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醒来喝吧。”他勉强地说了一句，又合上了眼睛，脸扭向壁。娜斯塔西雅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你要喝茶吗？”
“他或许当真生病了。”她说着，就掉转身走了。
他不答理。
两点钟她又进来了，端来了一盆汤。他还是和先前一样躺着。茶没有喝过。娜斯塔西雅甚至生气了，恼怒地推他。
“又睡啦！”娜斯塔西雅叫道，“你病了，还是怎的？”
“你为什么睡不醒！”她叫道，一边厌恶地看着他。他支起身子坐了起来，可是对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尽望着地上。
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坐了起来。他感到头痛。他站起来，在自己斗室里转了一圈，又倒在沙发榻上。
“你是不是病了？”娜斯塔西雅问，又没有得到回答。
“嘿，睡得好熟！”她不满地叫道，“他老是睡觉！”
“你还是出去走走吧，”她沉默半晌后，说，“你去吹一下清新的风吧。你要不要吃些东西？”
他睡得比平日久，没有梦。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娜斯塔西雅走进他的屋子里来了，好容易把他推醒。她给他端来了茶和面包。茶又是沏淡了的，并且还是盛在她自己的那把茶壶里。
“过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你去吧！”他挥了挥手。
从干草市场回到家里，他就一屁股坐在沙发榻上，一动不动地坐了足足一个钟头。这时天黑下来了；他没有蜡烛，也没有想到点蜡烛。他始终想不起来，那时他想过什么事情没有？末了，他感觉到不久前发过的热病又发作了，打起冷战来，于是愉快地想，他又可以在沙发榻上躺着不起来。不多一会，强烈的像铅一般沉重的睡意在他身上压下来，仿佛压得他动弹不得。
她又站了一会儿，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就出去了。
过了几分钟，他抬起眼来，久久地看着茶和汤。过后拿了面包，又拿起匙子吃起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异常激动。不用说，这是极普通的、时常听到的青年们的议论和想法，这样的议论和想法，他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只不过方式和话题不同罢了。可是为什么他恰恰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议论和这样的想法呢？而自己头脑里刚才也有过这样的……完全一样的想法。还有，为什么此刻他刚从老太婆那儿出来就产生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谈到这个老太婆？……他总觉得这种巧合是很奇怪的。在事件进一步的发展上，这家小酒店里的这席谈话对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仿佛这里面真的有一种定数和启示……
他食欲不振，只稍微吃了点儿，好像不知不觉地吃了两三匙子。头痛减轻些了。吃过午饭，他又伸直腿躺在沙发榻上，可是再也睡不着。他一动不动地躺着，脸埋在枕头里。他头脑里不断地出现各种幻想，稀奇古怪的幻想。他想象得最多的是：他在非洲的什么地方，在埃及，在一个绿洲里。一个商队在休息，骆驼都静静地躺着；四周栽植了棕榈树；大家都在进午餐。他不时喝水，从小溪里舀水喝，这条小溪在他脚边潺潺地流淌。很凉快，一泓浅蓝色的、蓝得出奇的、清冷的溪水流过色彩斑斓的小石子和洁净的金光闪闪的沙土……他忽然很清楚地听到一阵当当的钟声，不觉怔了一下。他醒来了，微微抬起头，向窗外望去，看看是什么时候了。他霍地站了起来，完全醒了，仿佛有个人把他从沙发榻上揪下来似的。他蹑着脚走到门口，悄悄地把门打开一点，侧耳谛听下面楼梯上有什么动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可是楼梯上寂静无声，仿佛大家都已经睡了……他不觉大为惊讶，他竟然昏昏沉沉地从昨天一直睡到此刻，还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一点准备……也许已经敲过六点钟……他虽然不想睡觉，神志清醒了，但突然感到异常着急和慌张。不必作多大准备。他聚精会神地考虑着一切，考虑得十分周到；可是心还是剧烈地跳着，跳得这么厉害，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了。