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很美。我不冷。很暖和，很漂亮。蟋蟀在数数，青蛙咕噜作响，萤火虫也得了灵感，自从我管理教师工会以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如此谈下去。看，月亮。橘黄色的。这是最完美的场景，来褪去岁月的外皮。”
“你不累吗？冷吗？”
“确是如此，”我说，“在这座山上你可以选择：或者与历史失去联络，正如我有时选择的那样，或者在精神上做你现在正做的事——借着月光，一连几个小时，重新获得对它的控制。”
“我很好。”他说道。
“所有的敌对，”默里说道，“还有不断的背叛。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前进，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的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摧毁敌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耍弄人的乐趣。这是报复让你感到低他一等的人的方法，你被他们击败，和他们相处感到了挫折。仅是他们的存在就让你感到耻辱，或者是由于你不是他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是你。于是你给他们应得的惩罚。
“我可以一直听下去，”我对他说，“不过也许你该睡一会。在讲故事的持久力上，你已经取代了舍赫拉查德的头号位置。我们在这里坐了六个晚上了。”
“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但是已经十一点多了，默里在大学的课程当天早些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我提醒他——他这晚的叙述在我看来仿佛已到了教育的高潮——次日清晨他还要准点坐公共汽车去纽约，或许我该开车送他回在雅典娜的宿舍了。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扛不住那些拷问，二是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不妥协，他做不到，更不用说还要顶住酷刑了。
“帕梅拉吓坏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事后，这位妻子如果有此意向（也许伊芙有吧，也可能没有），她可以抗议：‘不，不是，不是这样。你不明白。他不只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和我在一起，他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和我在一起，他也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像伊芙这样一个告密者事后可能会意识到，不只是她所说出的造成了她在报上读到的对他的怪诞歪曲；还有她所遗漏的一切——她有意遗漏的一切。不过，到那时就太迟了。到那时这意识形态就不理她了，因为她在它这里不再有用处了。‘这个？那个？’意识形态回答道，‘我们管什么这个和那个？我们管什么那位女儿？她不过是软弱的大多数，生活即是如此。别让她挡我们的路。我们从你这里所要的全是为促进正当事业。又一个要消灭的共产党！又是一个他们奸诈的例子！’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长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这表明，”他对我说，“当你决定将个人问题归于意识形态时，所有个人的成分都被去除丢弃，留下来的全是对那个意识形态有用的部分。在这次的情况下，一个女人就把她的丈夫和他们婚姻中的难题奉献给了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实质上伊芙奉献的是她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无法解决的西尔菲德和艾拉之间的不相容。就算是在伊芙·弗雷姆家多少有些激化，也不过是继父继女间常见的难题。艾拉和伊芙一起时除此以外的所有其他方面——好丈夫，坏丈夫，亲切的人，无情的人，善解人意的人，愚蠢的人，忠实的人，不忠实的人——构成婚姻中付出努力和犯下错误的一切，由于婚姻与梦想并无共通之处而引出的一切问题——都被去除，留下的只是那个意识形态能被利用的部分。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芙·弗雷姆做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芙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地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
我们又一次置身于第八堂英语课上，林戈尔德先生坐在书桌边，穿着他用军队离职费在布罗德街上买的褐色格伦花格纹衣服，是在美国商店为回国的退伍兵办的打折专场上买的，在我高中几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件衣服和在美国商店买的另一件衣服，灰色双排扣雪克斯金细呢衣服，替换着穿。他一只手掂着黑板擦，有哪个学生回答问题达不到他对思想敏锐的最低要求，就毫不犹豫冲着他的脑袋掷过去，另一只手常常在空中挥舞，醒目地一一列举出准备考试要记住的每一点。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勒律治形容伊阿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在艾拉的麻烦出现前很久，我的工会活动就让我成了我们学校校长的头号社会公敌，也许就算没有伊芙英雄行为的帮助，学校董事会也总会找到路子把我列入共产党然后开除。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有没有她的协助，艾拉和他的广播节目终究也会被禁，因此或许我们两人的遭遇并不需要她先把那东西交给卡特里娜。尽管如此，思考一下伊芙是如何为格兰特夫妇所骗、把艾拉全盘交到了他最大的敌人手里的，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芙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一九五一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借口。
“就这样。就这东西。爆炸性的文字，吓坏了节目赞助商和电台，在那周末之前，‘热铁’就结束了，《自由勇敢者》也结束了。还有艾拉日记里记录的其他三十个人。不久，还有我，也完了。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就算他们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
“就在‘格兰特内幕’专栏中，以艾拉的笔迹记述着他的颠覆性思想，收在据称是他在海外美军作为一名忠诚的中士服役时写下的秘密日记里。‘报纸、审查员以及此类的角色歪曲了关于波兰的新闻，因此在我们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了分裂。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愿意通过互让解决问题，但我方报纸却没有如此传达。丘吉尔直接要求有一个完全反动的波兰。’‘俄罗斯要求所有殖民地人民获取独立。其他国家只强调自治外加托管政策。’‘英国内阁解散了。好。现在丘吉尔的反俄罗斯以及现状政策就将永远无法实现。’
“为什么呢？”
