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推断，”科拉莉娅说，“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可的因果关系模型，这些因果关系会紧随其后，用赏心悦目、和谐完美的链条将现实连接起来。”她举着手指继续说道：“没有比这更能误导我们的了。因果结构只是理智的基础和支撑，我们可以举例来说：一台自动扶梯，可以让我们不用举步就得以上楼。而脚步和迈腿呢，左腿的运动是否就是右腿迈开的原因？右腿的脚步是不是左腿挪动的结果？”她问道。“当然不是，”她自己回答，“脚步之所以可以和谐共存，共同构成了行走，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相互吸引，就如同对立性一样。但是对立性毕竟也是一种‘逆相似性’，不是吗？”
科拉莉娅经常提醒我们注意普遍存在的相似性。世间万物皆存在相似性，这只是个视角的问题。相似性将事物连成一个巧妙的网，让世界纷繁复杂的发型保持着光鲜整洁。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面孔的连续性着实令人着迷，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如此相似。我好奇的是，这种精确性是不是看起来就像高斯曲线一样，是否有着单调而均匀的分布，是否用简单的数学符号比用某种文学化的文字更容易描绘得令人信服？
她应该把我们所有人都记录在案了，包括每人的姓名、年龄以及眼睛的颜色。她了解我们的成就和挫败。她根据这份记录联系我们，要求一一做出回答。“科拉莉娅，我累了。[1]我累了。[2]我累了。[3]”我说道，“我不舒服，我要回家了。我今天不是我。”每到此时，她会拿着体温计贴上我的额头，然后满意地确认我没有发烧。接下来，她看着我的眼睛继续检测（她的眼睛是灰色的，而我目光暗淡），她重复道：“你必须成为谁，没有别的出路。人总要被定义为某人，尽管这很烦人。即便是缺少特点也可算作一个特点。哪怕脱掉衣服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裸体的，甚至昏迷后的你依然是你，只不过是无意识的，就算死亡也无法让你摆脱你的身份，因为那时你将是你的遗骸。”
正是这些面孔统治着城市。我慢慢地发现（这也许正是科拉莉娅的初衷），组成城市的既不是建筑物和街道，也不是地铁口，而是铺天盖地又融合在一起的面孔。这些面孔一个一个走过，就像那些著名的电脑模拟所展示的一样。这座城市就是由糅杂在一起的面孔所组成，它们散布在各个街区，但有时会因为某一刻的机缘巧合而相互撞见，比如，在运转的自动扶梯上，一个朝下，一个朝上；在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上，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在旋转的玻璃门前，一个进，一个出。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坐在车厢中想，尝试着将自己融入窗外闪过的那些巨大建筑中。其实还是有一条出路的，那就是将自己忽略掉，忽略自己的重复性、预见性，将决定权从内部移到外部，移出自我，移给外面的世界，移到公园中，以寄望于偶然性。然而，这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必须要停止将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避免做出直接的条件反射，要将自己看作其他事物中的某个客体。放弃自己固有的观点，以及放弃说出脑子里蹦出的想法，就像不能吐出舌头上的口水一样，也不能再有习惯和嗜好，而要学会一直重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任何想法。”
还有一次，她在黑板上用外语写了一些动词的不规则形式。她最初给我们上的某一节课带给我许多思考——我们每人手上拿到了一块拳头大的黏土，她用我们自己的围巾蒙住大家的眼睛，让每个人用黏土捏件好玩意儿，一件身边的事物即可。我想捏个小动物——我们的城市里太缺动物了——小鹿或者哪怕小狗都好。结果当我把围巾从面前解下时，定睛一看，我塑造出来的居然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
这种奇怪的渴望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怀疑，是这座城市惹的祸。毕竟科学要研究人与地域的联系，事实上，城市的确会影响人。据说巴黎能让我们变得风情万种、精致优雅，纽约能让人更加精确务实、脚踏实地。人们都是这么说。城市自身就是某种边界不清、性质不明、变化不定的东西。它流动着。就像一艘游乐汽船在我身边漂荡，它没有自己的属性，因此才引人入胜。它将所有人圈入网中。正因其不确定性，才保证了每个最奇怪的渴望都能得以实现；正因其无形无迹，才促使每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付诸现实；正因其没有中心或者外围，才使我们获得自由与平等。
