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猫的摇篮》。
《巴黎评论》：你的论文写的是什么？
《巴黎评论》：但那不是你离开芝加哥大学多年之后写的吗？
冯内古特：没错。这是我唯一的宗教。迄今为止。
冯内古特：我离校时没有写论文——也没有拿到学位。我所有的题目都被否决了，我破产了，所以在斯克内克塔迪做了通用电气的公关。二十年后，我收到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的一封信，他一直在翻阅我的档案。他说，根据学校的规定，一本高质量的出版物可以代替论文，所以我有资格获得硕士学位。他把《猫的摇篮》拿给人类学系的人看了，他们说那是一个还过得去的人类学作品，所以他们会给我寄我的学位。我大概是一九七二级。
《巴黎评论》：几乎成了一种宗教？
《巴黎评论》：祝贺你。
冯内古特：它确认了我的无神论，这也是我爸爸的信仰。我一直认为，展览和研究宗教是小题大做。我们不可以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优越。如果经常提到种族就会惹麻烦。这太理想主义了。
冯内古特：那东西真的没什么。易如反掌。
《巴黎评论》：研究人类学后来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巴黎评论》：《猫的摇篮》中的一些人物是以你在通用电气认识的人为原型的，是吗？
冯内古特：到三年级期中的时候，我每一科都不及格。我高兴地参军打仗去了。战后，我去了芝加哥大学，痛快地学起了人类学，一种基本上是文科的科学，几乎跟数学无关。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不久就有了一个孩子，马克。他后来疯了，还据此写了一本书《伊甸园快车》。他自己也刚刚做了父亲，我第一个孙子，男孩，叫圣扎迦利。马克即将结束他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二个学年，将会是他班上毕业后唯一一个不欠债的人，因为他出了本书。可以说，他精神崩溃后恢复得相当不错。
冯内古特：心不在焉的科学家霍尼克尔博士是对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的明星欧文·朗缪尔博士的夸张。我对他有些了解。我哥哥是他同事。朗缪尔惊人的心不在焉。他有一次大声问，乌龟缩头时，它们的脊椎会不会弯曲或收缩。我把这写到了书里。有一次，在家里他妻子给他端来早餐，他在盘子下面放了小费。我也写到书里去了。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我称之为“冰-9”的想法，这是一种在室温下很稳定的冰水。他没有直接告诉我。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个传奇——大概在H.G.韦尔斯去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那是我去那儿很久之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还在听广播，做航模。
《巴黎评论》：你在康奈尔拿到化学专业的学位了吗？
《巴黎评论》：是吗？
冯内古特：让一个人走过一个看上去很浅、但实际上有六英尺深的水坑。我记得在一部电影中，夜里加里·格兰特慢慢地跑过一片草坪。他跑到一个低矮的树篱跟前，优雅地跨过树篱，但发现对面是一个二十英尺长的陡坡。但我和我妹妹最喜欢的还是电影中有人呵斥其他所有人，然后高傲地退进一个衣橱。当然，他还得再出来，整个人都缠在了衣架和丝巾上。
冯内古特：韦尔斯去斯克内克塔迪时，公司让朗缪尔接待他。朗缪尔想，他可以用一个科幻小说的想法取悦一下韦尔斯——一种室温下很稳定的冰。韦尔斯不感兴趣，或至少从未采用这一想法。后来韦尔斯去世了，最后，朗缪尔也去世了。我想：“发现者，保有者——这个想法是我的了。”顺便说说，朗缪尔是第一个私人公司里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巴黎评论》：不知道。
《巴黎评论》：贝娄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你怎么看？
冯内古特：当然。我们喜欢《劳雷尔和哈代》。你知道电影里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冯内古特：这是向美国文学颁发荣誉的最佳方式。
《巴黎评论》：滑稽剧？
《巴黎评论》：跟他交流起来容易吗？
冯内古特：对。这位女士肯定是鞋跟卡住了。电车的门敞开着，我妹妹刚好在人行道上看见了，之后她看见这位女士横着摔了下来——像一块木板一样平，脸朝下，离地大概两英尺高。
冯内古特：很容易。我大概跟他聊过三次。有一回我在爱荷华大学接待他，我在那儿教书，他去演讲。很顺利。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巴黎评论》：横着摔下来？
《巴黎评论》：是什么？
冯内古特：哦，没错。她的幽默感带有一丝奇怪的残酷色彩，这跟她性格的其他部分有些不吻合。每当有人摔倒她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回她看见一位女士从电车上横着摔下来，笑了几个星期。
冯内古特：我们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据我所知，他从没做过人类学探险，我也没有。但我们塑造了前工业社会的人，我是在《猫的摇篮》中，他是在《雨王亨德森》中。
《巴黎评论》：你妹妹也很风趣吗？
《巴黎评论》：所以他跟你是科学上的同行。
冯内古特：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大量饮酒。如果有人问他，前一天晚上他是否喝醉了，他总是不客气地回答说，“哦，我的想象。”我很喜欢这个答复。它承认人生是一场梦。康奈尔是一个醉鬼的梦，部分是因为喝醉了，部分是因为我入读了一个我毫无天赋的专业。我爸爸和哥哥都认为我应该学化学，因为我哥在麻省理工学化学学得很好。他比我大八岁。也比我更有趣。他最著名的发现是碘化银有时能够让天下雨或者下雪。
冯内古特：我根本不是科学家。但很高兴我爸爸和我哥哥逼迫我去当科学家。我知道了科学的推理和游戏是怎么进行的，虽然我没有加入其中的天赋。我很享受科学家们的陪伴，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时，我又兴奋又高兴。我跟科学家共处的时间多过跟文人共处的时间，大部分是我哥哥的朋友们。我也很喜欢管子工、木匠和汽车机械师。过去十年我才认识了一些文人，开始于我在爱荷华任教那两年。在爱荷华，我很快就跟纳尔逊·阿尔格伦、何塞·多诺索、万斯·布杰利、唐纳德·贾斯蒂斯、乔治·斯塔巴克、马文·贝尔等人成了朋友。我很惊讶。现在，从我的新书《滑稽剧》得到的评论来看，人们想把我赶出文学界——送回我的老家。
