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用拳猛击了一下桌子：“元帅先生，英国的荣誉处在危急存亡之中！”
元帅站在桌旁等候霞飞到来，在他的两边是默里、威尔逊、于盖以及参谋部的其他一些官员，于盖“和往常一样，看起来仿佛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似的”。霞飞走上前去，这一次他与往常不同，首先发言，说话时也不像平常那样简练扼要，而是感情激动，滔滔不绝，且不时地助以手势，“好像要把他的心掏出来，放到桌上似的”。他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命令已经发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拯救法国，就是剩下最后一连法军也要投入战斗。“法国全体人民的生命，法国的国土，欧洲的未来”，全靠这次进攻了。“我不能相信英军在此紧急关头会推卸它的责任……对你们的不参加战斗，历史将做出严厉的审判。”
约翰·弗伦奇爵士一直在“心情激动地专心聆听”，待听到最后一句时，顿时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陷入一片沉寂。这位英国元帅的泪水渐渐地涌上两眼，流下双颊。他竭力想用法语说些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来：“该死！我讲不清楚。告诉他，我们愿意竭尽全力。”
霞飞感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让英军参加战斗，就是驱车115英里前往默伦也在所不计。他先用电话通知对方说他就来，随即带领一名副官和两名参谋出发了。尽管途中遇到不少路障，还要为进餐而不可避免地停车，他的赛车司机终于在下午2时把他送到约翰·弗伦奇爵士驻节的城堡。
霞飞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威尔逊，后者翻译说：“元帅说，‘同意’。”其实这是用不着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眼泪和语气已说明问题。默里急忙插嘴说，英军此刻已撤到通令指定阵地后面十英里的地方，因此要到上午9时才能发动进攻，而不能如霞飞的要求于上午6时出动。这话反映出来的小心谨慎，在尔后的日子里是能时时感到的。霞飞耸了耸肩说：“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得到了元帅的诺言已足够了。”接着，一齐吃了茶点。
是日凌晨3时，亨利·威尔逊接到于盖交来的霞飞第六号通令，但于盖不准携带该令前来的德加尔贝（de Galbert）上尉会见任何英军高级将领。在此期间，每发生一桩争执，于盖总是心怀恶意得出奇，一贯以中心人物出现。德加尔贝上尉眼看此事非由较高级的将领出面解决不可，于是立刻赶回法军总司令部。上午7时，威尔逊将第六号通令交给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并在整个上午劝他与法军合作。再说，德加尔贝上午9时30分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什么确实消息也没有带来，只是说英国人对待进攻的态度“冷淡”。默伦市长告诉他，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行李正在运回枫丹白露。
就在霞飞离开期间，法军总司令部按计划在进攻前迁到塞纳河畔沙蒂永。是日傍晚，约在亨奇上校警告冯·克卢克的同时，霞飞回到了司令部。他走进作战室重申了早先的决定之后，对聚集在那里的军官们说：“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9月5日上午，霞飞对英军意图仍捉摸不定，“极度焦虑”。他电恳米勒兰以政府名义施加影响。他说迫在眉睫的战斗，“会带来决定性成果，如失败，也会为国家带来极严重的后果……我特请你提请元帅注意这次进攻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要再另有盘算。倘我对那里的英军能像对法军那样发布命令，我就可立即转入进攻”。
他签署了准备翌晨军号一响就向部队宣读的命令。在通常情况下使用法语，尤其是在公告上的时候，需要花上一定的气力，才能使人听起来不那么华丽。但是这一次的措辞则很平淡，而且近乎陈腐，然而传达的信息却严肃坚定，毫不妥协：“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人人必须牢记，不能再后退了。必须全力进攻，击退敌人。部队如感到不能前进，则必须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宁死不退。在当前形势下，绝不容许失败。”