第一，得做个环圈，缝在外套里面——只要一分钟工夫就能做成。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从塞在枕头下面的内衣里面找出一件穿破了的、没有洗干净的旧衬衫。他从这件破衬衫上扯下了一条，有一俄寸宽，八俄寸长。他把这条破布折成两层，脱下身上那件宽舒而结实的粗棉布的夏外套（他仅有的一件外衣），把布条的两端缝在外套里边的左腋下。他缝上去的时候，两手发抖，但他好容易克制住了。缝得很好，当他又把外套穿上的时候，从外边看不出丝毫痕迹。针和线他早已准备好了，用纸包着放在小桌上。至于那个环圈，这是他的一个很巧妙的发明：这个环圈是挂斧头用的。可不能拿着斧头在大街上走。但是，如果藏在外套里面，还得用手扶住，这就会惹人注目的。现在，做了个环圈，只要把斧刃挂在环圈里，那么一路上斧头就会在里面腋下挂得稳稳的。他一只手插入外套的腰袋里，就可以用手扶住斧柄，不让它晃动；因为外套很宽舒，像只道地的袋，从外面看不出他的手在腰袋里扶着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环圈也是他两星期以前想出来的。
“可我认为，你自己既然不敢去干，那就谈不上什么正义！咱们再打一盘台球吧！”
他缝上了环圈，就用几个指头伸入他那个“土耳其式”的沙发榻和地板之间的一条狭缝里，在靠近左角的地方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件早已准备好的、藏在那条狭缝里的押品。但这压根儿不是一件押品，只不过是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片，它的大小和厚薄像一只银烟盒。这块木片是他在一次散步中，偶然在一个院子里拾得的。那个院子里的一个厢房是个工场。后来他在这块木片上加了一块光滑的薄铁——大概是从什么东西上拆下的一块铁片——也是他从前在街上拾得的。他把木片和铁片叠起来，铁片比木片小些，用线把它们牢固地扎成一个十字，然后用一张白纸把它们齐整而美观地包起来，扎得这么好，必须动些脑筋才能解得开。这是要让老太婆解结子的时候分散一下注意力，以便利用这片刻时间来动手。加一块铁片是为了增加重量，使老太婆一下子猜不透“这个东西”是木头的。这些东西他预先藏在沙发榻底下。他刚刚拿出押品，在院子里什么地方忽然响起一阵叫喊声：
“当然不是这样！我是为了正义……但这不关我的事……”
“早已过了六点钟啦！”
“现在你高谈阔论，谈得津津有味，可是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亲手去杀死这个老太婆？”
“早已过啦！天哪！”
“说吧！”
他奔到门口，侧耳谛听了一阵，然后抓起帽子，像只猫一样，小心翼翼地、悄悄地溜下了十三级楼梯。他要去干的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从厨房里偷走斧头。这件事得用斧头去干，他早已这样决定了。他还有一把园丁用的折刀；但是他不能用折刀，特别是不能靠自己的力气去干这件事，所以他终于决定使用斧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一切最后决定所具有的一个特点。这些决定都有一个奇怪的特征：他的决定越是到最后关头，在他看来，就显得越发荒谬，越发可笑。尽管他内心进行着痛苦的斗争，在那个时刻，他始终不相信自己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不，你且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即使他曾经把一切都作过详细的研究，最后作出了决定，不再有任何怀疑，现在他却似乎要放弃这个计划，认为这是荒谬的、骇人听闻的和不可实现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疑问还有一大堆哩。至于在哪儿弄到斧头，对这样的小事情他是毫不介意的，因为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情是这样的：娜斯塔西雅时常不在家，尤其是晚上，不是到邻居家去串门子，就是到铺子里去买东西，门总是开着的。女房东就为了这件事常常跟她吵嘴。所以只要到时候偷偷地溜进厨房去拿斧头，然后，过一小时（那时候事情已经完毕了）再溜进厨房把斧头放回原处就行。可是还有疑问：假如他一小时后回来去放回斧头，娜斯塔西雅恰巧回来了呢。当然啰，应该走过去，等她再出来。万一那时候她发现斧头没有了，寻找起来，大声叫喊，那怎么办？——这就会引起猜疑，或者至少是一件引起猜疑的事吧。
