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就看见她了吗？”巡警问他。
“哎哟，哎哟，多么糟啊！哎哟，多么丢脸呀，姑娘，多么丢脸呀！”他又摇起头来，害臊、同情而又不满。“这件事不好办！”他转脸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一边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他觉得这个人当真很奇怪：衣服破破烂烂的，可是他却拿出钱来！
“我告诉您吧：她在我前面走，摇摇晃晃的，就在这儿林荫大道上走着。走到这条长椅跟前，她就倒在椅子上了。”
“走开！烦死啦！……”女郎喃喃说，又挥手叫他走开。
“哎哟，上帝，如今世界上发生了多么丢脸的事啊。这么一个黄毛丫头已经会喝得烂醉！有人诱骗了她，准是这样！你瞧，她的连衣裙也给扯破了……唉，如今出现了那么多下流的事……她也许是大家闺秀，也许是小家碧玉……如今这样的事多得很哪。她的样子好像是娇生惯养的，倒像个小姐。”他又弯下腰去看她。
“小姐，小姐？”巡警拿了钱，又叫喊起来，“我马上给您叫一辆马车，送您回家。告诉我送您到哪儿，好吗？您住在哪儿？”
说不定，他也有几个这样的女儿——“也像是娇生惯养的小姐”，装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的派头……
“喂，”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儿有几个钱（他在口袋里掏摸了一阵，摸到二十戈比，掏了出来），拿这些钱去雇一辆马车，叫车夫送她回家。不过我们应当问清楚她的住址！”
“重要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很着急，“不让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他为什么还要侮辱她！他的意图是一目了然的；瞧，这个流氓，他还不肯走呢！”
“哎呀，多么可怜！”他摇摇头，说，“还完全像个小孩儿呢。有人诱骗了她，准是这样。喂，小姐，”他叫喊起来，“您住在哪里啊？”女郎睁开疲倦而没精打采的眼睛，茫然看看盘问她的人，挥手叫他走开。
拉斯柯尔尼科夫提高了嗓门说，一边用手直指着他。那个人听到了这些话，又要发怒，可是他按捺住了心头的怒火，只鄙夷地瞥了一眼。接着他慢腾腾地走开了，走了十来步，又站住了。
巡警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动起脑筋来。这个胖子先生的目的当然是一目了然的，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子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巡警弯下腰去，把头凑得更近些去仔细看她，脸上流露出由衷的怜悯。
“不落入他的手里——这办得到，”那个巡警若有所思地说，“只要她说出地址，要不然……小姐，小姐！”他又弯下腰去。
“您瞧，她喝得烂醉了。刚才她在林荫大道上走，谁知道她是什么人，可不像一个做生意的。大概什么地方有人把她灌醉了，诱骗了她……头一次嘛……您可懂我的意思？就这样被撵到街上来了。您瞧，衣服被扯破了，您瞧瞧，她的衣服是怎样穿上的：人家替她穿上的，不是她自己穿上的，不是熟手，而是一个男人替她穿上的。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现在您向这边瞧瞧，我并不认识刚才我要跟他打架的那个花花公子，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但他也是刚才在路上看见她的，她喝醉了，不省人事，现在他很想走过来，把她弄到手——因为她醉成了这个样子——带她到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这么回事；请您相信我，我不会弄错的。我亲眼看见他盯住她，监视着她，是我才使他不能下手。现在他等着我走开。瞧，他现在稍为走开点儿站着，假装卷香烟……咱们有什么办法不让她落到他手里？咱们该怎样送她回家——想个办法吧！”
女郎忽然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了一眼，仿佛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朝她来的方向走回去。
他抓住了巡警的胳膊，把他拉到一条长椅跟前去了。
“呸，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纠缠不休！”她说着，又挥了一下手。她走得很快，但身子还是摇晃得很厉害。那个花花公子跟住她，但在另一条林荫道上走，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住她。
“我正要找您，”他嚷道，一边拉住了他的袖管。“我从前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您可以去调查，”他对那位先生说，“您过来，我指给您看看……”
“放心，我不会让她落入他手里的，”小胡子坚决地说，也跟着他们走了。“唉，如今下流的事可多啦！”他唉声叹气地重说了一遍。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仔细地把他打量了一下。这是一张威武的士兵的脸，蓄着一撮灰唇髭，满面络腮胡子，眼神是聪慧的。
