去那家火锅店。经过南坪正街和一个正在施工的狭窄巷子，走上比较幽静的一条街道，是属于南坪区委的，拐角有一家电影院。跟我们一块来的，是那个我们要见的女孩的男朋友，也是印刷厂的打工仔，他进街对面的火锅店了，我们三人就站在电影院前等。那天电影院似乎没有放电影，也可能这是它的一般光景，橱窗里有招贴画，是关于不久以前的一部电影的，我们三个人都看了招贴画，然后又扭头透过大玻璃窗，看到那些人在吃火锅。
铁路里边的山坡有浓密的树林。顺着山坡往上爬，是两条粗大的水泥管子，里面水声轰隆，隐隐看见坡顶的蓄水池。蓄水池里是漆黑和雪白的污水，坡顶几间房屋的脚下是一片树林，树冠碧绿，而树下五颜六色的垃圾炫目，那边有一个屋下的洞窟，洞窟内是漆黑的，剧毒的水土湿润地闪着黑色的光，纯粹的黑色。这样的洞窟似乎别有目的，显得不可侵犯而庄严。洞窟的顶端是吊脚楼的地板，人们就在洞窟顶端生活。我相信极端黑色的毒性可以使任何足够接近它的有机体马上死去，这里面有一种震惊的、神秘的东西，就如附近的佛窟，是同一种死亡的仪式和主题。
等了一会儿，小伙子下来了，说我们只好等。时间很漫长，等待中我们不知说了什么话，得知她每隔一天到印刷厂找他，假如查得不严，罗玉英那里可以睡；严，他就送她一路走回来。穿过三四条大街，到了，他再独自走回去。或者他去找她，两人会一直在区委的广场上待到夜深。那里有很多菊花。后来，终于等不住，原来火锅城并无一定的下班时间，客人没有了才收场。我们先回去，小伙子还在电影院前等待。也许隔着街道和玻璃，可以望见她，在端菜或擦桌子。
铁路从谷口越过，穿过隧道，一直通到火车站。轨道上积着落叶，看上去很旧了，其实是襄鱼线的大动脉，十几分钟过一趟火车。2004年下半年的一个早晨，三个孩子在铁轨上走，因为通宵上网后实在太累便在铁轨上睡着了，火车从隧道中冲出轧死了两个。从此以后鱼城的网吧规定一律零点关门。
我们三个顺着大街走，这真是鱼城最幽深的街道，两边都是暗黑的单位，想见白天它们铺了瓷砖的洁净清冷，公务员拿着一沓文件，走过有风的穿廊，还有住宅区。来到广场，夜色围拢来，花确实非常多，那个时令菊花正繁，还没有感到霜意，馥郁地开放，街面和台阶有一半大团大簇覆着花朵，鱼城的小广场。在我低头观察一朵花的短短时间，罗玉英忽然就不见了，我怅然若失，半天才发现她在花坛中间，她像在那里面躬身采什么，但其实她根本不会采，这里自然是禁止的。小广场上只有一两个人，都在花香中老去了，没有说话的声音。也许说了一两句，却在漫长的时间中不记得了。
施暴者总穿一件雨衣，在一次猝然结束时，他来不及换掉雨衣，顺铁路跑掉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因而被抓。
走上另一条大街，这条街和我熟悉的不同。车不多，路灯昏黄的光洒上人行道地砖，地砖像是费了心，黄和浅绿显出微妙的配合。树小而密，似乎一些捉迷藏的人。小芹老想淘气，拿了一个小皮筋弹我的手；抓她又很难抓着。罗玉英走在前面，回过头来问我啥子，她穿的鞋跟比较厚，我就问她是不是松糕鞋，她说才不是，她才不会穿松糕鞋。我说是呀，穿松糕鞋的都是坏女孩。她好奇地：“怎么坏了？”我说：“你们女孩自己才知道。”她冲我瞪眼，她的瞪眼也是柔和、调皮的。小芹忽然断言我在变坏。“当记者的都要变坏！”我说我不会，心里却发虚，又想到一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不知谁想出这样有道理的怪话。
污水谷斜伸出的一段崖壁是虎头岩。岩壁有很多小坟墓，每一座里面埋着一盒骨灰。岩石上一格格镶着一张瓷质小照片，为苔藓润湿，黑白有些模糊了，看上去像古代的事物。有一段时期，在谷底一直蜿蜒升到岩下的小路上发生过很多起强奸案，施暴者是一个国有工厂的青年工人，优秀团员，他的施暴对象大多也是厂里的青年女工或优秀团员。他用一只口袋蒙住对方的头，按在堆满了落叶的路边。周末部设立了旧案版，挖掘鱼城的历史，专职记者是黎平。
她们都很高兴，说话很多，我们谈到了家乡、鬼和男朋友。小芹揭发罗玉英有过一个男朋友。罗玉英打她。我跳起去抓树，没有抓到。我又要她们做我的小妹，我是大哥。小芹说“好呀，做大哥就要照顾我们哟”。我跟她们打赌，能一只手一个把她们提起来。我们那天顺着大街走了很远，就像火锅店的女孩和那个小伙子，景色又渐渐改变了，更为空旷，我想到了江边一些远地方，礁石和石滩。有点迷了路。回印刷厂的路线最后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坐上一辆三轮车，竟然拐一个弯就到了。花了冤枉钱。
整个鱼城地段的嘉陵江两岸崖坡，不知有多少污水排放的口子，有的通过管道，掩蔽于滋润的植物，有的则埋伏于水底。污水往往就从两家的房檐之下，从一个雨水口流通，源头不明。有一段时间，江心定期出现一条长几十米的黄红污水带，臭气逼人，市民向报纸举报曝光，查处很久却无法落实来自哪家单位的出水口。一名政协委员透露，实际上，从民国以来，鱼城的地下管网就没有一张完整的图纸。而这些污水口大多有“溪”的名字或记忆，如野猫溪、溉澜溪、海棠溪、大溪沟、花溪。我曾经提出一个选题，叫“溪声日夜入城市”，想调查鱼城主城区到底有多少条溪，这些溪水的记忆和现实，和房屋、人们的关系，但因为调查难度而搁浅。
我写出了《三个打工妹的一天》，里面提到了陈天的送报女孩，代替那个没见到的火锅妹。稿子受到严厉的批评，说是没有新闻由头，没发出来。我和陈天也搬离了南坪，在解放西路的报社大院重新安排了宿舍。和打工妹们在一起的日子就此远去了，似乎是随风而逝的线头，再也不会捡起。
峡谷中的蔬菜碧绿得反常，空气中有浓重的酸，泛着白沫的污水从高处瀑布脚下奔流成溪，灌溉两岸的碧绿田园。据老人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溪水里多有鱼虾，从干休所修建的年代开始，水渐渐变浓变酸，鱼虾就死绝了。站在谷口铁路桥上眺望，有三条大小不一的瀑布坠下，形成扇形流域。污水涌到谷口消失了，进入一个农贸市场和几户居民屋地底，直到在化龙桥下重新出现，汇入嘉陵江。
在灿烂阳光下，我开始犹疑，是否仍要抱着先前的意图。
干休所往下走不远，就是那个瀑布，整个大坪到斜台子地带的污水在地下倾斜汇聚，到断崖的口子突然奔泻下坠，形成七十多米高的瀑布，弥满整个化龙桥峡谷，成为鱼城最大的景观之一。
“来嘛，我给你找个涪陵师专的小妹妹……”似乎是很久以前，陈天这样说。从那时起，几次打算去都没实现，头天说好了，第二天陈天临时有采访任务，我只好还待在城里。妹妹是个鱼城特有的词，初到鱼城，我惊讶于这个词的滥用，这曾经是我的秘密词语，那时含义多不一样！九岁那年，我和母亲还有谁走过沙梨子树下，谁开玩笑说，过几年，该给他娶个小媳妇。我并不喜欢谁这样说，我心中涌起的是对于妹妹的温柔渴念。一个小爱人，一个词，我可以在稳固的关系里武断地爱她，而不需回报。这个词于是永远消失了，内心里糟了一块。
到周末部不久，听到鱼城商界一件大案的传闻：一个国企老总因金额上亿的偷税罪入狱，在狱中病死。但他死后有一种传言出来，是他说过自己非死不可，“我不死，鱼城官场就要地震”。另一种传言是他是自首入狱的，而主动入狱的原因就是想走险棋求活命，但狱中还是没能逃过死亡。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是死中求活，但我活的机会很小。”他病死以后，这件案子就没了下文，后来就没有了这件案子。人们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鱼城最大的一件案子。
我开始想死去的沈文明。陈天从他的老婆陈芬那里得到了那份哲学手稿，整整五千字。这次去涪陵，目的之一是要看到这份手稿。这样想使我的心平静了一些。
一部关于鱼城的电影叫《雾都茫茫》，小时候看很有几分恐怖，也许是当时能达到的恐怖极致。电影中侦查机关最后揭开了谜底，消解了我们的恐惧。这部电影来自地下小说《一双绣花鞋》，我采访傅家那段时间，这个作品正在打侵权官司——为了究竟是《一只绣花鞋》还是《一双绣花鞋》。在傅玉强事件中，侦查机关没有揭开谜底，直到今天。和傅玉强走在一起，感到他瘦削的身影、发亮的眼睛，我忽然会莫名地感到恐惧，这当然不是想到他万一真是碎尸凶手，而仅仅是由于他和碎尸联系在一起。忽然想到电影《富江》当中，黑色塑料袋里露出来的碎尸上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有它的生命。
上次陈天从涪陵回鱼城，祭奠沈文明的周年。这次出发前，我看了今天的报纸，上面意外地有报社的一个人悼念沈文明的文章，原来他是沈文明的中学同学，是和陈天一起去扫墓的。文章里有句引自沈文明手稿的话，是他死后由妻子刻在墓碑上的：“出脱犹如露珠跃出水面，刹那间照亮理念之海”。这块墓碑在墓地里一定很特殊。陈天说过，手稿本来有两份，一份是前年写的，当时沈文明陡然觉得自己开悟了，就写了几千字。后来他觉得自己又开悟了，推翻了以前的思想，就重写了一次。“这部手稿解决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陈天说的话使我惊讶。他打算花很长的时间，把手稿中的思想阐发出来。
但当傅玉强送我走出来，再次经过那水池，我感到和他们分享了一个秘密，一个鱼城的秘密。这间房子和它的年代一样，停留在鱼城深处。是这个秘密，而不仅是自身的遭遇在压着傅玉强。也许他在替我们承担这个秘密，这个鱼城之谜。连同在一间屋中的父母也只是感受而不能替他分担，而他也从未要求过，在父亲对我述说时他一直保持沉默。我感到一种对他和自己的怜悯之情，但又有一种感觉：他在其中并非无所得。比起十几年前那个享受干部子弟待遇的国企工人，从险恶中脱身的他失去了不可衡量的东西，却同时也获得了灵性。我们这个世界中存在一种只有他能洞悉的隐情。
两个很长的隧道一过，长江出现在阳光下，山坡上白色的建筑有几分迷蒙，涪陵到了。我给陈天打了个电话，他让我到涪州大酒店找。他住在那里让我有点吃惊。
我看看身处的这间屋子。光线确实很暗，报纸都不怎么看得清。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过去的，它们不再反射什么而只是吸收，案件的气息也变得衰弱了。包括老人胸前的那枚像章，虽然一再擦拭也黯淡无光。实际上，傅玉强并不需要接受我的采访，他们从国家那里已经拿不到更多的东西。我明白这一点，他们也明白，虽然老人还是提出国家应该考虑给傅玉强安排工作。
我来到涪州大酒店大堂，陈天下来，把我引到他的套间。我问他这酒店是几星，他说大概是两星。低矮的、地毯吸收足音的走廊，隐秘的门，细纹木镶嵌的套间，地毯和木柜，整幅大窗帘，幽暗的空间，一切都有舒适、精致的暧昧气氛。我打开窗帘，阳光唰地透入，十二层的窗下是车流的深谷。我说陈天你过得舒服啊。他说：“你干吗要开窗？我不喜欢光线。”我坐在沙发里，茶几上一个削了一条缝的苹果、一把打开的刀，陈天说这个苹果已经放了几天了。“都在纸箱子里呢，你自己拿。”纸箱上搭着一张报纸，我揭起报纸，空气中闻到腐败的苹果香味。打开纸箱，大部分的苹果已经烂了，陈天说他很少吃。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个好的。我想到再下去，苹果会烂完，却浑然不觉。
傅玉强得到了国家赔偿，按一天八块钱算，总共是三万多元。“当时我在牢里想，我的结果有两种：或者真凶露面，我无罪释放；或者永远被关下去。实际上，我早就知道我被超期羁押了，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对我来说，当时的结果只有这两种。”他翻着报道他案件的报纸说。
我把苹果几乎连芯吃了——我总是这样把一个水果吃完，它们滋味的秘密都在芯里。然后我们下楼，来到饭堂，就在酒店的底层，宽大的堂子，一色的木桌椅。陈天为我点了一个菜，是竹笋之类，他说他最喜欢这个菜。我看着服务员来去。有点热，夏天要来了。陈天刚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我拿起报纸，又看到了那篇悼念沈文明的文章，拿给陈天看，他忽然非常愤怒：“他写啥子文章嘛，他懂沈文明？”他摔了那张报纸。原来文中那句“这个四川大学的哲学硕士生，死前正在向往着北大博士的身份”激怒了他。我也觉得这句话非常差，北大博士对沈文明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的。“我真想打他一顿！当时就叫他不要写，他偏要写。”这顿饭几乎报废了，带着难过的情绪，我们又回到屋里，看电视。
虽然被释放，但傅玉强在厂里的工作丢了，身体有几种病，四十岁了没有结婚，现在他无疑是两个老人最大的心病。这个事实面前唯一的可能也只是隐忍。
我看到茶几上有两盘武侠电视剧带子，《绝世双骄》，陈天问我看不看。我说这有啥好看。陈天说：“这可不是《绝代双骄》，也不是《绝世双雄》。”这我都记得，《绝代双骄》是古龙写的，《绝世双雄》似乎是周润发和狄龙演的？我说我们出去玩吧，陈天说没有啥好玩的呀，他除了采访，从来不出去。我说去看白鹤梁。白鹤梁是涪陵的名胜文物，江中一块石头记录着历代水文资料，还有唐宋以来诗人的题刻，包括李白、杜甫的。三峡库区蓄水，白鹤梁就要被淹没了，现在正在紧急施工保护。前两天，我看到过陈天写的一篇新闻《再看一眼白鹤梁》，说涪陵人三五成群，趁工地未封闭，再登上一遍老白鹤梁。自从库区蓄水以来，白鹤梁才忽然从沉寂变得有名和重要。陈天说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怎么看啊。除非带你去灵山，可是又太远了。我问有多远，陈天说要两三个小时，主要是没有车子。我沉默了，想到那座山，在陈天的稿子里，山似乎是墨绿色的，盘山而上，山顶有极大的草场，中心还有陷下去的天坑，凉风迎面吹来。这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陈天的稿子，或者是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的名字奇异向往，后来有了一本盗版的，翻看全是少数民族巫加性，大失所望地扔下。当时在网上看到高获了诺奖，嗓子发抖地四处散布，西安一个朋友死活不信，他还参加过什么“走向诺贝尔”文学班呢。之后再翻出来，是对着里面几段性描写手淫，为此确实在我枕边躺了很长一段。多少作品被我如此使用！包括戈尔丁《金字塔》《洛丽塔》，不是说我对这些作品缺乏敬意，其实简直可以说我因亵渎更珍视它们，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旁人难以到达的。打电话给高老师，高老师也不是特别佩服，但说它写得很精细，“没有人这样写那个时代的”。
“他们说我有关系，所以恨我，说就是要判我儿子死罪。我是有些关系，可是我儿子是无罪的，我是为了伸张正气，不是走后门！”
“要不我们就到江边，远远看一看。总得出去啊。”我知道这对陈天是难事，他只喜欢待在屋子里。“我带你去易园，可以不？”忽然他说，我一时没听清他说什么。“就是理学家，程颐，两兄弟，朱熹他们一起的。”我懂了。“他兄弟叫程颢，‘程门立雪’的典故。他是朱熹的老师吧。”但是程颐怎么跑到涪陵来了？他祖籍是涪陵吗？“他是流放来的，在易园写了《周易大传》，在文化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吧。这个园子也在江对岸，我们可以过江，也能在远处看到白鹤梁。”
罗点点在一本书里回忆，父亲罗瑞卿被捕后，她走入铺有吸音地毯的深重门户，去找一个大人物、父亲曾经的战友和上级帮忙。她忽然感到自家已经被那个世界异化了，她来到这里是溜进来的，“不可告人”，用当时流行的这个词来说，她在此刻感到这个词的力量。像一只小老鼠走在猫的道路上，自己没能完全收起的一点响动轻易被吸收了。像偷偷扎入革命肌体的一根小刺，怀着一点点目的，或者说一点点脓，随时可能被觉醒的肌体排斥、挤出。声音、灰尘和革命，一切都是定数，定数偶尔选择落在了当时的罗点点和现在这个老人，曾经的革命干部和区长头上。我领会到他的坚强，差不多近似绝望。但忽然怜悯地感到，他在这当中缺少领悟，远远比不上儿子傅玉强。生活只是强行在他身上打下了几处印记，他的心是一块石头，已经牢牢砌在他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墙里。
