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插曲。一天下午，一个被丈夫打得血流满面的意大利女人逃进卡列戈家的院子。卡列戈一怒之下，跑到街上破口大骂。女人的丈夫（附近一家酒店的老板）当时忍了下来，没有还口，但心里记恨。扬名是卡列戈的生活必需品，尽管不好意思，他还是给《最后一点钟》报写了一篇短讯，谴责那个外国佬的野蛮。文章立竿见影：丈夫的暴行给曝了光，在人们的嘲笑下，他有所收敛；挨了打的女人带着微笑，得意了几天；洪都拉斯街上了报，好像也有面子。借别人扬扬名，也会为名所累。
现在我谈谈他的病，我觉得这件事至关重要。一般人认为他害的是肺结核；但他的家人坚决否认，也许是出于两种迷信，一是那种病有诅咒性，二是有遗传性。除了亲戚以外，朋友们都断定他死于肺痨。理由有三：一、卡列戈谈话时特别亢奋激动，可能是发烧的症状；二、他的诗中老是出现咯红的形象；三、他对赞扬的迫切要求。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除了留下一些文字以外，没有其他达到不朽的可能性；因此他迫切需要荣誉。他在咖啡馆里老是把自己的诗念给别人听，把话题拉到他的诗上，以不痛不痒的赞扬或者彻底否定来诋毁对他造成威胁的同行；常常心不在焉地说“我的才能”。此外，他准备了或者找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预言全部当代诗歌都将由于辞藻华丽而消亡，唯有他的诗歌能传诸后世——好像本世纪不崇尚华丽辞藻似的。德尔马索写道：“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得到广泛注意，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知道成名是极其缓慢的过程，只有少数长寿的人才能做到，而他不可能积累大量作品，便在美和精炼的诗歌中寻求声誉。”他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虚荣：而是荣誉惯有的组成部分，和看校样时的责任感属于同一类型。他预感到死亡不断逼近，不得不这么做。卡列戈憧憬未来，渴望像别人一样也有充裕的时间。由于同心灵的抽象的交流，他顾不上爱情和没有准备的友情，终于成了宣扬自己的推销员。
他念念不忘的是长存在别人的记忆里。当权威人士认为阿尔马富埃尔特、卢贡内斯和恩里克·班奇斯是阿根廷诗坛三巨头时，卡列戈在咖啡馆里主张把卢贡内斯拉下来，言外之意，他自己应该在三巨头之列。
有关他爱情方面的事情，人们一无所知。他的弟弟们记得有个服丧的女人常常等在对街的人行道上，随便支使一个小厮来找他。他们同他开玩笑，但从没有套出那女人的名字。
他过的日子天天如此，很少变化。他在洪都拉斯街八十四号，现改为三千七百八十四号，一直住到去世为止。星期日从赛马场回来，他总是到我们家里坐坐。我回顾他的生活规律，发现他把自己封闭在无聊的圈子里——早晨无聊地醒来，同哥儿们瞎混，在附近查尔卡斯和马拉比亚拐角处的杂货铺，在委内瑞拉街和秘鲁街拐角处的酒吧，大杯大杯的喝酸樱桃酒或橙子酒，在科尔塔达那家意大利餐馆就餐，同朋友们谈论古铁雷斯·纳赫拉和阿尔马富埃尔特的诗，晚上像小女孩似的红着脸去妓院，走过栅栏时折一枝忍冬花，夜里的习惯是做爱。这些都是共同行为，“共同”一词的基本概念是大家分享。我知道卡列戈经常做的那些事情缩短了他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我们之间无限地重复，仿佛卡列戈分散在我们的命运里，仿佛我们每一个人有几秒钟暂时成了卡列戈。我相信确实如此，那些消灭了所谓时间流逝的暂时的同一性（绝非重复！）构成了永恒的证明。
