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不止，你便思想不止，因为心灵是由想象上色的。
永远去走捷径，自然之路即捷径。
爱那让你返还以对的彼物，返回哲学时不应如同面对严师，而应怡然如有奴仆手持浴绵侍奉，或如受领膏药，或如静享热敷……
宇宙即改变，生活即观念。
整体的观念即社会。
人们为了彼此来到此世。要么理解他人，要么忍受他人。
最高贵的惩罚即拒绝变得同你的敌人一样。
抗拒任何既成之事即背离自然。
有害蜂房的东西亦有害蜜蜂。
若神祇存在，离群索居则不可怖，神祇不会让你身陷不幸……
关于痛苦：我们无法承受的重负会使我们脱离生活；能够持续的东西便可承受。理解在出神中保持其宁静，自制的自我不会每况愈下；道出痛苦的应是那被痛苦损害的部位，假使它尚有余力开口。
万事皆同，体验相近，转瞬即逝，其构成如粪土；如今之人即我们昨日埋葬之人。
三种事物同你有关。其一为你的周围；其二为促成万事万物的神意；其三为与你同时生活的人。
勿让未来惊扰你，你终归要抵达未来，若你必将抵达，请保持你现今拥有的理智。
不带骄傲地接受，不带争斗地放弃。
请勿去做恺撒，请勿迷恋紫色，此事并不鲜见。过简单的生活，纯洁严肃，真诚自然，做正义的友人，虔诚善良，慈悲为怀，不懈工作。竭尽全力满足哲学之希求。敬畏神祇，拯救众人……
之后便再无任何动静，除了雨点在米开朗琪罗的石板上溅出的声响。达尔马提亚狗冲过广场，如同一块出土的大理石。它无疑跑向了古代，耳朵里还回响着它的主人、即那座雕像的声音：
流浪的达尔马提亚狗在青铜骑士后面听到某种有点熟悉的、被雨声盖过的奇特声音。它稍稍加快速度，追上雕像，抬起鼻子，想要捕捉那骑士嘴里吐出的东西。从理论上讲，这对它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它的达尔马提亚就是多位恺撒的出生地。它熟悉那门语言，但它分辨不出口音：
世事你看了百年还是三年，其实并无差异。
二十
一九九四年
在古罗马的所有诗人中，马可最熟悉、最推崇的是塞内加[35]。这部分是因为，塞内加同为西班牙裔，同样疾病缠身，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当然，主要的原因仍在于他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至于卡图鲁斯[36]，马可无疑认为他过于热情激动了。奥维德对于他而言有些放浪，过于精巧，维吉尔过于笨拙，或许还有些平庸，而普罗佩提乌斯则过于激情四射。贺拉斯呢？贺拉斯因其稳重的诗风和对希腊挽歌的迷恋，原本应该成为马可最为欣赏的一位作者，但是很有可能，我们这位皇帝认为贺拉斯过于离奇，过于变化多端，总之太像一位诗人了。无论如何，在《沉思录》中几乎看不到贺拉斯的任何痕迹，也不见最伟大的拉丁语诗人卢克莱修[37]之影响，后者原本也可以被我们视为马可的自然选择。然而，一位斯多葛主义者或许不愿被一位伊壁鸠鲁主义者所征服。大体而言，马可似乎在希腊文学中感觉更为舒畅，他认为剧作家和哲学家高于诗人，尽管他的书中也时常出现荷马、阿伽颂[38]和米南德[39]作品的片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古代成为一个整体概念，那便是古代文学之规模。像马可这样一个人，他大约藏有上百位作者的书，或许还听闻过另外上百位传说中的作者。那些过去的时光的确美好，无论它是否名为“古代”。甚至连那些传说中的著作也均用两种语言写成，即希腊语和拉丁语。如果你就是他，就是一位罗马皇帝，你会在夜晚抛开你的事务，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去阅读一位拉丁语作家的书吗？即便这位作家就是贺拉斯？不会，这过于亲近了，会感到不适。你会拿起一本希腊人的著作，因为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位希腊人。因为，一位希腊人，尤其是一位哲学家，在你看来会比你自己更加纯真，因为他不懂拉丁语。仅凭这一点，他的相对主义者身份便不如你这么浓重，你则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因此，如果他是一位斯多葛主义者，你就应细心倾听。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自己也拿起一支尖笔来。否则，你就难以符合某些人对古代的概念。
[1] 本文原题“Homage to Marcus Aurelius”，首发于《艺术》(Artes)杂志，入选《1995年美国最佳散文选》(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of 1995)。俄文版题为“Дань Марку Аверлию”。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161—180在位)，同时也是一位斯多葛派思想家，著有《沉思录》12篇。
十九
[2] 这里的“古代”(antiquity)主要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
尽管古代罗马如此诱人，但对于我们的回溯癖好，我们似乎还是应稍稍慎重一些。如果这人为的编年史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谬误，只是一种遮掩人类自身智性之落后的方式，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如果这只是证实人类进化像蜗牛般缓慢的一种方式呢？如果这一进化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呢？最后，如果这种出色的、陈旧的历史感只不过是昏睡的多数人用来对付警觉的少数人的一种自卫手段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的古代概念只不过是对闹钟闹铃的解除呢？让我们以这位骑士和这本书为例。首先，《沉思录》并非写于公元二世纪，因为其作者并未采用基督教历。其实，此书的写作年代并不重要，因为它的主题是伦理学。当然，除非人类格外为他们白白浪费掉的那十五个世纪而沾沾自喜——十五个世纪之后，马可的洞见才为斯宾诺莎所重复。也许，我们更善于计数而非思考，或者，我们误把前者当成了后者？我们为何总是如此关注真理是何时被首次提出来的呢？这种考古方式自身不正说明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吗？无论如何，如果说《沉思录》是古代，那我们便是废墟。即便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伦理学拥有未来。好吧，我们的回溯能力或许的确应该受到一些控制，以免它有朝一日会吞噬一切。因为至少，伦理学是一种当下的准则，在这方面它或许也是唯一的，因为它能将每一个昨天和每一个明天都变成现在。它就像一支箭，在它飞翔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不动的。《沉思录》不是一本关于存在的手册，它也并非为后代而写。我们也不应过分关注其作者的身份，或是将其作者称为哲人王，因为伦理学使众人平等，因此，作者也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不应将他的责任感归结于他过度的帝王意识，因为他并非世上的唯一帝王；我们同样不能将他的屈从归结于他的帝王出身，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体验到这种情感。我们也不能将其归结于他的哲学素养，原因如出一辙，即除马可之外世上还有大量哲学家，可另一方面，我们绝大多数人却均非斯多葛主义者。如果他的责任感和他的屈从首先只是他个人性格的产物呢？更确切地说，就是抑郁质的产物，或许还与他的衰老有关。已知的人类气质毕竟只有四种，因此至少，我们中间那些抑郁质性格的人便可将此书揣在胸前，淡忘那反正无人能够把握的历史远景。至于那些多血质、胆汁质和黏液质性格的人，他们或许也应该承认，这个伦理学的抑郁质版本足以令他们对这一版本的血统和年表心生感佩。或许，尽管当今社会无法强制推行斯多葛主义的教化，但如果我们能要求每一位渴望成为其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明显的抑郁质倾向，那么社会也能从中获益。就这一意义而言，帝国能做到的，民主制亦能做到。此外，人们也不应将斯多葛主义对可感知现实的接受称为隐忍。考虑到人与其关注对象间的比例，或是观察对象与人之间的比例，称为“宁静”或许更为恰当。一粒沙子并非顺从沙漠。归根结底，抑郁质性格的好处就是它很少会让人歇斯底里。就整体而言，抑郁质性格的人相当理智，而如马可所言，“理智会导致社会感”。他是用希腊话道出此言的吗？这或许能呼应你们的古代概念。