街上有些拥挤，暑热，但仍然是很好的一座小城，毕竟曾是国都。往下走，临近江边，路忽然杂乱起来，“这是在修长江大堤。”同样是由于三峡蓄水，水位升高，城市要保护自己。泥泞的小街，堆着沙子和石条的工地，卡车轰鸣来去。一些船靠在工地尽头，我们有些迷失方向。在跨越那些石头的时候，我对陈天说：“我做了一件事情。”陈天问我什么，我说是一件事情。“强奸。”陈天似乎吃惊，说那要不得。“未遂。”陈天问那人你认识不认识？认识，是我的网友。陈天说那不算强奸，只是你没有掌握好过程。“她是谁？我认识不？”我不想告诉他是罗玉英。你认识。“她有什么职业吗？”我撒了谎：“是大学生。”实际上在鱼城，小絮离开之后，她是唯一定期来看我的朋友，虽然很久才来一次，却像潮水那样有信。她还会来吗？陈天说不能这样，这是疯狂的。“我看你就要疯狂了，要赶快打住，宁愿去找妓女。”我的心里有一种伤感的意味，又想到陈天说的“涪陵师专的小妹妹”，但是他现在没有提起来。
现在他坐在沙发上，戴着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隐忍地表示着自己对现实的抗拒。如果说他并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比如一直戴着那枚毛主席像章，至少有一个地方变了，那就是隐忍。正是这一点显示出我们作为弱者的无奈，在我们身上现实和内心发生的分裂。我想象他走进那些高门槛，从那些水泥和覆满植物的建筑一直到光鲜的、仿巴洛克的高大水磨石门廊。他从前者一直走进后者，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延续的，只是在他身上形成了断层。
我们到了易园入口，有一座牌坊，刻着“学达性天”，我以为要收门票的，不料庭院寂静，甬道两旁灌木几乎压到道路上，没有游人的踪影。岩壁上的李白题诗已不可寻，黄庭坚手书镌刻的“勾棘园”几个字，渐渐被水痕湮灭。泉水渗漏而下，形成一个小小水潭，来这里的人必喝此水，我也未能免俗。倒是一些近代邑人的手迹还鲜明。十年前修的长廊和廊顶程颐的事迹，彩粉油漆已经剥落，近似古迹，似乎受了这地方气质的熏染。
我凑近看，他上衣口袋下方，确实是一枚小像章。他严肃地让我看，我感到了一种痛苦的东西。他坐在这儿，诉说自己家的冤情，保持着严肃的姿态。这是在他对我审视之后。他并不习惯这样。只是从家庭遭受变故的那天，他开始面对很多事情。“有一次公安局的人指着我吼，说要把我抓起来！我说你来抓嘛！来抓我这个老革命！”这些事情他以前根本不可能想到过，就像根本想不到儿子会牵扯到罪，也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他曾经指挥过公安部门。
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洞穴，程颐就是在这个洞里栖身，写作《周易大传》。被一个在崖下水潭挑水的老太婆拦住，说是又有老板包下了这块地方，里面在搞开发。“你们没有看见门口写的‘小学生不要入内玩耍’吗？等到开发好了再来！”附近有一所小学。我们只好退回来。她一直盯着我们，我仰头看程颐的生平彩绘，她催促我：“怎么还不走！”陈天说，他来采访过她，写了那篇稿子《易园被整惨了》，可是她已经不认得他了。
“你看，我现在六十七岁了，始终挂着毛主席像章。我不怕人笑话，就是要挂着这个，牢记他老人家的教导，上那些大衙门，我也是挂这个！”
我们坐在葱茏的枝条下，眺望刚才渡过的长江。近旁有一伙少年在玩牌戏，也许由于阳光的强烈，他们的活动完全没有声音。我们聊到江中隐约可见的白鹤梁，一些人依稀在上面忙活，设计了一个水下博物馆的方案，也就是一个玻璃罩子，只是不知道到时水有多污浊，玻璃罩能否耐受腐蚀；也许涪陵、鱼城到时都会成为臭港、死港。清污工程闹得震天响，主城区的污水不还照样汹涌排放吗？我想到前不久，在红岩村附近看到了鱼城最大的污水瀑布，从七十多米的高度跌落，酸雾腾腾。当时想做一篇稿子，遇上鱼城召开AAPP会议——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国务院领导亲莅主持开幕，有关部门打招呼，其间一律不准发负面报道，连中性报道也不能有，必须是正面报道。稿子就卡死了。
“我到处求人，那些衙门，不把人当人，赶我们走啊！”父亲说。他从没想到现在的机关、干部会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怎样对待老百姓的！那叫有事无事深入群众，扎根在群众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当区长三年，有两年是跟农民一起过的年，有一年是跟化工厂工人过的中秋！”
聊到涪陵是巴国的都城，涪陵的名字由来是巴王的陵，巴人被楚人打败，于是说到鱼城的巴蔓子将军墓，被压在一幢大楼的后座下面，入口被封死，垃圾遍地，外面是个家具市场，那天我去，找了半天才相信是那个入口，却又被一道铁栅门堵住，只见到垃圾，根本没看见坟。长江对岸，涪陵躺在阳光下，远山连绵，不断有灰色的小房子蹲踞成群，令人想到久远的巴国古都，其实是三峡移民新村。谁都知道这里即将发生千年不遇的变化，我们在船头看到的乌江和长江合流的汹涌，将为一片混浊平静的水域取代，这是自古巴国以来没有的事。
我把几张报纸摆在桌上，要求傅玉强做出俯身看报纸的样子，我拍照。傅玉强觉得报纸不够。他找出了另外一些报纸，这些报纸也都是报道他那个案件的。他两只手肘撑在膝盖上，托着下巴，开始看那些报纸。他马上投入了那些报纸中，似乎并不存在拍照这件事情。我拍完了叫他，他似乎是回过神来，有点难以放下那些报纸。
聊到巴地独有的“巴山夜雨”，涪陵下雨的夜晚，陈天喜欢一个人待在酒店里，拉上厚窗帘，听着经窗帘过滤了的雨声。城市忙碌的响动停了下来，也像是被绒布吸收了，陈天莫名地会想到小时候。只有这种场合，陈天会想到他的小时候，他让窗帘留下一丝缝隙，手里的烟丝顺着缝隙逸出去，飘散在夜晚无垠的细雨中。聊到太极图的推演方法；三年前买了这地皮的开发商，雄心勃勃要建“演易八卦台”，只弄起一个空架子，庞大灰黑地竖在前方，因为破了产资金无着落了，江面上远远地就看见，很怪异。
这边，父亲始终在奔波。死缓也可能是这种奔波的成果，虽然这个成果太卑微了。
聊到江边正在新建的大堤，聊到三峡大坝的裂缝，多达数十条，大的可以插进去一只拳头，当初扶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们也不敢拍胸脯保证了。那是《南风窗》的一篇文章，我麻着胆子转载到周刊，竟然获得通过。聊到前一阵我们一起去报道的丰都“鬼城”，那是生平我们第一次联手做报道；清库第一爆就要拉响，刘伯承眼睛受伤的会川门，刀山镇鬼的城标，将随老城沉入水底，对面新城矗立，想和鱼城、万州联系起来，大步迈向现代化中等城市。在宣传部招待我们的宴席上，陈天却和宣传部部长对骂起来。部长先说到陈天连续写了几篇丰都的负面报道，意思是希望陈天表个态，陈天只说：“你不要提那些。”部长说着说着生起气来，嘴里嘟囔：“你写就写，有啥了不起嘛？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一个小记者……”陈天勃然骂道：“你一个小部长，算个啥东西，你想咋的嘛！”
时值直辖后第一年“两会”召开前夕，案子不能再拖，经市委政法委两次协调，公检法各执一词，最后市委政法委书记拍板，按杀人罪论处，判死缓，说“留住人命以防万一”。
形势陡变，惊异的沉默后，旁边人连忙打圆场，宣传部部长也意识到失言，口齿不清地想挽回来，“兄弟”“支持”之类，陈天也唯诺了两句，后来两人又碰杯。宣传部副部长也在座，没有出声，下来告诉我们，部长是转业干部，水平是有些问题。我们说作为宣传部部长，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话！那也是我初次领教陈天的另一面棱角。
傅玉强承认了，和公安一起完成了凶杀的情节，那把斧头傅玉强怎么也说不出扔到了哪里，最后的刑侦报告上只好说是犯罪嫌疑人匆忙中遗失了。由于疑点明显，检方对刑侦报告不满意，两次发回重审，看看过了期限，只好起诉到法院，法院又两次发回重审。由于法律规定发回重审期限不能超过三次，中院一审判决死刑，但由于傅玉强当庭翻供并提出有刑讯逼供行为，法院事先和高院沟通，犯人上诉后，由高院行使复核权，提交市委政法委把关。
在易园旁边，陈天还告诉了我另一件事。在黔江驻站的时候，有一次陈天到山顶一个小学去采访，学校里有一对右派夫妇，当年下放后一直在这里教书，已经四十多年了。相比于当初的程颐和黄庭坚，他们下放的地方更为偏远。“文革”结束时有机会回城，他们没有回，后来这种机会消失了，他们也没感到多大损失。学校条件很差，墙壁底部已经剥蚀了一层，底小头大，有些地方拿木头撑着。厕所的围墙也倒掉了，遮不住丑。
傅玉强撸起裤腿，我看到了这些手段在九年后留下的痕迹：一些从下往上排列的凹痕。
男教师向来者反映，希望教育局能拨钱修一修。同去的宣传部的人说政府会考虑，只是政府财政也紧张，你们要自己多想办法！那些人口气很凶，陈天觉得难过。两夫妇穿着有些像农民，神情极端柔顺，多少跟陈天心目中“右派”的样子不一样，也许是下放得太久。谈话也是用黔江本地方言，但又觉得其实就该是这样的。他们只能是这个样子。
傅玉强劝了他，继续讲述。哥哥嫂子都被排除后，差不多同时被拘的傅玉强嫌疑上升到最大，因为他也认识死者，又在上下皆有尸体的床上睡了多日而无知觉，诸多情节让人怀疑。此时这起案子在鱼城已传得非常离奇，市委书记下令必须限期破案，稳定人心。公安机关开始动用一些手段，日夜审讯。
老夫妻住着一间单身的宿舍，没有孩子，宿舍里只有书和作业本是用心摆放的，其他东西都是散放，由于缺少器具，衣物都装在一口木箱里。两夫妇带的班级太多，床上还摆着一沓作业本，最上面的一本是打开的，红笔打的对钩还没有干，这个长长的、鲜红的对钩让陈天很难过。走的时候两个老人送出来，送得很远，陈天给了男教师两百元钱，男教师拿着钱不住地感谢，宣传部的人却吼他不要乱说话，教好书就行了。男教师答应着。高处的学校有一种微光，走出很远，教师送别的身影还站立在微光里。
这时傅的父亲激动了：“我的子女不会做那些事。他们为什么只知道调查我的子女，抓了一个又一个，还说要把我也抓进去？为什么他们不去追凶器的下落？”
回来的车上，陈天突然忍不住了，他大骂宣传部的几个崽狗仗人势，不是东西。那几个人嘿嘿地笑，说“陈天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陈天说：“老子看到你们这些崽只知道欺负人，人家比你们高尚一万倍。你们算什么东西。”几个通讯员跟陈天混熟了，知道他脾气大，也不说什么。
“我们提出了一些线索，比如斧头的去向，以及发案前的一些情况，但是警方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我们一家身上，没有往别处追。”
陈天打算认真写这篇稿子，但稿子写得并不好。因为跟他最熟悉的通讯员小刘一直待在他这里，晚上小刘又说一起出去耍。陈天本来想写稿子，但忽然想念蓝与白夜总会里那个妹妹的小白兔了，那对小白兔大得出奇，每次她喊陈天喝酒的时候，陈天都会对这对小白兔举杯致意。一想到这一点，一阵风暴传遍陈天全身。跟小刘一起出去，半夜才回来，第二天一觉到下午醒来，头天的感觉变淡了，截稿时间又紧，怎么也唤不回当初强烈的印象。
但嫂子的嫌疑也被排除。一个是她没有这套屋子的钥匙，而屋子并无门窗被撬的痕迹。尸检发现，死者的四肢是使用大斧砍下的，身体瘦弱的人没有这么大的力气。警方还认定，凶案是由死者的熟人乘其不备击昏杀害，而嫂子和死者积怨已久，不可能毫无防备。作案者没有同伙。
“这是我觉得一直欠那对教师的。”
“那嫂子呢？”我一边轻声问，一边笔记，不动声色，实际微有不安。
提到黔江，我们又聊到前一阵在彭水发现的长孙无忌碑，当时陈天写了稿子，为长孙无忌的地位，打电话问我他的碑算不算“国家一级文物”，我说应该算吧。陈天说，彭水在当时已经非常发达了，它的老城，现在只是一个镇，当时人口竟有十万人，主要是产盐和硝，借乌江水运抵达四方。很多文化人和重臣流放到那里，似乎是一个专门的流放地，包括长孙无忌、黄庭坚和程颐等人，黄庭坚曾乘船沿江而上，来涪陵看望程颐，也可能两人席地而坐，像我们这样对着两江口聊天。
门在哥哥走后是锁上的，钥匙只交给了傅玉强。哥哥很快被抓，因为死者和他有关系，嫂子为此还和哥哥打过架。但哥哥的嫌疑不久被排除，他在整个死亡时间段都远在外地。
我进过乌江，说“进”，因天地变得高耸而隐晦，孤独的野兽拱起的背，没有穷期，离日和月都远了。乌江在隆起中深切下去，前往地狱的曲折道路，或是天地穷尽之处。
警察到来之后，又从床顶的大澡盆里起出了头和一些躯干。
头年临近春节，我从鱼城出发，顺乌江上行，在“边城”茶峒进入湖南，顺屈原走过的沅江下行。我的计划中包括洞庭湖、君山、屈原祠和汨罗、我去过一次的长沙、湘水、回雁峰，打算用年假半个月的时间游历。从朝天门坐船到涪陵，换船上行到了彭水，这是一座近乎黑色的县城，似乎哪里还保留着当年流放的矿场气息，县城旁边的江岸，也确实有两座正在开采的矿山。我和一个乡下进城开三干会的乡干部住在旅馆的三人间里，床单盖着晦涩的床罩，有一股莫名的烟味。
“我就那样过了八夜。”傅玉强说，第九天嫂子来看望，由于是没进过屋子的人，一来就闻到一股不寻常的气味。在嫂子督促之下，他拎出了床底下的塑料桶，看到许多碎块肉，开始以为是猪肉，嫂子凑近一看昏了过去。同时傅玉强像被一根大棒击中，他看见了一只人手，一根手指上还戴着戒指。
他回来得很晚，把随手提着的人造革公文包放在床头柜上，躺在铺位上开始抽烟，我们聊了几句。对于有人会到彭水这种地方来玩，他完全不能相信，只是摇摇头。我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也只是摇摇头，似乎不管是他来开的这个会，还是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本身，甚至他土家族的身份，都是极其沉闷无意义的事情，至于那些遥远的流放典故，更是毫不相干。只有身下不干净的床铺和嘴里烟丝的苦味是真实的，自然这也没有什么重要，他的报销标准就是一晚三十元。
傅玉强讲述事情的经过。他起初住进这套屋子，是感到有些异样，比如睡房地上有石灰，有洗过的痕迹，空气里还有一股什么新鲜的味道，但当时没多想。由于是冬天，敞敞门窗也就惯了，没有特别感到气味不舒服。之后在那张床上一直睡了七八天，中间有时伸脚，碰到床下的桶，觉得非常沉重，也懒得去挪。床上方还有一个大盆，用防水布盖着，他也没想到去看。这样说的时候，他有点斜眼去看现在父母的睡房，那里面和客厅的差别不大，似乎到处搭着毛巾。他和哥哥住这里的时候，父母的卧室是锁起来不用的，出狱后父母怕他想起往事，就把睡房换掉了。
或许受到他的影响，我放弃了去盐场看看的心情，一早坐船上行到龚滩，急匆匆地换车。在酉阳和秀山的交界，我第一次看到了想象中南方的山峰——雾气很大，下山途中，车子疾行，路旁雾中忽然出现三座山峰，纯粹是青色的，有一种虚幻的倾斜姿态，它似乎是特意昭示在马路的界限之外，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但它们孤立地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错了——我看到了它们来自的空青色山谷。
“谢谢你。”他说，审视着我，我感到他在辨别是否属于同类。傅玉强和母亲说着什么，语速比较快，但是很柔和，身子微佝，头发已经花白，却有一张青年的瘦削的脸。我感觉出他的柔和中有一点紧张和不自然，一种长期的压抑在身心上留下的效果。按照坐牢的期限，他应该有四十来岁了。他的青年表情也应该是单调纯洁的生活的结果。忽然我感到，他的父母很老了。而他还在这里，跟着父母住。
这个山谷更为虚幻，它开放着，对现实——公路、车辆包括旅行进行否定；它含蕴深远，从出口看不到任何未加遮蔽的景象，一切还在生成又在消失。瀑流、溪水、云雾、空青岩石，所有这些迹象，拥有了一种虚幻的精神，造成和现实对立的生气的境界。就在路口，我可以下车，甚至还看见了一些农民。我将向深处走，可能在某一点上，看到的东西，使我的生活不同了。但我只是待在车窗内，路口飞快地流逝了。下一次我一定会下车，进入山谷，我想。但是这样想的此刻，我本来还是可以下车的。这使我心虚。
一个老人坐在沙发上，在儿子介绍和他站立期间，保留着某种气度。他胸前别着一个小小的徽章。
我去了茶峒。街上拥挤得奇特，也许是还保留着赶场风俗，到处只是鸡鸭，没有什么翠翠的身形。我想顺流而下去到洞庭，却忽然担心起来，从怀化回家乡，去找先回家的小絮了。这一趟计划中的游历，终究半途而废。
我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傅玉强来了，正是一个瘦削沉默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我的不安。我们就像伙伴一样一起走着，经过黑暗的花坛鱼池，五六层的老式楼房，院落里遇不到什么人，黑暗的楼道，难免使人想到案件会在这里发生。门沉重地打开了，屋里依旧黯淡，高的柜子，到处是什么巾，或者不如说是搭着的布，老人住宅的那种衰弱气氛，还有似乎特意为了冲淡曾经有过的石灰味。傅玉强说，屋子重新刷了一道，床也换掉了，房间已经看不出当初的痕迹。
