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芹很瘦，尖尖的脸，下了班，爱穿一身睡衣。这也许因为她们工作太辛苦，下半年装订杂志，晚上往往加班到一两点，下了班就松松垮垮。但睡衣外穿也是本地的风气，隔壁住的陈天说，他来的头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他脸上罩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床上和手中时常都被胡塞尔、福柯的大部头著作占据，却不妨碍双眼在镜片后面发出亮光，似乎那正是一双穿过了哲学迷雾，被晦涩文字打磨出精光的眼睛。他是西川大学的研究生，比我早两天到这里报到。
有一天，我在水房里遇到了小芹。
在水房里，好多姑娘排成一行洗衣服，喧闹的水声和闹声，我也在其中。我错拿了身边女孩的盆，她一个小姐妹叫嚷起来，小芹却是微微对我一笑，有一种无法捉摸的大方却羞怯的神情，脸上显出一个浅的酒窝，让我心颤了一下。
公交车开过了长江，钻过迎面山头下的隧道，到了南坪转盘，下车的人很多，车上忽然松快起来。又一刻我恍然疑心：自己是否该在这里下车。这是以往我熟悉的路线，走上一条岔路，前往报社的印刷厂，那里的七层楼上有我的一间宿舍，同楼有印刷厂的几十上百打工妹，当然也有很多打工仔，整天楼道里是人声的喧嚣。
小絮还在陕西，我算个准单身汉。长年的分居状态中，我想象着一些意外的、邂逅的东西，我的心是在寂寞中，像一棵夜里的树生长，准备着每天去激动、渴求。招待所后墙下有很深郁的一排树，不清楚是什么果实，我坐在树下，看到树叶对面的灯光，从一座两层的居家小楼房泻下。在这里，它的阳台和前庭对我都是开放的，那家人在阳台上吃饭、冲头、笑，近在咫尺却无拘无束，一种亲密的感觉引起渴望，增加了我的孤独。远处山坡上，似乎一道对立的屏风，矗满了高挺的楼房，密密麻麻，像在一些小盒子里透出灯光，似乎还依稀有人影，那里面在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人、情节？——我坐在花坛上，仰头望招待所的窗户，一层层充满了灯光，水房还传来水流的喧哗声，混着人声跌落，是谁在那里，有小芹和她的伙伴吗？
长江桥头的转盘特别拥挤，只有这一座过江的桥，往来南坪的车和菜园坝去朝天门方向的车流塞在一起。酷夏季节，我的汗液流淌在别人背上，别人颈背上也淌着我的，不管交换者是什么人，上半身赤裸的“棒棒”或者一个穿吊带衫的少女，此刻都失去了分别。车流围绕着转盘凝滞不动，像是一锅浓稠的水泥，任什么样的手也搅拌不动。桥头两尊身披飘带掩住关键部位的雕塑高高在上，优美而冷漠的姿势凌驾于旋涡中的人流。这时我会想起那个传说的工程师，和水泥一起被浇筑进自己设计的桥梁里。据说，他在施工中监督水泥浇注的温度，凑得太近失足掉入，搅拌得滚烫的水泥一冷却会报废为硬块，给国家物资造成损失，因此不能停止。搅拌机继续浇下大量的水泥，工程师就留在了桥体之中。和红卫兵墓地及望龙门监狱一样，这是鱼城的秘史，我们曾想做一期旧案揭秘，主任三思而止。公交车驶过桥身的时候，我猜想他在哪一截桥体里，血肉之躯是妨害还是加固了桥体的质量，或许他的位置更适合这里，而非桥头引发风波的雕塑。
虽然住在同一层楼，认识的机会却稀缺。我平日基本足不出户，看书，写点东西，包括我刚刚来贵阳的路上经历，或者上大街逛逛。再走回来，要经过一条长的巷子。
随后我打了那个电话，告诉了少女。她母亲也在旁边，说：“真是，你半夜那么远赶来——”我又一阵羞愧惶惑，赶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就挂了电话，动作那样猝然——她们会以为我生气了。
那段时光唯一的娱乐，是有时在宿舍打打牌。只有我和陈天两个不够，他和打工妹们比我熟络，认识了送报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面目有些像少数民族，有种野气，胸部高挺，走路笔直，又透着一股不驯，类似《金字塔》里邮递员女儿的“凌波微步”。她似乎一开始就崇拜陈天了，那时我们没有方便的报纸看，她就利用工作之便，每天早晨送来一叠完整的报纸。对于我，她没有注意。但她不会打牌。通过她，陈天叫过两次打工妹来打牌。这天，她说去喊两个女孩来，其中意外的有水房邂逅的小芹。
我赶紧肯定：“可以不写，可以不写。但是现在稿子可能已经签过了，如果打算用的话，我一定马上追回，不写。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我马上就去。”她说：“那谢谢你，叔叔。”（我比她大九岁？十岁？）我说：“我弄好了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吧。”我马上打电话问出版部，一个人接了，问他有没有那篇稿子，给我看一下，如果有，要改成化名，不用也好。他说“我给你看看”。等了等，说没有。我说是几个版上都没有吗？他说“没有，我看的几个版都没有”。我说“好”。再次感到一阵轻松，又惘然若失。
那次我肯定表现得很殷勤，我问了她的名字，从此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见面都会打个招呼。
“可以不写吗？”
但我心中的欲念无与伦比地生长起来，可以说真有“神魂颠倒”这回事。我和小絮谈恋爱时感觉很稀薄，这可能就是欲念和感情的不同吧。我在阳台上望着她上班、回来、去食堂，她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在阳台上看书，等她在楼下院坝露面的时刻。知道她回来了，我就坐不住地假装上厕所，或去水房倒水，希望碰到她；我觉得我没有勇气说出“你来玩吧”这句话。但有一次去水房，正碰到她在洗衣服，她对我笑了一下，我就说出口了。
我忽然明白自己始终不安的原因了，慌乱不堪，我确实用了她的真名。我羞耻慌乱地解释自己用了真名，可以不用真名，我开始没注意到这事，还可以补救。她停了一下，我感到我们两人的紧张惶惑。她终于又问了一句：
她来了。我有点手忙脚乱，又要大方地给她削水果，找凳子，屋里总共两张凳子，一张搭着衣服，这使我窘迫。又拿书给她看，尽管也许明知不适合；她借了一本巴金的《家》，说她看过电视剧。她坐的时间不太长，带了一个杯子，说是借水，倒满了，起身说“走”，我又不好挽留……
“我那个事……不要用真名好吗？……我怕影响不好……”
她又来了两次。可是忽然，她像是不愿意来了，也许是感到了什么。
一种惶恐的温情撞着我，我应了，她就问，语气忽然变得生涩严峻：
那时我陷入更深的焦灼。我倾听走廊里的说笑、脚步声，我总是不愿把门完全关上，抱着希望：她看到了灯光，会过来借水，坐坐。陈天买了一台开水器，在这个楼里，她们要喝上开水并不容易，水房里大电热水器的水温往往达不到沸点。她过来借水，如果开水器处在断电状态，等待烧开总要一会儿；而水烧开了，如果她愿意在这里待一会儿，就会停留更多的时间，挽留她也更加自然。所以我往往将开水器断电，但两次她没来，我又产生了这样的顾虑：每次来都没有现成的开水，久而久之，她可能就不来了。因此我又常常通上电源。
“你好，叔叔吗？”
我没有勇气经常过她宿舍去找。我跟陈天去过她的宿舍一两次，住着五个人，宿舍地面意外或意料中地脏，几乎是黑色的，墙上挂了些毛巾被、太空被之类，后来我在朝天门市场看到特别多的这类东西。挂在一个小钉子上，凸出很高，一点不讲究和谐，有一种掉下来的担心。小芹有一个小录音机，常常在放苏永康、陈晓东的歌。她铺位墙上还有一幅字，很大，字体有些斩截、倾斜，大体还成型，写的什么我忘了，是一句励志的成语。我的《家》放在她的枕头旁边，一直都没有还回来，她总是说没看完。
在混乱劳累的梦境中，尖锐的传呼声猝然前来，我蓦然翻身，屋里像睡下时那样黑暗，借着绿色的荧光，看到一个陌生又有几分熟悉的电话号码。急促地回电（手机刚买来不久，买来还兴奋了一小会儿，像后来存款超过一万块时），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
阳台上更乱，近乎神秘，用作换衣间什么的。宿舍的门时常关着，只留一条缝，要想趁去水房或厕所之机探看她在不在，并非易事。在路上遇见她，她倒一定主动打招呼，可这往往造成我的忧虑，就是她可能根本就对我没感觉，也就不会因为顾及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我再次违规走过高架桥，小心地避着卡车，来到有一桌人打小麻将的地方，幸运地搭上了一辆中巴。在车上我开始构思稿子，我感到近于一种忧思。到办公室，赶完了稿子，已经一点多了，我赶紧拿到三楼夜编部，这又使我惴惴，不过心想：晚报最近重视“今晨消息”。姓唐的主任在，我对他说了，听到难为情。他说：“好嘛，搁在这儿。”我搁下稿子，离开办公室，又感到轻松和废然。爬上招待所，走进黑暗的房间，陈天在黑暗中磨牙。这是他的老毛病，像是一种奇怪的语言，竭力琢磨着一种意义，痛苦地琢磨不清。我脱衣服，几星静电从我的身上飘落，听到门缝里透进的微小风声。还是肯定有一种不安，到底是什么不安呢？我疲惫地睡着了，落进一个坑。
这是令人废然的。如果她觉察到了我的感觉，她近来的姿态正是一种作态；还有另外的可能，只是出于女性防护自身的本能，又不想彻底拒绝我呢？——这些都是我，一个欲念焦渴的人无可奈何的。我不可能过于直接地催促她表态，如果我是一个和她同类的打工仔，倒好办得多，君不见楼道里打工仔和打工妹成双成对。他们亲密却聚散无常，并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据说这是鱼城的本地风气，敢爱敢恨。当然敢爱，也就有爱得深、爱得真的。小芹她们隔壁一个女孩，看上去不过十七岁，已经为八楼一个打工仔打了三次胎。小芹并不是鱼城人，因此她一直说普通话，好在和周围的姐妹沟通没问题。问她是哪里人，她不肯说。
我低头吃完自己的回锅肉片，两人走出小饭馆。冬天来了，天渐渐变得阴冷，隔壁的羊肉汤锅红红火火，整个店向大街散发大量的蒸汽和喧闹，这种喧闹简直是全然无法分辨的，任何的话语都淹没在里面。店前支着木头架子，倒悬着剥开的几头羊子，暗红的肉，一只活羊拴在架子下吃今天的草。它的头不停地碰到伙伴们被撕下了皮的前额。
并没有人追小芹。有一次陈天上楼顶转悠，看到很多粉笔和黑体字的涂鸦，有人写了一句“小玲，我爱你！”他打听了，李小玲就是这楼里的。我听了，不知怎么，心有点跳，蠢动中还有一种欣悦，似乎他说的可能有错，是“小芹”，这种心理自然没有理由。但是心理就是不讲道理。后来我爬上了楼顶，在陈天所说的方位仔细瞅摸，却没见到任何字迹。也许我没有找对地方，也许被擦掉了；也许本来是隐秘的，不会轻易发现。
女人送我出门，我让她回去，自己走下那段靠寒碜的星光照明的阶梯。一次采访完成了，我感到压力消除了，闻到清新的夜气，还感到某种前景：我可以一次次深入这种地方，这种场景，在微小的苔藓和黑暗里，有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使我怔忡，也许不过是由于长期的压抑吧，将我活路中的每一件事，变成了心上的物件。临街的小饭馆里，油桌子颜色深沉，我和陈天奔波一天后在这里吃饭。我们坐的地方很暗。今天又没有稿子，办公室里也没有线索。陈天曾在办公室接到一个投诉，说某幢楼封死了人行楼梯，电梯又时好时坏，发生火灾无处逃生。陈天到了那幢楼下，一边想象上楼的前景：黑暗而发出响动的电梯，像是警告，昏暗的顶楼，堵死的楼梯，一个人待在城市的顶端，预感着生命中的凶信。可是电梯是完好的，平稳地滑行，到顶楼的楼梯畅通，预想中的稿件坠入虚无。
假如说我荒唐的想象竟属实，就是说有一个打工仔在暗恋小芹，因为激情难抑，不堪辗转反侧，所以用这种不大规矩但也不算粗野的方式来表达。有另一个人和我一起在暗恋小芹，这其中有一种美，美好的感觉，连同她的名字有梅，这使我有一种微妙的欣悦和悲哀。望出去，蒙蒙的鱼城，很沉重，有一种东西堵着，空气中梦的阻碍，想起初来那两天，觉得绝望了，怎么看得穿、受得了！两天一过，竟然也慢慢习惯了。下面是一片低洼地，有两个小罐子，似无情似有情地冒着白烟。
我强作镇定，问了她几句，她简短地回答，维持着审慎的样子。我想她在怀疑这件事，用她孩子的经验思考和体味这件事：一个记者忽然来了，而她躺在被子下。这意味着什么？这超出了她的经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生长着苦恼的怀疑，使我无法坚持下去。但为了“稿子”，我仍然尽可能地问了该问的话，就起身走了。
比较有把握能经常遇见的地方是饭堂。但为了这一点，去饭堂的时机也要有选择，一般应该在十一点三十分左右，这是她们中午固定的下班时间；去早了，饭吃完了她可能还没来，干等着不自然；去迟了，她可能不留在饭堂吃饭，这是经常的。活路一忙，她们就直接把饭端到车间去吃，甚至不离开车间，请人带饭。小芹的车间我也去过一次。她邀我去耍，说没什么人管。
“我常对她说，我们两个，我啷个样都行，只要叫你有吃的，能上学。穿的虽说孬些，也总要有……哪晓得她……叫我多摧心啦。”女人又抽泣起来。我等了一下，再次向她核实服药的经过，这时，我感到少女又动了一下，母亲显然马上也感到了。我们也许在等待着，少女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望着我。这时我忽然想到，她可能早就醒着，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惶惑着是否睁眼。她的目光流露着审视，和那些平日我在街上见到的少女类似，本来她也应是她们中的一员，只是我仍感到了母女间的某种相似。母亲连忙对她解释我是个记者。这显然使她更惶惑了，我很不安，刚才在我的注视下，少女的她被迫还原成无性的孩子，没有遮挡地躺在我这个陌生人的面前，现在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晨况，只是因为碜而无从遮挡。这对她是不公平的。
傍晚，我在大厂房下徘徊，围着厂区散了几趟步，终于决心踏上通往车间的楼梯。果然，车间门口有两个人，看看我，倒没问。车间里噪音意外地大，不过完全不是负责折叠书页的小芹她们造出来的，而是来自剪裁纸边的那两台切割机，它们一刻不停，效率极高地切割打工妹们手边的劳动成果，催促她们一刻不停，折叠、折叠，眼手麻利，页对页，正合反，不出错，出一张错，要扣掉整个小组二十元钱。折叠封面相对简单些，内页难。大家像一群乡村的缝纫女工，埋头工作，那嗡嗡声就像来自她们手中看不见的机器。我走到小芹面前，有些无措、窘迫，她抬头有些惊讶，忙叫我坐下，拿了一个凳子来，我感到女性的温情。她的搭话和我的到来，在那种嗡嗡声的覆盖下不算引人注目。
两口子之间，似乎还有激烈的情节，我忘记了，那个黑皮塑料采访本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女人下岗以后，做过小生意，冬天卖棉拖鞋（胖头，毛茸茸长着两只大眼睛，很逗笑的），擦过皮鞋，女儿上学，两娘母就经常只吃一顿饭。“她还小的时候，有一阵子搁在外婆家，那儿另有两个堂兄妹。后头她忽然跑回来，就不去了。前两天，她还去过一趟外婆家，喊她去，她硬不去，是那几天我到外地进货，一顿饭也做不成，叫她去吃几顿饭的。不晓得这和吃药有没得关系。”
我坐在小芹面前，看她工作。她手指特别细长，由于沾了油墨洗不净黑色，加上茧巴（这是我后来握她们的手感到的），不能说是美。我仔细看过和感觉过她们的手，和我的相比，不像男人和女人的对比，意外地粗糙，有茧，像是一种故乡的感觉打击我。手掌是摩挲纸页造成的，但手背也非常粗糙，不好找直接的原因，我觉得是一种无形的、类似阶级的原因，全面造成了我和她们之间的这种差别。似乎是因为手指长，小芹干得快和利落，她有一会儿专门放慢了速度，为我示范一张各面印满字的整张大纸，如何叠成十六开的书页，那简直就成了一本书。我看她的手、低着的刘海和头顶。这其实算是我和小芹关系中的美好时刻，除了劳动和一种由劳动产生的东西，没有私心。
我开始感到一种彼此微妙的尴尬：我隐约觉得少女的情况不像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严重，又因为自己这样的感觉而愧疚，当然更不可能对她说；女人为女儿情况稳定高兴，但把记者喊来了，女儿的情况又不危险，她也感到某种介于羞愧、歉疚之间的东西。由于这样的心理，我们冷场了。我问关于她父亲的问题，这时感到少女动了一下。她父亲出走以后，女人并没有离婚，原因是离了婚她和女儿将不能住这间房子，这面坡是她丈夫原来厂里的地皮。就这样还是闹纠纷，电都动不动给她断。但是由于没有房产证，不算这个街道的居民，她吃不到低保。至于房产证，她说是有人趁她出远门进货翻屋顶进来偷走了，她怀疑是单位干的。“这房子哪里挡得住人呢！”我想说是危房，又没说。
在饭堂里没有这样自然。我常常想：何以在车间里那种亲切的、无间的东西，在饭堂里就没有了呢？我的举止常常极不自然，目光追逐她，等待她，侧过身望她。虽然带着一种大胆和毫无顾忌的姿势，心里却是忐忑多疑，一句不相干的话，一个未必是针对我的眼神，一次她有心无心的回应，就会使我隐含欲念的脸发烫。而她也不主动接近我，就好像车间里的一幕没存在过。是世间的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或是蛊惑人心的把戏。
对，我晓得，前一阵鱼医附三院，花了上万块钱治瞎了自己眼睛的某农民（或者叫犯罪嫌疑人），拿炸药包在门诊部炸死了主治的李医生、护士和自己，坚硬的墙和柔软的肉体被炸出了大洞，到现在可能还没补起来。诱因是他眼睛裹着纱布听到李医生招呼同事：“快去大都会买这种衣裳啊，好便宜，降价了，才一万二千块一件。”医疗保险的方案一直下不来，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住房改革老窖掏空，教育改革家长逼疯，医疗改革养老送终。”晚报周刊把这个顺口溜登了出来，遭到有关部门的黄牌警告。黄牌制度是这样的：三次警告，老总下课。成都的《蜀报》和《天府早报》，就是那时关闭的，理由是“整合报业资源，建立报业集团”，晨报的老总就是这样从成都过来的。
傍晚，我的等待常常落空，因为饭堂的伙食很不好吃，她们往往上街去吃小面之类（假如晚上不加班），或索性在门口老头子那里买酸辣粉。老头子基本风雨无阻，挑好几个大罐子，几个塑料袋和一大蛇皮袋泡沫饭盒、小塑料碗，酸辣粉就在一个大保温罐子里，有一种肮脏不堪的感觉，而似乎又若无其事，引人注目也熟视无睹。我试着买过一碗，酸酸的、特别温乎乎的，难言的滑腻，叫我只吃了两口就扔了，扔进墙根的垃圾草丛中，这种草丛埋藏在鱼城的各个角落，深邃得勾人念想。那个沾满了残留汁液的小碗很烦，看起来比饭盒还难分解。她和伙伴们围着老头子舀这添那，快乐地端碗，显然她们有别样的心肠。
我在床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母亲坐在身边。少女看上去安稳地睡着，我产生了落空的担忧，但又有安心的感觉，因为这张床的气氛，这少女，一种温柔亲近的家庭场景，在平时是掩饰回避的，现在这样袒露地向我显现，和其他的家庭用具混在一起，无可遮蔽，这里面有无可救药的、温柔又痛苦的东西，而我的身份不再是孩子，可以随意进入私密的空间，我的身份是一个记者。我开始轻声地采访：她叫什么名字？上初几？她吐过以后就好些了吗？女人俯身聆听了一下。“她还是‘呼’‘呼’。”她说，“出不来气样的。”“没去医院？”这个问题使我自己不安了。女人犹豫了：“吃了些酵母片。听说的……我们也没有钱，记者老师你晓得唦。”
我看见小芹她们正在路口吃烧烤。按说，烧烤比酸辣粉还脏，油腻腻的烤架只能拿刀子刮，炭灰飞扬，大街上积着人世浮尘，尤其是这处烧烤摊身后是一处垃圾收容站，每天环卫工人背着筒子打药。周围的火锅店之类，又把垃圾随意倒在储藏罐外边，和垃圾随意相处着，熟视无睹，似乎非常自然。我记忆中烧烤中毒的事件不止一起，而小芹她们吃得有滋有味近乎贪馋，要了不少样。当然有的比较贵，她们要的一般是豆腐皮子、土豆片、金针菇之类。这倒没吃了坏肉得败血症那么可怕。
我看见了山顶的星光，衬出棚屋区的黑暗。那间房子我也看见了，高处蹲着一个巢，忽然来到我们脚前，以木头在黑暗中那种温柔虔诚的姿势。地上的湿润，也许是青苔，顶上的星光。但对这些东西不能多出神。木板的门轻易开了，不像防盗门那样哗哗的动静，电灯亮着，以它不同于日光灯的光线，显出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摆着家庭的所有东西。水桶，衣柜，一辆货郎小车，桌子，蜂窝煤炉子和其他小物件，它们沿墙围了一周，在剩下的窗脚意外地让开一张床。这张床上的景象突然出现，暖色的被子和床单，有一种梦幻的气氛，和其余物件完全不同，不是席梦思，但很宽大、温柔，甚至完美，是要人手布置的。微微隆起的被子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东西：被下睡着一个少女。
小芹正在吃一串藕片，她没有要碗，就把长长的串儿举到嘴边吃，还在叫老板多抹些辣子。瞧见了我，露出她那特有的纯洁微笑，羞怯地邀请：“吃点儿！”我拒绝了，转过身却又后悔，似乎拒绝了比烧烤更多的东西。
