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不认为他能承受，我也从未认为我能容忍。容忍一个犯下那种谋杀罪行的弟弟吗？你可能认为我要么会与他断绝关系，要不就会逼他去自首。想到我竟能容忍一个杀过人然后只是就此压下不管的弟弟，想到我竟能认为我已经尽了对人类的义务……谋杀罪太重大了，不该如此。可是我就是这么做了，内森。我压下不提。
“看，有人犯了谋杀这样的罪行，我以为要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现实了。我是个读书的人，是英文老师，我以为他会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心理创伤。你怎能犯下谋杀罪却毫不为之痛苦呢？那你就成了恶人了，不是吗？拉什科尼可夫杀了那个老女人，但没有在其后二十年中都没觉得什么。有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头脑的冷血杀手都终其一生反省其残忍。但是艾拉从来都不怎么自省。艾拉是行动机器。不论那罪行如何扭曲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嗯，艾拉用不同的方式偿付这个损失。他为此得到的惩罚——他何等努力要让他的生活死而复生，他竭尽全力站直身子——则全然不同。
“然而尽管我保持了沉默，二十多年以后，一切事物的根源之根源无论如何还是要被暴露出来了。美国将看到这个残忍的杀手，亚伯拉罕·林肯帽子下真正的艾拉。美国将发现他一点也不好。
“‘那你刚做了什么，艾拉？’我问他，‘你知道吗？你刚走错了岔路。你刚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你刚刚把一切都变成了另外一回事。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那个人攻击了你吗？你就痛打他一顿！把他打傻为止。你得胜了。你把他打成一团，以此泄火。可是你要取得彻底的胜利，你又走回去杀了他——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说了反犹太人的话吗？这就得杀了他吗？犹太历史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艾拉·林戈尔德肩上吗？胡说！你刚做了一件无法根除的事，艾拉——邪恶，疯狂，在你的生命里永远根深蒂固。你今晚做了一件永远无法更正的事。艾拉，你无法为谋杀罪公开致歉，然后就变得不要紧了。没什么能让谋杀罪不要紧的。永远不能！谋杀不只终结了一条生命——它了结了两条生命。谋杀也终结了杀人者的生命！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秘密。你会带着这个秘密入土。你永远都要带着它！’
“博亚尔多要复仇。博亚尔多那时已经离开纽瓦克，住到了泽西州郊区他大本营的一座豪宅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留守一区的箱子的助手们忘却了斯特罗洛被艾拉·林戈尔德杀死的冤情。我一直害怕台球室里某个打手会抓到艾拉，黑手党会派人杀死他，特别是他成了铁林以后。你知道那晚他把我们都带到小酒馆去吃晚饭，把我们介绍给伊芙，而萨姆·泰杰拍了我们的照片，挂在门厅里吗？我真不喜欢那样！还能更糟糕吗？他怎能如此迷醉于他的变形，迷醉于他胜利地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他称之为铁林的那个人？他事实上又回到了犯罪现场，他竟让自己的脸挂在那里的墙上？也许他已忘记了他是谁，他做过什么，可是博亚尔多会记得，会枪杀他。
“开始是自卫行为，他给变成了杀人的机会。他是凑巧的。自卫促成了他杀人的机会。‘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我弟弟对我说。他喜欢这件事，内森。
“不过，反而是一本书做了这桩事。在这个国家，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后，书籍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情。一本陈腐的娱乐界的书，把什么都和盘托出，由两位机会主义者代写，利用了个简单的名字，伊芙·弗雷姆。艾拉甩掉了里奇·博亚尔多，但是他逃不掉范塔索·格兰特夫妇。这不是箱子派来对付艾拉的打手——这是个社会新闻专栏作家。
“但是艾拉确信这事会暴露。全世界都会看到那晚我开车送他去苏塞克斯镇时看到的他的样子。遍身都是死人流下的血。脸上沾着他杀死的那个人的鲜血。他对我笑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孩子发出的咯咯的笑——‘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
“我和多丽丝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跟她说过艾拉这件事。但是那天早晨我从锌镇带回他的枪和刀子，我真想告诉她。那是大约凌晨五点，他把东西都交给了我。那天早上我直接开车回学校，那东西就在前排座位下面。那天我无法教学——无法思考。那晚无法入睡。我就是在那时几乎要对多丽丝讲了。我拿走了他的枪和刀子，可是我知道这还没有了结。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杀了她。
“我头回在报上看到她在写那本书时，我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你知道，艾拉甚至把那个人的名字都告诉过她。这个女人认为她被逼到困境时就会什么都说，有什么能阻止她，有什么能阻止她公然喊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我知道谁杀了挖沟的斯特罗洛！’但是我读了那本书，里面没提到那件命案。要么她从没告诉过卡特里娜和布赖登关于艾拉和斯特罗洛的事，要么她终究还是有些约束，大约知道格兰特夫妇（他们是伊芙的另一对粗野人）若知道了会如何对他，要么她是已经忘了，就像她能方便地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实。我从不知道是哪个原因。也许两者皆有。
“‘时间不停地在转着滚着，终于来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这句台词，听出来了吗？《第十二夜》最后一幕。傻子费斯特对马伏里奥说的，就在费斯特唱起终场小曲前，他唱道‘当初我本是小儿郎／嗨，嗬，又下雨来又刮风’，整部戏结束。这句台词我始终无法从脑中拂去。‘时间不停地在转着滚着，终于来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这一系列密码般的收尾鼻音，层层递进玄妙卸去力道，从‘不停’的硬邦邦的鼻音，经过‘那一天’的平声鼻音，接入‘转着滚着’，被‘着’柔化了的鼻音。最后‘自作自受’几个字的塞擦音和擦音。自，作，自，受。如针刺入我。韵律跃动的元音，声调潮水般涌动，将我吞没。平声让位于去声。单韵母让位于复韵母。短促的e、i、yu，接入ao和a，紧接着砰地一下，爆出四个去声的‘自作自受’。叫他自作自受。三个塞擦音，一个擦音。Zzzzzz！我开车回纽瓦克，载着艾拉的枪和刀，载着这句台词，语音织就的网，无边际的博识……我自觉已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所窒息。
“谁知道——也许她认为一位从前的杀人犯正是最好的，为的是另一个原因：在一位自白过的野蛮人和谋杀犯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将这位无法加给别人的西尔菲德加在他身上。普通人会惊呼着逃离这个孩子。可是一个粗野的人呢？他就能接受。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学后又开车北上。‘艾拉，’我说，‘昨晚我睡不着，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法教学，因为我知道你在为自己招来远远要比被列上黑名单更恐怖的事之前是不会住手的。终有一天黑名单的事会结束。这个国家甚至可能会对受到你这样对待的人作出赔偿，可是如果你因谋杀罪入了狱……艾拉，你在想什么？’
“她需要这位粗野人以实践她的纯洁，而这粗野人需要的是被驯服。有谁比这位世上最娴雅的女人更能驯服他的呢？为他朋友举行的晚宴，让他收藏书籍的图书室里镶着书架，发音优美身材纤细的女演员做他的妻子，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驯服他？于是艾拉对伊芙讲了那个意大利人和铲子的事，她哭了，为他十六岁时做下的事，以及他如何为此承受苦难，如何挺了过来，如此勇敢地把自己转变成一位完美的好男人，于是他们结婚了。
“我又花了半个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终告诉了我，我说：‘我要叫医院的医生来，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这次我要让你永远关进去。我会保证让你余生都作为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
“伊芙隐约能够洞悉她自己，这是她的特别之处。她需要粗野的人。她要个粗野的人。有谁能更好地保护她？和一个粗野的人在一起她是安全的。这就说明了她何以会和彭宁顿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他在外面找男孩，和他们过夜，然后从他在他书房开的特别的侧门回家。是应伊芙要求建的侧门，这样她就不用听到他在凌晨四点钟幽会回来。这就说明了她为何嫁给了弗里德曼。说明了她为之吸引的是些怎样的男性。她的感情生涯由更换粗野人构成。如果出现了一个粗野的人，她就排在头一个。她需要这个粗野人来保护她，她需要有个粗野人，以此获得她的无瑕。她的这些粗野人保证了她所珍惜的清白。在他们面前跪下来乞求对于她是最重要的。美丽与服从——她为此而生存，这是她制造灾难的关键。
“他要勒死她。还有她女儿。他要用从竖琴上取下来的琴弦勒死她们两个。他有割线器。他是说真的。他要把琴弦割下来，绕在她们的脖子上，把她们两个勒死。