眼下忽然奇怪，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古代的流放者，走完比我们现在艰难的旅程。他们的寂寞应该大过我们千倍，甚至他们也比我们脆弱。是什么支撑着王昌龄、李白和程颐？只能是一种神奇的、已经在历史中挥发的力量。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何伟，这个几年前来到这里又离开的外国人，和我们眼下聊的古人相比，简直就和我们一样不值一提，难以理解不久之后，他会比所有古人带给这座江城更大的名声。
黑暗里我有些不安，总是想到碎尸的情节。正像走进刚才的小巷，我走到了鱼城很深的一个地方，也许是以前没有到过的。
聊到女人和性。陈天说，他在下游万州驻站时，曾经因为一个女人的传呼，中午出发赶到梁平，傍晚搭上火车，半夜到广安，七个小时后，他又离开了那里。那就是他初恋的女友，“她发传呼的时候，孩子和丈夫都出门了。我到了那里，觉得完全变味了，她人老了不少。我们躺在别人的床上，我觉得非常难受，当然她也知道这一点。天一亮我就坚持走了，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她的传呼。自从那一次，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就算最终结束了。”
干休所门口没有路灯，只有附近小卖部过来的光，没什么人。四处可见的是水泥和铁，许多地方被爬行植物或者残损打上了同一种掌形印迹。在巷子口问第二干休所，烟摊小贩懒得指点，歪歪头示意。听傅玉强说，起初大坪还是农村，干休所周围是田园风光，在这一带是最出挑的房子。后来周围起了太多房子，干休所被包围在一片棚户区中间，父母不习惯，搬回合川老家住了一阵，把房子留给两个儿子。案件发生之后，干休所要收回房子，父母又搬回来住着。傅玉强出狱之后，就和父母同住。
停了一下，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结束这些事件的过程，只能一件一件地结束掉，否则心里就会不安。
此后，傅被判死刑，但检方和复核的鱼城高院认为证据尚有疑点。经过多次发回重审，最后由市委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决定判死缓，“留住人命以防万一”。傅在看守所中度过三年，又服刑六年，其间不断申诉，最后在2004年“两高一部”清理超期羁押的行动中被判处无罪释放，共被超期羁押近八年。
“但是又在不断地出现。”我说。陈天笑了：“当然啰。但是青春时候的东西和以后不一样。你可能不相信，我从六岁起就有性欲了。我爱一个插队的女知青，丰乳肥臀。她洗澡时我偷偷地看。她坐车走的时候我在山顶追赶，撵了几面山，直到脚下是悬崖，再也不能迈步。我一直想再见到她，看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就把这件事结束掉了。她应该是老人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见她。”我说不出什么话来，想着自己贫乏的童年和青春，因为上学早，受人欺负，懂事也迟。初中和一个小女孩同桌，我们老打架。高中时初次遗精了，但没有女孩会正眼瞧我这小不点的。我有些惘然。春风吹拂，近处脚下黄绿色的长江，远处混浊的乌江，对面的涪陵城，宁静中透露着活跃。山坡上蹲踞着众数小丘，延绵牵连，奔向远方。
我阅读了报道，案情大概是：在干休所屋子的床下发现碎尸，装在几个塑料盆子里，当时傅家两兄弟住在这里，傅的哥哥出差在外，让弟弟看屋子，傅玉强在这间屋里已住了一周。碎尸是一个女性，以前与傅的哥哥有一定关系。但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推测出凶案发生日期是在傅的哥哥出差后，傅兄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嫌疑就落在了发现碎尸并向警方报案的傅玉强身上。
也许为了解嘲，我想听陈天聊一聊怎样把一个女性弄上床，陈天说无法说清。我一再要他教我，他说：“这很微妙，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到了哪一步都不行。”陈天曾在经典书店里“搞定”一个女的，先是彼此看书，后来交谈了几句，他就说：“走吧，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爱。”于是走。我们说到万群，朋友们当中流传着他和一个出租车女司机的故事。他搭乘女司机的车，问她要电话号码：“哪天见面，聊聊唦。”女的把电话给了他，微笑了一下。过了两天，万群给她打电话，她来了。一进门万群就拥抱她，她笑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想的是这个。”事完了她走了，不再联系。我充满惆怅，又感到渴望。也许我们的聊天正走在九十年前都柏林那条向前不断延伸的路上，同样是春天。
在上清寺附近一间有些简陋的律所里，他拿出好几张报纸，上面有这个案子的内容，“在鱼城，恐怕找不出更有典型的了吧。”有些自得地，“两次判刑，最后无罪释放，前后超期羁押八年。”
陈天比我大七岁，他也许就是布卢姆。我——史蒂芬向他提出师专小妹妹的问题。陈天却说没有，他不喜欢小妹妹，没有留她们的联系方式。“她们还在上学！”
我已到北京大半年，回鱼城是为了采写一篇清理超期羁押的稿子。从一个律师那里，我知道了他办理过的这个案例。
如果可以，眼下史蒂芬还想走得很远，不喜欢户外运动的布卢姆却立起身来，带他离开谈话的绿荫，离开了那帮对我们全无干扰的少年们。
很久后的一天，我从大坪医院旁的街道往里走，一直走到一处干休所门口，等待被释放不久的傅玉强。
走在通向江边的下坡路上，四处都长出大量喜爱春天的小的植物，甚至是微小的，容易一脚被溅到泥里去，却在路旁形成了另一世界，这世界小却是否定不了的。是陈天手机响了，主任让他今天写一个稿子。陈天关了机说看嘛，我今天还要写稿子。随后他打电话给一个人，问他有没有稿子，这是他在涪陵的通讯员。我有些担心他喊这个人和我们一起耍，又担心陈天将要写稿子，似乎面临一件沉重的事情。
也许哪里存在着一个腐烂神，躯体不断流出血腥之水，这个庞大冗长的躯体就隐藏在鱼城内部，在钢筋水泥楼、玻璃幕墙和泥土、植物之下，开了一些口子，日夜在腐败消散。我知道这样的口子，人们生活在口子上，血水将屋底作为通道，似乎一种合谋。不只是消失了的水馆子人肉包子的秘闻，甚至在床下也有正在消融的血肉，成年累月的深处有阴谋。
这时我已经走到江边，江边有很多暗红色的光润石头，我拣了一两块。这是一种深邃的石头。陈天告诉我是三峡石，很多人拣了收藏的，越往下游走越多。“有人专门就拣这个，像有人一生搜罗根雕。他跟那个东西完全成了一个了。”好的都被拣光了。陈天和我谈起一桩案子，他称作“经典的”：××县的法院院长被法院副院长、刑庭庭长、法警和××中院常委、纪检组长诬告嫖娼，后来加码成强奸，副院长和自己长期嫖宿的发廊妹商量好了，还找了另外的发廊妹做证。由副院长向中院纪检组长检举，组长又授意他的弟弟用左手写信，捅到鱼城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处。调查组下来了，证人证据都齐了，但那个发廊妹怎么也找不到。调查组已经准备走了，打算回去就通知院长双规，他们先在街上吃早饭。这时发廊妹却离奇地出现了，而且她刚出现在××，就被正在吃饭的调查组人员撞见了。
新近修建了高大坚固的江堤，堤身上铸有巨大的铁链，人手很难挪动，在涨潮日这些锁链用来绑缚轮船。爬上江堤，人们都朝两个方向走，往下游是去往弹子石。另一方向，不远处有大规模的涵洞修建工程，翻起山一样的淤泥，看起来像不久前遭过大水灾。江堤工程在这一带的梗阻，自然起源于那条叫野猫的溪水，它就在我和人们的上方。从高处泻落，恶臭和“哗哗”的水声一起传得很远，水声听来正像是书中说的野猫哀嚎，我佩服先人们想出了这样贴切的名字。有房屋危险地架在瀑口上，溪瀑就从地板下奔涌出来，冲刷着吊脚奔泻，看上去难以忍受而惊心。这就是小说中那根历经洪水而不折断的吊脚柱，支撑的是售卖香味奇异却馅料来路不明的肉包的水馆子吗？即使阅尽了六六的童年细节，也有些东西看来一时仍难完全领会：生活与恶臭和死亡离得这样近，只有一层薄的隔板，一根柱子的支撑，而这样的悬危状况会长期维持，甚至长过一代人的生命。
“原因是这样的，那女的本来已经走掉了，是副院长安排她躲的，那天晚上她回来拿钱，遇到了她的姐妹。那个女的在接客，客人有两个，接不过来，就劝她也接一个嘛，她就接了。过了一夜，早上客人还要耍，就又耍了才出来搭车，就出来迟了，就撞见了。”但是更经典的情节在下头：叫她指认那个院长的照片。她原来没见过院长，只认得院长的照片，刑庭庭长拿给她看过。本来要安排她在一次会上认一下院长，可是那次开会院长感冒没去，结果没见到，就拿照片叫她记住，当时院长脸上长了一个脓疱。新拿的这张照片，是后来照的，脓疱没有了，发廊妹就认不出来了。“这就露馅了唦，突击审讯，案子真相大白，纪检组长、副院长和庭长、法警都被抓了起来。到这时才把案子告诉了院长。”
靠近南岸的地方，激流中有一块斜突的礁石，晚上亮起微红的航标灯，有时想象如何上去，竟然真有人在上面钓鱼，惊心动魄中带着一丝平安。如果到达，生命也许将彻底改观？我注定不能和他们同类，只是靠着渡轮喘息靠岸，把我和一大群人送上对岸的趸船，这里的趸船直接靠着江岸，跨步踏上江滩横亘的石头，来到六六生活的山坡脚下。
由于陈天要就这个案子写一篇稿子，我们一边等着船开，一边讨论稿子怎样写。说到院长得罪中院纪检组长的原因，是他有一次酒席上，刚切除了胆囊，不能敬酒，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高院的人来了，他又敬了酒，让中院纪检组长知道了，纪检组长就说：“一定要搞翻他。”院长正好又搞改革，得罪了手下一些人。陈天说这个院长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相信党，他想把这种信仰感写出来，我怕他吃力不讨好。船开了，江水很大，乌江的水是浑的，流域大概在下雨，长江的水黄绿，三峡蓄水造成的回水区漂着一些垃圾。一条船非常缓慢地逆乌江而上。
据女同事说，原来这里的墓地要大得多，大多是七、八、九那三个月，各派红卫兵死了人，都拉到这里的空地来埋，武斗结束，各派又集中埋了一次，见缝插针，范围一直到今天的人工湖一带。那时这里一片荒凉，又有松林遮掩，除了清明节，白天也少有人敢来。后来公园改造，附近又规划用地，陆续拆了一大部分，直到有人提出，这片墓地有历史价值，应该保留下来，才修了一道围墙，把它圈在公园的角落。我看到有两面围墙上方，露出高层住宅楼，那里的住户想必日常会俯瞰到这片墓地，不知道他们夜里是什么感受？围墙高处的世界日新月异，围墙下却永远止步、凝固了。站在丛林里，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一样了，我对世界的看法甚至会有改变，当然包括对鱼城这座城市。
回到酒店里，陈天写稿子，就是船上说的那篇，我翻阅了案卷材料。此后我把声音扭小了看电视，我发现茶几下面除了《绝世双骄》的带子，还有一盘黄片，问陈天是几级，他说是“A级，你看不”。我问有三级片吗？陈天说没有，都是A级。我就看《绝世双骄》，久远大侠的故事，电脑时代的打斗，凄怆伤感又充满英雄气概的情节。我想到陈天坐在夜晚的沙发上，一集集看着这些片子。不知为什么看得心慌。回头看那盘A片，画面一出现又赶紧关上。陈天说，这只是欲望。但对我来说不同。我想看看沈文明的稿子，陈天说不急，似乎有些不情愿。
墓碑基座如此庞大，似乎唯此当得起“为革命而死，重如泰山”，形状、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拥挤在一块，看得出是匆匆埋葬，来自不同派别的、在墓下长眠的人，现在共同造成了这里的世界，以前却可能是敌人，各自把死亡送进对方年轻的胸膛。并不是没有成人，我发现年纪最大的有五十六岁，一个老工人，但大部分还是十七八岁的少年。最大的一个墓埋了二十三人，名字都排不下，最小的是六人合葬。墓碑上一般刻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类，大字是用来镇压那些用微小潦草的笔画标识的亡魂。
我们再次走过那些街道，我发现涪陵有很多小广场，黄昏来临，广场上满是人。这是一个亲密的小城市，这样的情景总像是幻想或记忆中的。我们等待陈天的一个熟人。是个丰满的女人，带着一个黑色坤包。陈天为我们彼此介绍，她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三个人随后走在一起，陈天问她为什么下午才起来。她说昨晚累了，陈天就问“你为啥子累呀”，她白了陈天一眼：“你管得着吗？”
于是知道几十年前的死难，当时叫“牺牲”。关于发电厂保卫战，关于鱼中半岛“最后一幢楼”的争夺。非典中鱼城一座楼房被隔离。那里下水道流出来的污水要经过检查，迷惑了环卫工人，因鱼城的地下管线是乱的，从现代开始。我听说过一些故事，卡车到来时满载着机枪子弹，离去时却装着少男少女的尸体。不知为什么，这些名字渐渐模糊了我的恐惧，我知道他们是在那段非正常时期的“横死”，这样的鬼魂冤气也许几十年不散，如果是夜晚，我不怀疑自己将遭遇死亡。但是现在，我仍然一座座地搜寻，低头努力辨别那些幼稚的字迹，并且掏出笔记本记录。我往深处走，直到完全被墓群包围，一棵黑色的松树倒在路上，纯粹黑色的。有一种腐殖质泥土的气味，几分郁闷，三面围墙隔住了外界的声音。
我们去“旧社会”。在一个单位面前停下，这里很清洁，洒了水，灯光也很明亮，小树上缠了灯饰，我有些疑心，走近一看是涪陵区委的大门。陈天带我们往里走，没有人阻拦，我疑惑：“旧社会”就在这里面？陈天说就在里面，是区委原来办的一个食堂，对外开放了，所以大门可以随便进，生意很红火，后来有人开了一家“新社会”，两家竞争激烈。“我最喜欢这里的白酒，是酿出来的。”熟人也没来过，我们跟着陈天走进一个有些暗的厅，空荡荡的几张桌子，里间有人吃饭。老板娘带我们进了一个小房间，没有窗子，低矮压抑的感觉，我对熟人说，这里倒真有旧社会的意思。
转过照壁，光线忽然阴暗，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两扇门半关着，门上有孩子用粗大的笔迹写着：“鬼！”地上似乎还有焚化的痕迹。鼓了鼓勇气，走进大门，迎面一座高塔遮住视线，意外地庞大粗陋，似乎有意要使人心生压迫，忽然那个时代的气息震慑了我。没想到在宁静的公园里，有这样的地方。这座塔背后是几十座这样的高塔，每一座都同样庞大凶恶，它们完全统治了这地方，松林、杂草是帮凶。我几乎无法挪动脚步，也许我贸然进入了险地，面临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我蹲下来，剥落的石板上隐隐辨出歪斜的字迹，似乎出自少年的手，写得仓促：“陈小弟，十六岁；贾向东，十八岁；李红英，三十五岁；为发电厂保卫战英勇牺牲。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
我跟熟人说了几句话，原来她受单位指派，在涪陵一个医院监督合作项目。我说那你和蒋雯丽在《黑冰》里一样啊。熟人说：“《黑冰》？没看过。”“就是王志文演的，没看过？”“没看过，看过王志文，看过《黑洞》。”我问熟人是个什么医院，熟人说是治皮肤病的，我问是整容吗，熟人说不是的，就是泌尿系统那些。我忽然明白了，熟人似乎有些窘，陈天说了什么支过去。不知怎么说到来鱼城后的遭遇，小酒馆里绝望的回锅肉和酒，阴暗的街道，无望的奔波。说到陈天现在是《鱼兜晚报》的头牌，熟人笑了，陈天开始大谈他在晚报的稿子写得好。“发稿量最多，甲稿好稿最多。”
那次在解放碑的西餐厅楼上，和《知音》的编辑一起，坐在过于宽松的沙发里，和部门新来的女作家聊天，说起她十年前写的一首关于沙坪坝红卫兵墓的诗，发表在台湾余光中等人办的一份杂志上。水一样的月光中出现、复活和正在死去的纷繁意象。灵魂们晚上似乎会从墓里出来，恢复他们的青春和爱情，却被硝烟的气味催促去远征。我去红卫兵墓那天是个好日子，公园里只有那偏僻一角是寂静的，或者说死寂，水泥围墙死死的，石头大门故意封住了光线，堵得很闷很死，像一个无法切除的瘤地附着公园。