原因她没说明白：“可能是前两天，班上组织春游，一个人要交二十元钱，我们又没得钱。我就说算了嘛，我们不去了，她也说算了，就没去。同学春游过了，总是问她‘你啷个没去吔’，她又不好说的，总是就气到起了。”她的声音又归于抽泣，但我们仍在爬坡；一步步走上去，对于做记者的我，对于做母亲的她，是必走的路。“她的父亲呢？”采访本暗中攥在了我手中，一种很劣质的黑色塑料封皮，就像废弃橡胶。这种橡皮使我暗暗绝望。“他到南边去了，也没回来，也没寄过抚养费……”阶梯上急促的回答，也许想稍微转一下身，面对走在下面的我。
入夜我望着对面厂房的屋顶，在两幢厂房屋顶交会处，有一道缝隙透出灯光，在这里我看不见它的真相，但觉得是一扇天窗。有一次，我坐在阳台上，夜已深，一切都沉没了，整个南坪类似一片黑暗的港口，又不见长长的黑影飞快游荡而过。我就注意到厂房顶上这线灯光。它像是从水泥中生长的，奇异地泄漏。我睡眠的钟点差不多到了，但我坐着，等待打工妹们下班，她们竟然会做得这么晚，直到夜深人静。我开始想到该去睡觉了，今晚已没有希望。这时，我注意到水泥中的光线熄了。忽然，院角传来脚步声和说笑声，打工妹们人影阑珊，下班归来。一线灯光和打工妹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神秘的、水泥生活中的心灵之系！但这也许是一厢情愿。今晚，灯光熄灭，我心头一阵清凉、挥发。但阑珊场景并没出现。
由曲折的狭路往上走，总担心它和我们会一起消失，因为在一个破烂的环境里，不像是往上，像是往拥挤处。也许我们可以变成蚂蚁，仅仅一小点空间就可满足的小虫。伸出手就触到屋檐，一缩头就钻进下水道。她给我讲述着：丈夫早走了，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晚上女儿回来，昏昏沉沉的，问她也不说。忽然又想作呕，流清口水。“我哭了，问她，她才说吃了药的。吃的安定。后头她睡了，睡了一整天，有时候睁眼睛望望我，眼光都是懵懵懂懂的，她以前不是这样子呵……”她流泪了，“要是她今后咋样了——”
因为这一晚的等待，我感到再见小芹是很难的事，几乎有死别之感，第二天上午和中午她都没出现。没想到下午却顺顺当当实现了，下午打饭，我们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她告诉我，昨晚上她们加班到四点，今天下午两点才起床。
我打了个出租车。车上我想到那个少女的服药，又看计价器，还想到本月的稿量，总是觉得很难，很难，这样的一天应该有个终了。到化龙桥，计价器上显示二十多元。下了车，我打了个电话到那个男人家里，就在那里等。夜深了，街道很宽阔，特别是化龙桥这一段，我身边还有一些人在打小麻将，一些人从一些小门进出。我有一种身处矿山的不安。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女人来了，领我走上立交桥，这本来是不应该的，一些车辆飞快地从身边擦过，当然也有长时间的冷场。可是人行的路也不知在哪里，总是不安。我们走到一处坡下，夜色中的坡和坡上的棚屋，还在一个老鱼城里，无法从坡上下来。
车过南坪转盘，景色忽然变得荒凉起来，马路有些坡度，似乎尚未驯服，两旁是连片的五金橡胶零件店面，还未发展出合适的连排高楼。向更南方延伸，只有一些式样蹩脚的住宅楼，毫无特色地排列着，似乎属于某个过气的工厂，难怪这条延伸线没有特别的名字，只能以离解放碑的距离来命名：五公里，六公里，一直到九公里。
一个男人急促地嚷：“出人命了，自杀了，能不能来一趟？”然后是一个女人惊惶的声音。我一问地方很远，其实并没有死亡，多问了两句，男人焦躁起来：“哎呀，来一趟嘛！我是她邻居，我接你嘛！”
我想到那些招待所的傍晚。暮色降临，阳台宿舍上有了反光，我再也待不住，放下手中的书，下楼走过厂区，走出厂门，顺着长长的爬坡巷子，遇见那些孤独的草和树，都委曲在路的角落，和我走的路不相关，只有一种类似隐喻的联系。一直走到大路口，这里正在大兴土木，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开辟了原来的荒地，要一直修到下江边，为未来的南滨路准备。异常地宽，水泥打得极其规整，沿路却还翻着新鲜的黄黑泥土，卷着花草，在它拐弯奔长江而去的地方，更有一面高的土崖，爬满了花朵和野草，也许我把花的比例夸大了，觉得遍坡金黄。
在经济部做记者期间，一天晚上的十二点，我还守在办公室，接到热线。
它顺着一条坡谷下行，就是我在招待所楼顶看到的，对岸半坡上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楼，它们从野草中拔地而起，互相之间离得极近，坚硬的轮廓彼此侵犯，酷肖一片荒谷中的丛林，因见不到阳光而疯狂地生长，似乎含着某种灰白暗淡的梦魇。设想它们有一天忽然全部变成烟囱，冒出浓烟，似乎也不奇怪。在这群楼房的下方，如同阴暗的高树脚下更加黯淡的花朵，有两间漆黑的棚屋匍匐在草和垃圾之间。它们的气色完全是日晒雨淋后的死灰，很难想象竟是由有活气和一定身量的人居住。如果滨江路通了车，这两间棚屋也许会被修理？但也可能它们在繁华面前，被遗留得更彻底！
眼下这两个“棒棒”不知送货到哪里，或许要去南坪，他们回来是否要自己掏车费，这样想时车已到了长江桥头石板坡一站，雇主领着他们下车了。看来他们要爬上陡直的梯坎，送到石板坡上的某个铺子里去。这是一趟大活，他们伏下去挑货的肩膀已经鼓突出了肌肉，刚才的漫不经心似乎是为此刻做准备。坡上高低错落的棚屋，看起来矗立在遥不可及的高处，下面没有路径攀登到达，像是鸟类的巢，边沿的房子只是凭借一根柱子支撑，称作“吊脚楼”。我疑心那根发黑的木头怎样支撑起全部的生活重量，就像庞大的冰箱下邓要发窄小的背部。但它们就是这样过日子，带着被岁月和雨水彻底洗刷的外表，隐埋内情，直到成为不合时宜的景观，被强行清除出局。
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心情不安地四处打量：凌乱的、毫无装饰的店面，店面里显露的堆放的钢管、橡胶、棱角闪烁的零部件，缺少较为柔和的饮食、百货的人性事物，使整个街区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荒凉节奏，又缺少通向深处的线索。刚来时我为了买一个塑料盆，几乎跑遍了整条街道。我看见了一个准军事化的消防站，大部分的物体漆成红色，似乎有警卫持枪肃立，这一定是我的幻觉。
我知道他就住在这幢楼的地下，却没有一次下去找过他。那像是一道不适合跨过的界限，或许打扰了他生活的内情。
以后，这一切渐渐有所改观，新开了两家作坊，卖新鲜出炉的面包。似乎新发现了几家快餐店和小超市，入夜，沿街新增的灯箱广告使地面增色不少。当我沿着这条寂寞的道路走去，就体会到某种唯独为我所有的东西，不会丢失，胜于待在空旷的屋子里。走着走着想想我的爷爷、奶奶、外婆和已去世多年的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几亩地里。我又看见了那幢遥远的草屋，在深入的山坳里，站在八仙镇上都看不见。婆婆至今栖息在那样一间屋下，由于幺婶不够贤德，她的房间甚至是不发出电灯光的，一入夜就遁形在荒凉的亘古里，那亘古的夜！而我在鱼城的街上走，感到一种密度过于拥挤的荒凉。大街加剧了我的饥渴。
他却那样一步步地走上了六楼，才从冰箱庞大的体积下直起腰来，露出汗水黏稠有勒痕的背部，像是受了某种鞭刑。头发凝结在一起，似乎棒梢之外的另一副绳结。房东没有付钱，只是拿一块笼屉下搁了大半天的西瓜给他，他接过西瓜，露出笑容说“姨，我走了”，大约是拿着在下楼的阶梯上吃掉。我知道了他叫邓要发。后来又找他从解放碑新世纪百货搬过一台电视，知道六层楼的行价是三十，冰箱比电视要更贵些，背一台上六楼，可能要花掉他半天力气的储存。他不时替大姨搬东西，报答她对自己的某种照应：逢年过节的一碗烧白肉，平时的旧衣服，包括当初他刚刚来到鱼城，指给他当“棒棒”的门路，领他到楼下的铁门旅馆住宿。
一直到公路接近南山山脚，出现了商学院依山而建的新式门楼，荒凉平庸的局面才得以改观。但这只是在围墙以内，校门外依附于它讨生活的社区，显出和报社附近片区同样的荒凉。上次我走了很久依旧没找到打字店，随着人流往高处走，发现来到了女生楼前面。几个女生和我擦肩而过，听到她们落下一片笑声。
我又想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出口他们梁山兄弟一样的面容，心想那次搬书上楼，我怎么没想到叫他们呢？在劳务市场旁边楼上租房子，房东买了一个二手冰箱，叫了一个“棒棒”背上六楼，是她娘家的侄子，我简直震惊他半裸的单薄背部，可以一个人负担起那个冰箱，从一楼一步步背上去，冰箱缚在他的背上倾斜得像一座山，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这趟任务，任何时候也不能倒下来，听说那样制冷的溶液会倒流，冰箱就坏了。跟在后面看不见他的人，我有些担心他会在下面遇难，而我也必然被殃及，我们像是走在命运攸关的悬崖边。
她们笑什么不关我的事，我知道她们——三四个女生，站在自家的宿舍楼前有理由说笑，目空校园。除了笑可能没多少事好做——比我能做的事还少。她们是怎样从我的前方落到背后去的，这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她们笑的时间似乎太长了，周围又很空旷，这种空旷使笑声刺了我的心，我就回头望。也许因为我本来想望，不料她们爆发出巨大的狂笑，这完全猝然，使我猝悟她们在笑我，她们一起对着我，我脸上陡然发热了，这可能不是因为我羞涩。我像过客般走，手里捏着一朵鲁迅或安德烈耶夫式的小花，从刀丛中觅得小诗，我见惯不惊，知道脸红不过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据说还有脸红致死的，真是笑声的刀丛！我越行越远像朴素的帆，她们的笑声不是微妙的送别吗！这当中有着幸福，就像在一个市场上的木桶中！我终于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后身，有什么特别不像话的，发现不过是毛衣下摆露在夹克外边。我把它收进夹克，感到淡然的失望：她们发现的不过是这个？
公交车在拥挤的人流中缓慢蠕动，不断有扛着药材包裹的人穿越街道，人们提到这里总是说“药材，药材”。车上和车下一样拥挤，两个“棒棒”跟随采购的老板上了车，带着几个大编织袋，散发出一股药味。为了这几个包的体积和应买的货票，一身皮装的老板又和售票员交涉了几句，随后说“算了嘛，我买就行了唦”，一边掏出还算鼓胀的钱包来。两个“棒棒”似笑非笑地倚着竹棒看雇主买票，一副只是卖力、其余无干的神气，似乎还由于雇主出钱坐车有点得意。
这时我似乎才猝然明白：这里已不是属于我的地带，没有我找的东西。转身走出校门，夜晚的街道（不如说是郊区公路）狭窄繁忙，灯光明明暗暗，打在一些马路小店里的角铁、钢螺上，变成清冷的碎片，预示某种特别的道路，这是从打印店中望出去的景象，完全改变了我平时的视野。果然打印店依附在校门之外，机器和纸被罩上一层黄色的雾，也许一切的打印店都是病态的，就像所有的咖啡馆，当然还有迪吧，都是亢奋的。
这像是寻找最后一个理由。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说“谢谢你——”就接过档案袋，转身走了。这使我想到，以往她那种神经质的、捉摸不定的姿态，不过是由于含有希望，因为希望太不真实，也就使她的表情显得不真实了，现在希望完全破灭，她又回到了真实之中。我看着她走，转身离开了车站。就这样，这件事过去了，我再也不会见到李素琴，我做的荒唐事没留下什么痕迹，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我感到非常轻飘，正是我昨晚面对档案袋时想要的感觉，但并不好受。
我去过一次“零点”。那一次，听说崔健来了，在回归迪吧，一百元一张的门票。陈天给我打了电话，我很兴奋，拿了钱就去会合，结果陈芬和另一个女伴认为太贵，非要去蹦迪，他们说我要坚持的话可以自己看演出，我犹豫许久没有坚持，于是去了“零点”。这里的口号是“让我们从零开始”。实际上没有谁有耐心，人早就坐满了，而摇晃从十一点半开始。到处在摇头，音乐、灯光和人比赛谁摇得厉害，像真的有一丸药物的作用。
那些暧昧的、轻佻的感觉，忽然从她身上全部消失，她变得柔顺沉静，充满了包容和悲悯。我的恼怒顿时消失，负罪感使我结巴起来，轻声说：“关键是你又不想报道——”
我们桌子上端的一个女孩在剧烈地甩头，就像舞厅里那个跳舞的女学生。她们像是在武断地拒绝一切。眼前一个黄白色的少女，像是从莫迪利阿尼的调色板里起来迎接我，或是生长起来，我愿意想象我受到她专门的迎接。她穿的衣服很旧，有一种故人的感觉，她和店里的气息完全不可分。我问了价，原来这里仍是一块钱一张，和较场口的价格差不多。真是合乎预感：我来学院原来并不是为了输出，真相是为了找点别的什么吧！逛一趟吧！当然没有输出这个借口，也就不会有真相，世事就是这样。我在一路上所得良多，出校经过那段因为栽植树木显得狭窄的甬道，我想起了师姐。
“我也晓得不好办——”
我们在复旦校园里的行走，黑暗中夹竹桃和柚树向我们展开细微的锋芒，路面静默，落下一种洁净的微光，这些光偶然来自附近的窗户、小楼或空地，窗户偶然有光，窗户本身也是偶然，谁也不必注意。校园深广，上海深广，可是容不下这样一个提问：还有几步？将洞穿一切。就像眼前的少女，感觉亲切，却素昧平生，不知所措，一两句话之后，我们之间出现了犀利的冷场。当然，我保持着正常状态；我不至于失态丢脸；这一点当然能够保证。没有这个危险。可是我的什么地方不适宜（也许就是想象？），或者完全是无心，竟使她现出意外无助的神态，忽然把我推给了旁边一个青年，和她一样消瘦、寡言。
没想到她忽然完全平静了，眼里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突然消失，她低下头说：
女仆的灵魂
我忽然非常气恼。她果然从未看得起我。我用一种含有惩罚性的郑重语调说，给主任说过了，主任说没有办法，报社也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单位，可以搞定那些事。我惊讶自己镇定地说出了这些话，同时也不免担心她真的会去找主任。我处于负罪的、辩解的地位。
在地下室的窗前
我感到了自己使用的腔调，又解释了一两句。她似乎不为所动，淡淡微笑地看着我，忽然问：“你给你的主任说了吗？”
沮丧地发芽
第二天一早，传呼的嘀嘀声我从沉重的梦境中生硬地拔出，李素琴留言说马上过来。我让她在药材公交站等，不要到报社来。匆匆赶到站牌下，她已经来了。看见她那种特别的神情，复杂的心情又涌上来，我没等她开口，直截了当说：“你的事情，我考虑了一下，不行。”
那个青年矮小得令人悲哀。他的不寻常让人生疑：也许其实是他统治着这里，造成了打印店的气氛？虽然表面上看，女孩是主要原因。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可能完全是敌意、交锋。当我监督青年打印出我的作品，看见她起身走到店门，无聊地望着街道。此前，她随手拨了一个电话号码，但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仅电话那头没有回应，她拨电话也是全然无声的。她放下了电话。她很小，跟表妹一样大，为何来这里？怎样来的？她又进来，在我旁边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快。我想凑近对她说：“小妹，你打字不快啊。”像一个地道的鱼城人，这不难，还很容易，我觉得我完全说得出。但我没说，也许因为一切是绝望的。
说到底，我的任务就是写稿子，只有稿子发表对我才有意义。就算我帮她成功了，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我心头充满了失败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我开始想怎样对她说，把材料交还给她。我觉得这样做比当初索性拒收还可恶，也许应该告诉主任。下午我见过主任一次，但没有把材料拿给她。也许会被她说一顿，让自己在她眼里显得愚蠢，这是我想都不愿去想的。主任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工作乃至生活的一大部分。要是没有收下她的材料多好啊，会是多么轻松，如同失重的感觉。也许一切其实很简单，说两句话，交给她，走人。后来我开始有些恼恨她。她那水汪汪的、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讥讽、不信任。就算我帮了她，她说不定也以为是“报社”的功劳，未必归功于我这个“见习记者”。
小伙子不知怎么弄丢了我的文件，我记不清还有没有备份。当时打印稿已出来了，我提出这份稿免费。小伙子什么也没说，少女在边上，显然也听见了。他们露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这是个听天由命的店；它依附着学校，满足于卑微的生意，没想到去争取什么，也不用涨价、降价、热情服务、打广告、敲“棒棒”这些手段；这是个听天由命的地段，人们生活在发出声音的道路边，发声者和发光者是铁，是橡胶车轮，是振动的磁铁，而他们自己却只是吁一口气。
我打开那个大信封，一张张翻找文件，找到认为比较合适的几张，拿在手里。但此时我的信心完全消失了。这个变化来得很突然。我跟文件上的人名毫无关联，只不过去开了个会，从这些文件上获得了他们的名字。拥有这些文件，似乎意味着什么不同，可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我感到自己接下了一个太大的任务，我根本无力去完成：也许竭尽我的力量，得到的反而是不祥的结果。这种事本身味道不对，超出了记者的行为范围，就像滨江公园那些可疑的角落，最好远远避开——
我拿着我的盘，走到大街上，还感染着打印店的气氛。我在走，习惯性地走回家（为一个纽扣系定）。正像《唐诗故事》中，灯火阑珊的长安大街上，缓缓驶离的一辆香车后面，一个经过一场邂逅的青年的疑问：
从那以后，信封在我眼中成了一种暧昧的东西，须要提防和判断，它青春纯洁的形象一去不返——
“也许，他该就此自新，勇敢去追求，穿越重重门户，打通层层关节”；但也许，他更该就此忘情于青楼，沉湎于酒色，来洗刷今天的回忆？
我的心里有些震惊，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种东西。考虑了一下，我返回三楼，退掉了那个信封。后来商厦老板还是不知找到了报社的什么关系，稿子最终没有发出来。杨文化打来了电话询问，说听说我收了老板的红包。我只好把退还信封的事情告诉了他，说我的稿子已经交了。杨文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相信你。现在只好等合同期满，搬离这座楼了。”
是啊，真的想起来，为了这样一个普通的少女，普通的一面之缘，为了她对着街道无聊的一瞥，又有什么不可失去，而且谁能说会毫无所得？停住脚步，转身，并且重新走进打印店，打乱那里面听天由命的一切。你的生命将从此完全不同，和那个少女一起，还有那矮小的青年，你甚至可以改变这条街道，这个世界。你会失去的都是可以失去的。就像高更四十岁那年从上了二十年班的银行出来，动身去塔希提。可是，我只是上车回家，像那个长安的青年，回到客舍去复习他的举子课。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真是教院的学生，我还往回走了一步。这是有关系的，他们的价钱可能是专门针对教院学生，假如我引起他们的注意，下次来会不好的。我不快地意识到自己怎会是这种心思。我等车，我在等一辆稍微干净的车，可是一辆本地常见的、极为肮脏的车发现了我，停在面前不停地招呼我，极为执着，我也就上了这辆车。一上车感到几乎坐不下去，但我没有回头下车，而是废然地随便挑了一个座位坐下，这时我又不好受地想道：我不仅无法改变一个打印店，甚至连坐一辆较干净的车的心愿也坚持不了。这辆极为肮脏的车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旦发现我，就牢牢控制了我，作为我的散步、算计和幻想的收场。
举报者之一杨文化是个瘦小的男人，他说自己刚刚从垫江老家来到鱼城，贪图这幢商厦招商优惠，把一点本钱都压进去了，脱不了爪爪，想撤铺子老板不退押金。杨文化的皮货门面在商厦二楼，和整层市场一样生意萧条，笼罩着沉闷的鞣皮气味，衬得他发亮的眼睛像是健康不良。他指点我从消防通道爬上没有装修完毕的三楼，空荡荡的只是一个楼架子，绕了一圈走，小心翼翼地避免从没有栏杆的缺口摔下去，最后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商场的管理人××经理。采访之后，经理送我从后面下楼，塞给我一个信封，说里面装有商场的一些情况资料，对报道有帮助。我拿着信封走下几步阶梯，忽然感觉不对劲；打开一看，里面是两百元钱。
但我又开始计划：车到较场口，寄掉了手稿，就到陈天、万群他们那里去，他们仍旧住在单位宿舍，我在那里将下棋——对，这是我能够肯定的——我将下棋，没什么会阻挡我，虽然不是最喜欢的围棋。我可能跟陈天下，他前一段偶然赢了我一盘之后，对我就有些轻视了。想到这里，我心里涌起一股豪气。