现在我谈谈他在社区的众多朋友。最有势力的是当时巴勒莫的头头帕雷德斯老大，是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十四岁时自己结交的。他打听本区头头的名字，人们告诉了他，他便找上门去，穿过一批五大三粗的戴高礼帽的帮闲，对帕雷德斯说他是洪都拉斯街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见面的地点是格梅斯广场的集市；小伙子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凌晨，他和打手们平起平坐，同杀人凶手们称兄道弟——杜松子酒有助于人们肝胆相照。当时的选举是靠斧子解决问题的，首都的北区和南区按土生白人和贫民的人口比例产生选举把头，由把头控制选民。外省也有把头活动：哪里情况需要，社区头头便带了手下的弟兄赶到哪里去督阵。腰上别着左轮手枪的大汉看人们独立自主地投下那些揉得皱里吧叽的选票。一九一二年颁布了萨恩斯·培尼亚[10]选举法，那些队伍便解散了。我提到的那个不眠之夜是一八九七年的事，选举法还没有实施，什么都由帕雷德斯说了算。帕雷德斯是个能完全驾驭局面的豪爽的土生白人，长得虎背熊腰，一头傲慢的黑色长发，两撇鬈曲的胡子，十分威严，平时声音低沉，挑衅时故意细声细气，拿腔拿调，走路大摇大摆，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传奇，他是玩纸牌、动刀子和弹吉他的好手，无限自信。他还是高明的骑手，因为那时的巴勒莫交通不便，来往庄园之间的长路都靠骑马。他大杯喝酒，大块吃肉，对起歌来不知疲倦。说到对歌，那夜之后过了三十年，他做了几首十行诗送给我，其中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表露友情的话使我永远难忘：“博尔赫斯朋友，我衷心向您致敬。”帕雷德斯刀法熟练，但是制服怀有二心的手下人，整顿门户时，他不用刀子，而用鞭子或者巴掌。每个人都受朋友、前人和环境的影响，“郊区的灵魂：你已被一斧头砍倒”那段文字里似乎回响着帕雷德斯已经厌烦于土生白人的诅咒的雷鸣般的嗓音。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但愿上帝宽恕你，通过尼古拉斯·帕雷德斯认识了本地区的打手。他和那些人之间不相配的友谊保持了一段时间，从行业角度来说，那种本地白人的友谊充满了杂货铺里的热情，忠诚的高乔人的咒骂和“喂，哥们儿，你了解我”之类的废话。那种交往的痕迹是卡列戈用流氓切口写的、但羞于署名的一些十行诗。我把它们编成两辑：一辑是致费利克斯·利马的诗，感谢他送的题名为《九人行》的报道集；另一辑题名《争吵之日》，听来像是《愤怒之日》[11]，用笔名“矿工’发表在侦探杂志《埃尔西》上。我在第二章的附录里抄录了几首。
从一本书推测作者的倾向似乎非常容易，特别是假如我们忘了作者写的不一定总是他喜欢的，而是他最得心应手的、人们指望他写的东西。阿根廷人的意识深处都有策马眺望广阔田野的景象，卡列戈当然也不例外。他肯定希望在那种景象里生活。尽管如此，其他的偶然景象（最初是家里的琐事，后来是冒险尝试，最后是亲昵）挡住了他的记忆：悠闲静谧的庭院、平时的玫瑰花、圣胡安节的小火、像狗似的在大街上打滚、炭窑的木栅、黢黑的炭堆、大量木柴、大杂院的铁门、玫瑰角的汉子。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他。我希望卡列戈最后逛街的一个晚上能这样愉快而甘心地理解；我猜想在死亡面前人像是薄纱，死亡的逼近常常使他透出厌烦，彻悟，奇迹般的警惕和预见。
其实，卡列戈最真实的朋友是马塞利诺·德尔马索，他对卡列戈的感情是文人常有的那种几乎难以言宣的钦佩。德尔马索是个不公正地遭到遗忘的作家，无论待人接物或者写作都极其认真，他的主题是对不幸的同情和顾恤。他于一九一○年出版了《被战胜的人》（第二辑），那本书未受重视，但有些篇章脍炙人口，例如对上了年纪的人的抨击虽然不如斯威夫特（《在几个遥远国家的游记》[9]第三部第十章）那么激烈，却更深刻。卡列戈结识的另一些作家有豪尔赫·博尔赫斯、古斯塔夫·卡拉瓦略、费利克斯·利马、胡安·马斯——皮、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埃瓦尔·门德斯、安东尼奥·蒙特阿瓦罗、弗洛伦西奥·桑切斯、埃米利奥·苏亚雷斯·卡利曼诺、索伊萨·雷利。
[1]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诗人。