“对。你知道他还告诉过谁吗？伊芙·弗雷姆。多年以后。在追求期。他们单独同住在纽约的那年夏天。他为她神魂颠倒，他想娶她，但是他得告诉她真相，关于过去的他和他做过的最恶劣的事。倘若那把她吓走了，那就吓走吧，但是他要她知道她将得到什么——他曾是个野蛮的人，但这个野蛮人已经被消灭了。他说这个就跟那些改造了自我的人进行忏悔是同一个原因：这样她就能让他受此制约。那时候他不明白，也从未明白过，伊芙最需要的正是一位野蛮的人。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带着那个割线器回到纽瓦克。然而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知道这点。放学后，我回到家，跟多丽丝讲了发生的事，就在那时我跟她讲了那件谋杀案。我告诉她：‘我本该让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我本该把他交给警察，让法律做主的。’我告诉她，早晨我离开他时对他说：‘艾拉，她得和她那个女儿共同生活。那就是对她的惩罚，可怕的惩罚，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当然，是可怕的惩罚，’他说道，‘但是还不够可怕。’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了。”
“我和弟弟相处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溃。把一切都告诉了多丽丝，然后崩溃了。我是认真对她说的。出于一种曲解了的忠诚意识，我已经做下了错事。我看到弟弟浑身是血，我把他带上了车，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做了错事。而现在，因为时间不停地在转着滚着，终于来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艾拉要杀了伊芙·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芙，告诉她离开城市，带上西尔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儿，然后说：‘我弟弟准备复仇了，你最好藏起来吧。’
“那时我不是在纽瓦克教书。那是一九二九年。还没有威克瓦西高中。我在欧文顿高中教书。我第一份工作。我在铁路线附近索伦兹伐木场旁边租了个房间。艾拉出现时是清晨四点钟左右。我住在一楼，他敲我的窗户。我出来，看了看他沾着血迹的鞋子、裤子、双手和脸，我把他带上我那辆老福特车，开走了。我不知道往哪里开。远离纽瓦克警局的地方。那时我想的是警察，不是博亚尔多。”
“我被击败了。我这辈子都在教自己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欢称为警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我自己，我的学生，我的女儿，还试着要教给我的弟弟。我已经失败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一九二九年我已经证实了这点。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四十五岁了，但这之间的那么多年仿佛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弟弟还是满身力气，满腔的怒火，又要杀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发生过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我们都做过的一切——以后，他又要跨越这道界线。”
“艾拉用铲子杀了那个人。后来呢？”我问他，“那晚是怎样的？”
“我把这个告诉多丽丝以后，她坐上车，开到了锌镇。多丽丝接手了。她有那种权威。她回来后说：‘他谁都不会杀了。’她说道，‘不要以为我不想要他杀死她。不过他是不会做了。’‘那他会做什么？’‘我们谈成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会去看他的伙计们。’‘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帮忙。’‘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匪徒吧。’‘我说的是记者。他的记者朋友。他们会毁了她的。你别管艾拉。我来管艾拉。’
“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婚姻。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那次堕胎摧垮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发现堕胎事件背后的实情那天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住。就在次日，他遇到了你。他遇到了这个男孩，他是他从未做到过的一切，有他从未有过的一切。艾拉不是在吸收你。也许你父亲这么认为，但不是如此，是你在吸收他。他到纽瓦克来的那天，堕胎那件事还很让他痛心，这时见到你，让他无法抗拒。他是个视力差、家庭残酷、没文化的纽瓦克孩子。你是个什么都有的有教养的纽瓦克孩子。你就是他的哈尔王子。你就是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你就是这些的化身。这是你的角色，无论你知道与否。帮助他防护自己不受他的天性，他那个大块头身体内所有的力量，和所有危险的狂暴怒火的伤害。这是我一生的职责。是很多人的职责。艾拉不是罕见的人。努力不用暴力的人吗？这就是那个‘它’。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他为何会听多丽丝的而不是我的？她是怎么说服他的？谁知道为什么？多丽丝有办法对付他。多丽丝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给了她。”
“艾拉从军队里出来后，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些他不能在其面前爆发的人。他出去找寻这样的人。艾拉体内的暴虐让他害怕。他怕它又冲出来。我也怕。那么早就表现出那种暴力倾向的人——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他？
“这些记者都是谁呢？”我问道。
“这个‘它’是什么？”
“政治上同路的记者，”默里说，“有很多。欣赏他这个属于人民的有真诚修养的人。艾拉在这些人这里很有影响，因为他有劳动阶级的背景。也因为他在工会的斗争。他们常到那家里，参加那些晚会。”
“这是他垮掉的一个原因。他是为了这个落得个躺在洛兰床上痛哭的下场。‘全完了。’后来为压服它而设计的生活都分崩离析。付出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又回到起初的混乱状态。”
“他们做了吗？”
“不，”我说，“我不吃惊。这合乎情理。”
“他们把伊芙撕成了碎片。他们做了，确实。他们指出她整本书是如何捏造出来的。指出艾拉从未当过共产党。他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而共产党渗透广播界的阴谋则是一派离奇的谎言。这没有动摇乔·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赖登·格兰特的信心，但是这不但可以也将会在纽约娱乐界毁掉伊芙。那是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想想那场面吧。每个记者都来找她，把她说的每个单词都记在笔记本里，再写在所有的报纸上。纽约广播界的大间谍团伙。其头目就是她丈夫。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注意到她，要她对他们发言。一个叫基督教十字军的组织力挺她，那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转载了那本书里的章节。《星期六晚邮报》上有篇赞美她的报道。《读者文摘》缩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们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和《邮报》一起让艾拉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医生和牙医的候诊室里。人人都想她和他们讲话。人人都想和她讲话，不过后来时光飞逝，就不再有记者和人买这本书，渐渐地也没人要和她讲话了。
“知道这个会让你吃惊吗？”默里问我，“你这样崇敬的一个人？”
“一开始没人质疑她。这位知名女演员外表如此纤细，以这样的不幸登场只为了把书卖出去，他们不怀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逸闻没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维。是党命令他娶她的吗？那是他做共产党员的牺牲吗？就连这个他们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脱去其不和谐、其无意义和其杂乱的偶然性的事情，使生命简单化，以此将一切一致起来——但也将之误解了。共产党命令他去做这样的事。每件事都是党的阴谋。好像艾拉缺乏独自犯下那个过错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产国际来帮他计划一场不良婚姻。
“所以，他不是因为经济大萧条才坐上火车流浪的。而是因为他被人追捕。”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而美国没人有一点点概念到底是什么共产党。他们都做什么，说什么，什么样子？他们在一起时，是讲俄语、中文、意第绪语，还是世界语？他们制造炸弹吗？没人知道，这就是为何用伊芙那本书的那种方式利用威吓是如此容易。但是随后艾拉的记者就动手了，各篇文章开始出现在《国家报》《记者报》《新共和国报》上面，把她撕成碎片。她启动的那台公共机器并不总是朝着人所需要的方向转动。它有自己的方向。它必须要有。这是在美国。从你启动这台公共机器的那一刻起，除了带给所有人灾难以外，就别无其他结局。
“小猫想知道我弟弟的下落。我告诉他我有好几年没见过我弟弟了。他对我说：‘箱子要找他。’他们叫博亚尔多‘箱子’是因为他在一区意大利人称为电话箱的地方打电话。‘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箱子保护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博亚尔多在人们需要时帮助他们。’这是真的。博亚尔多常四处走动，腰带扣上镶着钻石，比他们的教区牧师，那个虔诚的家伙还要受人尊重。小猫来过的事，我告诉了艾拉。又过了七年我们才再见到他，那是在一九三八年。”