这当儿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咬了一口；他刹那间感到一阵心痛。
“得了吧，先生们，不要在马路上打架。你们要干什么？您是谁？”他仔细地瞧了瞧拉斯柯尔尼科夫那褴褛的衣服，厉声问。
“喂，听我说。”他在后面向小胡子叫喊。
他挥了一下皮鞭。拉斯柯尔尼科夫握紧拳头向他冲上去，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位身体结实的先生能对付两个像他这样的人。可是这当儿有个人从后面紧紧地拉住了他。一个巡警站在他们中间。
那个小胡子掉转头来。
“你敢，坏蛋！……”
“随他们去吧！关你什么事？让他们去吧！让他去寻开心吧（他指指那个花花公子）。关你什么事？”
“我叫您滚开！”
巡警摸不着头脑，睁大了眼睛望着。
“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先生厉声问，拧紧了眉头，显出傲慢而诧异的神气。
拉斯柯尔尼科夫笑起来了。
“咦，是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您在这里要干什么？”他嚷道，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脸上浮出了狞笑，愤怒得嘴里泛出涎沫来了。
“哎——哎呀！”巡警说着，把手一挥，就跟随着那个花花公子和女郎走了，大概他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作一个疯子，或者把他当作一个比疯子更糟的人。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坐下，也不想走，而是踌躇不决地站在她面前。这条林荫大道上常常不见人影，现在一点多钟，天气又那么热，几乎连一个人影子也不见。可是有一位先生在一边，即在相隔十五步路的马路边站住了。从他的神态看来，这位先生怀着某种目的，也想走到这个年轻的女子跟前来。他大概也是老远就看见她了，跟踪而来的；但是因为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儿，他不敢走近来。他不时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投来凶恶的目光，但又极力不让他看见自己的目光，并且不耐烦地等待着机会，一俟这个使人讨厌的衣衫褴褛的人走开，马上就走过来。事情是很清楚的。这位先生三十来岁，身体结实而肥胖，脸色红润，嘴唇鲜红，蓄着一撮小胡子，衣着很考究。拉斯柯尔尼科夫怒不可遏了；他忽然要想方设法侮辱一下这个浑身肥肉的花花公子。他暂时撇下姑娘，来到了这位先生跟前。
“他把我的二十戈比拿走了，”只剩下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人的时候，他愤愤地说，“让他去向那个人要几个钱，放那个女郎跟他走，就这样把事情结束……我管什么闲事啊？我应该帮助吗？有权利帮助吗？让他们互相活活地吃掉吧——关我什么事？我怎么可以把这二十戈比送人。难道这是我的钱吗？”
他找到长椅的时候，发觉前面二十步外有个女子在踯躅，可是开头没有注意她，就像没有注意到这之前在他眼前闪过的一切东西一样。他已经有过许多次，比方说，回家的时候，完全记不得他走过的是哪一条路，他已经习惯于这样走路了。可是这个踯躅着的女子身上有个地方使人感到奇怪，而且第一眼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他渐渐注意起她来——开头无意地、仿佛不愉快地，可是后来越来越专心致志地注意起来。他忽然想弄清楚，在这个女子身上哪个地方叫人奇怪？第一，她大概是个十分年轻的女子，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走路却不戴帽子，不打伞，也没有戴手套，而且不知怎的令人可笑地摆动着两手。她穿着一条丝的、用一种轻飘飘的料子（绢）做的连衣裙，可是不知怎的，她穿得很怪，扣子差不多都没有扣上，在背后靠腰的地方，裙子的上端被扯破了；有一大块挂了下来，晃荡着。一条小三角巾系在那裸露着的脖颈上，有点儿歪斜不正。此外这个女子的步子也不稳，跌跌撞撞的，甚至摇来晃去。她终于引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注意。他同这个女子在长椅旁边相遇了，可是她走到长椅跟前，忽然倒在长椅的一端，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他仔细地把她端详了一会儿，马上就看出，她已经酩酊大醉。看她醉成这个样子，他不觉又奇怪又吃惊。他甚至想，是不是看错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十分年轻的、可爱的脸，约莫十六岁，也许甚至只有十五岁——一张小小的、漂亮的脸，淡黄色头发，但脸儿红彤彤的，仿佛有点儿浮肿。这个年轻的女子看起来已经神志不大清爽；她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而且露得太多了。从她的神态上看来，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大街上。