锵锵复锵锵。
我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科拉莉娅式的耍聪明，我上她课的频率越来越低，即便去了也往往迟到。从小我就不跟时间对付——它要么偷偷溜掉，要么令人不安。
咚咚复咚咚，
某一天，我在某一刹那突然意识到“现在”意味着什么时，时间变得非常苦涩。因为“现在”意味着“不再”。“现在”意味着一切都在此时此刻不复存在，就像楼梯上烂掉的那级台阶。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惊悚的概念，它揭示了整个残酷的事实。
与君歌一场，
那是孩提时代的我，在自家门口吃着西红柿。那是某个下午，天色已渐昏暗的公园，最终崩解为亿万颗粒子。一切不可逆转。“现在”——是从未见过的大雪，是乌鸦的啼鸣，是四月的残酷。在我位于普希公园的房子旁，有紫丁香盛开——我又一次没能捕捉到它完全绽放的时刻，因为当丁香细小的花蕾打开之初，就已同时开始凋谢了。两年前的日食也与丁香开花相类似——全黑的月轮能够被看到时只能是“在那儿，在那儿”或者“已经过去了”。完全的时刻只能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过渡，是抽象的、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的虚妄。它是社会契约，是规矩，是无限近似，是为了心之所安和总体秩序打造出来的流行现象。
莫问何所馈，
我向科拉莉娅吐露这些疑惑时，问她，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以过去时态或仅以将来时态谈论自己呢？难道我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是事实？难道从所有维度来看，这些话都不诚实？但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非常坚定。这就是她。她说，人最大的特权就是拥有现在，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东西。为什么要发明语言？就是为了控制事件从过去变成将来的过程，由此可以获得掌控时间的力量，可以停住时间，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在那一刻，人可以充满权威地宣告“我在这里”。拥有“现在”，意味着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意味着可以站在静止的台风眼中，打量着周围旋流般的事件，并发现旋流的轨迹，一次次翻滚，一次次归于秩序。她还说，若想拥有这样的特殊技能，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身处震中时，就不再能看到自己了，自己也就当面消失了。
亦无铁石强。
这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我因为她而消失了。对，我逃学了。早晨从家里出发时，我脑子里还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要往哪里去，但经过几个街区后，就忘了目的地了。我被路边一个女人的长腿所吸引，她穿着色彩绚丽的长筒袜；我被穿过斑马线跑向附近广场的狗狗所吸引，还有推着双胞胎的婴儿车、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艰难前行的消防车、拎着叮当作响的酒瓶的流浪汉。当我傍晚回到普希广场的家里时，熟悉的鼓声已经在呼唤我。我的邻居们在那里守护着。
身乏金帛赠，
某天晚上，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我为了不引人注意，特地换上黑衣服，下楼来到院子里。他们围桶而坐，桶里燃着些垃圾。大多数人在低声交谈，其他人则喝啤酒，还把喝空的易拉罐压扁扔到身后的黑暗里。其中几人用手掌拍打着鼓面。当他们敲累了，就会马上换上另一批人，所以鼓声的节奏一直在变化着，不同的鼓声在黑暗中相互寻找。夜色渐深，更多双手加入击鼓的行列中，鼓点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小鼓更容易放在膝盖上或者拿在手中敲打，其节奏也更容易被打断，就像多动的孩子或是麻雀那样需要关注。那天晚上我还不敢击鼓。我坐在长椅的尽头，几乎隐身在黑暗中。大概只有我的脸在一片黑暗中隐约可见，随着火焰的闪烁，我的脸像个小亮点忽隐忽现。在某个休息的时刻，只有一面鼓还在维持着单调的节奏时，我给他们讲了关于奇什卡的故事——很久以前我的家乡有位疯子，他向全世界宣战，甚至成功地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最终被敌人抓住处决。他在死前曾下令，如若战死，要将他的人皮做成鼓，鼓声将激励余部继续奋战。“咚、咚、咚”，单调而微弱的鼓声不停作响。他们认真地审视我，我的小故事似乎化作了实体，我觉得它就像小礼物一样摆在了他们面前。一大早，就有人带来了一面军鼓，一个穿着迷你短裙和丝网长袜的姑娘把军鼓挂在脖颈上，向我展示了如何稳定地进行演奏。从那一刻开始，我几乎每晚都去，他们称呼我为“奇什卡”。