“那些扰乱了她、最使她软弱的东西，很可能发生在艾拉回击的一开始，在她有机会搞明白出了什么事，或者别人有机会关照她、告诉她在这样一场战役中不该做什么之前。布赖登·格兰特掌握了《国家报》的攻击文章，第一轮攻击，在报纸还在试印样张的时候。格兰特为何会关心起《国家报》里写了什么？他何以会采取与对《真理报》内容不一样的态度？你还能期待他们在《国家报》写什么别的呢？但是他的秘书把样张发到伊芙那里，伊芙显然是给她的律师打了电话，告诉他她要有法官来对《国家报》发一道禁制令，阻止他们印这篇文章：里面一切都是恶毒和不实的，都是设计来毁掉她的名声、事业和名誉的谎言。但是禁制令等于新闻审查，法律上来讲法官不能如此去做。那文章出现以后，她可以告它诽谤罪，但那样就不太好了，那就太迟了，她就会已然被毁了，于是她就直接到《国家报》的办公室，要见那个作者。那人是L.J.波德尔，《国家报》专搜集揭发丑闻诽谤的写手，杰克·波德尔。人们都怕他，是有理由的。但波德尔仍旧比不上手拿铲子的艾拉，虽然相去也不远。
“斯特罗洛的兄弟在博亚尔多的那处叫城堡的饭店工作。在厨房里干活。他找到博亚尔多，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一开始没人把艾拉和这件谋杀案联系起来，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那一区。但是过了几年，他们搜寻的就是艾拉了。我怀疑是警察让博亚尔多注意上了艾拉，不过我从不能确定。我仅是知道有人到我家来问我弟弟的下落。小猫来看我。我和小猫是一起长大的。他过去在阿奎达克特保龄球馆经营掷骰赌博。在格兰德的店后面开赌场，后来被警察解散。我常和小猫在格兰德店里打台球。他得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开头是偷猫的，和他的哥哥大猫一起蹑手蹑脚走过房顶，从窗子里进去。他们小学里就已经整晚偷猫了。有时居然来上学，就趴在课桌上睡大觉，没人敢叫醒他们。大猫是自然死亡，但小猫在一九七九年被害，真正的匪帮死法：死在他在朗布兰奇的海滨公寓里，身着浴袍，脑袋上中了三颗点三二口径手枪子弹。次日，里奇·博亚尔多对他一位密友说：‘也许这样最好——因为他太能说了。’
“她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随后就是那个大场面，可得奥斯卡大奖的一出戏。伊芙对波德尔说那文章满篇谎言，都是恶毒的谎言，你知道最恶毒的谎言结果是什么吗？在整篇文章里头？波德尔认出她是隐秘的犹太人。他写他去过布鲁克林，揭开了实情。他说她是查娃·弗鲁姆金，一九○七年生于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在霍普金森和萨特两条街的街角长大，她父亲是个贫穷的移民，是房屋油漆工，油漆房屋的没文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说她家里没人会说英语，她父亲、母亲都不会说，就连一位哥哥和姐姐也不会。他们两个都是在伊芙之前很多年出生在过去的国家。除了查娃，他们都说意第绪语。
“博亚尔多是如何插手的？”
“波德尔甚至挖出了她第一任丈夫米勒，来自泽西州的酒店服务员的孩子，以前是海员，她十六岁时和他私奔了。他还在加利福尼亚，靠残疾补贴生活，是位退休的警察，心脏不好，有妻子，两个孩子，是个好心的老人，说起查娃来都是好话。说她过去是个美丽的女孩。有活力。是个小捣蛋鬼，信不信由你。关于她是如何和他私奔的，米勒说，他那时是个大傻蛋，不是因为她或许爱上了他，而是因为，他一直知道的，他是她走出布鲁克林所需的东西。米勒知道这一点，也同情她，他从来不曾妨碍她，他告诉波德尔，他从未回头找她要钱，就是在她成名以后也没有。波德尔甚至还拿到了几张老的快照，米勒感激地交给他这些照片（未公开他得了多少钱）。他给她看了这些照片：查娃和米勒在马利布市荒凉的海滩上，身后的太平洋浩瀚澎湃——两个漂亮健康快乐的年轻人，穿着二十年代的泳衣，强健的身体，那时他们快结婚了，也盼着结婚。这些照片最后被《机密》杂志转载。
米尔曼的摊子是我和艾拉在威克瓦西公园散过步以后他常带我去买热狗的地方。那家小酒馆是艾拉带伊芙去和默里、多丽丝共进晚餐的地方，那晚他们刚见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年以前，他在那里杀过人。锌镇的那个小木屋——那木屋对他别有一番意义，我从没明白过。那是他的改造之地。他的隐居拘禁之地。
“喏，波德尔从没真正揭发过犹太人。他自己就是个很一般的犹太人，天知道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以色列。可是，这里有个人一辈子对她的出身都没说实话，如今又在说艾拉的谎话。波德尔有从布鲁克林各类老人、声称是她邻居和亲戚的人那里搜集来的证词，伊芙则说这些都是愚蠢的流言蜚语，如果他把那些愚蠢的人捏造的关于这位名人的事情当作真相来报道的话，她会起诉这家杂志，让它无法生存，起诉他个人，要他倾他所有来赔偿。
“这人的名字叫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是挖沟的那伙人里头最仇恨犹太人的。反基督的凶手，无用的犹太人……诸如此类。斯特罗洛的专长。斯特罗洛比艾拉大差不多十岁，个头也不小，差不多和艾拉一样高大。艾拉痛打他的脑袋，打到他晕了过去，就把他留在那里。他丢下斯特罗洛的铲子，回到街上，又向家里走去，但是他体内有些东西并没有平息。艾拉体内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平息。他十六岁，有力气，一肚子火，浑身燥热，冒着汗，又兴奋——这事激活了他——于是他转过身回到了米尔曼摊子那边，冲着斯特罗洛的头猛击，直把他打死了。”
“那里有人有照相机，他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拍下这位昔日电影明星的照片，就是在她提醒波德尔她会对他有何举措的时候。嗯，她体内还剩余的任何一点自制都消失了，她理智的态度，虽然不过如此，也已消失尽了，她啜泣着在走廊里跑，有位总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让她坐下来，他说：‘你不是伊芙·弗雷姆吗？我很仰慕你。有什么麻烦吗？我能为你做什么？’她就跟他说了。‘哦，哎呀，’他说道，‘这可不行。’他让她安静下来，问她她想更改那篇报道的什么内容。她就告诉他，她是如何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生在古老的航海世家，她的曾祖父和祖父是美国北方人一艘扬基快船的船长，虽然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曾有过什么钱，她父亲是名专利律师，他去世以后，她母亲开了一家很精美的茶室，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那位总编对她说，他很高兴知道实情。他让伊芙放心，看着伊芙上了出租车，说他会注意，会把这个发表在杂志上。波德尔一直就在总编办公室外面，记下了伊芙的每句话。他正是如此做了：把这个放上了杂志。
“他是艾拉退学以后工作的那伙挖沟的里面的一个意大利人。艾拉因为和他之间一直有麻烦就不挖沟了，到小酒馆去做了杂工。那是一九二九年，小酒馆开张那一年。他从底楼做起，要从杂工做到侍者。这是目标。我帮他找的这份工。那个意大利人喝醉了，猛击了他一下，艾拉从他手里抢下铲子，用铲子打落了他的牙。然后把他拖到米尔曼摊子后面漆黑的停车场里。那时候的年青人约会常在米尔曼摊子后面停车亲热，艾拉就是在那里狠狠揍了这家伙。
“她走了以后，波德尔又重写那篇报道，插进了整件事——她到办公室来，那个大场面，她的行为。无情的老式攻城冲车的写法，他对此有非同寻常的喜欢，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艾拉，不喜欢她。一丝不苟记下了新贝德福德故事的每个细节，以此作为报道的结尾。在波德尔之后报道此事的其他人就直接引用这部分，这成了那些反伊芙文章的另一个主题，是她吸引艾拉的又一个原因，因为艾拉不仅是名共产党，他自身还是位骄傲、观察力敏锐的犹太人，等等。他们笔下的艾拉几乎与她所描述的艾拉一样，与艾拉本人甚少有关联。这些残酷的知识分子忠于事实，写尽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以后，要从任何一处找出艾拉和伊芙过去情形的任何一点可怕的真相就都需要有台显微镜才行了。
“艾拉在小酒馆做杂工。他干这活有大约六个星期了，一天晚上，两点钟，他擦完地板，一个人走到街上，回他租的房间去。他住在梦境公园旁一条小街上，战后他们在那里建了廉租房。他在伊丽莎白大道转到米卡街上，沿着威克瓦西公园对面那条黑暗的街道，朝弗里林海森大道的方向走，这时有个人从米尔曼的热狗摊那块地方的阴影中钻出来。在那阴影外面，对着艾拉的脑袋挥出一铲子，打中了他的肩膀。
“在曼哈顿，她开始被人排斥。开始失去朋友。人家不来参加她的晚会了。没人给她打电话。没人想和她讲话。没人再相信她。她用谎言毁了她的丈夫不是吗？这说明了她的品格如何？渐渐地不再有她的工作。广播剧到了最后阶段，先是被黑名单，后来是被电视击垮，伊芙也胖了，电视界对她又不感兴趣。
艾拉用铲子杀了一个人。“在哪里？”我说道，“怎么干的？出了什么事？”
“我只见她在电视上演出过两次。我相信那是她仅有的两次上电视。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她的时候，多丽丝大吃了一惊。是愉快的吃惊。多丽丝说：‘你知道她这样的体形像谁吗？布朗克斯区特里蒙特大道的戈德堡太太。’记得《戈德堡一家》里的莫莉·戈德堡吗？和她丈夫杰克，她的孩子罗莎莉和萨米莉？菲利普·洛布。记得菲利普·洛布吗？你有没有通过艾拉见过他？艾拉带他来过我们家。菲尔在《戈德堡一家》里演爸爸杰克，演了很多年，从节目最先在广播里播出开始就演了，那是三十年代。一九五○年，他们把他开除出这个电视节目，因为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菲尔·洛布找不到工作，付不了账单，没法还债。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他住进塔夫脱酒店，吞安眠药自杀了。
“艾拉用铲子杀了一个人。艾拉十六岁时杀了一个人。”
“伊芙扮演的两个角色都是母亲。演得极坏。她在百老汇一直是位温和、机敏、聪明的演员，眼下她却是哭哭啼啼的，到处发作——很不幸，演得正是酷肖她自己。不过，到那时她一定是大部分靠自己了，没有人给她任何指导。格兰特夫妇在南方的华盛顿，也没有时间，因此她只剩下西尔菲德了。
“他做了什么？”
“就是这个也不长久。一个周五的晚上，她和西尔菲德一同上了那时很流行的一个电视节目。叫《苹果与树》。记得吗？每周一次，半小时的节目，关于从父母继承某种天分、特点或职业的孩子。科学家，艺术界和娱乐界人士，运动员。洛兰喜欢看这个节目，有时候我们也和她一起看。这节目挺有趣，好玩，亲切，有时甚至很有趣味，但都是消遣性的，很轻松的娱乐节目。但是西尔菲德和伊芙做嘉宾时就不是了。她们要给公众看她们删改过的《李尔王》，西尔菲德是贡纳莉和瑞干。