“哎，老兄，天理必须加以改变，使之为我所用，要不然就会陷入偏见。要不是这样，世界上就没有伟大人物了。人们说什么‘责任啦，良心啦’，我不想反对责任和良心，但是我们怎样理解这些字眼呢？且慢，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但这些都是他还没有开始考虑的细节，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考虑。他正在考虑的是重要的问题，而那些琐碎的小事情，他要等到自己对一切都深信不疑的时候才考虑。而那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他自己觉得是这样。比方，他怎么也不能设想：他什么时候才能考虑完毕，站起来，真的上那儿去……甚至不久前他的一次试探（就是为最后一次察看这个地方而去探访）也不过是他的尝试罢了，而远不是真的去干，可他却这样说：“好吧，让我去试探一下，这是不是梦想！”他马上就觉得受不了，对自己恨得要命，吐了一口唾沫，跑掉了。但是就这件事的道德方面来说，他似乎已经结束了一切分析：歪理十八条嘛。他心里已经没有有意识的反对了。可是到了最后关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了，并且固执地、盲目地从各方面寻找反驳的理由，琢磨这些理由，仿佛有人强迫他去干那件事。最后一天到来得这么突然，一切都一下子就决定了。这最后一天对他起了几乎是机械的作用：仿佛有人拉住了他的手，无法抗拒地、盲从地，用超自然的力量，不容反对地把他拉走了。仿佛他的衣服的一角被车轮轧住了，连人带衣都被拖进车子底下去了。
“她当然不配活在世上，”军官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天理。”
开头——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为什么几乎一切犯罪行为都这么容易被发觉和败露？为什么几乎一切犯罪者都会留下显著的痕迹？他逐渐地得到各种不同的、新奇的结论。依他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犯罪行为不是消灭物证所掩盖得了的，而在于犯罪者本人；犯罪者本人，而且几乎是每个犯罪者，在犯罪的时候，都丧失了意志和理智。相反地，正当最需要理智和细心的时候，他的意志和理智却被幼稚而且罕见的粗心大意取而代之。他深信，这种理智的糊涂和意志的衰退像疾病一样控制着人，并逐渐地发展起来，在犯罪前不久发展到了顶点；在犯罪的时候，那种情况仍旧不变，在犯罪后还要继续若干时候，这要看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以后就会像各种疾病一样消失的。问题在于，疾病产生犯罪行为呢，还是犯罪行为本身，由于它独特的性质，常常引起一种类似疾病的现象？——他觉得他还没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
“听我说下去。另一方面是，年轻的新生力量因为得不到帮助而枯萎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到处皆是！成百成千件好事和倡议可以利用老太婆往后捐助修道院的钱来举办和整顿！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走上正路，几十个家庭可以免于穷困、离散、死亡、堕落和染上花柳病——利用她的钱来办这一切事情。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你觉得怎样，一桩轻微的罪行不是办成了几千件好事吗？牺牲一条性命，就可以使几千条性命免于疾病和离散。死一个人，活百条命——这就是算学！从大众利益的观点看来，这个害肺病的、愚蠢而凶恶的老太婆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像只虱子或蟑螂罢了，而且比它们还不如，因为这个老太婆是害人精。她害别人的性命：前两天，她狠命地咬丽扎韦塔的指头，差点儿咬断了！”
得到这样一些结论的时候，他认为，拿他本人来说，他进行这个行动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类似的现象的。在进行他的预谋行动的时候，他绝不会丧失理智和意志的。唯一的理由是，他进行这个预谋的行动“不是犯罪”……我们撇开他达到最后决定的那个过程不谈，因为我们已经扯得太远了……不过我们得补充一下，在他的头脑里，这个行动中具体的、纯物质上的困难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只要保持全部意志和理智来对付这些困难，等到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这些困难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迎刃而解……”可是行动还没有开始哩。他还是不大相信自己的那些最后的决定。当钟打起来的时候，情况却完全变了，变得有点儿突然，甚至差不多是出乎意料的。