“伊芙就被窃报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卡特里娜。卡特里娜从他们家飞速赶来，到这一天终了前，艾拉书桌里所有的东西都到了卡特里娜手里，又从她手里传到布赖登之手，再从那里到了他的专栏里，然后到了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上。伊芙在她的书里声称是她撬开楼上艾拉书房里的红木书桌，找到奥戴写给他的信件，还有他的日记本，里面记着名字和序列号码，他服役时遇到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和地址。在爱国报界，她颇以此闻名。不过关于撬开书桌，我相信又是伊芙的炫耀，是在演戏，假扮爱国英雄——是她自夸，同时也许为了保全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名声，其实她为了维护美国民主会毫不犹豫撬开任何东西，但当时她丈夫正计划参加第一次众议院竞选。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还在世的人，你是唯一关心这故事的还在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后的任务。把艾拉的故事交给内森·祖克曼。”
“是我保释她出来。她在分局被登记入册后电话是打到我家的，找的是艾拉，不过是我到那里保她的。我开车送她到布朗克斯区，路上听她醉醺醺地痛斥那个有钱的母狗别想再摆布她。回家以后，我对艾拉说了整个经过。我跟他说，他一直在等待阶级战争爆发，猜猜在哪里爆发了？就在他的客厅。他对赫尔吉解说过马克思如何督促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处夺取财产，她就干这个去了。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
“他们把她带到了分局，把她登记入册，酗酒，妨害治安，非法入侵罪。伊芙回到烟雾缭绕的客厅，气得发狂，不知道该做什么，接着她看到有两个珐琅盒子不见了。她在墙边桌上收藏着一套漂亮的珐琅盒子。两个不见了，她打电话给警察局。‘搜搜她，’她说，‘有东西丢了。’他们查了赫尔吉的手袋。当然就在里头，那两个盒子，还有刻着伊芙·弗雷姆起首字母的银质打火机。后来发现她也从我们家偷过一个。我们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还到处边找边问：‘那个打火机到底在哪里啊？’后来赫尔吉进了警察分局，我这才搞明白。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讲给你听。你和艾拉对对方都很重要。”
“等警察来了，赫尔吉还在闹，劲头仍然很足——到了外面西十一街上，当众说：‘他妻子给他口交了吗？没有。是土包子给他口交的。’
“那就接着说吧。怎么收尾的？”
“赫尔吉说道：‘你怎么让我等了一个半小时？’伊芙看了她一眼就说：‘离开这里。’赫尔吉都没从沙发上起来。她看到伊芙手里的信封，说道：‘这封信里写了什么要花一个半小时？你给他写了些什么？你有没有为你是个多么糟糕的妻子道歉呢？你有没有为他没从你这里得到任何肉体满足而道歉呢？你有没有为你没给他男人需要的东西而道歉呢？’‘闭上嘴，你这蠢女人，马上离开这里！’‘你有没有为你从来没给他口交过而道歉呢？你有没有道歉说你不知道怎么弄呢？你知不知道谁给他口交呢？赫尔吉给他口交！’‘我要叫警察了！’‘好啊。警察会把你抓起来。我要给警察看——这里，这就是她如何给他口交的，像个完美的女士，他们会把你抓进监狱关个五十年！’
“帕梅拉，”他说，“帕梅拉·所罗门。帕梅拉吓坏了。是她从西尔菲德那里听说伊芙撬开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刚一获悉别人的灾祸时似乎通常会想到：这对我有何影响吗？我办公室里的谁谁得了脑瘤？那我就得自己盘点了。隔壁的谁谁那架飞机掉了吗？死于飞机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来处理我们的垃圾的。
“伊芙下楼给赫尔吉信时，她正躺在沙发上，穿着那件皮毛外套，戴着帽子，还在抽烟喝酒，不过此时她不哭了。到那时，她已经激动到某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她暴怒了。饮酒者失去控制，但这不是由于饮酒，也不会靠饮酒来止住。
“有一张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着泳衣，在池塘边。帕梅拉怕（其实她搞错了）这张照片也在那书桌里，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东西一起，怕伊芙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里，艾拉会到伊芙那里拿给她看，钉在她脸上说：‘看啊！’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伊芙会勃然大怒，说她是荡妇，把她丢出那房子。而西尔菲德会怎么想帕梅拉呢？西尔菲德会做什么？如果帕梅拉被驱逐出境怎么办？这是最坏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国是个外国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进艾拉的共产党困境中，最后上了报纸，她被驱逐出境，那会如何？如果伊芙因为她试图偷走她的丈夫而设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国又会如何？再见了，波希米亚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国礼仪那一套吧。
“赫尔吉穿戴整齐地到了，皮毛外套，最花哨的帽子，最好的一套衣服，带着按摩床。伊芙正在楼上写信，赫尔吉奉命等在客厅里。赫尔吉放下她走到哪里都带着的那张床。她等了又等，屋里有个酒柜，里面有漂亮的玻璃杯，于是她找到开橱子的钥匙，拿了个玻璃杯，找到伏特加，给自己倒了一杯。伊芙还在楼上卧室里，穿着晨衣，一封一封地写了又全撕掉，重新又写。她写给他的每封信都是不对的，而她每写一封，赫尔吉就又倒了一杯酒，又抽了一根烟。不久，赫尔吉就在客厅和图书室里四处逛，逛到了门廊，看着伊芙的照片，照片里她还是个年轻美丽的电影明星，还有艾拉、伊芙和纽约前市长比尔·奥德威尔的合影，和现任市长英佩利特里的合影，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再点上一支烟，想想这个有钱有名有特权的女人。想想她自己，她过的苦日子，就越发为自己难过，喝得是越来越醉了。虽然她块头大力气大，也竟然开始啜泣起来。
“帕梅拉对艾拉的共产党困境对她构成的危险和国家气氛的估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处处都是指控、恐吓和处罚的气氛。特别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看上去很像满是恐怖的民主集体迫害。危险四伏，帕梅拉这样恐惧也是正当的。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种恐惧合情合理。因此，作为对她的恐惧的反应，帕梅拉对这困境使上了她可观的才智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艾拉没错，过去就发觉她是个机敏清醒的年轻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后来，十月的一个早上，伊芙一个人在家，又绝望又恐惧，想起来要让赫尔吉亲手给艾拉送一封信。她打电话给在布朗克斯的她，对她说：‘给我叫辆出租车来。我给你钱。然后你去纽瓦克把信带去。’
