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艾琳鼓起勇气追问自己的祖籍时，他总是会挥一挥手示意她安静。“我是个美国人。”他回答道，仿佛这就足以解答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的确如此。
他的副业就是在多尔蒂酒吧、哈特尼特酒吧和利特里姆城堡酒吧里调酒——每个星期在一家店里工作一晚。每到大块头麦克·图穆蒂前来调酒、倒酒的日子，酒吧里总是人满为患，赚得盆满钵盈，好像他是什么限时演出的巡演艺人似的。胜斐尔也没有吃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胜斐尔公司的人。他至今仍操着满嘴的爱尔兰口音，可这恰巧是艾琳的母亲一直在努力矫正自己的；要知道，这种口音在他的工作中可是很有用处的。
艾琳出生在1941年的11月。那时候，她家附近的不少地名仍暗示着这里曾经是一片森林，虽然原先如盖的浓荫如今只剩下了公墓边的一排树木。自然的秩序被颠倒了过来：活人在沥青、墙板和砖石之间喘息，死人却得以坐拥一片草坪。
她之所以喜欢在酒吧里偷听父亲的谈话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很少说话，只会在切着盘子里的肉时偶尔念叨几句大道理。“一个人不该因为不想努力就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副业。”“钱就是用来花的。”（他十分坚持这最后一点，他可没有耐心应付那些钱包里没钱请大家喝上一轮酒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她的父亲来自一个生育了12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家里也有13个孩子，可艾琳却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在纽约高架地铁7号线穿过的一排紧凑的河畔四层小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和军队营房差不了多少的房间里，分睡在两张并排放置的床铺上。房子的另一间卧室里住着房客亨利·基欧先生。由于帮助他们分担了一部分房租，他在这里睡得就像个国王一样。基欧先生会在别的地方吃饭，回家后便会关上房门，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轻声吹着单簧管，声音小到艾琳必须要把耳朵贴在门上才能听得到。她只有在他出入房门或是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他。尽管他神出鬼没的行踪不免让她感到有些奇怪，但是知道他就在那扇门背后倒是让她感到十分安心，尤其是在她的父亲喝完威士忌回家的那些个晚上。
那是6月一个温和的晚上——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她在小学里的第四个学年就要结束了——艾琳和父亲到家时发现碗盘已经摆好，但卧室的门却是关着的。父亲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遭人背叛的表情，敲了敲手表，又拧了拧发条，然后抬头和水池上方的挂钟对了对时间。挂钟上的指针已经走过了6点20分。艾琳从没有看过他露出如此难过的表情。她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顿迟到的晚餐的问题，父母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情。她为母亲如此墨守成规感到有些愤怒，可父亲看上去却并不生气。他沉默地慢慢咀嚼着，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顺手也为她满上了一杯，还从炉台上的锅子里舀了一大勺胡萝卜给她。不一会儿，他披上外套出去了。艾琳走过去推了推卧室的门，发现门是锁着的。于是她又静心听了听，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又走到了基欧先生的门口，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袭上了她的心头。她害怕自己就这样被人抛弃了，于是想要重重地拍打那两扇门呼唤他们出来。但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在那个时候打扰母亲。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把炉台和桌面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丁点的面包渣和污渍，以至于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母亲曾在这里做过饭。她试图想象自己若是从小就孤身一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一开始就是个孤儿可比成为一个弃儿要好过多了。这世上应该没有什么比被人抛弃更糟糕的了。
其实她的父亲不常喝酒，就算是在酒吧工作的那些夜晚也滴酒不沾，只有到了每年的大斋节期间才敞开肚皮喝得酩酊大醉，就为了证明自己还是有些酒量的——当然，除了圣帕特里克节前后的那几天。
他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她的母亲每晚6点钟会准时把晚饭端上桌，白天则在宝路华工厂里清洁厕所和办公室。她从没有心情听别人找借口。艾琳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看表，快到家门口时还加快了脚步。若是艾琳偶尔有些跟不上，他便会在最后几步路时伸手把她抱起来。有时候，艾琳会故意放慢脚步，只为了能够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若是父亲晚上要去酒吧里上班，艾琳和母亲便会早早地爬上床，沉沉睡去。若是他不用去上班，母亲便会准许她熬得晚一些，和她一起仔细清理家里细小的贵重物品——上好的银饰、小雕像、支架吊灯上的水晶和相框。不管她的父亲回来时家里有多乱，母女俩总是会显得格外兴奋，仿佛是在为某位客人准备一场派对似的。等到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拿来擦洗和抛光时，母亲便会送她上床，自己则坐在沙发上等待。这个时候，艾琳总是会把卧室的门留一道缝。