[3] 这里的“幸灾乐祸”用的是德语“Schadenfreude”。
十八
[4] 卡里古拉(12—41)，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
我在数年前一个潮湿的冬夜最后一次见到他，陪伴我的是一条流浪的达尔马提亚狗。在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场晚会之后，我乘出租车返回旅馆。次日早晨我就将离开罗马回美国。我喝醉了。汽车行驶缓慢，就像葬礼车队的速度。在卡比托利欧山脚下，我让司机停车，我付完钱后下了车。旅馆离这里不远，我本想步行回旅馆，可我却向山上走去。天下着雨，雨不太大，但已足以将四方广场——不，是梯形广场——的照明灯变成一杯气泡翻滚的苏打水。我躲在音乐学院的拱门下，打量四周。广场上并无一人，雨水在拼命研习几何学。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一条中等大小的达尔马提亚狗不知从哪儿跑来，静静地蹲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它的突然出现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很舒心，刹那间我竟然想递支烟给它。我想，这与它的毛色有关，这条狗的皮毛成了整个广场上唯一一处未遭人类干预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我俩都在凝望那尊骑士雕像。“世界的实质来源于构成世界的物质，而物质如蜡，先塑一匹马，再融化它，用其材料做一棵树，再做一个人，再做其他，每件物件均很短命。一只箱子被砸开，这并无任何可怕之处，一如它被钉子钉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孩子在十五岁时记住的话，他在三十五年后又再度忆起。不过，这匹马却不会被融化，这个人也不会。显然，世界的实质对这一版本的物质感到满意，于是用青铜铸造了它。突然，或许由于下雨，再加上米开朗琪罗的壁柱和拱门的韵律感，一切都模糊起来，在这片模糊之中，那尊明亮的雕像失去任何几何感，似乎动了起来。速度不快，也没离开此地，但这已足以让那条达尔马提亚狗离开我，向那尊运动中的铜像跑去。
[5] 这里的“解放者”用的是西班牙语“libertador”，指的就是被用作旅馆名称的玻利瓦尔，玻利瓦尔(1783—1830)是拉美革命家，被誉为“解放者”。
十七
[6] 苏埃托尼乌斯(70—13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
你好啊，恺撒。如今置身于野蛮人中间，你感觉如何？对于你来说我们都是野蛮人，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既不会说希腊语也不会说拉丁语。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远远超过你，我们的羊群心理也远远超过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吗？这或许因为我们人数太多，恺撒，也或许因为我们财产太多。我们自然会认为，我们在死亡时所失去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你，即便你曾拥有一个帝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于你来说，诞生就是入口，死亡就是出口，生命就是尘埃海洋中的一座小岛。可你瞧，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却多了点戏剧性。我想，让我们心生恐惧的是，入口始终有人把守，而出口却自由通过。我们无法想象再重归尘埃，在我们囤积了如此之多的财产之后，再缩回原样滋味可不好受。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持现状的惯性，或是一种对原始自由的恐惧。但无论如何，恺撒，你如今置身于野蛮人中间。我们的确是曾被你征服的帕提亚人、马克曼尼人和夸迪人，因为无人能取代你的位置，而我们居住在大地上。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闯入你的古代，向你抛出许多定义。你无法作答，无法祝福，无法用你伸出的右手向我们表示问候或是要我们安静，这只手上的手指还记得你写下《沉思录》的那支笔。如果说不是这本书让我们文明了起来，那么又是哪一本书呢？也许，他们将你称为哲人王，就是为了通过对你的独特性的强调来掩饰这本书的魅力。因为从理论上讲，独特的东西就是无效的。恺撒，你就是独特的。而且，你并非哲人王，你或许会第一个对这样的标签避之不及。你是权力和探究这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亦即这两者的附注，一个独特的、近乎病态的独立存在。你对伦理的强调也由此而来，因为至高的权力实际上仅凭定义便能使人摆脱道德规则的束缚，至高的知识亦如此。你同时获得了至高的权力和至高的知识，恺撒，但只为其中之一付过账，因此你才如此注重伦理。你写了整整一本书，为了审视你的灵魂，让自己坚强面对每日的帝国事务。但你真正关心的却是伦理，是这样的吗，恺撒？莫非就是对无穷的特殊渴望使你走向最细微的自我审视，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整体的一个碎片，是宇宙的一个碎片，无论这碎片多么的薄，而这宇宙，你坚信，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你究竟在审查何人，马可？你试图证明的究竟是何人的道德(据我所知你最终也如愿以偿了)？难怪如今发现自己置身于野蛮人中间时，你并不感到惊讶；难怪你最害怕的始终是自己而非他们，因为你害怕自己远胜于害怕死亡。爱比克泰德有言：“于人而言，一切的恶——包括卑鄙和胆怯的主要源头——其实并非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请君思之。”可你同样知道，无人能拥有自己的未来，同样也无法拥有自己的过去。人在死亡时失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他死亡的那一天，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一天的残存部分，以时间的目光来打量，其体量更小。你是齐诺[34]的真正门徒，是吗？无论如何，你不允许虚无的前景来影响你的存在，无论宇宙是否存在。你认为，尘埃的最终舞蹈与富有生气的躯体毫无关系，更遑论其理智了。你就是一座岛，恺撒，或者至少，你的伦理学是一座岛，是自由原子的原始海洋和后原始(请原谅我的这个用语)海洋中的一座岛。你的雕像恰好在人类历史的地图中标出了这座岛屿曾经的方位，即这座无人居住的小岛沉没之前的位置。学说和教义的波浪，亦即斯多葛主义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波浪，在你的头顶聚拢，宣称你就是它们的亚特兰蒂斯。但事实是，你与这两者均从无干系。你不过是在这大地上行走过的最优秀人士中的一位，你热衷义务，因为你热衷美德。因为美德比其对立面更难获得，因为假使宇宙的设计起初就是恶的，那么世界就不会存在。有人无疑会指出，那门学说和那种教义在你之前和之后均存在，但定义什么是善的却并非历史。毫无疑问，意识到了自身之单调的时间会召唤人们去区分它的昨天和它的明天。恺撒，你是一位善人，因为你没有这么做。