为了在这次进攻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数量上的优势，霞飞冒着极大的风险从第三集团军调出一个军，从摩泽尔河前线调出两个军，但这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前线。因此，在必须将发动进攻的决定上报政府时，霞飞小心地为自己安上了万一失败时的遁词。他电告总统和总理说：“由于加利埃尼过早地发动了进攻，我已下令停止退却，接着我也转入了进攻。”后来，在霞飞有计划地企图贬低加利埃尼在马恩河一战中的作用，甚至想把某些事实从记录中抹掉时，这份电报被白里安发现了，并出示给加利埃尼看。他说：“这‘过早’二字值千金。”
仅此而已，华丽辞藻的日子已成过去。它没有叫喊“前进！”或号召战士们为荣耀而战。1914年头三十天的战斗预示，前程绝少荣耀可言。
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德卡斯泰尔诺发来的一份报告，似乎使人感到甚至在发动总攻以前就有遭到极大不幸的危险。德卡斯泰尔诺报告说，他感到压力很大，也许要被迫撤离南锡。霞飞命令他再坚守二十四小时，以待做出决定；如果届时情况不可避免，他同意撤退到德卡斯泰尔诺信中提出的第二道防线。
注释
在巴黎，莫努里问加利埃尼：“万一挫败，我们的撤退路线是……？”加利埃尼两眼不禁黯然，答道：“无路可撤。”作为万一大难临头的打算，加利埃尼给巴黎守军各区司令发布了一道密令，饬令他们上报本地区宁予破坏而不使落入敌手的一切资财，甚至像位于市中心的新桥（Pont Neuf）和亚历山大桥（Pont Alexandre）也需炸毁。他对伊尔斯肖埃将军说，万一敌人突破，留给他们的只能是“一座空城”。
[1] 泰皮恩悬崖（Tarpeian Rock），古罗马抛掷死刑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注
9月5日，对协约国来说，看来是更为暗淡的一天。那天上午，它们的代表在节节败退、迄未取胜的情况下在伦敦开会，签订一项相互约束的条约，“在这场战争过程中，不得单独媾和”。
[2] 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注
克卢克屈服了。他在越过马恩河之后两天来驱军前进的路程是多余的，现在不得不原路折返。他当即草拟了命令，规定于次日，即9月6日晨，首批撤回两个军，其余各军将随后撤退。在他从列日出发已经前进到巴黎一线以后，再要他后撤，在他确是个痛苦的时刻。如果他遵照统帅部的命令，始终作为比洛后方的梯队，或者甚至在那天上午7时就停止前进，他现在是可以率领整个集团军对付敌人对他翼侧的威胁的。按照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的说法：“德军最高统帅部和第一集团军参谋部丝毫没有料到法国全军的一场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没有一点儿迹象，没有从俘虏口中供出一言一语，报纸上也没有哪段消息提供过任何警告。”如果说克卢克在当时对前途还茫然无知，但有一点他是不可能不明白的，那就是在德国时间表上只剩下四天的时间，中止追击，立即撤回，绝不是胜利的预兆。
加利埃尼毫不踌躇，决定尽速出击：Mémoires, 95–96; Clergerie, 6–7.
同时，留在马恩河北岸作为德军翼侧后卫的第四后备军发来了令人不安的证实法军行动的消息。消息说，它与一支配有重炮的至少有两个半师的敌军发生了遭遇战。这里所说的敌军当然就是正在向乌尔克河前进的莫努里部队的一部分。尽管法军的进攻已被“顺利地击退”，但第四后备军军长已下令一俟夜幕降临就后撤。
“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Clergerie, 127.
那天夜晚，德军最高统帅部委派的一个全权代表来到克卢克的司令部。鉴于电讯联系困难，加上克卢克生性暴躁，毛奇特地派了他的情报处长亨奇（Hentsch）上校从卢森堡驱车175英里，亲自前来说明发布新命令的原委，并督促贯彻执行。克卢克及其参谋人员得悉鲁普雷希特所部在法军堡垒阵线前，就像王储所部在凡尔登外围一样，已陷于僵局，“不禁大吃一惊”。亨奇上校叙述了法军调动的种种迹象，以及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些迹象做出的“敌人的强大部队”正在往西移动，威胁德军翼侧的推测。最高统帅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做绝非得已的后撤。因此第一集团军务须折回到马恩河北岸。为了聊表慰藉，亨奇上校说：“后撤可以从容从事，没有仓促的必要。”
第六集团军“作用平平”，巴黎居民的“沉着和决心”：Mémoires, 75, 76.