熟人有些不相信，说“你还牛啊”，我替陈天证实，他获得了两年报业集团优秀职工。不知怎么我又说到自己在周末部是骨干。本来我希望到陈天的部门当记者，不被准许。陈天想做编辑，同样也不行。“报社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想做什么，就不能让你做什么。只有你不想了才能做。”陈天喝着酒，微笑地说：“你来吧，起码你的收入要增加，还能认识一些小妹妹。”我想着在老总那里碰钉子的事，又说起今天陈天写的那个稿子。熟人说“有这种事啊”。我说本来是由于荒谬的体制。又说到这里的菜不行，陈天说那早知道不如到“新社会”。他这里平时菜很多的，我们来晚了，啥都吃完了。好多人来都为喝酒。我和熟人已经吃完了，陈天还在喝酒，他说“我再要一杯，多喝一点可以不”，我们说“有什么不可以”。
渡轮是除了游船之外，眼下保存的东西。一块钱的票，陈旧的轮渡，到江心略为停滞，似乎船舷齐了江面，一块漂浮的礁石，逃不过漩涡的摆弄。我想起在档案中看到，“文革”中被两岸炮火击沉的小火轮，南岸和鱼中区和江北的红卫兵各据一方，隔江互射，似乎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仅有的水泥桥也被切断，各处人们回到荒岛和穴居状态，有人伸头看自己城市发生了什么事，却被流弹无情击中。
等到陈天喝完他的酒，我们走出“旧社会”，熟人说她想回去了，我们两个耍。陈天挽留她说“到哪个茶楼坐坐吧”，熟人松口了，后来陈天忽然想起涪陵师专，说“我们就到那里”。熟人也没去过涪陵师专，我们三人打了出租车过江，大桥是斜拉的，灯火闪烁，涪陵的一部分也在江中闪烁，似乎岸上的部分就要滚落下去。
轮船的秩序很整齐，就是波动的幅度也相似，只是在洪水来临时稍微被打乱，那时它们平素牢固的缆绳随波轻轻摆动，趸船似乎有一两艘挣脱，一些严整的界限被轻易越过，化为汪洋，水草的纠缠又模糊了水域。船升到和滨江路平行的位置，似乎它们要越过大堤驶入城内，其实堤内的城市更高，船只无处可去，只是乐天顺命。
走了不短的路，我们到了涪陵师专后门，这里缺了一段围墙，很像一个敞口的工地，女学生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公路，可以勾起许多暧昧的欲望。我忽然想起不久前，陈天写的《涪陵校花失踪》那篇稿子，这样的环境，和那个女学生失踪有关联吧？一问陈天，她果然是这所学校的。熟人听了，也有了兴致，问：
在朝天门上游的码头上，我看见过一条叫“长江皇后”的船，它比“长江公主”高出两层，颜色也似乎经过重新粉刷，显得新一些，不知道两者之间有何联系。每过一段时间，它会停留在那个固定的水位上，红色的水上消防队的旁边，这个消防队在一艘三层的暗红色的船上。那段江面一排停着许多客轮，每一个都带着几层的小门、走廊和圆形窗户，小门的楣是圆拱形的。有人从小门走出或在窗户后凝望，他们的生活和这里只有短时间的关联，他们停泊于此地的姿态带有想象的轻微波动。多年以后听到“长江之星”客轮在荆江发生的江难，我想它是否就是当年这些船舶亲属中的一员，经过了改装，历经三峡变迁而幸存，逃过了亲戚们黯淡的命运，却无从预见最终的灾祸。
“到底她是不是被杀了？”
看来这里是鱼城船只们的收容所，又是殡仪馆。从白船到黑铁，隐秘的程序，适合在这记忆之地进行。
“说不定，长寿那边漂起来的尸体，她父亲去认了的，泡肿了，又认不出来。有人说，她其实在船上已经被杀了，还有人说她根本没上船。”
似乎为了挽回这次有头无尾的采访，以后我从朝天门坐客轮来过一次，在镇上逛逛，尽管在错位的时间里无从挽回什么。这过去是个大厂，它的镇子生活在往昔回味中，没有大的动静，正像脚下的回水湾，连带着大片被切割出深壑的沙滩。沙非常细，就像是那些往事被分分秒秒消磨又泄漏。江面没有了那个倒扣船壳的痕迹，甚至人们都像统一被封了口，无从打听。几艘生锈的大船船头链系在沙滩上，连带模糊的阳光，使人想到永久的寂寞。一艘非常大的船剥去了船舱的外壳，只剩下一个仓库似的骨架，但什么样的生物搁浅在江岸上，能遗留这么大的骨架？里面不时迸发出火光和声音，在搞电焊和切割。这里像是个修理厂，有多少被肢解的小船的灵魂，幽禁在这座水上监狱里？在它旁边不远处停泊着几艘近于报废的船，一艘在舱身上写着“乌江王子”，而另一艘是“长江公主”。船体的乳白色在阳光下有些干，细小的裂纹现出铁锈，从远处看来是两只被废弃的天鹅。而我在旧日的报纸上也曾读到报道，称“乌江王子”号是乌江上的天鹅，这艘现代化千吨客轮的首航结束了乌江只能靠小驳船航行的历史。
我问：那打电话的人又是谁？
我松了一口气，却又像立刻不甘心起来，最后再盯着那船壳看一眼，似乎可以肉眼穿透生锈的钢板，看透底下封闭的世界。我也第一次想到，原来船并不是坐着一点点下沉，也不是全部沉没，而是一定这样倒扣着，留一点点底在水上的。船壳底下或许有一些空间，残余着空气，是否还有幸存者用来呼吸，一口口地节省，等待外界的接济？但救援船只已经撤离，没有一探船底究竟的想法。身边的人们谈论着，船上总共有三十多个人，只救了几个人上来。我带着惭愧又轻松的心情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日报发表了九人死亡的报道，但我一直没忘记那个翻扣的船壳子，和永远无法确定的真实数字。
据说，她从朝天门上船，深夜回到涪陵，曾经在一家小饭馆外打电话，说在船上钱被抢了，一边说一边哭了。饭馆老板看到，过一会儿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来接她，她上了车，从此就失踪了。
我是从下游回来。我顺着星光往下走，或者是乘班船，到第一站望江机器厂下船。那是个大的沱，码头就是一块突出的岩石。沱里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渡轮沉船事故，似乎死了九个人。接到主任派活，因为城区出租费不好报，我坐公交绕行江北赶到现场，时间似乎已经过了整年，靠江一带拉起了公安的双色警戒线，挡住一溜车辆和看热闹的人，只看到水上倒扣一个船壳子，救援船已经靠岸，没有任何其他迹象。壳子扣住了一切，我怎样完成采访？一直以来的焦虑在此刻更为浓重，似乎我的饭碗也像那只船翻扣了，里面并无值得一探的内情。主任的传呼解脱了我，他发信息说，立刻撤回，有关部门已经发了一律不准报道的禁令。
“她周六到鱼城玩，是一个人来的，下午五点多钟，她在朝天门市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是在买衣服，一会儿就要上船了。听她母亲说，电话里女儿的声音有点哑，有点变。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她打的，她为啥子要给家里打这个电话，警方都无法查实。”
这是一处湾，这样的大船停泊，肯定有故事在那些窗里。我在滩上，枯糙的几株植物隔着水面，既近又远，因为水面，一切实质变缥缈了，平常的录音机的歌声，也轻柔宁静，也许这就是轮船上的歌总是不一样的原因？水改变调子。这是真正的轮船，可以出海，它的前景在这个夜晚预示给我，却只是眺望。我从未乘坐这样的大船，在夜里，这处港湾并不在鱼城城区，它为什么停泊在这里？或许一场搁浅事故，沙滩很浅，真有人在这里下船，似乎涉水走上来。也许船上并非有众多旅客，他们是神秘的人。
陈天说：“她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跟人交往。”熟人说：“校花怎么可能没有交往？她是不是校花哦？”“其实她的同学们说，她不是很漂亮，不是啥子校花。”“那你干啥子要写成校花？”“不写成校花，稿子还有看头吧？总不能说‘涪陵一女生失踪’吧？”熟人无言。“不过她父亲拿了一张照片来，照片上确实挺乖的。她父亲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只是捧着照片，念‘女儿啊，女儿啊’。”陈天又说到涪陵师专很多女生是在外面租房子，一些人“做业务”，等等。“她为啥子一个人跑到鱼城去？这本来就是疑点。她的家很穷，不会专门到鱼城买衣服。”
一个夜晚，我在下游水边，听到远处一艘轮船上传来的歌声，层层窗户的灯光。看不到船上的人，但似乎听得到声音。
我产生了一些隐秘的构想：她的生活，她为何到鱼城，故意给家里打电话，说明她要上船了，或者说这个电话是假的，她到底上船了没有，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谁，船上发生了什么，等等。后门无法入校，我们沿着一道围墙走，山坡上的夜晚宽大空旷。走到一道校门，一些学生在里面，我有些担心不能进入校门，但我们很顺当地走了进去。这是操场，学生是夜间锻炼的。陈天对熟人说，我总想他给找个师专小妹妹。他注意观察哪里有活动，有没有什么音乐。“有音乐的地方就有活动。”我说陈天是一条好的猎狗，熟人笑了，陈天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也笑了。我们离开了操场，校园很安静。忽然一个拿着鼓的学生匆匆而过，我们马上跟上去，学生转了个弯却失踪了。我们在校园里瞎逛，走过松影参差的小径，一些高墙下黑暗的拐角。陈天说在这里，一个男学生曾经杀死了他的女同学，然后若无其事地去上课。女生宿舍楼外晾着衣物，颜色跟男生宿舍不一样。陈天说可惜了，他要留下那两个女生的电话就好了，可是他实在不喜欢小妹妹。熟人说：“那你叫你朋友啷个办？”我说算了。
顺着江岸的道路走，直到一个高大的库房。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类建筑，令人震惊地高大，覆盖了整个斜坡，一直伸到江中。它那样异常的高大似乎是一个谜，它的钢架屋梁与供人在高处行走和操作的舷梯令人眩晕，而它雄伟穹盖下的情况却荒芜不堪：两条伸下江面的铁轨间长起了杂草，到处是生了锈的废弃机器，而在穹顶底下还另有一间小屋，不知道有何用处，或许是六六和残疾的五哥捡麻袋里泄漏的黄豆、摘香葱苗的缆车轨道？如果说以前这里发生过盛大的事件，那显然也和眼下无关，这里只有带来联想的遗迹，铁轨也不再像往常可能的那样伸到江边码头，码头被江水带走，只剩下几堆水泥遗迹。这也似乎可以说明这一带地区的历史。人们一直在议论从朝天门架一座大桥，但在我离开鱼城的日子，这座桥还像我刚到鱼城时一样遥远。
我们在一张校园石桌旁坐下来，凳子很凉，清风吹着。一对恋人坐着另外一张桌子，这里似乎谁也不愿大声，沉浸在什么东西里。我忽然感到，能坐在这里，已经满足了，毕竟有很多事情无法回来。我预感这个清风轻拂的夜晚会成为我的回忆。熟人和陈天说了什么，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总之我想多坐一会儿，但坐得不久，就得站起身走了。
过了很久我知道，弹子石码头那幢楼房原是法国水师兵营，1894年开埠后的史迹。眼下它毗邻宏升卷烟厂高大的烟囱，墙壁或许受了熏染，像长期吸烟者发黄的脸。它像杨闇公文集里的日记段落一样，意外地保留了下来，眼下被提起的原因是有人将它改造为一座咖啡馆，人们可以驾车从新修好的南滨路直达，坐在楼廊上享受法国风味的咖啡。
熟人离开了我们，对陈天说：“你陪你朋友好好耍吧。”但是我们径直回了酒店。陈天上网传送了他的稿子，我在他的桌面上似乎看到了沈文明手稿的文件名。我洗了个澡，然后我们一起看武侠片，时间在流逝，九点钟，开始看一场意甲联赛。要到中场，我忽然忍不住了，说：“今晚就这样过去吗？”陈天说就这样过去啊。不过顿了一下他又说：“如果你想找小姐，我可以叫一个来。”我问：“你在这里怎么办？”他说“我看电视”。我说那不行。“那我下去在大厅坐，等你们做完了再上来，可以吧？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犹豫。中场休息，他问我：“你想叫吗？”我问有啥规矩。陈天告诉我一百五十元（指吃快餐），她如果要价高，你要一口咬定，“一定要跟她把价格讲好哦。你要不要？”我点了点头。陈天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一个妹妹，小点的、乖点的哟。”这时我又心慌，想去阻止。
那天我似乎重新爱上了小絮，她像也意识到这份气息，我们没有爱惜胶卷，直到阳光消逝，竹林布下阴影，取景框里已看不清面容，只余留恋的轮廓。只有在这夕阳穿过竹林的辰光，我们有这样的场景，在她离开之后，我像一个叛徒，很快背离了竹林的记忆。也许我从来没有认真地爱过她，没有珍惜过那些时刻，总是半心半意，和那些发黄卷宗上的叛徒没有两样。这使我的生命难以留下印记，像以后通车的轻轨，轻易穿过了那片青色。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却倏然无从挽回。
等待门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心里越来越心慌，几乎是难忍的痛苦。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想到这个倒心安些，有理由后悔毕竟是可怕的事。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门铃响了。一个女的站在门外，问“可以进来吗”。
顺着浮屠关的山崖一直走过去，经过半坡的芭蕉林，可以走出很远，一直到一片坡底的竹林，密密封闭的竹丛中有一个亭子。小絮回家乡之前，我们来这里玩过一次。定下了回去，她似乎放下了压力，人倒显得滋润了些。或许两年的坚持，对我们来说都到了橡皮筋拉伸的尽头。我们在亭子里坐了很久，周围没有游人，听见枯凋的竹叶落下的簌簌。好久没有这样的时刻了，小絮试着把头发打成一条辫子，没有头绳就用手挽着，我说她是竹林里出来的狐狸精，她摆出表情让我拍了不少照片，有一张是用牙齿轻咬辫梢。我们还接了吻，似乎回到了恋爱之初，我们在西安的日子：那些校园和古城墙脚下的散步，四块钱一碗兰州拉面的味道，带着一点青葱，像那些拉长又青涩的吻，学校电影院里《苔丝》结尾巨石阵的微光，惊慌又安谧。那段日子结束得太快，小絮毕业回乡，接下来就是女娲山的场景，似乎相隔太久拍下的两张照片，虽然在时光的胶卷上连续着，场景却已全然切换。
她看见我们是两个，显然有点吃惊。陈天立刻对她指指我：“好好陪陪我这位朋友。”她放松地冲我笑了笑。陈天和她聊，她说她是夜总会的业务员什么的，把我搞糊涂了，我说：“你自己呢？”她扭捏了一下说，也可以的，这时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迟钝。和她谈价钱。她说二百块，我做老练状说：“啷个得行，一百五。”她笑笑，说也可以，但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再加五十。我问她什么特殊情况，她微笑不肯说。陈天问我：“这个妹妹可以唦？”我不知道怎么说，在犹豫。陈天又问了我一句，我终于很犹豫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妹妹。”她身材有点高，胸脯丰满，但面目似乎不是很可爱。陈天说“你怎么回事吔”，她说没关系，如果不满意，可以另叫人来的。但是我觉得她对我的犹豫不快，也为自己的犹豫发窘。我把手搭到她的肩上。陈天出去了。
我想透露一点叛徒名目背后的什么。在那张集体“敲砂罐”的旧照片上，黑乎乎的江岸上有依稀的积雪，我想用阳光下转瞬即逝的雪来形容他们，后来为了签版过关，又加上一个“脏”字。在鱼城，我只看到过一次下雪，雪落在黑色的屋顶和稀烂的地面上，立刻就脏了，也存不住。或许留下一点湿润，是在世的最后痕迹。对于我来说，这个城市的阳光太过强烈了。
我把她抱在膝上，她有些沉重，我抚摸她的胸脯，她有两分扭捏，我感到了欲望。于是上床。据陈天讲，这张床曾经同时有三个师专女生和一个男记者躺在上面，当然那时是另一个记者驻站。这个记者走后，还有女的来找，说那个记者许诺的，要和她结婚，陈天只好好言劝慰。
虽然死得不明不白，无从和邻近的烈士相比，但比起出卖江姐的叛徒，好歹有了个迟来的名分。到周末部之初，为了一组鱼城解放六十周年的专题，我每天坐公交往返沙坪坝档案馆与报社，在泛黄的旧报纸和卷宗里泡了一周，寻找刘国定和冉益智的材料。两人都是江姐的上级，被捕后却没有坚持多久，江姐成了他们的叛徒投名状。其中的刘国定，似乎是为妻儿的安危所迫，新中国成立后被捕的供词里，充满忏悔之意，冉益智则更硬一些。两人的结局，是和近百人一批在某处江边抵着后脑枪毙，鱼城俗称“敲砂罐”，身后自然无从得到一块墓碑，或许成了江上的浮尸，顺水漂流了，剩下一个叛徒的名字钉在时间的柱子上，名字后面的内情已失去意义。