“帕梅拉找到伊芙，告诉她说两年前一个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车里，正要去乡下，他跟她说伊芙已经去了，问她何不上车一起去那里过一天。天气又热得可怕，她就没费神好好想这事。‘好吧，’她说，‘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们就一起开车到了锌镇，他们到了以后，她发现伊芙不在那里。她尽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借口，甚至还穿上泳衣，和他去游了泳。就是那时，他拍了那张照片，要诱奸她。她哭了，竭力甩开他，告诉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对不起伊芙的事，然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回纽约的火车。因为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没把他这次的挑逗行为说出来。她怕如果她不这样做，人人都会怪她，认为她是个荡妇，而她不过和他坐了同一辆车而已。人们会为她让他拍了那张照片而骂她。没人会听她这方面的经历。倘若她敢说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会用可以想见的每种谎言压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范围，出于良知，她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这个身躯庞大、金牙齿的女人很能逗乐洛兰，染过的金发乱糟糟扎了个圆髻，带着按摩床冲进我们家，说起话来声音尖锐，带着爱沙尼亚口音。赫尔吉在洛兰的房间给艾拉按摩，她总是大笑。我记得有次她对他说：‘你和这些人处得很好，是吗？’‘为什么不呢？’他说道，‘他们又没什么不对劲的。’就是那时我想到也许我们犯了个最大的错误，没让他娶唐娜·琼斯，没让他在美国中心区域工作，没什么叛逆地去生产软糖，和他的前脱衣舞娘一起养育一个家庭。
“随之发生的是在一个下午，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弟弟正在那里等我。他在走廊里，正给认出他的几个老师签名，我打开锁，他进了办公室，在我书桌上丢下一个上面写着‘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报》。里面还有第二个信封，这一封是写给‘铁林’的。伊芙的笔迹。她的蓝色仿羊皮纸文具。《工人报》的办公室经理是艾拉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开车到锌镇把这封信送给他。
“于是——没事发生，还是没事发生，艾拉开始在纽约找一所自己的公寓……就在那时出事了——但是和赫尔吉之间。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对伊芙讲了她的故事以后，伊芙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击。她穿戴整齐，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价值百万美金、梦一般的黑天鹅绒礼服，上面镶着白色蕾丝花边，脚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带面纱的黑毡帽，不是走到‘21’俱乐部去和卡特里娜共进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报》办公室。《工人报》在大学区，距西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伊芙坐电梯到了五楼，要求见编辑。她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她从猞猁毛皮手笼里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写给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殉难英雄，’她说道，‘人民的艺术家和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过身，走了出去。虽然她在任何反对面前都是备受折磨而且胆怯，但是在她满怀义愤、错当自己为贵妇人的日子里，她也可以是很蛮横的，让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这些变形——她也不喜欢中间路线。情感的彩虹上，不论哪一端吧，其过量无度才具说服力。
“真是大胆，让人叹为观止，绝对符合她的个性。伊芙被逼急了就什么都说；卡特里娜则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都敢说。言过其实，歪曲，公然捏造——正是她的才干和技巧。也是她丈夫的。和乔·麦卡锡的。格兰特不过是有背景的乔·麦卡锡而已。毫无疑问。麦卡锡的谎言会以和这两位一样的方式被人揭穿，这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机尾射手乔’不能全部掩饰他的乖戾；我一直认为，麦卡锡仅仅藏身在他的劣根性之中，而格兰特夫妇和他们的劣根性根本就是一体的。
“办公室经理拿到信，开上他的车，把信带给了艾拉。艾拉在被解雇以后就一个人住在锌镇。每周开车到纽约和律师商谈——他要起诉广播公司，起诉节目赞助商，控告《红色路线》。到了城里，他顺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头回心脏病发作，卧床在家，在上西区。接着他就到纽瓦克来看望我们。不过，艾拉通常是在木屋里，满腔气愤，思索着，又身心疲惫，处于深深的困扰之中，为碰到过矿下事故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做晚饭，和他一起吃饭，对着他大谈他的事，而他一半心神并不在那里。
“一个周六的早上，居然是西尔菲德和她的竖琴上了《范塔索和格兰特》节目。我觉得让西尔菲德做节目嘉宾是特别照顾伊芙，让继女免受继父的丝毫牵连。布赖登·格兰特采访了西尔菲德，她讲了在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趣事，接着西尔菲德为听众演奏了几曲，随后卡特里娜又滔滔不绝展开每周一次对艺术界现状的谈话：那个周六，是漫无边际地幻想音乐界对年轻的西尔菲德·彭宁顿未来的展望，以及已然在增长的对她首场独奏会的期望。卡特里娜说到她安排西尔菲德为托斯卡尼尼演奏后，他是怎样怎样说这位年轻的竖琴演奏者的，后来她又安排西尔菲德为菲尔·斯皮特尔尼演奏，他又说了这个那个。音乐界里不论其知名度高低，没有一个她不用到的，西尔菲德根本没为任何一位演奏过。
“艾拉是在拿到伊芙给他的信的那天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读了信。这封信现在和其他艾拉的文件一起放在我的公文柜里；我不能将它译述出来，因为这样就看不出它的好。长达三页。措辞激烈。明显是一气呵成，运转自如。辛辣尖刻，骇人的文字，却写得完全彻底。伊芙在盛怒之下，在印着她姓名的蓝色便笺纸上写下的文字，还颇是个新古典主义者。这些对他的严厉斥责若以夸张的英雄双行体结尾，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她接着写来一封信，我给标上‘查无此人’，经艾拉同意，也没打开就退了回去。第二封信我同样处理。自那以后，电话和信都没了。有一阵好像是这场灾难结束了。伊芙和西尔菲德到斯塔茨堡去和格兰特夫妇过周末。她一定和他们聊了不少艾拉的事——可能还说到过我——也听了不少所谓共产分子阴谋的消息。不过还是没什么事，我开始相信就会没事了，只要他还是她正式的丈夫，格兰特夫妇会觉得如果丈夫被《红色路线》揭露，被开除的话，妻子这方也会有一点危险。
“记得哈姆雷特咒骂克劳狄吗？第二幕里，就在那戏子国王讲过普里阿摩斯的杀戮之后，有这么一段，记得吗？在那段独白的中间，是这样开始的：‘我啊，只算得是游民，是农奴罢了！’‘血腥的，荒淫的奸贼！’哈姆雷特说道，‘狠心，奸诈，淫荡，没人性的奸贼！仇要报，恨要雪！’伊芙那封信的要旨大致是沿袭了这些：你知道帕梅拉对我的意义，一天晚上我对你吐露过帕梅拉对我的全部意义，只对你一人。‘自卑情结’。这就是伊芙描述的帕梅拉的问题。有自卑情结的女孩，远离家乡、祖国和家庭，伊芙监护的人，伊芙有责任照顾她、保护她。然而，正如他丑化了所有他染指的事物，他狡诈地企图把帕梅拉·所罗门这样的女孩变成一个像唐娜·琼斯小姐一样的脱衣舞表演者。伪造借口引诱帕梅拉到了那处偏远的下流地方，像个变态者一样对着她穿泳衣的照片垂涎，用他那猩猩般的爪子紧扣住她毫无防备的身体——就为了纯粹的满足，把帕梅拉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妓女，以他能想出的最虐待狂式的方法羞辱了西尔菲德和她自己。