[7] 据传是奥古斯都的六大史家之一。
十六
[8] 普赛罗(约1017/1018—约1078)，拜占庭历史学家。
蘸一点白色、赭色和蓝色，再加一点绿色和许多几何图形，你就将得到一个配方，时间在这些地方正是选择它来作为自己的舞台背景，因为时间也是有虚荣心的，尤其在它以历史或个人的形态呈现时。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对于不可改变性的一往情深；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因为它痴迷于使一切复归尘土的能力，为此它准备了大量伪装，包括人的大脑或人的眼睛。因此，当你有朝一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白色和褐色的梯形广场，头顶上则是一块白色和蓝色的梯形时，你便不会感到惊奇，你若生在此地则更是如此。前一个梯形是人造的(实际上是米开朗琪罗造的)，后一个梯形是天造的，你也许更容易认出后者。但是，这两者对你均无用，因为你是绿色的，是一个氧化铜的绿影。如果你仍然觉得头顶上多氧的蓝色中那积云的白色胜过脚下雕栏的大理石足胫和女先知们晒得黝黑健美的胸膛[33]，这也只是因为，云朵会让你想起你土生土长的古代，因为云朵就是所有建筑的未来。你在这里已经站了将近两千年，你应该知道。或许，它们，也就是那些云朵，才是地道的、唯一真实的古代，因为只有在它们中间你才不是一尊铜像。
[9] 此处“奥古斯都们”用的是拉丁语“augusti”。
十五
[10] 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其作品标志雕塑从戏剧化的巴洛克时期进入以复兴古典风格为追求的新古典主义时期。
如果说马可真的仇恨过什么，禁止过什么，这便是角斗士表演。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厌恶这种庸俗的、非希腊式的血腥运动，因为对于他而言，支持角斗的某一方便是偏好的开始。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此事与他的妻子福斯蒂娜[31]有关——尽管福斯蒂娜有过十三个孩子(只有六个活了下来)，但作为一位皇后，她是很不检点的。在她大量的罗曼史中，有一位角斗士的表现尤为突出，有人断定这位角斗士就是康茂德的生父。但是，大自然的运作方式十分神秘，一枚坠落的苹果常常会掉在离苹果树很远的地方，尤其当这棵苹果树长在坡上的时候。康茂德既是一枚烂苹果，也是那苹果滚落的山坡。实际上，对于帝国的命运而言，他就是一座悬崖。也许，正是因为无法理解大自然的神秘运作方式，福斯蒂娜才获得了这样的恶名(虽说，马可如若因为福斯蒂娜而反感角斗士，那么他也会封杀水手、哑剧演员、将军等人物)。马可本人或许并未将此事太当一回事儿。一次，在听闻此类传言和让他休妻的建议后，他反驳道：“如果我们赶走妻子，就得交还她的嫁妆。”这份嫁妆就是整个帝国，因为福斯蒂娜是安东尼·庇护的女儿。总的说来，他一直在竭力维护她，就他在她死后给予她的种种荣誉来看，他或许很爱她。很有可能，她就是那几道分量十足的菜肴中的一道——在《沉思录》中你们不过浅尝了它的口味。一般而言，恺撒的妻子是不应遭受指责和怀疑的。也许，正是为了维持这种姿态，同时也为了挽救福斯蒂娜的名声，马可才放弃了持续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旧传统，把皇冠给了他视之为其亲生骨肉的人。无论如何，此人至少是福斯蒂娜的亲生骨肉。他似乎十分崇拜他的岳父，他简直无法相信某个血管里流淌着安东尼家族血液的人会是坏人。也有可能，他视福斯蒂娜为一种自然力，而自然对于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教会了他无欲无求，时刻掌握分寸，否则他的生活就会变成一座真正的地狱。《沉思录》留下一连串浮冰似的唯我论。对于恶和残忍，马可与其说是宽恕不如说是不加理会。也就是说，他与其说是公正的，还不如说是不偏不倚的，他的不偏不倚并非他的公平意识之产物，而是他的思想追求无限的结果，尤其是对这种不偏不倚的自身限度之追求。这会令他的臣民吃惊，同样也会让研究他的历史学家们犯晕，因为历史是一个选边站队的领域。马可的臣民责怪他对角斗士表演的态度，历史学家们则声讨他对基督徒的迫害。马可对基督教的教义究竟有多少了解，这自然无从知晓，但是不难想象，他在基督教学说中看到了形而上学的短视以及其伦理上的可憎。以一位斯多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你可以拿美德从彼处换来永恒幸福的上帝是不该成为祈祷对象的。对于像马可这样的人来说，美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赌注，而非一笔投资。至少，他在思想上的确没有足够的理由去青睐基督徒，作为一位君主他就更少理由这样做了，他面对的是战争、瘟疫、起义——还有一个不服输的少数派。再说，他也不曾引入任何针对基督徒的新法律，在他之前的哈德良和图拉真制定的法律已完全够用。显而易见，马可追随他喜爱的爱比克泰德[32]，认为一位哲学家、亦即他自己就是负责向人类、亦即他的臣民传达神启的使者。你们自然可以就他的这一观念提出疑义，但有一件事却相当清晰：这比基督教的版本更包容。选边站队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是地球的继承人。
[11] 托瓦尔森(1770—1844)，丹麦雕塑家。
十四
[12] 此处“少女”用的是意大利语“fanculla”。
古代首先是个视觉概念，它源自那些看上去无法确定其年岁的客体。拉丁语的antiquus其实就是“老”的更激烈说法，它源于同为拉丁语的ante，后者意为“之前”，那时似乎常常被用来形容希腊的事物。亦即“之前的事情”。至于希腊人自己，他们的arche则指开端或起源，指某事最初发生的时刻。亦即“第一次”？无论如何，这里就包含着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本质区别，这区别之所以存在，部分是由于希腊人手头可以拿来追根溯源的对象相对较少，部分是由于他们偏好追溯源头。前者很有可能就是后者的原因，因为紧跟在考古学身后就只有地质学了。而我们自己构建的“古代”则贪婪地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囫囵吞下，而在遇到麻烦时，则会援引拉丁人的先例以自卫。古代对我们而言是一团巨大的年代乱麻，其间充满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和众神，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大理石，以及另外一个现象：大部分呈现其间的凡人均声称自己是神的后裔或获得了神性。这里的最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大理石人物身上几难遮体的衣裳几乎都一模一样，使我们在鉴定残片时心生疑惑(这只残损的手臂究竟属于凡人还是神？)。模糊凡人和神之间的区别对于古人而言是家常便饭，对于罗马皇帝们来说更是如此。希腊人就整体而言很关心自己的血统，而罗马人则热衷提高身份。但两者的目标并无二致，追求的都是仙境，而虚荣或提高统治者的威望在这里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将自己等同于神祇的全部意义与其说在于他们的全知全能，不如说在于这样一种观感，即他们的极端淫荡与他们的极端超然不分仲伯。首先，一位统治者的超然姿态往往会让他对某位神祇产生认同(当然，对于尼禄[30]或卡里古拉来说，淫荡是一条捷径)。获得一座雕像后，他便能大大提升这种超然，如果这尊雕像能在他生前建成则最好，因为大理石能够使得这位模特儿既在臣民们的心目中，也在自己的意愿中更不可能背离完美的化身。这能让一个人获得自由，而自由可是神的境界。总的说来，我们称之为古代的大理石远景和精神远景就是一间装满残碎蜕皮的大仓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幅离去之后的画面：一张自由的面具，一堆脱落的火箭助推器。