《巴黎评论》：你想象？
《巴黎评论》：有一些恶评？
冯内古特：我那样想象。
冯内古特：只有《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书评》《村声》和《滚石》上有恶评。他们希望我待在加拿大的梅迪辛哈特。
《巴黎评论》：从肖特里奇毕业后，你去了康奈尔大学？
《巴黎评论》：你认为这些怨恨是因为什么？
冯内古特：为了咬掉出租车后座上的纽扣。这是蠢蛋们那样做唯一的原因。激发他们的就是这个。
冯内古特：《滑稽剧》可能是一本很糟糕的书。我很愿意这么相信。其他人都写烂书，我怎么就不能？这些评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希望人们承认，我从来没写过优秀的东西。《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书评作者要求以前表扬过我的人现在公开承认他们错了。我的出版人萨姆·劳伦斯努力安慰我，说作家们变得有钱时，无一例外会遭到攻击。
《巴黎评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那样用假牙。
《巴黎评论》：你需要安慰？
冯内古特：对不起，是在他或她的屁股瓣中间。我总是会像刚才那样得罪女权主义者。
冯内古特：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在德国的火车车厢上站着睡着了。
《巴黎评论》：我明白了。
《巴黎评论》：有这么糟？
冯内古特：是指往屁股瓣中间塞假牙的人。
冯内古特：没有。但也够糟的了。突然间，评论家希望像捏虫子一样捏死我。不只是因为我突然有了钱。隐含的抱怨是，我很野蛮，我未曾系统地研究文学巨著就开始写，我不是一位绅士，因为我做过雇佣文人，高高兴兴地给粗俗杂志写东西——我不是科班出身。
《巴黎评论》：蠢货最初严格的意义是什么？
《巴黎评论》：你没吃过苦？
冯内古特：对。有一次，我在写东西时，刚好漫不经心地闻了一下自己的腋窝。有几个人看见了，觉得那很有趣——从那之后我就得了一个外号“嗅闻癖”。在我们一九四〇届的毕业纪念册上，我被写成“小库尔特·嗅闻癖菲尔德·冯内古特”。严格地说，我没有嗅闻癖。嗅闻癖是四处闻女孩的自行车车座的人。我没那么干过。“蠢货”（twerp）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现在都乱用，“蠢货”就成了一个意思不清楚的脏话。
冯内古特：我吃过苦，但我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一个粗俗的行业、粗俗的公司上班。我太可耻了，为了钱而滥用艺术。接着我因为变得异常富有，也就罪大恶极了。对我、对所有人来说，这太糟糕了。我的书都在卖，所以我们都缠着我，缠着我的书。
《巴黎评论》：所以你每天下午都去《回声》的办公室。
《巴黎评论》：你想反击吗？
冯内古特：有趣，也很简单。我总是觉得写东西很容易。而且，我学会了写给同学们而非老师看。大部分初学者不会写给同辈看——令同辈痛骂。
冯内古特：某种程度上是。我现在是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理事，不时会有其他成员谈到给大学英语系发通知告诉他们有某些文学项目的好机会，我就会说，“通知化学系吧，通知动物学系去吧，通知人类学系、天文学系、物理学系，通知医学和法学院吧。作家更有可能在那些地方。”
《巴黎评论》：有趣吗？
《巴黎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
冯内古特：我还办《肖特里奇每日回声》。
冯内古特：我认为，如果一位创作者头脑里装着文学史之外的东西，那会令人耳目一新。这么说吧，文学不应该封闭、消失于它自己的屁眼中。
《巴黎评论》：我明白了。
《巴黎评论》：咱们来谈谈你书中的女性吧。
冯内古特：哦，我刚才想起了高中公民课上讲关于政府如何运作的内容时发生的事情。老师让我们轮流起立，说说我们放学后都干啥。我坐在教室的后面，挨着一个叫埃尔伯格的同学。他后来在洛杉矶卖保险。他近来去世了。他不停地推我，催我，激我真实地讲述我放学后干的事。他给我五美元，让我说实话。他希望我站起来说，“我做航模，还有自慰。”
冯内古特：没有女性。没有真正的女性，没有爱情。
《巴黎评论》：不介意的话跟我们说说？
《巴黎评论》：这值得详细论述一下吗？
冯内古特：我想起了高中的一些蠢事。跟写作无关。
冯内古特：这是一个机械问题。讲故事的过程是机械的，跟如何让故事运转的技术问题有关。比如，牛仔故事和政客故事结束于开枪，因为开枪是结束这类故事最可靠的机制。宣布故事结束总是人为的，死亡是最合适的结尾方式了。我努力不让爱情进入我的小说，因为一旦这种话题出现，几乎就不可能再谈别的了。读者不想听到别的事情。他们对爱情很狂热。如果小说中的恋人赢得了他的真爱，故事就结束了，哪怕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天空中全是黑压压的飞碟。
《巴黎评论》：你刚才觉得什么很好笑。
《巴黎评论》：所以你不让爱情进入你的小说。
冯内古特：对。《肖特里奇每日回声》。学校里就有一个印刷铺。学生给报纸写稿。学生制版。放学后。
冯内古特：我想谈点别的。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也是如此。如果这部伟大作品中的主人公遇到了某个值得爱的人，某个为他发疯的人，小说就结束了。塞利纳的《长夜行》也一样：他排斥了真正的、最终的爱情的可能性，因此那个小说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巴黎评论》：该校有一份日报。
《巴黎评论》：谈论小说的机制的作家并不多。
冯内古特：还有我爸爸。肖特里奇高中。
冯内古特：我是一个野蛮的技术统治论者，所以我认为小说可以像福特T型汽车一样修修补补。
《巴黎评论》：你和你妈妈上的印第安纳波利斯高中——
《巴黎评论》：为了什么？
冯内古特：她想像《瑞士家庭罗宾逊》里的成员那样生活，在宜人、与世隔绝的地方跟友好的动物住在一起。她的长子吉姆过去八年间在牙买加的山顶上养羊。上面没有电话。没有电。
冯内古特：为了让读者获得快感。
《巴黎评论》：你姐姐的梦想是什么？
《巴黎评论》：你有朝一日会写一个爱情小说吗？
冯内古特：也不是全然如此。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有文化的女性。她跟我上的是同一所高中，是同期不多的全得A+的人之一。她的德语和法语都很流利。我还存有她的一张高中成绩单。“A+，A+，A+……”结果表明，她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她没有低俗杂志所要求的粗俗的天才。幸运的是，我不缺粗俗，所以，我长大后，能够让她梦想成真。对我来说，给《科利尔》《星期六晚邮报》和《大都会》《女性家庭》之类刊物写稿不费吹灰之力。我多么希望她能活着看到这一幕。我多么希望她活着看到她所有的孙辈。她有十个孙辈。她连第一个也没见到。我还实现了她的另一个梦想：我在科德角住了几年。她一直希望住在科德角。可能儿子都希望能实现他们的妈妈的梦想。我姐姐去世后，我收养了她的儿子，他们努力去实现她的梦想的做法挺吓人的。