鼓伶悠语长：
有位姑娘名叫卡尔拉。白天，她总是把孩子抱在胸前，或是用花布包裹孩子系在背上。她喜欢露出纤细的双腿，穿得尽量短——因此是迷你裙，她足踏高筒系带长靴，身着紧身皮夹克。后来我又看到过她几次，却是完全不同的装扮，她在自己的短发上绑了一串五颜六色的发辫儿，身穿橙色裙子。她穿过街道，途经普希广场，又继续往前，直到在一家咖啡馆的桌子旁坐下来；她慵懒地与跟她类似的人们闲聊，甚至在用母乳喂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停下来。
冬寒夜未央，
我也常常会坐到她身边，点一杯白咖啡或者白葡萄酒。我们懒洋洋地看着那些精致的汽车如何惊恐地拼命躲避奔涌的行人。
我从来都不知道，科拉莉娅每次将会教授什么内容。这恰恰是她教学体系的主要前提——出乎意料，才能印象深刻。事实上，刚开始上课时她就教了我们一首关于小鼓手的歌曲：
卡罗利娜，一位技艺精湛的女鼓手，她认为击鼓时应该全神贯注。在一些初学者身上经常会出现做白日梦的现象，他们会为节奏所陶醉，沉迷其间，不可自拔。她说，人的某部分意识会随着节奏入睡，进入无意识状态。她还向我展示了如何确认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处于清醒状态。她说，只需看看自己的手掌，这能让你回归自我，你会知道，你，在这里。
科拉莉娅是我的老师，她讲话时会在两种语言中不停切换。我对她说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甚了了，她却能优雅地将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并在最终以拉丁语收尾。我盯着她灰色的眼眸，看着她的口型（好像我是聋子），这样我才能读懂她说的意思，听懂她的讲座。起初，我担心我们的意思，她的和我的，可能会在路上彼此错过，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只会永远地无限延长，却不会交会，不会彼此想念。
因此，当我在早上敲击铁锅时迷失了自我，或者在白天沉湎于击鼓时听到了窗下传来的鼓声，或者击鼓已经渗透到我的其他日常活动，譬如鼓声在我吃饭时突然出现，我就会放下餐具，用餐巾纸擦净口唇，然后看向我的手掌。
我们在地下一层的教室上课，从那儿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树干，还有从窗边走过的行人，但只能看见腿及腰。当我们坐在长长的、光滑的桌子旁，在科拉莉娅的监视下苦读时，只有孩子们有可能向教室中的我们投来一瞥。
卡尔拉认为，人从来无法确定自己身处梦境还是清醒中。她说，通常受到普遍认可的界限是睡觉和醒来。这是非常简单的理论——睡眠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做梦，而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清醒的呈现。“呈现”——她第一次使用这个奇怪的动词。我不喜欢这个词。那些所呈现的未必是真正发生的。当我说“呈现在我身上”时，听起来就像我不能确定这是真实存在，抑或仅仅是我所感知的臆想。必须有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是“做梦”的反义词。
学校所在的社区散落着一座座独立别墅，其建筑规模令我联想到我的城市。我愉快地走过街心广场。
这年秋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四处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肉眼可见。尖头鞋取代了方头鞋，紫色与卡其色拼死一搏，黑色逐渐淹没了商店的橱窗，将疯狂的红色排挤到郊区的街道。
这座城市最深处的本质是雌雄同体的，很容易就把上帝划分两性原罪的庸俗界限模糊掉，只有世界边缘的那些新贵暴发户还在小心呵护着这种区别。
我几乎每晚都去看他们。当我完成了手头无聊的工作——坐在数不尽的文件中，将这一摞移到那一堆；当我把那些任务终结，把一切琐事都记录在案后，我会从冰箱里拿一罐啤酒或者一盒饼干，带着出门。