“嗯，我懂。”军官回答道，一边用心地凝视着这个情绪激昂的朋友。
他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一个极普通的情况竟然使他一筹莫展。当他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门口的时候，厨房门和往常一样敞开着，他小心地往里面瞟了一眼，预先察看一下：娜斯塔西雅不在家，女房东是不是在厨房里。如果不在厨房里，她的房间门是不是关紧了？当他溜进去拿斧头的时候，也不能让她看见。可是，当他突然看到，娜斯塔西雅这会儿不但在家——在厨房里，而且她正在干活：从篮里取出内衣，分挂在绳子上，他不觉猛吃一惊！一看见他，她就停止晾衣服，并向他掉转脸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直到他走过了才停止。他移开目光，走了过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但事情不能进行了，因为没有斧头！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要向你提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生情绪激昂，“刚才我当然是开玩笑，可是你要注意：一方面是一个愚蠢的、不中用的、卑微的、凶恶的和患病的老太婆，谁也不需要她，相反地，她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不久她会死掉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懂吗？”
“我有什么理由，”他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在心里寻思，“我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她此刻一定不在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肯定？”他垂头丧气，甚至有点儿自卑。他想狠狠地把自己嘲笑一番……一股微弱的兽性的怒火在他心里窜腾。
军官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觉一愣。这多么奇怪啊！
他踌躇不决地在大门口站住了。他装出上街去散步的神气，心里感到一阵厌恶；回家——他更厌恶。“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失了！”他嘟嘟囔囔说，无目的地站在大门口，脸朝着看门人那间阴暗的小屋，小屋的门也开着。他忽然一怔。在看门人的小屋里，离他大约两步路的地方，在一条板凳下面，靠右边有个亮闪闪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四下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他踮着脚尖走到看门人的小屋跟前，走下两级台阶，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叫了一声看门人。“果然不在家！不过他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在院子里，因为门开着。”他向那个东西直奔过去（这是一把斧头），把它从板凳下拉了出来，这把斧头放在两块木柴中间；他还没有走出小屋，就把它挂在环圈里，两手插入了衣袋里，从看门人的小屋里走了出来；没有人发觉！“这不是理智的行动，而是魔鬼的帮忙！”他在心里寻思，脸上浮出了怪样的微笑。这个机会给他以极大的鼓舞。
“爱她的古怪脾气。不，我对你老实说吧。我真想杀死这个该死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感到良心谴责的。”他激动地补充说。
他在路上慢腾腾地大模大样地走着，装得从容不迫，以免引起猜疑。他不大看过路人，甚至竭力不看他们的脸，尽量少惹人注意。他忽然记起他的帽子来了。“我的天哪！前天我有几个钱，可是没有买顶制帽！”他打心底里责骂起自己来。
“那么你也喜欢她？”军官笑起来了。
他偶然向一家铺子瞥了一眼，看见铺子里的挂钟已经指着七点十分。得赶快走啦；但得走些弯路；从另一边绕到那所房子跟前去……
