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限表明其有能力揭示无限的秘密，无限又会作何反应呢？它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毕竟，无限的全部本领只有两样：惩罚或仁慈。仁慈是我们较为陌生的一样东西，因此，它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也许，是出于无限对于其有限过去的眷念？如果它曾有自己的过去。是想看看那可怜的、上了年纪的有限如何在逆境中挣扎？尽管它有显微镜、望远镜，有天文台穹顶和教堂穹顶，但有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逆境的宏大呢？
如果它就是某个版本的永生——天堂、乌托邦，那儿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终结——可那些从未踏足这些地方的人又如何是好呢？如果我们有可能使他们复活，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将发生什么变化呢？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也许，复活他们的可能性，生者与死者相逢的可能性，就是那种被称为“偶然”的东西？有限成为无限的机遇，莫非就等同于有生命者成为无生命者？这是一种提升吗？
无限者会对有限者产生什么样的兴趣呢？想看一看后者如何调整其伦理学吗？但伦理学本身就包含着其对立面。想进一步考验人类的末世论吗？但结果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无限者为何要盯着有限者看呢？
也许，无生命者只是在有限的眼里才是无生命的？如果有生命与无生命间并无什么区别，除了少数几个尚未破解的秘密，那么待到那些秘密被解开之时，我们又将身居何处？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能够从无限再变回有限吗？这两者之间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样的？或许是通过注射？一旦我们失去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区别，我们还会在意我们置身何处吗？这至少会成为科学的终结，更不用说宗教的终结了？
不过，人们可借助想象稍稍拓展一下这个问题，即不是有生命者研究无生命者，而是相反。这话听起来太有玄学意味了。当然，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很难立足于这一基础。但这种可能性不应被排除，哪怕仅仅因为这一可能性能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得以保全。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
“你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读者会说。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探究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唯我论的尝试。因为，有生命者可与无生命者互换位置的唯一机会即前者肉体上的灭亡，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人又复归于物。
承认人类探究的唯我论本质自然不应导致一道旨在限定这一探究范围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不会有效，因为任何一项立足于承认人类缺陷的法律都不会有效。此外，每一位立法者，尤其是尚未得到承认的立法者，反过来也会时时觉察到，他打算推出的法律自身也具有同样的唯我论本质。
关于万物的真理如果的确存在，考虑到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这个真理也一定是非人类的。无论它反常与否，它一定会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失效，也会使我们的偶然概念失效。同样受到此种对待的还有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猜想，无论我们认为世界起源于神还是起源于分子，或是神与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接受者的生命力。
不过，更为谨慎、更有效果的做法还是去承认：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结论，其中包括关于世界起源的结论，都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反应，或更恰当地说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表达。
理想的状况或许是，有生命者和无生命者互换位置。这当然符合那些格外注重客观性的、心平气静的科学家的口味。呜呼，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因为无生命者似乎并未对有生命者表现出任何兴趣，世界对世界中的人并无兴趣。当然，除非我们将这个世界的起源归结于神，而时间过去了好几个千年，我们却一直未能论证这个假说。
因为，那构成发现的东西，或者更广泛地说，那构成自在真理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它的承认。遇到那些证据充足的观察或结论，我们就会喊道：“是的，这是真的！”换句话说，我们认出了那些置于我们眼前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归根结底，承认就是在让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相互等同，即让后者进入前者。不过，要想进入内在的圣所(比如思想)，这位客人至少必须具有某些与主人相似的结构特征。
伦理学——换一种更少堂皇、但或许更加准确的说法，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末世论——会是科学的载体吗？或许是。无论如何，人类的探究归根结底就是对无生命的东西发出有生命的审问。因此，那些模棱两可的审问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语言会越来越近似于手头的研究对象。