“嗯，事实是艾拉和我们一起时从来没提到过西尔菲德的独奏会。他满脑子担忧的都是黑名单的事，还顾不上西尔菲德的独奏会。我怀疑伊芙跟他说的时候，他到底听进去没有。听完她这个电话，我倒要想了，她到底跟他说过吗。
“她告诉他，但是这次你走得太远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她说，你如何作为伟大的奥戴的门徒，惊叹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现在我明白了你从《君主论》里学了些什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要说服我，你所做所说的每件事，都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无情、败坏的马基雅弗利式人物，毫不在意对与错，只信奉成功。你试图强迫这位有自卑情结、有才干的漂亮年轻女人和你性交。你为什么不试试和我性交，以此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我们相识之时，你一个人住在下东区，流氓无产者的肮脏怀抱里。我给了你一所美丽的房子，屋里满是书籍、音乐和艺术。我给了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漂亮书房，帮你建起图书室。我把你介绍给曼哈顿最有趣、最智慧、最有才能的人，带你进入这个社交圈，你从没梦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圈子。我尽我所能要给你一个家。是，我是有个苛刻的女儿。我有个很麻烦的女儿。我知道。可人生本就充满要求。对于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生活就是要求……以这样的语调如此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很费力，带着哲学思辨，是深思熟虑过的，有理性，热诚懂理——直到她以此恐吓收尾：
“我该说什么？如果我提醒她这件、那件事，或者其他的事，又会有什么改变？她是选择性健忘，擅长把麻烦的事当成无关紧要的。失去记忆地生活是她的生存方式。她全明白了：艾拉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她相信她有责任诚实地告诉他在市政厅独奏会的事以及所需要的一切。
“既然你躲在你的模范哥哥家里时，他不让我和你讲话，或是写信给你，我就通过你的同志来和你联系。共产党好像比任何人都更能接近你和你的心，虽然这心也不过尔尔。你就是马基雅弗利，指挥大师的典范。那么，我亲爱的马基雅弗利，既然你仿佛仍不懂得你为了能随心所欲而对另一个人做下的任何事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是时候来教教你了。
“她知道她什么地方错了。她说，她知道艾拉为什么躲在纽瓦克：因为她跟他说了西尔菲德的独奏会。艾拉本来就够嫉妒西尔菲德了，他无法让自己适应她就要开独奏会了。不过伊芙决定告诉他，她相信她有责任让他事先知道独奏会需要的一切。因为不只要租演奏厅，不只是出席和演奏——这是一种制作。像一场婚礼。是场盛事，之前要耗掉演奏者一家几个月的时间。整整下一年，西尔菲德自己要做好准备。演出要够上独奏会的资格，就需演奏至少六十分钟的音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单是挑选曲目就是浩大的工程，这还不单是对西尔菲德一个人而言。会不停地讨论西尔菲德首曲该演奏什么，结束曲该是哪个，室内乐该选哪一篇，伊芙想让艾拉有所准备，这样每次她丢下他一个人，去和西尔菲德坐下来讨论节目的时候，他就不会发狂。伊芙要他预先知道他作为家庭里的一个成员，需要忍耐些什么：会有宣传活动，会受挫，有危急时刻——西尔菲德会像所有其他年轻演奏者一样紧张，想退出。不过，伊芙也想艾拉知道最后是值得的，她想让我告诉他。因为西尔菲德需要有一场独奏会才能有所突破。人都是傻的，西尔菲德说。他们喜欢看到高个金发苗条的竖琴演奏者，而西尔菲德恰好不是高个金发苗条的人。但她是位非凡的音乐家，这场独奏将彻底证明这一点。独奏会将在市政厅举行，伊芙负担费用，西尔菲德将由她过去茱莉亚学院的老师指导，她同意帮她准备，伊芙要请她所有的朋友参加，格兰特夫妇答应确保报界评论家都出席，伊芙可以肯定西尔菲德的演出一定精彩，会得到精彩的评论，伊芙自己也可以到处找寻评论者，包括索尔·赫约克。
“内森，记得我办公室里那张椅子吗，在书桌边上——那张让人感觉如坐针毡的椅子？我检查你们的作文，你们就坐在上面流汗。我看那封信的时候，艾拉就坐在那里。我问：‘你真的勾引过那个女孩吗？’‘我和那女孩有过六个月的关系。’‘你干了她。’‘很多次，默里。我以为她爱上我了。她竟这样，我很惊讶。’‘那你现在呢？’‘我过去是爱她的。我想和她结婚，和她建个家。’‘哦，这就好多了。你不思考，是吗，艾拉？你就是去行动。行动，就这样。你大喊大叫，和女人性交，你采取行动。六个月来，你和她女儿最好的朋友性交。她的干女儿。她监护的人。而如今有事了，你就“惊讶”了。’‘我爱过她。’‘直说吧。你爱干她。’‘你不明白。她来到小木屋。我迷上了她。我是惊讶。她的行为绝对让我惊讶！’‘她的行为。’‘她把我出卖给我妻子——而且这过程中她还说了谎！’‘是吗？所以？让你惊讶的那部分是什么呢？你这样就有麻烦了。你妻子要给你大麻烦了。’‘是吗？她要做什么？她已经做过了，和她的伙伴格兰特夫妇一起做的。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很潦倒了。她要弄成性关系上的事，你知道，但不是那么回事。帕梅拉知道不是这样的。’‘嗯，可现在就是这样了。你被人发现了，你妻子断言会有新后果。会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剩下。这样愚蠢，’他对我挥舞着那封信说道，‘亲手送信到《工人报》。这就是后果。听我说。我从没做过一件帕梅拉不想做的事。她不再要我的时候，我痛苦极了。我一生都梦想有这样一个女孩。让我痛苦极了。但我还是做了。我走下那楼梯，走到街上，留下她一人。再没打扰过她。’‘那么，’我说，‘即使如此，虽然你体面绅士地告别了和你妻子的干女儿混在一起的六个月，但你还是有点麻烦了，我的朋友。’‘不，帕梅拉才有麻烦！’‘是吗？你又要行动了吗？你又要不假思索就行动吗？不行。我不会让你做的。’
“不过在那之后，没发生什么事。艾拉回到节目中，同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没再提过回西十一街的事。赫尔吉一周三次来给他按摩，也没再发生什么。很早的时候，伊芙打过电话来，但是我接过电话告诉她艾拉不能和她讲话。她问我能和她讲话吗？我起码能听听她讲吗？我说好。还能怎么做？
“我不让他做，他也没做什么。现在，很难说这封信给了伊芙多少写作的原动力，让她匆忙写了那本书。不过，如果伊芙是在寻找动机真正全力去做那件她生来要做的失去理性的大事，那么她从帕梅拉这里得到的东西并不会伤到她。她嫁过米勒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随后嫁给彭宁顿这样的同性恋，接着是弗里德曼这样狡猾的人，再就是艾拉这样一位共产党，你会以为无论她对非理性的压力负有何等的义务，她都已履行了。你会以为只要她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和相配的手笼去了《工人报》，她或许就已了结了‘你怎么能对我这样？’最糟糕的部分。但是没有，伊芙的命运一直是把她的无理性推至高之又高的高度——就在这时，格兰特夫妇又出现了。
“我记得听到人群里有个人，一个男的，冲上来问道：‘他们在干什么啊，拍电影吗？那不是……她叫什么来着？玛丽·阿斯特是吗？’我记得当时我想她永远也不会结束。电影，舞台，广播，眼前又有这个。青春逝去的女演员最后的伟大事业——当街叫喊她的恨意。
