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客房旁边的沙地上传来费伊的名爵跑车枪击般的发动机声。我想象到了妈妈的如释重负吗？费伊突然出现了，发疯地跳着，冷不防地猛击绣球花。那个人渣娶了一个衣帽间里的荡妇。我们能相信吗？我妈妈可爱而宽厚。她知道，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她说了些欢快的小事让费伊笑起来。
噢，好吧，美女。
我还在想着我的故事，或许费伊想要听？我妈妈提出去弄些马提尼。但费伊说她自己去弄。她表情活泼地将头靠在我妈妈的绷带上，帮我妈妈用那只手倒苦艾酒。她们同时用嘴发出小猫叫的声音，我很惊讶我妈妈竟然能和我之外的女性如此友好亲密。这很新鲜。
故事很短，我能背下来！
但伴随那灾难性的拒信一起到来的大新闻是老斯文任性的遗嘱。费伊和我妈妈蹲坐着，高脚杯在空中挥舞，高声畅谈。原来他留了一大笔钱给寄出拒信的《作者指南》！他还潦草地写了一张残忍的便条给我妈妈的丈夫：给你的同事，相信你会开心的。
亲爱的，在黑暗里读东西会搞坏眼睛的。
妈妈说，他不开心，费伊理解地瞥了一眼。她们都喝光了酒，我又提出背诵我的故事。甜心，她们一前一后慢吞吞说道，然后咯咯地笑起来。她们不住地咯咯笑，戴着雕塑般的头巾的头都弯到伸直的长腿上了。噢，上帝。亲爱的，我妈妈试着说，然后迅速地挥舞她肿胀的手，好像在赶苍蝇，费伊笑得更为大声。最后费伊站了起来，咳嗽着说她来吧。她的眼睛都笑出泪水了，但嘴巴看起来还很忧郁。我妈妈的脸还是低垂着。费伊叫我小天使，说，你不觉得你妈妈今天已经谈够了文学吗？我觉得，真的够了，都够一辈子了。不是吗？
也许你想听我新写的故事？
噢，费伊，别这样，我妈妈说。甜心，我明天在车里听你的故事，好吗？费伊，别这样。那样我才能集中注意力。好吗？
我妈妈轻轻将那杯伏特加科林斯酒贴在脸上，斜视那黑色的液体。黑色表面上的火把倒影就像蠕动的水母。
好。
我们主张在文艺片剧场里要说真话，追求艺术的经济问题并不在此列。既然我在探索写小说，我便喜欢对自己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句五百英镑和一个自己的房间的话。不是有什么警句曾告诫说不要从妈妈那拿钱吗？
好姑娘，费伊说。
好吧，我也不是小孩，我说。但她的沉默暗示，我是个小孩。想想她寄给我的支票，还有作为礼物的现金，几乎每年生日都会得到的冬衣和靴子，还有微波炉和客厅的那套家具。还有她与我的消费合作社和联合爱迪生公司达成的协议。我用文艺片剧场的收入支付交通和伙食，但来过我妈妈家里的人都知道，剩下的钱基本都来自妈妈给我的零花钱，老斯文也特别批评过很多次。与此同时，我妈妈那些自以为是的朋友的孩子都在忙着准备生第三个孩子，或者买第二套房子。连费伊的女儿都在阿斯彭有间分时度假住房。
甜心，我妈妈叹了口气。
甜心，你是个梦想家。她扬起一边嘴角闭着嘴笑了，这倒很像她丈夫。之前说到这个话题时，我见到过这种笑容。她丈夫是专业作家。这一点很不同。他们不是小孩。
别担心。
出于尊敬，我很安静，但之后我说，有时候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向她讲了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关于失望与振作的故事。有一个兼任引座员的演员在第六大道的麦当劳见到了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现在去了他的文学杂志里当夜间实习生。谁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呢？当时他正准备放弃了！还有我那个家庭环境压抑不已、艺术生涯被高烧扫得一干二净的男朋友？上星期一他第二次获得库帕联盟学院动态素描比赛的亚军！何况还有我呢？