这当然能够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可观成就，因为所有的细胞和粒子都美妙地呼应着我们的自尊。不过，撇开谦卑不谈，当高贵的客人最终作出回报，邀请他殷勤的主人造访他的地盘，后者这时常常会发现，他在这些理论上的陌生之地待得相当舒服，时而甚至能在那个名叫“运用科学”的村庄中小住一阵，且有所收获，离开时不是能得到一小罐盘尼西林，就是带走一油箱能克服万有引力的燃料。
以最精细的手法探索宇宙的众多学科就由此而来，这些学科的激情，尤其是它们的语言之激情，可与严刑拷打相媲美。无论如何，如果说关于万物的真理直到今天仍远未被把握，我们也只能将之归咎于世界那非同寻常的韧性，而不应怪罪我们努力不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不存在，因为这会对我们的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后果。
换句话说，你若想认出什么，你就必须具有某种需要相认的东西，某种能够将它认出的东西。我们认为，能帮助我们完成相认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不过，大脑并非一个自主的实体，它只能在我们身体系统其余部分的协助下才能发挥功能。此外，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大脑的能力并不仅仅在于把握那些有关外部世界的概念，它同时也在生成这些概念；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能力的相对依赖性，比如对我们的运动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的依赖。
如果人类的探究范围仅限于动物王国，这样的概念便是可行的。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我们的探究范围要大得多，而且人类还坚持要去认知真理。真理的概念自身也是类人的，它预先假定其研究对象——亦即世界——隐瞒了事情的全貌，如果不是公然欺骗的话。
这足以让我们怀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等价关系，而怀疑往往就是真理之母。无论如何，这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被发现对象和发现者自身的细胞构造间明显存在相似性。这自然不无根据，即便仅仅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血肉相连，至少，我们的进化理论承认了这一点。
由于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们的因果关系体系便是线性的，亦即自指的。他们关于偶然的概念同样如此，因为偶然并非没有起因；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因果关系体系突然介入的某一时刻，不论那套体系的模式在我们的体系中显得多么反常。这样一个字眼的存在本身——更遑论与其相伴的各种修饰语了(如“盲目的”)——便表明，我们关于秩序和偶然的概念实际上都是类人的。
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或理解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真理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是太不足为奇了，甚至会使人们觉得“发现”很可能是个误称，如同“认出”、“承认”、“认同”等词。
二
人们会觉得，我们通常所谓的发现只是我们内心事物的外在投射。世界、自然(或你们所使用的其他说法)的具体现实只不过是一幅银幕，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堵墙，那上面大大小小地写满了我们自己的结构祈使句和不规则句。对于我们围绕自身神秘组织的那些思想和概念来说，外部的世界就是一块黑板或一块传音板。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脚注。
归根结底，人类的知识与其说取自外部世界，不如说深藏于内心。人类的探究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任何高级存在或其他智慧系统均无法打破这一循环。即便它们有这种能力，也不会受到欢迎，仅仅因为那一高级存在或智慧系统也许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可我们的数量已足够多了。
无论骄矜还是谦卑，在此都帮不上什么忙。或许，我们在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就不得不彻底抛弃价值评判。可我们却一直受到这方面的诱惑。因此，就让我们来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吧，与其说是为了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为了韦伯斯特的名声。
他们最好待在可能性的王国里，待在偶然的区域中。此外，就像他们中的一位所说的那样：“我的国不属这世界。”[2]无论可能性之声名多么狼藉，它也不会将任何人抛入我们中间，因为可能性不是自杀者。因为找不到一座更好的宅邸，它暂居在我们的思想里，但它肯定不会毁坏它的这唯一居所。如果无限真的使我们成了它的听众，可能性便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将无限展示为一种道德远景，尤其会渲染一幅我们最终将步入这一远景的画面。
《韦伯斯特词典》中的定义或许还需要一个限定语。“制造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ake)之前还应加上“向偶然宣战的”(war on chance)。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好问题，即材料与其制造者，究竟孰先孰后？尽管我们满嘴谦卑，但在银河系的我们这一端，答案显而易见，而且充满骄矜。此外，还有另一个更好的问题，即我们谈论的究竟是谁的偶然，是制作者的偶然还是材料的偶然？
怀着这一目的，可能性甚至会派遣一位弥赛亚，因为无人指引，听之任之的我们在面对那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伦理学时就已经殚精力竭了(尽管我们的存在十分有限)。很有可能，这位弥赛亚会采取任何一种伪装形式，未必一定是人的装束。举例来说，他可能以一种科学思想的形式出现，比如一个重大的微生物学发现，认为个体的获救取决于一个囊括整体的链式反应，这种反应要求，为使个人获得永恒，必须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反之亦然。