冯内古特：可能吧。我过着充满爱的生活。但即使我过着这样的生活，过得挺好，有时还是会想，天哪，我们就不能谈一会儿别的东西吗？你知道真正有意思的是什么吗？
《巴黎评论》：所以你妈对写作采取的是非常实用的态度。
《巴黎评论》：不知道。
冯内古特：我爸爸在家里顶层的房间建了一个工作室，在里头画画。大萧条期间建筑师接不到什么活——谁都找不到工作。但奇怪的是，我妈是对的：低俗杂志的作者却能大把地挣钱。
冯内古特：我的书在被全国各地的学校图书馆丢出去，因为它们被认为很淫秽。我看到有人致信小城市报纸，要求把《五号屠场》跟《深喉》和《好色客》杂志归为一类。怎么能有人对着《五号屠场》自慰呢？
《巴黎评论》：所以你妈妈研究过短篇小说创作——
《巴黎评论》：什么样的人都有。
冯内古特：咖啡。
冯内古特：怎么说呢，这种人不存在。审查者憎恨的是我的信仰。他们发现我不尊重他们的上帝观念。他们认为，政府有义务保护上帝的名声。我只能说：“祝他们好运，祝政府好运，祝上帝好运。”你知道门肯怎么说信徒吗？他说，他被严重地误解了。他说他不恨他们。他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笑。
《巴黎评论》：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巴黎评论》：刚才我问你家里人谁对你的写作影响最大，你说是你妈妈。我希望你说说你姐姐，因为你在《滑稽剧》中说了很多。
冯内古特：比我早很久的事情了。我从没尝过。它有一个秘方，我知道。我外祖父和他的酿酒师傅放进去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观看。
冯内古特：我在《滑稽剧》中说，我是为她而写的，每一位成功的作者都是为他心目中的一个读者而写。这是艺术完整性的秘诀。谁都能做到，如果他或她只为心中的一个人而写。直到她去世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为她而写。
《巴黎评论》：味道一定不错。
《巴黎评论》：她喜欢文学？
冯内古特：我爸爸是一位收入中等的建筑师，娶了城里最有钱的姑娘。她家靠卖利伯储藏啤酒和金牌啤酒挣了很多钱。利伯储藏啤酒在某届巴黎博览会上获奖后成了金牌啤酒。
冯内古特：她写得很好。她读得不多，但亨利·大卫·梭罗晚年时读得也不多。我爸爸也是这样：他读得不多，但是写东西对他来说很容易。我爸爸和我姐姐的信写得多好！我把他们的文字跟我的比较时，我感到丢脸。
《巴黎评论》：她一度很有钱？
《巴黎评论》：你姐姐也为挣钱而写作吗？
冯内古特：我想应该是我妈妈。伊迪丝·利伯·冯内古特。我们家在大萧条期间损失了几乎所有的钱之后，我妈妈认为她或许可以给时尚杂志写东西来挣点钱。她在夜校上了短篇小说课。她像赌徒研究赛马新闻一样地研究杂志。
冯内古特：不是。她本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雕塑家。有一次我怒斥她没有好好地利用她的天分。她回答说，拥有天赋的人并没有义务去使用它。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态度。我认为人人都应该抓牢自己的天赋，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巴黎评论》：家里谁对你成为作家影响最大？
《巴黎评论》：你现在的态度呢？
冯内古特：没错。小时候我家里塞满了书。但我从来没有为了学位而读书，也不用写论文，不用在讨论班上证明我读懂了。我讨论书时笨拙得无可救药。我的经验为零。
冯内古特：怎么说呢，我姐姐的话现在看上去是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智慧。我有两个女儿，跟她一样有天分，如果她们两个丢掉姿态和幽默感，握住她们的天赋，能跑多快就跑多快，那结果会很惊人。她们看到我竭尽全力地奔跑，一定觉得这样做是疯了。这是最糟糕的比喻了，因为实际上她们看到的是一个男人静静地坐了几十年。
《巴黎评论》：所以你一直在看书？
《巴黎评论》：坐在打字机前。
冯内古特：十八岁的时候。
冯内古特：对，还没命地抽烟。
《巴黎评论》：什么时候？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戒过烟？
冯内古特：对。他说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总是会有些人对艺术史，对过去的胜利、惨败和实验反应激烈，其他人则不会。我属于第二种，我不得不如此。我没法跟我的文学前辈们一起玩游戏，因为我未曾系统地研究过他们。我在康奈尔大学学的化学，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天哪，我对威廉·布莱克着迷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四十岁时才读《包法利夫人》，四十五岁时才听说塞利纳。因为走运，我刚好在该读《天使，望故乡》时读到了这部书。
冯内古特：戒过两次。一次是我用吃冷火鸡肉代替抽烟，把自己吃成了圣诞老人的体型。胖得圆滚滚的。体重接近二百五十磅。我几乎一年没抽烟，后来爱荷华大学让我去瓦胡岛演说。一天晚上，我在伊利凯酒店的顶层喝掉一只椰子，为了让我的快乐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圈，我只需要抽一支烟。我就抽了。
《巴黎评论》：那位画家？
《巴黎评论》：第二次呢？
冯内古特：我的同辈作家？当然很友好。但我很难跟其中的一些人交谈，因为我们好像是做不同事情的。一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谜，但后来索尔·斯坦伯格——
冯内古特：就在不久前——去年。我付了“香烟终结者”一百五十美元，让他们帮我在六周内戒烟。就像他们许诺的那样——很容易、很有启发。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认可徽章。唯一的麻烦是，我也疯掉了。我非常高兴、自豪，但我周围的人发现我固执、鲁莽、粗鲁得令人难以忍受。我还停止了写作。我连信都不写了。显然这很不划算。所以我又吸上了。如全国制造商协会过去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跟你的同时代人有多亲近？
《巴黎评论》：你真的认为创意写作是可以教授的吗？