半个月之前，我到菜园坝火车站附近一幢经营皮革的商厦去采访。这幢商厦里经营的商户联名举报，商厦的承包商在他们入住前收取每个摊位三千元押金，承诺保证商场的安全和运营，并保证半年内一定让商场“活”。然而商户们的生意一直不景气，更要命的是进不了正规渠道的货。原来该幢商厦设计上存在问题，未经检验，建造中又资金链断裂，商户们搬入时大楼尚未完工，到现在工程还是搁置，自然办不到经营许可证，商户们因此不能合法进货经营，只能打擦边球。
我在六公里下了车，顺着一处山坳的豁口走入。本来打算坐到九公里，结果往这个豁口的一瞥吸引了我。
到报社工作之后，信封的含义变化了：发工资。信封上标一个红色号码，你的号码，里面是根据号码来的薪水。有些是临时性的、意料外的收入，还有本部门单独发的，要避开别部门的眼睛，至少是象征性地要回避的收入，这时信封就有了避嫌的含义。拿在手里，有一种含混的感觉。
从公路沿线的山根向后退却，往上了一点却又凹陷下去，有很多的水，水多得盛不下，从一切高处溢下：田埂、屋角、沟渠、竹筒。只有一处屋子，这里最破烂的甚至可能是石板屋，虽然我明白这里没有盖屋的石板。屋子很矮，窗户蒙着油纸，正像在家乡岁月深处。屋里有一只小狗，宠物狗，它怎么来到了这里？周围人家都是一些大狗，它跟着追逐来去。它们越过田坎，一下子就跑进了春天满坡的李花。这里的春天原来远比城里来得早，像在完全不同的季节。
回到宿舍，我怀着一种被动的心情去翻那一堆会议材料。这些材料自然也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自从毕业，“信封”的含义就不大一样了。上学时候，信封令人盼望。每天去食堂打饭前后，正是通知信件在传达室挂出的时间。从宿舍出发，和从食堂回来，都怀着期望，几乎是饥饿，特别是投了一些文学稿之后。有些信封里的内容会令人失望——比如说一封包含两句鼓励的退稿信。从信封的外表、大小，信件厚薄上，就可初步判断内容好坏，但看到信，目光接触到信封和手触到信封那一刻，仍然比没有信件要好得多，而这是惯例的情形。
李花使天空远离，地面变深，我走过林子时一直深陷着。坡路上薄些，偶然停留在这里，是凝结的世上的盐，没有被碰触过，却毫无轻柔感。远望坡顶我的乡村，真实的寒冷。
她看着我拿好那个大档案袋子，好像还要说什么，那样似笑非笑，似乎并不能放心。我又想到“见习记者”，只想她赶快走，似乎从我一接过袋子就后悔了。
那些夏天，我总是从西安坐火车穿过秦岭，换汽车到女娲山顶，步行十几里小路去看学校里的小絮。
我才明白她起初对我审视的态度，并且条件反射式地产生了反感，想干脆一口拒绝她了事。正想出口，看到她望我的目光，和孩子式的、仍旧带着那种暧昧的微笑。我从会议上拿回不少文件，也许其上署名的发言人，真有某一个可以管她的案子？马上我就明白这种念头的不切实际，但还是让她留下了材料，也许只是由于生理上的难于出口拒绝。材料包括那份文件、一些药费单子等等。“我研究一下，明天给你答复。”“那我明天怎样见你？”“中午吧。”想一想我又说：“下午吧。来了你给我打传呼。”
沿途只有我一人，密布层层松林。道路很长，沉默越走越深，一些念头逐渐又从心底冒出来。我想压制它，不去理会，但还是想到那个女教师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想法不是一直在我心底活动吗？几年前，这里附近有个小学教师，也是县城人，经常星期六回城。有一回大雾蒙蒙的，她独自走在这路上——似乎就是这一段，给人拿砖头砸了一下，昏了，那人强奸了她，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威胁她说“你要告了你也完了”。她偏去告了，那人给抓了，可是她的男朋友吹了，农民家里说她害了他们家的儿子，煽动人到学校闹，周围农民也都讨厌她。学校说她影响不好，停了她的工作。她申请调走没人理。后来她就疯了。当时听小絮说完，我想想说：你带把刀。小絮说：我每回都拿着一把剪子。我有些愧疚，想到她已经自卫。
“我想——既然你写了这个报道，你肯定也认识管赔偿的人，我想通过内部——”
我想象：她走到这里，在鸟啼松声的寂静中，暗暗把手伸进衣袋，捏住小小的剪子。铁给了她人生不一样的触觉。我低下头，注意到路面布满两旁松树伸来的根系，弯曲苍黑，望久了有些像蛇。小絮很少回家的一个原因：这些树根，总怕哪一条不是根，是蛇，动起来。但这倒不是最可怕的。被蛇咬了，一定有消息的。要是出了别的事，李家会不会知道？……老人看见她前两天过身，说明她至少那时没事。但假如那以后她又回来过，假如按照农民大略的语法，“前两天”指好几天，半个礼拜，甚至大半个礼拜？而这么多天什么都可能发生。假如小絮失踪、遇害了（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触碰这个念头，它具有隐秘的魔力），李家老人可能会不知情，而学校也不一定会知道，还以为她回家了或者上西安了，家里人又会以为她在学校。这样就谁也不会知道她出了事。眼下，随着一种异样的心理程序，这种可能性越来越踏实，竟然仿佛已成事实……我握紧手指想：我将找到那个人，杀死他。我将不顾法律；只能这样做，绝对律令。
她的眼里闪出一种光。
但这些想法后面似乎又有点心虚，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会做；结果必然是逃亡——不可能的逃亡，监狱，甚至黑色的枪口，生命，珍贵的生命和自由。或者，我将无声地埋她，就算法律惩罚了强奸者，我却将负疚深重，因为不是我自己为她复仇，留给我的是思索、写诗。
“那我就没办法了啊！”
其实，报案不也是很繁杂的事吗？可能遇到想不到的阻碍，一时的激动之后是无数的细节需要办理。那将是我生活中面临的最繁杂的任务，排斥其他一切可能。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走火入魔了，赶紧收回心思，自责。但我还是离开道路，往松林里走了一步。望进去，深深的棕红色，绵延无尽，像洞房，又像洞穴。我又走进去几步。忽然觉出实在荒唐，心里涌起畏惧，身上一激灵，我被自己吓住了。我加快脚步走上正路。
“因为这件事的过程，涉及那些不好说的方面。”她望着我，困难地说着，意思似乎是让我慢慢明白，“报出去以后，对我伤害更大——”
将要接近院子，走来三三两两的学生，大概早上放学了。似乎刚才在林中听见过铃声。孩子们赤脚，踩着枯叶，看见了我。有个落单的学生下到水冲出的壕沟里走，那里枯叶积了沟一半厚，颜色深黑。那些成群的学生则大胆地直视我，无所顾忌。第一次来，在教室外边看到好多孩子赤着脚，端着有缺口的大土碗吃饭。有的碗里没有咸菜，只有一点鲜红的辣子，以此用力蒙骗味觉。到底这里是离公路十几里的地方！他们的目光是直勾勾的，我想到贴在小絮窗子上的目光。不知从我第几次来开始，学生开始趴在窗台上瞧，鼻子眼睛在玻璃上贴扁了，说他们也没用。小絮的窗子开向山坡，从门口要绕过大半个学校，等出去撵，他们叮叮咚咚跑掉了。回到宿舍，他们的脸又露出来。关上窗户，他们竟在玻璃上敲。骂他们，他们嘻嘻地笑，经常性的人有五六个。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多少遍，我失去了耐心。有一回我一缸子水泼出去，学生躲不及，大概泼了一脸水，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脸又出现在窗子上，粘在那里！奇怪的是我们没想到安个窗帘，而只是拿伞撑开，挡在窗台上。
我吃惊了，“报道”是我的唯一武器啊！
小絮说，这里的学生谈恋爱的很多，大概是从收录机上和电视上学来的，有几户打工的人买了电视机和收录机回来。学校对门山坡上就有一家，房子隐在百年大榆树里，看不见，震耳欲聋的声音，却一天天冒出来。上课唱歌，学生唱的是“你是风儿我是沙”。一个六年级的学生，竟然有三个“老婆”，她们都很服他。晚上，男生们对着女生宿舍的墙壁撒尿。土墙已经塌了一方。隔壁教室里，白天上课，铺盖堆在教室后边，晚上铺开就是宿舍，男学生就对着墙洞喊：“小桂，过来唦！”“刘月香，我想你！”墙洞被女生堵死了，男生老在试着掏开它，窸窸窣窣的动静，就像很多老鼠在墙里跑。本来这里老鼠也多极了，有时它们打架会从破席子的天花板上掉下来，那席子破了一角，耷拉下来。
我考虑了一下，说很困难：证据只有“监护”二字，又时过境迁。想到她吞吞吐吐的态度、奇怪的要求，“也许她真是精神病呢”的念头轻轻闪了一下。现在只有去找公司领导，做报道。我这样说了，没想到她说：“最好不要报道——”
我内心似有畏惧，索性避开他们，在那棵大灯台树（也许是木瓜树？）下等待。树皮青黑，生满苍苔，但深沉的生机仍透出，庞大的树冠笼罩村庄。学校历历在目，隔着一垄垄的水田。这情景于我很熟悉。有一次来女娲山，也赶上学生放学，天快黑暗，整个山村停电，一片昏昧，事物都显得深了。我想到小絮就在这昏昧里，似乎是她或者我生活中的一种永恒。纵然离开了这里，情景依旧不会改观，因为这不只是生活，却近于预言和象征。黄昏，我们来到牛栏旁，天上整个儿烧着晚霞，一头成了暗红的牛在近旁咀嚼，一些晚霞要远些，似乎也永恒些，我们似乎是会永远在这里，又面临倏忽逝去的刻骨忧郁。而天空在冷下来，变成钢青，就像那些鲜红和彤红从未有过。等我再开始走向学校，问题又临到我面前：小絮不在该怎么办？这倒似乎比林中的怀疑更使我身心无力。问明消息，马上走回头路？该找谁？——这些难题逼上来，充满宿命。我不愿意遇见很多人，让他们猜疑：他怎么倒来了？我不喜欢别人的惊奇。里面有只属于我的、难于说明的隐秘。
“看了你的报道，我在想，我这种情况，一二十年了，给我个人的人生造成了这样大的伤害。虽说起因是医生，但单位领导和医生串通一气，也造成了对我的侵害，我觉得应该得到补偿，恢复以往的待遇。”
那次我没有见到小絮。整个学校讳莫如深，发生了一起成色不足的灾难性事件，一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在课堂上不愿听讲，拿自制的飞针扎上了小絮的眼皮。“当时我很镇定地从眼皮上摘了下来，事后却吓住了。”小絮说。她收拾东西回到县城，再也没有回过那所学校，即使文教局警告说要开除公职，以后办理停薪留职来到了鱼城。我们终于告别了那条小路，和蚊蝇一样钉在玻璃窗上捕捉我们的目光，却没有感到轻松。
我想到自己到工商银行存钱，一般是一次一千到三千，一个月要存两次。第一个存折上的数字突破一万，当时有一种类似骄傲但又发虚的心情。一块分配来的牛莉领到工资说：“这里简直就是个钱库啊！”现在有几个银行系统的存折，封面各不相同。手里这本起了毛的、软乎乎的存折，和我第一个突破一万的存折有相同的封面，红色的，属于工商银行。我那个存折搁在柜子里很久，已基本不使用了，里面躺着一万多元钱的数字。
坐在李树下眺望，远处李家沱江岸两个大烟囱在阳光下吐烟，打破了这个世界的边际线，让我想到冒烟的世贸双塔。那下面是一片工厂区，我和两个同事去暗访过。
就这样，她现在只能领鱼城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月一百八十元，病又没好，要常常吃药。“你看，”她在她那个布袋子里掏，掏出来一个存折，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存款、取款日期，一般是月初存入一百二十元，几天后开始取出，一次取十几元，到月底前几天就取完了。“除了六十元生活费，都存起来，取的都是为了买药。”
公共汽车旅程悠长，从解放碑慢吞吞到九龙坡，穿过了鱼城钢铁厂地盘到达双坪，街景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路灯，三轮车群集路旁，有些无所事事，却不见一辆出租车。知情者说，这里外来出租车不敢驶入，怕被跑三轮的本地工人们打。在一家茶楼里，茶楼老板娘原是铁厂的工人，介绍厂里所有的工人都掷骰子，无论老少，自从厂子破产，工人们无所事事，掷骰子的规模更大了，好多输光了工龄买断费。她自己也参加过，输了千把块，后悔收手了，这才想到举报。
她要求公司仍旧维持以前的待遇：“我一个人在家里荒了二十来年，什么都不会了，就把我作为精神病，发给基本工资就行。”领导奇怪地盯住她说：“你说把你作为精神病，你拿哪一条来证明你是精神病？”
我们分头走进厂区，有一种不祥的气氛。除了一些卖东西的人，曾经的工人都无所事事，带着他们还留有机器茧的手，无处安放而像干部一样背在身后。据说，每个人都可能是眼线，这个词似乎难以和革命历史中的“工人老大哥”相容。当然，也有工贼、内奸这样的词，但绝对是一小撮，而且一定有着当作标记的丑恶嘴脸。而这里的人甚至面目模糊。所有的房子都是旧的，像阳光晒着的废铁，我走了几个进深也没看见赌场，莫名地失望。我在一个摊点上买了一瓶水，这里的水积着灰尘，高出外面五毛钱。老板娘打量我的神情也特别，似乎她不是在关心交易，不是在为自己的利润操心，倒在担心着别的什么。我喝了一口水回来，顿然看见了场子。
“对呀！可他们就是不承认。”前两年，书记、厂长换届，厂改叫公司，转制了，好多人下岗，她的工资也停了。她去找公司，公司说她没有能力上岗，当然不能拿工资。她说当初是把她定成精神病人，叫她在家休养，发的基本工资。公司领导说：“啥时给你定过精神病？”“我给他们看文件，他们说，这文件上哪一处说你是精神病？”
高低几十个人围着两条长桌，长桌上盖着印有骰子图案的花布，布上正开启几颗骰子，骰子旁边有一大堆钱，庄家正收回这些下注的钱，不用手，而用一根耙子，就像餐厅里做清洁时扫掉桌上的骨头鱼刺。人们看看这些被收掉的钱，拈拈手里的钞票准备下一注，他们每人手里都拈着这样的钞票，就像举着一种男女老少通用的证件。这样完全的性别年龄分布是让人震惊的，这样一个整体还显露出高度的警惕性，总有几个人的眼光望着外面。我喝着那瓶水走过去，加入人群中，我肯定是被打量了的，所幸我感到这个刚才旁观不寻常的群体并非离我很远，每个男女老少依旧是我熟悉的，实际上他们举着钱盯着铺子，脸上露出天真的朴实，就像不知道他们在参与一种吊诡的活动。须要防备的是那几个庄家，清一色的小伙子，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工厂里的人，我们的得到消息是，他们都是一个老板雇的下手。这个老板在附近的几个工厂区里都有场子，把这一片工厂的钱都吸走了。我的同事把衣兜掏了一个洞，相机镜头探视赌场。我们在这里受到相当的怀疑，为了掩饰我也下了一把，并且赢了，庄家一样用他平静老练的姿势付钱给我。
“‘监护’这个词只能针对儿童和精神病人，这就是说你是精神病人哪！”
他们的操盘似乎很规范，只是在骰子摇完后，再任众人下注，通常是押大押小。如果谁押对了，他们也会很痛快地付出钱来，给人群中那个人扔去，从来不会发生什么差错，整个气氛是友好的。庄家怎样赢钱呢？我们曾经和爆料者探讨这个问题，她说庄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实际上主要是赢那些投上了劲，失去理智的人，这些一般的下注者不过是烘托气氛的。曾经有一个老头一天输掉了工龄买断费，儿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不久我就看见了一个这样的人。
——因不适应工作，决定其在家休养，由亲属监护。
这个老头先是站在一边看，似乎非常冷静不动心。其间庄家输了两次，都是输在大上，此后老头开始下注。他忽然在大的一头扔下一张五十的，显然让大家注意了他一下，因为这么久除了一个小伙子下过一次五十，大家一般都是十元五元。小伙子赢了，一连两次，大家要跟着他押，他又沉默地走掉了。而老人是那么沉着。庄家看他一眼，拿起缸子，是小。老头的五十元和其他很多钞票一起被兜走了，又被发还给押小的人．再一次摇骰子后，老头掏出一张百元，说：“我押它一百。”这次大家都看着他，有一个人对他说：“你那点工龄费莫几下押了哟。”老头不理他。庄家和老头一样不露声色地掷骰子，并没表现出一点手法轻重或速度的变化，但一切似乎忽然紧张起来，利索起来，刚才很多无关的小细节都一下子收起来了，这才是真正开场了。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下小注，庄家还吆喝大家下，这一下吆喝似乎也和刚才不一样，有着意之感。缸子揭开了，又是小。一百块钱被扒走了，它扔在赌桌上引起的震动就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庄家的神情永远那么冷静，不会承认这张票子带来过什么压力，起过什么作用，引起过他们心里什么样的紧张。在捕获这类毫无征兆投下的飞鸟上，他们永远是足够警觉和利落的。
她拿出文件。这是一份厂党委1984年×号文件，上面写着：
老头沉着地又接连投下两张，押“大”，这两张很快又被收走了。老头如此沉着，看来是充满着信心的，但为什么会一直出“小”，这里面似有一种震撼的命运感，使人茫然失措。大家有点忘记下注了，只是盯着老头。庄家看了人群一眼，有几个人于是叫着“下注啊”“趁水涨了试试运气”，并且带头押在“小”上，于是大家又纷纷扔下五块十块的钱，却也有人还在等，想看老汉押了再押。老头以一种特别的、存在于青年身上的姿势，迅捷地掏出一张钱来，似乎扮演一个讲义气的无赖少年，说了一句“×的，我这回押个小看看”，似乎他为运气击倒放弃了固执，在放弃时仍旧表现出果敢，就扔下去。
单位领导来处理，说她乱闹，诬陷人，又打人，有精神病，做了一次诊断，说她要有亲属监护，待在家里，不适合参加工作。“就是这么个文件，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也造成了舆论。”她依旧是淡淡微笑着说，“周围的人都把我看作疯子。就这个文件，也不给我看，说的是在家休养，按月给我发基本工资，由家属照料我的生活。后来我听到周围的舆论，才知道不对劲，几次去找，要文件看。他们说，文件上并没有把我判作精神病，是我自己朝那方面想。但是影响已经出去了。”
在这个老人身上是真的存在一个无知少年，还是运气与赌场合谋对他的欺骗，直到他两手空空才会明白？先前冷静地观察动向，果断地出手，沉默的坚持，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洞幻象？偏偏这次出了“大”，大家似乎情不自禁地低呼了一声，那些特意跟老头反着押的人不由长吁了一口气。钱很快消失了，老头不再掏钱，离开了赌桌。起先劝他的人这次押了“小”，一边接着庄家抛来的钱一边说“我叫你莫押嘛”，老头似乎为了回答他，露出微笑。他走出人群，头很快地低下了，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五百元钱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就是一种感觉，手里本来是沉的，什么都没有了，肉体被捅了一个洞，一时难以回味过来，才察觉肉体倏然衰老。
她知道了之后，一方面去找他，一边找单位领导。领导上一直不处理。“我一直害病，又是单身生活。”中间经过几年，为了打破单位的沉默，逼得他们出面表态，她打了医生，当着单位领导的面，拿了一块砖头，砸了他的头。“他流了血。”这句话的调子也是温柔的。
我小心地离开赌场，来到这里固然会引起警惕，离开也叫人不放心，因此我不是向着大门而向着深处走去。在另一个地方，我又看到了较小规模的赌桌，由于扔下的注较少，我欣赏了一会儿这张花花绿绿的布，想到太极河图之类的东西。它简直是有点孩子气，用来游戏的。这里保持着二十来个人，一直没有掀起什么高潮，庄家也一直平静地扒走一些钱，送出另一些钱。
她停了一下，似乎放下了这件事，接着说：“我要找的主要是厂领导——”
好一些的家庭都从这里搬走了，很多房子是空着的，路灯瞪着瞎眼，文体活动室蒙上尘土。在附近的铁道上，一些鸡由于整天等待满头灰尘。有人说一些废弃的洞穴中发生过强奸杀害案。我们走到一个大的厂区，像是一个大植物园，破产两年不到，自然迅速重新统治了这里，曾经的铁轨也被人一段段撬走，我们到时还有人在深深的草丛中寻找钢铁。从屋顶长出了森林，一些机器的空眼里缠上了翠绿的植物之绳。
“他是承认了，好比是你我两个，都没外人在场，他说：我是那么做过，这会儿我也承认，可是有外人在的时候，我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
我们奔波在工厂区白光光的大路上。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一群工人下班拥出大门和一群畜生被放出围栏。白兰度的《码头风云》。洛尔迦的纽约印象。黎平和我是一组。几个工人往车上装着一种渣，只有凑近细看，才能从深黑之中辨认出红。一些深色的废水经过沉淀池，直接往江中飞泻，它飞泻时的颜色是红的，形成一种小规模的荒原景象。下去感受的黎平就像极地探险者。我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哪里，路上还是江边，行动还是思想？
“他承认了？”有必要确认这一点。
远处出现了白山。
李素琴的语气温柔，甚至有一种回味的调子。也许是长年的这点回味让她眼光闪烁和脸颊微红。
白山来自刚才排出污水的磷肥厂的磷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辆卡车盘旋绕上山顶，黄瓜低下头，农民掏出小小的沟渠保护田园。我们在厂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天气酷热，暗红色的血旺，苍蝇和烧白。我们谈起了未来！我们是个战斗的小组，奔驰于大路、政治与法律的狭径中。皑皑的阳光下远方无限，有着真正的寂寞，白山使这一切坚固真实，就像在非洲的一个小镇上，使那个手术包含的死亡真实。大江伴着工厂区死去，好比手拉手从那些高烟囱上跳下，而我们是领会其中严重的意味者。