“是格兰特夫妇写的那本书。这是双重代写。封面上用的是布赖登的名字——‘布赖登记录’——因为这与放上温切尔的名字几乎无异，但其中流露的是他们两人的才能。伊芙·弗雷姆知道什么共产主义？她和艾拉去过的华莱士聚会里有共产党。《自由勇敢者》里有共产党，到过他们家，和他们吃过晚饭，那些晚会上也都在场。这一小群和节目有关的人很想要尽可能多地控制节目。私底下保密，爱搞阴谋那一套——雇用志趣相投的人，尽其所能影响剧本的意识形态倾向。艾拉就和阿蒂·索科洛坐在他的书房里，努力往剧本里塞进所有能放进去的陈词滥调，以及所有的所谓进步情绪，篡改剧本，不论什么历史背景，就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垃圾都插进去。他们以为会改变公众的思维。作家不仅要观察记述斗争，还应该加入斗争。骗人的大话。宣传。但是宪法并不禁止骗人的大话。那年代的收音机里都是这一套。《扫荡犯罪集团人员》，还有《你的联邦调查局》。凯特·史密斯演唱《主佑美国》。甚至还有你的偶像科温——宣传理想化的美国民主。最终就没什么不同了。艾拉·林戈尔德和阿蒂·索科洛不是间谍特工。他们是宣传特工。有所区别。这些人是蹩脚的宣传家，唯一可与之抗争的规则只有美学，即文学趣味。
“这一次，戏就不是演给我那个小家庭看了。这次是五十多个人，正走进车站，看到以后就站住不动了。这位对高雅端庄如此极度重视的王后般的人物，丝毫不觉得不安，举起两手对着天空，对着纽瓦克市区所有的人，大大抒发她的悲哀。一位全然受抑制、被约束的女人——如今全然脱离了约束。要么是有约束，被耻辱感束缚；要么就是全无约束，毫无羞耻。从来没有中间状态。‘你骗了我！我恨你！我鄙视你！你们两个！你们是我认识的最坏的人！’
“还有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对这个组织控制权的争夺。大量的争吵，可怕的暗斗，不过这是全国范围的。在我的工会里，差不多在每个工会，都有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一派争夺控制权。艾拉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他和人通电话，天知道他还能大喊大叫。当然是在她面前说的。艾拉说什么就是什么。党不是艾拉辩论的场所。不是讨论会社。不是公民自由联合会。‘一场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场革命。他认真对待这辞令。你不能自称是革命者，却不严肃奉行。这不是伪造的。而是真实的。他很重视苏联。艾拉在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里是认真的。
“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前停下车，我们都下了车，艾拉面无表情、冷冰冰地对她说：‘回纽约去吧。’她说：‘你不一道来吗？’‘当然不。’‘那你为什么坐到车里了呢？为什么跟我一起到了车站呢？’她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一直微笑呢？因为她相信她赢了，艾拉要和她回曼哈顿去？
“大部分这些事我从没见艾拉干过。我确信你也从没见艾拉干过大部分的事。可是伊芙对这些是一点也没看见。她对所有这些都不在意。现实是伊芙所不在乎的。这女人很少关注她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对于生活，她是十足的外行。那对她而言太粗俗了。她的心思从来不在共产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上。她的心思从不在任何在场的事情上，除了西尔菲德在场的时候。
“我得告诉你我是看着这个发生的，我知道有事要发生，但并不会加快伊芙目标的实现，所以我没像我的小女儿那样目瞪口呆。洛兰大哭起来，多丽丝说：‘把她赶出去。’我和艾拉把伊芙从地上抬起来，带到门廊，下了楼梯，开车送她到了宾夕法尼亚车站。艾拉坐在前排我旁边，她就坐在后面，仿佛全忘了发生的事。去火车站的路上，她脸上一直挂着那个微笑，对着镜头摆出来的那种。微笑之下什么都没有，没有性格，没有过去，甚至没有悲伤。她只是横亘在她脸上的那东西。她甚至不是孤单的。没有人孤单。她终其一生逃避的耻辱出身不论是什么，结果都是这样的：她成了一个生命已从自己身上逃离出去的人。
“‘记录’的意思是整个恶毒的故事都是格兰特夫妇凭空捏造出来的。全然不是为了伊芙，尽管卡特里娜和布赖登痛恨艾拉，但也不仅是为了摧毁他。对艾拉造成的影响是他们的部分乐趣，但远不止于此。格兰特夫妇捏造这些是为了让布赖登借广播界的共产主义问题进入众议院。
“我过去跪在伊芙身旁。好吧，我想，如果他想做的是回去，如果这是他还嫌不多的，他就要得到了，很明确。‘好了，’我对她说，‘来，起来吧。到厨房去，给你弄点咖啡吧。’就在那时伊芙抬起头，看到多丽丝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本来在读的那本杂志。多丽丝穿着卧室里的拖鞋和家居装束，样子要多平常，有多平常。我记得她的脸上一片空白——当然是惊呆了，但绝不是嘲笑。然而，单是她的在场就已经对伊芙·弗雷姆演出的这出高雅戏剧开了火，那可是伊芙的生活，她竟对此提出了质疑。‘你！你看什么呢，你这丑恶的歪身子的小犹太人！’
“那种写作风格。《美国杂志》式的散文体。外加卡特里娜的句法。还有卡特里娜的感性。整本书都有她的风格。我立刻就知道伊芙没写这个，因为伊芙不会写得这么差劲。伊芙太精通文学，读过太多书。她何以会让格兰特夫妇写她的书呢？因为她一贯让自己差不多是被所有人左右。因为强者的能力是骇人的，弱者的能力也是骇人的。都是骇人的。
“我们聪明伶俐、刚刚绽放青春的小洛兰原来在她的房间做作业。她穿着睡衣来到客厅和大家道晚安，却看到就在她自己家里，站着这位明星，她每周都在美国广播剧场上听她的节目。这位情绪激动的名人正毫不掩饰地展露她的生活。在我们家客厅地板上上演了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所有纷乱和伤心。艾拉让伊芙站起来，可当他试图去扶起她时，她抱住他的腿，发出的哭嚎声让洛兰张大了嘴。我们带洛兰去罗克西剧院看过舞台剧，带她去过海登天文馆，我们开车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可是说到奇观异景，这才是她童年的顶点。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于一九五二年三月出版，那时格兰特已经宣布了他的候选资格。接着，十一月，艾森豪威尔大胜，他也一并被推进了众议院，作为纽约第二十九区的代表。无论如何，他总会被选上的。他们的广播节目是人们最爱的周六早晨节目，那个专栏他也写了多年了，他背后还有哈姆·菲什，他毕竟也是格兰特家族的，是美国总统的后裔。我仍旧怀疑若不是为了‘格兰特内幕’协助揭发并从广播公司清除的名人赤色分子，乔·麦卡锡自己会不会到达切斯县在他身旁亮相。所有的人都在波基普西为他开展竞选运动。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在那里。赫斯特报系所有的专栏作家都是他的好友。所有憎恨罗斯福的人，在对共产党的诋毁中找到了详尽逼迫民主党方法的人都在。伊芙要么是不知道她被格兰特夫妇利用去做了什么，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她知道，但是她不在乎，因为她做过攻击者了，她感到自己如此有力又勇敢，最终回击这些怪物了。
“就在那晚，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以后，楼下门铃响了。她雇了辆出租车开到了纽瓦克。她的脸憔悴，像鬼一样。她跑上楼梯，看到多丽丝和我一道站在楼顶过道上，她脸上闪过一个微笑，是演员在现场能露出的那种笑容——好像多丽丝是个影迷，等在电影厂门外，就为了抓拍一张照片。接着她从我们身旁过去，艾拉就在那里，她又跪下了。又像那晚在木屋里一样惊人的动作。又是哀求。一遍遍重复，滥施恳求。贵族式矫饰出来的庄重，这种荒谬，不觉尴尬的行为。‘我恳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做！’