冯内古特：我。我从每个被炸死的人那里挣到三美元，我想。
冯内古特：就像打高尔夫一样可以教。专业人士能够指出你挥杆时明显的错误。我想我做得很好，在爱荷华大学的那两年。盖尔·戈德温和约翰·欧文、乔纳森·彭纳、布鲁斯·多布勒、约翰·凯西、简·凯西都是我那时的学生。他们后来都出版了很好的作品。我在哈佛教得很差，因为那时我的婚姻破裂了，还因为我要每周乘车从纽约赶往剑桥城。几年前我在城市学院教得更差。我同时要做太多个项目。我也不想再教了。我只懂理论。
《巴黎评论》：他是谁？
《巴黎评论》：你能概括一下这套理论吗？
冯内古特：我说整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人从袭击中得到了好处，空袭肯定要花上千万美元。空袭没有令战争缩短半秒，没有削弱德国人的防御，没有袭击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从死亡集中营解救出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获益了，不是两个、五个或十个。只有一个。
冯内古特：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创始人保罗·恩格尔说过。他对我说，如果工作坊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大楼，应该把这句话刻在门口：“别太认真。”
《巴黎评论》：你有什么新想法了吗？
《巴黎评论》：这句话怎么会对人有帮助？
冯内古特：对。他们要我写一个新的序言。
冯内古特：它会提醒学生，他们是在学习玩恶作剧。
《巴黎评论》：富兰克林图书馆出版社要出《五号屠场》的豪华版了。
《巴黎评论》：恶作剧？
冯内古特：对——在集中营里，最终几百万人被杀死。许多人认为轰炸德累斯顿是对集中营屠杀正当的、极小的报复。可能是吧。如我所说，我从不争辩这一点。我只附带指出，待在这座毫无防御的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幼儿、老人、动物园里的动物，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狂暴的纳粹，还有我最好的朋友伯纳德·欧黑尔和我。本来我和欧黑尔也该被炸死。炸死的越多，报复得越到位。
冯内古特：如果你能让人们对着白纸上的黑点笑或者哭，那不就是恶作剧吗？所有伟大的故事类型都是让人们一次次听信的恶作剧。
《巴黎评论》：死亡集中营。
《巴黎评论》：你能举个例子吗？
冯内古特：它最快地杀死了许多人——几小时内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人。当然还有较慢的杀人计划。
冯内古特：哥特小说。每年都会出十几部，都卖得很好。我的朋友博登·迪尔最近为了好玩而写了一部哥特小说，我问他什么情节，他说，“一位年轻女子在一幢老房子里找了一个工作，被吓得魂飞魄散。”
《巴黎评论》：那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
《巴黎评论》：再比如？
冯内古特：我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我不想跟那些认为德累斯顿就该被炸掉的人争辩。我在书中都说了，德累斯顿，不管你是否情愿，被炸没了。
冯内古特：其他的说起来就没那么有趣了：有人陷入了麻烦，后来又摆脱了麻烦；有人失去了什么东西又复得；有人蒙冤后报复；灰姑娘；有人走下坡路，就那样不停地往下、往下；有两个人相爱了，有许多人阻拦他们；一个高尚的人被错误地指控犯有某种罪行；一个有罪的人被当作好人；有人勇敢地面对挑战，成功或失败了；有个人撒谎，有个人行窃，有个人杀人，有个人通奸。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希望去作证？
《巴黎评论》：请原谅，这都是很老套的情节。
冯内古特：我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五号屠场》。这本书现在还在卖，作为生意人我不时还要做一些跟它有关的事情。马塞尔·奥弗尔斯要把我拍进他的电影《正义的记忆》。他想让我谈谈发生于德累斯顿的暴行。我让他去找玛丽的丈夫，我的朋友伯纳德·欧黑尔，他去找了。欧黑尔也是侦察兵，在战争中是我的狱友。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做律师。
冯内古特：我向你保证，现代的故事框架或毫无情节的作品都不会让读者得到真正的满足，除非老套的故事情节在某个地方被走私进来。我不是夸奖这些情节准确地反映了生活，但它们是吸引读者阅读的方法。我过去教创意写作的时候，会要求学生让他们的人物立刻要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杯水。被现代生活的无意义弄麻痹了的人仍旧得不时地喝点水。我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小说，说一位修女左下方的臼齿卡了一根牙线，一整天也没弄出来。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这篇小说写的是比牙线重要得多的问题，但是吸引读者接着读下去的是担心牙线到底什么时候能除掉。如果没有用手指在嘴里掏来掏去，那篇小说根本没人读。现在，你有一个绝妙的恶作剧。如果你除掉情节，里面没有人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就除掉了读者，这样做很卑劣。你还可以这样除掉读者：不马上告诉他们故事发生在何处，人物是谁……
《巴黎评论》：还有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你现在还会想起德累斯顿的燃烧弹吗？
《巴黎评论》：他们想要什么。
冯内古特：她使我不受约束地去写我们是怎样的婴儿：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岁。我们都是娃娃脸，身为战俘，我认为我无需经常刮胡子。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冯内古特：对。你还可以让他们睡着，从不让人物发生冲突。学生喜欢说，他们没有上演冲突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避免冲突。他们说，现代生活很孤独。这是懒惰。作家的任务就是上演冲突，所以人物会说出令人惊讶、给人启发的东西，教育和娱乐我们。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或不愿意这么做，他就应该退出这个行当。
《巴黎评论》：整个焦点转变了……
《巴黎评论》：行当？
