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费里埃：是的！对我来说，标题背后还有语言学和哲学的层面，它吸引着我。我发现《抵达之谜》并非都那样难以理解。事实上，当你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无论是纽约还是孟买，感到不适应是相对正常的。然而，我发现，在流亡多年后回到某个地方，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并意识到我们不了解那里的生活规则——那种体验是难以理解的。
《巴黎评论》：在《还乡之谜》中你写了在蒙特利尔生活三十三年之后返回海地的事情。法语书名《还乡之谜》借鉴了奈保尔的《抵达之谜》，《抵达之谜》又涉及基里科（Chirico）的一幅以阿波利奈尔命名的画作。
《巴黎评论》：奈保尔的书可以被看作是你的书的前身——一个加勒比侨民描述他被收养后的生活，在他的情况里，是在英格兰农村。
拉费里埃：是的，就在第一次震后。我凭借一种诗意的本能开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酒店院子里的花是不是伤了。它们有长长的茎。没有一朵花受伤。帮助我生存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花儿是否倒下了。这是一个奢侈的想法，但它基于我的审美。它与对花的热爱无关。如果花存活下来，我想，人们会活下来的。混凝土碎了，但花都活了下来。
拉费里埃：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奈保尔的傲慢。一位特立尼达作家来到英国，并开始谈论这个国家，如同一个英国人开始谈论一座热带小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他看见英国乡间表面上秩序井然，发现它在他之下。我不太记得这本书了，但我记得它对我的影响——我意识到在那个位置上说话的可能性。
《巴黎评论》：地震发生时你立刻拿起了一支笔？
《巴黎评论》：它也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像你的很多书一样。
拉费里埃：在地震中，我面对的是每个人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你在面对死亡时会做什么？你会如何表现？你会彻底地惊慌失措，还是成为别人的支柱？当时，在我看来，太子港的所有人都举止得体。太子港确实配得上它的名字。他们是贵族。在一场造成三十万人死亡的灾难之后，人们用了四十八个小时来振作，这是罕见的。他们花了两天。而我，我开始写一本书。
拉费里埃：奈保尔一直如此，对文学和写作行为进行反思。他写得仿佛他震惊于自己是个作家。在惊异之中，他不断地分析发生的事情，把它翻过来，从各个角度看它。好像它不该发生，尽管它发生了。
《巴黎评论》：你最近的一本书《世界在我周围移动》（Tout bouge autour de moi），是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的第一手资料。
《巴黎评论》：你所有书的主题都是希望边界消失。这也适用于种族吗？
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能量。对我来说，一个太投入于政治的具体现实的作家，是一个怀疑自己才华的作家，因为作家必须能够在每时每刻每处接触每个人。
拉费里埃：在海地，根据我们的宪法，每个住在那里的人都是黑人（Negro）。所以没有问题。即使你是金发碧眼的日本人，如果你是海地国籍，你就是黑人。就是那样。我的一些读者可能把我看成黑人作家，但我在生命的头二十三年里并不是黑人。在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都是平等的。在蒙特利尔，是这样的。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他们被深深地卷入了身份问题。在美国，是的，他们仍然困于其中。没有哪个团体能说美国的种族争论已经结束。但是，根据肤色来读我，就是不正确地读我。
拉费里埃：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对我来说，一个太投入政治的作家，已经忘了他在读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比如《悲惨世界》或《白鲸》
《巴黎评论》：在准备这次采访时，我没想到我们最终会谈论种族问题。
《巴黎评论》：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海明威被问到他作为小说家，对从事政治工作有何看法。他说，作为一名政治作家，他没有问题，但如果作品长存，读者最终会跳过一本书的政治部分。两者将不再关联。