“在他认为他们在通缉他之前，他一直在矿上干活。不是警察，是黑手党。我跟你说过里奇·博亚尔多，他管一区的非法团伙。开那家叫维托里奥餐馆的流氓。艾拉听到风声说博亚尔多的刺客正四处找他。就在那时，他开始乘火车。”
“我记得多丽丝对我说：‘她都读过那些书，她也理解了。她都读过也理解了她演的那些角色。要她清醒地思考就这么难吗？何以一个如此有阅历的人却会如此不可救药地愚蠢呢？都四十多岁了，这么入世的人，却如此无知。’
“哎，”默里说道，“我没告诉过你艾拉所有的事。艾拉曾经杀过一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他孩提时就离开纽瓦克走向边远乡镇，在矿上干活。他逃走了。我把他向北带到苏塞克斯镇，那时候就是最远的极限了，但是还不至于远到我无法去查查他，帮他，让他度过那一关。我自己开车送他，给了他新名字，把他隐藏起来。吉尔·斯蒂芬斯。艾拉第一个新名字。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这书她出版了，也做了宣传，却没有一次，哪怕是顺便的，坦白承认她的恶意，一秒也没提。或许那时她已经把这书及其造成的后果都忘却了，多方便。或许这次她吐露的艾拉的事，是还没有经范塔索化扭曲过的，是格兰特夫妇插手之前、被丑化之前的样子。她这次在节目上重提旧事，却来了个大反转，令人大跌眼镜。
“‘那时我保护了你，艾拉，现在我也要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我找到了文明的生活道路，你也找到了你的，眼下你不能又退回去。我来跟你解释一点你好像是不明白的事。你究竟为什么成了共产党。你从没想过吗？我的文明之路是书籍，大学，教学，你的则是奥戴和共产党。我从来就不接受你的途径。我反对你的途径。不过，两种途径都是正当的，都有效。可是现在发生的事，你还是不懂。他们告诉你说他们认定共产主义不是走出暴行的途径，而是以实施暴行为目的的计划。他们判定你的政治主张是有罪的，另外还判定你也是有罪的——而你还要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说你是罪犯，于是你就上好枪，把刀捆在大腿上。你说：“千真万确我就是！炮火的气味——是春药！”’内森，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可是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这样讲，并不能让他安静下来。倒更让他激动了。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在一起，开始讲童年的故事，以那公寓的布置图结尾……
“伊芙在电视节目里讲的全是她与艾拉多么相爱，与艾拉在一起她多么幸福，他们的婚姻如何完全毁于艾拉万恶的共产主义信仰。想到万恶的共产主义夺走她的幸福生活，她还哭了。我记得多丽丝起身离开电视机，过会儿回来了，坐那儿生气。后来多丽丝和我说：‘看她在电视上大哭，太让我震惊了，她就没有一点儿自制吗。随时随地哭，不能停两分钟不哭吗？她是个演员啊，老天。她就不能扮一扮她这年纪该有的样子吗？’
“‘我们把家当搬出去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父亲做了什么吗？你和妈妈，还有我，开始把东西推到工厂街上的那两个房间去，他留在后面，待在腾空了的旧公寓里，他蹲下来，就在厨房正中间大便。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过去坐在桌旁吃饭的地方，正中间，有一堆他的粪便。他把它涂在墙上。不用刷子。不需要。就用手把粪便涂在墙上。上，下，侧面。他涂完了所有的房间，在厨房洗涤槽里洗了手就离开了，连门都没关。你知道随后几个月孩子们都叫我什么吗？粪墙。那个年代人人都有绰号。他们管你叫呜呜哭，叫我粪墙。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这个他的大男孩、最大儿子的遗产。
“于是，镜头里是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在哭泣，所有看电视的人看着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哭泣，然后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擦了擦眼睛，每两秒钟看一眼她的女儿以求证实——不是，是求她批准——说明她和西尔菲德之间一切又都好起来，达成了和谐，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又重建了她们过去的信任和爱。既然那位共产党已被根除，就没有比她们更亲近、更融洽的家庭了，接近于《海角一乐园》。
“‘你不记得这个了。那时你两岁，我八岁——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从没告诉过你。你要应付的屈辱已经够多了。那次我们必须搬走。那时我们还没住在工厂街上。你是个小孩子，我们住在拉科瓦那铁路线下方。在那索。那索十八街，背朝铁路。四个房间，没有灯，噪音很大。一个月租金十六美元五十美分，房东涨到十九美元，我们付不起，就被赶了出来。
“每次伊芙试着对西尔菲德笑，那种拙劣地挂在脸上的微笑，试着看她，眼睛中带着那种最痛苦的试探的眼神，这眼神就是在祈求西尔菲德说一句：‘是的，妈妈，我爱你，真的。’——就是在明显地求她：‘说吧，亲爱的，哪怕只是在电视上。’——西尔菲德暴露了这把戏，她要不就是怒视她，要么居高临下地对她，要么就恼火地推翻伊芙说的每个词。有一刻就连洛兰也受不了了。这孩子突然对着电视屏幕大喊：‘给点爱吧，你们两个！’
“我要他把他所有的武器都给我。要么马上给我，要不我就打电话报警。‘我和你一样受过不少苦，’我告诉他，‘在家里，我受的苦比你多，因为得先由我来面对。有六年，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不了解什么是想拿起枪来打死谁吗？现在你想对她做的一切，我六岁时就想过。后来你出生了。我照顾你，艾拉。只要我在家，我就不让最糟糕的情形影响你。
“西尔菲德对这位挣扎着坚持下去的可怜女人没有表现出一刹那的喜爱。一点点宽容都没有，更不要说理解了。没有一点和解的举动。我不是孩子——我不谈爱不爱。我甚至也不提幸福、和谐，或者友谊。只谈调解。我看这个节目时认识到这女孩可能从来都没爱过她的母亲。因为如果你是爱的，哪怕是一点点，你也能有时想想她也不只是你的母亲。你会想到她的幸福和不幸。关心她的健康。考虑到她的孤单。想到她的疯狂。可是这女孩对此毫无想象。这个女儿对一位女人的生活是没有丝毫的了解。她有的就是‘我控诉’的态度。她就只想让她母亲在全国人面前接受审判，让她在各个方面都显得糟透了。当众磨碎妈妈的骨头。
“因为艾拉用那张照片是要找个不会扼杀她的方法。他的一生都在找寻不扼杀人的途径。他从伊朗回到家乡以后，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试图平息他的暴力冲动。那张照片——我没有意识到它掩饰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撕掉了照片，不让他把它用作武器，他说：‘好吧，你赢了。’我就回了纽瓦克，愚蠢地以为我已有了一定成就，而在锌镇，他开始练打靶子。他那里有刀子。下一周我开车回去看他，他没试图作任何掩盖。他沉浸于狂想之中，无暇顾及掩藏。谈的全是杀人的事。‘炮火的气味，’他告诉我，‘是春药！’他绝对是着了魔。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真正的相似之处，艾拉和伊芙无望地互相连结在一起，两个灵魂间冲突不止：每人都无可救药地喜好那个一旦开始就无止境的东西。他的诉诸暴力正是她歇斯底里的癖性在男性身上的对应——是同一个瀑布，它在两性间各有其特色的显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画面：伊芙频频望向西尔菲德，仿佛她对自己和她的价值的整个看法全来自这位女儿，她就是最无情的法官，她母亲的每个过失她都想得到。你真该看看西尔菲德的那种嘲弄，轻蔑地做个怪相嘲笑她母亲，每每假笑一声以示对她的唾弃，轮到她公然这么做了。她终于有地方泄火了。在电视上让她的名人母亲上一大当。她的力量就在于她轻蔑地说：‘你这个如此为人仰慕的女人是个蠢女人。’不太宽厚。大多数孩子要到十八岁才弄清楚这些。都是极度赤裸裸显露自我的东西。在一个人生命中如此晚的阶段还保留着，你感觉其中有种性快感。那节目令你局促不安：母亲矫揉造作的无助模样跟女儿无情地胁迫她之恶毒有着相同程度的不同寻常。但是伊芙脸上的样子最恐怖。那是你想象得出的最不快乐的脸。我那时就知道她不剩什么了。她看上去是被彻底击溃了。
“你以前这样说过。为什么呢？”
“最后，节目主持人提到西尔菲德即将在市政厅举行独奏会，西尔菲德就坐下来弹奏竖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伊芙同意在电视上如此降低她自己。当然——是为了西尔菲德的事业。伊芙在公众面前为她失去的一切痛哭，而那女儿却漠不关心，照样演奏竖琴，大肆宣传她的独奏会，我想，还有比这更能比拟她们的关系的吗？
“她死了，但不是死于癌症。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张照片吧，艾拉从弗里德曼过去的一位女朋友寄来的邮件里拿到的，他要用来对付伊芙的那张照片？那张我撕了的照片？我该让他用的。”
“几年以后，女儿抛弃了她。西尔菲德在她母亲沉沦下去、正最需要她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独立。在三十岁的年纪，她确定，和中年的妈妈住在家里，妈妈还每晚都给她盖好被子，如此纠缠在一起是不利于女儿的情感幸福的。大部分孩子在十八岁或二十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十五、二十年，然后最终和年纪大了的父母相互协调，给他们帮帮手，可西尔菲德却宁愿是反其道而行之。她因着最新式的精神，去了法国，靠她父亲过日子。
“我知道她死了。死于癌症。不是吗？在六十年代吧？”
“那时彭宁顿已经病了。几年以后他去世了。肝硬化。西尔菲德继承了那所别墅、车、猫和彭宁顿家族的财产。西尔菲德全盘接过来，包括彭宁顿英俊的意大利司机，她嫁了他。是的，西尔菲德结婚了。甚至还生了个儿子。这就是现实的逻辑。西尔菲德·彭宁顿做了母亲。她在本地小报上是个热门人物，为了一场无休止的法律纠纷，由一位知名的法国布景设计师发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是彭宁顿从前很稳定的一个恋人。他声称那司机是骗子，要借和她结婚谋她的财，只是最近才登场，断断续续做过彭宁顿的情人，设法伪造或是篡改了遗嘱。
“你知道伊芙·弗雷姆出了什么事。”