冯内古特：这座城市被炸毁后，我不知道它有多大……是不是跟不莱梅或者汉堡、考文垂……差不多。我没去过考文垂，所以除了电影里看到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回到家之后（到《康奈尔太阳报》之后我就是一名作家了，虽然我也就写写报道），我想到把我的战争故事也写下来。我所有的朋友都一直在家里；他们也有奇妙的历险。我去了报社的办公室，《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去看看关于德累斯顿他们报道了什么。有一篇大概一英寸长的文章，说我们的飞机去过德累斯顿上空，损失了两架。所以我想，得，这真是二战中最微小的细节。别人有那么多可写的。我记得我很嫉妒安迪·鲁尼，他迅速出了书；我不认识他，但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在战后出版其战争经历的人；他的书叫《空中炮手》。见鬼，我就没有这样不凡的历险。但我不时会遇到一个欧洲人，我们就谈论二战，我就说我战时在德累斯顿；他会感到很惊讶，都想多了解一些。接着戴维·欧文关于德累斯顿的书出版了，说那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屠杀。我说，天哪，我终于看到了点什么！我要写我自己的战争经历，不管它是否有趣，要努力出点什么来。我在《五号屠场》的开头描写了这一过程；我希望由约翰·韦恩和弗兰克·辛纳屈来扮演我们。最终，一个叫玛丽·欧黑尔的姑娘，一个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的妻子，说：“你们那时只是孩子。假装你们是像韦恩和辛纳屈那样的男人不公平，对后代不公平，因为你们使战争看上去妙不可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冯内古特：行当。木匠建房子。讲故事的人使用读者的空闲时间时，要让读者不会觉得他的时间被浪费了。机械师修理汽车。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刚经历过这件事就想写写它？
《巴黎评论》：肯定这是需要天赋的？
冯内古特：他的说法更人性一些。我想他觉得轰炸是必要的，可能是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了，很快就能重建一座城市。工程师们说，重建德国需要五百年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十八个星期。
冯内古特：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我在科德角做过一段时间的汽车销售，我入读了他们的机械师学校，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没有天赋。
《巴黎评论》：另一种回答是：“我们是被命令那么做的。”
《巴黎评论》：拥有讲故事的天赋的人多吗？
冯内古特：这是一件奇特的、惊人的事情。也是看到真相的时刻，因为美国的平民和地面部队不知道美国的轰炸机面临着轰炸饱和。直到战争临近结束，这个秘密才被披露出来。他们烧掉德累斯顿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把别的全都烧掉了。你知道，“我们今晚干点啥？”人人都会来这儿，这里的德国人仍在战斗，使用了烧掉城市的机器。这是一个秘密，烧掉那些城市，煮沸夜壶，点燃婴儿车。许多人废话什么诺尔登轰炸的景象。你会看到新闻短片上，一名炮兵军士两侧各站着一个手持点45手枪的军警。这类胡说八道，该死的，他们做的不过是从城市上空飞过，上千架飞机，然后扔下炸弹。战后我去芝加哥大学时，面试我的人轰炸过德累斯顿。他听了我的故事之后说：“唔，我讨厌那么做。”这句话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冯内古特：在我国的某个创意写作班中，会有六个天赋相当高的人。其中两个可能马上就能出书。
《巴黎评论》：这会给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巴黎评论》：这两个人跟其他人的差异在哪里？
冯内古特：看守我们的都是军士，一个中士、一个下士、四个列兵，他们没有领头的。也没有城市了，他们都是德累斯顿人，被派往前线，又被送回老家干点轻松的活。他们盯了我们几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一起讨论、交谈。最后我们穿过瓦砾，他们把我们跟一些南非人分到一起，待在市郊。作为卫生措施，每天我们进城，从地下室和掩体里往外挖尸体。我们进去之后，那些典型的掩体，普通的地下室，就像一列有轨列车，里面的人同时心脏衰竭。人们就那样坐在座位上，都已经死了。热浪是一个惊人的东西。自然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中间刮起龙卷风，谁也呼吸不了。我们把死人弄出去。他们被装在推车上，运到公园，城市里没有瓦砾的巨大、开阔的地方。德国人开动火葬场，烧掉尸体，以免尸体发臭、传染疾病。地下埋着十三万具尸体。这是一场艰巨的、复杂的寻找复活节彩蛋游戏。我们走过德国士兵的封锁线去工作。平民们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几天后整个城市开始发出臭味，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需要是发明之母。我们会砸开掩体，从人的身上拿走值钱的东西，不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把值钱的东西交给看守。然后士兵拿着喷火器过来，站在门口，把里面的人火化。把金子和珠宝拿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所有人烧掉。
冯内古特：他们头脑中还有一些文学之外的东西。他们也可能很能干。我是说他们不会被动地等着有人来发现他们。他们会坚持要别人读他们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们上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黎评论》：你做过公关和广告人。
冯内古特：没有。肉库挺大，我们人又不多。空袭也不是跟地狱似的。嘭。他们先用强力炸药把东西炸松，然后撒燃烧弹。战争刚开始时，燃烧弹个头很大，大概有鞋盒子那么长。待轮到德累斯顿时，燃烧弹就很小了。它们把整个城市都给烧垮了。
冯内古特：哦，我的想象。
《巴黎评论》：没人在肉库里窒息而死？
《巴黎评论》：那样的工作烦人吗？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天赋被浪费、被削弱了？