拉费里埃：它会更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不讨论它——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讨论它。我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书，叫《我累了》（Je suis fatigué）。这本书是关于我多么厌倦被视为一个加勒比作家、魁北克作家、种族作家、流亡作家，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作家。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文化是无聊的。我们都来自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都与童年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有联系，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写作的方式。
拉费里埃：我只是跟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假设我们在海地，我们没有药品，没有钱，我们有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接下来我们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开始大笑。对我来说，那就是灵性。仿佛被那一阵阵笑声提升了。正如海明威所说，“重压之下的优雅”。
《巴黎评论》：海地的背景是如何塑造了你的写作？
《巴黎评论》：你会称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吗？
拉费里埃：在海地，我认为作为战士的记忆、独立的记忆会伴随一生。人们为能够挺过难关、幸存下来而自豪。他们根据自己的韧度来定义自己。这是通过战争取得独立的奴隶的记忆。“别忘了，我以前已经打破了这些枷锁。因为我碰巧是穷人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拉费里埃：我是说写书。是激发思想。是自由，可接触，遇见人群，旅行。对我来说，作家就是牧师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我们付钱让这个人谈论灵性。我一直很喜欢牧师的形象——一个免于纳税的人。我们对他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谈灵魂，一天三次，并且施与大众，负责仪式，祝福新生儿、死者和新婚的人。对我来说，作者是牧师的现代等价物。
《巴黎评论》：写作对你来说困难吗？
《巴黎评论》：你是指什么？
拉费里埃：没有什么比写第一句更折磨人。是的，写作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消耗。但它也很简单。我有一些书是它们自行写成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大约一个月内写出来的，在连续一个月的高潮状态下完成。写作不是受苦。它是活得更快，或者更强烈。
拉费里埃：不，有葬礼。一两天后，或是一个星期以后？我没有时间概念了。我去了，但我不能做他的抬棺人，即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在海地，我一直采取一个基本的防范原则，那就是做个傻子，避免被人杀掉。至于反抗，最好是谈论一部有趣的电影，让人们去看它。你不需要死。对我来说，参与政治就是讨论文学。
《巴黎评论》：你在哪里写作？
《巴黎评论》：你立刻离开了？
拉费里埃：在床上。还有在浴缸里。我还会到处晃悠，带着笔记本去各种地方。
拉费里埃：我的文章不会在字面上谴责政权。他的文章会。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关于卖淫及其与政治腐败之间的联系。我写文学、电影、绘画。但后来，我们共同写了一组关于水泥行业罢工的文章。我们采访了工厂工人。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极其危险。文章发表了。上面有加斯纳和罢工者们的合照。新闻主任大发脾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两周后，加斯纳被杀了。然后有传言说我会成为下一个。所以我就去蒙特利尔了。
《巴黎评论》：那么你如何写作？你现在不用那台曾经属于切斯特·海姆斯的雷明顿22号打字机了。
《巴黎评论》：哪种谨慎？
拉费里埃：对，不用雷明顿了。现在用电脑写。我用手记笔记，为我即将要写的东西打草稿。可能会相当详细。“我要谈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然后谈A，根据第一点，接着是B，根据第二点。”我在浴缸里做那些。我思考，我做梦。当我满脑子都是内容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脑上写。那一刻，我忘掉所有的笔记。笔记的作用不是让我遵循它们。它们提供连贯性——然后我再次进入亢奋中。