好吧，如果只比一段话长一点儿，那你可以寄给我，我会好好看看的。
或许是全部。有可能是这样的。
它本来就只有一段。
费伊的客房有一对贵妃沙发，从走廊看出去就是海滩。傍晚的阳光下，帆船在新月形的浪潮中起伏。太阳下山，将一切染成粉红色，我妈妈在墨镜背后的面容也显得不那么扭曲。她告诉我这周有封特别严厉的拒信，这部小说算完蛋了。哪部小说？我问。我知道有好些。我妈妈不说话。一艘小船调转方向驶向落日余晖。妈妈？
费伊傻笑着，现在外面已经全黑了，我妈妈摘下了墨镜，严肃地看了她一眼。但这次交流没成功，因为我妈妈的眼睛肿得太厉害，在火把的微弱光线下都看得见淤青发紫之处，费伊停下了笑声，放下了高脚杯。
费伊自己也有问题，她那个骗子前夫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衣帽间侍者私奔了，费伊这些年来还一直给她很高的小费。真恶心！即使这样，费伊还是用食物填满客房里的食物橱和吧台，而且放出话说我妈妈的丈夫敢踏入这里一步，她就会让他后悔，然后再去律师那给她自己的卑鄙丈夫以致命一击。我妈妈叹了口气，感激地笑了。但是费伊的名爵跑车慢慢消失时，妈妈才解释道，费伊正处于狂怒之中。这是糟糕而毫无意义的耻辱。
我给卢打电话，费伊说。卢是她的人渣前夫。但他也是个整形外科医生。我妈妈说，千万别。但费伊用柔软的手指拉拉她的耳朵，直接走向了客房。卢十五分钟就来了。费伊和卢这两个互相恨到骨子里的人见到对方居然友好得令人惊讶。卢还记得我小时候在高尔夫俱乐部早午餐上的样子，但他在费伊的宾客梳妆室里的手术灯下给我妈妈包扎伤口时，又彻底忘了我。他给我妈妈开了止痛药。早上她很累，费伊开车送我去公交站。
就算直视前方，她也还是那副什么都不想说的表情。你想要等到我们去到希尔顿酒店吗？我说。她大笑。原来我们不去希尔顿酒店。我们会和她朋友费伊一起待着，她把她在海边的客房借给我妈妈度假。她说，你会喜欢的，你一直喜欢水。我不记得自己喜欢水，但也确定我妈妈没事。
那天下午我必须去文艺片影院上班，我妈妈催促我赶紧去。别担心，她说。她十分困。别担心，费伊说。别担心，我打电话给画家时，他说。
我坐公交到了弗里霍尔德。我妈妈在她的蓝色小型运动版凯迪拉克里等我，她戴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全罩式墨镜。以前她喜欢从车子里跨出来，就像我第一天上完幼儿园那样抱我，但今天她只是发动了引擎，挥动左手，也许她太想要向我展示那个泳池了。我进入副驾驶座，仔细端详了一番才说话。不只是因为绷带，还因为她看起来像转不了头。当她将没绑绷带的手放到方向盘上时，我发现它肿得像棒球手套一样，关节上还有红色划痕。
这以后，我的脚都要筋疲力尽了，我根本想都没想我妈妈。我的脚会突然摇晃起来，屁股、膝盖、脚踝会像水波纹一样软掉。走路变得很难。我从格拉梅西公园到影院必须坐地铁，去地铁站的那段路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本来不会是个大问题，反正我也要从现代舞表演转向小说写作了，但我在著名的白色圆柱展馆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我的《鹈鹕之歌》，圣诞节时老斯文在免提电话里念出这名字。结果这是他最后公开说的话。我妈妈和她丈夫一直都计划出席。他们通过假日募捐给编舞师捐了钱。他在作品的结尾给我添了一段三分钟的独舞《爱之翼》！现在演出近在咫尺，我的腿突然软了，简直是在试探这位编舞师的耐心，即使他已得到不少捐助。