[13] 康茂德(161—192)，马可·奥勒留之子，罗马皇帝(177—192年在位)。
十三
[14] 波伊提乌(480—524)，古罗马哲学家，著有《哲学的慰藉》。
马可是一位好君王，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他的事业中，这孤独自然与他的疆土有关，可他却比大多数人都更孤独。比起他的书信，《沉思录》能让你们更好地品尝到这种孤独的味道，但也仅仅是浅尝。这份大餐由多道菜构成，且分量十足。首先，他知道他的生活已被颠覆。对于古人而言，哲学并非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相反，斯多葛主义的要求则尤其严格。或许我们应在此暂时放弃“哲学”一词，因为斯多葛主义，尤其是其罗马版本，并不能被归纳为对知识的热爱[27]。它更像是一场持续一生的耐力实验，人就像是他自己的实验鼠，不是研究工具，而是研究材料。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这一学说的知识与其说是被热爱的，不如说是被体验的。其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其宇宙进化论，其逻辑，以及其真理的标准(一种无法抗拒地迫使主体认同其正确性的观念)，这一切均已各就其位，对于一位哲学家而言，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证明这种知识的正确性，其证明方式即将这种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直到他的生命终点。换句话说，一位斯多葛主义者的一生就是一次伦理学研究，因为伦理学只接受身体力行。马克·奥勒留知道，他的实验被中断了，或是受到了他本人无法理解的限定；更为糟糕的是，他的那些发现——如果他有所发现的话——均无法实践了。他相信柏拉图，但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他或许是用个人不幸成就公共幸福的第一人，这或许就是《沉思录》的全部内容，亦即对《理想国》所作的附注。他知道，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已经完结，因为注意力已无法集中，他最大的奢望也只能是为凌乱的思绪偷得片刻沉思的时光。他的生活能够达到的最大高度或许就是关于永恒的几片断想，或时而作出的一些准确的猜想。他接受了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公共幸福，但由此而来的《沉思录》中那无处不在的忧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悲观主义——却越来越深重，因为这个人一定意识到这还远不是全部。《沉思录》于是成了一部散乱的书，滋养它的就是外界的纷扰。这是一段杂乱无章的内心独白，其间不乏迂腐之处，也有天赋才华的闪现。它能向你们表明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非他实际上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展示的是他的矢量，而非实际抵达的目的地。此书似乎是在多次战斗(或许是胜仗)后的嘈杂声中匆忙记下的，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坐在篝火旁，士兵的斗篷充作他的被褥。换句话说，此书之写作是撇开历史的，你们也可以说是抗拒历史的，而他的命运却恰恰在使他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许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肯定不是一位宿命论者。因此，他成了一位出色的统治者，因此，共和制和帝王制之统一在他治下看上去并不虚幻。(人们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这些庞大的民主体制似乎越来越推崇他的公式。好的范例是有传染性的；但是美德，如我们前文所言，却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更不用说时间将它的复写纸都浪费在了臣民们的身上，而留给统治者的却似乎很少。)至少，他是一位出色的守护者，他未曾丢掉一寸他所继承的疆土；他的帝国在他的治下没有扩大，但也未曾缩小，恰如奥古斯都所言：“要适可而止。”他统领着如此之大的疆域，统领的时间如此之久(实际长达三十三年，自他岳父在公元一四七年把皇位传给他始，直到他于公元一八一年死于后来的维也纳城附近[28])，可他的双手所沾的鲜血却非常之少。对于那些反抗他的人，他更愿意宽恕而非惩罚；对于那些与他作战的人，他也更愿意征服而非消灭。他制定的法律有利于弱者，即寡妇、奴隶和孩童，尽管应该指出，正是他在起诉元老院成员的犯罪行为时首次引入双重标准(特别检察官的职位就是他的发明)。他严守国库，自己从不挥霍，也试图鼓励他人节俭。在帝国急需金钱的好几个关头，他宁愿出售皇宫的珍宝，而不是向臣民暴征新税。他也从未大兴土木，既未造万神殿亦未建斗兽场。这首先因为，万神殿和斗兽场已经有了；其次由于他在埃及的逗留时间很短，不曾步出亚历山大城，他不像阿格里帕[29]，不像提图斯和哈德良，埃及建筑那能与无垠沙漠相匹配的巨大规模未在他的意识中留下印记。此外，他也很不喜欢竞技表演，据说他在看表演时常常读书或写作，或是在演出过程中听取汇报。不过，恰恰是他让人在罗马竞技场为演员安装了安全网。
[15] 爱比克泰德(55？—125？)，古罗马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十二
[16] 指公元前27年至公元180年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