“其实我要找的还不是他。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无凭无据，后来还是他个人向我承认的，他当时是起了歹心。”
一个搞艺术的人说，他要把我家乡田野里废弃的一座水泥厂，改造成后现代博物馆。我的叔叔和婶子在那里工作，他们还在天天卸货，搅拌灰泥，我住过一夜，沙发上积了一层灰和一些屁股印，门窗和蚊帐被堵死，一大早，世界传来电线在混凝土之中的呼叫。鱼城有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虚幻的秋雨天，泥泞的公路绕道，专为了保留美好的弧线，让粉刷的红木瓦屋和水田安静地生活。雨中竖起了水泥厂的影子，却没有根基，我们的车穿透了它的混凝土胸膛，撒下的不是泥灰是细雨。这是一座怀着梦想到处迁徙的水泥厂，为雨水洗刷陈旧，在田野上是没有家园的。它为什么从遥远的城市，从宛、洛那边来到这里？它本来是那里的，现在却变质了，和这里的事物一起染上了怀乡病。
我被她的语气震动，但同时冷静地在想，她的话还没有讲出来多少，医生的事很难办，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无法写一篇稿子。她又说：
一个温柔的水泥厂是无法存活的，放下了恶的盔甲者，比从无盔甲者更易扑灭。那个人肯定搞错了，雨水销尽他的梦想。坚固的一切都将不存在，北京朝阳区大山子有一些人，活在被工人抛弃的工厂里。给管道涂上油彩，对着机床喝黄色啤酒，在齿轮上漆革命语录，以便每天绞死自己的新思想和灵感，他们的思想和灵感像真菌一样生长得太快了，来不及收拾。他们说自己只是和数字在一起，这个军队留下的数字。城市要拆迁了，他们想把工厂或者那个数字保护下来，说这里已有文物价值。他们早就这么干了。水泥厂，你属于城市，你注定死去，他们榨干了你的内容后放逐了你，你是现代大地上的漂泊者。
“你是小伙子，跟你也不好完全说，反正就是最扎不得的地方，他用的是长针，有一指长——扎穿了呢，引起盆腔炎，不能结婚了。后来再检查时我才晓得，医生说根本不能扎那个穴位，就好比死人呐——”
有一次我见到嘉陵江小三峡的一座水泥厂，在峭壁之下，那里显出战役过后的广大荒凉，或者一座要塞的遗存。没有人了，有这么多的建筑，包括那些小窗整齐划一的工人宿舍，像温柔的鸽子笼或骨灰盒。人撤走后的房子是一种很不祥的现象。但还有楼梯、扶手，这些善良的意向，诱惑怀旧者。
“他为啥害我？也是因为我年轻，不懂。他是来给我扎针灸，过程当中他就起了歹心，那个意思——冉记者，我当时年纪小，二十几年了唦，不懂，真的是不懂他的意思，都不是说拒绝——他就恨我呢，给扎了不该扎的穴位，就是——”她停了一下，专意望我一下，还是那种闪烁的微笑，我想到“做作”这个词。也许她确实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种事，对于她来说，那是始终无法掌握的，甚至她心里也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件事，看起来像是在卖关子。
从高耸的形状来看，水泥厂本身就是超现实者。一个工人在这里出生、成长，他的内心包含着多少死亡。那些多维空间中的乙烯管道，双氧水的林丛，一个残疾的工人在铁皮屋子里烤煤炭火，煤气通过一节连一节的合金管道排出，公共大厕所里也只有冰。厂区最近死亡的是声音，气味还活着，铁烤久了有一股油脂味儿。工人们住的屋子刚刚只有头顶高，以防北方来的风削平。有时一个老人告别了子孙，独自住在一些照片和记忆里。怎样想象，生活竟然也可以这样进行。
“起因是医生——冉记者，医生是救人的唦，这个医生倒是害人——害的手段，对女的来说，就没得那么惨的了，当时我年轻，不明白，后来才晓得，落了一身的病，也不能有婚姻，可以说毁了我一生——”
“你往后一定要记得我哦。”黎平说。
她似乎在极力对我暗示，要我明白一种暧昧的东西，这种态度使人不快，甚至像是轻佻。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小心翼翼的闪烁，含有不祥的意味，作为记者的“职业意识”开始醒过来，克制着自己因不习惯而来的某种厌烦。
我意外嗅到了伤感的味道。光头的黎平，以泡小妹妹出名，夜晚他进入暧昧的发廊或洗脚城，始终扛着的摄影枪支急于缴械。他用过真正的枪支，沐浴过河西走廊真正的月光，如今却精通于电脑和QQ，不通英语的障碍也被他在彼世穿越。上次见到他，三十岁的他竟然把短发染成了金黄色，显然是为了哪一个妹妹，我感到一阵悲哀。在鱼城，站在十八梯顶端眺望，内心的日子已成过去，我们双手做出的一些东西朝生暮死。死掉的还会有我们的双手。
还是吞吞吐吐的调子，有些奇怪的微笑。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还是微红的，加上水汪汪的眼睛，也许就是它们与白发的对比让我不习惯。“几十年了——要说一下子也说不清——总之是很惨的，最惨的那种——你晓得唦——”
我翻开陀氏的书，躺在李花上阅读。拉斯尼柯夫和妓女索尼娅有爱情，罪和公义却在规定它。上帝的公义向来是严厉的，在这里，一个被原罪流放的人类集体中，没有个人的位置，没有委屈可言，焦虑从第一行到末尾一直烧灼着人们，无所逃避，只有放弃自身才能获救。后来我想，读这一本书一定是有代价的，我在这一小段紧张的时光中，肯定抵押了自己的一小部分生命，奇怪的是有时我们情愿如此，多数人对他敬而远之，却总有人甘心去看他，和他立约。
“我看了这篇报道，既然你写了——我有些自己的事情——不好说——”
我看完了书，在深深的李花地层中睡着了，青色和白色的花是凉的，这是一个和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像在冰中，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我肯定在此刻暂时摆脱了肉体的温暖，就是我从有欲望以来一直依赖又反感的那些。如果一直这样沉睡下去，我将成为植物，因此我站起来，走出李树的阴影，这时我感到身体已经凉了。我在太阳下走，似乎是光着头接受着阳光，像那些栏杆上摊晒的干草，正在迅速地回暖，一直到晒成昏迷的紫色。
我说“是的”，但她询问的口气似乎透着不信任，让我有些不舒服，也许由于我的名字前面印的是“见习记者”？她接着说：
我像一个昏迷的人走到小路上，这时嗓子突然想咳，奇怪的是没有平时想咳的急促感，却有舒适的甜润。我张开口咳在草地上，一些口水随之落下，我又吐了一口，这时我忽然感到不对，一看之下怔住了：草地上是血。
是我前一段参加市里的“《国家赔偿法（1994年）》发布三周年纪念会”写的稿子，我抓了一个新闻点——市委副书记在会上讲到一个现象：鱼城市每年财政下拨三百万国家赔偿金，用于错案超期羁押等国家行为对私人权益侵害的赔偿，但从《国家赔偿》法发布到现在，总共只用出去几万元，“甚至很少有要求国家赔偿的案子报上来。这一方面说明群众要求赔偿的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只能说是底下机关在捂盖子”。稿子发表的名字就叫《赔偿资金为何花不掉（主）行政机关执行不力打折扣》，发在当天社会版头条。
甜润依然在嗓子里，在那里，我的喉头又开始发痒，一种致命的恐惧触到了我。我试着忍住喉头的感觉，中断这个过程，往下走上公路，这段下坡路似乎比从家乡到鱼城更为漫长，是我注定走不过去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却又掠过了无数的画面，陀氏阴郁褶皱的脸像李花那样层层叠放，似乎每口鲜血里都包含罪孽，此时到了清算的时候。意外的是，死亡并非如我想象的咸，倒是含有诱惑的甜，正如那些暧昧等候的时刻。
因为很少有人到办公室找我，气氛显得有些异样。她有一张类似孩子的脸，眼睛水汪汪的很活泼，甚至有一丝令人不快的暧昧，头发却几乎全白了。我不由说“你坐”，她就照旧坐下，眼睛依旧带着奇怪的笑意，似乎在等待。我一问她，她就举起那张报纸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唦？”
那些夜里，我把第二天见报的国际新闻稿件操作好，已经两点了。主任审过稿，和一个证券版编辑一起走了，整个楼层的大办公室这一方，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呵，你就是冉记者啊——”那天我走进办公室，她望着我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现在的时间，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我感到这是属于我的夜晚，也许正因如此，夜晚固有的性质传给了我。我感到一种空虚，就像我不是在办公室里，头上没有人造木材和水泥，以及可能存在石膏和竹节的屋顶，而是在虚无的天空下。
眼下教堂似乎关着门，就好像那次聚会之后，它永远对我这个不信者关上了大门，我不知道那个生病悔改的女信众怎样了，她会再次离开，回到街上混杂的人流中吗？但其中唯有毁灭，虽然看上去完全若无其事。人流松松散散地走着，却并非没有负担，我想到了房东在这里被扯掉金耳环的情形，又联想到六十多年前这条路上的一场“新生活运动”，要求行人走人行道，不随地吐痰，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当然还有靠左走。眼下自然是乱走一气，说不清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又是新的。我穿过人流去搭一辆从弹子石到南坪九公里的车，它在南纪门药材市场对面有个站点，这里也是我和李素琴见面的地方。
我把《几回回梦里回筲箕凹》拿出来，刚打了一两行，又废然了。这一段写得松散，大河上的飞翔，山坡上的眺望，和先前没有吃到的一树五味子，看不出联系。是不是因为梦本来杂乱无章，写出来也没什么意思？这样一想，整个事情都没意思了。
我脑子里最先浮现的是一本《圆觉经》，前几天它曾经待在我的床上。哦！我思想的温床！佛说空中本无花，我们看见的花不过是我们眼中的翳。有时候，在西安，《空花》却是一篇古老的黄色小说，《二拍》中的和尚，有奇怪又丰富的性经历。另外一些晚上，我看见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烟雾一样的“孽”飘下的落叶。放下电话，我本来打算开头写构思的小说，却忽然起身，到报社去找陈天他们。后来，我和他们一块去了金竹宫跳舞。
我上了QQ，看到了“淮南皓月”。我正想问她，打了一句：“上次你为什么没去？”
“其实各人有各人的神，”高老师说，“你平时看宗教方面的书吗？有兴趣吗？”
她半天没有回答。我又打一句：“难道我真的那么丑吗？”她的头像动了，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是“淮南皓月”。她本人三十五岁。“我去了。对不起。”
高老师说：“哦，他信仰宗教？”紧跟着又问：“他是基督徒吗？”好像紧张。我说是的，他讲的跟你还不一样，你说的还是含有一种理想，尽管神的名很容易被盗用，包括“人文精神”“美好”“爱心”这些词。他说的则是尽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好好做工，乐于助人。高老师用那熟悉的、有点涩的嗓音说：“是的，基督徒是这样。”我说：“那该是很难的。”
她的头像忽然消失了。
我说，高老师，你讲的神与人的关系，宗教的诱惑，我在大学的一位老师，现在巴黎大学，他也跟我谈这个问题。
那天，淮南皓月主动把我加为好友。我查看她的资料是“苏州”“苏州人”。在“个人简介”一栏，是两句诗：竹影扫栏尘不动，月色穿阶水无痕。我就问她在哪里。我想，她也许到鱼城来上学或出差。她说：“我是鱼城人呀。”我说，那你的资料里写的是苏州。她说：“啊，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苏州，就把苏州填成我的故乡了。”我说，好啊，我也去过苏州。（我想到从上海到苏州的草原上火车奔驰。草非常深，在车窗里感到水杉青黑湿润的气息扑面，整节车厢里没有两个人，竟然有些荒原上的畏惧。）我说，你真是个浪漫又诗意的女性。她问：“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我看到了你资料里那句诗。
上海的夜晚，那些校园和校园外的大街，细篱柱编织的院子，一两个地方露出枯的竹棍尖，日本人留下的房子里的灯光，弯曲的街道，墙根的一堆土，过街天桥下有人在拉小提琴。谁往帽子里放下一枚硬币。高老师走过五区，去外滩灯光昏暗的房子，朋友们和女性的绣凳在等他，水泥和微微昏暗的光线，悬在沥青路面上半尺的空间，随清秋而来，掀起一线车影。这里曾发生胡河清自杀的事件。
问到职业，我告诉她了，问她，她说是产业工人。我问：产业工人是什么意思。“这都不懂啊，大编辑。”我说我真的不太懂（有点不好意思的辩护，有些暧昧的故意），我是做国际国内新闻的。再说你这个词太老了啊，像十九世纪的。她说：“啊，这是最新潮的词了，你不知道？”我问到底做什么，她说可以做的很多。我胆子有点大了，说总不会是李师师一类吧。她紧跟着打出：“我要是李师师，你是蒋诚吗？”我不知道蒋诚是谁。“蒋诚是谁都不知道？但如果我是李师师，你是蒋诚吗？”我说好吧，我是。我心中升起一种微妙的窃喜。“不过蒋诚好像是影视虚构出来的人物，除了皇帝，李师师的情人是周邦彦。”她说：“是吗，你是学文学的吗？”我说是。“那你喜欢沈从文吗？”我回：热爱。我问：你美丽吗？她说不。我说，啊，不美丽你怎么做产业工人啦。“你想到哪里去了哟，莫乱猜，以后说不定要见面的。”我顺势说我们见面吧，她说你见了面会失望的。我说，只要你不是很丑。“你要求这么低吗？”淮南皓月忽然担心起我的样子：“怕你不是温文尔雅。”“基本是吧。”“为什么说基本是？”“有点不修边幅。”“不是很邋遢吧？”“不是，是不喜欢外表胜于内心。”“那好，你在法院门口等我吧。”“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吗？”“8:30。”“好，8:30。我穿白衬衣，蓝裤子，拿一本书。”
晚上，我忍不住给高老师打了电话。我坐在床上打手机，坐下去的时候忽然想到：现在我一般都坐在床上，像童年家中那只赖窝的、不生蛋的母鸡，正襟危坐的时候很少，落凳子就有懒散的感觉，是否我已经废掉了一部分？我想到了复旦大学同学汪习波的臀部，坚实无情，一气坐穿无数夜晚。他的理想是早日登上《文学遗产》，他的脚步像带着铁器巡夜的警察一样踏实。原来高老师的丈人刚得了心脏病，他为此奔波。
时间有点耽误了，我急匆匆往法院赶。夜晚已有了夏天的闷热，烦躁不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这样急切是为什么。到了那里，花坛上坐着一帮老太太和妇女，说些什么。我穿着白衬衣，把书拿好，站直，在那里等。这时我就想到了第一次见网友的经历：剃着光头，打一把暗色长伞，穿灰衣服，结果人家说她差点扭头就走。我想蹲下去等，但我不能蹲下去，也不依靠什么，这是小絮常说我的毛病。站得直，四面打量。街对面有两家火锅店，一些人从那里进出、走过。有一个女人走了过去，过一会儿又一个女人走了过去。她们都使我心里发紧。一个时髦的高个子姑娘保持轻盈地走到法院门口，在门卫室前探身，和门卫说笑，而后走进去了。我的心优美地跳了一下，她穿的是浅色衣服。但这不是她。
高老师的爱人在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绿卡，他在上海的孤身状态，经常出现在我脑中，像车站黑暗空间前湿漉漉的枝条上的一朵花瓣。帕斯捷尔纳克把火车站比作忠实无比的保险柜，保存的可不光是离别！《两个人的车站》里，钢琴家在候车室里挨了火车司机——他的劳动人民情敌——一顿狠揍，专门打脸，还像小鸡一样被提起来扔了出去。一部小说里，有个叛徒叛变了，是因为他受得了酷刑，却忍受不了敌人往他脸上啐唾沫。啐唾沫，这太下贱，太不把人当人了，这人的自尊被轰毁了。
应该有目光在暗中看我，我把身体挺挺直，拿好报纸，我的白衬衣（其实不是纯白的，是含有一种典雅的奶油白）稍微大了一点，我的裤子兜里有手机和传呼机，使它们稍微鼓突。除此以外，应该是可以的，我像是夜色中生长的一棵观赏植物。
高老师的学术之途正在上升期：年前被破格提拔为教授，今年出了两本精致的书，一本是在三联书店。他只有三十五岁，几乎和陈天一样大，而陈天现在和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硕士生，连中级职称也没有。新书之一《鲁迅六讲》放在我的案头，高老师说，这本书得到了薛毅或是王晓明的称许，我私下想道：也许是传世的。高老师还计划写一本描述式的文学史，也是语言史著作，揭示现代文学家在语言和心灵之间的处境，这本书他在去澳大利亚前已着手了。
时间在我的叶片上爬行，又有一个女人走过来，她个子矮可是没有长发。长发及腰——这是对夜色中的我最确切的安慰，最好的希望；我忠实于这个希望，像一盏指路的灯，引导我有勇气去追寻、辨别，它战胜了所有那些不祥的猜测、纷乱的动摇，没有这个意象，我早就退缩、怯场了。像一株植物，我知道自己有多么脆弱。但又一个女人走过去，仍然不是，我数得清只过去了五个，有两个根本一看就不是，其他是男人或者和男人走在一起的女人，连她们我也怀疑过。可是人真的不多，都过去了，只有花坛上的老太太们还在那儿，偶尔看看我，像一出古典戏剧中的歌队。我看了看表：八点四十。这是我第几次看表了？我等着，其实我是在等待数字从“40”走向“42”。一到这个点，我忽然离开了那里，向中兴路方向走去，走了几步，我脚步越来越快，接着跑了起来——向着另一家可能的法院，我知道另一家法院：鱼中区人民法院。
他坐在一堆肥皂泡中，心神已经远远越出了这个澡堂子，流进大街小巷，大步迈开隐秘的步伐，和黑暗勾肩搭背，一同寻找这个时代的核心秘密，这秘密是由搞小动作到大破坏的快乐，比如（虽然他不知道这算是追随诗人伊沙）在城市的阴影里对着墙根很响地小便、焚烧塑料来搞行为艺术，或由他——一个门外汉、一个过了时的红卫兵来主刀变性，当然也可以是丰胸。他真的可以搞出让人人疯狂的乐子来，假如大家想到在沉闷的僵局中提拔他的话。当然他也并不觉得怀才不遇。他和所有新人类一样，对忧思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大约一站路的距离，我奔跑着，出汗，我到了那里，马路上一股污水的郁闷气息，灯光很暗，没有什么人。在栅栏一边的小巷口，两对男女中学生在污水的气息里说什么，或者等什么。只有这些。我往回走，避车过马路，然后又跑了起来，超过偶尔的路人，我在出汗，在夜里的鱼城。我忽然想到几年前在复旦校园的奔跑和行走。那天晚上下课，我在黑暗温柔的路上走，同学老胡骑自行车赶上来，他说师姐就在后面，你慢点走。他的车影子暗中消失了，我没有回头看，而是忽然疾走，两腿生风，像是决绝地完成一项没有希望的任务，像走过水洼的兰波，在师姐温和的注视下。
那是在电话里，令人意外的一句。谈到现时代，高老师讲了朱文小说里一段父子对白，当时爷俩泡在澡堂里，身上擦满肥皂。忽然停电了，一片漆黑，大家在黑暗中等候，有人寂寞地吹起了口哨。还有些人没事干，继续往身上擦肥皂。父亲（我想）很气恼，因为电和灯光是好东西，有电不至于让大家没有事做；没有事做，就会停下思想，这是多么不好的事。儿子却不这样看，他比老子有远见得多：“最好全城停电，大家乱搞。”在灯光下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往身上打肥皂，一旦黑暗了，可干的事就更多，简直是千载难逢，哪还有机会左思右想。
跑回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仍然只有花坛上的那些老太太，她们的阵容像是一个也没有变化。冗长的戏剧！我轻轻喘着气，发散着热量。我的手机在兜里，始终没有响。等到了九点钟，我终于放弃了，临走看了看手上的书——竟然拿了一本《等待戈多》。
忽然想到高老师说的一句：“大家乱搞。”
夜晚一过去，走在天光下的大街上，觉得恍惚。我也在交网友了？这个事实似乎比我的失败更荒唐。以往那些在台灯涂抹的书架前啃《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的夜晚呢？那去林风眠故居拜访的想象呢？似乎一直也不会去实现。
“其实，人生的痛苦无可逃避。我近来也深感学术的无能……”
办公室的两位同事，本来并不熟悉网络，却不几天就成了聊天专家，各自手心里有一大把女网友，又在现实中见了面，传出一些微妙的新闻，当时也在报社刮了一阵风。
我读到一种让人担心的调子。我勾勒出了某种委婉的、曲折的疏远，像一个站在黄昏河对岸的人说着，虽然话本身并无什么迹象。这不过是开始！也许应该这样读：我也不理解！
夜够深了，夜又还没开始透底，一条直临着街的小巷子，也会有我的感觉，它有一个深腹腔般的领受器官。我们主要都不是生活者而是领受者，生活走过了我们，踏过了我们，车辆在小巷口子面前飞驰而过，几个巷子深处的老人偶尔走进来。