虽然他说了这些奇怪的话，但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坐到那条空长椅上。他觉得思想很混乱……这当儿他什么都不能思考了。他很想打个盹儿，把一切忘掉，醒来后，重新开始……
他连忙朝四下看了看，寻找着一个什么东西。他想坐一会儿，便寻找长椅；那时他正在K林荫道上走。在前面百步外，出现了一条长椅。他尽快地走去；可是在路上他遇到了一桩小小的奇事，有一会儿工夫，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
“一个可怜的姑娘！”他说着，打量了一下那条空着的长椅的一端。“她醒来后，会痛哭一场的，以后母亲会知道……开头打她耳光，然后拿鞭子抽她，痛苦，没脸见人……说不定还会把她撵出家门……即使不把她撵出，达里雅·弗兰卓夫娜之流也会听到风声的，我们的姑娘就要到处流浪……不久就会进医院（那些瞒着她们正派的母亲而暗地里干着不正当勾当的姑娘们总是这样下场），后来……后来又进医院……伏特加……酒店……再进医院……两三年后就残废了，她只活了十八岁或十九岁……难道我没见过这样的姑娘吗？她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她们都落到了这个地步……呸！这关我什么事！据说，应该如此。据说，每年应当有百分之几……滚到什么地方……见鬼去，使其余的人保持纯洁，不受妨害。百分之几！他们这些话的确说得很漂亮：这些话是这么令人欣慰，合乎科学。只有百分之几，因此不必担忧。如果换了个字眼，那就……也许会更使人不安……要是杜涅奇卡也在这百分之几里面呢！……不是在那个百分之几里面，而是在另一个百分之几里面呢？……”
他忽然怔了一下：也是昨天的一个念头又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但他不是因为闪过这个念头而发怔。他知道，他预感到这个念头一定要“闪过”，它果然闪过了。这个念头根本不是昨天产生的。但区别在于，一个月前，甚至还在昨天，它只是个空想，可是现在……现在它忽然不是一个空想，而具有某种新的、可怕的、他从未见过的形式了。他自己也忽然意识到这点……他头上被猛击了一下，眼前出现一片昏黑。
“我上哪儿去啊？”他忽然想起来了，“好奇怪。我出来是要干什么事的。我一念完信，就出来了……我是往瓦西里岛去找拉祖米兴的。现在……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他那儿去。可我去干什么呢？我为什么现在忽然想到上拉祖米兴那儿去？这真奇怪。”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走投无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他忽然想起昨天马尔美拉多夫所提出的问题来，“因为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
他觉得自己的行动很奇怪。拉祖米兴是他从前大学里的同学。真奇怪，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朋友，他不跟人往来，也不去找任何人，也不高兴人家来找他。不久大家果真也都不理睬他了。他既不参加聚会，又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参加娱乐活动，他什么都不参加。他只是不顾自己的身体用功读书，因而受人尊敬，但是谁也不喜欢他。他很穷，有点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不善交际；仿佛他心里蕴藏着什么秘密。在别的同学们看来，他高傲地把他们当作小孩儿，仿佛不论在发展前途上、在知识或在信仰上，他都比他们强，在他看来，他们的信仰和兴趣都是低级的。
“或者完全抛弃生活！”他突然发狂地叫喊起来，“索性听天由命，永久地克制一切感情，放弃行动、生活和恋爱的一切权利！”
不知什么缘故，他跟拉祖米兴很合得来，不但合得来，而且更喜欢跟他谈心，对他比对别人更坦率。其实没有一个人不跟拉祖米兴合得来。这是一个异常乐观和谈锋很健的青年，他的善良达到了憨厚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憨厚里是蕴藏着深挚的感情和自尊心的。他的最相熟的同学们都知道这点，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相当聪明，虽然有时真有点儿憨厚。他的外表却是富于表情的——身量很高，瘦削，脸常常修得很马虎，头发乌黑。有时他也胡闹，大家都管他叫大力士。一天夜里，他同一群朋友在一起，一拳打倒了一个两俄尺十二俄寸高[8]的警察。他酒量如海，但也可以一口不喝；他有时淘气得令人不能容忍，但也能装得很严肃。拉祖米兴还有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地方：失败从来不会使他惊慌失措，任何困难似乎都不能使他灰心丧气。他甚至能住在屋顶上，能忍饥挨冻。他很穷，但坚决要自立，干各种活儿挣钱。他挣钱的办法有的是。有一个冬天，他在屋子里没有生火炉，却认为这甚至是更令人愉快，因为在寒冷中能睡得更酣畅。现在他也被迫从大学里退学了，可是辍学没多久，他就努力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够继续求学。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上他那儿去了，拉祖米兴也不知道他的住址。两个月前，有一次他们在街上相遇，但拉斯柯尔尼科夫却避开他，甚至穿过街道走到对面去了，免得让他看见。拉祖米兴虽然看见他，但也从旁经过，不想打扰朋友。