“西尔菲德离开纽约去法国生活时，伊芙·弗雷姆已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不得不卖掉房子。一九六二年死在曼哈顿一间酒店房间里，死于酒醉后的昏迷，距那本书发表后十年。被人所遗忘。五十五岁。两年后，艾拉去世。五十一岁。不过，他活着时看到了她受苦。我想他是很为此高兴的。西尔菲德抛弃她，我想他也是高兴的。‘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那个可爱的女儿在哪里呢？那个会来说“妈妈，我会帮你”的女儿在哪里呢？不见了！’
“他毁了她了吗？”我问道。
“伊芙去世让艾拉得到了最根本的满足，解放了这位挖沟人的享乐原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直觉和冲动上的人，除去了所有的体面装备和一切教化人的社会意义，他就一下子喷发了，不是吗？就这样开始喷涌出来。敌人被摧毁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呢？当然，比他希望的多花了点时间。当然，这次他没能自己亲手干，没能感受到鲜血热辣辣地喷射到脸上。不过，我还是从没见过艾拉为她的去世以外的任何事如此高兴过。
“‘复仇。’他对我说，”默里说，“就这样明白平静。许多囚犯和无期徒刑犯，用勺子敲着监狱栅栏的，都不能表述得比这更好。‘复仇。’以恳求的动人词句来抗辩，还有与之对称的使人不得不行动的复仇，这两者之间没有选择。我记得他缓缓揉着关节对我说他要毁了她。我记得他说：‘把她的生活丢到了那堆和她女儿相关的破烂里。再把我的生活也丢进去。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公平，默里。有辱我的人格，默里。我是她的死敌吗？好吧，那她也是我的死敌。’”
“你知道她去世时他说了什么吗？和他杀死那个意大利人后我们安排他出逃的那晚说的话一样。他对我说：‘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三十多年来他第一次对我说出那个名字。‘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接着他就放声大笑起来，疯孩子那种咯咯的笑法。‘就让他们来杀了我吧’的那种笑法。我还记得，在一九二九年，他就如此挑衅地笑过。”
“嗯，也许，”默里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只是又重获了他过去挖沟时的那种纯粹的生存方式，那是在他周围立起所有那些政治、家庭、成功和声名搭起的架子之前的，在他埋葬了那个挖沟人，戴上阿贝·林肯的帽子之前的。也许他又恢复了自我，有他自己方式的演员。艾拉不是个被打倒的优秀艺术家。艾拉只是回到了他的起点。
我扶着默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带着他在黑暗中走过通往我停车地方的小路。我们开车蜿蜒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经过马达马斯卡湖，开进雅典娜。我回头看时，他头靠在后面，眼睛闭着。我先是以为他睡着了，接着我想他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他回忆过艾拉所有的经历——听自己讲述过艾拉所有的经历——以后，连这位最有耐力的人也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意志。接着我又回想起他在我们高中英文课课堂上朗诵的情景，他坐在桌子一角，不过没拿那吓人的黑板擦，给我们朗诵《麦克白》里的场景，扮演所有的声音，不怕戏剧性，不怕表演，文学在他的表演中显得如此有男子气概，我为之感动。我回想起听林戈尔德先生朗诵《麦克白》第四幕的结尾部分，麦克德夫自洛斯那里得知麦克白杀死了麦克德夫一家人，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一种艺术的精神状态，它压倒了一切。
“好了，不出几天，艾拉就进了安静病人区，再下一周就出了院，然后他真的成了……
他读洛斯的台词：“府上闯进了刺客，大嫂和幼侄都遭到了残杀……”然后是长长的沉默，麦克德夫明白了，但又无法理解，他读麦克德夫的台词——平稳，空洞，他几乎像一个孩子一般回答道——“我这几个好孩子都死了？”“大嫂，侄儿们，仆人们——”林戈尔德先生／洛斯说道，“见一个杀一个。”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再次无语。整个班级也是如此：眼下，班级自房间里消失。一切都消失，除了接续下来的所有怀疑之词。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道：“我的妻子也被杀了？”林戈尔德先生／洛斯道：“我方才说过了。”教室墙上的大钟快要指向两点三十分。外面，一辆14路公共汽车嘎嘎地爬上政府大道山坡。第八节课和学校长长的一天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但是最重要的——比放学后的事甚至比未来的事都重要的——是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将明白了那不能理解的一刻。“他自己没有儿女。”林戈尔德先生说。他说的是谁呢？是谁没有儿女？多年以后我得知标准解释，麦克德夫指的是麦克白，麦克白是那个没有儿女的“他”。可是由林戈尔德先生读来，麦克德夫所指的“他”竟可怕地成了麦克德夫自己。“我这几个好孩子都死了？／你是说他们一个也没逃掉？……一个也没逃掉？这一窝可爱的小鸡和它们的老母鸡，一下子全给吞了？”然后是玛尔康说了，林戈尔德先生／玛尔康，仿佛为震撼麦克德夫，无情地说道：“是男儿，就该挺得住。”“要做男子汉。”林戈尔德／麦克德夫说道。
∗∗∗
随后是那句简短的台词，由默里·林戈尔德的声音朗诵出来，在我余生中将会一百次、一千次出现：“可我是个人，不能没人之常情啊！”“十个音节，”次日林戈尔德先生对我们说，“就这么多。十个音节，五拍，五步格……九个单词，第三个音步重音自然完美地落在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上……在八个单音节词后的‘人之常情’这个词，是双音节，日常词汇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个词……与其他词放在一起，在它所处的位置出现，却一道有了何等的力量！纯粹，完全——像一把铁锤！”
“或许是的。当然可能是的。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倘若事情真是这样的，那么卡特里娜真是个天才，操纵人的天才。卡特里娜完全知道在何处拿住她。卡特里娜让伊芙选择她可背叛的人，而伊芙，装着无能为力的样子，选了她的无可选择之选。人是只能做自己，伊芙·弗雷姆更是如此。她成了格兰特夫妇实现其意愿的工具。她被这两个人支使，就像一名特务。”
“可是我是个人，不能没有人之常情啊！”林戈尔德先生合上莎士比亚戏剧集那本大书，像他在每堂课结束时那样对我们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房间。
“他们把她推走了，显然从前他们从来没有不得不对访客如此做过。他们给她用了镇静剂，把她放上精神病患者区的病床，锁起来，不让她出院。到了次日清晨，他们找到了西尔菲德，她来带她妈妈回家。是什么冲动让伊芙到了医院，她来说的话——说她是被格兰特夫妇逼迫做了这件丑事——这到底有没有一点真实性，是不是又是个新的谎言，甚至她的羞愧是不是真的，我们从没确切知道过。
我们开进雅典娜，默里睁开眼睛说：“我正和一位出众的从前的学生在一起，却一点没让他也讲一讲。也没问问他他自己的情况。”
“‘我没孩子吗？’艾拉喊道。他们已经把她放上担架床，那时已经在把她抬走了，于是艾拉跟在他们后面跑，一路在走廊里大喊：‘为什么我没有孩子？因为你！因为你和你那个贪婪自私该死的女儿！’
“下次吧。”
“他们把她套进了紧身衣——那个年代是用这个的。但是没有塞住她的嘴，于是伊芙就都说了出来，说了一切。‘我对卡特里娜说：“不行，你不能破坏那样的天才。”她会毁了西尔菲德。我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知道你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无能为力。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给了她尽可能最少的一点点。安抚她。因为西尔菲德——那样的天分！这样不对！世上有哪个母亲会让她的孩子受苦？让我的孩子为了成人的愚蠢和他们的思想态度去受罪吗？你怎能怪我呢？我有什么选择吗？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任何一位母亲听到有人说“我要毁了你孩子的事业”时她会经受什么。你从没有过孩子。你一点都不了解父母和孩子。你没有父母，没有孩子，你不知道这个牺牲都是为了什么！’
“你为何这样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何以会接纳不了外面的世界？”
“突然间艾拉又恢复了自我。他在半精神病患者区大发雷霆。一片混乱。半精神病患者还是半精神病患者，那房里的人是可以打篮球，打排球，但是他们还是很脆弱的一群人，有几个就垮了。艾拉用他最大的嗓门大声地喊叫：‘你为了西尔菲德做的？你为了你女儿的事业做的？’伊芙也开始吼叫：‘只有你才要紧！只有你！那我的孩子呢！我孩子的才能呢！’有个同屋的人喊道：‘痛打她一顿！打她啊！’另一个哭了，等医务人员来到走廊上，伊芙已趴在地板上，用力敲打着拳头尖叫：‘那我的女儿呢！’
“我宁愿这样。”我说。
“就在那时，艾拉说话了。‘你为什么让他们写呢？’他说道。‘他们逼我的，’伊芙告诉他，‘她恐吓我，艾拉。发疯了。她是个粗俗可怕的女人。可怕的女人。我仍旧爱着你。我来就是说这个的。请让我说吧。她不能让我停止对你的爱，永远不能。你一定要知道。’‘她怎样恐吓你的？’几周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连续说出几个句子。‘她不是只恐吓我，’伊芙说，‘她也那么做了。她跟我说如果我不合作我就完了。她告诉我布赖登就会保证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我最后会穷困潦倒。我还是说不，告诉卡特里娜，不，卡特里娜，不，我不能做，我不能，不管他对我做过什么，我还是爱他……就在那时，她说如果我不做，西尔菲德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会被断送。’