“然而，她既然了解艾拉，又怎能出版了这本书却不认为他会有所举动呢？这可不是写到锌镇的三页纸的信。这是在全国畅销的书，影响很大。这东西具有成为畅销书的一切因素：伊芙有名，格兰特有名，共产主义是当时在国际范围内的危险。艾拉自己不如他们两个出名，虽然这本书保证他不会再在广播界工作了，结束了他这段偶然的职业经历，但这本书高居榜首五六个月，因此艾拉从没像这样惹人注目过。伊芙一击之下，就去除了她自己生活的个性，赋予共产主义幽灵一张人类的面孔——是她丈夫的面孔。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我和共产党人共眠，共产党折磨我的孩子，全美国都在听广播里一个共产党人的节目，没有怀疑过他，而他是扮成爱国者的样子。书里写了这个邪恶的两面派恶棍，里面有真正明星的名字，冷战大背景——无疑这会成为畅销书。她对艾拉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可以赢得广大公众的注意。
“辩论持续了五个晚上。五个晚上，他都沉默不语。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沉默。如此宁静。最后，多丽丝转过来对着他说道：‘艾拉，我们能说的就这些了。每件事都讨论过了。这是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妻子，你的婚姻。是你的广播节目。现在该由你来决定了。看你的了。’他说：‘如果我能守住我的岗位，如果我能不被扫到一边丢进垃圾桶，那么我就不必坐在这里担心我的正直问题，而是为党做得更多。我不担心丢面子，我担心的是战斗力的问题。我想做事情。我要回到她身边。’‘这行不通的。’我说。‘可以的，’他告诉我，‘如果我脑子里清楚知道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就会确保它行得通。’
“点出其他与艾拉节目有密切联系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也无妨。冷战带来的多疑，其来源之一正是潜在的反犹主义。因此，伊芙在格兰特夫妇的道德指导之下——他们自己正如理查德·尼克松一般热爱无所不在的惹麻烦的左翼犹太人——对美国非犹太人的指证，在纽约和好莱坞，广播界和电影界，隐藏的共产党人十有八九是犹太人。
“可是，几周过去了，艾拉越来越不相信我说的是对的，多丽丝也这么认为。内森，也许我是不对，也许，如果他为了自己所算计的原因回到伊芙身边，她的光环、她的声望、她的关系可以合力挽救他和他的事业。这是可能的。可是靠什么从这场婚姻中挽救他呢？每天晚上，洛兰回她房间以后，我们就坐在厨房里，我和多丽丝一遍遍讨论同一个理由，艾拉就听着。我们聚在餐桌旁喝茶，多丽丝会说：‘他忍受她的胡闹也有三年了，有时候没有正常的理由，他也忍了。如今总算有个正常的理由了，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忍三年呢？不论动机如何，是好还是坏，他一直以来从没急着真正结束这场婚姻。既然现在做她的丈夫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他为什么要急着结束婚姻呢？如果他能挽回一些利益，至少他和这两位荒诞的结合就不会是白费一场力气了。’我说：‘如果他回到这个荒诞的组合，他会被它摧毁。这关系也不只是荒诞。其中一半时间他很痛苦，不得不到这里来睡。’多丽丝又说道：‘他上了黑名单会更痛苦。’‘无论怎样艾拉最终都会上黑名单。他口不择言，再加上他的背景，他逃不过去的。’多丽丝说：‘你怎么就能确认每个人都会这样呢？整件事一开始就很不合理，没有道理——’我说：‘多丽丝，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十五或二十个地方了。总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等发生了，我们就知道她站在哪一边了。不是他这一边，而是西尔菲德那边——保护西尔菲德不受他的事的影响。我说还是了结这婚姻和它带来的不幸，接受他不论身在何处终会上黑名单的事实。如果他回到她身边，他会和她打架，和她女儿斗争。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会让事情更糟。’‘伊芙吗？明白什么？’多丽丝说，‘现实似乎一点也引不起弗雷姆小姐的注意。现实何以如今倒出头了？’‘不是，’我说，‘冷嘲热讽地利用他人，寄生虫般诈取他人利益——都太有辱人格，本身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也是因为艾拉做不了。他直率，冲动，直接。脾气暴躁，他做不到。等她发现他在那里的原因，她会把事情搞得更痛苦、更混乱。她不必自己去弄明白——有人会为她做的。她的朋友格兰特夫妇会的。说不定他们已经做了。艾拉，如果你回去，你会做什么来改变你和她生活的方式呢？你得当个拍马屁的，艾拉。你行吗？就你？’‘他只会机灵点，自己过好。’多丽丝说。‘他做不到机灵和自己过好，’我说，‘他永远都“机灵”不了，因为那里每件事都让他发疯。’‘可是，’多丽丝说，‘失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在美国为他的信仰接受惩罚，他的敌人占据上风，这会让艾拉更疯狂。’‘我不喜欢那样。’我说。多丽丝也说：‘你一开始就不喜欢的。如今你在利用这个让他做你一直想要他做的事。胡说什么利用她。利用她——她就是这个用处嘛。没有利用，那婚姻还算什么？婚姻中的人被利用一百万次以上。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地位，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钱财，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外貌。我认为他该回去。我认为他需要一切他能得到的保护。正是因为他冲动，因为他脾气暴躁。他正身处一场战争之中啊，默里。他遭到攻击。需要掩护。她就是他的掩护。因为彭宁顿是个同性恋，她难道不是彭宁顿的掩护吗？眼下就让她做艾拉的掩护吧，因为他是赤色分子。让她为什么事派点用处吧。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他扛过那架竖琴不是吗？他为她做了他能做的。现在让她做她能为他做的事吧。如今，运气使然，纯粹出于环境需要，这两个人最终总算能做点除了抱怨艾拉和相互争斗以外的事了。她们甚至不需要有此意识。不需付出努力，就能帮上艾拉。这又有什么错呢？’‘他的荣誉有问题了，错就在这里，’我说道，‘他的正直就有危险。这都太让人羞愧。艾拉，我和你为加入共产党的事吵过。为斯大林和苏联吵过。我和你争论，但于事无补：你对共产党很忠诚。那么，这种折磨就是忠诚的一部分。我不愿想象你奴颜婢膝的样子。也许是到了丢弃所有羞辱人的谎言的时候了。这婚姻是个谎言，那政治党派也是个谎言。两者都使你大大小于真实的你。’
“但是她竟认为这位好公然攻击他人的暴躁的人竟不会作任何回应？这个人过去常在她的餐桌上进行激烈争论，在他们家客厅里横冲直撞对着人咆哮，而且终究是个共产党人，知道何为采取政治行动，已经牢牢控制了他的工会，重写了索科洛的剧本，胁迫索科洛这样蛮横的人——她以为他现在没有任何举动吗？她难道一点都不了解他吗？那么她在书里的描写又如何呢？如果他是马基雅弗利，那么他就是马基雅弗利。人人都奔跑躲避。
“我对他说：‘你和其他人一样要由这事来决定了。你会和其他人一样或者被记下或者不被记下。你娶的这个女人不会保护你回避即将发生的任何事，也不会保护你的节目，或者其他任何他们决定要消灭的人。迫害赤色分子的人在行动中了。没人能长期骗过他们，哪怕是有四重身份。不论有没有她，他们都会抓住你，但是没有她，你起码可以在危急时刻不被无用之人所阻碍。’
“她想，我真发火了，帕梅拉的事，赫尔吉的事，都让我生气，还有整修小木屋的事，对西尔菲德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我要让这个荒淫无耻的马基雅弗利混蛋注意起来。哈，真没错，她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根热棒子捅进他的屁股显然会惹恼他。对那样的屁事，人们是不会愉快地听之任之的。人们不喜欢在畅销书榜上看到对自己的揭露，而且那些指责还是错误的，也不必非是艾拉·林戈尔德才会发怒。才会采取行动。只是她从没想到过这个。促成她计划的义愤，还有其无可责难之点，都让她不能想象任何人会对她做任何事。她所做的不过是报了宿仇。艾拉做了所有可怕的事——她仅是用她这边的故事来反驳他。她做了最后一击，她认为唯一带来的后果是她该得的那些。应该如此——她做过什么了？