他拿这些问题折磨自己，揶揄自己，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快乐。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鲜的，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亟待解决的、存在已久的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使他苦恼了很久，已经使他痛苦到极点。他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现在的这个烦恼了，这个烦恼增强了，积累起来，而最近已经成熟了，凝聚起来，具有一个可怕的、怪诞的和空想的问题的形式。这个问题使他苦恼，而且大伤脑筋，非把它解决不可。现在母亲的来信像个晴天霹雳，突然在他的头顶上打了下来。显然，现在不必怕问题不能解决而发愁了，消极地苦恼了，而必须切实行动起来，立刻快些行动起来。不管怎样得下定决心干起来，或者……
[1] 一种圣像：画着一个圣母举起了右手在祝福。
“决不会成功？不让这门婚事成功，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去阻止吗？你有什么权利？要获得这样的权利，从你本身来说，你能应许她们什么呢？等到你从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把自己的整个命运和整个前途都献给她们吗？这话我们都听到过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目前怎么办？目前应该做些什么，这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你在干什么呢？你不是在剥削她们嘛。她们的经济来源是一百卢布养老金和向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先生们预支的薪水！你，未来的百万富翁，支配她们命运的宙斯[7]，有什么办法能使她们不向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们和阿法那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欣借钱。再过十年吗？母亲在十年内会因编织三角头巾而双目失明，也许会哭瞎的；她会因吃不饱而变得憔悴，可是妹妹呢？嗯，你想一想吧，十年后，或者十年内，妹妹会变得怎样呢？你想过吗？”
[2] 意思是去受沉重的苦难，各各他是耶稣蒙难的地方。
他忽然从沉思中醒过来了，站住了。
[3] 帝俄时代授予文官的勋章。
“……我不怪妈妈，愿上帝保佑她，她本来是这样的人嘛，可是杜尼雅怎么啦？杜涅奇卡，亲爱的，我了解您！我们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已经二十岁：我已经了解您的性格。妈妈在信上写道：‘杜涅奇卡忍耐心很强。’这点我知道。两年半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两年半来，我一直想着这一点，我正是想着这一点：‘杜涅奇卡忍耐心很强。’她能忍受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先生和由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这样看来，她的确忍耐心很强。可是现在她和妈妈都以为，她也能容忍卢仁先生。他大谈从穷苦人家讨来的和蒙受丈夫恩泽的妻子的优点，并且几乎初次见面就说这样的话。就算他‘失言’，虽然他是个细心的人（他也许压根儿没有失言，而是要尽快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杜尼雅，杜尼雅呢？她当然了解这个人，而且往后她必须跟这个人一起生活。她将会啃黑面包和喝白开水，但她决不会出卖灵魂，决不会因贪图享受而牺牲精神上的自由；即使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4]来交换，她也不愿接受，何况是一个卢仁先生。不，杜尼雅不是这种人，我多少知道一些，而且……不用说，她现在也没有变！……还用说嘛！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家真叫人够受了。为了一年两百卢布的薪水在外省各地当家庭教师，一辈子东奔西跑也是一件苦事；可我还是认为，我的妹妹宁肯到种植场去当奴隶，或者学拉脱维亚人的样投奔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德国人[5]而决不愿玷辱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去跟一个不受她尊敬的和同她一点儿也合不来的人结合——仅仅为了贪图个人利益而跟他结为终身伴侣！就算卢仁先生是用一块纯金铸成的，或者是用一大块金刚钻做成的，她都不会同意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的姘妇！