拉费里埃：是的，加斯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为同一家报社写文章，我们总是在一起。他是个激进派，是个颠覆者。他什么都不怕。他是从小说里出来的人物，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会告诉人们，达尼和我，我们知道我们在三十岁之前就会死。我默默在心里想，我不会。但我不能告诉他，因为他太有激情了。我是谨慎的人。
《巴黎评论》：你的所有书都是用现在时写成的吗？
《巴黎评论》：因为你的朋友被刺杀了。
拉费里埃：是的。甚至是关于我童年的书。这是一种持续的现在。是一种十分热烈的现在。在这种现在里燃烧。因为我发现这是唯一存在的时间。过去要在记忆中寻找，可我不信任记忆。而未来是那些生活在预期寿命很长的国家的人才有的希望。我是由祖母抚养长大的，在我长大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寻找能吃的东西，每一天都必须活下去。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要上床睡觉时，我们会感谢上帝允许我们活过这一整天——我们没死，我们也不饿。我在《还乡之谜》里写过这个。我们生于早晨，长于中午，死于夜晚。
拉费里埃：二十三。我也必须逃离那个国家，像他一样。
《巴黎评论》：你最早爱上的书是哪本？
《巴黎评论》：你离开海地的时候多大？
拉费里埃：我开始阅读的时候好像还不知道如何阅读。小孩子有时就是这样。他们在别人读给他们听的时候识别出一组组单词。他们开始连接各种画面，最终重复出句子。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快速阅读。房子里所有的书我都读，从童书到童话再到任何一本。我姑妈蕾内在小戈阿沃的小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我会给她带食物，然后聊天。我记得我们的谈话。令人惊异的是，图书馆里几乎从来都没有人。但蕾内姑妈不介意。那是一家以医学书为主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十分理论化的著作。我还小，所以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读了。我读了莫里斯·布朗肖的书，我读得漫不经心，就好像它们是寓言故事。我记得一本关于诗歌的学术著作。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写一本书来解释一首诗。我仍然不懂你为什么会想解释一首诗。我对诗歌的理念是，愉悦如巫术。我们念出的单词的声音使我们处于一种状态。我被打动正因为我不理解。
拉费里埃：他最后在纽约。他病了。明确地说，他疯了。他失去了一切，他最终完全与世隔离。他走路。他每天都会步行，从曼哈顿去布鲁克林。他与社会隔绝了，但人们尊敬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本可以为海地做点什么的人。他们在海地是这么说的。
《巴黎评论》：“不理解”在你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重要。“感觉”似乎是你写作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巴黎评论》：他去哪儿了？
拉费里埃：是的，确实如此。视觉，气味，触觉。作为一个作家，感觉允许我不制造那种以理智为基础的符合逻辑的文学，而是制造某种意图诱惑而非说服的东西。目的是让读者被我试图描述的香气包围——激活不合逻辑的感官——让他或她放弃判断的必要。我想尽可能地缩短读者与由书产生的气味、颜色之间的距离。读者不再能够分析它或批判性地看待它，他或她仅仅是被大量的颜色和香气所捕获。尽管它不是那么有条理。当我试图把它放进文字里，它听起来像一个诡计。
拉费里埃：没错。而且他也不得不为生活而逃亡。当时，他是商务部副部长。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是在杜瓦利埃掌权之初。富有的食品商人习惯通过囤积商品来令民众挨饿。大多数有可能推翻政权的主要抗议活动都开始于露天市场，而露天市场是太子港的心和胃。不管怎样，我父亲上了电台节目，听起来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宣称，如果资产阶级商人囤积商品，人民就有权闯进商店。他是商务部副部长，负责那些商店！他提倡抢劫！于是他们强迫他流亡。他离开时不到三十岁。
《巴黎评论》：在《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中有一个片段，你谈到贫穷的气味，谈到多么难把它从衣服上除去。主角决定在一家名叫“达乔瓦尼”的意大利连锁快餐店前闲逛，试图带上意大利面的气味。
《巴黎评论》：“达尼”是你的昵称，事实上你和你的父亲同名——温莎·克莱伯特·拉费里埃（Windsor Klébert Laferrière）。
拉费里埃：是的，非常物质层面的。当我去太子港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囤积芒果。那是我最喜欢的气味。在我临终前，大家应该把一碗熟透的芒果放在我旁边，让房间充满童年的气味。