卡列戈谈话中常提到“苏桑发现我的那个晚上”。他既喜欢又讨厌苏桑，理由相同。喜欢的是苏桑的法国人身份，沾有大仲马、魏尔兰、拿破仑的灵气；讨厌的是法国人也是外国佬，在美洲没根没底，没有死去的祖先。此外，摇摆不定的苏桑只能算是近似的法国人：正如他自己转弯抹角地说过，卡列戈在一首诗里重复过的那样，是“弗里堡的绅士”，也就是说，没有跳出瑞士、够不上法国的法国人。在抽象意义上，苏桑叫他喜欢的地方是放荡不羁，叫他讨厌的地方是懒散、酗酒、做事拖拉马虎。这也表明，在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身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忠实的土生白人传统，不是《不朽的人》的作者。
[2] Martiniano Leguizamón（1858—1935），阿根廷作家，著有小说《守林人》、剧本《百灵鸟》等。
他很少书写，说明他的草稿是口头打的。夜晚在街上行走，在拉克罗泽地铁站等车，迟迟回家的时候，他在构思诗句。第二天——一般在午餐后，这时比较倦怠，但没有什么急事——他不慌不忙地把想好的诗句写在纸上。他从不起早贪黑地写作。交稿前，他把诗念给朋友们听，检验直接效果。这些朋友中间，他经常提起的一个人是卡洛斯·德·苏桑。
[3] Elías Regules（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剧本《前夫的儿子》。
在文学方面，他在指斥和赞扬方面的鉴别能力是不容怀疑的。他老是说人坏话：对公认的知名人物也横加诋毁，这种做法显然毫无道理，无非是出于对自己的小圈子的礼貌，他认为这个圈子里的人已经完美无缺，不可能因增添新的成员而更好了。正如几乎所有的阿根廷人那样，他通过阿尔马富埃尔特[7]的悲哀和欣喜表露了对语言的审美能力：他对阿尔马富埃尔特的爱好在他们日后的私人友谊中得到了证实。他最常读的书是《堂吉诃德》。至于《马丁·菲耶罗》[8]，他肯定和同时代的人一样，血气方刚的时候偷偷阅读，纯粹出于喜爱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还喜欢看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的颇遭非议的打手传记，包括莫雷拉的半浪漫主义的传记和圣尼古拉斯的“黑蚂蚁”的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主义传记。（“我来自阿罗约的圣尼古拉斯，什么都压不倒我！”）法国是当时大家爱慕的国家，他从乔治·德斯帕贝斯的介绍以及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的小说里才对法国有些了解。他在谈话中时常流露出对战争场面的偏爱。军阀拉米雷斯为了保护他心爱的德尔菲娜，被人用长矛挑下马来，砍掉脑袋；胡安·莫雷拉在妓院里寻欢作乐，死于警察的刺刀和枪弹之下；这些都是他津津乐道的故事。他还注意当时的轶事传闻：舞会上和街头巷尾的斗殴，讲述那些动刀子的场面时自己仿佛也沾上了恣肆粗豪的气概。朱斯蒂写道：“他时常回忆当地的庭院、哀怨的手摇风琴乐声、跳舞、聚会、动辄拔刀相见的人、堕落放纵的场所。我们这些市中心的人出神地听着，仿佛听他讲一个遥远国度的神话故事。”他知道自己身体虚弱，来日无多，但是巴勒莫的一草一木在支撑着他。
[4] Silva Valdés（1887—1935），乌拉圭本土主义诗人，著有诗集《似水流年》及短篇小说和剧本等。
他一生中遇到的事情多得不计其数，但是显然很容易叙述，加夫列尔在他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书里这么做了。他向我们透露说，我们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生于一八八三年五月七日，在国立学校上完三年级，经常去《抗议日报》编辑部，死于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其他翔实而不可见的情况就由叙述者去拾遗补阙，由叙述者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卡列戈是个喜欢聊天和闲逛的人，我认为替他编一份年谱是行不通的。按时间次序排出他逐日的大事记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如寻找那些永恒的重复的东西。只有满怀深情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描述才能让我们重见他的风采。