各自脱衣服，我准备帮她的忙，她却一下子脱去了，戴着鲜红色的乳罩，内裤也是红色的，当硕大的乳房从罩里脱出来，我忽然觉得难受。太大了，棕黑的乳头很大，在沙发上那种诱惑忽然无影无踪。一切得从头再来，徒增任务的压力。我故作轻松地问她一些话，她也问我，她说她是“反叛”性格，使我觉得好笑，但没表露。她又问了我一句什么，也许是问我有没有病，这一句忽然让我阳痿了。她的手发现了我阳痿，说男人就是这样脆弱。我想让自己勃起，但是不行。我问“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多吗”，她说，有七分之四，但她都能使他们成功。我问用什么方法，她说，用最原始的方法。我感到我们在说警句，如同吴海子诗中的酒吧醉客。她也意识到了，说：“我们应该认真一点。”于是她不再说玩笑话，压在我身上揉擦，咂我的乳头，但是仍然没用。
在杨闇公雕像的身后，悬崖下另有一块较小的墓碑，墓主陈鞠旅，身份标明为解放军驻鱼某部高参，去世于1952年。我对墓主的身份和去世年份起了疑心，回头一查果然是国民党黄埔将领，新中国成立前夕起义，镇反时被关入学习班。因为一同起义的两名将领先后脱逃，其中一位被秘密处决，墓碑看来是数十年来家属要求重立，年代与杨闇公塑像大体同时，但地处悬崖之下，略为卑湿，已爬满黄绿苔藓，似乎墓主生前身披戎装，和军旅尽瘁的理想一起年久褪色。
我说“先把套子戴上吧”，似乎我觉得这很灵验。她为我撕套子，我发现套子也是红色的。套子戴在萎缩的阴茎上有些可笑可怜，也许她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些废然，不想再这样徒劳了，我说“你为我口淫吧”。她说：“这就是我讲的特殊情况了，要加五十元钱。”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她问我洗澡没有，我说洗了，于是她往被子下面钻，但是我忽然想到口腔黏膜会传染艾滋病，就止住了她。我给她说了原因。我觉得她会不高兴。她没什么反应，只是说不会。我说会的。她说：“我们这样就会传染艾滋病。”我说不会。她就又上来。我说算了吧，就这样躺一会儿。这是我的问题。但又不甘心，一会儿又说，不如我们穿好衣服，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她说：“我十二点还有事情。”我觉得她没有为我尽力，但不想和她争执，就说算了吧。她开始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是我唯一没有成功的男人。”我想着钱的问题，很艰难地问：“能不能少一点？”她稍微沉默了一下，说不能，她回去要给夜总会交一百元台费。我点点头。
此后在浮屠关公园游玩，在靠近山顶的交界，意外看到了杨闇公的雕像，身披风衣，手拿礼帽，身体微微前倾，似乎从朝天门码头出逃时急于上船的姿势。虽然气宇不凡，但有了先前的印象垫底，也不觉得如鱼城大学的领袖像宏伟疏远。雕像是就地在山岩上开凿，触手粗粝，保留着岩体的质地，连通一些微小的裂纹，似乎传递了某种内心隐秘。支撑这尊雕像屹立的，也许不全是理想的支柱，倒是内心痛苦的鞭策？
我沉默地付给她钱，似乎为了解嘲，问她是为什么呢。“也许你嫌我胖了吧。”似乎为了表示歉意，她说，她们那里有很瘦的妹妹，可惜今天没在，要是你明天还在这里，让她来，你一定会喜欢。看看我的沉默，又加了一句：“瘦是瘦，脸面是多乖的。”我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她说“那再见，谢谢”。我也说再见，随手带上门，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估计陈天看到小姐下去，就会上来。我让他等了有五十分钟。
日记到离开潼南为止，全书其余是为党起草的一些文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正义凛然，和日记中的气息全然两样，无从知道那个创建了鱼城地下党组织，和最后被捕就义的“领导人”，是否身上还潜藏着那个先前苦闷叛逆的少年。意外的是，编者把日记保留了下来，我因此知道了在铮铮铁骨的烈士身上，也藏有一个卑琐如我的平凡人，像是卸下了某种心理负担。这是在参观所有的烈士圣地时从未感觉过的。
陈天果然上来了，问“怎么样，乖唦”，我说“我阳痿了”。他吃惊，说怎么可能。我告诉他，也许是因为我对女性的观念，我还有美感。陈天说欲望就是欲望，不要当成别的什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时我想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说：“性，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追求美感吧？有些人可以去奸狗，他们的阳具总是铁一样坚硬灼热，摆脱了一切心灵蛛丝的困扰，你对他们不能不震撼。戈尔丁的《金字塔》里，少年情急不知所措，让公告员的女儿艾薇握住他“坚硬灼热”的“祸根”，于是推动了障碍，一切美妙又残酷地往下滑。苏菲·玛索主演的一部电影里，老人对想搞柏拉图式恋爱的年轻人说：“你为什么苦恼？你年轻，你富有，你有阳具。”川端康成暮年写的《睡美人》里，老年人的阳具蛇一样掠过少女们沉睡的身体，它们早在世情的沙滩上晒干了。陈天说：“美感？那是一种龌龊的要求唦。只有欲望，简单的欲望。要像胡塞尔那样把它还原。”
开始接触这个名字，是由于一本纸张发黄的旧书，在大都会后面的地摊上偶然看到，花了三块钱买下来。这本暗红封皮的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日记，记录了不满二十岁的他在上游潼南小城的苦闷，一面参加进步运动，一面和同伴一起在大街上拦住女孩子，“验脸盘子”，回到住所又责怪自己无耻。在不断加深的自我分裂之下，终于离乡到鱼城投入更大的事业。没过几年，当上了鱼城地下党第一任书记的他在鱼城去武汉的轮船上被捕，在浮屠关被杀害。
我确实感到自己有些虚伪，我的阳具也虚伪，康生说过一句话：“知识分子这东西，就像鸡巴，说硬就硬起来了。”说软也就软了。陈天或许跟我相反，欲望的满足使他痛苦，当他对女人厌倦的时候：“我想死，我看到女人就像看到动物一样，根本不想去动她们。”他在电话里这么说。我说你写稿子唦，他说稿子太简单了，他坐在屋里就能搞定一切，那谈不上是精神的活动。“既然你是这样，你不能找妓女。”陈天说。“可我没有其他方式，喊你找小妹妹又没找到。”我说。“可是即使找到了，你也要花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呀。”我们沉默了，看电视。过了一会儿我说，看看沈文明的遗稿吧。陈天这回答应了，我在陈天的电脑上看到了遗稿，正文刚好五千字。
站在渣滓洞的烈士雕像前，我并没有像那个同学一样生出很多感觉，江姐这个名字和她形象的质地，就像草地上那些白乎乎的雕像，对我来说太过遥远而不可触及，更常想到的是浮屠关公园的一尊烈士雕像，主人公是杨闇公，一个比江姐和出卖她的叛徒们早二十多年的共产党员。
文章字面并不晦涩，但我似懂非懂，看得出的是：自杀未遂和厚此薄彼，是这篇论文的两个中心概念，或者说譬喻。沈文明使用譬喻似乎也出于无奈，他的理想也许是最大程度的确实和简洁，但为此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就像里尔克说的，被思想者之力过度弯曲的词语的权杖——为了接管世界——从他手中弹开了，崩裂了。因压力不可承受而崩裂的尚有脑血管。还有一个细节：他把“铺垫”用成“奠”。
“下次还来。”同学搁下这句话。
文后有陈天的读后记：
同学在陈然和黄显声将军的囚室久久流连。“我收获很多。你们看，这几句说得多好。”我们顺他的手指瞧去，那是陈然在囚室写下的座右铭：“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还有其他几句记不得了。当时我想到了昆德拉评论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大体是讲伏契克为什么要留下文字？因为他渴望被人知晓。真正非人的死亡……寂寞地死去，无声无臭，像一堆东西烂掉，是烈士无法忍受的。是昆德拉写的吗？同学严肃地走出了渣滓洞，我看到他在阳光下的场坝里深深吁了一口气，仿佛对那种庄重气氛领受得过多。直到我们又走上大街，同学的面容恢复了轻松。晚上，据说他还要最后一次体验鱼城的妹妹，因为明天上午他得飞回深圳了。是的，他确实善于飞，一个类鸟飞行能手，他在地面上的时间经济而紧促，我忽然想到“深圳速度”。
2001年8月26日，来到龙台山，他就生活在那里。山、水、树、竹，见到它们，一切凝固了。我也开始理解这场“觉之开放”。
听说这里到了晚上，探照灯狂乱地转动，忽然警笛齐鸣，狼犬狂吠，枪声大作。人出场了，他们是特务和地下党，烈士们被带到刑场，铁链牵住的警犬，狺狺地扑向遮蔽不住的人体，高唱《国际歌》，执行枪决——密密麻麻的枪声，人们像植物一样倒下了，却又奇怪地站了起来。节目戛然而止，有人旋上了录音机的声钮，“烈士”和“刽子手”团聚欢庆，原来这是新开发的“夜游渣滓洞”的体验节目。据说，经过这样一次体验，人的精神境界可以有所改观。
他的离去，关上了大门，但从他所理解的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带出了真相。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只能独自怀念着，除此之外，就是他讲的伤感。
在车上，同学勉强地笑了两下，说：“各地有各地的美。”我才发现本来同学的神态是庄重的，也许此时他已笼罩在革命教育圣地的情感之中，其他的东西都收下了桌面。不由觉得失言。快速行驶的车中，我们冷场了一会儿，经过一处十字路口，行人纷纷而过，对红灯视若无睹，车子只好减慢速度。同学说：“一个城市，应该非常注重精神文明。深圳现在……”我恍然想起深圳似乎确实报道过抓精神文明，方式却忘记了，或许黄马甲之类，连同学讲解的我也忘记了。到了渣滓洞，只见树丛和野草地上，时时忽然矗起白晃晃的雕像，每一位都是一个烈士，不大分得清性别，更不知道哪位是江姐或小萝卜头。一处很深的草丛中，半隐的门上挂着一个小牌子——狼犬室，轻易就让我们回到了那些凶险年代的夜晚。我们经过了刑具室，往里看那些铁和火炉钩子镰刀之类，竟然是用来对付人的，观看者一瞬间感到被非人化了，但火炉中的火苗却是涂抹的油漆和小灯的红光。
也许将用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他所说的一切。我记得在很多夜晚，我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无论怎样大声地哭泣也于事无补。孤独是怀念中最后的结果。这也该是他要说出的。
这一问唐突，但有出处。很早陈天就说，他有个同学要来，来了要见识见识鱼城妹妹。这个同学经常出差，尝遍了全国的姿色，上一次路过万州，小试一番觉得不错，这次专意要看鱼城妹妹。昨天晚上，陈天约我的时候，说白天他陪同学上街，走到一处发廊，他的同学洗了个头，洗头的时候谈好了，就上楼去。陈天在底下等了四十分钟，同学下来了，脸色红润，叹息地微微点头。陈天低头陪他逛街，才走了两步，同学掏出手机，拨通了深圳那头：“喂，老婆吗？你好哇——我在鱼城挺好的，和同学逛街呢……”语调柔和，脸上露出体贴的笑容。
陈天 鱼兜日报社宿舍 2001年8月27日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几丛茉莉花——我从来没想到这样使用“妹妹”这个词。那时我有个姐姐，经常打我；我有个哥哥，经常和我打架；我最想要个妹妹。后来，高中时代知晓了潇湘馆林妹妹。很长一段时间，我认真地想象割掉生殖器，它渗出污浊的液体，带累我的心灵满足于纯洁优美的想象。我觉得它终究会害我一生。实际上我那个想法就像我常常犯的那个预感的毛病一样，是有道理的。
在“阳痿”和“自杀未遂”之间，有什么联系没有？我只领会了一些譬喻，比如他妻子刻在他墓碑上那句“出脱犹如露珠跃出水面，刹那间照亮理念之海”。我觉得这里有海德格尔的调子，但“理念之海”又是沈文明的。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临江街道上看见一幢待拆的厂房。小小的巴别塔，所有水泥柱都倾斜着，像一种纸糊的积木建筑，眼看就要倒下来却又永远保持现状，但又像沈文明手稿中说的：建筑过程始终未能完成，蜂拥增长的只是脚手架，直到崩溃来临。
“鱼城的妹妹味道不错吧？”
我在床上躺着，陈天在沙发上抽烟，灯光似乎照亮了他那一小片，我们像两个舞台上的人，谈着这份手稿。陈天说他有一个想法，把这五千字的内容推演开去，全面阐释沈文明的哲学体系，并用它来解释许多哲学问题。为此要看很多书，才能理解沈文明的思想，他现在也不过理解一部分，只能等待、希望。我说你怎么相信它能解决现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陈天举了一个例子：四川大学有一个哲学博士，是他原来的同学，他对尼采的一个命题很困惑，陈天用了沈文明文中的一个概念，很容易地解决了，他也很信服。我为一种东西激动了，说：“那你就该让自己的生活规律些，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全身心完成朋友的遗作，如果你觉得确实有价值。”陈天说他在做啊，在看大量的书。“况且我已写了八千字。”他强调了两遍这个数字。“再说，要等待状态，这又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我想对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好状态，永远都是现在这样。”我知道他懒散。
前不久，陈天回城休假，喊我和他及他的同学一块去游渣滓洞。这位在深圳交行工作，每月有万把块钱收入，老婆也是银行的，买了房子，买了辆富康车。我们乘公共汽车踏上圣途，刚上车我就问他：
要睡觉了，陈天说：“你睡床，我睡沙发。”我说床上是干净的，做都没有做，你怕什么？他想了一下答应了，说各睡一头。睡下以后，就谈起我的小说来。上一次，陈天批评了我的小说，他不喜欢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我努力向他证明，我想微观地看待世界，特异的世界。“难道就没有打动你的地方吗？”我不相信。他说：“你指那种心里一动的东西吗？没有，真的没有。”我知道陈天喜欢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
渡轮有三班，另外的路线是去江北和弹子石。我曾坐船到弹子石，从下游有礁石的码头上岸，不久见到一幢外国风格的塔楼，有拱形的门窗和四面的石柱，附带一个小院，院门前挂着一个牌子：“弹子石粮站”和“农机所”。一个女人在门口缝衣服，望进去可看见其他西洋式建筑。我想这是哪段历史留下的。在鱼城，这样的地方不少，其实像上海一样，鱼城也是近代的某种混血儿或者私生子，这是六六的身世暗示了的。可惜那个私生子，或者说鱼城身上的私生血统，已经像六六的身孕那样，在一个不乏革命清教徒气氛的手术室里被生硬拽出打掉了，不像上海的被精心挖掘出来。外来的人们谈论的是红岩或渣滓洞，鱼城妹子以及好吃街并列三大件，并不觉得其中需要过渡。
这次他却说，经过思考，他认为我那样一种表述世界的方式，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我可以发展自己。“也许再过几年，你会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现在不曾料到的境界。”黑暗中我被感动了。我想到了高老师，他在研究阎连科，自从我在电话里指摘了几句阎连科的寓言现实主义小说后，就疏远了。想到其他一些冷遇，已经习惯于活在否定中，并开始不相信成功的可能。我对陈天谈到自己的一些计划：把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中国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也是梅氏《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译者郑超麟联系起来，他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里两度坐牢，我在上海北站出口似乎见到过他风干的身影，没有多余的筋肉可供腐朽；外加不久前家乡农民的“基督教”风潮，以此写作一部小说。