“是的，她肤色浅黑，像个乔装的士兵，可是你要知道，她长得压根儿不丑。她的脸蛋和那对眼睛多么和善啊。甚至很迷人。喜欢她的人很多就是明证。她是那么文静，那么温柔，不顶嘴，很和气，不论什么事情她都没有意见。她笑起来甚至很可爱。”
从前，他偶然想象这件事的时候，有时想，他一定很害怕。可是他现在并不觉得十分害怕，甚至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在这个时刻，他甚至还想着几个旁的念头。不过这些念头他没有想很久。当他经过尤苏波夫花园的时候，他甚至想起建造那些高大的喷泉的工程来了，并且还想到，仿佛这些喷泉使那些广场上的空气变得清新了。他渐渐相信，如果把“夏园”扩大到战神广场，甚至跟米哈伊尔宫的花园连接起来，这就是一件对本城大有裨益的好事。他突然对这种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大城市里的人并不是由于需要，而是特别喜欢住在城市里那些既无花园又无喷泉、肮脏而又臭气四溢和堆满各种垃圾的地区？这当儿，他想起他时常在干草市场上散步，于是他刹那间惊醒过来了。“荒谬至极，”他在心里寻思，“不，最好什么也不想！”
“你不是说，她是个丑女人吗？”军官说。
“那么，一个被绑赴刑场的囚犯大概也留恋着在路上所见到的一切东西吧，”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但只是闪电般一闪即逝；他赶快不想这个念头……可是快要到了，就是这所房子嘛，就是这道大门嘛。什么地方的钟突然敲了一下。“怎么，难道是七点半了吗？不会吧，这架钟大概快了！”
他们谈起丽扎韦塔来了。大学生谈到她特别有劲，并不住地笑，而那个军官津津有味地听着，叫大学生打发这个丽扎韦塔去给他修补内衣。拉斯柯尔尼科夫留心地听着每一句话，一下子全都知道了：丽扎韦塔是妹妹，老太婆的异母姐妹，她已经有三十五岁。她日日夜夜替姐姐干活，在家里做厨子和洗衣妇，除此以外，还要缝东西去卖，甚至去替人家擦地板，把挣来的钱全都交给姐姐。没有得到老太婆允许，人家叫她缝制东西或干活，她都不敢接受。老太婆已经立下了遗嘱，丽扎韦塔自己也知道，按照遗嘱，除了一些动产和椅子等，她一个钱也拿不到；钱全都捐给Н省的一个修道院，作为永久追荐她的亡魂之用。丽扎韦塔是个平民，不是官太太，一个老姑娘，面貌丑陋，身材高得出奇，两条长腿好像脱了臼，老是穿着一双破羊皮鞋，身上还算干净。大学生感到奇怪和可笑的主要是丽扎韦塔接连不断地怀孕……
他运气很好，又顺顺当当地走进了大门。而且，就在那一瞬间，偏巧有一辆高大的干草车打他跟前拉进大门，他跨过门限的时候，整个儿被遮没了。趁大车从大门拉入院子的当儿，他一溜烟似的打右边溜了进去。在大车的那一边，他听见有几个声音在叫嚷、争吵，可是没有人发觉他，也没有人碰见他。这时候，朝着这个四方大院的许多窗都开着，但他没有抬起过头——他没有力气了。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楼梯不远，一进大门向右拐弯便是。他已经走上了楼梯……
“这也是个怪物！”大学生扬声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他松了口气，一只手按住扑通扑通直跳的心。他马上摸了一下，又把斧头放好，小心翼翼地悄悄地上楼去，不时侧耳谛听。可是这当儿楼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门都关上了；没有碰见一个人。不错，二楼上的那套空房间的门敞开着，有几个油漆匠在里面干活，可是他们都看也不看他一眼。他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又上楼去了。“当然，如果他们也不在这儿，那多好啊，但是……跟他们相隔两层呢。”
他又述说了她是多么狠心，变化无常，押款只要过期一天，她就会把押品吞没。她借出来的钱只有押品价值四分之一，而利息要五厘甚至七厘，按月计算，等等。大学生越谈越有劲，告诉他的朋友说，这个老太婆还有一个妹妹，叫丽扎韦塔，这个矮小可恶的老太婆时常揍她，简直把她当作小孩来欺侮，可是丽扎韦塔至少有两俄尺八俄寸高……
这里就是四楼，这里是门，这是对面的一套房间；那套房间里是没有人住的。在三楼，老太婆住所的楼下的那套房间看来也空着：用小钉子钉在门上的那张名片拿掉了——他们搬走了！……他气喘吁吁。在他的脑海里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回去不？”他没有给自己回答，却侧耳倾听了一下老太婆住所里的动静：一丝声音也没有。接着他又听楼梯下面的动静，用心地听了很久……过后，最后一次朝四下看看，偷偷地走过去，整了整衣服，又摸摸挂在环圈里的斧头。“我的脸色变了没有……变得很苍白吧？”他心里想，“我是不是慌慌张张的？她疑心很重……要不要再等一会儿……等到心跳停止？……”