虽说那时的她只有9岁，但已经明白不少事理了。她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顺便来踢踏舞教室接她，因为那会剥夺那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西装革履地从曼哈顿赶回来的男人与他相处的仅有一点时光。他们会围坐在一起，松开领带、脱下外套，挤作一团，开始大聊特聊。下午5点半一过，他就会起身离开酒吧，绝不会赖到6点差一刻的时候，因为多出来的那几分钟关系重大。她知道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乐趣，更让他在受人拥戴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还能发挥几分余热。不过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也是同等重要的。
她的父亲喝完啤酒后的酒品还可以。他会摘下帽子，小心翼翼地将大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然后像只被人拴着绳子的大狗熊一样猛地跌进沙发里，嘴里轻声嘟囔着些什么，牙缝间还紧紧地咬着自己的烟斗。她能够听到母亲在悄声和他谈论着什么家务事；而他则会随着点点头，张开双手，用手指搭成一座尖塔，然后又放开。
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知道为数不多的那几个能讨父亲欢心的人对他的谬见也并非是全盘接受，偶尔对他的善举也颇有微词，满腹狐疑地耸一耸鼻子。
有些晚上，他还会跳着舞走进家门。尽管母亲刻意不想去搭理他，却还是会被他逗得咯咯笑起来。他喜欢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拽着她一起在房间里缓慢地挪着方步。他是个魅力超凡的男人，而她对此毫无免疫力。
所有人都称他为“大块头麦克”。他最出名的特质就是不怕痛。他的肩膀是那样宽阔，以至于衬衫穿在他身上都像是西装外套。他的拳头和婴儿的脑袋一般大小，身躯和那些他用手肘就能钩起来的啤酒桶差不多大。除了工作之外，他从不会费尽心力去健身，因而身上也没有什么硬邦邦的肌肉，只不过是身强力壮而已。如果你偶然看到他休息时的样子，便会发现他的身体在他睡着时似乎会缩成正常的比例。可一旦你对他有所隐瞒，他就会在你的眼前一点一点膨胀起来。
然而，在他往肚子里灌下几杯威士忌之后——尤其是在发工资的日子里——拴在他脖子上的那根绳子仿佛就断开了。他会把外衣甩到门廊的桌子上，昂首阔步地在家里寻找可以拿起来乱丢的东西，似乎是要把自己在酒吧里累积的压力全都通过肢体动作发泄出来似的。大家都知道她父亲很能喝威士忌，喝多少都不会失态——她曾经听多尔蒂酒吧里的男人们夸耀过这件事情——一天晚上，面对她母亲坦诚而又令人挫败的提问，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会喝这么多是因为在面对敬酒的挑战时不想让别人失望，尽管他事后总是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集中注意力、挺直腰板、捋顺舌头。看来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寻找某些信仰。
无论他说什么，他们都会开怀大笑。但只要他一严肃起来，他们便会跟着板起脸来。他们还会对他歌功颂德，仿佛他根本就不在场似的。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是刚从国外过来的，工作也都是他给介绍的——胜斐尔、梅西百货、酒吧的临时工或杂务工。
好在他不会朝艾琳的母亲扔东西，而且只会扔一些不易碎的东西：沙发垫、书本之类的。面对这种情形，她的母亲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直到他发泄完毕。如果他发现艾琳正从卧室的门缝里偷偷地看着自己，便会猛地停下手里的动作，像个忘了台词的演员一样径直走进浴室。这个时候，她的母亲便会进屋钻回床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会怒目圆睁地盯着一杯茶，像只蜥蜴一样缓缓地眨着眼睛。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论这件事情了。给我们再倒几杯酒来。”
有时候，艾琳也会听到格雷迪或是隆斯家传来争吵的声音。那愤怒的噪声总是能够为她带来一丝慰藉：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并不是楼里唯一存在问题的。每当这样的声音响起时，她的父母也会心照不宣地坐在餐桌旁对着彼此扬起眉毛或是交换一个惨淡的微笑。
“没错。”
一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她的父亲伸手指了指基欧先生的房间。“我们不可能永远让他住在这里。”他对她的母亲说道。正当艾琳悲切地想象着没有基欧先生的日子时，她的父亲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你真是个该死的傻瓜。”
无论她如何尽力透过墙面去偷听基欧先生房里的声音，听到的都只有床垫弹簧发出的吱嘎声，他坐在小书桌旁时笔尖的摩擦声和轻柔而又粗糙的单簧管声音。
“好的。”汤姆回答，“好的。”