这事过后，我妈妈打电话叫我改变母亲节的计划。为什么我不去希尔顿酒店呢？她说。那里有很棒的室内游泳池，还有桑拿浴。我可以共用她的套房，我们会玩得很开心。因为在西村这是个罕见的暖春，我也终于能放一个周末的假。当樱花花瓣洒在咖啡桌上时，谁还愿意去看电影？
我决定将我的情况写下来，通过认识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用了整整一段来描述我所理解的我妈妈和她丈夫的情况。这比我想象的要难。这些年我看过几次我妈妈丈夫的小说，里面的女人都有难以置信的敏感大乳头，还有对直截了当的阴茎崇拜式性行为难以餍足的渴求。在我的段落里，当然也有性，但却是不同的方式。
但结果证明我是个先知。新的一年到了，老斯文的头爆开了。我妈妈的丈夫有代理权，他在医院的监视下，拔去了维持他爸爸生命的设备。所以，复活节找彩蛋时四处都是古怪的沉默，这是斯文第一次没参加家庭大团聚。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不知怎么地相信这是我的错。
从我的母亲节拜访到表演间的两周真是糟透了。担忧，排练，写作的痛苦（在这一点上，我奇怪地开始同情起我妈妈的丈夫）。还有下雨。每日如此。我被迫加倍工作，将做好的袋装爆米花倒进机器里假装在现做。看起来就像西村的所有人都会来看电影。每晚回到家都很晚了，费伊客房里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拔了那个混蛋的插头，我建议。说这话的时候，我妈妈投来疲惫的眼色，她丈夫则直接忽略我。他要表现得高贵些，暗示说，男子汉会倾听父亲的胡说八道。
我的画家朋友终于彻底恢复，能够在气垫床上和我共度爱夜。我们撩拨，胡扯，用巧克力酱在我们的胸上画画。午夜过后电话响起时我们都以为会是他的妈妈，她坚持要记下我的号码。但是电话答录机发出了哭声，没有言语，对方在小房间里，声音有回音，我知道这是我妈妈。我爬过去接起电话。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好吗？
我的画家朋友还在装病逃课，我妈妈丈夫的爸爸去世了。他叫斯文，是头老熊，觉得残忍就是力量。要是老斯文没有打电话来嘲讽他年龄渐长的儿子的愿望，那假期都是不完整的。“小说家——电影小说作家”，他的声音透过免提电话，在厨房里回响，听起来就像他真的在说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她还在那里，沉重地呼吸着，呜咽着，亲爱的？那时我觉得我的胸骨都在发抖，要撑不住了。你在哪儿？我问。
我有点担心我妈妈，但我自己也有感情问题。我可能高估了那个绘画学生的成熟度，因为他吻技很棒，而且画的画精致而机巧。情人节那天，在这个寒冷但无雪的夜晚，他用玫瑰花瓣在我公寓门前的露台上写上了我的名字，然后脱光躺在那儿，等我从文艺片影院回家。他非常瘦，他受的寒气让他整整两个月没去上课。他的父母不欢迎我去病房探访。管家十分警觉地看着这个三十岁的野女人在他的病床床尾晃来晃去，我们只能在夜里打电话联系，然而他妈妈在电话分机里听着，呼吸声还清晰无比。他等不及想要读完艺术学校，这样他就能自己赚钱离开了。这太压抑了，而他有勇气说出来。
在家里。她被锁在卫生间里，那儿有画着纸风车的墙纸，高级水流按摩浴缸和折叠门（她还为之争论了很久：是要铁心的还是绿色玻璃的？）的浴室。即使她呼吸沉重，我还是能听到拳头击打在门上的声音（她最终挑定了一个有着旋转枫叶图案的门），还有低沉的嚎叫，就像老斯文的假日留言在重放。门锁上了，她说。我听着。窗户，她说。我苦苦思考。格子窗通向连着果岭的露台。如果她能推一下自己的骨盆——她不知道这个词，于是我换了个说法——推一下自己的屁股，让它紧贴着屋子的墙面，她或许能滑下去。