回去写的稿子受了批评，发了个豆腐块，女主任撇撇嘴，说出了差，花了两趟船票。我的第一次下乡就这样失败，只剩下两次坐船的经历。我还来不及理解盆地的生活，之后成立区县部，也由于小絮来鱼城和生病失去了驻站机会。我始终是个一半的在场者，就像一本小说里说的：因为他是诗人，是个半心半意的爱人。
似乎谈话已经冷场，床头灯关上了，关了灯却发现，话头并没有结束的意思。大街上偶尔驰过的零星车声，远远不能和我住的租屋相比，涪陵是一个安静的小城。陈天重新拾起了话头，讲起他和沈文明、吴海子在大学里的往事。如果说坐下来时，沈文明是天然的中心，站起来的时候，中心人物是吴海子，他更合适的位置是在桌子上。
回去的路上，经过同样青黑沉寂的瓦屋，屋后总是带着一片竹林，新冒了笋壳。田间小径上，一个农民挑着箩筐，一头是自家新舂的白米，一头是两封油纸包着的红糖和腊肉，大约是去送礼。这是盆地人的生活，一切惊心动魄的事物都自行淡化了，我找不着地方落笔。
吴海子按照当时的风俗浪游数月归来，几个人把他推上去以后，喉咙的紧涩一下子被打破，开始朗诵他自己的《吹笛子的少年》或者《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他的声音不是最浑厚，但和他的诗歌一样，柔润而朴素，有一种极细的泥土的微甜。天空阴云掩住了微光，忽然下起大雨，吴海子试图下来，可是大家不让他下来，于是他继续留在台上朗读《马克楚克高峰》，他的头发披在脸上，像山在雨中向上生长。瘦小的陈天在台下仰着脸鼓掌，让雨水直冲额头，把额头冲得干干净净。陈天说，他本来不喜欢诗，但那些日子里他记住了许多诗句，这些诗句牢牢筑在记忆里，就像用冲压器夯进了大脑，现在还会在一些毫无关系的时刻莫名其妙地蹦出来。譬如在采访一个污染了白云湖的璧山皮鞋作坊时想到“他们黑橡胶一样地来到/撒下了细沙的恐惧/脑子里藏着一管无声手枪的/不测风云”。
他依旧编着竹篓，没有从马扎上起身。我走回老婆婆的院子，凑近上锁的大门，有些心悸，姑且往门缝里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报料中“吃人”的情形，想来明明瘆人，却不知如何还原。
那天晚上的朗诵最后引起了学生会的注意，有几个人过来想要大家散开，交涉之中一个人对刚刚跳下桌子的吴海子说了一句什么话，吴海子一拳打中那人的鼻子，那人立刻蹲了下去痛苦地捂住脸部。事后知道是鼻梁粉碎性骨折，需要做复位手术，各种费用需要八百元，这让父母都是农民的吴海子立刻傻掉了。那几天吴海子整天低着头，除了痛悔自己对不起父母，什么也不说，陈天简直担心他会自杀。至于那句话是什么，吴海子之后再没有说过，陈天当时听到话里有“诗人”如何如何。陈天没办法帮吴海子什么，他身上只有几十元饭票而已。
后来我在邻家找到了一个男人，他坐在门前编织箩筐，沉默地劈开一条条竹篾，似乎是村庄里唯一的活人。我问了他，原来是老婆婆的堂弟。事情在他口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老太太只有一个孙子，在远处打工，两个女儿各自成家，老头子前些年去世了，一个人住着的。她养了一头母猪，下些崽赚口粮钱。前一段她忽然发病死了，人可能是早上起来开门栓子，开了栓子人就倒了，大门没打开，也没人晓得。我们也各有各的事，没人去那个院子。母猪等到人喂食，饿急了，它还晓得跳圈，到屋里却找人，一拱门就开了，看到人倒在屋里，到底是个畜生，饿急了就啃，啃完了依旧回圈里，饿了又去，吃了两顿。我看大门敞开的，猪总往屋里去，过去望才发现了，人后脑壳上和屁股上啃了两个缺缺，已经有味道了。派出所的人来了一下，觉得不好看，喊她孙子回来，把人火化了，又出门打工了。母猪也卖了，够办丧事请人下力。就是这么个事，过去个把星期了，值得你来一趟。”
这天中饭时间，一个瘦小的女孩子站到了低着头回宿舍的吴海子面前，拿出八百元钱。由于吴海子不肯接，最后她把钱放在了他的饭盆里。
客轮在江津的一个码头靠岸，人群和物什像在朝天门一样凑集。我搭了一辆三轮摩的去到村里，找到那个老人生前的院落，刚落过雨一样潮润寂静，屋瓦完全变为黑色，为盆地陈年的雨水浸透。院里歪斜的石板缝间也长出苔藓，在极度清润中腐朽发黑，人踏脚时要分外小心。一扇老式的木门锁着，看不出什么异常，似乎从未发生过那桩惊心的爆料，但村庄又确实经过了什么变故，所有的人远走他乡，初次下乡的我心中茫然。
那个大雨之夜，这个女孩子也在台下，只是她始终没有发出声音而已。吴海子依稀知道她是他的同学，姓李。
到热线部初期，我曾从这里乘船去下游，初次名正言顺地走过趸船微微浮动的长条栈道，跟着那些提笼挑担的人上船。这里的人们来自乡村，有着比城里人矮一头的个子、谷壳一样的脸色和温和乐天的外表，不会为大的痛苦陷没，即使肩上有重担，嘴里升起的一缕烟丝，也能化去他们额头凝结的皱纹。我的采访包很小，心里只有一桩母猪吃人的社会新闻，却像比他们一生的心事和负担更重。客轮顺着两江交汇的动荡水道下行，铁质的底壳制约又传达着那种颠簸，使人稍稍担忧又仍可放心，感到船体和整条江河一起下行，似乎赶不上江水的流速。后来我坐上新开发的水上飞翼船，感觉就全不一样了，顺水的时候，船体也像逆流在和江水抗争，不肯片刻和解；马达带动船身轰轰地颤抖，要把水体猛掷在身后，激起的水花拧成鞭子，猛烈地抽打着玻璃钢舷窗；船和水之间失去了任何停泊起伏时的温柔气味，似乎宿命仇敌，人的心里也急切不平静。
事情过去之后，人们开始看到吴海子和小李走在一起。吴海子的衣服渐渐变得不再那么邋遢，他和大家的活动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些活动中多了一个小李，她会买一些东西贡献出来，她是鱼城城区的人，家境确实不错。当陈天和其他人就一个牵涉到康德或者海德格尔的话题加入争论时，她始终是在一边听着，她就这样自然地被圈子接纳，最后变成了吴海子的妻子。大家都说，吴海子一家有两个诗人，一个写诗的和一个不写的。
停靠在码头上的，只剩下客轮和趸船。那些趸船被粗大的铁链束缚，连带水下沉重的锚，出自铁铸却像纸船一样随水位上下漂浮，排成一长列供行人经过。我常常幻想加入那些人流，踏上一班船前往不知名的远处。有时会想到一部电影，乘船者中夹杂一名戴着手铐的特殊旅客，却有着清白无辜的面容，乘船经过漫长的巴山夜雨，去到离我家乡不远的地方。但它们的数目不断减少，眼下只剩下用灯火和喇叭声循环招徕游客的两江游船。
毕业之前不久，一场风波让大家完全卷入一个更大的圈子，陈天像断线的蜘蛛一样从文峰的圈子里脱离出去，一头扎入这场风波，并且突如其来地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爱情。
有时我从舞厅出来，会从食品舞厅往下走一点，灯光稀落，显露出去码头的趋势，两旁是各种市场，尽头朝天门的轮廓显现出来。眼下这些门面，广场改建了几次仍旧人气不旺，门可罗雀，码头上也没有了虹影笔下扛着大包、沿着石阶爬行的人，连替代的绞车钢绳也已生锈拆除。我来到鱼城的那年，正是它拆除的时间，货船都从码头移走了。
陈天的爱情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时陈天从沙坪坝广场的集会上回来。这次集会号称沙区高校的全体聚会，却因为鱼大和西政的争当领头无疾而终。陈天为聚会准备了一件白色T恤衫，前面用红色墨水写着两个大字，后面也写着两个大字。他穿着这件衣服挤上了回校的公交，乘客都尽量站得离他远些，一个女生却挨着他站，她主动找他说话，到下车时他们互留了宿舍号。第二天中午，陈天生平第一次听见有女生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后来她告诉陈天，就是他那身衣服吸引了她。
我初次走入舞场的金竹宫已经关闭，它再也没有得到打开入口的机会，就像这个入口根本没有存在过，没有那个庞大的地下空间，里面交合的声音、气味和体温都不知去向。那个空间失踪了，退回了鱼城的身体内部，或是等待有天再度被人挖掘，带来难以预料的好处或灾祸，就像后来那些电影里演出的，它们总是触摸了一点点，又悚然退回，不敢实际地触及那个封闭之秘。就像较场口的“大轰炸惨案”入口，发掘了一点点出来，专门造了一个房子，甚至摆上一张办公室，做成一个参观入口的样子，却从来不曾真正开放，没有人知道入口深处的内情；或许已经被地面上“得意世界”的建筑消除了，或许仍旧埋藏在这个世界底部，有一天死亡的气息会和封闭的废气混合，像《一双绣花鞋》里特务留下的军火那样爆炸，再度令人震惊。对于这份秘密，我们都是三心二意的同谋者，金竹宫换了一个场所开放，却再也没有红火过，那里只有一些人老珠黄的舞女，地面上的食品舞厅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它。
恋爱的最初内容是在校园大道散步，聊，内容是法国革命、聂鲁达、尼采。在唯一的听众面前，陈天忽然变得口齿流利，充满气势，具有了圈子里朋友们身上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陈天说那是一个非常清秀优美的女孩，使人眼睛一亮，还是陈天老家广安的人。“我父母都非常喜欢她。”
散场时分，从舞厅走出的男人和女人会经过这里，有的可能住在附近，大多去搭通向南坪或牛角沱的公交车。人们裹着从舞厅存放处取回的大衣，步履匆匆，不发一言，和走入舞厅时类似，像是含有某种惭愧的坚决。前一段非典的时候，大街上行人稀少，不少戴着口罩，但我路过舞厅的时候，仍然看到有男人和女人陆续走入大门，存放身上的外套。他们走入舞厅黑暗的决绝使人吃惊，似乎那个支配了他们的欲望，要活过死亡本身，他们卑琐的身形透出某种忠诚性，是他们维护着下半城的生活之秘。而像我这样的揩油者，却已在疫病的威胁前退却，顺从地退回了消过毒的日常生活。
夏天的事件像诗歌朗诵会那天的暴雨一样过去，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这时陈天才想到了沈文明的告诫，沈文明让他记住鲁迅先生的话：革命和反革命从来是难以分解，今天你是革命，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那年的毕业分配久拖不决，颁发毕业证之前的最后一次课堂上，班主任和教育局的一个人一起出现在讲台上。班主任压低了嗓子宣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谁参加了的，主动承认，学校既往不咎。现在不承认，等到我们点你的名，可就晚了。我们手里已经掌握了全部名单。我给你们三分钟。”
那两年东水门大桥还没有建起来，街道一直平淡无奇直到在打铜街前面出现一个拐弯。我想到一部以人山人海为题的电影，来鱼城寻人的表哥和打工的表弟在拐角路边餐馆吃担担面，表弟不停地向碗里加辣子，当他的手第五六次伸向辣椒面小罐时，表哥终于伸手阻止了。辣椒是穷人的味道，鱼城人叫“海椒”，想不出和大海有何关系，却有一种强化的意思，或许是“嗨”。整部电影我只记住了这个细节，脑子里自动和这个拐弯处对应起来，似乎原本就在这里发生。突然的拐弯是提示，我到这里有个目的，尽管一路上可能淡忘，这会儿却要明白地拾起来，像众多远近而来的男人女人，不发一言却方向一致。
随后是难堪的沉默。两分钟内，有几个同学站了起来，教育局的人马上表扬了他们，表示会宽大处理，并且说：“还有没有？再不站出来，就没机会了！”班主任的眼睛一遍遍地在每个人脸上扫过，陈天当时觉得，老师特别注意地盯着他，心里开始激烈斗争。还剩五秒钟的时候，又有几个同学站了起来，这时老师再一次扫视全场，提高了声调说：“还有没有？那些没站出来的，我从十数到一，数到一他还不站出来，说明他是顽抗到底，我们是不会给他机会的！他们不要想毕业和工作的事情！”
尸体依附在轮船船底，那座五层大船似乎正在午休，拉着窗帘，人们在舱室内平常地生活，进食、交谈、梦呓，不知旅途通向何处，但肯定的是，他们和起身离开江堤的我一样，不会到达任何地方。
老师这回说的是“他”和“我们”，使陈天感到：所有参与过运动的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只剩下他了。不仅老师，全体同学的眼睛都盯着他，他们都知道那件T恤衫，知道他曾经去参加静坐。那些已经承认的同学，他们站起来比坐着的同学高，形成一种威压和期待，他们自己看上去倒轻松了。班主任口中的数字从“十”到“五”，一声比一声低沉，陈天感到自己抵挡不住了。虽然沈文明早就告诉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心”，那等于自杀再被踏上一只脚，但这时从班主任口中念出的数字的威力超过了沈文明的告诫，陈天准备，在他数到“一”之前霍然站起，加入站着的同学中去。但班主任数到“二”，陈天背后却发出猛然的响动，一个同学站了起来。
只能半途而废地生活。在望龙门外的码头上，有一次漂来一具尸体，停在一艘驳船下面。浮尸和我在下游唐家沱看到的男性一样，是仰着的，女人则是趴着，似乎犹有禁忌，和虹影写的正相反。几个警察在船头拿着一根杆子一直在拨弄尸体，由于他们只是使用一根杆子重复地拨弄，他们的打捞看来完全无望，甚至不清楚是为了打捞还是不相干的目的。有一下尸体动了，似乎要被撬起来，却忽然脱落漂走了，看着漂入相邻的轮船船底。警察们站着望了一阵，有人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个人还到下游看看尸体是否漂出来，终于放弃收队了。客轮的船楼上有个人，趴栏杆往下望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这件事情，后来也进舱关上了小门。
班主任没有表扬这个同学，也没有再念数字，而是说：“站出来的人，下午分别到我办公室来，听候严肃处理。”他又和教育局的人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就走出了教室。教育局的人出门前盯了那些站着的同学一眼，眼光特别狠，似乎为了特意记住他们。这一眼立刻把站立者打入另类，有个女同学马上哭了起来。他们虽然还站着，但谁也不敢首先坐下来，姿势却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似乎比坐着的同学还要矮。这时陈天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感到自己现在这样坐着而不是站着，是多么幸福，沈文明的告诫又是多么准确。
小絮离开之后，欲望随着身体的重量回来，我又开始了从报社步行去打铜街的日程。眼下这段开始拆迁，街道两旁总有一个老人守着的杂货摊消失了，晚上经过时，黑洞洞的建筑内单单一盏灯光，似乎是煤油灯，让人想到不知何人留守。这段道路的古老历史，或许即将结束，就像凯旋路拐角街区的内部，已经拆成一片废墟，单单剩下一座带有拱廊的民国楼房，却像是已经腐烂，据说是要易地重建。相比于上半城的解放碑，这条同样以解放命名的街道太过卑微和黑暗，注定要沦落消失。这些黑暗中的屋子，带着风化的小青瓦前额，和紊乱无从清理的下水道，和我一样只是过客。
等待分配的那一段日子，陈天回到了沈文明的圈子，沈文明温和地接纳了他。但不知为什么，圈子的活动忽然停止了，并没有什么明令禁止，只是气氛不一样了。以往那些每天换上一层的社团活动海报也减少了一大半，它们连同各种话题在到达了顶峰后忽然消失了。
到鱼城来，也没去过江津的陈独秀墓；去过西师，却没注意吴宓墓，也不知道他在这座偏僻校园里写下的厚厚一沓后半生记录，连同他看到的躺在农大工具间的红卫兵尸体。赖家桥和胡风、路翎。南岸林风眠隐居的大佛段（在电脑上能够打出林风眠这个词），向同事打听了几回，都不知道。后来却有意外的机缘。一个南岸的小女孩，十四岁时失了一次恋，她母亲从此把她关在屋里，门窗都钉死，直到现在二十六岁。晨报曝光了这件事，女孩才走出了屋门，她喜欢唱歌，唱的还是十四年前的歌。这个女孩住的地方就是大佛段。但是这个机缘，我没有去实现。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有。弹子石有一个小女孩父母离了婚，判给她母亲抚养，母亲喜欢后来生的孩子，不给她生活费。母亲说是自己下岗，给不起，女孩说母亲带“自己孩子”上街，吃的一买就是十元的！女孩告了她的母亲。想给女孩捐点钱，想到要通过晨报的记者，又罢了。
分配结果下达，那些承认了的同学都被分到农村，连同那个哭泣的女同学，她被分到了开县一个油矿。多年以后，新闻报道那里发生了天然气井喷事故，死了两百多个人，不知道这个女同学的遭遇如何。大多数人的学位证被扣着，以观他们今后的表现。陈天顺利地分到鱼城特钢厂。
往前走是望龙门，像是储奇门水码头一样，始终不知道城门在哪里，还有那座靠近江堤的监狱，隐身在过往的历史里，无从寻觅。就像在上海，明明知道提篮桥监狱就离外滩不远，却从未去过。傅雷夫妇自杀的地方，也不知究竟在哪一条街上。只是庸常地幻想过两回，古董窗子、煤气街灯、空旷街头黄包车风一样驶过什么的，这些大路货。