拉费里埃：是的。我父亲是一位政客，一位政治活动家，以及一位绅士。他每天至少换两到三次衬衫。他是太子港最年轻的市长。
《巴黎评论》：在《还乡之谜》里，你交替使用散文和诗歌。为什么？
《巴黎评论》：你的妈妈曾经把你和父亲相比，说你对生活有可怕的胃口。
拉费里埃：因为它首先是一本诗意的书。无论这些段落是诗还是散文，它从头到尾都是诗意的。我最初都是用诗句写的。我在太子港写——站起来，在街上走，在车里，在朋友那儿坐着。但是在转抄到笔记本上时，我意识到我的文本需要一些上下文和一些解释，所以散文的段落更多的是为了给出上下文。散文是宝石盒，诗句是宝石。此外，如果只有诗句，我的读者就会减少。我大概有五百个读者，肯定不到一千人。但事实是，它有十万读者。读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本诗集。我希望人们不要真的注意到它是由诗歌组成的。我希望他们只是用读小说的方式去读它。
拉费里埃：在独裁政权下生活，意味着在我生命的某些时刻，我的父母担心并且阻止我们出去。所以对我来说，正如我在《娃娃的紫色亲吻》（La baiser mauve de Vava）中展现的那样，正是独裁这个怪物阻止了一个小男孩去见他倾心的女孩。这就是独裁政权的感觉。禁止。但它不是时时刻刻的禁止。我们上学，有课，我们去上课。街上有杀人恶魔——你必须知道他们，而且要小心——但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真正了解这一切。我们不知道如果你说出你的想法会怎么样。我们无意支持或反对杜瓦利埃。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一样，我们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做任何我们高兴做的事情。至于我，我在小格瓦夫这样的小乡村里和别的孩子一样生活。我有家庭作业。我想看电影，跳舞，玩。作为一个出生在独裁政权下的孩子，你知道你需要小心，但你仍然设法生活。
《巴黎评论》：你在意你的读者数量吗？
《巴黎评论》：你在孩提时代对独裁政权有什么样的体验？
拉费里埃：在意又不在意。我一直需要读者。不用多，一些就好。足够多的读者来为我赢得自由。当你拥有太多读者，你不得不向另一位老板——读者做交代。一旦你的书卖得低于预定数量，你就有麻烦了。
拉费里埃：像我所有的书一样，它们都关于我的生活。它们也关于对孩子最重要的问题——爱、死亡和政治。政治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在独裁统治下度过童年的人。我的童年与独裁、权力以及权力对我的影响息息相关。相比之下，种族问题对我毫无影响。
《巴黎评论》：我们目前在蒙特利尔的某个地方，它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和书里，位于圣路易斯广场附近的圣德尼路，一个小酒馆，你在《还乡之谜》里形容它是一个“干净利落的酒吧，在那里你可以喝一整天热啤酒”。为什么是这里？
《巴黎评论》：你写了三本童书。能否说它们呼应了你的成人书主题？
拉费里埃：这是我创造自己的地方。在这里，我必须定义我是谁。我是流亡者吗？流亡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记得自己，但不能回到他主要生活过的、形成情感的、住着他认识的、爱过或恨过的人的地方。我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一部小说，其中“海地”这个词一次都没有发音。
拉费里埃：我一直很喜欢有人给《危险关系》写下的评论，说它给它那个世纪带来了坏名声。我很乐意接受一切与我有关的负面文章，乐意拥有一个那样的句子来评论我的作品。但这本书的主题是自由。还有友谊。它是关于那种你背井离乡时才能享受的自由。叙述者说，身处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一个我们无法安置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梦！在梦里，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感受我们想要的感受。我们梦我们想做的梦。
《巴黎评论》：在那本书的某一段里，有人问主角，也就是你的替身，他来自哪里，他回答说，他来自马达加斯加，在每个星期四晚上。
《巴黎评论》：一位采访者曾经这样说你，“拉费里埃不尊重任何性道德”。
拉费里埃：是的，他在抹除自己的痕迹。每个星期四晚上，他说他来自哈莱姆、科特迪瓦或马达加斯加。来自海地，浸润着咖啡的香气、芒果的气味、鳄梨的味道，树叶、茉莉花、依兰花的芳香——这些自我出生时就有了。它们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我可以决定我在蒙特利尔做什么。我断绝了与海地的联系，以打破伟大巫师的咒语——独裁者的咒语，他说，你会迷恋我，你会只想到我。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你，你会想为自己报仇，想得心烦意乱，而且你会除了我什么也不想。
拉费里埃：其实，有三页关于性的内容。但书里充盈着情欲。