看来，在《韦伯斯特词典》为创造力所下定义的两个组成部分中，偶然这一因素均无处不在 ，甚至于我突然觉得：或许，“创造力”这一概念所指的与其说是人的能动作用的一个方面，不如说是这一能动不时诉诸的材料之特性；或许，这一概念的丑陋一面毕竟还是有存在意义的，因为它表明了无生命物质的柔韧性和可塑性；或许，第一个诉诸这种材料的人并非被平白无故地称为“造物主”(Creator)。创造力就由此而来。
还有一些更奇特的事情。无论如何，任何让生命变得更为安全或是给予它绵延不绝之希望的东西都应被视为是来自于超自然的，因为自然既不友好，也很少给人以希望。另一方面，在科学和信仰之间，人们最好还是选择科学，因为信仰被证明太容易引发分歧。
换句话说，能力既不能归结于技艺，也不能归结于个人的力量，更不能归结于一个人所面对的合适条件，或是他的经济窘况，或是他的社交圈子。否则，我们手头的杰作就会比现在多得多。简而言之，本世纪从事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人数与可见成果的数量如此不成比例，这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将能力等同于偶然的冲动。
我想说的只是，如果真的会有一位弥赛亚出现，他在核物理或微生物学、尤其是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大约要超过今天的我们。比起获得永生的我们，此世的我们自然更用得上这些知识，可是在当下，我们即便知识少一些也还过得去。
但是，即便被冠上一个惊叹号，能力也不能保证次次出杰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量极有天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却成果寥寥。枯竭期，休歇期，写作障碍，这些情况其实每位大名鼎鼎的天才都曾遭遇，他们也全都为此哀叹不已，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那些远不及他们的小名人们别无二致。一家画廊签约了一位画家，或是一家研究机构签约了一位科学家，之后却往往发现他们结出的果实是多么的差强人意。
其实，这或许是一个检验可能性、尤其是偶然的好办法，因为，因果关系的线性系统会直接把我们送往灭绝。让我们看一看，偶然是否真的是一个独立概念。让我们看一看，较之于在一家郊外酒吧遇见一位电影明星或中了彩票大奖，偶然是否还有什么更多的内涵。当然，这取决于赢了多少钱：一笔大奖就很接近于个人的获救。
你越是成功，你在从事一项新项目时对其所能取得的成果便越是没底。比如说，你刚刚完成的作品越是杰出，你在明天再次完成同样杰作的可能性就越低。换句话说，你的能力便会显得越是可疑。“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在你们的意识中获得了一个永久的问号，渐渐地，你们就会将你们的工作视为一项旨在抹去这个问号的不懈努力。在那些从事文学，尤其是从事诗歌的人士中，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注定要传导出可以感知到的意义。
“但你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太深了。”读者会坚持说。
我希望，这些文字已经解释了《韦伯斯特词典》给出的定义中关于“制造”的那一半。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能力”(ability)。“能力”这一概念源于经验。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经验越多，他就会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在现实中(在艺术中，我想同样也在科学中)，经验以及与之相伴的专业知识却是制造者最凶恶的敌人。
“不，不是维特根斯坦，”我答道，“是弗兰肯斯坦[3]。”
人们会说“我做”(I make)，却不大会说“我创造”(I create)。这一选择动词的方式所体现出的不仅是谦卑，而且还有行会和市场的区别，因为做和创造的区别只能在事后由旁观者作出。旁观者其实就是消费者，因此，一位雕塑家就很少去购买另一位雕塑家的作品。因此，关于创造力的任何话语，无论它具有多么浓重的分析色彩，都是一种市场话语。一位艺术家承认另一位艺术家的天赋，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偶然现象的力量，或许也是在承认他人在创造机会迎接偶然现象降临时所付出的勤勉。
脚注到此为止。
某种本质上全新的东西之出现，是一种偶然事件。也就是说，工作者和旁观者之间、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并无显见的区别。在招待会上，前者至多也许会因其更长的头发或奇装异服而鹤立鸡群，而在当今，相反的情景也可能出现。无论如何，在工作完成时，工作者有可能走入旁观者中间，甚至会采纳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视角，运用起他们的语汇。但是，他在返回书房、工作坊或实验室的时候，却未必会打算再次摆开自己的工具。
三
在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诚实的手艺人或工匠能确知他究竟是在制造还是在创造。他在其工作过程的某一阶段或许会为某种莫名其妙的激情所控制，他甚至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他正在制造某种本质上全新的或独一无二的东西，但对于他来说，第一、第二和最终现实均为工作本身，为工作过程本身。过程高于结果，即便仅仅因为没有过程便难言结果。
因此，如果说我们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如我们的细胞构造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说有生命者是无生命者的一个方面，那么，与制造者相关的偶然性便也同物质相关。也许，《韦伯斯特词典》中“创造的能力”的说法，不多不少恰恰是物质表达自我的尝试。由于制造者(以及与他站在一起的整个人类)是物质中的一颗极微小的颗粒，后者表达自我的尝试便会十分罕见。其罕见呼应了找到合格代言人的困难性，而这种合格的资质，亦即感知非人类真理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谓的天赋。因此，这种罕见性也就是偶然之母。