但陈天的女朋友被分到一个县的中学，与她跟着陈天参与了一些活动有关，她们是师范院校，“交心”抓得更严。从鱼城到那个中学需要一天多。陈天常常旷工去看她。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一紧，不知道有一天，小絮会不会对我说出类似的话。
“我到她的学校去，从县城开始，车子到那里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总喜欢乘着月色，在小路上走上两个多小时，走到她在乡下的学校。学校在一片水田中间，那些水田由高到低排列，由一条溪水灌溉，也可以说是梯田。学校是清白的，房子前整齐的五棵松树。当我到达那里，松树在白地投下影子，这些高挑的影子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像是我自己亲手在心里栽出来的。”
李影不久就和那个老板结婚了。婚礼举办之前，陈天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个电话过去，李影没有听出来声音。陈天说不至于吧，这么快就忘光了吗？李影没有回答，问“你有什么事情”。陈天说“听说你要结婚了，过得很好嗦”。李影说“是啊，我过得很好”。过一下她说：“我肯定会过得好，因为我再也不会和你们这类人交往了。幸亏你当时没有给我时间。”
其中一次他印象最深。“那几天一直在下雨，涨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水，我到了她的学校，她却似乎到了一个岛上。我和一个朋友去找她，茫茫的一片水，我乘船去那个岛上。晚上我在一所类似大庙的房子里住，从来没下过那么大的雨，水顺着瓦当水桶一样往下倒，我感到内心深处的恐惧，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同时却也有一种灵魂的欣喜，洗清了很多东西。后来我还是见到了她，那种感觉却无法向她描述，说不出来。但我知道，我在那天的大水中感到的许多东西是真实的。
“陈天，你想想，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没谈过朋友，我一开始谈朋友就是你。你跟我谈朋友以前，已经谈过了好多朋友吧？我们谈朋友之后，你还交往了好多朋友吧？我一个女娃儿，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我觉得我不能算是对不起你。你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肯给我。”
“她的父亲不喜欢我，他觉得我在害他女儿。这使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因为我隐约相信他是对的，作为一个饱经世事的男人，他比女儿更懂我。
最后离开的时候，李影说：
“那时特钢厂新分来一批我这样的大学生，和以前厂里的工人有矛盾，经常打架，争女朋友，我成了大学生一伙的头儿，因为经常旷工和打架，被特钢厂开除了。就在那段时间，她怀了孕，打了胎。女儿打胎这件事让她父亲非常愤怒。
李影要求陈天给她半个月时间，让她在新人和旧人之间选择，陈天答应了。他感到这是她对涪陵那个痛哭之夜的报复。两人仍旧一起住在刚装修好的房子里。陈天把这件事告诉了万群和我，我们都觉得不可理喻。“难道是两盘菜让她挑吗？”陈天回家之后打了李影一耳光。这记耳光不是很重，却彻底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她怀孕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套。每次我去看她，如果是白天到达那个小城，我会在等车时在车站附近徘徊，那里混乱的街景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在一片餐馆中间有几家药店，还放着‘计生用品专柜’的牌子。我每次都想走进去问有没有避孕套。我还知道避孕套有小号、中号和大号，直径分别是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毫米，有次我看见一个很壮实的男的走进去，大声向售货员叫嚷买‘套子’，那个年轻的女售货员问他要中号还是大号？‘当然是大号！’可是我实在无法像他一样走进去。怎么出口呢？要不要结婚证明？如果她问我号数，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号’？我说了小号，售货员会是什么表情？于是我每次都没有买。我给她说，可她更是怎么也不会去买。我们采用一些道听途说和自己想的避孕方法，每‘奏效’一次就感到庆幸，可是她终究怀孕了。她怀孕后问我怎么办，我蒙了，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在厂里办手续，她自己去医院，把胎打掉了。
当时李影刚刚毕业来鱼城实习，是陈天请陈芬帮忙找的单位。陈天说，就在实习当中，她在单位组织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老板，很有钱。几乎是在工作定下来的头一天，李影对陈天坦白了这件事情。
“她当时放暑假，待在老家。我去看她。她脸色有点白，但也许是看见我来了高兴，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可以。我说‘吔，你没啥事嘛’。
之后陈天告诉我这件事情，使我惊讶的是，这次争吵发生在我和李影在鱼市场外的聊天之前。那次我们从鱼市场一直走到滨江公园，在江堤上漫步，李影始终没有提起争吵的事，带着轻柔的语气回忆校园时光。“当时什么都不懂，对人没有判断的标准，就像中彩，遇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如果不是陈天而是别的人，会是什么样子。”
“她父亲为这句话非常愤怒，他在一旁隐忍了很久，这句话让他爆发了。他让我滚，不准再缠他的女儿。我感到这是两个男人在争夺她。他非常爱他的女儿。那天下着大雨，他使出蛮力把我赶出去，我再也没到过她家。”
当天晚上，陈天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李影忽然打来电话说，她在大巴上经过考虑，决定回来，现在她在宾馆大厅。“如果你屋里没有别人，我想上来。”陈天说“你上来吧”。一会儿，李影来敲门，陈天为她开了门。两人没有说话，李影把她的东西放到角落里。那天很热，陈天看到李影脸上流着汗，衣服也很脏，李影马上就去浴室洗澡。她洗了很久，水开得很大，陈天透过水声听到她的哭泣声。她一直在哭，像是无法止住的、歇斯底里的爆发。
陈天扭开了床头的灯，起身走到窗边去，点了一支烟。他只穿着短裤，双腿显得特别伶仃。
争吵的结尾，李影提出分手，收拾好她的东西走了，陈天也没下楼送她。
“我在县城待了一天，她偷偷来找我，她问：‘陈天你有六百元钱吗？你有六百元钱我就跟你走。’我问要六百元钱干什么，她说，有这么多钱，就可以用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她就可以找到新工作，我们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我说我没有，连一百元钱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第二天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李影总是静静地看着陈天。陈天感到一筹莫展，他完全无法对李影解释自己在涪陵的生活方式。他开始劝说她回成都。李影还是想待在这里，陈天的态度就渐渐不耐烦，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也无法写稿子。两人为一件小事发生争吵，李影摊牌了，说出她来到这里听到的事情，那些奇怪的电话，包括以前有一次，李影打电话过来，陈天刚刚由蓝与白出来，头脑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尽管已经听出她的声音，却莫名其妙地用普通话说了句“喂，你好啊”，语气吊儿郎当，李影马上生气地挂断了，陈天又打电话过去解释。现在她也为这些事找到了答案。她说着这些事时依旧表现得很冷静。这让陈天感到更加恼火。
“我想她是明白我无法忍受初期生活中的某些麻烦。她太了解我，知道这些麻烦一定会演变成悲剧，因此她坚持要有六百元钱。在几个月前，我可以轻易地掏出一千元钱，可是那时我被特钢厂开除了，打算和几个朋友倒卖钢材，积蓄都投进去，什么钱也没赚到。”
陈天回宾馆以后，李影没提这件事。不巧的是，不久一个熟人打电话来，李影接了电话，又转给陈天。在李影关注的目光下，陈天想尽办法圆场，那女人却唠叨不休，陈天不得不发脾气挂断电话。放下电话，他又不得不含糊地对李影解释。
烟丝缓缓地逸出窗缝。陈天继续说下去，似乎是决心让这些往事离开他。
李影是在陈天从涪陵回鱼城之前离开的。毕业的那年暑假，李影去涪陵看望陈天。陈天不乐意她暑假去住，让她安心在学校过GRE，她也答应了，不料却突然到来。陈天不在，李影对宾馆服务员说她是陈天的女朋友，服务员惊疑地打量她：“是不是哟？前一段不是有个女娃儿经常待在这儿，我以为她是陈天的朋友呢。”
“那段时间我去了北京，只想远远地离开鱼城，后来终究回到老家，只有母亲和我在一起。我和母亲有一份默契，避免对视。她一看着我，就情不自禁露出忧虑的样子，多少次我不用抬头也知道她在这样看我，我只是低着头看书。
前一段时间，李影也从陈天家里走了。去年报社分房子，陈天比我多两年工龄，住到了前排楼上，他在装修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吊了顶，用了实木地板，大家都说是准备做婚房。之后他定期从驻站的地方回鱼城，我到他家去玩，常常看见他坐在木地板上靠着联排书架吃柚子，地板映出了他的影子。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吃梁平柚子，之前或者之后，我都没有再看到这种爱好。靠阳台的墙上有一个S造型的红色大梳妆台，上面是琳琅的女性用品。眼下这个红色的梳妆台已经消失了。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手淫。我很频繁地手淫，直到可能引起母亲怀疑，她的目光变得更加忧虑，言语顾虑重重。我感到她发现了，出于羞愧，我放弃了，把时间用来专心看康德。以前一直没有好好地看完三大批判，借这段时间系统读了一遍，感到许多不理解的问题忽然解决了，包括那次风波。我再次想起了沈文明，他总是那样安静，就像他是透明的，可以任那些纷扰的事件穿过，毫无损伤。心里的裂缝渐渐弥补起来，只是有时候会像蜜蜂的针戳一下地突然刺痛。我尝试经常地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分析我的情感经历，虽然这样做很痛苦，但终究慢慢使我得到了平静。但我知道，我和女人的关系永远改变了。
回到报社见到陈天，他说：“你不该让她走。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过了一年的样子，我忽然收到一笔钱，几个倒卖钢材的合伙人赚到了钱，要各起炉灶了，清盘时想起了我这个股东。我拿着这笔钱去复习考研。当时沈文明和吴海子都在西师读研，我也就租了一间房子住在西师。但是团体的生活没有恢复，因为吴海子不太参加大家的活动了，他变得很沉默。我考上了研究生，去了成都。
小絮走的那天，我送她到菜园坝火车站，唯一的一次买票进了贵宾候车室，里面栽了很多翠绿的大树，还挂着鸟笼，似乎在一个植物园里，细看才知道是塑料的。小絮排队走到了闸口，把票递给了检票员，忽然回头来用力地望了我一眼。像是微笑，却有一颗滚圆的泪珠，悬停在她的眼眶里，像一个重叠的瞳仁。我也向她微笑了一下，感觉这一眼的交换里有个约定，或许像永恒那样坚固，却也可能只含有泪水的脆弱，顷刻跌落。
“我和她没有再见过面，除了达川那夜的八个小时。”
眼下小絮已经不在这里。停薪留职期满，她接到了家乡教育局的电话，通知她可以回去，调往另一所中学，逾期不归，教师资格作废。放下电话的沉默。“你做主。”犹豫再三的决定，却又像不可阻止。毕竟我也会离开这座城市。好歹分到了一间报社的旧房子，刚刚买了电视和灶具，像有一辈子的打算。抽油烟机、嵌入式不锈钢煤气灶，冷火与秋烟，就像在别人收获过的田野上。女性啊，维修着自己的小巢，却不知大树要被雷电击倒了。
陈天回到了床上。他似乎并不等待我再说什么，按灭了那边的床头灯，很快入睡了。他似乎能在一种仍旧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里很快入睡，这是我做不到的，他讲述的往事仍旧在我脑中微微起伏。
但从这个洞里，我嗅到了长江的气息，几乎是清新的，没有白天的腥味。前天，我去江心坐了，江心现在露着一大片石头，和不少的人、纸张。我知道，去那里坐也没什么好处，带着空虚的气息回来。我还是去了，经过一个腌臜的通道，与马路平层是厕所，紧挨着一元一夜的棒棒旅馆，二楼是仓库，角落里的尿坑，没有灯光；底楼又是厕所，管理员在门口吃饭和收票，错落的牛毛毡棚顶，原来是白色，现在却像一种胡辣汤颜色的阶梯；阶梯底下一家饭馆，一些人摆桌子吃血旺，他们坐在垃圾中间；通道的暗处，一些水从繁华的街道的后还流出来。
我想到那天，和陈天去吴海子家玩。已经是晨报编委的吴海子住在新楼上，铺着暗红色木地板的宽大房间，有微微的冷蓝色调，庞大的沙发对面是背投电视。小孩子在地上奔跑，小李紧追。陈天、吴海子和陈芬的新男友斗地主，二二四的规矩，到十二点陈天输了七百元。虽然人都在这里，有着《马克楚克高峰》的诗集也还在书架上，往事却不会再回来。
从前这里是一个“棒棒鸡市场”，下苦了一天的男人还掮着棒棒绳索，就来这里找一点乐子。那些穿着丧气的衣服，毫无姿色的女人们，看起来就像他们原配的妻子，双方却在黄桷树的阴影下进行交易，据说吃快餐只要五块钱一次，比棒棒饭贵两块，也不知他们在哪里交易。有次我路过这里，正好赶上警察打击，过后黄桷树身上都绕上了警戒线，这么查封了一段时间，市场就消失了。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洞，是为什么呢？
想到自己走进的大学校园，已经和两年前全然不同。虽然还有一溜排开的招新社团，却已经没有朗诵、沙龙和辩论。在复旦的时候，我在校办工厂旁边发现了一个“大家沙龙”，很是兴奋。透过窗户看进去，几张破旧的皮沙发，没有一个人影，大概是晚上营业的酒吧。因为陈天上研究生的那个大学，我又想到余杰，想到那所大学后门外每到周末停的两长溜私家汽车，带走了以前台下仰面聆听诗歌，领受雨水冲刷的女生。
有一个地方忽然出现一个洞，从洞口一看，吃了一惊，外面是虚空——崖下杂树林，从这里倒下的一堆垃圾，偎依在崖脚，似乎是唯一的褴褛生灵。我打寒噤，有人在背后推我，慌忙离开危险的边缘。
在残留着一丝烟味的黑暗中，听着陈天仍有一丝紧促的呼吸，我感到虽然与他待在一张床的两头，却隔着过不去的距离。他的一条腿留在了过去，那个淋着大雨朗诵诗歌的现场，这是他始终无法越过八千字长度的原因，我没有权利规劝他。
很长一段围墙，沿路栽着黄桷树，似乎一个个人靠墙站着。
我肺部的病灶还在，此刻在昏暗的床头灯光下，或许由于刚才和小姐的折腾，它又隐隐地作痛起来。对于我来说，这个病灶再也无法摆脱了，我不再是在五角场墙壁霜白的陈年教室里看书的自己，不是走上女娲山林间小路的自己，只是无从脱下那套不合身的戏服。我想到了在舞台上最后一次表演的莫里哀，在最终倒下之前，我们身上的东西总像在演戏，刚才这间屋里的情形和聊天，尽管刚刚过去，却像是出于杜撰。
正常街道的延伸掩盖另一种延伸——时间，因为它宽敞笔直，合乎规律，让心灵在安全的轨道上滑行，不用特别清醒的意识。这就是“逛街”的真义，是我们都须要逛街的原因。我不知何时已走下沿江的大道，我知道前方有高大的路灯、宽阔的路面，类似广场通衢，在夜里明亮而空旷。对于闲逛者或梦游人，含着离奇的温暖与寂寞，可以一直走下去，步履轻捷，如同大道上的一粒灰尘。一旦到达了灰尘，还会有什么更极端的呢？我渴望这样的行走，不论今夜昨夜，像那个孩子，在席里科的正午广场上（此刻灯光明亮正是正午），奔向港口、码头，只是我手中没有铁环——一件游戏人生的道具，我从小就玩不转铁环（这是谁说过的？卡夫卡吗？），却使我更强烈地感到游戏的魅。