在敌人方面，也过早地于9月5日破晓就进军了。克卢克在竭尽全力向前推进，企图席卷法军翼侧。待到上午7时，他接到毛奇的无线电令，要他掉转头来对付其翼侧将遭袭击的危险时，他的部队早已在途。队伍展开长达三十多英里的四个军，正在向大莫兰河挺进。克卢克并未让他们停止前进。对法军在其翼侧集结的警告，他并不置信，或者是并不重视。他不相信当各路德军“正在整个前线全面乘胜前进”之际——德国人向有完全信任自己公报的习惯——敌人能有余力威胁其翼侧。他也已开始注意到法军的后撤也许并不是完全溃败的种种迹象，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就更不该放松压力，给敌人以喘息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因此，克卢克对毛奇的命令不屑一顾，率领全军继续前进，并把他的司令部前移25英里，驻在大、小莫兰河之间的勒贝（Rebais）。傍晚，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各路部队开到距英国远征军和弗朗谢·德斯佩雷部队10英里到15英里的一条战线，前哨相距不到5英里。这将是他们向前挺进的最后一天。
“40公里！”：qtd. Hanotaux, VIII, 222; German prisoners taken asleep: Briey, March 28, evidence of Messimy;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qtd. Maurice, 152.
夜尚未阑。霞飞刚签署通令，于盖送来了消息，说约翰·弗伦奇爵士拒绝批准任何联合作战计划并表示要对局势“再作一番研究”。霞飞大吃一惊。重大决策业已定下，命令已在途中，拯救法兰西的战斗在三十六小时内就将打响。而这支盟军的参战计划正如福煦所曾说过的，原来是以英军的配合为基础的，而它据守的阵地诚是命运作祟，正是整个战线命运攸关的要冲，可如今它又要再次临阵撤退了。由于电文译成密码和拍发都需要一定时间，各项命令按原来的打算要于次晨才能到达各集团军。霞飞于是将第六号通令特制了一份副本，派专使送往英军司令部，这是他所能想到的说服英军的唯一办法。可是当专使于凌晨3时抵达默伦时，英国远征军的三个军业已遵照默里当天下午的命令，开始星夜撤军了。
“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ibid., 153.
通令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它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利用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冒进，集中协约国左翼的全部兵力进攻该军的时刻已经来到。”接着，通令按照弗朗谢·德斯佩雷答复的内容，规定了第五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英军的行动计划。参加总攻的命令也分别发给了第三、第四两集团军。
克卢克对统帅部直言不讳他无法执行命令：Kluck, 102.
霞飞在同他的老上司的通话中，也许是又一次受到加利埃尼这样富有权威性格的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也许如他后来所说，由于担心加利埃尼仓促促成的莫努里的行动会把法军的整个策略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不得不“违背他的心愿”，把总攻的日期提前一天。这时候，他已从福煦和德斯佩雷得到保证，他们两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并认为后者以其魔力已从英军那里获得了同样的保证，当然他不知道这个保证已经变卦。不管怎样，他“已如加利埃尼所愿”，批准或默认了让第六集团军从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并且同意9月6日开始全面进攻。加利埃尼立即于傍晚8时30分向已在行动的莫努里重申了他早先给他的进军令。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参谋们根据提前作战的需要，调整了进攻阵地。晚上10时，也就在毛奇签署了要德军右翼停止前进的命令后两小时，霞飞签署了第六号通令。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Bülow, 103.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刻，加利埃尼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看到威尔逊的电报，也看到霞飞下午12时20分发来的电报。霞飞的电报重申了中午电话中所表示的意图，即莫努里应于9月7日在马恩河南岸发动进攻。这本不是什么新消息，但联系到威尔逊的电报，看来它对加利埃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间在消逝，克卢克在前进，加利埃尼眼看他的时机正在消失，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制手段。这次，他亲自挂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霞飞起初还想回避，想让贝兰接听，但加利埃尼坚持非亲自与总司令通话不可。根据霞飞的副官当时的电话记录，加利埃尼说：“第六集团军已做好准备在马恩河北岸进攻，现在要改变既定的进军方向，在他看来已不可能，他坚持应照原定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不做任何改变。”
“我们毫无办法”：qtd. Hanotaux, VIII, 223; “No cooked food”: ibid., 276; “Broiling heat”: ibid., 279.