永恒之城很像一个巨大的脑子，这脑子对于世界早已丧失任何兴趣——这个命题过于简明——转而隐居在它那一道道缝隙和皱褶里。在其中的狭窄处，甚至连关于自身的概念都会显得过于累赘，而在其中的宽阔处，就连关于整个宇宙的概念也会显得微不足道；在这些宽窄之处跋涉，你们会觉得自己就像一枚磨钝的针尖，在一张巨大唱片的沟纹间移动，自边缘移向中心，或是自中心移向边缘，用你们的脚掌提取出一段往昔向当下吟唱的乐曲。对于你们来说，这就是真正的“主人之声”唱片，它能将你们的心变成一条狗[25]。历史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东西，它是美的主要定义。伤感正由此而来，因为它并不打算回应你们的爱。这是一种单相思，在这座城市你们会立即感觉到它的柏拉图性质。你们离你们的欲望对象越近，它就越会变成大理石或青铜，这些传说中的本地人的侧影散落四处，就像是从一只摔碎的陶罐里蹦跳出的有灵性的硬币。时间似乎将它那张复写纸置于床单和床垫之间，因为时间既在铸币也在打字。在你们离开玻利瓦尔酒店或是味道同样难闻、但价钱便宜些的涅尔瓦酒店时，你们会撞上图拉真广场及其凯旋柱[26]，柱上密密麻麻地雕满了被征服的达基亚人，这高高的圆柱就像一根桅杆，耸立在由破碎的基座、立柱和檐梁构成的大理石浮冰之上。如今，这里成了流浪猫的王国，它们是这座由微缩版基督徒构成的城市里的微缩版狮子。那些巨大的白色石板和石块沉重而又凌乱，很难被规整或是挪走。它们留在这里是为了吸收阳光，或是为了表现“古代”。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它们那极不规则的形状就是一种民主，这块地方也依然是广场。离开广场，穿过马路，在松树和柏树的后面，在卡皮托利欧山顶上，那位使民主体制和帝王统治之融合成为可能的人就站在那里。他没有随从，因为美德和疾病一样也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一瞬间，时光倒流回了公元一七六年前后，这个大脑开始思索世界。
[17] 哈德良(76—138)，罗马皇帝(117—138在位)，哈德良无嗣，在马可·奥勒留很小时就刻意栽培他，哈德良收庇护(86—161，138—161年间的罗马皇帝)为嗣子，条件是庇护收奥勒留为嗣子，最终为奥勒留走上皇位铺平道路。
十一
[18] 查德金(1890—1967)，法国雕塑家，这里提及的雕塑名为《被毁灭的城市》，1953年立于鹿特丹，布罗茨基曾称这座雕塑为他最喜欢的纪念碑之一。
如果这匹马代表自然，那么它则会尤其服从，因为他就代表理智。这显然是一张安东尼王朝的脸庞，尽管他并不出身于这一王朝，而是被收养的嗣子。头发，胡须，有些突出的眼睛，稍稍显得激动的姿势，这一切都很像他那位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义父，也很像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在一尊尊奥斯蒂亚[23]大理石制成的雕像中，他们三人的形象难以区分，这并不奇怪。但是，如我们现今所知，一个时期的时尚往往能战胜基因。让我们想一想“甲壳虫乐队”。此外，他也很敬重安东尼·庇护，对后者的各种做派加以模仿，他的相貌可能就是这一态度之副产品。再者，那位与他同时代的雕塑家也许正想传达出义父的统治和义子的统治这两者间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为历史学家们所认同，马可本人无疑也希望给后人留下这种印象。也有可能，雕塑家只是想塑造一尊那个时代的典型雕像，一位完美统治者的雕像，我们看到的便是自图密善[24]遇刺以来帝国两位最出色的皇帝之合体——就像他对马的塑造一样，对这匹马的具体身份我们并不关注。不过，十有八九，这的确是《沉思录》的作者本人：他的脸庞和他那略微探向其臣民的躯体与他那部忧郁之书的文本十分吻合，那本书自身也在略微探向人类存在之现实，其姿态与其说是法官，莫如说是调解人。就这一意义而言，这座纪念碑就是一尊雕像的雕像，因为一位运动中的斯多葛主义者是很难表现的。
[19] 荷兰又译尼德兰，其名称Netherland原意指海边的低洼地带。
可是，永恒之城是一座山城。事实上，它有七座山冈，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人工堆成的，但要踏遍它们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苦活儿，尤其是步行，尤其在夏季，虽说其余三个季节的温度也不会太低。此外，这位皇帝的身体状况还相当差；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一直没有任何好转。因此，需要一匹马。这座位于卡皮托利欧山顶部的纪念碑实际上填补了马可真实的戎马身影隐去后留下的真空，两千年前，马可一定会相当频繁地现身于这一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每天都出现。在“去广场的路上”，就像那句俗语说的那样[20]。实际上，他是在自广场返回的路上。如果没有米开朗琪罗做的这个基座，这座纪念碑或许就是一行足迹。至多是一行马蹄印。罗马人像所有意大利人一样很迷信，他们始终认为，马可的铜像若是坠落地面，世界的末日就会降临。无论这个迷信说法源于何处，它均有合理之处，如果联想到马可的座右铭就是“泰然”的话。这个词意味着平衡、重压之下的镇静和精神状态的平和，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灵魂[21]的平衡”，亦即驾驭心灵，并进一步驾驭世界。将这个斯多葛主义的准则拼错一个字母，我们便能得到这样一个关于纪念碑的定义，即“马上的平衡”。[22]不过，这骑在马上的人身体微微前倾，似在面对他的臣民，他伸展的手臂作出一个介乎于问候和祝福之间的动作。有人曾断言，此人并非马可·奥勒留，而是让罗马皈依了基督教的君士坦丁。不过，这位骑士的脸庞却过于宁静，过于缺乏渴望或激情，过于旁观。这是一张超然的脸庞，却非爱的脸庞，而超然恰是基督教始终难以驾驭的情感。不，这不是君士坦丁，不是一位基督徒。这是一张清心寡欲的脸庞，这是激情的后记，下垂的嘴角是不存幻想的证据。那儿若是现出微笑，你们或许便会想到佛陀。但是，斯多葛主义者们对物理学所知甚多，他们不会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存在之不朽的观念信以为真。这张脸庞还闪烁着青铜固有的金光，但头发和胡须却已氧化，变成了绿色，就像人的头发和胡须会变白一样。一切思想都想获得金属的状态，青铜却拒绝你任何进入的企图，包括阐释或抚摸。因此，你在这里所面对的就是本质意义上的超然。置身于这一超然之中的皇帝向你微微探身，伸出他的右手问候你或是祝福你，也就是说，他承认你的在场。因为，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你，反过来也一样。他的左手在理论上握着缰绳，那缰绳现已不存在，也或许从未有过，因为那匹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服从这位骑手。
[20] 此处暗指一部1962年首演的百老汇音乐剧《去广场的路上，出了滑稽事一桩》(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音乐剧的背景为古罗马。
十
[21] 此处“灵魂”的原文为拉丁语animus。
纪念碑大多是一种垂直物件，它象征性地背离存在那常态下的水平线，是空间之单调的对立面。纪念碑实际上从未真正离开这一水平线，——说实话，其他任何东西也均未真正离开过，——而只是矗立其上，与此同时又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打破了它。总的说来，纪念碑就是一个矛盾。就这一意义而言，它近似于其最常见的表现对象，即人类——人类同样具有垂直和水平两种特性，但最终要归于水平。建造纪念碑通常使用的材料——大理石、青铜、越来越多的铸铁，如今甚至用到了混凝土——其耐久性反而更加凸显了这类工程的矛盾特征，尤其当这座纪念碑的纪念对象为一场大战、革命或自然灾害，亦即一个造成巨大损失且转瞬即逝的事件时。即便纪念碑的纪念对象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或一个重大事件之后果，两者在存在的时间和存在的韧性方面的冲撞仍显而易见，更不用说材质的冲撞了。考虑到材料对耐久性的追求，纪念碑的最佳表现对象或许的确就是毁灭。这会让人立即想到查德金为被炸毁的鹿特丹而建的那座雕塑[18]，其垂直状态具有功能意义，因为它恰好指向那场灾难之来源。此外，还有什么能比荷兰更接近水平呢[19]？人们还不禁会想到，这座纪念碑的谱系可以追溯至大平原，追溯至某种远远望见某物的想法，不论是空间意义上的遥远，还是时间意义上的遥远。人们还会想到，这座纪念碑的源头是游牧性质的，因为至少就时间意义而言，我们全都是游牧民。一个人若是能像我们这位哲学家国王一样意识到一切人类努力之枉然，他自然会首先拒绝变成一座城市雕塑。但另一方面，二十年里马不停蹄地征战于边疆各地，这实际上也足以将他变成一位游牧民。更何况，这里还有一匹他的马。