阳光在石头上变冷了，墓园不是久留之地，我也不敢保证六六来过这里。行程结束了，我缓缓起身下坡，搭上321路公交车，但在心里，我并不想回到那幢出租屋，如今没有了小偷来光顾，却也没有了小絮的气息，两盆绿萝经过一个冬季凋落了，剩下一些像是铁锈的残枝委积盆中。或许它们接受了我的气息，经历了和我的肺部一样的病痛，却没有在春天缓过来。有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从上海来到这里，似乎只是为了经历这场疾病，从此穿上一件无形的青黑衣服。那些大街上的奔波和僻地的探寻，幽暗灯光下的暧昧，都在X光下褪去了颜色。
但这不过是我敏感。他们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些灯火下打望我的目光其实也非常呆滞，刚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胃里和脑子里是饱的，只不过有缓慢的蠕动，需要一张麻将桌，在桌上一切才会活起来。今晚灯火正常，行人也大体正常，并没有陈天说的那种人和事啊。那也许只有走进深的小巷，在更暗的拐角，而我扪心自问，会像陈天去那些地方吗？不会。我知道这一点。这使我有点安心，也有点废然。
光鲜的情景只存在于电视屏幕上。那里放着一部也许叫《致命邂逅》的电视剧，是一个电视台主任和女记者之间的婚外情，女记者名叫梅娘。看着，我忽然想起剧情出自一本叫《梅娘》的书，我在家乡小城工作的时候，出校门路口就摆着，封面是一个几许厌烦地躺在被子上、伸出半个臀部和一条大腿的女人，翻开扉页，第一行就是：“我最陶醉的是梅娘的乳房——”
陈天说过的景象：半夜里十元旅馆里横躺竖倒着人，街头野鸡和“棒棒”在一副黑帐子里哼哟，一个吸白粉的人来到门口，恳求店老板：“给我十元钱吧，就十元钱。”他的恳求悲哀而执着，变形尖细的声音穿过夜空，像那些被遗忘的空了的泔水桶、老化电线发出的哀鸣，带来了迫害和死亡的威胁，使陈天毛骨悚然。陈天为什么来到这里，躺在这样的床上，同样是真相不明。“我感到后悔莫及。”他很可能已在这个不祥的夜晚就此走失，遇害，或者夜晚本身被毁灭。现在他只能躺在这里，听天由命。唯一的希望是天明。等到天明，一切声音忽然全部消灭，生活回归了正常，人们都在黎明安然入睡了，让一直醒着的陈天难以置信。这或许不是报社的暗访任务，我知道他对下三滥的女人、断背、群交这类东西有知识上的兴趣，就像他钻研的福柯对同性恋有兴趣。
下来是漫长汹涌的做爱场面，男主人公在忘情的间歇里，仍旧不忘以冷静的口吻，对梅娘的丰乳长腿进行分析性的赞扬。我开始面红耳赤，那些排排的文字不穿衣服直接往敏感里钻，我强作镇定，“随意”翻了后面的几页，又翻出第二个段落，这次描写的是男主人公跟漂亮贤惠的妻子做爱。在做爱的间歇里（这种间歇不断地出现），男主人公将妻子的身体和梅娘的做了比较。给我的感觉是，其实妻子的身体也是很不错的。我的脸当然更烫了，谁注意到了吗？
那天我让小絮自己垂泪，顺着大街走下去，看到一些门道里点着很小的灯火，由火光里清晰地看到内部：楼梯、饭桌、扫把、小橱；似乎这些在小火照耀下也缩小了，比街面略低，人们的渺小生活贴着马路呈现，像阅览栏里粘贴的习作。坐在小火下边的人，抬头望我，他们那向上的目光，使我感到夜的隐秘。有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街角，都形迹可疑，类似狄更斯作品里伦敦街头的人物。经过他们身边，我身上起了鸡栗。
一刻间，我想买这本书，但随即否定了，也许因为贵，也考虑到不是有价值的，但最强烈的感觉不是这个，而是说不出口。也许与书铺老板在亮堂的地方摆出这本书的预期适得其反吧。眼下看它改头换面在央视上播出，不免有种怪诞感。
也许，我忍受得了小絮流泪和随即引起的头疼，她的眉心惊悸的跳动，她现实中的受苦，甚至我有时想到的——死亡、自杀，最好是绝症，甚至说我有这样的潜欲望——却忍受不了这种图景的想象。这也许是心肌的发育，生理上不能战胜的缺陷。我软了，怨气变成了无奈的痛苦，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因而加深的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痛苦。有一次，她要看电视，我不让她看，她说“你刚才看了，我为何不能看”，自顾自看。我就进里间，把线拔了。我听到小絮在外间惊讶地“哦”了一声，心里忽然一酸，再也硬不下，又把线接上了。我的心灵经历了一个小悲剧。
我开始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皮袋》，主人公的原型是万群。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单纯的女学生，他想和她好好爱，好好生活。为了这个，他下区县采访，都谢绝了那些他曾经利用过的“机会”。但虽然这样，他的心里却有阴影，他始终是有过那些经历的，有时在和爱人拥抱和做爱时，忽然会冒出比较的念头，为此他非常苦恼。妻子对他越信赖，越亲热，就越使他难受，那些肉感的形象不停地来干扰他的脑子，破坏他的感受。
我不明白怎么说出了这句话，像我以前一样，虚弱又残忍。那个夜晚开始变成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一出口就明白，这句话我说过多次了，每说一次，它伤人的力量都是和上一次不同的，到这一次，它一定拥有了毁灭的力道。我明明白白地感到了小絮神经反应的过程，由刺激、屈辱到疼痛再到失去清晰的感觉，失去人格，变成一团模糊的抽搐，类似蜘蛛遭了蜜蜂的毒针。作为旁观者，我看到一幅《缀网劳蛛》的图景：她在辛苦地维护，我在蓄意破坏，她修补得越勤，那张网就越引起我的仇恨，而引发的破坏更大，这样最后的结局必定是大的崩溃。这种联想使我无法忍受。我明白了电脑术语系统和鲁迅的小说都用“崩溃”这个词。
他想讲出来，却有深刻的畏惧，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承受爱情，如同一只旧的皮袋。虽然外表全无异样，一切都正常，平日自己也不觉得和崭新时有什么区别，但内里却早已有裂纹，无法再装新酒。新酒只能装入新皮袋，若是旧皮袋装了新酒，袋子就会破裂。不论彼此如何努力，总有一些克服不了的矛盾，意外的挫折，两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幸福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过去，时刻注入现在的生活，包括我这作者，在生活面前并未取得豁免权——
这是为了“失掉的好地狱”：女娲山的学校。当初决意到鱼城来，一天之内抛掉那个公职的时候，可没想到成为今天的局面。
第一次从金竹宫回来，已经晚上十一点半钟，小絮已经洗过脚，在床上看书。她问我去哪里了，声调温柔，好奇，想知道我的生活，我回来使她高兴。我说陈天回来了，我过去看看。我一脱鞋就去厨房洗手，手觉得很腻，我一边回答小絮，一边将衣服换下，几乎是趁她不注意，我清晰地闻到衣服上浓重的舞厅烟味。小絮含着笑，没有察觉。我上了床，开始静躺着，什么也不想做，不能做，心里有种空洞感。但忽然想做爱，试探一下小絮，原来她也想的。我显得激动忘情，我像往常一样抚摩她乳房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似乎同时还在摸舞厅里那个小姐的，比小絮的大，还留着真切的触觉。这一次爱，我做得很有劲。我有微妙的担心，怕小絮感觉到，她肯定感觉到了某种变化，但不知底细。
我忽然发火了：“怎么改变？你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能改变了！”
如果把小絮留在这边，会怎么样？我留的话，不说那句话的话，她是会留下来的！总能过的，尽管有那压力，肉中之刺。但是现在总不可能又叫她回来。想想不可能。
小絮有点天真、迷惘地问：“怎么改变呢？”
入夜，市场的潮汐稍稍消落一些，桌上摊开的稿纸无从落笔，我坐在床上看电视。
我刚到热线部的一天，白天从南坪到朝天门跑了一圈没有线索，甚至到一处卖“力加力”内裤的服装市场里去转了一圈。傍晚我去银行取了交房租的钱，身上带着存单。这一带街区又停电，我却不想回家。我想到同事们把同一期分配来的我和陈天的称呼为“哈儿”，和用方言对我们研究生学历的简称为“粘粘儿”。晚饭时我对小絮发了脾气，一顿和往常差不多的晚饭，我忽然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改变，换一种生活。”我当时定是语气沉重，严肃地拿着筷子沉思。
手执遥控板，调来换去找不到好的台。“好”其实只是能看，实在都是坏的，哪有好的电视节目呢？殷海光早就说过，电视是邪魔的东西。他连radio都排斥。买来这台电视之前，我和小絮的生活中固然一直没有少过radio。相反那几年为了小絮山村的寂寞和学英语，不停地更新短波收音机，从德生到索尼，但毕竟一直没有买电视，这使很多人惊奇，也许当作吝啬的别名。我有一种真实的担心：电视会使我落水那样沉溺，最终一事无成。我说的都不足以打消她的念头。“我连个看的都没有，你也要想一想我唦。”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新世纪商厦购置了这一“大件”，由邓要发一路背到家里。
我在凯旋路拐角的店里吃了一碗铺盖面。这片地带正在拆迁，面店门面上写了带圈的“拆”字，搭上了脚手架，吃面和来往川流不息的人们却若无其事。这个拐角伸得过于靠近路口，似乎它有天会被一头撞毁。这个片区的生活也像是多出来的部分，出世以来没有一处是打理过的，完全不同于一墙之隔的报社。房屋高低参差，屋顶带着丫丫叉叉的天线，和乱麻一样老化的通电线路，连接着路口歪斜的电线杆，似乎每天都会被撞歪一次。春意渺无痕迹，连托尔斯泰描绘的彼得堡街砖缝隙里钻出来的小草也找不到。从小店间的缝隙打望，里面深深的巷道，黑暗不透光，像是突然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把人拉入无底的黑暗中，就此遭遇不测。
最初几天，我没有看，但不久我果然沉溺了。最初打开电视，那上面精致的画面使我产生了幻觉。开始还能够有所抑制，经过一段时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在增加，后来终于到了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能看的节目，也像现在这样瞎按。越看越烦，越烦越看，什么《霹雳菩萨》《三坊七巷》《笑傲江湖》，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或别的体育节目，每天必看，明知不到节目的时间，也会按一按央视五频道，似乎想它意外出现。坐不住，一天大半都在床上。
走过报社门前火锅店的时候，依旧有一只剔得千疮百孔的全羊挂在门前架子上，性命的血气化为死后的膻，正当中午，依然招徕了不少的食客。晚上我曾路过这家汤锅，听到奇怪的笑声，几个伙计簇拥着把一个人按在白天吃汤锅的磁桌上，似乎是跟他开玩笑，抢他兜里的钱和呵他的痒，老板在一边吩咐，又像是一个伙计白天撅了油，大家从他身上搜出来，笑声里含有尴尬和痛苦。我走到了街口折回来，那几个伙计还在忙活，我震惊地看到：他们是在杀一只羊，已经涌出鲜红的血，接了一个盆子，羊发出最后的哀鸣，就是刚才的“笑声”！
同时，我极端嫌恶电视。小絮也有瘾了，不像我那样极端，但一部以《初恋》为名的“哈韩族”电视连续剧她期期不漏，我们为它争吵，她说我“专制、霸道”，许自己看不许她看。实在是我对这部偶像剧感到大的嫌恶。但既然我会上瘾地看《笑傲江湖》，为何又厚此薄彼地嫌恶《初恋》呢？
以前我常从报社所在的解放西路步行到打铜街一带，有时再往前走到朝天门，也曾几次坐轮渡去弹子石或江北，但没有乘过去野猫溪的班次，似乎不能随意成行。生肺病之后，这样漫长的路线成为禁忌。眼下小絮回了陕西，肺部的病灶钙化，离开鱼城的日子似乎正在接近。虽然投出的求职信并没有得到那家南方报社的反馈，大约在鱼城跑街的经历不够有分量，我还是打算去遥远的北方再碰碰运气。离开之前，我想实行这个脑子里耽搁了很久的想法，不然在六楼出租屋吊扇下方摊开的稿纸就无从落笔。这是我作为一个异乡人，亏欠那个饥饿的鱼城女儿六六的。
这台电视，二十九英寸，创维牌，蓝色的机壳，灰黑的屏幕，平时静默地待在那里，似乎甘于沉静，忠心地服从主人，其实暗中不怀好意，遥控板就是它玩弄的权术：随着你按下遥控板上某一个键，“嗒”一下，灰黑忽然变成灿烂炫目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奇迹，过去时代任何先知预料不到的、可以满足民众最深层需要的奇迹，如同幼年黄昏我在大舅家窗台上初见收音机。它那两排红色的小灯，闪闪烁烁，接收来自虚空中的信号，夜中讯号充满家乡山岭，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妙不可言——一个小的奇迹。
我须要停止眺望，过江去六六的生身之地寻找源头。故事只能从那里开头，才能接续下来，即使那里已没有六六生长的任何痕迹，水馆子、上坡梯坎或者有红爪爪的可怕的公共厕所，只剩一股奔腾的污水气息。
尽管你已习惯了它，甚至厌弃它，你还是会在某一刻忽然对画质的清晰、完美和超自然感到惊讶。就在那时，这些奇观却不再反映在你头脑中的底膜上，取代童年固有的彩色的，是一片灰黑——这也许是电视的魔术，在你按下键钮的瞬间，将它本质的灰黑无物与你的头脑进行了置换。它在你的世界里，在你自己是最初也是唯一一种奇观的地方越来越奇幻夺目、纵情炫耀，你却日渐凋零，就这样，它成了你的主人。
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关于鱼城的小说，六六生活的鱼城和我身处的差别已经很大了，但依稀是一幕能够连接起来的布景，舞台仍然支撑着吊脚楼的柱子，幕布也照旧刷着黑漆漆的积垢，污水从上半城的布景顶端流淌到下半城。合上书页那一刻，我就产生了续写一部鱼城故事的想法。如果我当初来鱼城以及在这里的三年多时光会有什么意义，那不就是这样一篇故事吗？甚至我生的肺部疾病也将是有意义的，我不像六六那样在鱼城出生，经历过无可怀疑的饥饿、动荡、私生、堕胎的疼痛，但也触碰过它黏稠晦暗的底部，深深浸染了潮热气候孳生的病菌，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肺叶。即使我离开了，我的某一部分也可以说留在了这里，作为代价。
非典疫情之前，我频繁地去舞厅，似乎回到了生病以前的时候，渐渐达到了每天都走入金乐门或打铜街的门厅的地步，像是进入一口深井，越走越深，不知水位暗中漫过了头顶。我就要遭遇灭顶之灾，无法自拔，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像有一条鞭子狠狠击打了我，像一把锯齿不平的手术刀切断了我。电视屏幕成了包扎的绷带，又像另一个不经意下陷的洞。眼下这洞里只我一人。
从几座像是居民楼的陈旧楼房看，这里属于工厂区。它们是坡上房子中的佼佼者，大多数则像是棚户、吊脚楼、竹笆房，以及一些历史久远的木结构房屋。在两面山坡中间有一处凹陷，似乎是一条溪水或水沟在奔流，但在朝天门不大看得清楚。后来有一天，忽然知道这就是野猫溪，虹影笔下六六的家乡。
我仍然经常熬夜，却不曾拥有深夜、星光，它们离我而去，升上不可及的夜空深处。我的幸福是一条河里的水，在这个季节里又少了许多。
这个想法来自来鱼城后读到虹影的一本小说《饥饿的女儿》，小说里母亲在朝天门码头下苦扛麻包，女儿则在南岸沿坡逼仄的棚户区里挣扎成长，一家人每天隔江来回。第一次到朝天门，看到对岸一带山坡，保留着很多植物，低矮又缺乏规划的房屋从植物中突出来，坡顶又似乎较为平坦。在半坡一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写着“美心门”，这个牌子在我身处鱼城期间一直保存。夜晚，从灯火璀璨的鱼中区看去，南岸山坡一片黑暗，丛林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只有那个广告牌光彩夺目，还不停地按电脑程序变幻闪烁。
是离开的时候了。我知道这一天正在到来，就像两年前的开春，站在十八梯石坎顶端，预感着有什么即将发生。
在鱼城最后的一段时光，有一天我想徒步走到朝天门，坐轮渡过江，寻访对岸的野猫溪。
我写下了鱼城故事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