为什么她现在同意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怎样解释呢？事情很清楚：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享乐，甚至为了救自己的性命，她也不肯卖身，可是现在她为了别人而卖身！为了一个亲爱的人，为了一个她特别喜欢的人而卖身！就是这么回事：为了哥哥，为了母亲而卖身！出卖一切！啊，现在我们在必要时就会压制我们的道德感，就会把自由、安宁，甚至于良心，一切的一切，都拿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不惜牺牲生命！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生活得幸福。不但如此，我们还编造了一套强词夺理的诡辩，去向耶稣会士[6]学习，大概这样暂时可以安慰一下自己，使自己相信这样做是必要的。要达到这个善良的目的，确实应该这样做。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一切都像白昼一样清楚。显然，这里中心人物不是别人，就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不是嘛，他可以得到幸福，可以继续上大学，可以成为事务所里的合伙人，他的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享有荣誉和受人尊敬的人；或许晚年甚至成为一个名流！可是母亲呢？这关系到罗佳，她的宝贝，长子罗佳的一生！为了这样一个长子，怎么不能牺牲哪怕是这样一个好女儿呢！啊，可爱的、太偏的心眼儿！为什么呢？我们大概也甘心情愿接受和索涅奇卡同样的命运吧！索涅奇卡·马尔美拉多娃，世界存在一天，索涅奇卡便永垂不朽！你们俩可充分地估量过这种牺牲，这种牺牲吗？估量过吗？做得到吗？有好处吗？合理吗？杜涅奇卡，您可知道，您跟卢仁先生一起生活的命运决不会比索涅奇卡的命运好些？妈妈在信上写道：‘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如果不但没有爱情，连尊敬也不能有，那怎么办？相反地，有的却是厌恶、鄙视和怨恨，那又怎么办？那么又得‘保持整洁’啦。是不是这样呢？这种整洁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你们明白不，卢仁的整洁跟索涅奇卡的整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许甚至更坏，更丑恶，更卑鄙，因为您，杜涅奇卡，到底是贪图不必要的享乐，可是对于她，这简直是饿死的问题！‘杜涅奇卡，这种整洁的代价是昂贵的，很昂贵！’嗯，如果以后做不到，您会懊悔吗？多少悲痛，多少忧愁，多少诅咒，多少泪水被掩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因为您不是玛尔法·彼得罗夫娜？那么母亲会怎样呢？要知道，她现在就感到不安，感到烦恼了；等到她把一切都看清楚了，那会怎样呢？而我会怎样呢？……您到底把我想成怎样的人呢？杜涅奇卡，我不要您的牺牲；妈妈，我不要！我活着一天，这门婚事决不会成功，决不会成功！决不会成功！我不同意！”
[4] 争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导致普丹战争（1864）和普奥战争（1866）的原因。1867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被合并为普鲁士的两个省。
“嗯，这话很对，”他随着脑海里思潮的翻腾而继续往下想，“这话很对，‘要了解一个人，应该慢慢地、细心地跟他接近’；可是卢仁先生是一眼就可以看透的。重要的是，‘一个能干的人，看来是个好人’：不错，他负责托运行李，那只很大的衣箱的运费由他负担！他怎么不是好人呢？她们俩，一个新娘和一个母亲，雇了一个农夫，搭一辆席篷大车（我也搭过这样的车）！不要紧！只有九十俄里路，然后我们‘十分舒适地搭三等车走’，一千里路呢。做得对：应该量力而行；可是您呢，卢仁先生，您怎么啦？要知道她是您的未婚妻啊……您应该知道，母亲预借了养老金做路费？当然啰，你们一起做买卖，这个买卖对双方都有利，股金相等，所以开支也得对半负担；俗话说得好：面包和盐放在一起，烟叶各自处理。可是这个能干的人有点儿欺骗她们：行李费比她们的旅费便宜，说不定不要花钱。她们俩为什么都看不出这点呢，还是故意视若无睹？要知道，她们都心满意足！认为这只是开花，而收获丰硕的果实是以后的事！但这儿值得注意的倒不是悭吝，不是视钱如命，而是他的作风，要知道，这也是他将来婚后的作风，一个预兆……可是妈妈为什么高兴呢？她带几个钱到彼得堡来？带三个卢布呢，还是带两张‘一卢布的钞票’，如她所说的……老太婆……哼！她以后在彼得堡想怎样度日呢？她不是已经有各种理由可以猜到，他们结婚后，她跟杜尼雅不可能住在一起，甚至在开头一个月也不可能？这个可爱的人大概漏出过几句，作过暗示，虽然妈妈矢口否认：‘我不会接受。’她怎么办呢，她依靠谁呢：依靠一百二十卢布养老金吗？这笔钱还要偿还向阿法那西·伊凡诺维奇借来的钱。往后她在这里编织冬天的三角头巾和缝制套袖，会弄坏她那双老花眼的。而编织三角头巾每年只能增加二十卢布收入，这我知道。这么看来，还得把希望寄托在卢仁先生的慷慨上：‘他会主动邀我去住的，会劝我去住的。’别梦想啦！席勒笔下那些好心肠的人常常是这样：他们始终拿孔雀羽毛把人装扮起来，始终往好的方面想，而不是作坏的打算；虽然他们预感到坏的一面，但是事先无论如何对自己不说真话；片面的想法常常弄得他们苦恼不堪；他们拒不接受真理，等到他们所装扮的人愚弄了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很想知道这位卢仁先生有没有勋章；我敢打赌说，他一定在扣眼里挂着一枚安娜勋章[3]，他同包工头或商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挂着这枚勋章。说不定，在结婚的时候也会挂上！不过关我什么事，去他妈的！