[5] Acuña de Figueroa（1790—1862），乌拉圭诗人，乌拉圭国歌的作者。
卡列戈觉得自己对贫困的社区负有义务：当时卑鄙的社会风气使这种义务成为怨恨，但他却把它看成是力量。贫困意味着需要更迫切地面对现实，不去考虑任何事物的最初的苦涩：有钱人似乎不会有这种感受，他们的感受仿佛都经过了过滤。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认为自己十分贴合周围的环境，以致他曾为在作品里两个不同的场合献诗给一个女人进行辩解，仿佛他一辈子该做的事只有体恤社区的贫苦。
[6]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1886—1927）著名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中的人物，松勃拉集中了高乔人的一切高尚品质，成为潘帕斯草原的象征。
西班牙人也在他厌恶之列。他喜欢运用西班牙文的俚语词义——以《法语特有语汇词典》代替宗教裁判火刑的狂热分子，笔杆丛林中的仆人。但是这种成见或偏见并没有妨碍他结交一些西班牙朋友，例如塞韦里亚诺·洛伦特博士，此人似乎从西班牙带来了悠闲充裕的时间（产生《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式的宽裕时间），他在皇家凯勒酒吧要半升啤酒就可以泡到第二天天亮。
[7] Almafuerte，阿根廷诗人佩·博·帕拉西奥斯（Pedro Bonifacio Palacios，1854—1917）的笔名，他的作品主要表现自我和个人的宗教信仰，著有诗集《不朽的女人》、《传教士》、《颤音》、《歌曲中的歌曲》。阿尔马富埃尔特在西班牙原文中意为“坚强的灵魂”。
卡列戈常常自诩说：我对外国佬不仅仅是厌恶；我侮蔑他们，但是这种得意忘形的声明恰恰证明了它的不真实性。土生白人确信自己守身如玉，不和别的种族乱交，他具有主人的优越感，把外国佬看低一等。他的幸福感使他产生幻想，自我崇拜。人们常说意大利人在这个共和国里很吃得开，除非被他们排挤掉的人认真对待他们。那种骨子里含有讽刺的善意，正是留给土生白人们的报复。
[8] 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1834—1886）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描写高乔人马丁·菲耶罗一生的不幸遭遇和顽强斗争。
除了他那土生白人特点——外省的世系，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明显的理由之外，我们还应该补充一个不合常情的理由：他的母姓焦雷洛表明他有意大利血统。我这么说并无恶意；纯粹土生白人的特点是命中注定的，由不得自己选择；混血的土生白人的特点却是一种偏爱，一种选择决定的行为。有灵感的欧亚记者吉卜林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英国民族的崇敬，岂不是他的不纯血统的又一个证据吗？（如果相貌还不足以证明的话。）
[9] 即《格列佛游记》，一七二六年斯威夫特出版《格列佛游记》时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扉页上写着“《在几个遥远国家的游记》，里梅尔·格列佛著”。许多人信以为真，其中有一位海船船长声称自己认识作者里梅尔·格列佛船长。