[22] 作者在这里耍了一个文字游戏，马可·奥勒留的座右铭“泰然”(Equanimity)由“equ”和“animus”两部分组成，“拼错”的词为“Equinimity”(即a误为i),而Equine即为“马”。
九
[23] 意大利古城。
在所有的罗马皇帝中，马可·奥勒留被谈论最多。历史学家喜欢他，哲学家也喜欢他。正是由于后者，马可·奥勒留赢得了持续至今的好名声，因为哲学这门学科被证明比罗马帝国及其管理者的天赋更富生命力。事实上，历史学家们或许本该对他更冷淡些才是，因为他曾两三次差一点夺去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他指定他那个白痴儿子康茂德[13]为继承人的那一次。但是历史学家们是一群锲而不舍的人，他们啃下过的硬骨头中，有的硬度远远超过康茂德欲用自己的名字给罗马帝国更名的决心。他们可以与“康茂德堡”共处，甚至居住其中，并对康茂德帝国的历史展开研究。至于哲学家们，他们曾十分迷恋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现在依然十分迷恋，这或许并非由于这部著作的思想之深刻，而是因为这门学科在皇家的庇护下获得的地位。政治会更多地成为哲学家的追求，而哲学则较少成为帝王的副业。而且，对于马可·奥勒留来说哲学远不止一门副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心理治疗，或者如波伊提乌[14]之后所言，是一种慰藉。马可·奥勒留并非一位大哲学家，也不是一位预言家，甚至算不得一位智者，他的《沉思录》只是一部既忧伤阴郁又喋喋不休的书。斯多葛学说在当时确实已经成为一门学说，他的书尽管是用希腊文写成，但与爱比克泰德[15]还相距甚远。一位罗马皇帝热衷希腊文，这很有可能出于对斯多葛学说之源头的尊重，同样也可能出于眷恋，为的是记住那门作为文明话语的语言，这门语言毕竟是他年轻时的语言，是他热爱的语言，它或许比他现今使用的语言更为高贵。此外，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里或许还包含一些保守秘密的愿望，以及由此获得的超然姿态：这原本就是这门学说自身固有的目的和手法，又因这种表达工具而得到强化。更不用说，他在位期间又恰逢希腊文化在罗马的大规模复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称之为“第一次文艺复兴”，这次复兴无疑有赖于后被历史学家定义为“罗马和平时期”[16]的那段持续很久、相当稳定的历史时期。历史学家们喜爱马可·奥勒留，恰恰因为他是这段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位守护者。因为，他的统治十分清晰地终结了罗马历史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持续近两个世纪，始自奥古斯都，承载着他的各种愿望和抱负，止于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历史学家们喜爱马可·奥勒留，因为他是帝王队列中的最后一位，而且是很容易解读的，这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可是一种奢侈。马可·奥勒留是一位认真勤勉的统治者，这或许因为他是被任命的，而非圣意天定；因为他是通过收养关系进入帝王之家的，而非通过血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喜爱他，恰恰因为他十分出色地履行了他认为自己无法胜任、他也的确不愿接受的这一使命。对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而言，马可的窘况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体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似乎就是那些一生均要与其使命相抗争的人之样板。无论如何，使罗马帝国获益更多的是马可·奥勒留对责任和哲学的双重忠诚，而非他的斯多葛学说(而这门学说也与马可·奥勒留一同走到了其终点，即伦理学)。常有人说，而且是信誓旦旦地说，这种内心分裂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一剂良药；如果统治者的精神渴求有其自身的抒发渠道，不至于过分影响其行为，那便是好事一桩。这就是“哲学王”这一概念的实质所在，难道不是吗？当你的形而上学遭受冷遇的时候。至于马可，他却自一开始便恐惧这种前景，害怕被唤至哈德良[17]的宫廷，尽管宫中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许他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些。作为那一希腊学说的纯正产物，他所希求的仅为“一张行军床和一张薄被”。哲学对他而言既是一种话语方式，也是一种穿着方式，即存在的外衣，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活动。请把他想象成一位佛教僧人，你们的想象不会太走样，因为这一“生活方式”也是斯多葛主义之实质，绝对的实质，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年轻的马可对皇帝的收养应该是心存疑虑的，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哈德良的性癖好：这样的收养意味着一套截然不同的行头和一套同样迥异的精神食谱。可以设想，他最终做了皇帝，这与其说是由于前任皇帝施加的压力，不如说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对他的智性毅力产生了疑虑：显然，做一位国王要比做一位哲学家更为轻松。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如此，于是有了这座纪念碑。可问题是，这座纪念碑是为谁而立的呢？是在纪念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国王？是在同时纪念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国王？或许两者均非纪念的对象。
[24] 图密善(51—96)，罗马皇帝(81—96年在位)，他专横暴虐，后被其妻和近臣杀死。
八
[25] 见《战利品》一文第12节的注释。
而将观察转变为阅读的方式也是存在的。我小时候常去我故乡城的一座很大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藏有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大理石雕像，更不用说卡诺瓦[10]和托瓦尔森[11]的作品了。我发现，在不同的钟点和不同的季节，这些雕刻出的面容会生出不同的表情，我很想看见它们在闭馆之后的神情。可博物馆在下午六点关门，这大约是因为那些大理石雕像不习惯电灯。我无计可施。总的说来，人们面对雕像都无计可施。人们只能围着它们绕圈，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它们，仅此而已。不过我偶然发现，人们对雕像还可以稍稍有所作为。一天，我一边盯着一位罗马早期少女[12]雕像的白色脸庞看，一边抬起手臂，好像是想捋捋自己的头发，这样便挡住了自天花板洒向那雕像的一缕光线。少女的面部表情立即产生了变化。我向一旁稍稍动了动手臂，雕像的面容又再次发生变化。我开始狂热地舞动双手，每一次都让不同的影子映在少女的脸庞上，那张脸顿时获得了生命。最终，我的行为自然被管理员喝止了。他冲我跑过来，可他那张大喊大叫的嘴脸在我看来还没有这位公元前大理石少女的面容有生气。