约翰·弗伦奇一回来，就陷入了各种混乱的计划和建议之中：有霞飞写于那天所有事情发生以前建议英军在塞纳河作战的来信，有加利埃尼向默里提出的计划，有威尔逊与弗朗谢·德斯佩雷达成的协议，而默里本人又在他身旁窃语不休，竭力主张后撤。在这众说纷纭之中，约翰·弗伦奇爵士茫然不知所措，孰是孰非，决断不了，因此索性避不采取任何行动。对默里已经发出的后撤命令，他听之任之；关于法国人提出的种种要求，他通知于盖说：“鉴于情况不断变化”，他要“对局势再做一番研究，才能决定行动”。
“决定性地击败”、“溃不成军”：Kuhl, 29; Kluck, 102.
可是，亨利·威尔逊回到英军总司令部后，得到的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默里甚至没有等约翰·弗伦奇爵士回来，就发命令要英军于当晚开始再向西南方向后撤10到15英里——“这简直叫人痛心”。威尔逊也看到默里记录的加利埃尼的作战计划，于是他立即致电巴黎，说明“元帅尚未回来”，同时也谈了英军的后撤计划。不过，威尔逊当时似乎并没有把后撤计划通知德斯佩雷，这也许是他存有说服约翰·弗伦奇爵士撤销这一计划的希望的缘故。
霞飞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Annexe No. 2152.
在德斯佩雷“机智大胆”的答复的鼓舞下，霞飞通知作战处改按德斯佩雷部署的地点草拟作战命令，但9月7日的进攻日期保持不变。他从福煦那里接到了同样肯定的答复。不过福煦只是简练地说了一句他“准备出击”。
“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Muller, 80.
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认为法国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也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直接而大胆的反应后来证明是个决定性因素，而这是他的前任未必能做到的。其他不可靠的司令也一概被清除掉了。那天，马斯·德拉特里被撤职，由德卡斯泰尔诺部队的冲劲十足的莫迪伊将军接替。至此，第五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撤换司令的工作，五个军长撤换了三个，十三个师长撤换了七个，并撤换了相当一部分的旅长。
霞飞认为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及其他评价：Joffre, 236–7.
“这太疯狂啦！”阿什竭力反对，“全军已经精疲力尽，睡不上，吃不上——已连续行军和战斗两星期啦！我们缺少武器、弹药和装备。情况很糟。士气低落。有两名师长我不得不换掉。参谋处一文不值，毫无作用。要是我们有时间在塞纳河后方休整一下……”
“一所教堂……”：Grouard, 114. As Hausen acknowledged: in Revue Militaire Suisse, Nov. 11, 1919, qtd. Engerand, Bataille, xxi.
弗朗谢·德斯佩雷最后说：“我部能于9月6日作战，不过，部队的情况并不十分良好。”这是一句不加掩饰的真话。随后，当弗朗谢·德斯佩雷告诉第三军阿什（Hache）将军已决定于次晨开始进攻时，阿什“宛如挨了当头一棒”。
霞飞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撤换的高级将领：Allard, 15.
其时正6时。6时30分，霞飞进入餐室，宴请两位日本军官。席间，有人轻声低语对霞飞说：弗朗谢·德斯佩雷已说服英军参与进攻；第五集团军有重要文件送来。一日三餐，神圣不可侵犯，国际交往方面的礼节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何况现时协约国正在满怀希望地进行磋商，争取日本在欧洲方面提供军事援助。霞飞不能中途离席，只好失礼地“匆匆用完”这顿饭。霞飞在看弗朗谢·德斯佩雷干脆的回电时，就像被推入水中非游不可似的。弗朗谢·德斯佩雷以并不比“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死掉”婉转多少的口吻定下了第五、第六两集团军和英军三方面确切的作战时间、地点和条件。战斗可于9月6日开始；英军愿“改变它的作战方向”，但要以第六集团军支援它的左翼为条件，所以第六集团军必须于某时某刻开到乌尔克河的某线，“否则英军将拒绝进军”；第五集团军将于次日继续后撤到大莫兰河（Grand Morin）南岸，并于后天进入阵地，从正面袭击克卢克部队，与此同时，英军和莫努里则进攻其翼侧。福煦部队“大力参加”对德国第二集团军的攻势，是个必要条件。
霞飞会晤弗朗谢·德斯佩雷：Grasset, 41; Joffre, 237.