“你的心境还是那样起伏不定。看来，在这个大家都拼命攫取的时代，能理解你的人真的不多……”
隔档的人问：“你在打游戏？”
无聊地打开电脑，再次收到高老师回复的电子邮件，他已从澳大利亚回上海了。
我才注意到编大众话题的王力没走，也在上网。我问：“呵，你在看美女？”他说没。但我瞥见了他正在关掉的裸体网页。这是新兴的编辑部娱乐。
两个月以前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看罗扎洛夫的《角落》，外面很冷，类似墨水瓶里某个结冰的彼得堡。在书店里，我曾在一个角落里陷入两难选择，我最终舍弃了著名的《落叶》，挑了《角落》，但回来发现这是一本教育书。由于我想写一篇描写小絮离开了的学校的小说，我仔细地读了这本书。那些关于教育的字词发出一种神秘的东正教气息，不停地诱人走进启示之夜。在这种气息中我徒然构思，却不知我的小说已渐渐缥缈，最初成型的一些情节往深处走向虚无，穿过一道神奇的走廊，那是一种解构平凡字眼的气体。
王力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大概因为他不只当编辑，还是个作家，正儿八经的作家，应该是鱼城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我想他不大会是中国作协会员那种身份。我们编辑部就有两个作家，报社里的作家更多，我从来没和他们谈文学的事，也没读过他们的东西，陈天的同学吴海子是个例外。今天晚上，我到电讯室打稿子，忘了带开门卡，正在玻璃门前发愣，里面有人来开门了，正是吴海子和他的手下，他见了我说：“你好。”我报以笑容：“你好。”我报以笑容是当然的，而且我知道，我的笑容要更热情，而且爽朗。
这次以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很长时间没再上教堂，直到那次听孩子们献唱。总体讲我上教堂的次数是很少的，也许比我买《圣经》的次数还少，在上海和鱼城，我买过可能有五本《圣经》自读或送人。也许，比起基督教来，我更喜欢《圣经》本身？余华接受采访时说，他正在学习《圣经》的语言，他觉得《圣经》是语言的最高境界。《现实一种》像锋利的刀子切割黑色橡胶，只有极细微的“刹”声，李振声老师说是“如此纯粹”。我并不喜欢这种语言，不喜欢黑色橡胶，当然比起祖师爷罗伯·格里耶的报废橡胶来，余华毕竟激烈得多，这世界的灵性与其被格里耶之类的橡胶闷死，还不如叫他一刀子剜了！他学“《圣经》语言”的成果我也看到了，《黄昏里的男孩》之类，似乎太快了。他不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人。
吴海子原来是晨报副刊部的编辑，副主任。刚到鱼城来时，他到陈天和我共住的宿舍看陈天，坐在黑暗里陈天的床上，一堆哲学书中间预留的位置。不管怎样，他毕竟接受了，没有表示什么。我问他鱼城文学界怎么样，有哪些著名诗人，来鱼城前大概是听老师说过鱼城有一些诗人。陈天在一边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像个藏在暗中或甘心退居黑暗的鬼，忽然出声说：“吴海子就是著名诗人啊！”我有点吃惊，关于这个问题，吴海子一直没说什么。我只听陈天说过，吴海子原来诗写得很多，什么杂志也发过，这两年写得少了。大概那个“少了”给了我一种心理安慰。
我的问题显然不得体，它打断了刚才家常的气氛。其实，在刚才的气氛里，我一直有个感觉，我是混进来的，藏在信众和新来者之中（像狼混在羊群之中？），“同工”显然注意到了我，也许还有点提防我。在语声消失后的寂静里，我有些尴尬，我看到刚才那个女人带几分尴尬地笑着，也许是觉得迷茫。大家都不自然，这是我造成的，故作严肃，我为我的问题感到脸颊发烧。最后女同工微笑地对我说：“你觉得自己能做的，就让，不愿让，你就坐着。”当时这句话使我觉得受了讽刺，是对我刚才打断气氛的一种回击。但也许不是这样，她是想安慰我。温情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谁知道呢？她又加了一句：“总之我们有主，一切听主的安排。”
我们谈到我的导师高老师，吴海子忽然说他知道，最近买了一本高老师的《在语言的阁楼上》，这又使我吃惊。
我出声：“我虽然不是一个信众，却一直对宗教很感兴趣，心灵也常常产生痛苦的犹豫。我想获得坚定的信念，像在爱人如己上。有些事，我们是努努力能够做到的，应该去做；有些事，是做不到的，也就没有问题；有些事是可能做到可是很难的。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也去做了。可是当我坐长途火车，车上很挤，一位妇女就站在我身边，看上去累极了，但如果我把座位让给她，我就要站上整天和整夜，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零点，值班者在二楼食堂“用餐”。新闻中心主任也是副老总陆地，忽然问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没有。他说：“我怀疑你从哪儿来的生活啊。看你写的那些，好像还有点生活。”我吃惊地说：“陆总你看了我写的小说？”边上一个女编辑也说：“呵，已经读过了啊？”陆地说是看了几页。我想那是《唐诗故事》。我微笑，说那不需要生活，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陆地笑说我看你写的贩茶叶、布匹之类，像是有些生活，怕是从书上看的吧？“情节嘛，纯粹是鬼扯。”我又笑了。陆地对女编辑说：“写得还可以，能发表，烟钱赚得回来。”又说：“我晓得他看了很多书。”女编辑说：“他是看了很多书。”陆地又说：“除了看书，你还是应该交些朋友，时常下些馆子，谝一谝，作家都是这样的。”就又含蓄地微笑了。
她的微笑忽然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西班牙电视剧，国王的弟弟在密室里，对着主受难的十字架忏悔，虔诚热烈的祈祷中，忽然迸发出恶狠狠的诅咒：“主啊，你杀死那个小男孩，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给他钉上钉子吧！”但马上醒悟到罪孽，扑倒在神坛改口：“啊，不，主，你祝福他吧！”可是等他站起身来，欲望又占了上风，比第一次更恶毒地冲口而出：“杀死他吧，把他钉死吧，像人曾经钉死您一样；劈开这畜生吧！”——当然，小男孩，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或者就是基督本人，终于被他毒死了，在凶手本人也被折磨得近乎昏迷的神志下。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想，为了自己，为了今天来参加读书会的活动。
女编辑微笑讲：“两路口有一家叫作什么的馆子，就是鱼城的诗人聚会的场所。那一次我们去，遇到一个长发诗人，带了一个小马子，一点都不发育，很瘦的那种哦（我想见那个小马子的样子，很瘦很窄，平板板的胸脯，平板板的屁股），诗人凶得很，结果把小马子还惹哭了吔。”诗人是鱼城一个著名的诗人。陆地说：“文人们就是这样。比创作，那是暗中比，桌面上是不比的，大家到了一块儿，比什么呢？”陆地用带普通话味的考究的方言说，比骚，比荤段子。
后来我们学唱赞美诗，使我忆起在上海时走进南京路口“沐恩堂”，听唱诗班献唱。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现实中听到唱诗班歌唱。但是教堂中的气氛究竟是几分现实几分幻想？学了一段赞美诗，大家休息，一个信众问同工工作苦不苦，同工感慨地说，苦啊，总是遇到不理解主的意旨的人，他们只知道基督的话“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一提起教会就是这两句，还提出过分的要求：“你们反正是把脸都可以给人家打嘛。”你说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就说你虚伪，是鸦片。比如前一阵长江洪灾，就有外地人跑到教堂来，自己说是灾民，啥都淹没了，要教会救济。救济了，发现他们其实是骗人。“当然，这些欺骗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为他们祝福，祈求主宽恕他们。”她微笑了。
副主任讲他上网。一个网“虫”名字叫“枪手”。副主任问他：
说完后就低下头，不再补充什么。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极度的负罪感，似乎是要哭出来了，她给聚会带来了沉默。我想到她在进行语言的赎罪，而她常常被要求当众进行这场赎罪，又以自己的罪过为见证。此时众人对她既有对罪人的怜悯，又有不寻常的畏惧。既是玩味，又是忍受。我感到了这种畏惧、不快的气氛，笼在每个人心上。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带去了这样一种气氛，弄得大家只想摆脱他。他抱怨着杯子的苦味，最亲密的信徒们听得也不耐烦，一个个睡着了。他却要他们警醒。女同工连忙用她那特别的、亲切的语言，说起一个什么话题，气氛才又轻松起来，我感到大家都吁了一口气。这时我忽然感到：这种语言在这里并不是自然的。女同工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让那个女信徒发言的时候，心里也一定非常矛盾。
“你拿枪做啥子？”
“我以前因为生活痛苦，身体差，想自杀了，因为我找到了主，还能进入教会，为主殿做工。又由于信心未固，退出了教会，不能成为主的牧人。（这里她咽了一下。）主怜悯我，让我的生活里有了主，现在我还是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教会的怀抱——”
对方打两个字：“杀人。”
这位女信众极其瘦弱，似乎是从最初世纪基督徒们的“墓穴”里出来的，还带有油灯的光和死亡的枯瘦气息。她认真地捧读着《圣经》，有一张基督着意要去拯救的、走失的、受欺的羔羊的脸。整个读书会上（甚至包括同工），只有她带来了这种气息。她醒悟人家在叫她，不由得怔了一下，女同工微笑地说：“我们这位姐妹，身体很弱，原来也曾经为教会工作。”看来她有半截话没有说。女信众用低沉痛苦的声音说：
“杀啥子人？”
我去参加过周三的青年读书会，在楼梯的拐角，看到广告“今日宣讲《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由温州秦同工主讲（温州话）”。是否鱼城没有自己合格的牧师？我对那些听讲的人更惊异了。我带了一本《圣经》，但发现那里的《圣经》是准备好的，还有一种赞美诗集，但不得带走。大家像在拉家常，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姐妹”和“做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一位女信众带来了她的朋友，一个刚刚对信仰产生兴趣的“慕道友”。主持会议的女同工很亲切地欢迎她，用她那种特别的语言。初信者感到不大好意思，但又打定主意地探问了一个问题（大概是战胜不了好奇心）：“信教会不会走火入魔？”女同工笑了，解释了信教与练气功的区别。“那能不能治病？”女同工说只要信教，心地平和，与人为善，就确实可以延年益寿，使徒们不是都很高寿吗？她忽然指指一位信众：“你叫她说说嘛！”
“杀女人。”
又有一个孩子倒下了。这次是个男孩。女教师中止了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一个个很有秩序地走下讲台，那个倒下的男孩也被抬走了。教堂里出现了一段静默，这时那个领唱者为在场的成人继续领唱。他带头以无限的激情重唱了刚才中断的那节，成人们跟上他歌唱，似乎刚才他们为孩子压抑了自己的歌声，现在他们的歌声像海潮一样，从低处涌了上来。炎热更加酷烈凝滞，和歌声一样趋近永恒。
“你杀了好多女人？”
忽然，孩子们当中发生了什么。歌声还在持续，一个老师跑过去，抱出一个极小的女孩。原来这个女童晕倒了，她太小了，穿着连衣褶裙像陷在一朵大花里。女童闭着眼睛被抱出教堂照顾，孩子们继续演唱，歌声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过了几首曲子，一个孩子忽然又倒了下去。和先前一样，一个成年女性抱走了她，孩子们继续献唱。他们的队列没有出现大的骚动，似乎他们习惯了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小小的受难场，幼小的耶稣。谁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个孩子的献出？唱诗班的孩子大约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们的父母就坐在台下，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只有他们能不动声色，有一种镇定的默契。
对方不答。副主任追问：
教堂里这样酷热，孩子们头顶上并没有特殊的散热设备，他们站得密不透风，连续的献唱中没有一口水喝。座位上的成年信徒们也和孩子们一起歌唱，他们浑厚的声音正像父母之爱的云朵烘托着孩子们的歌声。奇怪的是在教堂之外，听见的只是唱诗班的童音，以及一个领唱者，这个严肃的年轻人嗓音甜美充沛，他的吐词舒气无不表明急于把自己奉献，正是他在带领着那些幼小的歌手，使歌声的潮流方伏又起，永无止息。
“说起凶，有没得本事杀嘛？！”
后来一次，同样酷热的夏天。唱诗的歌声飘浮在报社上空，我受了歌声的吸引走进十字架下的拱门。两排穿着白衣的男童和女童在讲台前站成高低两排献唱，其中有些孩子几乎是婴儿。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本赞美诗，神情专注地献唱。在我走进教堂时，歌声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一首接一首，中间没有停歇。我渐渐感到惊讶，孩童们要演唱多长时间，也许一生，他们不是一般的演唱，真正是“献唱”，为我们这些成人——除他们的父母——还包括我这样不是信徒的人奉献。
对方反问：“你看我本事有好大？”
是周日，讲堂里嗡嗡地闹，非常闷热。凳子是烫的，没有彩画玻璃窗，也没有唱诗班，羊圈外紧临汹涌的大街，怎么保证不流失？耶稣说他爱走失的羊胜过羊圈里的。一些跟着父母来的小孩在座位间穿梭，牧师在讲台上用我听不懂的某种方言宣讲，从他脚下搁的牌子看，是《传道书》某节。他的声音含混而闷热，透出了心中的激愤焦虑。克尔凯郭尔保证说这正是使徒的本质。他不管不顾地讲着，也许使徒们真的已经抓住了他，听众们却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虽然也有人打手机，或呵斥孩子，但整个气氛是慵懒顺从的。布道终了，牧师说了一句什么，刚才的人们忽然齐刷刷地站起祷告，座椅一片嘎嘎响，我惊异地发现，他们都能马上准确地理解牧师的要求，像最好的信徒或羊群。这就是仪式！
“鸭儿长硬了嘛，能进去了嘛。”
劳务市场的出口对面有一座教堂，显眼的十字架俯瞰着熙攘的人流，似乎谁仰起头来，就可能随时被拯救，只是人们几乎没有这种心思。在校对室工作时，我趁着午休去过几次。
（鸭儿是鱼城话里的那话儿。）
我没有报道房东太太的这次遭遇和连带的小偷拉屎示威的情节，尽管它够得上一条社会新闻，我又很缺线索。似乎这件太切身的事情，只适合慢慢地过去，在市场嗡嗡的喧闹中被人遗忘，最好是爬墙的小偷或抢走了耳环的小子和我们一起忘却，生活才得以持续。连那些网吧失火，不良少年窒息身亡的事情也须忘却，像那只发出人一样悲哀笑声的羊一样，被人忘却。我想到那个睡在屋顶被小偷打洞的棚屋里，打电话向我请求不要报道的少女，我们的生活都铺在人们手边，无从防御，看起来的安全感不过是自欺欺人。
那头沉默了，半天，打出一句：
多年后在北京，和一个同事在北四环南边的西湖春天餐厅吃饭，我清晰地回想起这个场景，房东失去的耳坠似乎仍在耳朵下晃动，楼里的炙热、吊扇的呼呼声和楼下市场的喧嚣连在一起，使我有一种要中暑的感觉。脑子里面固执地出现一个小偷顺墙上下的场景，他就像带着一个吸盘，多么光滑的墙壁对他也无济于事，牢固地附着在我的记忆里。这或许是由于这个同事写的小说，里面有一句描述他看见一个小偷——“极快地顺着排水管溜下去”。小说的场景发生在广州，主人公却轻易地客串到了我的鱼城记忆里。
“叔叔，我今年十三岁。”
房东愤怒地说，啷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她年轻时候，天气太热，全城老幼都铺席子睡在大街上，没听说谁丢过凉鞋水缸子，一把扇子也不会有人偷。她这对金耳环是银婚纪念品，现在剩了一只，配也配不起来，也不敢戴了。“没想到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报纸要多报道，改善社会风气！”这时她已经知道我在报社实习，刚刚开始跑消息。
副主任大出意料：“你狗×的崽儿！”
有一天房东回家，耳朵了少了金坠子，神情也大变，激动地给我们看耳垂带血的豁口，讲述正午的惊魂：她走在南纪门车站附近的街上，忽然耳朵一阵剧痛，跟着一个黄头发崽儿从她身旁飞跑而过，伸手一摸耳垂，摸到一手血，空落落的，金耳坠不见了！稍停才反应过来是被那个黄头发崽儿一把揪掉，想追上去，人却早就在人流中没影了，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事后报案也无济于事，民警做完冗长的笔录，说最近这类飞步抢夺耳环或者手包的事很多，抢夺者大多头发染成各种不常见的颜色，为安全起见，建议她不要再戴金耳环，街上遇到染头发的小伙子离远点。跟着去医院治耳朵，缝了两针，现在还留着一道疤痕，破相了！
女编辑咯咯笑了说：“你们晓得不晓得？鱼城的作家，他们喊的是：一群小痞子，两个老骚棒。”我笑起来，陆地也大笑，一种知情的笑，我问老骚棒是哪个，心里想莫非是某某某，女编辑却不答。陆地说：“鱼城的文学不行。”我说是没有在全国叫得响的。女编辑说：“那一群诗人，他们自己感觉还很好呢。”我问哪些？“李钢他们啦。”
对着那个窗格的大洞，房东也不免目瞪口呆，耳朵下面的两个金耳坠也不晃动。安窗的师傅生意好，过两天才能来，只能提醒晚上从外锁住厨房，把菜刀都拿到客厅里，晚上去上厕所的话把刀拿上。小絮又说不拿还好，拿了怕逼急小偷引起命案。她说的可怕景象使我也不敢提刀上厕所，只能拿一根木棒以示警戒。至于小絮，睡下后根本不敢去客厅。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五金店师傅来补上了窗格子，我想这对于小偷仍旧只是摆设，不料以后竟未再来，或许发现这家人并无余财，而那一泡屎的示威已经足够。
我想到来上海之前，到李振声老师家里去。到复旦小区，下了车还要走一段街，这些街很宽大，种着一点植物，有些寂寞，像田野。那座城市也往往宽广而寂寞，除了外滩那些少数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未完成的一座什么建筑，回来的路上，我望着它就想到了一个小县城工厂的院子。我见过这样的院子，机器、铁锈、杂草和光线，离奇孤单的幻想，因为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本科生写的一篇小说。李老师正准备去日本，把我送给他的画册放到橱柜顶上。我跟他说了我去鱼城。“鱼城有一帮诗人啊，搞过一个星星小诗的地下运动。”
不料改天小偷再次爬墙上来，掰断了一道窗格，在卫生间地上拉了一泡屎，屎附近还有两个烟头，却没有拿走什么东西，看来是示威。奇怪的是也没有发现他使用的卫生纸。想到当时我们睡在卧室，客厅通向厨房的门开着却一无所知，真是不寒而栗。客厅里倒想不起丢失了财物，想必除了一台搬不动的二手冰箱，我们的租居生活实在缺乏财物。
到了鱼城，再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似乎他们真是当年的地下党，在火锅和肥肠的热气中长年埋伏，到了晚上才偷偷铺开稿纸发报，只有远方的文坛能接收讯息。
没想到不久后小偷从外墙排水管爬上六楼来，偷走了厨房的一只电炒锅。房东加装了铝合金防盗窗，选了一种窗格较细、便宜的，我疑心它的坚固程度，却让位于房东“不锈钢”的自信。
我说：“晨报的吴海子还可以。”他们看看我，都不说话。这说得太近了。“我在解放碑新华书店，一本《第六代诗人选集》上看到他的一首诗，很长，叫《鱼城》，写得还可以。”在座的人还是沉默着。
刚搬来的时候，房东大妈把着外一道铁栅门骄傲地说，这多牢实，看看这锁，“将军不下马”。她那胖大威武的身躯，由长年的鱼城老火锅滋养出来，似乎天然具有权威，耳朵下方两只黄澄澄的金耳坠轻轻晃悠，给这句话增添了分量。
长诗的开头让我有点吃惊。夜晚的幕布刚刚拉开，吴海子像我一样，站在鱼城某一处黑暗的房子后面，看着大街，大街的对面有一个人在等车。他缩着脖子，缩了很久了，本来想伸一伸，又放弃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引吭而歌的季节——”