麻烦就源自“创造”(create)，我想，这个词就是动词“制造”(to make)的拔高体，善良的老人韦伯斯特关于“创造”给出的解释是“使之从无到有”(to bring into existence)。此处的拔高，或许与我们善于在人的作为中区分常见结果和新奇结果的能力有关。常见的结果就是“制造出来的”(made)，而不常见的结果，或曰新奇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来的”(created)。
我相信，物质或许只会在某种胁迫下才会借助人类的科学和人类的艺术表达自我。这话听起来像一种拟人想象，但我们的细胞构造给了我们这个权利。物质的疲劳，它的磨损，或它在时间中的过饱和浸淫——这些，包括其他许多或浅明或深奥的进程，便是进一步发出“偶然”强音的现象，并且被实验室的仪器或抒情诗人同样敏感的笔记录了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获得的都是涟漪效应。
因此，请允许我摆脱这个说法引起的胸闷和憋气，也就是说，请允许我完全摆脱这个说法。《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创造力”定义为一种创造的能力，那么就请允许我来琢磨一下这个定义。这样一来，我们中间或许至少有一个人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尽管并非完全明白。
就这一意义而言，制造的能力是一种消极能力，即一粒沙子对地平线作出的反应。因为，一件艺术杰作或一个科学发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像是感觉到一条新开启的地平线，不是吗？若缺乏这种感觉，那便不是独特，而是熟悉。换句话说，制造的能力有赖于地平线，而不取决于人们的决心、雄心或素养。因此，仅仅从我们这一端来分析这种能力便是错误的，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考虑到任何一项人类探究的唯我论性质，这或许就是这世上对创造力这一概念的最真诚反应了。从外部看，创造力就是迷恋或嫉妒的对象；从内部看，就是没完没了的不确定性练习，就是一所巨大的疑惑学校。无论从外部看还是从内部看，面对任何一种与创造力有关的概念，最恰当不过的反应就是发出猫的喵呜或其他语无伦次的声音。
“创造力”就是巨大的海滩在一粒沙子被大海卷走时说出的东西。如果此话在你们听来过于悲伤或过于华丽，那只能说明你们身在远处的沙丘。一位艺术家或一位科学家的运气概念或偶然概念所体现的其实就是他与海水的接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与物质的接近。
我没有医生的资格，作为一个病人我也已无可救药，不值得认真对待。此外，我并不喜欢“创造力”这一说法，这种厌恶感也蔓延到了这一说法所指的现象。即便我可以压下我的这种厌恶感，我就这一话题说出口的话至多也只是一只猫在试图抓住自己的尾巴。这自然是一种有趣的游戏，但是那样的话，我恐怕就该发出“喵呜喵呜”的叫声了。
原则上，人们可以凭借其意志不断缩小这一距离，但实际上，此类事情几乎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无论多少研究，无论多少咖啡因、卡路里、酒精或烟草，都无法使这粒沙子离波浪足够近。这一切均取决于波浪本身，亦即物质自身的时机选择，正是它，也仅有它在冲蚀着它那所谓的海滩。所有那些关于神的干预、伟大突破等等的闲谈均来源于此。究竟是谁的伟大突破呢？
位置较低的人来评价位置较高的人，自然会使用某种谦卑的语气，在银河系的我们这一端，我们已经相当熟悉这种步骤。因此我希望，我不愿将创造力具体化的态度并不表明我缺乏谦卑，而恰恰说明我缺乏那种制高点，这就使得我无法就这一话题道出某些有价值的意见。
如果说诗歌在这一情境中相对比较成功，这是因为，语言就是无生命者向有生命者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时写下的第一行文字。换一种或许较少引起争议的话来说，语言就是物质的一种稀释形态。诗人将语言置入和谐，甚或置入不谐时，他往往会不自觉地使自己步入一个纯物质领域，你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纯时间领域，步入的速度之快会胜过其他任何一项活动。一首诗，尤其是一首具有循环诗节结构的诗，几乎注定会产生一股离心力，其不断扩大的半径将使诗人最终的落点远离他最初的目的地。
从理论上讲，对“创造力”的观察也是如此；然而事实上，这一现象的本质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观察它的制高点。在这件事情上，委婉地说，观察过程本身会使观察者低于他所观察的现象，无论他置身于这一现象之内还是之外。也就是说，医生的诊断也像病人的疯话一样是无效的。
正是目的地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许还有最终涌起的感激，使得一位诗人会将他“制造”的能力视为一种消极能力。眼前的一切过于巨大，这使得他无法对其正规或不正规的工作过程报以任何其他的态度；首先，这无疑也会使创造力的概念不复存在。面对那令人恐惧之物是无创造力可言的。
许多事情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变化，但我相信，对现象的研究依然有效，依然有趣，只要这一研究是在外部进行的。而在内部进行的观察则注定是歪曲的，结论狭隘的，尽管它声称具有纪实性。精神失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医生的观点比病人的观点要重要得多。
[1] 1995年1月在“创造力和领导力基金会”于瑞士采尔马特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注。译者按：此文原题“The Cat's Meow”是句俚语，有“凤毛麟角”、“了不起”等含义。俄文版题为“Кошечье ‘Мяу’”。
我非常希望从一个遥远的话题开始这场独白，或至少先来上一段免责声明。但是，我这个人学会新把戏的能力要次于忘掉旧把戏的能力。因此，就让我直接切入正题吧。
[2] 这是耶稣对彼拉多说的话，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
一
[3]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又名现代普罗米修斯》(1818)中的主人公，他可以通过电击尸体、重新组装人体部件等方式再造新人。小说又译《科学怪人》，被视为世界科幻小说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