“我坐上车，开到木屋。过了一晚，次日清晨带他回到纽瓦克。伊芙每晚都打电话到我们家，求他回去，但是他对她说就这样了，他们的婚姻结束了，电台重新开始播放《自由勇敢者》后，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坐车去纽约工作。
“同样的自欺，曾给她带来过多少痛苦，在和彭宁顿、弗里德曼、西尔菲德、帕梅拉、格兰特夫妇的事上，甚至还有和赫尔吉·帕恩——最终，这种自欺毁了她。我高中教莎士比亚的老师称此为悲剧性缺陷。
“就在那时艾拉给我打了电话。他对我说：‘我不相信。给她找那里的房子——我不理解。’‘我理解，’我说，‘对于不会好好养育孩子的妈妈来说，一切都是没有尽头的。艾拉，是时候离开，该走向下一个荒诞了。’
“一个伟大的目标控制了伊芙：她自己的目标。她的目标，体现为假借无私斗争的崇高名义，从赤色浪潮中拯救美国。人人都有失败的婚姻——她自己就有四次。但是她还需要不同于他人。她是明星。她要表明她也是重要的，有头脑，有力量去斗争。这个演员铁林是谁啊？我才是演员！我才是有名的那个，我拥有这名字的力量！我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对待的弱女子。我是明星，该死！我的婚姻不是平常的失败婚姻。而是明星的失败婚姻！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我和女儿陷在这可怕的困境中。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那些下跪哀求‘我恳求你’等等。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他那位有颗金牙、喝得醉醺醺的妓女。应该比这更崇高些——而且我必须是无可责难的。她拒绝承认这其中人之常情的部分，把它变成夸张刺激的东西，错误，但是畅销。我因为共产主义失去了我的丈夫。
“伊芙离开以后，花了一个下午为西尔菲德在苏塞克斯镇找一处夏天住的房子。
“而说到那本书真正的内容，它实际所达成的东西，伊芙一无所知。为什么对公众把铁林描绘成危险的苏联间谍特工呢？是为了让另一个共和党人入选众议院。让布赖登·格兰特进众议院，把乔·马丁放上发言人的位置。
“四小时后，他知道了她去了哪里。他接到牛顿经营房地产的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要找弗雷姆小姐，他告诉她弗雷姆小姐不在，她就问他可否带话给弗雷姆小姐——他们看的那两处漂亮的农舍可以买了，随便哪一个都很合适她女儿，她下周末可以带他们去看房子。
“格兰特最终十一次当选。在国会中是位要人。卡特里娜成了共和党在华盛顿的女主人，艾森豪威尔年代里一直是社交权威之秀。对于一位满怀妒意和自负的人来说，这世上再无比决定谁坐在罗伊·科恩对面更有意义的工作了。在华盛顿晚宴的等级焦虑中，卡特里娜之对抗才能，她那种纯粹嗜血的精力，出于对权威地位的爱好——把统治阶级自己应得的甜点奖赏给他们，或者不给他们——都在此找到了……绝对统治权，我想是这个词。那女人以卡利古拉式的专横残暴，列出邀请名单。她在首都引起一阵阵震颤。在艾森豪威尔之下，后来又在布赖登的导师尼克松之下，卡特里娜凌驾华盛顿社交界，就如恐惧自身。
“他用的巧计后来怎样了呢？他听到她称新扩建的房间为‘西尔菲德的房间’，这扼杀了他的巧计。他听到她在外面和挖土的人说‘西尔菲德房间这样’、‘西尔菲德房间那样’，她容光焕发地回到屋里，很快乐，艾拉却已经变了。‘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问她，‘你为什么说那是西尔菲德的房间？’‘我没这么说啊。’她说。‘你说了。我听见了。那不是西尔菲德的房间。’‘好吧，她会住在那里。’‘我以为不过是间大后房，新的起居室。’‘可是有长沙发啊。她住那儿，睡长沙发吧。’‘会吗？什么时候？’‘哦，她来的时候啊。’‘可是她不喜欢这里。’‘可是房子整修漂亮了，她就会喜欢了。’‘那就见鬼去吧，’他说道，‘这房子不会漂亮了。这房子会很差劲的。去他妈的这工程。’‘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为什么对我女儿这样？艾拉，你怎么回事？’‘完了。不装修了。’‘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受不了你女儿，你女儿也受不了我——这就是为什么。’‘你怎么敢说针对我女儿的话！我要离开这里！不待在这里了！你这是虐待我女儿！我不允许！’她拿起电话叫了辆本地出租车，不出五分钟就走了。
“一九六九年，大家突然开始猜测尼克松会在白宫给格兰特安排个位置时，这位国会议员丈夫和女主人作家妻子登上了《生活》杂志封面。不，格兰特永远成不了霍尔德曼，但是最后他也因为水门事件翻了船。把命运与尼克松联在一起，面对所有不利于他领导的证据，在众议院为他辩护，直到他辞职的那个早晨。格兰特就是因此在一九七四年落选。不过，他一开始就在效仿尼克松。尼克松有阿尔杰·希斯，格兰特有铁人。为了在政界迅速取得显要地位，他们每人都有一位苏联间谍。
“恐惧。那个年代特有的深深恐惧，不信任，怕被发现而忧虑不安，生命和生计处于威胁之下的焦虑。艾拉是不是真相信留住伊芙就能保护他？可能不是。但他又能做什么呢？
“我在C-SPAN电视台上看到卡特里娜参加尼克松葬礼。格兰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后来她也死了。她和我差不多年纪，可能大一两岁。在约巴林达市举行的葬礼上，降着半旗，国旗飘扬在棕榈树间，背景是尼克松的出生地，但卡特里娜在这里仍旧是我们的卡特里娜，她头发白了，消瘦了，但还是那个要劝人从善的人，和芭芭拉·布什、贝蒂·福特、南希·里根攀谈。生活仿佛从来没能迫使她承认丝毫她的虚荣做作，更不要说是放弃了。她仍决心做正确行为的全国权威，对执行正确事物是极端严厉。看到她在那里和我们另一位伟大的道德指路人参议员多尔交谈。她认为她说的每个词都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仍然不注意缄默内省。仍旧在监察别人正直与否。毫不悔改。非常顽固，而且还炫耀这个荒谬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愚蠢是无药可救的。这女人就是道德野心及其有害性和荒唐性的化身。
“那时他已开始崩溃，只是我没意识到。他也没有意识。他以为他很机灵，你知道，以为他能用计应付过去。可是病痛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精神消沉，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强壮的一部分，而是他体内正垮掉的那部分。他以为顺着她的口味来就能减少摩擦，就能保证她会保护他免上黑名单。如今他怕因为发脾气而失去她，因此他开始让她那些不现实的东西在他这里自由泛滥，以求保住他的政治生命。
“格兰特夫妇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艾拉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美国吗？民主吗？若爱国主义成了追逐私利、自我牺牲、自我崇拜的托词……你知道，我们从莎士比亚那里知道讲述故事时对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可放任你幻想的态度。我不是莎士比亚，但我还是鄙视那个受雇诽谤他人的文人和他的妻子，为了他们对我弟弟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毫不费力，支使伊芙就像支使一只狗去前门廊拿报纸。记得格洛斯特怎么说老李尔王的吗？‘国王盛怒了。’我在约巴林达看到卡特里娜·范塔索时自己就是如此盛怒。我对自己说，她什么都不是，无足轻重，一个小角色罢了。在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恶毒事迹的辽阔历史中，她不过是扮演了小丑般的角色罢了。然而，看到她，我还是几乎难以忍受。