此刻不知为何，我的耳膜对于楼下声音的旋涡感到极度不耐烦，江淹诗句的意境片刻挥发，也许是我的身体在一觉之间变得更轻飘了。我匆匆拿起陀氏的书，带着空落的肚子出门。小絮去学校代课了，我郑重地锁好门：两道三保险的暗锁，加上两道走廊里的铁门，上锁时发出沉重的声响。外一道铁门是半年前加装的，缘由是小偷的不懈造访，以前靠里装的小门保护不了靠近楼梯的两家，其中包括房东自家的住处。紧临劳务市场，底层出口没有装门，顺楼梯上下实在过于便利，很难阻止闲人的心思泼溅。
夜总会或酒吧暧昧的灯光，像神秘空洞的外衣。城市离了这件外衣，就像树木剥了皮，是不能存活的，滨江路那种过于明亮的灯光，唤起的只是不安。在空旷的路上、空旷明亮的广场上、码头上有恐惧，铁环辘辘滚动。而这里充满痊愈后腐殖质的温馨气味，关键的不是客人，是一位调酒师，滑稽的上帝。他面前摆有一溜盛有液体元素的杯子，深浅不一，正细细品尝，为这个城市调味，找到一种脆弱和无穷小的平衡。这也许太难了，只是一个没有真相的把戏，因此他也可以说是一位严肃的小丑，被派负了一个技巧过于复杂的职务。
但这是个多么庞大的、不停蠕动的、充满一切的、散发着气息还伸出了触角的活物啊！它不断地产生矛盾，又不断地达成和解。有时候矛盾突然激化为冲突，流动的人群忽然停止了，积聚在街心，像掀起了一个浪，四面是水流相激，越升越高，溅起了污言秽语的浪花，最后终于成为惊涛骇浪，往往呼啸地冲向其他街道。这时警察只不过是浪花上的一块舢板，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因此完全必要却无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能够控制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这庞然大物受到某种虚无感控制，它扬起了浪花又将它们平息为虚无，发起了一个运动又猝然停止。这庞然大物还养活了沙滩上的拾贝者：卖盒饭油条，特别是那种一元钱一碗的糍粑饭的、擦皮鞋的、报贩、棒棒旅馆、公用电话摊子，当然还有乞丐。我想到柏拉图的洞穴和市场意象，我就像在背对人间的洞穴里，看到世事喧嚣落到岩壁上的投影，面对飘忽不定的火焰，无从捉摸真相，尽管我成百次地穿过人群，就像我一次也没有勇气越过人流旁的“铁门住宿”栅栏，走进地下的空间一探究竟。
我是那时喝酒的我呢，还是此时的调酒师或小丑？如果我是一个小丑，那么一定是莫迪利阿尼宠爱的小丑，绿色的脸，绿色的裤子，悲伤的脸，僵硬的动作，藏藏掖掖的号角，打算吹响的，也许只是自己的末日：沙坪坝的大学生活，白天在大街上推销眼镜，散发名片，试图走进别人的生活，改变那些岩石的印象，在鱼城这座城里比比皆是，屡遭修饰，类似一座灯火下楼台的石头城。一句由两个人的夜晚吐出来的警句：“我们是各自孤独的。”但警句只能说一次，那么下一次干什么？——轰然走散，你本来还会等待下去，因为你天性善于等待而不惯于担当，直到你在街边遇到了那个算命先生，他说，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做一名伟大的文学家……
那悲哀的声音，并非来自北边的人家，却是从南纪门劳务市场升上来的。往下一看，只见密麻麻的人头。刚来的时候，这一片拥挤发出的嗡嗡声曾使我梦寐不安，非常后悔租了这套一室一厅，过了几天却适应了，像是其中含有强大的催眠力量。几个警察驱赶着人群，他们每人手持一个电喇叭，发出单调重复的口令“走起，走起”，类似吟诵。若非如此，他们自己也很快要被人群的嗡嗡声淹没。走过来，走过去，他们使庞大的人群永远停不下来，似乎只要不停地走动，就可化解一切矛盾，给患了肠梗阻的道路带来希望。
我依旧在等待，等待与一个人相对，一步一步走进这个夜晚。走到窗前，有些高，看得很遥远，很暗，又现出某些灯火。我想到最近读到的：远的地方，在南泉那面，住着一个青年雕刻者，他和崇拜他而来的妻子和咸菜坛子和菜地和石头茅厕，他在石头上雕刻，鱼城的石头有很好的石质——也许是酸性，硬度不大，便于雕刻，可是持久度如何呢——他正在渐渐有名，过上自由的生活，这基于他当初勇敢的选择。他看上的是那里的什么，是雾吗？他追随什么吗？大约六十年前，也在那个地段，一个叫“大佛段”的地方，林风眠待在一间农家棚屋里，画着梦中的西湖。一待四年，就这样彻底脱离战前的岁月。西湖的梦氤氲成型，跟山城毫不相干，有的是温润高大的树，说是树不如说是温暖柔和的疑团。海中神秘的房子，浪头高处的远山透出微光，总是有那么点微光，那么点惊异，使人无法轻易说懂得了一切，解释一切。
眼下这本书显得过于沉重，我另外打开一本《江文通集》，朗诵两句“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固执地想把某种感觉储存在心里，但一户人家哭丧的哀音更执着地飘进我的耳朵。我想起来刚才是被它吵醒的，类似一种谣曲，声调咿呀，足够的悲哀又悠长。我走到窗前，想看看是不是北边的人家，那边不是前不久才死过人吗？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在巷子里摆开牌桌，还要开一个卡拉OK演唱会，请来一帮野路子歌星和两三个打鼓的乐手，声情并茂。亲戚们轮番为死者点唱，希望他热热闹闹地听见。鱼城的大街小巷，永远热闹地演出故事，每个人都愿当个角儿。连找劳务也是如此，非要挤在大街上，市场里面却冷清清。
在这里，在办公室里无法解释，甚至不能下决心去做一个区县部记者。刚才在饭桌上，提到这件事：“我还是想去当两年记者。”这是紧跟着“熟悉生活”来的勇气。陆总说：“那就不必要了。有些可惜。”补充：“可惜了一个编辑人才。”陆总的神情很亲切。他通常是严肃的。我忽然想到一个传言：陆总可能要调走，到报业集团新成立的新女报，他不愿意去。前一段陆地去新马泰考察，听说就是对他的一种抚慰。“莫随便传啦。报社的事，只有看到了红头文件才作准。”刚才上厕所出来相遇，女编辑洗着手，带着几分严肃地对我说。
同样的闷热，充塞在图书馆下方半坡的博物馆里，房子比图书馆更老旧，看来出自民国，所有的木格窗户都关闭着，似乎被钉死了，没有空调和电扇。一副陈列在沙盘里的恐龙骨架，像是从侏罗纪的闷热里一直存放至今，那些已成化石的巨蛋或许受到催化醒来，却又被暑热催眠。不知道这座建筑以前的身世，没有任何的标识介绍，一切事物都在半死不活中，正如鱼城无数的旧物，连同报社里曾经的“国民党政府陆军部”礼堂，现在只是用于工会每月发东西，领回色拉油、红九九火锅料和卫生纸。
我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一张小丑的脸，在焦虑的线条下，藏匿着某些过早出现的松弛。这张脸上真的有什么地方，和那些小痞子、老骚棒有区别吗？
图书馆在两路口坡地上，有几排苏式老房子，看上去像一个异乡人走到这里，临时停下来在路边歇息，却再也没动身。因为防火整修，里面敲打得又破又乱的，仍有一种时间停滞的气息，暑热蒸着木窗格上暗红剥落的漆皮，铁质书架上厚积着灰尘。前不久，报道了一个女孩在开架书库里闷得休克。暑热在这座城里像黏稠的泥浆堆积，在人们彼此紧挨的背上相互流动，像铁柜里关闭的空气的绝望，又似乎是用旧了却无法舍弃的象征。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感染了陈腐气息，它们把偶尔增添的新书沉沉淹没，使库里失去了一切活气，陀氏的书就蹲在十九世纪的囚笼或地牢里守望着，其他一些角落还囚着各自孤独的灵魂。
那天在金竹宫里，接近十点，灯光亮了一些，忽然旋转飞驰，炫目地打散拥在一堆蠕动的人群。音乐声断然改变，强烈的摇滚，蹦蹦嚓嚓使人心直抖，抖出一个场地，男人们退后，一些舞女开始急促地舞蹈、展示。我挤在男人的前排，看到一个小姑娘，扭着身子，急促地摇头，她似乎忘了周围的世界，只顾自己摇头。她的马尾一会儿遮住脸庞，她停下来略微拢起，又开始摇晃，她的面庞上有一种幻想的神情，舞姿是既开放又有某种压抑的，也许是一种纯洁感人的东西被滥用了，那种不安和魅力。
正像李影说陈天：早上起来，会瞪着眼出神半天。
一等她跳完，我马上去邀请她，搂着她，感受她的青春魅力，她不是那种主动的类型，但是平淡地接受了。我还摸了她的乳房，那是少女的扁圆形乳房，一种东西击中了我，有种感恩的心情。她的脸向上望着，透出幻想的气质，和跳舞时一样，似乎她的人并没在这里，有时还自己哼着歌。她是个中学生，晚上出来跳舞。我问以后怎么找她，她平淡地说每天她都会来这里。“你为啥来跳舞呢？”我忐忑地问，这个问题刺了她，她望我一眼，干脆地说：“我喜欢钱。”那一眼忽然让我想到服药的少女。我感到强烈的不安：“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是吧？”少女的口气缓和了：“是的。”
中午，我租住的楼房被一片人声抬起，连同我稀薄的梦境。睡眠到了末尾，像煎得太久的盐改变了性质，近似于昏迷中的挣扎，一种对于睡去的懦弱迷恋，是我这样过夜生活的人独具的迷恋。我被吵醒了，却不知是人声中的哪个声部，哪一次尖锐的发音，刺破了我稀薄梦境的被单，似乎有个尾音留在脑子里，却无从找寻。我待在床上，床头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半天才想起这是从图书馆借来的。
她会是那个在被子下面不可触碰的少女吗？那个喊我叔叔的少女？难道没有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不管多微小。当时她躺在被子下，而在这里，我抚摸了她的乳房，她平淡地接受，就像并没有被摸到，不存在我这个人，只要我最后给她十元钱就行。后来我在舞厅里还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她看到我要把她往中间带，硬邦邦地说：“不，就在这里。”我知道她不让人摸。一种负罪的心理立刻产了，不知怎么办好。心里还有残留的欲望痕迹，我对她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遇见，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她生硬地说：“不会。”我还搂着她。怎么办？
春天的气息些微飘来，我的胸口有轻微的疼痛。这是陌生新鲜的感觉，想离开这段轨迹，到那片有些迷茫的远景中散散心，把无形的担子放下一会儿。
我终究走到了公路边，隐约感到那个老人暂时放过了我，没有把罪过和惩罚了结在这段小路上。来了一辆中巴，我招手上车，略佝着头小心地坐下，对付着喉头那种痒感，想赢得去医院的时间。此时我确切地知道，再吐一口就是完结，是毁灭，这是一场结果未卜的斗争，而我的防备如此脆弱。我发现喉头的感觉被压回去了，这使我稍稍安心。
眼下问题却忽然消失了，像是有一双手替我拿掉了它。但我也有些心虚，这副轻飘飘的担子，有天我也会忽然挑不起，一下子变得极其沉重，把我压倒在地。就像走出办公室时触到头顶的天光，总是特别沮丧，像有一块毛玻璃压下来，头皮发麻。
车子奔驰，窗外掠过春天无常的形相，许多细节似乎是超脱地、与这个我无利害地出现在记忆里：一间背靠坎堡的房子，门口是一种迅速赚钱的生意的广告，让人想到村庄附近的蔬菜地，不久前淋过粪，茎叶深浅地发白。门死死关着，看不到里面有和有过什么人与活动。这种广告从此出发走向街巷，它们一开始就是没有家的歹徒，垂死埋伏的反动派，在拐角处等待袭击和被袭击，背后藏着一个从人的群模中被剜掉的人形，或是史铁生说的人形空白。
我也遇见了漂亮的女生，竹林里恋人的情态还未消逝，有一种缠绵的东西开始隐隐活动。这种活动根本没法提到桌面上来说，可是暗地里仍然是需要出路的，又根本没有出路，只能乱走一通，在某个部位又沉沦罢了。小絮来鱼城之前，我的出路只有手淫或找妓女。这显然不是理性的解决，算不上一种解决。跟妓女在一起，双方总是要提防什么，肉体挤压之外其他是疏远的。就算表现得羞涩、亲切也不行。她来之后，似乎仍然没有解决，倒像是加增了别的重量，让人轻易不愿伸手触碰。
很久以后，我已在北京，有一天去西郊万安公墓。当时是秋天，公路漫长，似乎到墓地来需要这样长的道路，阳光的长影穿过植物，墓园里很安静，却感到比外面多出无数温柔。有一处碑，写着“爱女温萦之墓”，年代是1925年，女儿去世的芳龄是十四岁。我想到一个中年人，女儿死去后，他在孤独中的时光，迟到的死亡，女孩的灵魂长年萦绕父亲，他的死亡到今天又过了多长时间。入口处不远的这些墓碑都陈旧寂寞，在一片树林中。有一些属于基督徒，镌着颜色已陈旧的十字架。“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处墓穴上这样刻着。越往里走越新近密集。平民是林立的一块碑，更寒碜的则是一座亭子，里面一格格贴着逝者的照片，密密麻麻的小小墓穴，亲密而无争，彼此遥远陌生的人们生前怎么会预料此处会这么拥挤紧密？照片大多是灰白的老年人，可是也有零星年轻的，他们的早逝给这片世界带来了生动鲜明。
我知道，我走路的样子几分像有角动物，昂头，鼓起嘴巴，两手倒背。在宽广的操场上，这没有妨碍。当我遇到越来越大群的学生，我这种姿势就收敛了一些，脊背稍微弯曲，手贴紧两肋，顺从中含有期待。我意识到学生像潮水一样涌来，很多跟过去的我相像的穷学生，边幅不修，一眼看过去，内心的沉默和家境的卑微就现形了，无可掩护。
有相邻的两格，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姓名看是兄妹，女孩在十九岁上死亡，男孩则在一年后的二十一岁上死去，1992年，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这两张照片都非常鲜亮，女孩和男孩很相像很俊秀，下面的小龛里搁着两束鲜花。这样的鲜花零星点缀着幕墙，就像是一道高的石坎上自然生长出来，惊心动魄后的遗存。
我在草坪和喷水池边缘上走着，有时钻进一片竹林，里面有的部分已整治得很好，当然还有一两对拥抱或独坐的学生，像无可救药地安静的鸟儿。这使我感到一种手足情谊。一道月亮桥，几处石阶还有溪流，我没有去看溪水，心里却判断那溪是脏污而又不超限度的，一个这样的情境能容忍的限度。有一片地方还在整治，我踩着刚铺上的松软土堆，迈过一个界线，于是又回到了大路上，像是要急匆匆奔赴什么地方。
比较阔绰的是占有一小方园地，竖起一块白色或黄色的石头，连巴金和冯友兰，也不过占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领地。邓广铭教授的墓石相对更局促些，左边和右边都挤着一名不出名的富人，像那本《魏晋南北朝史论》插在一些快速致富手册之间。时近黄昏，墓园里只有老人扫落叶，他忽然停下来，神秘地指着一块比较大的石头：“这是陈宝国他爹。”见我一时反应不及，又提醒：“大宅门——”“要几十万呢。”我想到冯友兰那块石头应该在二十多万的价位。有点太白太浅，感觉不太必要。
奇怪，这里仍旧不见打印店，小卖部倒是有几家。我朝着学生宿舍楼走，那地方一定要养活这类生意的。但是我走了相当远，还没有见到宿舍楼，同时渐渐惊讶于这座新学校没有历史，倒能别具一格，或许是一种考究的洋气。人造的不过度张扬的排场，除了占有南山的地利，听说还由于校长是现任常务副市长的弟弟，能得到拨款。
第二次，我在另一片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一块碑的背后刻着那首著名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本以为这是近时的人引用为墓志铭，正面却看到“韦素园君”几个字，旁边又有一行小字注明是鲁迅、白莽、殷夫立，正是鲁迅清瘦略带扭曲的字体。心中忽然一震，小路上那个老人的画像再次显现了，他曾在青年韦素园的床头以拷问的目光长久地注视他，关切地确定了他的不幸，就像上帝本人拣选属于他的那些容貌和灵魂。
一条尚未填好的深沟那边，一座现代样式的宽顶建筑，走近后看出是食堂。灯火就要辉煌，它显露出来的钢筋结构和玻璃组件，有一种神秘凄凉，也许是由于那种冷色吧？伤感有时候包含神秘，蛊惑我自己。我的头是微侧的，我顺着少人的洁净水泥路走去的行为是生僻的，仿佛我打算什么也不碰到。但是就在眼下，就在路边，一对恋爱的学生勾肩走来，幸运满足地微笑，女孩却长得有几分庸俗，使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苟合”感，这真是一种破坏性的感觉。
前来探望的鲁迅马上看出了这一点，因为当时在青年身上已经显示出那些被注定的特征：清瘦的脸颊，作为肺病前兆的清澈幽深的眼神。但来访者没有提议将画像换掉，他和墙上的画像一起守着秘密，直到这块碑成立。在他老去的身上，也藏着一个被注定了命运的青年，潜伏着那种不治的疾病。
眼前的楼略为含有神秘，暗红色、黄色，形状有几分像城堡，特别是立于高坡上的那些，这些使我陌生，不是我经历的校园。想到传说中从未见识的“大学城”，像失望的K站在村头感到身处异乡。只有门廊里的传达室和“男生止步”的标志是我熟悉的。
经过漫长的时间和人群，在鱼城那个春天的李树林下，这种疾病来到了我的身上，几乎一模一样，在那个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人的注视下实现了。和八十年前一样，他严肃和关切的目光只指出一种东西：罪和公义。他始终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中，尽管在车人如流的十字路口和扯着嗓子拿话筒吼的包厢里，他似乎被排除了。他的关切中没有温柔，没有可逃避之处。
自从办公室的电脑爆发了一次病毒，副主任在他经常使用的那台电脑上加了开机密码，而那台电脑又是这个办公室唯一装了激光打印机的，我就失去了借公家之便打自己稿子这种小小的方便，虽说我以前也只是用一下机器，打印纸是自己买。报社附近打印店价格不合情理，输出一张要三块，最少也要两块，算下来两篇稿子得花很多钱。根据我的经验，大学里的打印店应该比较便宜。我的目标预期是找到一家一块钱一张的。
那天我回到家中，像肩上扛着一个无形的冰箱爬上六楼，不过向上攀登似乎有一个好处，可以借助重力让甜味落回到胸腔里。小絮已经下班归来，事后她回忆，比起我说的经过，我嘴唇和语气的苍白更加吓住了她，虽然我的嘴唇已在中巴上用心揩净。我们马上去解放碑附近的重医三院门诊，第一次没有爬十八梯而是打了一辆车。那里的医生让我做了胸透，看片子之后开了转诊条子，建议我去结核病防治所治疗。我第一次知道现在还有这么个机构，似乎是在少年的小镇上听说，却拥有比眼前的大医院更多的权威性。
眼下两张软盘在裤兜里体贴着我，有一篇就是从《唐诗故事》中抽出来的加工部分。
第二天是周末，小絮却要上班，她不能请假，因为是替请假的人代课。我查了地图，从解放碑坐了公交车去九龙坡。线路冗长，因为重医并没有开药，我担心昨天的症状复发，还好心头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能些许感到自己的体温，这是眼下属于我的东西，经过了昨天的危机，它似乎恢复了无辜的本质，值得我用心去保住。
尽管自觉有点虚伪，心里还是窃喜的。以前在大学里，并没给他看过我的什么东西，没觉得他是文学同道。现在他倒是——
车子经过了两路口、大坪、袁家岗、黄桷坪，感觉一直开到了靠近鱼城钢城的地带，远处看得见大拐弯的长江，终于在一处上坡路口停下来。需要我走上这段小坡，去寻找地图上的结防所，似乎是最后的体力考验。坡上是密密麻麻全无规则的居民楼和门面，彼此不留余地叠压在一起，似乎此外的世界都不算数，一定要挤在这一块，簇成一个混乱却紧密的圆心，实在看不出这里怎能容下一家有来头的单位。门牌号也是错乱的，我打听了两个来回仍旧莫衷一是，被几个卖香烟和清水豆花的小贩指点来去，最后终于发现一块旧木牌，淹没在一堆门面招牌之中，像是“院内有住宿”之类的所在。
陈立不以为然地说：“那可是未必，你的那种风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吧。”指的是我以前寄给他的《唐诗故事》。
走进去之后是一个四合院落，正和童年的那些公家房子近似，完全被四围笋子拔节一样的居民楼和它自己出租的门面包在里面。像镇医院一样的挂号室和门诊室，医生挂着塑料管发黄的听诊器，就诊的人一律穿着青黑衣服，似乎在这里，世界完整地折旧了。我再次走进带有骷髅标记的放射科，站在幽暗中庞大陌生的机器面前，按照指令把胸部贴上去，和在鱼医三院的感觉不同，似乎回到了那条小路，再次面临生死的判决。只有那些穿着青黑衣服偶尔咳嗽的人，给我带来莫名的安慰，原来在我之外，鱼城还有这么多人，与这种陈旧的疾病有关。
我对着电话狂笑：“怎么会！”我说的是“怎么会出名”还是“怎么会不理你”？后者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也许就是这两者微妙、隐秘的混淆让我大笑，同时感到笑后面的抑郁。
我的诊断结果不轻不重，医生开了几种陌生却又有某种熟悉感的药，有一种异烟肼，爸爸叫它“雷米封”。最重要的要求是严格，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按部就班，不然的后果，医生没有说，但没有表情足以说明其严重。另外嘱咐在开放期不能密切接触人，夜班要立刻停止，须要请一段时间病假。我终于意外地摆脱了那间与白天无关的办公室，却想不到是以这样的方式。