在巴尔，霞飞从树荫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等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电，便打定了主意。他走进作战处，要求立即草拟一道命令，“将巴黎守军设想的局部行动扩大到协约国军左翼的全面反攻”。战斗决定于9月7日开始。激烈的讨论停止了，作战处顿时寂静无声。退却终于结束，掉转身来的时刻到来了。人人投入了草拟详细作战命令的工作。为了避免泄露风声给敌人的危险，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发布命令。
霞飞在塞扎讷会见朗勒扎克：Lanrezac, 276–7; Joffre, 237–8; Muller, 104–5; Spears, 377–78. In his lively account Spears say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ls took place outdoors as they walked “up and down the courtyard whilst I watched with fascinated interest.” Although this obliging arrangement allowed Spears to write as an eyewitness, it does not fit with the probabilities, for Joffre would hardly have chosen to conduct what was to him the most distressing operation of the war so far, in full view of spectators. In fact he did not. “Lanrezac was in his office. I went in there and remained alone with him,” he says specifically.
“你们是我们的盟军，我不对你们保密。”弗朗谢·德斯佩雷说道，随即大声宣读了霞飞的计划。对此计划，“我将立即电复我部已做好进攻准备”，他用钢铁般的目光凝视着客人说道：“我希望你们是绝不会迫使我们单独作战的，你们将填补第五、第六两集团军之间的空隙，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他把接到霞飞来电后短短一刻钟内脑海里酝酿的确切作战计划，提纲挈领地说了一遍。这个作战计划，是根据他个人的设想，从莫努里部队将于9月6日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出发的。威尔逊就像他那次对待福煦一样，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将军商议，满口表示同意。两军的部署，两军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须到达的阵地，以及两军攻击的方向，就此决定下来了。但威尔逊警告此事要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同，特别是默里的赞同，是不容易的；不过他答应尽力争取。他动身前往默伦去了，弗朗谢·德斯佩雷则把双方商定的一致意见上报给霞飞。
弗朗谢·德斯佩雷：Grasset, passim; Spears, 398.
他们一伙走进市政厅三楼一个房间，那个苏格兰高地军人留在室外警戒。麦克多诺揭开厚厚的台布看看台底下，打开通向隔壁卧室的一扇门，张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开壁橱，并用拳头敲了敲墙壁。随后，他在回答弗朗谢·德斯佩雷有关英军部署的问题时，摊开一幅作战图，图上用蓝色箭头标明他那条战线上的敌人的确切位置。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动向，给弗朗谢·德斯佩雷留下深刻的印象。
“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Grasset, 45. The phrase he used was “Marcher ou crever.”
与此同时，在塞纳河上游35英里的布赖（Bray）举行了另一个英、法两军会议，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谢·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紧张关系，跟这位元帅约定3时在布赖举行会谈。为此，他还佩戴了维多利亚高级爵士勋章的绶带。他的汽车到达布赖时，给一名法国哨兵拦住。哨兵向他报告说，电报局里有一份紧急电报在等他启阅。这就是霞飞询问他关于发动进攻意见的电报。弗朗谢·德斯佩雷一面盘算着这份电报，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越来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国人的到来。一刻钟后，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疾驶而来，坐在司机旁的是一个“体格魁伟的苏格兰高地军人”，而从车子后座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红润、身材短小的元帅，却是一个“其貌不扬，但有一副机智相的个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尔逊，陪同他来的是英军情报处长麦克多诺（Macdonogh）上校。他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遇见一位巴黎妇女在路旁遇到困难，威尔逊不惜花费时间，殷勤相助，给她的汽车加了油，并给她的司机送了几张路线图。
9月4日各地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Gallieni Parle, 53; Blücher, 23; in Brussels people felt a chill: Gibson, 191.