《巴黎评论》：作家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巴黎评论》：这里面有性——主角们试图勾搭麦吉尔的白人女孩，他们随时都能听到邻居们交媾时吵闹的声音，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令他们勃起——但这不淫秽。
拉费里埃：最终，对我来说，作家的敌人，他的对手，是金钱。我相信文学可以消除金钱。
拉费里埃：第一本书是各种幻想的工厂。不一定是性方面的——关于自由的幻想。勉强度日的人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活得像王族。贫穷的荣耀是富人无法体验的。他们的财产会妨碍他们。一些读者注意到这本书是对自由的召唤，但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个——他们只看到关于性的故事。
《巴黎评论》：怎么消除？
《巴黎评论》：这本书的开场在一间公寓的鼠洞里，两个年轻的海地朋友讨论说，弗洛伊德发明了波普爵士乐，证据是他们在查理·帕克的音乐里用《古兰经》的韵律读《图腾与禁忌》。
拉费里埃：对我来说，文学的承诺是让金钱消失。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将在世界各地进行六到七次旅行。一切都已经付好钱了。就是这样。我不滥用它。我只是这么做。这是事物的秩序，它是我牧师职能的一部分。我不关心钱。文学允许我跨越国界，使金钱消失。
拉费里埃：我把它看作是巴斯奎特（Basquiat）的那种风格。一开始，它看上去是涂鸦——但随后，你会在图像里看到西方文化的所有痕迹。你看到达芬奇，看到立体主义，但画的线条非常现代，仿佛毕加索在用喷漆做记号。这正是我想做的。这里有一个人物，他谈论蒙特利尔而不隐藏他的本质。他是一位读者，一个移民，但也是一个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我们不在种族聚集区里，没有迷失在乡愁里，也没住在新祖国的贫民窟里。
《巴黎评论》：当你第一次作为移民来到蒙特利尔时是什么样的？你能找到哪种工作？
《巴黎评论》：你估计这本书会被误判？
拉费里埃：我在多瓦尔机场做维修工，从午夜到早上八点。我还在市中心当过看门人。然后，我又做了一份把奶牛弄成碎片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操作一种断头台似的机器来砍掉它们的头。奶牛是从阿尔伯塔省来的。它们死了，我们必须把肉从皮上切下来，把头从身上割下来。我的工作是剥皮。牛很重。我把它放在断头机下面，然后剥皮。必须做得非常快，我差点失去一只手臂。有些人想让我的手臂被切掉，因为我顶替的那个家伙失去了一只手臂。我的同事确信，如果有两个人失去了手脚，这就是机器有轻微的缺陷，他们将不得不更换机器。我们是非法劳工，在桌子底下拿工资。冬天，我们睡在田地中央的拖车里。
拉费里埃：这个角色因为被误解、被轻视而十分紧张。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但接下来你与他交谈，他会谈论到玛格丽特·杜拉斯、詹姆斯·鲍德温、加布里埃尔·罗伊、荷尔德林、斯温伯恩、莱昂纳德·科恩——再加上，他可以带着一种疏离感去谈论他们。就好像他说：“从远处看，你可能会把我看作一个黑人，但是当你靠近一些，你会因为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层次丰富而羞愧。然后，你会因为误判了他而感到难过。”
我还在一家每天给人派不同工作并从中抽钱的公司里做过。
《巴黎评论》：享乐种族主义？庆典式种族主义？
《巴黎评论》：一个临时派遣机构？
拉费里埃：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它更多的是与文学发生关系，不过是以一种轻松的、非常规的方式。不仅关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悠闲的作家。种族主义也不是这本书的中心。因为这个书名，我知道我会进入它，但不是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书中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享乐种族主义，也就是说，它是庆典式的。
拉费里埃：对，就是那个。他们派我去各种地方。我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六年之间干过很多活儿。然后我拿到了我的难民文件，还得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电视台的工作。
《巴黎评论》：幽默在标题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里面是不是也有嘲讽的成分呢？
《巴黎评论》：做天气播报员。你很受欢迎。你曾经裸体播报天气？