一家人坐在桌边吃晚餐的时候，她的母亲站起身来，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父亲紧随其后，一把关上了身后的卧室大门。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但艾琳还是从中听出了压抑已久的怒气。她缓缓地向前凑了凑。
“也别傻乎乎地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那个可怜的女人。就算她什么也不知道，和你这种家伙过日子对她来说已经够糟糕的了。”
“我会把它要回来的。”
“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这个该死的笨蛋。”
“别再让我听说你到处拈花惹草。”
“我会让事情回到正轨上来的。”
“我发誓，麦克。我郑重地发誓。”
“你打算怎么办？‘大块头麦克不会向任何人借一分钱？’”她冷笑了一声。
“在上帝面前发誓，一切就此结束。”
“总会有办法的。”
“我不会有所保留的。”
“你怎么会让事情变得如此失控？”
“要花得一分不剩。”
“你觉得我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生活在这种地方吗？”
“对，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哦，你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这又变成我们的错误了，是不是？”
“摸摸你的衣服兜。”她的父亲说道，“把你私藏的每一分钱都拿出来。给希拉买点好东西。”
“我可没有那么说。”
一个男人走进了酒吧的大门。她的父亲和汤姆都对着他点了点头。一股冷气紧跟在他的身后吹了进来，冻得她赤裸的双腿一阵哆嗦。空气里飘荡着溅洒出来的啤酒和地板清洁剂的味道。
一阵风顺着卧室的门缝吹进客厅，滑过艾琳的双手，让她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
“不会了。”
“你喜欢赌马。”她的母亲说道，“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你以后还会不会做这种该死的傻事了？现在就告诉我。”
“我有过这种想法。”她的父亲说道，“我知道你不想待在这里。”
“我会的，麦克。”
“我还曾经相信你终有一天能当上纽约市长呢。”她的母亲反驳道，“可你却觉得自己能做上多尔蒂的市长就足够了。你连多尔蒂的老板都不是。多尔蒂市长。”她停顿了一下，“我永远都不该把那个该死的东西从我的手指头上拿下来。”
“那你告诉她，这段愚蠢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会把它要回来的，我发誓。”
“是银行里的一个姑娘。”
“你不会的。你心里清楚。”艾琳的母亲一直在压抑想要喊叫的冲动，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带着嘶嘶的声音。紧接着，她的话音里又多了几分难过的腔调。“家里的东西被你一点一点地败光了，总有一天会什么都不剩的。”
“那个荡妇是谁？”
“好了，够了。”他的父亲喝道。两人随即陷入了沉默。艾琳想象着此刻的他们正互相传递着某种神秘的信息，就像永远也无法被她看穿内心的石雕。
酒保晃了过来，扫了一眼他们杯子里的酒，然后把擦玻璃杯的毛巾甩到肩上，走开了。看到父亲斜眼瞥了瞥她，她赶紧用力捏着铅笔在作业本上写了起来，结果摁断了笔尖。
后来，她趁自己独自在家的时候打开了抽屉，翻看了一下母亲收藏自己订婚戒指的保险盒。自从一次洗碗时差一点让戒指掉进下水道里之后，她便一直都把戒指放在保险盒里。每次看到她打开那只盒子，艾琳都以为她是想要在灯光下端详一下宝石的刻面。然而，此时此刻，望着盒子留下的那个空荡荡的位置，艾琳这才明白母亲那么做是在检查自己的戒指到底还在不在。
“是的。”
艾琳10岁生日之前的那个星期，她和父亲回家时发现母亲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里，也不在卧室和厕所里。她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字条。
“那就是两次了。”
她的父亲热了一罐豆子，煎了几片培根，然后又拿出了几片面包。
“第二次的时候我太紧张了，所以什么也没做成。”
父女俩吃饭的时候，母亲回来了。“恭喜我吧。”她边说边把自己的外套挂了起来。
“别对我撒谎。”
直到嚼完嘴里的食物，父亲才开口问道：“恭喜你什么？”
“就只有一次。”
母亲把几张纸拍在了桌子上，用自己偶尔想要故意惹怒他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他又咬了一口培根，一边扭动着下巴嚼着肉片，一边拿起了那几张纸。读着读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于是又把它们放了下来。
“几次？”
“你怎么能这么做？”他小声地问道，“你怎么不带上我？”
她的父亲俯下身靠了过去，用眼神将汤姆牢牢地按在了高脚凳上。
若是艾琳对此毫不知情，可能会以为父亲受到了什么伤害。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她的父亲的。
“我背叛了希拉。”
母亲似乎对于没有人对自己大喊大叫感到有些失望。她拾起了桌上的纸张，走进了卧室。几分钟之后，父亲从挂衣钩上摘下了自己的帽子，离开了。
“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艾琳走进卧室，坐在了自己的床上，看到母亲正坐在窗口抽烟。
“我要被逼疯了。”他的朋友汤姆支支吾吾地说道，“我睡不着。”
“出什么事了？我不明白。”
她穿着起褶的短裙和带领子的衬衫，挑了最前面的一张破烂的桌子坐了下来，一边做作业一边训练自己用一只耳朵偷听父亲的对话。她无须用力便可以听到他们对话的内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压低自己的嗓门——即便她就坐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她父亲的权威性起到了一定的澄清作用，使得其他几个人也不用为自己感到尴尬。