卡列戈家几代都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拉丁美洲出生的欧洲人的恩特雷里奥斯语调和乌拉圭语调相似，正如老虎那样，糅合了壮美和冷酷的成分。它有战斗性，起义军骑兵的长矛就是它的象征。也有温柔的一面：温柔得要命，简直让人难为情，莱吉萨蒙[2]、埃利亚斯·雷古莱斯[3]和西尔瓦·巴尔德斯[4]最富于战斗性的篇章中就有体现。它有严肃性：我谈论的语调在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尤为明显，在那里，阿库尼亚·德·菲格罗亚[5]推荐的一千四百首西班牙殖民时代的讽刺诗里没有一首带有幽默和欢乐。那种语调如果用于诗歌创作，适合描写风光或罪恶；它的主题不是马丁·菲耶罗在劫难逃的命运，而是经过美化的酗酒和斗殴闹事。从那种意义来说，它助长了我们所不理解的大树般的激情和我们所不能体现的印第安人的冷酷无情。它的严肃性似乎来自一种更为突出的粗暴性格：松勃拉[6]，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熟悉草原生活，在牧场赶牲口，偶尔动刀子同人决斗；作为乌拉圭人，有可能熟悉起义军的骑马冲锋，带兵行军，走私越货……卡列戈从传统上了解那种浪漫主义的土生白人的特点，把它同郊区的心怀不满的土生白人的特点糅合起来。
[10] Sáenz Peña（1851—1914），阿根廷总统，一九一二年颁布阿根廷第一部选举法。
卡列戈是恩特雷里奥斯省巴拉那市人。他的祖父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博士出版过一本黄褐纸、硬封皮的书，书名恰如其分地叫做《被遗忘的卷帙》（圣菲，一八五九年，我的读者假如有在拉瓦列街淘旧书的习惯，很可能在杂乱无章的故纸堆里见过。往往是拣起来又放下的那种，因为里面写的激情纯属偶然。那本书集急就章之大成，从常用的拉丁词语到麦考利[1]或加尼亚注译的普鲁塔克，只要适合需要，无不兼容并包。他的成就在精神方面：当巴拉那市议会决定为仍健在的乌尔基萨立一座塑像时，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议员就是卡列戈博士，他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尽管无济于事。这里重提卡列戈爷爷，不仅是因为他那可能有争议的遗传，而且是因为孙子日后得益匪浅的文学传统，他开始写的东西不很出色，但为后来颇受尊重的作品创造了条件。
[11] 天主教追思弥撒时唱的赞美诗。
一个人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唤起只属于第三个人的记忆，这种事情显然不合常理。然而，无所顾忌地把那不合常理的事情付诸实现，正是所有传记的善良愿望。我还相信，具备认识卡列戈的有利条件，并不能降低为他作传的困难。我保存着对卡列戈的记忆：其实是对别的记忆的记忆的再记忆，在每次作传的新尝试中，与原样的最细微的偏离都会形成难以预测的扩大。我知道，那些记忆保留了我称之为卡列戈的性质特点，凭那些特点可以在一群人中间辨认出一张脸。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只有助于记忆的资料——说话的口气、走路和静止时的姿态、眼神的运用——形成文字之后绝不能传达我对他的了解。能起传达作用的唯有“卡列戈”这个名字，它要求沟通我所要传达的准确的概念。还有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前面说过，一提到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出他的模样；我还应补充说，任何描述都可以满足人们的要求，只要不是严重地不符合他们心目中已经形成的模样。我重复一下《我们》杂志第二百一十九期发表的朱斯蒂的描述：“居住在郊区的诗人，老是穿着黑色的衣服，长得干瘦干瘦，一双小眼睛让人看了不安。”“老是穿着黑色的衣服”这句话和“干瘦干瘦”这个形容词已经有了死的暗示，从那张聪明绝顶，但皮包骨头的脸上也看得出来。他那双眼睛里流露出对生命的迫切欲望。马塞利诺·德尔马索写的悼词里也提到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尤其突出，虽然显得十分黯淡，但表情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