[5] 19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地主残酷的剥削，拉脱维亚人纷纷从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逃亡到德国老板那儿去做工。
“……但是我倒很想知道，妈妈为什么在信上对我说‘最新的一代’？不过是一句描写这个人的性格的话呢，还是有更进一层的目的：叫我对卢仁先生产生好感？啊，她们想得多么周到！我还想弄清一个情况：在那天，那个夜里以及其后的日子里，他们彼此真诚相见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们之间所说的话是不是坦率的，还是双方都了解彼此是一条心的，具有一致的见解，所以用不着说出来，并且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大概，这有点儿像是这样；从信上可以看出：妈妈觉得他有点儿粗鲁！可是天真的妈妈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杜尼雅。不用说，她生气了，‘恼火地回答说’。可不是！如果事情是清楚的，就不会使人产生各种幼稚的问题；如果问题解决了，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那就不会触怒什么人。她为什么在信上对我说：‘罗佳，你要爱杜尼雅，她爱你超过爱她自己’；因为她为了儿子而宁愿牺牲女儿，她是不是暗地里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你是我们的指靠，你是我们的一切！’哦，妈妈！……”他心头越来越痛恨，如果现在卢仁先生来跟他见面，他准会把他杀死！
[6]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是顽固地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该会为了达到其目的，不择手段，从事各种政治阴谋活动。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予以抨击，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对它实行取缔。在西方，“耶稣会士”一词常被用作“伪善者”、“阴险者”的同义语。
“因为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他暗自喃喃说，脸上浮出扬扬得意的微笑，心里愤恨地预祝着自己的决心必胜。“不行，妈妈，不行，杜尼雅，你们不应该欺骗我！……她们还表示歉意，说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决定了！可不是！她们以为，现在已经不能断绝关系了，可是咱们看吧——到底能不能！好堂皇的借口。她们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忙人，他这么忙，所以婚礼得赶快举行，越早越好。’不，杜涅奇卡，我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你打算跟我谈的许多话是些什么话；我也知道，你整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些什么，你向妈妈卧室里那个喀山教堂的圣母像[1]祈祷什么。上各各他[2]去是艰苦的。哼，这样看来，已经完全决定了。阿夫多季雅·罗曼诺夫娜，你要嫁给一个精明能干、有见识的、手头有很多钱的人了（已经有很多钱，这更可靠，更打动人心），在两个地方供职，具有我们最新的一代的信念（妈妈在信上这么说），‘看来是个好人’，杜涅奇卡自己这样说。这似乎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杜涅奇卡看来是为着这个而嫁给他的！……好极了！好极了！……
[7] 宙斯是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命运的主神，也是诸神之王。
母亲的来信使他痛苦极了。但是对于最重要的、基本的一点，甚至还在他读信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片刻的怀疑。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完全决定了：“我活着一天，这门婚事就不会成功，去他妈的卢仁先生！”
[8] 相当于2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