加利埃尼力图向这位参谋长说明他的进攻计划，并说明为什么英军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终感到这位英国人“极不愿赞同我们的看法”。默里反复解释说，英国远征军现时正在按照总司令的正式命令进行休整和等候援军的到来，在总司令未回来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依然未见出现的两个多小时内，经过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说服了默里将进攻计划和要求英军参加的建议扼要地记录下来；但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他并不甚了了”。告别时，他得到了默里的许诺，元帅一回来便通知他。
德皇：“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Helfferich, Der Weltkrieg, Berlin, 1919, Vol. II. 279.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25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逃离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望回来，他说不上来。
“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qtd. Hanotaux, VIII, 279.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岿然不动。
库尔将军的疑虑：Kuhl, 19.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封电报给弗朗谢·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谢·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所部。
“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69.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做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权重，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为此做了三十年的准备，却在过去三十天中接连失败。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仅40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20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伊这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毛奇与黑尔费里希的对话：Helfferich, op. cit., 17–18.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做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法军调动的情报：Tappen, 115.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军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ibid.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Muller）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勒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军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做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毛奇9月4日的命令：full text, Edmonds, 290–91.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法尔肯海因的日记：from Zwehl's life of Falkenhayn, qtd. AQ, April 1926, 148.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甚至是鲁莽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加利埃尼9月4日向莫努里发布的预令：Mémoires, 112.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做出决定了。
“迅速而果断”的决定：ibid., 107.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像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加利埃尼告诉普恩加莱现在有一个发动攻势的“好机会”：The fact of this call was disclosed by Poincaré after the war in an interview with Le Matin, Sept. 6, 1920.
随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两人也都清楚，如果霞飞发生不测，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深知霞飞对他的影响力心怀不满和抵制，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想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转移至波尔多的普恩加莱通了电话，说他认为现在有一个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Gallieni Parle, 53.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只需两军及时发动进攻。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侧翼。你必须立刻做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守军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霞飞一向不愿接电话：Muller. “I have always disliked using the telephone myself,” Joffre, 250.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和明智的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紧行动，他的命令可能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克莱热里将军与作战处处长蓬上校的通话：Mémoires, 119; Joffre, 245.
他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发给各集团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承认德国为取得胜利而不惜牺牲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计划宣告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即入侵比利时一月整的命令，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继续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一切行动”。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法军总司令部的讨论：Muller, 85–6; Joffre, 243–4; Mayer, 41.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令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头疼不已。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像法军那样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令大家惋惜那两个军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在那里的鲁普雷希特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他深信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其他将领或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并没有。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决定暂停右翼的前进。
霞飞坐在一棵垂柳的树荫里：Muller, 87.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侧翼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军。至此，敌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霞飞给福煦和弗朗谢·德斯佩雷的电报：ibid., 91–2; AF, I, II, Annexe No. 2327.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信心，因此他也不会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掳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军正在做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加利埃尼拜访英军司令部：Mémoires, 121–4; Parle, 55; Clergerie, 16.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未警惕过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知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德斯佩雷与威尔逊的会面：Grasset, 51–53; Spears, 400–01; Wilson, 174.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170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们拒绝了停战。”
霞飞宴请两位日本军官：Joffre, 249.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性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2]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30英里了……”
德斯佩雷的回复：full text in Edmonds, 279.
9月4日来临了，各地尽管相隔遥远，但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阿什竭力反对：Grasset, 74.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机智大胆”，福煦的回复：Joffre, 250.
“是谁啊？”弗朗谢·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军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默里的命令“简直叫人痛心”：Wilson, 174.
这时，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调令。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扎讷。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像着了魔似的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军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手枪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谢”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友好却也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扎讷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元帅尚未回来”：Gallieni, Mémoires, 128.
到了塞扎讷，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像如释重负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弗伦奇决定“对局势再做一番研究”：Joffre, 252.