冯内古特：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梦幻城市。跟巴黎一样，到处都是雕塑和动物园。我们住在一个屠宰场，有着崭新漂亮的水泥猪舍。他们把床铺和稻草床垫放进猪舍，作为合同工，我们每天早上去一个麦芽糖汁厂上班。糖汁是给孕妇喝的。该死的警报声消失了，我们会听到它在其他城市响起——嘭嘭嘭嘭。我们没想到还会在那儿听到它。市里没几个空袭掩体，也没有军工厂，只有香烟厂、医院和竖笛厂。不久警报大作，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我们下两层楼，躲进人行道下一个巨大的肉库。那儿很冷，到处都挂着宰好的猪。我们上来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
冯内古特：没有。这样说很浪漫——那样的工作会损害一个作家的灵魂。在爱荷华，理查德·耶茨和我经常每年做一场讲座，谈作家和自由企业制度。学生们讨厌它。我们会谈作家们为了避免被饿死，或者想攒钱去写本书而做雇佣文人的工作。由于出版社不再投钱出版处女作，杂志都死掉了，电视也不买年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基金会只补助我这样的老人，年轻作家只能做丢脸的雇佣文人来养活自己。不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当代文学了。雇佣文人工作对作家来说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巴黎评论》：你对这个城市遭到轰炸前的印象如何？
《巴黎评论》：确实是。
冯内古特：最初是到了德累斯顿南部一个巨大的监狱集中营。他们把列兵跟军士和军官分开了。根据非常爱德华式的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列兵需要为他们的给养而劳动。其他人都惨死在了狱中。因为是列兵，我被运往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一场悲剧。我一直在想，年轻作家能用什么方式，哪怕是很可怕的方式坚持下去。
《巴黎评论》：最后你到了德累斯顿。
《巴黎评论》：年轻作家是否应该得到补助？
冯内古特：乘坐的是跟运来抓我们的部队一样的货车车厢，把犹太人、吉普赛人和耶和华的目击者等送到集中营的可能也是这样的车厢。火车就是火车。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夜间攻击过我们几次。我猜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战略物资。他们击中了一辆载有我们营大部分军官的汽车。每次我说我恨军官，现在我还经常这么说，就会想起，几乎所有我服从过的军官都死掉了。圣诞节随时会降临。
冯内古特：应该做点什么，现在自由企业已经使年轻作家无法通过自由企业来养活自己。我刚开始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商务人士，完全是因为有许多生意可做。我为通用电气工作时，写了一个小说，《关于牲口棚效应的报告》，那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把它寄给了《科利尔》杂志。诺克斯·伯格是那里的小说编辑。诺克斯告诉我哪里不对以及如何修改。我按他说的做了，他用七百五十美元买下了那篇小说，相当于我在通用电气六个星期的薪水。我又写了一篇，他付了我九百五十美元，并建议我差不多该从通用电气辞职了。我照办了。我搬到了普罗温斯敦。最后，我短篇小说的价钱上升到了两千九百美元。瞧瞧。诺克斯给我找了几个像他一样对故事很有眼力的经纪人——肯尼思·利陶尔，诺克斯在《科利尔》的前任，还有马克斯·威尔金森，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小说编辑。让我们把这个记在这里：在他那个年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诺克斯·伯格是发现和鼓励优秀年轻作家数量最多的人。我想没人把这个记录下来过。只有作家知道这一事实，而这很容易消逝，如果不记下来的话。
《巴黎评论》：被俘后，你被运到了德累斯顿？
《巴黎评论》：诺克斯·伯格现在在哪里？
冯内古特：我觉得这个问题无知又可笑。我父母把我跟我的德国祖先彻底隔绝，对我来说捉我们的人就像是玻利维亚人或西藏人，对我来说那没什么区别。
冯内古特：他是一位文学经纪人。他是我儿子马克的代理人。
《巴黎评论》：你怎么回答的？
《巴黎评论》：利陶尔和威尔金森呢？
冯内古特：我经常听我父母说德语。他们没有教我怎么说，因为一战时美国对德国充满敌意。我对俘虏我们的人说了几句，他们问我是不是德国后裔，我说没错。他们想知道我为何要跟自己的兄弟作战。
冯内古特：利陶尔去世十来年了。顺便告诉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了拉斐德飞行小队的上校，还是第一个向战壕扫射的人。他是我的导师。马克斯·威尔金森退休后去了佛罗里达。做经纪人总是让他感到尴尬。如果某个陌生人问他做什么谋生，他总是回答说他是一个种棉花的。
《巴黎评论》：你会说德语吗？
《巴黎评论》：你现在有什么新导师吗？
冯内古特：他们说，对我们来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自己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自己会怎样还不知道呢。确实，几天后他们可能会被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击毙或俘虏。轮中套轮。
冯内古特：没有。我猜是因为我太老了，所以找不到了。现在不管我写什么，都直接排印，我的出版商、编辑或其他所有人都不会提意见，他们都比我年轻。我姐姐不在了，也不能为她而写了。突然，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这些空缺的职位。
《巴黎评论》：德国人说什么了？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好像升到了那里，下面却没有网吗？
冯内古特：没有。他们送来了88毫米炮弹。炮弹飞向我们头顶的树梢。在我们头顶发出很响的爆炸声。钢铁碎片像雨一样淋下来。有人被击中。接着德国人又要我们出去。我们没有喊“蠢货”之类的话。我们说“好的”，还有“放轻松”，等等。德国人最后现身时，我们看到他们穿着白色的迷彩服。我们没有那类东西。我们穿着绿军装。不管什么季节，我们穿的都是绿军装。
冯内古特：也没有平衡杆。有时我会紧张得发抖。
《巴黎评论》：但他们还是来了？