“那些是入籍文件。”她的母亲指了指梳妆台，“去看看吧。”艾琳走过去拿起了文件。“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美国公民了。恭喜我吧。”
酒吧里一片乌烟瘴气。她是那里唯一的小孩子，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观察自己的父亲主持大局。5点之前，酒吧里的主顾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人。他们恣意喝着啤酒，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四周如薄雾般环绕着的倦怠而又幸福的气息。5点钟一过，白领们便纷至沓来，一边等待着自己点的东西，一边在拥挤的吧台上敲打着手中的硬币。他们会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立马伸手示意再来一杯，紧接着用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扶手，俯下身子急匆匆地再咽下一杯，眼睛像盯着酒保一样盯着她的父亲。
“恭喜。”艾琳回答。
当他们走到酒吧所在的街区时，酒吧已经开门了。艾琳一路小跑地赶在前面，想要看看有没有人坐在她父亲的高脚凳上。她还从没有在那只高脚凳上看到过别人的身影。不过，她赶到的时候发现酒吧里的人已经在凳子旁边围成了一个半圆，仿佛是在期待他的出现。
趁着抽烟的空当，母亲露出了一丝暗淡的微笑。“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她说，“我没有告诉你父亲。我本打算给他个惊喜，带他一起去的。若是他能在我宣誓的时候到场做见证人，应该会很有意义吧。可后来我决定要刺激他一下，所以带上了我的表兄丹尼·葛雷辛。”
看到艾琳的父亲胸前托着牛仔毡帽、一脸不苟言笑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赫尔利先生停止了吼叫，或者应该说是停止了对艾琳的吼叫。她父亲的到来总是会让周围的人主动安静下来。录音机里还在播放着音乐。姑娘们刚刚跳完滑步捷格舞的舞步。当艾琳不必强迫自己僵硬的身体跟上步点时，那小提琴的声音听上去还是挺悦耳的。音乐声结束时，赫尔利先生并没有浪费口舌准许艾琳离开，而是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望着地板。她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那里，踏上一段沉默的路途，以至于来不及换下鞋子就奔上了马路。
艾琳点了点头。丹尼的名字的确在上面。入籍文件用的是那种看上去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纸张，仿佛只要人类文明还在，它就不会消亡。
她的母亲还是没有彻底忘怀爱尔兰。她还不是美国公民，而父亲最喜欢吹嘘自己在获得公民申请资格后的第一天便提交了申请表格。那张落款日期为1938年5月3日的公民证书被装在相框里挂在了客厅，正对着一幅描绘圣帕特里克驱赶毒蛇的水彩画——如果不算上厨房里挂着的那只木雕凯尔特十字架的话，这应该是公寓里唯一的一件艺术品了。小小的证书上盖着一个钢印，还留有一个清晰的签名，印着一张严肃冷酷的脸庞。艾琳仔细端详着这张脸庞，想要寻求某种答案，但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绷着嘴唇的样子似乎什么也不想对她透露。
“现在我倒是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做。”母亲悔恨地笑了笑，“你爸爸最喜欢这种大场面了。”
人们下班后总是会聚集在多尔蒂酒吧里和艾琳·图穆蒂的父亲聊天，而不会去找神父告解。尽管艾琳才刚上小学四年级，却经常大摇大摆地出入酒吧。下午4点半左右，父亲在完成了配送工作之后便会把她从踢踏舞教室里接出来，然后带着她到酒吧里去。踢踏舞课程6点钟才会结束，不过她并不介意早点离开那间地下室。赫尔利先生总是会对她大喊大叫，提醒她把握好节奏或是将两臂平举在体侧。赫尔利先生说，艾琳的身材实在是太瘦长了，无法完成如此紧凑的舞蹈动作，看起来好似警察经过时为了掩饰什么而试图假装站好似的。她想要学的其实是吉巴特舞或林迪舞之类能够任她恣意甩动好动的四肢的舞步，但母亲还是给她报了这种爱尔兰舞蹈班。
艾琳不太确定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她判断这肯定与父亲无论对待多小的事情都力图完美有关。她自己就曾亲眼见到过不少类似的场景：他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扶住醉汉的手肘，好让醉汉靠在吧台边站稳，不至于出丑；他从不会打翻啤酒杯，也从没有洒出过一滴威士忌；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容不得一丝毛糙。她还在很多葬礼的扛棺队伍中看到过他的身影。伴着风笛手吹奏的音乐，他直视前方、昂首挺胸、步伐稳健，仿佛抬着逝者的棺木走下教堂的台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一样。这也许就是大家总是感觉他很强硬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想必她的母亲也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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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也不要爱上任何一个人。”母亲边说边拿起那份文件，将它们塞进了自己保存戒指的书桌抽屉里，“这么做只会伤了你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