“不过，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那个春天，开始计划整理这房子。劳动节后开始大整修。把厨房、浴室改装成现代化的，新的大窗户，崭新的地板，装上合适的新门，新的照明，吹塑式隔热层，新的燃油加热系统，让这房子冬天也适宜居住。屋里屋外都粉刷过。房后扩建了个大房间，新房间里有石头的大壁炉，大观景窗俯瞰池塘和树林。艾拉雇了木匠、漆匠、电工、管道工，伊芙列出清单画好图，一切都为了过圣诞。‘随便吧，’艾拉对我说，‘她想要，就给她吧。’
“不过我们第三十七任总统的整个葬礼也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海军乐队和合唱团演奏了所有让人停止思维、制造恍惚状态的歌曲：《向领袖致敬》《美国》《你是雄伟旧国旗》《共和国战争之歌》，当然还有那些让人人暂时忘记一切的麻醉剂中最激动人心的，全国的麻醉剂，《星条旗之歌》。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比利·格雷厄姆那种让人升华的讲话，裹着国旗的棺材，以及一队不同种族的抬棺军人——整件事随着《星条旗之歌》达到高潮，随后是猛烈的二十一响鸣炮，和葬礼号——要引导大众昏厥。
“木屋里也藏着艾拉整个被她看不起的一面，和他体内不驯服、让人嫌的一切，可艾拉就是不愿放弃这木屋。不是为了别的，只要木屋还是破木屋，就能挡得住西尔菲德。她只能睡在前屋的长沙发上，每年夏天她来度少数几次周末，她都厌烦了，很是苦恼。池塘太浑浊，不好游泳，树林里多臭虫，不好在里头散步，虽然伊芙不停努力给她找乐子，她还是在屋里生气，一天半以后，就坐火车回去弹琴去了。
“然后就由现实派来控制，他们是建立交易和中断交易的行家，以最无耻的方式破坏敌手的大师，道德因素总是最不被他们重视，他们说了所有大家熟知的不真实，全是伪善的言不由衷之词，却只字未提死者真正热爱的事物。克林顿盛赞尼克松的‘光辉历程’，他为自己的真诚所感动，对尼克松给过他的所有‘睿智的忠告’私下表示谢意。皮特·威尔逊市长深信不疑地对大家说，大多数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就想起他‘杰出的智慧’。多尔和他滔滔不绝涌出的哀痛言辞，都是陈词滥调。品格高尚、思想深邃的基辛格‘博士’，用他最自命不凡的方式——带着泥浆般的声音的权威感——引用了一句其声望不输于哈姆雷特献给他被谋杀的父亲的颂词的句子来描述‘我们英勇的朋友’。‘他是个大丈夫，彻头彻尾的，我不会再看到他这样的人。’文学不是基本的现实，而是一种昂贵的装饰品，使用它的哲人自己已是满身饰品，因此他对哈姆雷特谈到那位无与伦比的国王时的双关语境毫无所知。不过，大家坐在那里，看着最后的掩饰却要维持表情严肃，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谁还会计较这个宫廷犹太人，因为他引用了不适宜的文学经典而在文化上失言呢？谁会去忠告他该引用的不是哈姆雷特说他父亲，而是说他叔叔克劳狄的段落呢？哈姆雷特说这位新国王、谋杀了他父亲的篡位者的段落。在约巴林达市有谁敢喊出来：‘嗨，博士——引这句吧：“人们将目睹邪恶之事／尽管泥土已将之淹没”？’
“也许她是爱他的，由此生出惧意，怕失去他。我从不认为她那套做作是爱。伊芙给自己罩了层爱的外衣，幻想着爱，但她太无力、太脆弱，不能不对人怀着怨恨。她事事都怕，给不了理智贴切的爱——她的爱只是对爱的低劣模仿。西尔菲德得到的就是这个。想象一下做伊芙·弗雷姆——和卡尔顿·彭宁顿——的女儿该是怎样的，你就会明白西尔菲德如何长成这样。这样一个人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
“谁？杰拉尔德·福特吗？我从不记得从前看到过杰拉尔德·福特像在这块墓地上如此精力集中，如此充满智慧。罗纳德·里根对着穿制服的名誉卫兵致他那个著名的礼，总是半疯狂的感觉。鲍勃·霍普坐在詹姆斯·贝克边上。伊朗反政府分子军火商阿德南·哈朔吉坐在罗纳德·尼克松旁边。窃贼G.戈登·利迪也在，傲慢的脑袋剃过。最不光彩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那张不知廉耻的暴徒的面孔。最迷人的副总统，活泼的丹·奎尔，看上去清楚得像粒钮扣。这个可怜的人费了大劲：总是呈现出有智慧的模样，却总是做不到。所有这些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和动人的微风中一起进行老一套的哀悼：被控告者与未被控告者，被判有罪者与未被判有罪者。最终，他的杰出智慧安眠在星条旗覆盖下的棺材里，不再紧抓、追寻过度的权力，他颠覆了整个国家的道德规范，制造了一场巨大的全国灾难，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亲手挑选的继任者那里赢得对他在任期内犯下的那些破门入侵罪行全面无条件谅解的总统。
“结果是艾拉不愿离开小木屋，这成了他们两人之间争端的又一根源。起初这木屋在他是过去生活遗留下来的东西，对她则是他乡下人吸引她的一部分。过了一阵，这木屋在她看来就成了他在她之外的立脚处，也让她满怀恐惧。
“还有范塔索·格兰特，布赖登可敬的遗孀，那位无私的公仆，陶醉于自己的重要地位，信口说个不停。整个葬礼过程中，这位无所顾忌的恶毒的人不停咕噜她对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的哀伤。她竟生在美国，真是太可惜。在这里，她只得安于做一位畅销书作家、广播界名人、华盛顿最上层的社交界女主人。
“她每次提起法国和在那里买度假屋，艾拉就来这套了——从来不花什么力气。他不是碰巧不喜欢彭宁顿或格兰特这样的人。他对任何东西的不喜欢都不是碰巧随便的。没有一次意见分歧不被他用来发泄怒火的。‘我旅行过，’他会告诉她，‘我在伊朗的码头上工作过。我在伊朗见过够多的堕落了……’云云。
“我活过的这九十年里，见过两场夸张滑稽的葬礼，内森。第一场举行时我在场，那时我十三岁，第二场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就在三年前，八十七岁时。这两场葬礼多少界定了我的意识生活。它们不是神秘事件，不需要有天分才能探索出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人类自然的事件，像杜米埃一样清晰展现了人类独特的记号，无数的二元性将其本性编成人性的结。第一场葬礼是鲁索曼诺先生给那只金丝雀办的，鞋匠拿着棺材，有抬棺人，马拉的灵车，庄严地埋葬了他钟爱的吉米——而我弟弟打断了我的鼻子。第二场葬礼是他们以二十一响军炮埋葬理查德·尼克松。我只是希望在老一区的意大利人能在场，在约巴林达市，和基辛格博士、比利·格雷厄姆在一起。他们会知道如何欣赏这景象。他们听到那两个人的言辞会笑倒在地，那两人为了给那个极不纯洁的灵魂以尊严，堕落到了有损尊严的地步。
“那座小木屋。伊芙不喜欢。他们初为情人时，她试着收拾过；挂上窗帘，买了餐具、玻璃器皿和个人用的成套餐具，可是屋里有老鼠、黄蜂和蜘蛛，她怕这些，那里到杂货店要好多里路，她又不开车，就得由当地一位身上带着肥料气味的农夫开车送她去店里。总而言之，她在锌镇除了避开一切不便之外，别无他事可做。于是她开始张罗，要为他们在法国南部买处房子，西尔菲德的父亲在那里有所房子，这样夏天西尔菲德就可以离他很近了。她对艾拉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待在乡下呢？你如果不旅游，不去法国看看法国的乡村，不去意大利看看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除了新泽西哪里都不去，那你怎么会知道任何与哈里·杜鲁门惊人事迹无关的事情呢？你不听音乐。不去博物馆。不是写工人阶级的书你就不看。一位演员怎么可以——’他就会说：‘嗨，我不是什么演员。我是个劳动者，在广播界谋生。你有过一个时髦的丈夫。你想回头再找他吗？你想要一个和你的朋友卡特里娜一样的丈夫吗，要个有教养的哈佛毕业生，就像疯子先生，像卡特里娜·范·格兰特那样的说长道短先生，是吗？’
“若艾拉还活着，听到他们的话，他会再次发狂，因为这世界上事事都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