《巴黎评论》：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冯内古特：像一头一身硬刺的豪猪。我可怜那些要来捉我们的人。
冯内古特：你知道学校和剧院的大门上有恐慌栓吗？如果你撞一下，门会突然打开。
《巴黎评论》：怎么会这样？
《巴黎评论》：知道。
冯内古特：我们的侦察小队。我们六个人。还有大约五十个我们从没见过的人。德国人能看见我们，因为他们用喇叭向我们喊话。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形势毫无希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装上了刺刀。有几分钟感觉很美好。
冯内古特：这些门大部分都是“冯·杜普林”牌的。其中的“冯”代表冯内古特。我的一个亲戚很久以前遭遇了芝加哥易洛魁剧院大火，他跟其他两个人一起发明了恐慌栓。“普林”是普林茨勒。我忘了“杜”是谁。
《巴黎评论》：“我们”是谁？
《巴黎评论》：嗯。
冯内古特：我很乐意说。我们在一个像一战战壕一样深的溪谷中。周围都是雪。有人说我们可能是在卢森堡。我们没有吃的了。
冯内古特：我想说的是，幽默作家往往是家中的老小。我是晚餐桌前最小的小孩时，只有用一个办法才能得到所有人的注意，那就是有趣。我不得不好好练。我经常有意收听电台里的喜剧节目，学习如何讲笑话。所以长大后，我的书都是这样的，笑话镶嵌画。
《巴黎评论》：你介意描述一下你被德国人俘获的过程吗？
《巴黎评论》：你最喜欢哪些笑话？
冯内古特：可能是。我当侦察兵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去寻找我们自己的炮兵部队。通常，把侦察兵派出去是寻找敌人的东西。情况糟糕到我们最后要去找自己的东西。如果我找到我们的炮兵指挥官，人人都会觉得我很了不起。
冯内古特：我和我姐姐经常争论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话是哪个，当然是排在一个人冲进衣橱之后。我们俩联手时，几乎跟劳雷尔和哈代一样有趣。《滑稽剧》写的基本上就是这个。
《巴黎评论》：这是突出部之役时的事情吧？那是美军历史上最大的败仗。
《巴黎评论》：你们最后就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达成共识了吗？
冯内古特：没有。如果别人都进攻了，我也会进攻。但我们决定不进攻。我们看不见人。
冯内古特：我们最后确定了两个。这样没有准备的话，哪个都讲不好。
《巴黎评论》：你进攻了吗？
《巴黎评论》：还是讲讲吧。
冯内古特：我想想。有一次我确实把刺刀都安上了，满心盼望着去进攻。
冯内古特：好吧——你们不会笑的。没人笑过。但有一个是老的“两只黑乌鸦”的笑话。“两只黑乌鸦”是扮演黑人的白人，他们叫莫兰和麦克。他们用录音机录下了他们的常规表演，两个黑人慵懒地谈话。一个说，“昨晚我梦见我在吃法兰绒蛋糕。”另一个说，“真的吗？”头一个说，“醒来后，毛毯不见了。”
《巴黎评论》：在战争中你向人开过枪吗？
《巴黎评论》：唔。
冯内古特：我模仿各种我看过的战争影片。
冯内古特：我跟你说了你不会笑的。另一个最佳笑话需要你的配合。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不”。
《巴黎评论》：你到前线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黎评论》：好。
冯内古特：如果你研究240毫米榴弹炮，就连看性病教育影片的时间都没有了。
冯内古特：你知道为什么奶油比牛奶贵那么多吗？
《巴黎评论》：但你在接受基本训练时，一定已经熟悉了榴弹炮之外的武器。
《巴黎评论》：不知道。
冯内古特：我没有作为步兵受过训练。侦察兵部队是精英部队。每个营只有六名，谁都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上午都去娱乐室，打乒乓球，填表申请去候选军官学校。
冯内古特：因为奶牛不喜欢坐在那些小瓶子上。瞧，你又没笑，但是我发誓，这俩是绝妙的笑话。非常巧妙。
《巴黎评论》：你在作为步兵受训的时候？
《巴黎评论》：你好像更喜欢劳雷尔和哈代，而非卓别林。是这样吗？
冯内古特：我们还在美国的时候。
冯内古特：我非常喜欢卓别林，但是他跟他的观众之间距离遥远。他非常明显是个天才。他像毕加索一样杰出，这令我生畏。
《巴黎评论》：在战斗中？
《巴黎评论》：你还会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吗？
冯内古特：“午餐包师”。他们总是给我们许多午餐包吃。腊肠三明治。一只橘子。
冯内古特：可能吧。我八年前写了一篇我以为会是自己最后一篇作品的东西。哈伦·埃里森邀请我给他编的文集写一篇。那篇小说叫《太空大操》。我想我是第一个在标题中使用“操”（fuck）的作家。写的是向仙女座发射一艘太空船，太空船的弹头装满了精液。这让我想起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好友，我唯一还在世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友人，威廉·费利。我们上二战的战场时，每个人都要抽血，他在想他能不能用一品脱精液来代替。
《巴黎评论》：但是后来你被派往海外时，不是跟这种武器一起走的，而是跟一〇六步兵师一起走的。
《巴黎评论》：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失去他们的钱，你现在会在做什么？
冯内古特：普法战争中的终极恐怖武器。
冯内古特：我会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建筑师——跟我爸爸和我爷爷一样。会非常快乐。我仍旧希望真的是那样。那里一位最优秀的年轻建筑师就住在我爸爸在我出生那年给我们家建的房子里，一九二二年。我姓名的首字母、我姐姐的姓名首字母，以及我哥哥的姓名首字母都被写在了大门旁边三块窗户上用铅条镶嵌的玻璃上。
《巴黎评论》：终极恐怖武器。
《巴黎评论》：所以你有你渴望的过去的岁月。
冯内古特：其实不然。我们会把炮弹放上去，然后缓慢、耐心地丢进一袋袋炸药。它们就像潮湿的狗饼干一样。接着关上后膛，拉下一只锤子，砸向雷管，引爆潮湿的狗饼干。我想主要目的是产生蒸汽。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烧菜似的声音。很像烧火鸡的情形。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不时拉开尾栓，踹炮弹。但最后榴弹炮总是会变得不安分。最后它会往后推驻退机，把炮弹吐出来。炮弹会像古德伊尔飞船一样飘起来。如果我们有梯子的话，我们会在炮弹出膛时在上面写上“狗日的希特勒”。直升机能追上它，把它射下来。