拉费里埃：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家才能给一本书起名叫《希望》，马尔罗就这么做了。弱一些的作家将不得不花费无数的篇幅来解释标题，而马尔罗不必这样，因为他是马尔罗。如果你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就是在做这件事。我无需解释它。这个一击即中的标题是神灵赐予的礼物。
拉费里埃：是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他们想知道天气，他们只需要打开窗户！
《巴黎评论》：你说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但在我的脑子里，我始终是一名有工作的作家。我把工作视为学习的机会。在我到蒙特利尔之前，我做过的最糟的工作是在海地的一家银行。
拉费里埃：标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对所有作家都重要。只有最伟大的作家才被允许拥有烂标题。一位中等或中等微微偏上的作家首先应该努力通过一个醒目的标题来吸引注意力。一旦你有了书名，写书的大部分工作就完成了。书名给书奠定氛围。可以说，像《少女的味道》（Le goût des jeunes filles）这样的标题就是一个有效的标题。同样的，还有《如何在一夜之间征服美国》（How to Conquer America in One Night）和《这颗石榴在黑人青年手里是武器还是水果？》（Cette grenade dans la main du jeune nègre est-elle une arme ou un fruit?）。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在书店里温暖读者的心，让读者与书产生共情，让作者有可能省去过多的解释。
《巴黎评论》：银行？
《巴黎评论》：在这本书中，你提到库尔特·冯内古特曾经说你是“美国最快的‘标题党’”。标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拉费里埃：我甚至不知道银行是什么。银行警惕穷人。我正好相反。因此，我作为一个看账员，很快就在穷人和卖淫者中赢得了声望。总是有人来见我，因为他们听说我不需要看任何文件。我的指导原则是穷人不作弊。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想法，而是作弊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没能力欺骗银行。只有有钱人才能骗银行。在银行工作的整个阶段里，我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没有任何被退回的支票或不良存款。他们来存款，或者从他们的银行账户里提取他们的小钱。所有从十字路口来的卖淫者都会来看我，把钱送给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那些人从不作弊。但由于我不是一个好银行家，我从来无法平衡自己的账目。我总要花很长时间，以至于我晚上回家很晚，远远晚于其他人。
拉费里埃：是的。不过我在现实中确实写了一本名为《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书。而且它马上会出日语版！
《巴黎评论》：然后发生了什么？
《巴黎评论》：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想象，如果你写了一本名为《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书会带来什么结果。说白了，情节是关于你——或者你的叙述替身——想用那个标题写一本书。他其实根本没写。
拉费里埃：他们开始付我加班费，所以我最终赚到了几乎和银行主管一样多的钱！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是多么的无能。我学到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你将比那些知道如何做并且准时回家的人获得更多的钱。
拉费里埃：真是这样。我在巴黎的出版商很想知道加勒比和克里奥尔的作家对身份问题的看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文学是否属于每一个人，书是否属于每一个人，是否一个人弄到钱就马上可以去书店买一本书，以及你是否可以买一本你无法阅读的书——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任何我们想要成为的作家呢？
《巴黎评论》：这是典型的拉费里埃生活课。
《巴黎评论》：众所周知，你的书名总是很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真的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吗？
拉费里埃：首先，你需要不做事。第二，你需要不知道如何做事。通过写作和放弃赚钱甚至是放弃碰钱，我变得富有。我不信任收钱行为。如果巴斯奎特没有卖掉他的画，他可能还活着。把一幅画卖到六万美元的瘾君子是个死人。我经常谈论我在海地遇到的一个女孩。我那时在海地。她是一个年轻女孩，是个半卖淫者。她告诉我，她不是卖淫者，她不想要钱，但她想要钱能买到的一切。这或许也是我对自己的定义。