情人节前夕，我妈妈从当地的希尔顿酒店打电话来，她说这个与他们家隔了两个小镇的酒店非常迷人。我感到意外，却不很震惊。她希望我知道她在哪儿，以防万一我需要她。她很好。她丈夫正在努力工作，需要一点隐私。我觉得，越橘丝绒坐垫放在餐厅的飘窗上会不会好看？我没意见，然后写下了她在希尔顿的房间号。第二天下午，她打电话来说她回家了，给我寄了特别的东西。一两天后一本漂亮的字典寄来了，还写着献上他俩的爱。
太疯狂了，画家笑着说。（他的笑终结了我们的关系。）我小声说，冲厕所，小声得好像害怕她丈夫听到我。在你打开窗闩前冲厕所，我会搭下一班巴士去弗里霍尔德。直接走进镇里，你能做到吗？
我妈妈的丈夫不仅想要写小说，而且想要写畅销书。他永远都不会相信我们在文艺片影院里所信奉的东西：没有人（我们喜欢像闪电连续劈击那样毫不留情地说话，这种修辞并非我们原创）能得到他们应有的承认。我们阅读、表演，带着具有破坏性的坦白细细品察彼此的作品。我们穿着工作服长谈，争强好胜，中伤、批评乃至伤害、毁灭对方。我们够幸运了。我们有环境，有观众，这里不只有两个人。一旦情况变得难以忍受了，我们就会换人。我妈妈和她丈夫只有彼此，他们身处共建的屋子里，试图让它变得可爱宜人，以便永远不用离开。
当然，她说。我重新想到自己是晚辈。如果她能从窗口逃出来，她会在那里见我。他说我是个病态、腐朽的淫妇？她以提问的方式说道，好像在回顾她是否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我的头很痛，好像刚才是自己的颅骨撞在了墙上。妈妈打理了一下头发。她咳嗽起来，笑了。她举起手，扬起眉，好像要阻止我继续说话，然后走过我身边，通过我进来的那个门，去马槽处找到她丈夫。但他抢在她之前到了大厅，现在正慢慢沿着那条两边放满书的长走廊走向写作间——我可以听见他在我楼上活动的声音。
啊，你不是，我说。小心你的脚。地上可能有碎玻璃。
我拐过角落，走进厨房，却看见我妈妈的丈夫紧紧按着她，她背抵墙壁，脸都发紫了，我感到一股古怪的恐惧让我双腿都软了。我不确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都转头看着我，妈妈大笑，但带着一种古怪的蔑视。她推开她的丈夫。他说了些关于咖啡的话，然后推开餐厅的门离开了房间。
甜心，她小声说，我的天啊。
我看了看妈妈放在大厅里的马槽——这是我童年的甜蜜回忆之一。上面的干草放置得整整齐齐，所有的陶瓷动物形状都很漂亮。我清楚地听见“淫妇”这个词从厨房那边传来，便掉转头去。五斗橱再次撞在墙上。我妈妈刚用白色珐琅装饰了一个很沉的老旧橱柜，我想——也就随便想想——她也许正在使劲将它搬好。
我的妈妈是那种会换上睡衣睡觉的女人。公车开近弗里霍尔德的通宵餐厅，我就朝停车场外看她的奶油白绸缎睡衣有没有飘在冬青灌木丛里。大巴中那股闻来像废气的热气已经让巧克力酱变得黏糊糊的。我睡觉穿的T恤黏着我的胸口。我不确定地走下公交。公交司机盯着我。看着你的路，变态，我吼道，然后又感到羞愧。如果她听见我的话，也会感到耻辱的。
在楼梯底，我听到了一声巨响。我妈妈很爱重新装饰房间，所以我猜她在搬沙发，然后我听到了更响的声音，更像五斗橱撞在墙上。传来了就像调低音量的电视里的咆哮声，似乎是为了避免干扰写作的过程。