冯内古特：对。每当我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脑海中就会反复出现同一个问题：“我的床呢？我的床呢？”如果我爸爸和我爷爷的魂飘荡在那个城市，他们一定想知道他们盖的楼都去哪儿了。他们的大部分建筑所在的市中心已经变成了停车场。他们还一定想知道他们的亲人都去哪儿了。他们在其中长大的大家族已经不在了。我只是略微体验过——大家庭。我去芝加哥大学上学时，我听人类学系的系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学会演讲时说，那是一个稳定、封闭的大家庭，他不必告诉我，那会是多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
《巴黎评论》：发射时一定非常激动。
《巴黎评论》：还有什么吗？
冯内古特：是那时军队中最大的移动野战炮。这种武器有六个部件，每个部件都要用一辆履带牵引车滚动着牵引。每当要我们开火的时候，我们就得先把它组装起来。实际上我们得自己把它发明出来。我们用吊车和千斤顶把一个部件降到另一个部件上面。炮弹的直径就有九个半英寸，重达三百磅。我们会建一条微型铁路，这样我们能把炮弹从地上运到后膛，后膛大概离地八英尺高。尾栓就像印第安那州珀鲁县存贷协会金库的大门一样大。
冯内古特：哦，我刚发现一个写给作家的祈祷文。我听说过给水手、国王和士兵等人的祈祷文，但从没听说过给作家的祈祷文。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吗？
《巴黎评论》：一种巨型武器。
《巴黎评论》：当然可以。
冯内古特：对，但我接受的基本训练是操作240毫米榴弹炮。
冯内古特：它是塞缪尔·约翰逊一七五三年四月三日写的，那一天他签了一份合同，合同要求他编写第一部完整的英语词典。他为他自己祈祷。也许四月三日应该成为作家节。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祈祷文：“哦上帝，谁直到如今一直在支持我，让我能够继续劳作，继续承担我的任务；当末日审判时，当我停止施展我的天赋时，奉主耶稣的名，希望我会得到宽恕，阿门。”
《巴黎评论》：二战时你是步兵侦察员？
《巴黎评论》：这好像是希望尽可能地施展他的才华。
冯内古特：我的亲人们说，他们很高兴我很有钱，但他们不懂我的心思。
冯内古特：没错。他是一个著名的雇佣文人。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得到？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是雇佣文人吗？
冯内古特：我的同胞绝对的认同。
冯内古特：勉强算是。
《巴黎评论》：那意味着什么？
《巴黎评论》：算哪种？
冯内古特：那是我一直以来最想得到的方式——我本可以得到的一种东西，要是我能在战争中阵亡的话。
冯内古特：大萧条的孩子。也许到这时我们应该说说这个访谈本身完成得怎么样——除非坦率会败坏一切。
《巴黎评论》：为什么？
《巴黎评论》：别管结果会怎样。
冯内古特：对。我希望我去世后能得到一个军事葬礼——礼号，灵柩上覆盖着国旗，鸣枪队，圣地。
冯内古特：四个不同的对我的采访交给了《巴黎评论》。它们被补缀起来，组成一篇完整的访谈，然后拿给我看。这一计划开展得很顺利，所以我叫了另一个采访者来完成它。我就是那个人。我极度亲切地采访了我自己。
《巴黎评论》：你是一位二战老兵？
《巴黎评论》：我明白。我们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美国出版业的负责人，你会怎样来缓解目前悲惨的形势？
——戴维·海曼、戴维·米凯利斯、乔治·普林顿、理查德·罗兹，一九七七年
冯内古特：缺的不是优秀的作家。我们缺的是大批可靠的读者。
“冯内古特从一九三六年就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长红，访谈过程中，他抽了近一盒。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说话时，不停地点烟、吐烟就像他谈话时的标点符号。其他的干扰，像电话铃声，一条长满粗毛的小狗南瓜的叫声，并不会令好脾气的冯内古特分心。实际上，如丹·韦克菲尔德所说，他这位肖特里奇高中的校友‘经常大笑，对所有人都很和善’。”
《巴黎评论》：怎么说？
冯内古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一模一样》手稿中的一页
冯内古特：我提议每个失业的人领他或她的福利支票前，都要提交一篇读书报告。
访谈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九七六年夏天做的，已经是在第一次采访数年之后。这次对他的描述是：“……谈话时他低调、和蔼得像一条老家犬。大体上，他的外表很凌乱：长长的卷发、胡子，表示赞同的微笑表明周围的世界既令他开心，又令他感到悲伤。他租了格拉德·墨菲的房子度夏。他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卧室里写作，一九六四年锦衣玉食的墨菲就死在那里。坐在桌前，透过一扇小窗户，冯内古特能看见外面的草坪；他身后是一张带白色床罩的大床。打字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本安迪·沃霍尔访谈、克兰西·西加尔的《内部区域》，还有几盒被扔掉的雪茄。”
《巴黎评论》：谢谢你。
对第一次采访（做于马萨诸塞州西巴恩斯特布镇，当时冯内古特四十四岁）的介绍中说：“他是一位老兵，一个居家型男人，骨头很大，关节松弛，神情很安逸。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穿着一件起了毛的花呢夹克，一件灰色的剑桥法兰绒衣，一件蓝色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懒洋洋地坐着，双手插在衣兜里。采访中他有时会剧烈咳嗽、打喷嚏，喷出秋季感冒和终身大量抽烟造就的气流。他的嗓音是响亮的男中音，中西部的口音，转调时带些嘲讽。他不时流露坦率、警觉地微笑，那种几乎阅尽并记住一切的微笑：抑郁、战争、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公司公共关系的愚蠢、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迟迟得不到的认可。”
冯内古特：谢谢你们。
对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这篇访谈是由过去十年间对他的四次采访组成的。受访者对这篇拼起来的采访做了大量修订，他带着深深的疑虑审读他自己说过的话……实际上，后面的内容可以看作他对他自己做的采访。
（原载《巴黎评论》第六十九期，一九七七年秋季号）
◎贝小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