“不是，你听我讲时，我观察过你。我不认为你是如此。我不认为你有任何一刻失去过你旺盛的精力。你孩提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何你能给我如此多的乐趣——你会留心。你仍旧如此。可是，这里有什么可留心的？无论有什么问题，你都该走出来。屈服于放弃的诱惑是不明智的。到了一定年纪，这会像其他疾病一样杀死你。你是不是真想在生命还未结束以前就把它全部消磨尽呢？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梦想。小心这树林中一座小木屋的乌托邦梦想，它是抵抗愤怒和悲伤的绿洲。坚定不移的孤寂。艾拉的生活就是如此结束的，远在他倒地死去那天之前。”
“她把手蒙着脸，哭了又哭。最后，她告诉他我们只读了那本书的一个句子就都明白的事情。她告诉艾拉是格兰特夫妇写的，每个词句都是。
我把车停在一条大学街道上，和他一起走上通往宿舍的小道。其时已近凌晨三点钟，所有的房间都黑着灯。默里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学生里最后离校的，那晚只有他还睡在那里。要是我当时请他住在我那里就好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心情。让人睡在任何能听到、看到我或是闻到我的气味的地方都会打破一连串的条件作用，其形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天知道若不是伊芙，艾拉要在半精神病患者区还要受多久的折磨。医院不欢迎访客，反正他谁也不想见，除了我和多丽丝，但是一天晚上，伊芙出现了。医生不在，护士也没多想，伊芙说自己是艾拉的妻子，护士指点她从那边沿着走廊走过来，于是她就在那里了。他看上去很憔悴，仍旧是很没有生气，几乎一句话也不讲，于是一看到他，她就哭起来。她说她是来道歉的，可是只是看到他就让她落泪了。她很抱歉，他一定不要恨她，她要是知道他恨她就会过不下去。她承受了可怕的压力，他不了解有多可怕。她不想这么做的。她尽了一切方法不这么做的……
“我会到泽西州去看你。”我说道。
“就是这样。斗争流血。我甚至没要作答。谁敢对一位只是也总是纯洁的军人解释纯洁的失败呢？奥戴一生中从没有在这个人这里是这样，在那个人那里是那样，在其他的人那里又是第三个人。他没有人都有的多变不专。这位理想家比我们其他人纯洁，因为他在谁面前都是位理想家。我挂了电话。
“那你得到亚利桑那州了。我不再住在泽西州了。在亚利桑那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上帝一位论派经营的一家教会图书会工作。不然就没什么可选的。若是有头脑的人，这不是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也有其他的问题。明天在纽约，后天飞到凤凰城。如果你要见我就要到亚利桑那来了。就是别拖啊，”他笑道，“地球转得可快着呢，内森。在我这里时间可不等人啊。”
“这个狗娘养的固执又让人无法接近，他对生活只有一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关系，然后，他用他那种平稳清晰的方式，他的那种声音回答我。‘哎，教授，’他对我说，‘你的弟弟彻底骗了我。我一直自豪地认为我知道谁是骗子谁不是。可是这次我被骗了。党，会议——都是为他的个人野心打掩护。你弟弟利用党爬上了他的职业位置，然后他背叛了它。倘若他是个有胆量的共产主义者，他就该留在斗争所在之地，而那并不在纽约，不在格林尼治村。但是艾拉从来关心的都是人人都认为他真是个英雄。总是扮演，从没有真事。因为他个子高，他就成了林肯了吗？因为他滔滔不绝地大谈“民众，民众，民众”，这就让他成了革命者吗？他不是革命者，不是林肯，什么都不是。他不是个男子汉——他和其他一切事情一道，扮演一个男子汉。扮演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扮演了一切。他丢掉一个伪装，就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不，你弟弟没有他希望别人认为的那样正直。你弟弟不是个很忠诚的人，除了对他自己的忠诚。他是个骗子、笨蛋，他是个叛徒。出卖了他的革命同志，出卖了劳动阶级。出卖。收买。彻头彻尾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为声名、金钱、财富和权力所引诱。还有女人，花哨的好莱坞女人。没保留丝毫他的革命理想——什么也没有。机会主义走狗。很可能还是机会主义暗探。你要告诉我他是偶然把那个东西留在书桌里的？还是和联邦调查局有了什么进展了，教授？真可惜他不在苏联——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卖国贼。我不想收到他的信，我也不想见他。如果何时我真的见到他，让他小心了。告诉他无论他涂上多么厚的合理化外层，都将会有斗争流血之时。’
一年年过去，我最擅长的就是和我对其感情很深的人说再见。说再见的那一刻到来之前，我通常意识不到这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艾拉在哪里。我告诉他艾拉是什么样子了。我说如果他愿意周末到东部来，到医院去和艾拉坐坐，只要和他坐在那里，我会电汇给他火车票的钱，他晚上可以到纽瓦克和我们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么做，不过我要试图诱惑他来，因此我说道：‘你对艾拉的意义很大。他一直想配得上奥戴对他的欣赏。我想你可能帮得上他。’
“我不知怎么就认定你还住在泽西州呢。”我能想出的最没风险的感情表达也就是这样了。
“但是我拿不到电话号码。他不再出现在加里、哈蒙德、东芝加哥、卡柳梅特城或是芝加哥的号码簿上。我照艾拉手里他最后的地址写信去，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标着‘查无此人’。我给芝加哥的每家工会办公室都打过电话，我打电话给左翼书店，打给我能想到的每家机构，努力要找到他。就在我放弃了的时候，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他。
“不是。多丽丝被杀以后，我离开了纽瓦克。多丽丝是被人谋杀的，内森。在我们家街对面，医院后面。我不愿离开那座城市，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它成了问题重重的黑暗贫困的城市，就离开这个我在此生活了一辈子和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就是在骚乱以后，纽瓦克都空了，我们还是留在勒海大道上，是留下来的唯一一家白人。多丽丝脊椎不好，还有其他的病，回到医院工作。我在南部教书。复职以后我回到威克瓦西，到那时，教书已经不是轻松的工作。过了几年，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接管南部的英文系，那里的情形更糟。没人教得了那些黑人孩子，于是他们就让我去教。我退休前的最后十年都在那里。没法教任何人任何东西。几乎控制不了混乱状态，更不用说教学了。纪律——全部的工作就是这个。训导他们，在走廊里巡查，争吵，直到后来有个孩子冲你挥出一拳，开除学生。我一生中最难过的十年。比我被解雇时还难过。不能说这种醒悟是毁灭性的。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性我有直觉。但是那经历是极具破坏力的。我们该搬走的，我们没搬，就是如此。
“我试图联系约翰尼·奥戴。我见过他。我知道他们在部队里是如何亲密。我记得在卡柳梅特城时艾拉是他的密友。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的思想，不喜欢他身上融合着优越感和狡猾，他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就因此获得了道德通行证，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会要艾拉对已发生的事负责。我相信奥戴会照顾好自己，相信他有原则性强的共产主义式对事物的不在意，因此是强壮坚决的，而不像艾拉结果证明不是他这样的人。我也没弄错。在绝望之中，我认为如果有谁能让艾拉恢复的话，这人就该是奥戴。
“但是我一辈子都是纽瓦克体系里的一个狂热分子，不是吗？老朋友对我说我是个疯子。他们那时都在郊区了。可是我怎么能逃走呢？我关心的是怎样让人来尊重这些孩子。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另外，作为教师，在任何时候应他人要求做我认为是有趣也值得的事情，我就说：‘好，我会做的。’然后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我们仍住在勒海大道上，我到南部去，对系里的老师说：‘我们要想法引导我们的学生约束自己。’云云。
“他以为他已经毁了奥戴。他确信他已经毁了所有名字和地址被记在伊芙交给卡特里娜的那两本小日记本里的人，他是对的。但是奥戴仍是他的偶像，奥戴写来的那些信，出现在伊芙书里以后，在报上被零零碎碎引述过——艾拉确认这是奥戴的末日了，由此带来的羞愧是极大的。
“我两次被抢。第一次被抢后我们就该搬走的，第二次后绝对是该搬走的。第二次我就在家附近，下午四点钟，三个孩子围上我，拔出一把枪。可是我们没搬。一天晚上，多丽丝正离开医院回家，你还记得吧，她要做的不过是穿过那条街道。可是，她永远也没做到。有人敲了她的头。就在艾拉杀死斯特罗洛的地方北边半英里处，有人用砖头敲破了她的头骨。为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手提包。你知道我认识到什么吗？我认识到我被骗了。这不是个我喜欢的想法，但是自那以后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艾拉从贝根街上回来以后，”默里说道，“走过沙赫特曼的报摊以后，回到家，他的情形比离家前还糟，洛兰受不了这个。看着她伟大的大个头叔叔，她曾和他一起唱过那首普通工人之歌：‘嘿——嗬！嘿——嗬！’——看到他那样失去锐气，她太难以承受，于是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
“被我自己骗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原则。我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学，不能背叛纽瓦克的下层居民。‘不是我——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不出逃。我的同事尽可以随他们的便——我不离开这些黑人孩子。’于是我背叛的就是我的妻子了。我把我的选择的责任放在了他人身上。多丽丝为我的高尚公民道德付出了代价。她是我拒绝搬出那城市的牺牲者——看，这没出路可循。当你像我所努力的一样将自己从一切分明是谬见的东西——宗教，观念，等等之中解放出来以后，你仍旧留有关于你自己美德的迷思。这是终极幻想。为此，我牺牲了多丽丝。”