我给她带了一件大衣和一些鞋子。她总是认为，运动鞋是运动员才穿的。所以我给她带了一双黑色的露跟女鞋，还有她之前给我的一件漂亮的丝绸大衣，但没带钱，我的车费还是问画家借的。公车发出嘎嘎声开走了，四周复又安静，我才想到我妈妈可能也没多少现金。这不重要。首先我要找到她，换上合适的衣服后，我们可以搭便车到费伊的客房。
接到她的这些电话是在收到钢笔的那个圣诞节之后。他计划和他爸妈过节，我就独自过来了。圣诞夜我待在写作间旁边的客房里。醒来时床脚放了一堆礼物，之前我一定睡得很晚，这时太阳已经高升，照在白雪皑皑的果岭上，我可以闻到隔壁房间第一次煮咖啡后残留的气味。我妈妈的丈夫会一整天都呆在写作间里，所以我也没换掉睡衣，直接下楼找我妈，凑合吃掉早餐。
有一个小时吗？身处黑暗之中，这一切都很难知晓。她最终没出现，我穿过那片玉米田走向她家。虽然天气温和，我还是在发抖，而且我很饿。那些高高低低的影子让我害怕会发现她躺在路边，就像倒地的动物。但我没找到她。当我走到屋子车道的末端时，整个屋子都亮着灯，好像在准备假日派对。按钮灯的光线穿过芬芳的桃林照在车道的拐弯处。深深的门廊里，花架上爬满了常青藤和发红的杜松。看起来每间房都亮着灯，写作间，客房，所有的会客室，主卧室。车库四周的门被打开了，好像派对要转移到那儿。我妈妈喜欢开的那辆蓝色凯迪拉克就停在玄关旁边，但是她丈夫那辆古板的梅赛德斯小轿车不见了。不用进屋子我都能知道她不在里面。
发现那条小内裤后，我开始和一个画画的学生约会。他兼职引座，仍和他爸妈一起住在上东区。他嘴唇上方和下巴旁边的胡须才刚长出来，而且虽然他在纽约的医院里出生，说话却带着英国口音。我会等他下课后在库伯联盟学院见他。他是个大一新生。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路边等他的保姆。我开始接到我妈妈的深夜电话，这时他表现得颇能理解，尽管我觉得他其实很紧张，因为他还住在家里。
我的妈妈给我写信：甜心，我知道你会觉得这很奇怪，我们远走高飞试着重新开始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或许对任何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在这里好好生活都是很难的。老斯文对你比对他自己的儿子还好，你在附上的信里会看到。我爱你胜过一切，一直如此，一直会如此。
作为一个现代舞舞者，我的体形颇不寻常。我让我的作曲家男友赞扬我时，他会说我的身体丰满如鲁本斯笔下的女性。那时我还远未在他的荞麦枕下找到那条深红色小内裤。我也听他用伦勃朗来形容过。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妈妈对体形很看重。我经常觉得这是她们那一代人的另一个特征，就和打字、用托盘上菜一样。我相信，在我的时代，身体就算不一般也没关系。但当我的作曲家提到波特罗时，我失去自信了。
我的生日被用铅笔写在信封上。保价速递员将它塞在我的门下面。信是打印的，也没有签名。银行支票有十万美金。
在纽约西村的文艺片影院里，我们都认为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桃园那个房子里的赌注要高得多。每次拒信到来，即使通常是恭维乃至鼓励，都代表着对整个事业的巨大打击。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自己试着写写小说。我加入了一个小组。我写只有一段的故事，在妈妈准备要拿上楼的饭菜时，通过她厨房里的免提电话给她朗读。那年圣诞节，我妈妈的丈夫给了我一支颇为专业的精致钢笔，盒子里还放了一张友好的便笺。但是在影院里没人认为我的小故事比我现代舞的表现更重要。但我获得尊敬的最大障碍，却和男人有关。