陈立的哥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法国当翻译，出版社的老总出国旅游，正好他做导游，相处愉快。老总问到他有个弟弟在国内复旦大学，表示可以帮忙。回来兑现了诺言。上次电话中，他说已认识了不少作家和编辑，韩少功、海男等等，让我有了东西可以给他寄过去，碰碰机会。“就是怕你出了名，不理我了。”
奇怪的是那些苦中带涩的药片，一旦开始服用，从前轻飘虚无的身体忽然恢复了感觉，右上肺有了清晰的疼痛，似乎一点点浸透肺泡，正像诊断说的“浸润式结核”。似乎病菌以前催眠了身体，想暗中把这个过程进行到底，眼下却在药物刺激下做出反击，刺痛了肺叶，力图把它们受到的痛苦传递给我。回想那次在李花上看书的经历，猝然中断了催眠的过程，老人的面容浮现时仍旧严肃，却透出了一丝怜悯。
今天我还是行动了，准备打出来寄给同学陈立。毕业后大家分飞，他分到上海某出版社。这是一个特别走运的结果，我曾想争取却失败了。
我拿着病假条到报社请了假，每两周一次到结防所复查的日程，之后变为每月一次，再到三个月一次。那趟行程漫长的公交车，带着我一次次地穿越鱼城，来到这个我原本陌生的地点，见到全然陌生的一些人。在那段上坡路上，我能够从步幅和身姿，辨认出和我一样去看病的同类，并且知道有些人是发现后初次就诊。有次在一家小餐馆里，两个人讲到桶状胸，是长期患结核后形成的，其中一个半撩开衣服，让人看到他那副像一只木桶的胸膛，有些无言的惊心动魄，在这里却又似寻常，还有骨结核和淋巴结核这些令人生畏的名词。相较之下我们似乎都是幸运者，带着劫后余生的表情。
废然是一种常态，也许胜过“无聊”。当痛苦袭击一个农民，他总是默默地受，等待着过去。过去了，就能深刻地体会“活命”这个词。我想为一个老年的农民写一首诗。这首诗只有了两句：山顶笼上阴云/农民步入老年。陈天说吴海子写诗靠一种语言的天才，总能得到最合适的词语。赵传一首歌唱道：仗着天/我走路大步大步。我的任何一小步都笨重。以前以为上帝在支持我。用失败来试炼我。肯定很多人都这样想过。
这些穿着严肃的青黑衣服的病人，神情面目似乎都是农民，来自远离市区的地方，这似乎也是一种远离生活中心的疾病，挑选了那些沉默卑微的人群。我不经意厕身其中，报社的同事都会觉得奇怪，当然现在我已暂时归入另类，不合适与他们密切接触。
后来我告诉了高老师，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说那个人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少见到高老师这么动气，我也觉得废然。到现在我还常常思虑、后悔，是否这导致了我和高老师的疏远，还是当初不该叫他推荐稿子。在帮我发表毕业论文这件事上，他也很失败，虽然在自己的论文发表时他不同寻常地成功了。
每次复诊完，拿了药，我会从另一侧走出那个拥挤的街心，来到一条毗邻农田的马路上，从紧密的楼群包围中忽然来到城市边缘，可以看见远处鱼城钢厂的烟囱和管道，远处的长江。一两个似市民又似农妇的女人在路旁洗衣服，这里的水龙头装在路边，没有加锁，几个防空洞也无铁栅栏封闭，被人装了门板，派上了储物间的用场。我不急于回城，无所事事地游荡，想到那些天和黎平暗访的下文，或许就在这片混沌的田野里。
但过了一段时间，那边还没来电话，高老师就让我再拿了一篇稿子，一路寄给他。“也当作催一催。”我看了高老师的推荐信，说我的东西“初看平淡无奇，看进去了很有味”，又说：“以前你多次督促我给你一点东西，因为我生性疏懒，一直没有还债。”这两段话莫名使我感到一点难过，和对老师的歉疚。信又寄了，过了一个月，没有回音，我打电话过去了，那边正在和人打牌，开始没想起来，我说是高老师的学生，才“哦哦”地说道：“看了，看了，还可以，就是我们这里比较强调现实，你的东西题材意义到底有限。”我问他写得到底怎么样？对方停了一下：“风格不合吧。”又说他会给高老师打电话的。
田野下着细雨，像陈年起毛的线，我们在青色的泥中前行，似乎是在绿色的深沟里，翻起绿浪。无穷的玉米涌动，举报人的家在深处，昆虫在暗绿的世界里蠕动，它们的心灵始终是青色，有些竟然是透明的。我们很快到达了一个小镇，这样的小镇似乎是坐在地上。看不到几个人。
在复旦一间霜白的、四面是暗红木格窗的教室里，高老师为我推荐稿子。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杂志，最近当了常务副主编。楼板轻轻踩一脚就引起回响，似乎在一口井中，窗外有点点飞花。对复旦现在就是这样的记忆，一种东西离开久了，变得没有理性地浪漫。电话打了，稿子寄过去，一直不见回音。一个月后我打电话问，说还没看。给高老师说，他连说没问题，同学有些忙，毕竟是做主编的人。
赌场在一条路旁边。我走过那扇门，看到一屋的人。我走过去，到了通往深处的那条路旁。这里真青啊，越深入就是往青里走，离开这里不回来。几个村民打着赤脚，路过我身边。路上湿润的泥和水洼，柔和的脚印。现在我像是跟赌场无关，确实是这样，我是为了这湿润的草和水洼来到这里，这个路口，并丢失了自己。但我很明白自己将走回去，经过赌场，或者径直走进去。几个农民走过我身边，我动身走回，走近那道门。我稍微走过了一点，似乎和这里没有关系。没有人注意到我。
走进新式的学校高门楼，拱形线条带有雕花的廊柱，有点仿古却带着洋气的味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古老却落寞的校园大门很不一样。初来鱼城自制的“作品集”，是去鱼城大学打印的。它两扇水泥墩子的沉郁大门，完好保存着另一个时代的阴郁质量，那暗红的字迹似乎生来如此，不曾被雨水和岁月冲刷：“教育为了工农兵”“无产阶级大学”。后来我看到沙区红卫兵墓，墓碑跟这两根柱子像极了。院中草木葳蕤，我的大学生涯，似乎就淹没在这样的盛夏荒草中，辛苦而急促地穿过记忆，一些木板房子的微红色内部使我感到了神秘的亲切，想到了朦胧久远的仪器、课堂和心灵的往事。
但我随即转身走回去，到人们中。高处、低处，是老的小的农民的脚杆，沾着泥。泥腿中透出两张桌子，铺满骰子，有茧的手掷下的元票、毛票。果真像举报人说的，这里的钱都被吸走了，现在场子很小。人们维持着热闹的气氛，似乎他们意识到了并且想逃避这里的凄凉。
上一次过江，是周末去商学院打印稿子。
这是乡村的盛宴，往门外望出去，阴天一片茫然。小镇上空荡荡。如果这个赌场散去，让农民们干什么？心底的空虚会像潮湿的气息无孔不入。就让害虫在田间肆虐，让庄稼以露水为养分。乡村本来就空掉了。人们在这里挤得很紧，害怕身后袭来的清冷。越是领受过漫长寂寞的人越害怕寂寞，而这里已有几万年，和工人区完全不同。
第一次走出菜园坝火车站，迎面围上来的“棒棒”吓住了我，手里圆滚滚的竹棒和急切贸然的口音像是要明火执仗。浓郁的口音，含有一种陌生的质地，如同这个城市的本名，天然含着一个“重”字，无从解脱。“鱼城大吗？有农村吗？”“有，鱼城是大城市，大农村。”从上海过来之前，在电话里只问了这两句。到了鱼城，并未真正下乡。就像当初大学毕业回家乡的法院，想着扎根乡土写小说，以为自己可以承担泥土的重量，却失败于旁人的眼光，“他来这里干什么？不行才回来的吧。”报社校对室那些人的猜疑，“说是引进高端人才，特别好的留在上海了，也轮不到咱们。”
我看见了一个小孩子，又看见一个妇女。他们都站在人群中，手里捏着几张元票望着别人投注，神情严肃忘我，也可以说是柔顺的，对眼下赌场、周围人们的顺从，使他们获得了内心的平安。也许实际上他们对桌上那些凌乱的纸票没有大的欲望，以至于那个小孩子赢了后，要庄家喊了半天才想起来接钱，他的欢喜忽然苏醒，脸上一刹纯真的灿烂，那一刻不能说他是个小赌徒，虽然别的时刻他又完全是个赌徒。也许这里其实和解放路上的礼拜堂一样，是个皈依的仪式，这是一个唱诗班的孩子吧？也许有人在注意我，我抽出两张元票，也和他们一样，眼巴巴地盯着桌子。这时我感到内心的柔和顺从，我真的到他们当中，和他们一样了，周围是我的乡亲，我的脸和四周的很多脸挤得很紧以至混在一起，辨不出我，但我分明又是个暗访者！我的天性中是否有伪装和纯真的混合，我是伪善者？
似乎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再也拿不出一丝心力，只有破产或者回陕西，却又来了这么一根吊人的蛛丝。每天八节课和十五块一节的收入不可谓不辛苦，“好歹我可以养活自己了”，第一天下来，小絮哑着嗓子却似乎有几分高兴地说。她还没有学会如何用低一点的声音讲课并压服一帮城里的小孩，不过慢慢地也会找到一点分寸。我们从南纪门搬到了十八梯光线较为明亮的租屋，涨了一截租金，我也从热线部到了夜编部，生活告别了奔波的过往，安置在这段上下坡的阶梯轨迹里，像一个总是在这段路上，挑着一副看不见的担子的“棒棒”。
我投下一张两元，输了。我略微计算了人数，走出人群。这时我看到，派出所就在不远处，几乎是这里的门户。我们的车停在刚进镇子的一个地方。
不管怎么说，那么多次失败下来，总算有了这么个代课的地方，告别了在各个人才市场穿梭的轨迹，在家中单单等候我归来。当我在一天“扫街”的奔波之后，回到南纪门那处光线不足的出租屋，敲门等待小絮来打开，看到她的神情由寂寞到看见我露出的喜悦。在整个鱼城只为等待我，为的是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而小絮真的变为了一粒芝麻，这么小，没有了重量和需求，我却无法像她希望的，把她装进衣袋带走。
黎平告诉我，他想到可以开警笛吓唬他们一下，我们报社的采访车是通过关系装了警笛的。这建议大家都说好，但我心里很紧张，脸上还带着笑，似乎是在品味这件事。我们掉头开车，要过赌场的时候忽然拉响警笛，拉响的同时我转回了头或闭了眼，实际上刺激超出了我能承受的限度，心要跳出心口的痛苦，虽然我的脸上还带着笑。黎平把他的大相机对准赌场出口，咔咔地拍，我们的车子也很快离开那里，当时的情景是我后来听黎平说的：人们狂奔而出，往屋后的田地中奔逃，霎时赌场里已空无一人。刚才的女人和小孩呢？黎平拍下的照片里，只有一个打手的面孔向这边张望。很快他也跟着人们逃掉了。
夏天里接到一个面试机会，去到一个破旧的工厂区之类的地方，整座社区似已废弃，大楼面目蒙尘，小絮从楼道走上去，寻找那家据说是开在这座空荡大楼里的公司。我开始担心她的安危，似乎这里会上演诱拐、绑架、失踪的情节，但我仍旧被一种东西阻碍，没法陪她走到楼上的办公室，徘徊在空荡荡的楼下，悬着心等到她走下来。小絮说楼上只有那家公司的门牌，一个面试的男人，对她印象似乎还好。但这个地方太清冷，也不太敢相信这家公司，即使通过了恐怕也不敢来。我们离开之后没有下文。
他们消失在绿色深处，回到他们生身之地和最后庇护之所，默默腐烂，或者在一阵猝然狂欢中死亡，哪种出路会好些？我感到先前警笛的虚张声势，在我的内心，是和他们一样空虚的病灶，似乎无可救药。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沉默地在稻田中间逛了逛，似乎对这里有某种感情，但知道不会再来了。小絮要赶回陕西去补课，面对无故旷工的处罚，过来时下的莫大决心，显得有点可笑。
几个疗程过后，我感到身体的重量渐渐回来了一些，右上肺疼痛的感觉被唤醒之后又逐渐减退，漫步的距离逐渐延长了一些。有时候时间还早，我会一路走到附近的动物园去，
我们都意外上海会有这样的稻田，甚至没有找到正路。小絮穿过窄窄的田埂去面试，我在稻田边草地上躺下来，翻看手里拿的蓝英年译的《日瓦戈医生》，似乎第一次懂得了那些刻画蓝色天空和纤细树枝的句子，还有糅合着诗歌与方言的漫长对话，像民谣的吟唱一样永无休止。蜻蜓有时擦过我的额头。读完一章，小絮从普尔弗出来，说前来面试的人排长队，可能那个女人给所有投简历的人都发了面试通知，他们大约是借招聘来做企业宣传。
这似乎是一座不走运的动物园，因为僻远少有人来，动物们笼罩在入夏的暑热里，毛皮黯淡，郁郁寡欢。我常常在狗熊区的围墙外俯视，看着它在狭小的领地里慢腾腾地走动，无精打采，有时扬头试图从零星的客人那里碰运气，弄到一瓶倾倒下去的可乐。最郁闷的是那头北极熊，似乎完全被这里的暑热弄得发蒙了，身上白色的毛皮变黄剥落，像大块的黄褐斑，没有人愿意看上它一眼，更别说扔一条小鱼给它。当初把它从遥远的家乡弄到这儿的目的，已经完全消失。
有时候开始怨恨那些故作亲和的话语，轻巧地许给似有若无的希望，就像春天里的一次前鉴。一个叫普尔弗之类的外语培训公司大规模招聘，初选通过后要求到上海面试，而小絮的学校课程请不开假。打电话说明情况，招聘的女人在电话里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希望给所有人提供机会，但不能保证你录用，是否来你自己考虑好。”咬咬牙，还是让小絮来了。在我那张晒烫的单人木板床上安顿下来，去远在郊区的这家公司，一直走出高楼的边界，到了蒙蒙稻田之中。
我想到自己中午去报社食堂打饭，一个人避开众人，坐在一张空桌子上进食，接受同事几分关心又保持距离的目光。虽然医生说开始服药就不再有多大传染性，但毕竟主动避嫌更合适。只有陈天和万群仍旧居住的单身宿舍，我偶尔还会去。在那里遇见了知名已久的沈文明。
奔波的历程从上海就开始了，在毕业前那个蒸热的暑天，上海西部连片耸立又毫无差别的写字楼看起来仿佛气化了。我们在其间上上下下，有的好歹得到了一个盼望，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一个较为和善的态度，一句随后等通知的套话。给人带来希望，希望又变为失望，像白天奔波的汗水很快变咸，和晚上在南区宿舍楼硬板床上拥挤的汗水胶着在一起。
宿舍阴暗，窗户堵在石壁下，这反映出了鱼城的地势，关上门就没有明显的光源，光线的运动和飘浮成为隐秘难言的、如同人心中的运动。我坐在自己曾经的床上，沈文明像吴海子一样坐着黑暗里陈天的床，那张床一大半乱堆着哲学书，也可以说他是坐在福柯、哈贝马斯、柏拉图、黑格尔一群人中间，连同几本《新华文摘》。脚下也有几个纸箱子，限制他脚的伸展，但他显得泰然。陈天说，他这个同学的哲学思想，已经超出了对整个西方思想史的理解，追求一种融合，最近，他正处在思想的一个开悟期。
南坪是我初来鱼城住过的地方，已经很久没去过，就像把东西丢在地上再也不去捡。小絮倒是在那里上班代课，但用不着我去探视，她也似乎不情愿这样做。这是长年奔波后些许的成果，从人才市场到招聘单位，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厚厚叠压的简历材料下寥寥的机会，蹩脚条桌后招聘者麻木不仁又故作深沉的脸，简直就是蛊惑人心的圈套。我更愿意在市场外等待，几次等到小絮一脸通红地奔出来，原因是招聘者对她说了一句英语，而在老家学校教英语的她脑子一片空白，像课堂思想走神被她叫起来提问的学生，完全找不到那句回答。在这个人数过剩的市场里，每个应聘的人似乎变得越来越小，直到跟人才完全不沾边，却无法摆脱这个过程。
还在印刷厂宿舍楼的时候，在陈天有关海德格尔政治性的论文上，我看到过沈文明的许多批注，有一处用极粗大的字写下：“谬误！完全谬误！”另一处是：“危险！你在往反方向钻洞，而且已经钻得相当深了！”我记得那篇论文里有荷尔德林的诗：上天洒下了灵感的丛林，丛林脚下雪水奔流，是我无数次在风景挂历或画片里看到的景象，远处或者还有上帝的雪山和天空。
我停在梯级上，眺望坡下的鱼城，层层沉积的旧砖房或木屋，长江掩映在几幢高一些的楼房身后，露出宽阔不失蜿蜒的腰身。江面那边是有些迷茫的南岸区，刚刚开始修建的南滨路，露着一些生荒的地面。远处南山的丘陵地势一直通往云南的山脉，那里竹林耸起托住了阴影。河流与幽深的竹林缠绕不休，来自竹林又归于竹林，植被茂密地遮盖了阳光，掩护了陈独秀的墓。植被又是在蒸腾，阳光下绿色的雨，使我想到远古的四川农民，李白和苏东坡的童年、初恋、眺望、远行。
如同被卖到了天堂的监禁中
那次上床后我给了她两百元钱，但是在按价付账之余，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关系，直到她说出“女朋友”这个词。
我存在于阿波罗走过的地方
“是啊，可是不给她治，她的咪咪烂了，看上去真的很烦呢。”小芹心事重重地说，分不清她说的是病情预后，还是眼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让人无从目视，尤其是我正在抚摸她咪咪的情形下。
这首诗使我想到另一首：前天吧，我路过较场口，在一条小巷门口的一个书摊上看了新出的《书屋》，本来是想找高老师的文章，上面一篇大概是北大才子余杰或摩罗的文章，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或布罗茨基的诗：
我说癌症治不好。
别睡去 别睡意沉沉
我背上有点发凉，不敢让她拿出那根针来看一下，也不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小心着不碰到这根针。我们躺在床上聊到彼此的过去，难怪她在南坪时从不吐露自己的家世，似乎正像那些小说里的情节安排，她的故事里除了父母离异和继母的不待见，还要添上生母的乳腺癌。母亲离婚后状态很糟糕，父亲也不管，只有她找钱给母亲治病，因此她跳了大半年舞没存下钱。
工作吧诗人
后来小芹告诉我，来我家那天她在身上藏了一根针。如果上了床她并不想发生什么，而我不想就此打住，那根针就会拿来对付我。那是一根顶大号的、用来缝纫帆布的机针。
你已被永恒
我们像普通的舞客那样跳舞，只是每次我都多给她一二十元钱。有一次在舞厅散场后，小芹跟着我去劳务市场，爬上七层楼梯，又避开房东太太的视线进了我的租屋。“我好少做爱的。”在我们上床之前，小芹正正规规地用着这个字眼说，就像她在印刷厂宿舍楼里第一次跟我搭话，似乎从那座宿舍楼到这家舞厅，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毕竟有什么暗中改变了。当初我在水房和走廊里曾那样渴念的身体，似乎远隔银河，缥缈如同星云，如今这样来到我的身边，仍然有一分过于苗条，似乎额外减去了一点什么，又多出了舞厅里的汗味和一股烟丝气息。我在她的乳尖上尝到了浓浓的咸味，来自今晚不同舞客的手掌抚摸，其中也包括我的。
抵押给了时间
小芹也坚持着小姐妹们教给她的底线：上身可以摸，下身不行，遇到那种客人一定拒绝，宁肯吵架撕破脸。因为这是小姐妹们和站在对面一排的老舞女的区别，是跳舞好耍和卖身的区别，是年轻和年老色衰的区别。至于出台，更是不常见的事，一般是肯掏很多钱的人，或者长期包场的熟客。
陈天说，沈文明述而不作，曾经说希望陈天做他的秘书，二人共同把思想整理出来。我们并没有说几句话。一会儿出门的路上，我问他：“李泽厚说当今中国更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而不是纯粹理性批判，你怎么看？”他似乎无意回答，随意说了一句什么。走在我和陈天一边，他个子要高些的，像坐在床上一样，高高抬头，眼睛平视前方，目光平静而聪明。
后来她发现，当初介绍她去店里的姐妹虽然不上班了，却手头宽绰，经常请她吃饭，没事就去逛解放碑大都会。问她才知道，可以晚上到舞厅去跳舞，好耍，又能来钱。小芹担心自己不大会跳舞，姐妹说也不需要会跳，小芹不大相信这样的事。后来周末跟着去了一天，看了半场，才明白，心里觉得这样的事自己做不来，脸红。姐妹说头两回脸红，后两回就习惯了，也没啥，里面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清你。主要是来钱快，一首曲子就五块十块的，又不费力。想到在布店里一天十个小时地站着，一月七八百块的工资，这里小姐妹一晚上就能挣一百多，能到解放碑吃东西，逛大都会买包包鞋子，好几个姐妹都在这样跳，再回想起在印刷厂装订车间被排挤的遭遇，小芹终究忍不住下了舞场，站在了等候舞客挑选的人行列里。起初在黑暗里脸红到发烧，感觉自己要燃起来，也觉得吃亏，挑舞客，遇到那种特别过分的，直想把舞客的手拽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只是每天回家，一定去巷子口的大众浴室，好好洗一个淋浴，那些舞客的手掌痕迹，似乎就像树叶从身上落下了。
送走沈文明，陈天讲到他们和吴海子在大学里是一个哲学-文学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以沈文明为核心。在那个大学，大家喝酒、写诗、散步之外还打篮球，沈文明从来不参加打篮球，他只是侃侃而谈。
她说，自己离开报社印刷厂之后，有好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在鱼城漂着，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到一个也是湖北过来的女孩那儿去挤。那个女孩在朝天门布店售货，自己没多久辞了职，介绍小芹顶了她的岗位。布店里一月挣七八百工资，一天站柜台的时间太长，下班之后基本只能睡觉了。干了一年，她觉得实在没意思。到鱼城以来的几年经历，和当初出来的想法不一样。那年她从宜昌上船，带着一股离家出走的快意，坐着上行的轮船来到朝天门。看到岸上高低矗立的灯火，还有“鱼城港”几个显眼的大字，好奇这个城市的灯光位置都特别高，整个建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顺着石阶一步步爬上去，就有了很多的憧憬，心想自己会够到解放碑的灯火，没想只能停在南岸和下半城的位置，在气息憋闷的车间屋顶下或者灯火暗淡的马路旁边求生活。一天手里拿把塑料尺子，除了量布就是裁布，有时还要从车上帮忙卸布，觉得自己的双脚被粗糙的布匹缠死，失去了知觉，身体要被布裹起来，像在乡下夭折的女孩子，年纪轻轻地下葬了。她不甘心这样，找不到出路，又不愿意回家去面对继母那张从来没有挂上去过的脸。