我不知道艾拉是不是慢慢放弃了自己好辩论、固执、叛逆、需要时就不遵循常规的决心，还是在他在矿石场前卖汤米的标本时这些仍旧在他体内燃烧，高速公路对面是机械加工车间，那里有洗手间。更可能是仍在燃烧；在艾拉身上，一切都会燃烧。这世上没人比艾拉更缺少禁得住挫折感的天分，或者有谁在控制情绪上会比他还糟糕。要采取行动的怒火——却转而卖给孩子们五十美分一袋子的矿石。坐在那里，直到他死去，想成为完全不同的人，相信凭借他个人的特性（他的块头，敌意，他忍受的那位父亲），他注定要做个不同的人。气愤他没有改变世界的途径。受此囚禁的痛苦。他一定曾是何等地厌恶这个，现在却用它来摧毁他自己体内让自己永不停止的用之不竭的能力。
“这就够了。每个行动都导致损失，”他说，“这是这个体系的熵。”
“是汤米使艾拉重新打起了精神。是汤米把他从苦思中拉出来，把他带回到这个世界上。汤米让他就坐在他身边，在矿石场上，他在那里做生意，大家都能看到艾拉在那里。汤米是镇上受人尊重的人，于是不多久，那里的人就原谅了艾拉是共产党这回事。不是全部的人，但是有大部分人都是。他们两个坐在矿石堆外一起聊天，有三四年，汤米教给艾拉所有他了解的矿物知识。后来汤米中风去世了，给艾拉留下装满矿石的地下室，艾拉就接替了汤米的工作。镇上也承认他。艾拉就坐在那里，患多发炎症的艾拉揉着疼痛的关节和肌肉，经营锌镇矿石场，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夏日，在阳光下，正在卖矿石，就跪倒在地死了。”
“什么体系？”我说。
“可爱的老人。没文化，但是有智慧。有骨气。一天，艾拉带洛兰到了那处矿石堆，汤米免费送给她一些东西，她回家以后就满嘴谈的都是他。汤米看到报上的新闻以后，开车到了小木屋，径直走进去。‘如果我有这勇气，’他对艾拉说，‘我自己就会做个共产党员。’
“道德体系。”
“我见过汤米。”
他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多丽丝的事呢？这种沉默是英雄行为还是承受苦难？他也有这样的遭遇。还有什么没说吗？我们可能就算坐在我的露台上谈上六百个夜晚，我也听不到那个完整的故事，关于默里·林戈尔德这位选择做一名普通高中教师的人如何未能逃脱他的时代和地域的骚乱，最终成为像他弟弟一样的历史受害者。这是美国为他计划的生存方式——是他通过思考为自己计划的，通过以批判性的思维向他父亲报复，通过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为自己计划出来的。这就是在美国思索给他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他忠于他的理念，拒绝专横的妥协给他带来的东西。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不可救药地陷于最美好的意图，一生实在地致力于建设性的生涯，如今却成了幻象，还有那些不再站得住脚的规划和解答。
“我猜雷给每个人都干过零活，”默里说，“他写下艾拉家客人的车牌号码，然后由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交给联邦调查局。最常出现的是我的车牌号，这项证据他们也用来对付我——说我去看望我的共产党间谍弟弟如此频繁，有时甚至还过夜。那里只有一个人对艾拉保持忠诚。汤米·米纳里克。”
你在一处克制了背叛，最终却在别处背叛了。因为这不是静止的系统。因为它是活的。因为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在运动中。因为纯洁是僵化的。因为纯洁是一个谎言。因为除非你是像约翰尼·奥戴和耶稣基督一样禁欲苦修的完人，不然你就会被许多事情推着。因为没有格兰特夫妇为其开路到达成功的严格正义标准，没有这关于正义的大谎言来告诉你你为何做了你所做的事，你就不得不一路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我做的事？”你就得不自觉地容忍自己。
“我见过遭过那场事故的人。他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道，“雷。一块石头掉在他身上，砸坏了他的头盖骨。雷蒙德·斯维克孜。他曾是战俘。雷常为艾拉干些零活。”
这时，我们同时忍不住拥抱了对方。我把默里拥在怀里，感到——不只是感到——他是多么衰老。很难理解他是从何处找到六个晚上的力量，如此动情地重温了他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
“这是麦卡锡时代——没有关系。沿路下去，艾拉在那里有个邻居，是锌矿工人，遭过一场严重的矿井事故，过去常为他工作。艾拉花了不少时间听这些人抱怨新泽西的锌矿，努力让他们转而去针对这个体制。就是这个是他邻居的人，他一直给他饭吃，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就是要他写下所有在艾拉木屋停靠过的车的牌照号。”
我什么也没说，我认为不论我说什么，开车回家时都会但愿自己没说过。好像我还是他天真的学生，急于做好事，我真想对他说：“你没被骗，默里。这样判断你的生活不恰当。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已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人在深入检视自己的过去时会得出什么样不乐观的结论，因此我没有说。
我大笑起来。“你是说让他儿子也反对战争吗？他儿子是聋子。又聋又哑。什么都听不见。”
默里让我拥抱着他有近一分钟，突然地拍拍我的后背。他嘲笑我：“和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分手，”他说道，“感情受不了啦。”
“那么，你为那个鹿的脚趾付出了代价。看他们剥狐狸皮让你失去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是的。有这个原因。还有一切其他的事。多丽丝的事。洛兰的死。”我说，“艾拉。一切艾拉的事。”
“是的。霍勒斯·布里克斯顿，”我说，“风趣的小个子。给了我一个鹿的脚趾作礼物。我坐了一早上，看他们给一只狐狸剥皮。”
“艾拉和那把铲子。因为那把铲子而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默里说道，“向他自己索取的、要求的一切。那些坏念头和天真的梦想。他所有的浪漫史。他热爱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他从没找到他的生活，内森。他处处都找过了——在锌矿，唱片厂，软糖厂，工会里，激进政治活动里，广播剧表演，煽动闹事，无产阶级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婚姻，私情里，蛮荒状态里，文明社会里。哪里都找不到。伊芙不是嫁给了共产党人；她是嫁给了终生渴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这就是让他愤怒困惑并毁了他的：他永远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这个人的努力都是巨大的错误。可是错误总会显露的，不是吗？”
“联邦调查局对他大发威力。艾拉在那里又有名。监视你，在你的社区毁掉你的名声，找到你的邻居，让他们毁了你……我得告诉你，艾拉一直怀疑是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告发了你。你和艾拉去了那家动物标本剥制店，不是吗？”
“全是错，”我说，“你在跟我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只有错。这世界的实质即是如此。没有人找得到他的生活。这就是生活。”
“后来不只是纽约的报纸，连泽西州的报纸也加入进来——唔，对艾拉来说这是致命的。他们只要挖掘出苏塞克斯镇上艾拉认得的无论什么人，就让他们讲。农夫，老人，这位广播明星在当地交下的朋友，一些小人物，他们都说艾拉来跟他们宣称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锌镇有个怪人好朋友，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报界找到他，他对他们透露了惊人的内幕。艾拉无法相信。这位动物标本剥制师称艾拉如何一直蒙骗他，后来有一天艾拉带来一个年轻人，他们两个要说服他和他儿子反对朝鲜战争。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放恶语。用尽脏话大骂美国。
“听着。我不想越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只要你来凤凰城看我的时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麦卡锡从来没把目的放在共产党问题上；若说没别人知道，他自己是知道的。麦卡锡在爱国运动中做样子公审的那一面，只是它戏剧性的形式。有相机拍下来，就产生了它好像是真实生活的真实性错觉。麦卡锡比他之前的任何美国政治家都明白，从事立法工作的人演起戏来效果要好得多；麦卡锡明白耻辱的娱乐价值，以及如何满足妄想狂的消遣需求。他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源头，回到了十七世纪和祖先那个年代。这个国家是这样开始的：道德耻辱是大众的娱乐。麦卡锡是演出的监制人，观点越混乱，指控越无耻，就越迷惑人，其全面乐趣就越有劲。《乔·麦卡锡的自由勇敢者》——这才是我弟弟将在其中扮演他一生最大角色的节目。
“什么怎么回事？”
“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人类悲剧一结束，就落到记者手里，全无新意地编成娱乐文字。也许是因为整个无理性的狂乱正冲击到我家，报上那些含沙射影的古怪细节又无一处不被我注意到，所以在我看来，麦卡锡时代开始了战后内幕小道消息的杰出成就，即它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共和国的统一信条。我们信任内幕新闻。内幕新闻即是真理，是全国的信仰。麦卡锡主义开始将不仅是严肃政治，还有所有严肃的事情都变成为娱乐，为大众观众提供消遣。麦卡锡主义是现在比比皆是的美国式缺乏思维能力在战后的首次繁荣。
“你的孤独，”他说，“我记得最初，这位很热情的孩子如此期待参与生活。如今他六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森林中。看到你如此远离尘世，我很惊讶。你生活的这种方式很遁世。你这种修道生活只缺个唤你去静思的铃声了。很抱歉，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在我看来还是个年轻人呢，太年轻了，不该待在那里。你在抵挡什么呢？到底发生过什么？”