桃园里的屋子被老斯文的私人律师在秘密拍卖里卖掉了。他打电话告诉我家具的情况，当然还有马槽，但我什么都不想要。在我的追问下，律师有时会告诉我，他们俩都很好，他们现在身处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只是需要平静。他告诉我，我妈妈传达了最美好的祝福，仿佛她就在那里，守在电话分机旁边。有时我觉得我妈妈还在找我。她只是认不出穿着制服和皮鞋的我。有时我会观察书本的封底。我留心那些有着可有可无的次要女性角色的长篇谋杀悬疑小说。我阅读它们的致谢语，特别留心那些作者名像是假名的书，希望他有一天能有勇气说出，她是多么令人震惊，她是多么美丽，她如何让一切，真的是一切，成为可能。
我的妈妈一直对文字很感兴趣，她以一种早被我辈抛弃的方式认真地承担起助手的角色。她打下她丈夫的手稿，同时精心编辑。写作间外的大理石基座上放着一个托盘，她就用这托盘呈上午餐。她到长车道的末端查信箱，看他文学代理人的最新消息。如果等来的又是一封拒信，她会用最温柔的方式交给他。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七十期，二〇〇四年）
我妈妈嫁的男人就像那个在售票亭工作的人一样，是个小说家。我妈妈在这漂亮新屋的二楼给他弄了一个写作间。她用我亡父的那张镶嵌着黄铜的、有男子气概和魅力的旧桌子以及他的皮椅子来布置写作间。房间看出去就是一个掩埋式游泳池和高尔夫球场果岭，再远些是旧桃园然后是树林。每个人都说，没有哪儿比这儿更能激发灵感了。
玛丽·盖茨基尔评《鹈鹕之歌》
我这种人三十岁了，却才刚把青春期过完。大多数时候，我是个现代舞舞者。我排练，上班。我在一家文艺片影院里的货摊工作，这里的引座员都是演员和制片人。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小说家在售票亭工作。我在格拉梅西公园有个单间公寓，看出去就是常春藤密布的砖墙。当我想逃出城市时，我就坐公交车去拜访我在新泽西州中部的妈妈。我妈妈已经二婚许久。她和她现任丈夫把我小时候住的房子和他的古董车配件商店卖了，用这笔收入在一个废弃桃园里建了一幢屋子。他们自己当工程承包人，省了不少钱。现在屋子弄好了，他们俩开始找投资项目。
《鹈鹕之歌》有种骇人听闻的悲伤。这种悲伤被标题暗含的荒诞感加强了。这种恶毒的荒诞以家庭责任之名加诸女主人公，如同一个令人窒息的包袱，她却还得穿着它如同身着礼服。作为一个生来有责任感的人，她就这样穿着它，礼貌、盲目、不抱怨，一头撞进她那接近疯狂的家庭创造出来的越野障碍训练场，那儿疯狂地装饰着大理石桌子、纸风车墙纸和绿色玻璃提基火炬。
温峰宁译
她所处的文化时期恰好让人们到了三十岁还能去相信自己是艺术家，即使他们并没什么艺术作品。但这于事无补。她的家人在她转行去写作前，给编排她最后一场舞蹈表演的人寄了一张高额支票，而没观看演出——它的标题是《鹈鹕之歌》，她的继祖父还嘲讽了一通。
玛丽·盖茨基尔评
继祖父或许有意无意地意识到鹈鹕的基督教象征，据说母鹈鹕会剖开自己的乳房来喂养下一代。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切割与撕裂的画面，其中的一些也是为了培育下一代。但在这个故事里，养育和毒药描绘在一起，人物角色的世界里有多少高贵的东西就有多少感情的邪恶。在我读过的作品里，《鹈鹕之歌》有着对富人给自己造成的恐怖最令人信服的描绘之一。而女主角即使行走在这恐怖当中，还想要相信爱和善良，对此的描绘更为令人信服。真令人心碎。
玛丽—贝丝·休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