“不比谁差。”弗朗谢·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加利埃尼与霞飞的通话：Mémoires, 130; Joffre agreed “unwillingly” and “as Gallieni desired”: Joffre, 251.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第六号通令：AF, I, II, Annexe No. 2332.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讷（Sézanne）。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军长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霞飞收到于盖送来的消息：Joffre, 252.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克卢克认为德军“正在整个前线全面乘胜前进”：Kluck, 106. “Regain freedom of maneuver”: ibid.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鲁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此举打乱了以包抄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紧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1]之时。
亨奇上校拜访克卢克司令部：Kluck, 107; report of Commander of IVth Reserve: ibid., 108; Kuhl, “Neither OHL nor the First Army”: qtd. Edmonds, 292, n. 2.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斯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加利埃尼：“无路可撤”：Gallieni Parle, 57, n 1. His orders for destruction: AF, I, II, Annexe No. 2494; “A void”: Hirschauer, 228.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30英里，迁往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谢讷、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亚眠、莫伯日、梅济耶尔（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Clovis）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象征。
“加利埃尼过早地发动了进攻”：Gallieni Parle, 64; “That is worth gold”: Carnets, 78, n. 3. (To the present author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ascribe all credit for the Marne either to Gallieni as, for example, Captain Liddell-Hart does in Reputations Ten Years After, at the cost of making Joffre out a fool, or to Joffre as General Spears does at the cost of making Gallieni out a liar. As Poincaré said long ago, there was credit enough for both.)
法国第五集团军，尽管并未“溃不成军”，但情况显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饰他对霞飞已经失去信心，并和总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争吵不休，对发来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参谋人员，而这些人员又是一半对一半地在相互闹意见。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加上在法军节节退却中长期作为殿后，更是积愤已久，神经紧张。离敌最近的第十八军军长马斯·德拉特里（Mas de Latrie）将军对所部的情况显得“焦虑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头烂额，第五集团军还是渡过了马恩河，和敌人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足可以说得上已和敌人脱离接触，从而实现了霞飞重新发动攻势的条件。
霞飞对英军意图仍捉摸不定，“极度焦虑”：Joffre, 252; his telegram to Millerand: AF, I, II, Annexe No. 2468.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像大多数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一样，比洛所部也已疲惫不堪。第十后备军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毫无办法。士兵摔倒在沟渠里，躺在那儿喘息不止。……上马命令来了，我就伏在马背上，头靠在马颈上。我们又饥又渴。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支配着我们，这样活着并没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队抱怨他们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吃到过煮熟的东西”。在邻近的第四集团军里，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军。士兵满脸胡子，浑身尘土，活像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这种不惜士兵极端疲劳，不顾他们情绪低落的进军情形，未能引起野战指挥官们的警觉。他们都和克卢克一样，深信法军已无恢复战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报称法国第五集团军已被“决定性地击败”——这样的报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经“溃不成军，逃往马恩河南岸去了”。
威尔逊接到霞飞的第六号通令：Wilson, 174. Huguet, de Galbert and British “lukewarm”: Joffre, 253; Mayor of Melun: Hirschauer, 179.
9月4日，克卢克一面向前挺进，一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最高统帅部，他无法执行要他留在后面作为德军先遣部队的侧卫的命令。要让比洛赶上来，势必停止进军两天，他认为这将削弱德军的整个攻势，给敌人以重振旗鼓、自由行动的时间。事实上，确实是由于他的部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马恩河才为其他德军开放了渡口，所以，“现在所期望的是要尽量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有利条件”。克卢克越说越气，要求了解究竟为何“其他”部队——指比洛而言——在得到“决定性胜利”以后，总是要“吁求支援”。
“不惜任何代价”：Joffre, 252.