[26] 罗马的图拉真广场由罗马皇帝图拉真为纪念征服达基亚人而建造。
七
[27] 哲学一词的古希腊原意为“爱知识”。
我们之所以觉得罗马皇帝们的生活十分有趣，就因为我们是一种对自己很感兴趣的造物。至少，我们将自己视为我们自己的宇宙之中心，我们的宇宙自然大小不一，但毕竟是宇宙，且均有其中心。一个帝国和一个家庭、一个朋友圈、一段罗曼史、一门专业知识等等之间的区别只是规模上的差异，而非结构上的不同。此外，由于那些恺撒们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他们的窘境之复杂性便显得很好理解了，借助两千年的透视，它似乎缩减为一则童话，充满了奇异与天真。我们的通讯录就是他们的帝国，尤其是在晚间。人们阅读苏埃托尼乌斯[6]、艾利乌斯[7]或普赛罗[8]，寻找历史原型，即便他只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或只有一个两口之家。人们不知为何更容易把自己等同于恺撒，而不是执政官、扈从或奴隶，即便后者更符合人们在当今现实中的地位。这与自我膨胀或远大抱负毫无关联，而应归咎于一种可以理解的魅力，这魅力源自厚重坚实、王者气派、棱角分明的美德、罪孽或自我欺骗，而非他们那面目模糊、口齿不清的原型——后者往往就在你家隔壁，或者也可能是在镜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爱看他们的雕像，尤其爱看大理石雕像。因为归根结底，一张椭圆形人脸的容量毕竟有限。最多两只眼睛，最少一张嘴巴。超现实主义那时尚未发明出来，非洲面具尚未成为时尚。(或许有过这样的时尚，罗马人因此才抱着希腊的标准不放。)于是到最后，你必定会在其中一尊雕像中认出你自己。因为，每位恺撒都留有雕像，就像每只天鹅都留下了倒影。他们剃净脸颊或胡须满面，他们秃着脑袋或戴着头饰，全都向你投来那种没有瞳孔、空空如也的大理石眼神，很像护照或通缉令照片上的眼神。你不会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而把这些脸庞带入他们各自的故事之后，我们似乎的的确确使他们成为了经典原型。这样做还能使他们更接近我们，因为他们被描绘得太多了，他们无疑已能与其物理现实拉开一定距离。无论如何，胸像或雕像之于他们，的确就像照片之于我们，而恺撒显然就是被“照”得最多的那个人。被照的自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如他们的妻子、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伟大的运动员、美女、演员和演说家等。但就整体而言，就现有的遗存来判断，男性雕像多于女性雕像，这大约反映了当时究竟是谁掌管着钱财和社会思潮。根据这两个标准来判断，恺撒应该是赢家。在卡匹托尔丘博物馆里，你们可以一连数小时流连于那些摆满一排又一排大理石胸像的展厅，恺撒、帝王、专政者和奥古斯都们[9]被从他们原先掌管的疆域中的各个角落搜罗来囤积在这里。一个人在这样的职位上待得越久，他的“照片”就会越多。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都会得到描绘，有时，一个人的两尊雕像之间似乎仅相隔一两年。用大理石造像似乎是一门产业，再瞧瞧岁月侵蚀在雕像上留下的刻度，这又像是一门殡葬产业。最终，这些大厅会使你觉得像是一座图书馆，里面收藏着一部由砍下的脑袋构成的百科全书。但这部书很难“阅读”，因为大理石的著名特征即它的漠然。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与照片——更确切地说，是以前的照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单色的。这首先使每个人的头发都成了浅色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某些模特却并非浅色头发，至少恺撒们的妻子有些就不是，因为她们很多人来自小亚细亚，那里没有金发女郎。不过，人们几乎会因大理石的洁白无瑕而感激它，一如他们会感激黑白照片，因为黑白照片会释放人们的想象和直觉，使观察成为一种参与行为，恰如阅读。
[28] 作者在此给出的年代似不准确，马克·奥勒留146年登基，卒于180年。
六
[29] 阿格里帕(公元前63？—公元前12)，罗马帝王皇帝奥古斯都的宰相。
古代的一个最确凿无疑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缺席。历史的残片你见得越多，盯得越久，你就越难进入历史。大理石对你的阻绝尤为坚决，尽管青铜器和古代手稿的姿态也不逊于大理石。它们或完整或残缺地抵达我们手中，其耐久性自然会令我们震惊，这些东西，尤其是那些残片，在诱惑我们将它们合成一个统一整体，但它们的使命原本并非抵达我们手中。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自在的。因为人类对未来的嗜好是有限的，一如他使用时间的能力，或者像语法的表现证明的那样——每当人们谈论起未来，语法总是第一个牺牲者。这些大理石、青铜器和古代手稿的创造目的至多是为了比其纪录对象和创造者留存得更久，但却不是为了比它们自身更长久。它们的存在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具有某种有限的目的。时间并非拼图游戏，因为它是由易逝的部件构成的。尽管关于来世的观念或许是受到了某些遗物的启发，可它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才进入人们的脑海。无论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生存必需或虚荣心的遗迹，亦即始终目光短浅的考量之产物。没有任何东西是为未来而存在的，古人自然不会把他们自己视为古人。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视为古人之明天。我们不会被允许进入古代，因为那里已有人居住，事实上已人满为患。不再有空位。拿你的指关节拼命敲打大理石是毫无意义的。
[30] 尼禄(37—68)，罗马皇帝(54—68在位)，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之一。
五
[31] 福斯蒂娜(135—175)。