“她很肯帮忙，”他说，“常常可以在她那儿借到钱。她像犹太人一样有钱，一下子可以借出五千卢布，但她也接受一卢布的押款。我们有许多人上她那儿去。不过这个老太婆很缺德……”
可是心不停地猛跳着。相反地，好像有意地跳得更厉害了，跳得越来越厉害了……他耐不住了，一只手慢慢地伸向门铃，拉了一下。隔半分钟又拉了一下，拉得更响。
几乎就在靠近他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青年军官，他根本不认识也从未见过这个大学生。他们打完一盘台球，就坐下来喝茶。他忽然听见那个大学生对那个军官谈到放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一个小官吏的太太，并且把她的地址告诉了他。单是这件事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有点奇怪：他刚从她那儿来，可是这儿恰好在谈论她。当然，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他现在摆脱不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印象，这儿恰好有人仿佛在讨他的喜欢：大学生忽然将这个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种种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
没有人来开门。不必再拉铃，他不配干这种事。老太婆当然在家里，可是她疑心重重，何况只有她一个人。他略微知道她的习惯……他又把耳朵贴在门上窃听起来。是他的感觉非常灵敏（不大可能听清楚），还是当真可以听得很清楚，可是他忽然听出一阵像是一只手小心地摸门锁把手的沙沙声和一阵衣服在门上摩擦的窸窣声。一定有人站在门锁跟前，如同他在门外窃听着一样，躲在门里面，大概也把耳朵贴在门上……
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近来变得很迷信。迷信的痕迹好久以后还留在他的心坎里，几乎是不可磨灭的了。后来他总是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看到了一种仿佛是奇怪而又神秘的东西，好像其中存在着一些特别的作用和巧合。还在去年冬天，有一个他相熟的大学生波柯列夫上哈尔科夫去，有一次在谈话中间把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地址告诉了他，以备他有急需要抵押什么东西。他很久没有上她那儿去了，因为他有教书工作，还能马马虎虎地打发日子。一个半月前，他记起了这个地址；他有两件东西要去抵押：父亲的一只银表和一只镶着三颗红宝石的金戒指，这只戒指是他的妹妹临别时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他决定拿那只戒指去抵押；他找到了那个老太婆，乍一看，就觉得这个老太婆非常讨人嫌，虽然他还不知道她有什么怪脾气。他向她借到了两张“一卢布的钞票”，在回家的路上，他走进了一家小酒店。他要了一杯茶，坐着想心事。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不停地敲击，就好像小鸡要啄破蛋壳一样，这引起了他很大的注意。
他故意动了一下，声音更响地嘟哝了一阵，不让人以为他躲着。然后，他第三次拉铃，但拉得很轻，慢条斯理地、不慌不忙地拉了一下。后来他回想起这个情况时，这一瞬间永远鲜明而清楚地铭刻在他的心坎里；他自己也不能理解，怎么会变得这么狡猾，尤其是他仿佛有过片刻的神志不清，近乎丧失了知觉……一会儿后他听见有人拔出门钩的声音。
后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得知了这个小市民和他的妻子叫丽扎韦塔到他们家里去的原因。事情是极平常的，这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原来，有一户人家是从外地来的，很贫穷，要卖掉东西和衣服等，全都是女人用的。因为在市场上出售不值什么钱，要找一个掮客，而丽扎韦塔是干这一行的：她做掮客，生意忙，顾客多，因为她做买卖诚实无欺，价格公道：她不讨价还价。她话很少，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她为人和气而且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