“我从学校一回到家，就帮他穿上衣服；每天下午逼他剃胡子，坚持要他和我一起沿贝根街散步。那个年代美国城市的街道还不够友好吗？可艾拉却是被敌人包围。帕克剧院门口的帐篷让他害怕，卡茨曼商店橱窗里的意大利腊肠让他害怕——沙赫特曼糖果店门前有报摊，也让他害怕。他确信每份报纸上都登着他的故事，其实报界停止登载他的故事已经有好几周了。《纽约新闻报》连载伊芙书里的节选。《每日镜报》头版全是他的脸。就连严肃的《时代》杂志也抗拒不住。登了关于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所受苦难的有人情味的报道，全盘相信了俄罗斯间谍那套假话。
现在是我笑他了，因此我又觉得自己实在了，独立于一切，为之鼓舞，唤出了体内的遁世者。“我用心听了你的故事，这就是发生过的。再见，林戈尔德先生！”
“有时我感到恐惧。就像战争时期在巴尔干半岛的炮击之下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这样高大傲慢，你有种没人能为他做任何事的感觉。我看到他那张憔悴的长脸，由于绝望、无望、失败而扭曲着，我自己就惊恐了。
“再见。”
“是彻底的崩溃。医院很不堪。可是我们不能留他在家里。他会躺在洛兰的房间里诅咒自己，痛哭流涕：奥戴告诉过他，奥戴警告过他，奥戴在伊朗的码头上时就知道……多丽丝坐在洛兰的床边，把他拥在怀里，他恸哭。那些眼泪后面有那么大的力量。可怕。你意识不到这位大胆反抗的人体内可以积聚多少过去单纯的痛苦，他一生中一直在与世界较量，与自己的天性作斗争。这就是从他体内倾泻出来的：所有的斗争。
∗∗∗
“过了四个礼拜，他们把他移到半精神病患者区，那里的病人穿着日常的衣服，接受娱乐疗法的治疗。其中有些人去打排球或者篮球，但是艾拉不行，因为他关节痛。他这顽疾已经有一年多了，也许这对他的破坏甚于那些对他的诽谤。也许毁灭艾拉的敌人正是身体的疼痛，若不是他为健康所苦，那本书就不会险些击败了他。
我回来时，露台上亚香茅蜡烛还在铝桶里亮着，橘黄色的月亮映出低矮的房顶，除了一缕朦胧的月光，只有借着这一小盆火才看得见我的房子。我下了车，朝房子走去，火苗拉长了摇曳着，让我忆起收音机上的指示板——不比钟面大，小小的黑色数字下面泛着成熟的香蕉皮的色泽——我和弟弟不听父母的话，十点多了还没睡，听我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黑暗的卧室中只看得见收音机上的指示板。我们两个躺在成对的单人床上，中间的床头柜上威风凛凛站着大教堂形状的小菲尔克牌收音机，父亲给客厅里买了爱默森牌落地式收音机后，我们就得了这台机子。收音机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但仍对我们的耳朵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方法帮助精神病人。除了镇静药，就没有其他的药剂了。艾拉不肯吃。他坐在第一病区——他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区——那里有八张病床，艾拉穿着袍子、睡衣和拖鞋，一天天过去，他的外表越来越像林肯。憔悴，疲惫，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满面悲伤。我去看望他，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我想，倘若不是他与林肯这样相像，他就不会遇到这些事。要是他没为他的外表负责该有多好。
我吹熄芳香的烛火，在露台的睡椅上躺下，体会到在夏夜的黑暗中倾听隐约可见的默里讲话，就像孩提时在卧室里听收音机，那时的我满怀壮志，要将我所有未经考验的信仰化身在故事中，在全国播出，以此来改变这世界。默里即是那收音机：发自虚无之处的声音，控制了内在的一切，故事盘旋徘徊，在空中飘浮，钻进耳朵，闭上眼那场面也清晰可见，回想过去遭遇的头脑，化作无边的星球，以之为舞台，容纳一切同族人。聆听竟可以如此深入内心！仅仅凭听来，就可以了解。有耳朵能聆听是多么神圣！仅仅凭着静坐在黑暗中倾听，就被猛力带入了一个人生活中最深层的各种错误之中，难道这至少不可算是个半神圣的现象吗？
“我去他那里，带他回来，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再也应付不了那个情形，我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头一个月，他坐在椅子里，揉膝盖、手肘，撑着肋骨疼的地方。不然就是一动不动，盯着大腿那边看，愿他自己死了。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讲话。偶尔说一句：‘所有我想做的……’就这些。从没说下去过，声音不大。几周以来，他对我说的都是这些。有几次，他喃喃低语：‘像这样……’‘我从没计划……’不过大部分都是‘所有我想做的……’
破晓前，我一直待在露台上，躺在睡椅上，抬头望着星星。我一个人在这里的第一年，自己学会了辨认行星，主要的星体、星群，主要古老星象的布局，借着塞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第二栏一角的天文观察者的地图，绘制了它们的轨道运转规律图。不久，那一大堆报纸图片里，我就只看这个了。我撕下标着“天文观察”的内含两栏的文章——在说明文字的上方，天球地平圈为一个圆形所环绕，精确显示下一周晚上十点钟星座的位置——把四磅重的其他东西都扔掉。不久，我连日报也扔了；不久，我扔掉了一切我不再愿意应付的东西，除了生活和工作所需之外的一切东西。我尽力从过去可能就连在我看来也是不太够的东西那里获得完全和丰盈，只是热烈地寓于词性之中。
“这位巨人是很强壮，很多方面相当不敏感。但是，堆积在他身上的诽谤，他最终也承受不了了。巨人也会被击倒。他知道他躲不过去，随着时间的逝去，他想，他永远也等不到这事了结了。他开始想，既然已揭露了他，就总会有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向他袭来。这位巨人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在这时，他崩溃了。
如果天气不坏，夜色清朗，就寝前我会在露台上逗留十五或二十分钟，观看天象，或是打着电筒，沿着土路走上山顶的开阔草地，从那里能看到林木线上空所有的天象，星星向四面八方分布开，就在这周，木星在东方，火星在西方。这非我们信仰之力所能及，但也是个事实，不容置疑的简单事实：我们诞生，就在这里。我还有想到许多不如这个的方式来结束一天。
“耻辱累积起来，答案在这里。不是好像冲他丢过来一本书——这本书是丢给他的一颗炸弹。麦卡锡，你知道，他那张不存在的名单上列了有两百，或是三四百位共产党人吧，但是从寓意上来说，要有个人来代表所有这些人。阿尔杰·希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希斯之后三年，艾拉成了另一个。而且，对一般人来说，希斯还是国务院和雅尔塔会议上的人物，远远不是普通美国人，而艾拉则属于大众文化的共产主义。在不清楚的大众想象之中，这是民主的共产党人。这是阿贝·林肯。很容易理解：阿贝·林肯是国外势力的邪恶代表，阿贝·林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大的卖国贼。艾拉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对国人而言，他是个人化了的共产党人：铁林是大家的共产党卖国贼，而阿尔杰·希斯则永远不会如此。
默里离开的那晚，我回想起孩提时被告知——小孩子因为祖父去世了睡不着觉，坚持要知道去世的人去了哪里——祖父已变成了一颗星星。母亲带我起床，下楼走到房子边的车道上，我们一起抬头望着夜空，她说那里有一颗星星就是祖父。另一颗是祖母，等等。母亲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升上天空，变成闪烁的星星，永远地活着。我在天上找着，说：“他是那一颗吗？”她说是的，我们就回了屋，我睡着了。
“他反过来责备自己，开始为此无法安宁。他从来就不该离开奥戴，不该离开唱片厂里电气工人联合会的车间，不该到了纽约，娶了伊芙·弗雷姆，将自己夸大想象成是这位铁林先生。据艾拉自己的意见，他一离开中西部，就不该做任何他所从事过的生计。他不该有常人对经历的爱好，或是不该没有能力看到未来，不该有常人犯错误的倾向。他不该让自己追寻有着男性特点、心怀野心的人所怀的世俗目标。做一名共产党员劳动者，独自住在东芝加哥一个房间的六十瓦灯泡下——这种苦行的生活高度是他背离了的，如今他落入了地狱。
那时这种解释是讲得通的，真没想到，在这个晚上，它又是合理的了，我因为听了满脑子的故事，毫无睡意，在室外躺到天亮，想着艾拉去世了，伊芙去世了，也许除了西尔菲德还住在法国度假胜地的别墅里，七十二岁，富有的老女人，所有出现在默里对铁人之毁灭的叙述中的人如今都已不再陷于他们的时代，而是死去了，不再陷于时代为他们设下的困境。命运既不由他们时代的观念也不由我们人类的希望所决定：如今只有化学成分氢决定天命。伊芙或艾拉不再会犯错。没有背叛。没有理想主义。没有谎言。既不存在良知，也没有它之缺席。没有母亲和女儿，没有父亲和继父。没有演员。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歧视、私刑，或吉姆·克劳，也从来都未曾有过。没有不公正，也没有公正。没有乌托邦。没有铲子。与民间传说正相反，也没有竖琴，只有天琴座，它正巧高高挂在东方的天空中，位于银河稍偏西一点的位置，两个北斗七星的东南方。只有艾拉的星座和伊芙的星座在两千万度的高空燃烧。还有小说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星座，国会议员布赖登·格兰特的星座，动物标本剥制师霍勒斯·布里克斯顿，矿工汤米·米纳里克，长笛手帕梅拉·所罗门，爱沙尼亚按摩师赫尔吉·帕恩，实验技师多丽丝·林戈尔德，和多丽丝那热爱她叔叔的女儿洛兰的星座。卡尔·马克思，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尔斯泰，保罗·罗伯逊，约翰尼·奥戴的星座。机尾射手乔·麦卡锡的星座。这个夜晚异常清亮，一如默里永远离开了我的那个晚上——因为这位最忠诚的兄弟，最杰出的英文教师，两个月以后死于凤凰城——站在山顶寂静的平台上，眼前是无错无碍的宇宙。你看到了那不可思议的东西：无冤无仇的壮丽景观。你亲眼看见汇集着时间的茫茫夜空，并非由人类点燃的一片星系。
“如今，艾拉的怒吼都对准了他自己。这场闹剧怎能破坏了他的生活？主要事物之外的所有次要的东西，奥戴同志告诫过他的一切生活中肤浅的内容。家。婚姻。家庭。情人。私通。都是中产阶级的垃圾！他为何没有像奥戴一样生活？他为何不像奥戴一样去找妓女呢？真正的妓女，值得信赖的内行，懂得规则，而不是像他的爱沙尼亚按摩师那样多嘴的外行。
星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