我第一次看见这尊青铜骑士是在二十年前，透过一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回想起来那简直就像是上辈子的事。我那时刚刚首次飞抵罗马，正在前往酒店的路上，我的一位熟人为我预订了这家酒店。这酒店的名称很不罗马，叫“玻利瓦尔”。空气中已经有了点骑士味道，因为这位伟大的解放者[5]通常都被描绘成一位骑着扬蹄骏马的骑士。他是战死疆场的吗？我不记得了。我们遭遇了晚间的堵车，那场面看上去就像是火车站广场和足球赛散场这两者的结合。我本想问问司机到酒店还有多远，可我的意大利语却只够问一句“我们在哪里”。“威尼斯广场。”他随口答道，同时朝左边点了点头。“卡比托利欧广场。”他朝右边点了点头。接着他再次点头：“马可·奥勒留。”当然，还伴有对交通状况的激烈言辞。我看了看右边。“马可·奥勒留。”我暗自重复了一遍，感觉到两千年转瞬即逝，伴随着拼出这位皇帝名字的那熟悉的意大利语发音而融化在了我的口腔里。这名字在我听来永远像是一部史诗，具有地道的帝国味，抑扬顿挫，洪亮悠扬，就像是历史的大管家发出的雷鸣般的宣示：马可！——停顿——奥勒留！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我在中学时就是这样知道他的，当时的历史大管家是我们那位又矮又胖的萨拉·伊萨科夫娜，一位地道的犹太人，一位非常温和的五十多岁的女子，她是历史课老师。尽管她性格温和，但在讲到那些罗马皇帝的名字时，她却会挺直腰板，摆出一副庄重的姿势，声若洪钟，越过我们的头顶，把一个个罗马皇帝的名字抛向教室里贴着斯大林画像的斑驳粉墙：盖乌斯·儒略·恺撒！恺撒·屋大维·奥古斯都！恺撒·提庇留！恺撒·维斯帕西亚努斯·弗拉维乌斯！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然后，就是马可·奥勒留！这会让人觉得，这些帝王的名字比她本人还要大，那些名字在她体内不断膨胀，似乎要冲向一个更大的空间，无论是她的身躯，还是一个房间、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都无法容纳这些名字。她陶醉于这些古色古香的外国人名，陶醉于构成这些名称的那一串串出人意料的元音和辅音，说实话，她这样做很有感染力。一个孩子会很喜欢此类东西，即奇怪的单词和奇怪的发音，因此我觉得，历史应该在童年学习。一个人在十二岁时或许难以理解历史的错综复杂，但奇怪的发音却会使他感觉到另一种现实。“马可·奥勒留”这个名字就对我产生了这样的作用，那个现实事后证明是个庞然大物，事实上比那位皇帝的帝国还要大。如今，驯服这一现实的时候显然已经到来，我想，我来到罗马的原因正在于此。“马可·奥勒留？”我嘀咕了一句，又转身问司机：“在哪儿？”他指了指通向山上的大理石阶梯瀑布的顶部，我们的正前方，就在汽车一个急转弯、只是为了在车海里抢夺寸步的先机时，我在一瞬之间看到了被灯光照亮的两只马耳朵、一张大胡子脸庞和一只前伸的手臂。之后，车海便吞噬了我们。半个小时后，在玻利瓦尔酒店的入口处，我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拿着钱，问司机该付多少钱，此时我内心突然涌起一阵友爱和感激之情，毕竟，他是我在罗马与之说话的第一个人，他还把我拉到了酒店，他甚至没向我多要钱，或是似乎没有多要。我问他叫什么名字。“马可。”他说道，然后驾车离去。
[32]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四
[33] 此处可能是在打趣恺撒遇到提伯坦女先知(Tibertine Sibyl)的传说。如今广场上常有游客晒日光浴。
过去和未来的共同之处即我们的想象，正是想象能让两者凭空现形。我们的想象植根于我们的末世论恐惧，即因为我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法而产生的恐惧。这种恐惧越是强烈，我们关于古代或乌托邦的概念就越是具体。有时，实际上是经常，古代和乌托邦这两者会相互重叠，比如，当我们认为古代具有理想的秩序和各种美德时，当置身于我们的乌托邦之中的居民们身裹长袍漫步于他们井井有条的大理石城市时。大理石自然是用来筑造我们的古代和乌托邦的永恒建材。就总体而言，每当存在于我们想象之中的过去或未来的版本带上一抹玄学或宗教色彩时，白色便完全渗透了这想象的每一个毛孔。天堂是白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是白色的。这一偏好与其说是我们的想象之黑暗源头的替代物，不如说是对于我们自身之愚昧的一个隐喻，或者说是我们的想象通常借以展翅飞翔的那种材料之化身，这种材料就是纸张。被揉成一团的一张纸在飞向废纸篓时很容易被视为文明的碎片，尤其在你不戴眼镜的时候。
[34] 齐诺(公元前340？—公元前26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
三
[35] 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哲学家，尼禄的老师。
二十世纪或许是略带困惑打量这尊骑士像的第一个世纪。我们这个世纪是一个汽车的世纪，我们的国王和总统都开车，或是有人为他们开车。我们在周围很少看到骑士，除非是看马戏团的表演或是赛马。构成例外的或许就是英国的菲利普亲王，还有他的女儿安妮公主。但是，他们爱骑马，这与其说因为他们的皇族身份，不如说因为“菲利普”这个名字——它源于希腊文，原意即“爱马的人”。皇家卫队的马克·菲利普斯上尉，一名出色的障碍赛马骑手，成了女皇陛下的丈夫。你们还可以再加上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他也是一名热心的马球选手。但事情似乎到此为止了。你们很少看到民主国家或某些现存专制国家的领导人骑在马上。甚至在如今越来越少见的阅兵式上，也不见那些阅兵的军事长官们骑马。骑士几乎完全远离了我们。不错，我们还有骑警，一个纽约人最为幸灾乐祸[3]的事情，或许就是看到这样一位骑警在给一辆非法停泊的汽车开罚单，而他那匹高头大马则在不停地嗅着那位倒霉车主的发动机罩盖。然而，我们如今在为我们的领袖和公众英雄竖纪念碑时，站立在基座上的往往只有两条腿。这太糟了，因为马具有很多象征意义，如帝国、阳刚、自然等等。实际上，关于马匹的雕塑有一整套的规矩，比如，马儿驮着骑手，高扬两只前蹄，这就表明骑手战死疆场；如果四个马蹄均落在基座上，则说明骑手死在自家的床上；如果一个马蹄高高举向空中，表明骑手因在战斗中负伤而死；如果那个蹄子举得不太高，则说明骑手活得相当长，所谓寿终正寝。用一辆汽车却表达不出这么多的象征意义。此外，一辆汽车，即便是一辆劳斯莱斯，既无法证明一个人的独一无二，也无法像一匹马那样让一个人凌驾于人群之上。绘画中的罗马皇帝们更是常常身跨骏马，但这并非为了纪念他们钟爱的交通方式，而恰恰为了表明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往往生来便属于骑士阶级。在当时的语言中，“骑士”的含义大约就是“高高在上”或“出身高贵”。换句话说，一匹马除了能让人骑之外，还负载着许多幻想。首先，它能呈现过去，即便仅仅因为它曾是动物王国的代表，而过去就来自动物王国。卡里古拉[4]在向元老院介绍他那匹马的时候，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这一点。因为古代似乎已经建立起了这种联系。因为它与过去的交集远远超出它与未来的交集。
[36] 卡图鲁斯(公元前84？—公元前54？)，古罗马抒情诗人。
二
[37] 卢克莱修(公元前94？—公元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
古代[2]为我们而存在，而我们却不是为古代而存在的。我们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这样一个颇为奇怪的状态似乎使我们很难对古代的事情做出判断。就时间顺序而言，恐怕就遗传基因而言也是一样，我们和古代之间的距离过于巨大，已无法厘清任何因果关系：我们眼中的古代就像是乌有乡。我们的视野恰如自相邻的另一个星系打量我们自己，在最好的情况下，这能使人生出一种唯我论的幻想，看到一幅幻象。我们不应再多期冀，因为除去我们极易消亡的细胞结构，万物均重复不止。一位古罗马人若在今天醒来，他会辨认出什么呢？高天的云，蓝色的波浪，一堆木柴，床铺的水平线，墙壁的垂直线，可是却认不出任何一张脸，即便他遇到的人全都一丝不挂。置身于我们中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感觉或许就像那些登月者，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是未来还是遥远的过去？是风景还是废墟？这一切毕竟都非常相似。当然，除非他看到了一位骑士。
[38] 阿伽颂(公元前447—公元前400)，古希腊悲剧作家。
一
[39] 米南德(公元前342—公元前292)，古希腊喜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