陈天说，沈文明的上身比例长，下身短，这也是他从来不运动的原因。
我们像其他舞伴一样搂在一起，慢悠悠地转着，没有说话。她的身体温顺地贴着我，和其他舞女的温顺没有两样，这就是当初我在宿舍楼顶和水房魂牵梦系的身体，没有了那份躲闪和疏远，但又显出迟钝。虽然在我怀里，却似乎离得更远，带着某种烟气和汗意，变成了另一个身体，我搂着的小芹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两曲终了，我给了她二十块钱，她回到了候客舞女的队列里，我随便再找了一个舞女跳了两曲。过了一会儿我再去找她，一时没有找见，疑心她走了，后来灯光变亮，她从舞池中间退了出来，和一个舞客分开，轻轻往衣兜里塞一张钞票。我又邀请了她，跳完一曲之后，就跟她到旁边的长凳上去坐着，问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似乎她不该先问我为何来舞厅找乐子似的。这是我们在舞场里说的第一句话。听到她的回答时，我似乎有一种释然又可惜的感觉，她的声音没有变，仍旧是那个在水房的滴答声中让我感到心中一动的声音，似乎在烟气的熏染下预先获得了某种豁免权。
“他天生有一种能力，一坐下来就成为话题的中心。他有一种很亲和的态度，让你自然而然地信服。就像他到了出版社，也能当到工会主席。”
烟气浮动的灯光下面，她在一排穿着单薄等候客人的女孩当中，个子显得细高，似乎并不适宜出现在这里。我们的眼光相遇，最初都霎时避开，或许出于震惊和尴尬，怎么会在这里？我想过在什么地方和她擦肩，朝天门码头或是解放碑的路面，停下来搭讪两句近况，又匆匆作别；为什么是在这里，彼此以这种身份？没有别的舞客向她伸手，也许和周围的女孩相比，她单薄的身体实在不算性感。她正要往回走，我邀请了她。
沈文明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几点起床，几点散步、考虑问题，几点上班，都是固定的。这跟陈天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他从来不看很久的书，似乎也用不着。他眼下是单位的工会主席，和以前一样，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能把一切复杂的关系、事情处理得很好，简单而令人信服。就像在小组里，凡有演讲，都是他做主讲人，他能说服大家，把任何一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晰，很干净。
这大概是一个地下指挥部吧，一个历史场所，现在却埋藏了鱼城快感的秘密。那样壮观的场面，对我而言没有再现过，即使我之后还去了多次，当初的震撼却消失了，我成了烟雾弥漫下攒动人头中的一员，无从分别。也许是场面太过庞然，金竹宫后来由于消防问题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同事们无所事事，直到偶然听说了新的地点食品舞厅。在那里，我意外与小芹重逢了。
眼下，沈文明、陈天和吴海子还保持着三人定期聚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沈文明现在的房子比较窄，又有小娃子，等到搬家以后，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我见识乳房的数量迅速增长，进入一个磅礴的世界，童年的我也从来梦不到这么多只乳房，它们满空飞舞，挑起对饱满的、柔软的、俯就的世界的渴望，绝望地永无止境。五十年前，在俄罗斯边疆地区一栋癌症病房楼里，患乳腺癌的少女阿霞把乳房悬垂在少年焦姆卡脸上：“你吻吻它吧，吻吻它吧。”她流着泪，第二天它将被扔进垃圾堆。对那一刻的少年焦姆卡来说，他尝试了人生全部的温柔和残酷，这对一个孩子是否太重又太轻了？
我从来没有用可乐喂过狗熊，看着那些人的动作，倒是常常想到一个叫刘海洋的清华学生用硫酸泼狗熊的事情。两种液体的颜色是近似的深褐色，让我想到张开嘴的熊和竖起后腿、伸出可乐瓶子逗弄它的游客之间的暧昧心思。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人和狗熊恢复了比先前更加无聊的神气，世界仍旧了无生气。另外一个常去的地方是象房。和抑郁又想得到一点好处的狗熊相比，大象总是那样庄重沉默，迈着尊严的步子，即使是小象，身上也有一种庄重的气度，不会轻易被人的挑逗打动。我会倚在手臂粗的圈栏外边，出神地眺望上半天，心渐渐地沉落下来，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实冷静地想，肯定有。手心和胸脯上的黏液，在核心的昏暗灯光下，忽然看见一个舞女在为舞客手淫。那时全部的恶一起苏醒，这里的本质显露，霎时无法忍受，推掉怀中的异性，草草付了钱跑走。黑暗中的她感到突然，困难地辨认钞票。但我无法摆脱尚在旋涡中的伙伴们，一个人走出甬道。我有些反感下身，但被乳房的曲线组成的天际线吸引。乳房是人头上空的救生圈。
回到家里，会闻到一股中药味儿，是到家的小絮在为我熬药。这是结防所医生建议的，抗生素吃久了影响脾胃又伤肝，要用中药来陪护。熬药之外，还要炖鸡汤。后来家里熬药实在太麻烦，改在了中医院代煎，熬鸡汤就成了小絮代课之外的主要任务，一罐罐入口的鸡汤让我的身体迅速胖了起来，由一张薄纸几乎变成了纸袋。小絮还买了两盆绿萝，挂在临街的窗户上，据说可以过滤由市场蒸腾上来的混浊空气。它们青绿得有些奇特的叶片，本性和眼下的世界全不相干，有时我可以把心一时寄托在上面，像是喷洒后悬挂的一滴露水。
我的前途莫测，直到第一个女性主动招呼我，她看上去温柔可亲，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她的话语和臂膀消化了我的不安。按照同事们的嘱咐，在她的引导下，我很顺利地摸到了她的乳房，这是一只丰满的乳房，并没有下垂，然后又是一只，它柔和的形状像一个岛，一下就让我彻底地平静，忧虑都退到模糊的远处。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厂里看仓库的文员，由于工资太低出来跳舞。她还在参加大专自学考试，前不久刚过了两门。我对她说自学考试很难的，不如上函授。她说函授贵，反正慢慢考。她打了点香水，但并不讨厌。周围的气息复杂浓烈，暗中大型空调在呼呼转动，音乐甜美，催眠着人的嗅觉和听觉，明知暧昧，却聚集不到生理反感的程度。
自从生病，我和小絮的关系有些变化，似乎单单对于她没有回避我的呼吸，已经感到歉疚。她最近又换了一个学校，奔波和课程没有减少，家里的事情却增多了。有时我想起初来时的那次对话，似乎我们的关系已经倒过来，病痛使我变得软弱无害，不再会损伤她。这又使我产生一种畏惧，似乎这种状态不会长久，有时我似乎希望病不会好起来，那些压迫得使人变得粗暴的欲望，不会随着复原的肉体回来。而她一心一意照料这个身体，对所有内情全然无辜。
这个庞大的空间无从把握轮廓，沉在黑暗的海底。眼睛渐渐适应了，人的轮廓显现出来。我发现不少的人和我一样，站立着等眼睛适应，然后迈入黑压压的人堆之中，中心的人在挪动，这是一个庞大的中心，体毛那样紧紧纠结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单个的人。而边缘在四处游动，一群群男人来去像虚无主义者，穿过大量站立等待的舞女。他们交换着冷静的眼光，成交者示意，就拉起手加入中心。我惊讶于这里无数的女性，如果男性也是无数的话。这原来是个巨大的交合仪式呵。中心那里的动作暧昧不清，我心情紧张，在人群中徘徊，手指在裤兜里按着纸币，已变得汗津津。
小絮上班时，除了去结防所，我的时间大致打发在床头看闲书和靠窗眺望的来回上，有时会不自觉数起床与窗子间的步数，想到伏契克的“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和筲箕凹煤矿借书给我的那位矿工，一只手断了，凌乱的单身宿舍里，一个小床头柜的面容和他一样染着洗不净的煤黑，即使矿里有让农民羡慕的澡堂子，和惊诧的光屁股。床头柜打开，是一个小世界，密密麻麻地装订起来，都是超出了群山和土屋界限的，或者说是煤矿上神秘的小金库。十岁的我在他亲切慈祥的示意下，抽出了我依稀听过的一本《绞刑架下的报告》，暗红的封皮，似乎矿难中的一摊凝血。我郑重地捧在手里，却由于路上看书的一个趔趄，弄破了书皮，还染上脏污，这让我很久不敢还给他，回避他探询的目光，最后在催促下终于归还时，心里充满惊恐，无可挽回的追悔。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沉默的责备让我像是上了那个刑架。直到今天，我心里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从那儿下来。
那是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从道门口附近街面往下走，一条甬道长长下降，壁上挂的小灯有几分诡秘，地底传来的音乐声含有惶恐，我们像在走向一个巨大的、出自历史的仪式深处。到达底部是黑压压的人群旋涡，一种喧闹且浮动的东西像烟一样笼着，其中确实含有大量的烟。舞场是两部分，一边是茶座，一边是舞池，买了五元钱的票之后，撩起帘子进入舞池，最初一刻什么也看不见。
之后煤矿倒闭，矿工离开了那个山村，下落不知，比起那些手脚完整的同事，他的人生此后会由于缺少的那只胳膊，逐渐缺失越来越多的事物，除非那只小书柜里的奇迹能够搭救他，这是当初他看起来比矿场里其余人富足的原因，而我却造成了一方小小的损害。我几乎再没有想到过他，为了包裹这次小小的损害，我的心变硬了，直到肺叶疼痛的提示。
万群说大姨妈只是借口。“小姐一般不愿意跟你走，怕不安全。”眼下去金竹宫跳个舞，就简单得多了。这是我的初次，类似“开处”，他们却是有规律地去。那里的优势是实惠，能够摸到真东西，而且不是《在细雨中呼喊》中两个少年所谓的真东西，却花不了几十块钱。
待在这里，我仍旧常常听见那个固执的哀音，徒劳地俯视人群辨识它的来源，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动身下楼，带着忐忑感走入人群，才弄清了它来源的真相。
“大姨妈是啥子？”我的问题让大家笑了起来，跟着我就似乎明白了，脸上似乎有些红了，只是又想：为什么不待见大姨妈呢？母亲没有亲姐妹，谈不上对姨妈印象的好坏，只能说当初读《红楼梦》，对薛姨妈的形象不是很感冒，生了一个呆霸王，又加上有心计跟林妹妹争对象的女儿。脸红的感觉很快消退了，让位于另一种留恋的感觉：这样散步的小小队列不会有许多次，由于小絮在这里，他们并不带我，去哪里并不重要。
下楼出门，走到人群的旋涡边沿，我惊奇地看到，那个惊醒我日间昏睡的呜咽声，根本不是什么哀乐，或者某种童谣，原来是一个无腿的乞丐，坐在一个滑轮车上，由一个少年推行，面前放了一个饭盆，里面扔着些角子。这并不稀奇，每天都有这样缺脚少腿的乞丐。别致的是他怀里还抱有一个收录机，这收录机可以说是崭新的，还配着一个话筒，话筒拿在他身后的少年手中。歌声就是录音机放的，少年拿话筒跟着唱，我听到的那种奇特而悲哀的谣曲，就是这两种声音的混合。老人抬眼皮望我，我心一惊，他的眼神在那瘦得奇异的脸上显得干瘪而尖锐。
“今晚跟我走啊。”他尽量老着脸皮说。他第一次进夜总会可没这么出息。人家问他“怎么来的”，他竟说：“同学带我来的。”他从此没忘过这句回答。小姐微笑了：“我大姨妈来了。”
我避开他的目光，看到他身边有一块牌子，上写“瞎子”，我感到了一种幽默，这分明是他的广告牌了。那悠扬的谣曲，也使这一切类似某种肥皂剧。围观的人很多，然而不是因为稀奇，而是无事可干。也许还因为这对老少造出的声势比较大，像《书屋》上“庄周”酷评余杰：“提到他，当然绝不是因为他有杰出的成就，而是由于他闹出的声响。”蹦床。肯德基里的蹦床。还在上海虹口区一个什么公园里看到过，和老杨去买一条裤子。老杨已经从嘉定广电局跳到《检察风云》杂志社又跳到《修辞学习》，这恰恰是当初他和我一起去参加文艺出版社那个会议的目的所在。
他讲，那个“妹妹”像女学生，特文静。他问她一月能挣一万多吧？她说哪有这么多，也就是五六千。“你划得来？”“那你让我干什么？”她叹气，“能当‘妈妈’就好了，一个月两三万。”忽然反问：“你愿不愿当‘鸭子’？找钱比‘妈妈’还高。”女人又笑，打量他：“可是当鸭子也要条件，一要能侃，二要能干。”万群的体型那时还清瘦，算不上能侃又能干。
当然，按照惯例，给钱的很少。这确实并不新鲜，我想起前几天这市场上类似的一个声音，是一个女声抑扬顿挫的歌或哭，她在每一段之后，总要以一声哽咽的“苦哇！”作为韵脚。她的整个大腿全烂了，那里像是一场天火后的史前世界，好莱坞大片中的场面；我移开目光，去想《南方周末》一篇的报道。
夜班之前的日子，和陈天、万群他们走在去金竹宫的路上，几个一起分来鱼城的外地研究生，据说是报社专门决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成果。万群说到头天一个大款师兄来，请他去了牡丹夜总会。
那是去年春节前夕，我让小絮回娘家，自己出门旅行。在从张家界驶往襄樊的火车上，由南往北，景色越来越荒凉。我站在一节车厢的连接处，身边的人换来换去，其中两个吸着烟，穿着大衣，小老板的样子。他们带来了风又带走了。我在看上车前买的那份报纸，看到一篇报道，是对一个乞儿的跟踪，那个小乞儿的恐惧是：有一天他或许会被两个生意人模样的人弄到铁轨上，让飞驶而来的火车碾断他的双腿，然后去为他们乞讨挣钱。在鱼城的傍晚，你坐在一家火锅店或者大排档里吃东西和流汗，从那条大街，会有小女孩走来，脸擦得白白的，身背吉他，把一份点歌单递到你面前：“叔叔！点首歌吧！”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位也在流汗的女士：“给阿姨点一首吧！”如果你和她在解放碑的灯光中闲逛，玫瑰花伸上前：“叔叔！买花吧！”“为了爱情！”纯洁的爱情。像那首歌，《卖花姑娘》。
这是以前没有的身体感觉，它一直在那里，是一副我没法撂下的担子。像刚到鱼城，和报社司机小黄从菜园坝取回上海托运过来的书，小黄搭把手卸在地上就离开了，我独自搬着蛇皮袋上七楼，在来去的十几趟中，淌着黏稠的汗水，领受着经过的人猜疑的目光，像是支取了出生以来所有储存的力气，却只是开头。
据报道说，这些小姑娘后面都是有黑手的，一个女记者试着追踪过，还出了一本书，叫《××暗访》，可这是在她被酒吧老大打伤，躺在医院里，有了名气之后。“黑手”之类让我起了恐惧，似乎我在这些穿大衣、吸烟、像生意人那样沉默和来去的人中间，也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旅途一路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却自行地失败了。
在十八梯顶端，我一时没有迈步下坎，担心自己一脚踩空，会脱离地面飞起来，到达没有重量的地方，背上甚至长出透明的翅膀。就像我有一次对陈天说的：没有这根阳具，我就是个天使。
也许是我天生害怕“黑手”之类的东西，也许是由于我们洞穴记忆中的恐惧，现在大白天的阳光和喧嚣的人群，让我忽然一阵发昏，有一种阳光下的罪恶之类的联想。这种联想跟那个乞丐无关，因为我已经走开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施舍了，这跟在上海和刚来此地的情形有根本变化。上海的乞丐不多，刚来到鱼城，乞丐的惨状使我惊讶，无疑比其他地方高出了几个码子。我还有一种类似敬意的东西。我给引起了这种感觉的乞丐施舍，但并不是说我真正相信他们。我还似乎产生了一种信念：就算我眼下遇到的是一个“专业户”，晚上会拿着零钱换来的百元大钞进夜总会，可总有时候我给对了头。而我如果彻底不给，对那些老实又出色地乞讨的人就不公平。类似贝克特晚年的信念。
或许是我的话不合适，或许他只是在回想，刚才聚餐上见到陈芬耍的朋友，是沙坪坝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看上去微微有些发福，两人就要结婚了。这是沈文明去世一年半后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天陈天的话显得很少，只是感谢陈芬帮李影找了在鱼城的工作。
但是随着震惊的感觉慢慢消退，施舍的行为就减少乃至很难出现了，这时我才觉悟：那种“信念”也不过是一种快感，是受了刺激的反应，神经习惯之后，快感也就消失了。你不可能指望乞丐这类事物一直为你提供快感。当然，我逐渐在相反方向产生了一种厌恶，也许不过是对于快感消失的抵触心理：我对这里的乞丐的极端化产生了反感，对使用喇叭和说明牌这样的职业化方式有美学上的反对，似乎他们亵渎了什么。这样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使我轻而易举地摆脱了拒绝施舍必然会带来的心理压力。
陈天没有回答，只顾注意踩着生了苔藓的梯坎，似乎我多余的话，给这场散步添了小小的冷场。这在我们当中是不常出现的。
眼下我想到那个缺少了一只胳膊的矿工，他会流落到这群人之中吗？或者我有一天成了桶状胸，失去了所有力气，会不会从小絮的救护中失足，坠落到人群的旋涡里，就像我从六层楼的窗台跌落下来？
“同样，吴海子他伸出手能够够到的人，我们也够不到。所以有人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但人生的阶梯又是分明的。”
不，我宁愿像沈文明那样的死亡。去他新家聚会的约定没有实现，前两天忽然听陈天说，他去世了。出版社工会组织人去南山上玩，沈文明站在台上给大家讲几句话，当时正好停电，有点热，沈文明讲了几句忽然晕倒。旁边的人连忙掐人中，拿湿毛巾擦脸，人已经救转来了。有人说“你喝碗醪糟不”，他喝了一碗，忽然就又不行了，往医院送，半路就走了，医院诊断是脑出血。
“像吴海子跟陈芬他们，站在比我们高一级的阶梯上，我们伸出手来可以拉住，甚至关系还会很亲密。而我们的手往下伸，又会拉到比我们低一级阶梯的人。我们和两边的人都是好朋友，可是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他们隔了两级阶梯。”
事后陈天听陈芬说，沈文明一直有脑血管痉挛的症状，有时血管会在额头上鼓起来，像蚯蚓一样地吓人，但他从未跟陈天提过。他很少写东西和这个也有关系。最近半年，他动了考北大哲学博士的心思，又开始写那篇五千字的论文，论文脱稿了两天，就出了事。
我走在他前面，边下阶梯边说：
陈天说，沈文明的葬礼还是很风光，市委来了人，中央组织部也来了人，说明他在各方面的影响。他轻轻叹息，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点无可挽回的损失中的安慰。
“她是市纪委的一个处长。”
我想这样的规格，是否适合一个哲学头脑的死亡。心里想到自己，在几十年前是绝症病人，丢失在白色李花掩埋下的体温，不会再回来，逃不过老人的拷问，也不会有隆重的吊唁。我已不是当初走出菜园坝火车站的那个我，会被“棒棒”惊吓，护住胸口有母亲照片的钱包，护住一件长久保存的珍贵之物。
“陈芬还是个官哦。”回来的下坡梯坎上，我问陈天。
好在科学发明了链霉素和雷米封。它挽回了躯体的毁坏，把一个被拷问过的、有杆菌的灵魂和医治好的躯体强行结合在一起，不管其中明显的不协调。只要身体没有中途退场，这漫长的旅程还要继续。
歇气中有时想起阶梯的譬喻。前几天我跟陈天、李影一起从解放碑大都会顶楼“外婆桥”回来，宴请的主角是陈芬，主题是向大家介绍陈芬耍的朋友。这是沈文明去世之后大家第一次聚餐。本来也喊了吴海子，他当了晨报的编委，值班看大样脱不开身。
多年以后，我写下了一首给小絮的诗：
但身体能承担的也越来越少。爬上租住的五楼觉得很累，赶不上身前的老年人；傍晚上班时爬十八梯的石坎到报社，更费时良久，像一个衰弱起皱的老年人，要在途中歇几次，让落后的呼吸跟上来。呼吸本身成了很大的负担，像一种强加给我的东西。
在那个炎热的城市
失去身体的感觉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大半年以来，我在报社做夜班编辑，隔两天要熬一个通宵，清晨在白蒙蒙的天光下回家，头和脚步轻飘。过了几个月，身体需求越来越少，饭量下降，性欲几乎消失了。我不再去跳舞，晚上小絮偶尔的暗示会让我不耐烦。有时觉得这是一种安心的状态，似乎渐渐摆脱了自己的肉体，灵魂独自生活，像我少年时代想要的那样。
我欠下了你一个肺
十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从较场口的办公室下班，站在十八梯石坎顶端，感到身体失去了重量，像一个现成的天使。
也就是半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