拉费里埃：辞典里没有个人贡献。就像建造一座大教堂，工人们是无名的。但我倾向于做的事情之一，是建议收录一些来自法国以外的例子，这可能会有趣。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研究的风，它是否只能是密斯托拉风？其他地方的风呢？暖西风或西洛哥风怎么样？在法语中，关于风的分类、成语和俏皮话多种多样。有吹动船舶的风，也有来自肠道的风——拉伯雷笔下响亮的身体之风。一切差异都必须在辞典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意识到人总是以某种方式继续做孩子——甚至严肃的大人们也是。与人体内部运作相关的词语仍然会引起微笑或大笑，在法兰西学院里也是一样。
《巴黎评论》：你在书里以一种极其不设防的方式描述自己。这有时对你周围的人来说一定很难。
《巴黎评论》：“你”对定义那个词有什么贡献？
拉费里埃：书是小说。举个例子，我妻子知道她正在读小说。毕竟，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就和我住在一起，所以她不用通过读我的书来理解我。现实主义不是现实。我越是试图接近自己，我就越隐瞒什么。没有什么比现实生活更虚假的了。
拉费里埃：如果福楼拜或塞泽尔曾经用过某个词，如果这个词过时了，我们仍然会把它保留在词典中，因为它被一位重要的作家使用过。这部辞典力求识别作家的创造性用法。不久前，我们委员会处理到“性”（sexe）这个词。为此，我们观察了作家们如何使用“性”这样的词，包括多年来出现的所有不同的概念、语句和含义。萨德侯爵在这方面就和塞维涅侯爵有不同的想法。普通的词可以在字典里占据半页。像“性”这样的词会占到六七页。
《巴黎评论》：在《穿睡衣的作家》里，你写到，在一开始，你是如何意识到受苦在写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及文学需要挣扎和痛苦——但你决定，对于你来说，情况不会是这样。
《巴黎评论》：你们怎么讨论一个词？
拉费里埃：我听过作家们在广播中谈论写作的痛苦，而且我总是觉得他们描述得有些夸张。关于受苦，我认为我了解一些，至少一点儿，因为我了解受过苦的人。我曾经处在某些困境里，我知道那些困境永远比写作更难。我不是说写作的痛苦是假的。对于那些没有真实苦难记忆的人来说，那是真实的。但是，当你经历了失去，到达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被看作底层的底层……
拉费里埃：我参加了几个委员会，涉及辞典、文学和法语推广运动。我参加每周四的“大会”（grandes séances）。我们讨论学院事务、颁发文学奖项、修改词语的定义，各种各样的事情。
《巴黎评论》：关于那段时间，你记得什么？
《巴黎评论》：你在那个圆顶之下到底做些什么呢？
拉费里埃：看着别人打量你，在你乞讨或无家可归的时候，而且这个人不感到羞耻。他对此并不开心，但他想，如果必须要有人无家可归，那不如是你。如果你看到和你一起上学的人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你会蒙羞。你会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对于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也不可能！但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被按照种族分类，或者你是我们在悲惨情况里能够见到的社会的一部分。在街角喝酒的美洲原住民，或者困境里的黑人——这些都是社会认为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说他们接受这些，但他们总是看到这些。好吧，我一直处于这种情况。我一直被这样看——他是移民，不是白人，他处境艰难，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比在某人的眼中看到同情而他对你的处境毫不惊讶更怪异的了。这就是一座荒岛，没有人保护你——这可能会使一些人陷入绝望，濒临疯狂。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很有趣。因为你可以观察社会，反正你完全是隐形的。没人看见你。人们会在你面说和做任何事情。
达尼·拉费里埃：是的，他们不得不先搞清楚我是否有资格参选。你应该是“法国人”。但事实上，这不是一条成文的规则。在写规则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想过一个不是出生在法国或法属殖民地、海外省的人，也没想过一个入籍的法国人。蒙特利尔的海地人更不属于上述任何情况。要符合资格，你还必须住在法国——我没有。因此，问题变成：法兰西学院的“法兰西”在于“法兰西语言”还是“法国”？共和国总统做了决定——它是法兰西语言的学院。这一决定使我有资格参选。那是一次他们所谓的“漂亮的选举”。我在第一轮投票时就通过了。维克多·雨果好像花了四轮，伏尔泰三轮！
《巴黎评论》：文学中有不可能的事情吗？