9月3日那天，德军行军25到28英里。据一位法国目击者说，士兵们到达宿营地时，“倒在地上，疲惫不堪，只是迷迷糊糊地嘀咕着：‘40公里！40公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德军就由于累得寸步难行，在睡梦中被俘。当时酷暑可畏，这些德国兵，只凭“明天或后天”可到达巴黎的希望勉力前进。而军官们也不敢拆穿对他们的蒙骗。在企图一举消灭法军的狂热中，克卢克既累垮了他的士兵，也远远地超越了他的给养车队和重炮队。在东普鲁士作战的他的同胞冯·弗朗索瓦将军，作风就迥然不同了。弗朗索瓦将军在全部大炮和弹药车队到达以前，绝不轻举妄动。不过弗朗索瓦是在面对战斗，而他只认为是在追击、扫荡残敌，就此疏忽大意了。在他看来，法军在十天节节败退以后，绝无在一声军号之下，便可掉转头来进行反击的士气和能力。他也从不担心他的翼侧。“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一位军官在9月4日写道，“在我们摧毁法英联军残部以后，他就可回师巴黎，让第四后备军享受领队开进法国首都的荣誉。”
英法两军将领在默伦的会谈：Joffre, 254; Muller, 106; Wilson, 174; Spears, 415–18. The phrase “Threw his heart on the table” is Muller's, as is the description of Huguet which reads in the original, “qui semble, à son habitude, porter le diable en terre.” (Unfamiliar to most French friends queried, this phrase was variously translated for me as meaning that Huguet looked satanic, bored, or gloomy. I have adopted the last as proposed by the only person who seemed certain.)
9月3日傍晚，冯·克卢克抵达马恩河，而他所追赶的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和在他外侧的英国远征军已在当天早些时候渡过马恩河。这两支在仓促退却、陷入疲惫和混乱之中的军队，虽曾一再接到炸毁桥梁的电令，或许正因为电令纷至沓来，但都未炸毁，或只是炸毁了桥的部分结构。克卢克占领了这些桥头堡以后，不顾最高统帅部要他与比洛将军保持齐头并进的命令，准备立即于次晨渡河，继续他追逐第五集团军的内圈行动。他曾三次向最高统帅部电告他即将横渡马恩河的意图，但与卢森堡的无线电通讯比与科布伦茨的通讯还要困难，这三份电报直到次日方才到达。德军最高统帅部由于两天来失去了与第一集团军的联系，对克卢克拒不执行9月2日命令一无所知，待至他们发觉时，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马恩河。
Spears, in his vivid and dramatic account of the meeting, performs another historical sleight of hand. Unwilling to give the reader an impression of British reluctance to fight, he claims that Joffre made the trip to Melun—a six-to-seven-hour round trip by car just before the crucial battle—in order to “thank” Sir John French for his cooperation. Inexplicably, Spears then quotes Joffre as saying, “with an appeal so intense as to be irresistible, ‘Monsieur le Maréchal, c'est la France qui vous supplie.’” This does not sound compatible with thanks.
但侧翼攻击的成败，正如伊尔斯肖埃将军所告诫的那样，“取决于先头突击部队的突破能力”，而第六集团军却并不是加利埃尼所希望的那种强有力的精锐部队。它在开到指定阵地时，已全都疲惫不堪，有的分队在9月2日一昼夜就兼程行军37英里。疲惫影响了士气。加利埃尼和他的袍泽们一样，认为后备师“作用平平”，而莫努里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分恰恰又是由后备师组成的。其第六十二后备师在节节退却中，既无一日休整，也无一日停止过战斗，军官丧失了三分之二，现在只有中尉级后备军官可资补充。第四军则尚未到达。唯一差强人意的是巴黎居民——那些尚未南逃的居民——的“沉着和决心”。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Poincaré, III, 136.
加利埃尼召来参谋长克莱热里将军，举行了一次克莱热里称之为“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这些会议一般约开两分钟到五分钟之久”。这时是9月3日下午8时30分。他们一致同意，如果次晨克卢克的前进路线不变，他们就使用一切压力，促使霞飞立即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他们命令巴黎营地的飞行员一早就起飞侦察，并于上午10时前汇报情况，以便“据以做出重大决策”。
霞飞9月6日发出的命令：AF, I, II, Annexe No. 2641.
加利埃尼当即看出巴黎守军的机会来了。他毫不踌躇，便决定尽速对德军右翼进行侧击，并说服霞飞停止向塞纳河后撤，立即在全线恢复攻势，支持他这一战略行动。虽然以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为核心的巴黎守军是由加利埃尼指挥的，但从前一天起，整个巴黎营地及其所有部队均已划归霞飞统一指挥。因此，要第六集团军发动进攻，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即霞飞的同意和第六集团军的近邻英国远征军的支持。这两支军队当时都驻在巴黎和克卢克的翼侧之间：莫努里在马恩河北岸，英国远征军在马恩河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