《巴黎评论》：二〇一三年，你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圈子的海地人或者魁北克人。
拉费里埃：报复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报复。报复意味着你仍然处于一种境地。唯一可能的报复是忘记已经产生的侮辱，以其他方式让自己心满意足，无论困难是否被抹去。你甚至可能意识到，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好事，因为它使你可以到达你现在的位置。那是报复。我们唯一的报复是，忘记有多少人曾经伤害过我们。
——亚当·利斯·格尔纳，二〇一七年
《巴黎评论》：但是，没有某种复仇因素在推动你的写作吗？
在采访开始前，拉费里埃提醒我说，他因长篇大论而声名狼藉：“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伊凡·S.康奈尔’型人——我很能说。”这是事实。他开放、热情、讽刺，并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推翻自己的说法。我们进行了五次面谈和数次电话采访。第一次见面，发生在佛蒙特州的米德伯里学院的草坪上，当时他是那里的驻校作家；第二次是在蒙特利尔的圣路易斯广场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那是他书里常见的地点；第三次在蒙特利尔一家书店的后厅；第四次在他的餐厅和书房。最后一次会面约在巴黎的一家餐馆，我们一起点了一份“脑”——我们分享了一个大脑，那是一份他的很多读者都会熟悉的体验。
拉费里埃：有内心的火。但它们并不都来自负面的东西。或者至少我不这样看。我不是一个被苦涩、尖酸甚至清醒所主宰的作家。如果说我有时会因为描述了一种在独裁统治下的快乐的童年而激怒欧洲作家，我要告诉他们，他们描述的极其不快乐的童年同样令人讨厌。安德烈·纪德说，快乐的感觉不是文学的。我不觉得这是真的。为什么快乐不能像坏情绪一样正当呢？
拉费里埃既写散文也写诗歌（《还乡之谜》就包含了两者）；除了小说，他还出版过童书，以及可以描述为“自救书”的作品，如《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L’art presque perdu de ne rien faire，2011）和《蒙戈，所有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事》（Tout ce qu’on ne te dira pas, Mongo，2015），《蒙戈》是一部写给初到第一世界的新移民的指南。他所有的书都是互相关联的、自传式的：他的著作，接近三十卷，其实是一本关于他写作的厚书。他与他三十八岁的妻子玛吉·贝鲁埃特、三个女儿一起生活在蒙特利尔。
《巴黎评论》：你在谈到海地诗人时曾说，作家有责任推广他们欣赏的作品。
达尼·拉费里埃，一九五三年出生于太子港。他的父亲曾担任太子港市长，一九五九年被迫流亡。之后，达尼便由祖母抚养长大，住在沿海村庄小戈阿沃（Petit-Goâve）。五年后，他回到太子港，并且成为《迷你周六》（Le petit samedi soir）和海地国际电台的文化记者。一九七六年，他的同事兼朋友加斯纳·雷蒙德（Gasner Raymond）遇刺身亡，拉费里埃随即逃往蒙特利尔，在那里，他打了一系列零工来养活自己。一九八五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记录了他流亡的最初几年。然而，直到二〇〇九年，他的第十九本书《还乡之谜》获得美第奇奖的时候，拉费里埃才在法国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像他的其他书一样，《还乡之谜》取材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去海地埋葬父亲骨灰的那段旅程。
拉费里埃：是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帮助另一个作家出名。不是什么慈善或基督教。当我写到我喜欢的人，然后有人说，嘿，我不知道那个作家，但我现在很高兴认识他们——在那一刻，我觉得仿佛是我写了那个作家的书。是我写的！对我来说，让一位伟大的作家更出名是成为伟大作家的一种方式。我爱的不仅仅是诗人，比如伊达·福伯特（Ida Faubert）、马格洛瓦—圣—奥德（Magloire-Saint-Aude）、达弗蒂格（Davertige）和卡尔·布劳德（Carl Brouard）。我也爱博尔赫斯，他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的作家——不仅是法国作家，还有洛克、康德、叔本华，还有无数其他作家。博尔赫斯过去常说，独创性是一种现代迷信。我们不该费力创新，而应该努力弄清楚，已经存在着什么。
◎郁梦非/译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百二十二期，二〇一七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