假如有人可以跟踪我在城市中漫游，假如有人紧随着我，并在纸上画下描述我行迹的复杂图形，或者甚至（趁我睡着，让我毫无察觉时）在我的脚上绑个跟踪器，就像给鸟儿绑的那种，那么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我所留下的奇异轨迹，这是毫无男性特征的路径。因为我所结识的几乎都是女人。这怎么可能？这座城市的男人为何比女人少，数量少到我每次碰到他们时，他们都好像是转瞬即逝的、心不在焉的、疲于奔命的、有约在先的，他们就像是用柔软的铅笔画在纸上的浅浅的线条？我怀疑，男人们在城郊有着自己的独立社区。或者，是的是的，他们肯定都在坚固的红砖砌成的政府大楼中忙忙碌碌，在那儿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低沉的声音在空中回旋，也许这就是城市中总能听到的不间断的嗡嗡声的来源。也许他们正在筹划下一次战争？我甚至错误地怀疑，这座城市被不存在的界限或是无法看到的间隔划分成了男人区和女人区，而有一些会飞的警察在空中巡逻。当然，这不是真的。模糊不清的不仅是人们的面容，不仅是个体，还涉及性别。我见到过男芭蕾舞娘、男荡妇和男歌剧皇后。他们被挂在墙上，有一部分遮盖了建筑工地。他们脸上化着妆，窄小的臀上穿着纱裙，虽胸部平坦，却比女人还要女性化。我多次打量着他们，最终我开始拿不准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女人，只是装扮成了男芭蕾舞娘。也许是女芭蕾舞娘假扮成男人似的女人，或者男性化的女人。后来我给出了盖棺定论的判断：
去那里的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有新人加入，有旧人离去。金属桶里燃烧的火焰每次都映照着不同的面孔。鼓也在变。我最高兴的时刻是一面磨损严重的旧鼓的出现，此鼓被人们称为“擦鼓”。这是一面高大而厚重的鼓，鼓面上有个洞，通过拖动绳子来演奏——就像鼓在说话，在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倾诉、哀泣、低唱。鼓中的国王无疑就是它，而不是另外两个男孩带来的那面需要用柔软的鼓槌从两侧敲击的土耳其鼓。想演奏擦鼓的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希望在节奏感十足、粗犷又感性的鼓声中忘却自我；天快亮时，我的手已经累得麻木，泛滥的汗水淹没了眼睛，身体也虚弱不堪，但我似乎还没有得到满足，是的，永远也不会够。
我需要转三次车才能到达学校。在路上吃了几个三明治，还观察了沿途的旅行者。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不存在同类，他们每人的特点各异，互不相同，完全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妈妈肯定永远不会把他们与别人弄混）。到最后，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归于混沌。皮肤黝黑的壮汉，睫毛漂亮的小伙儿，宽脸庞的妇女，眼眶湿润的老者。难道人不仅仅是一堆特征的集合体？还有地域因素，那些经过的地方不也在闪耀着时间的色彩吗？
一个肤色黧黑的漂亮女孩带来了一面印度达曼鼓，鼓身两侧的皮带上各系了一个球，当她用手掌击打旋转的鼓时，两个球会碰撞绷紧的鼓面，发出令人神经紧张的焦虑节奏，这节奏仿佛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雷暴，它已经在地平线之外酝酿形成，正在上升、逼近，一会就会像冰雹一样瞬间劈中我们的身体。姑娘解下小鼓交给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想加入这个蕴含着净化意味的灾难预言中。长得像门环的西藏小鼓发出警告和怒吼声。另一个单调的咔嗒声就像哀怨的圣歌，如泣如诉。总是会出现某个不那么清醒的人，猛然间抓住铃鼓，这是一件最安全、也最著名的乐器。人们对这样的行为听之任之，允许他寻觅重返幼儿园的感觉。现在，他用拳头捶击着鼓面，拍打着鼓边的金属圈，然而这种金属撞击声听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刺耳。当喝醉的手鼓让我们恢复了意识之时，军鼓自然也加入进来，这是位从了军的亲戚，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军鼓说，即将到来的雷声实际上是战斗的高潮，这样的激战每天都该发生，永远也别想逃避。当非洲的墩墩鼓、会模仿人说话的马来西亚伊迪奥风鼓、只有女人可以敲击的定音鼓、只能在家制作的单鼓、从玩具店买来的婴儿鼓，还有优雅而极具异域风情的鱼形鼓，形形色色的鼓全部都加入进来后，喧闹声变得令人难以自持。此时此刻，才创造出真正的交响乐——节拍相合、共鸣绕梁、错落有致。偶有拍子被击错，蹦出不和谐的杂音，但很快就会消弭于无形，自动调整，重归有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战栗与躁动，拼命吸收着来自外部的节拍，这节拍比我们自身可悲的尖叫声更为重要。节奏席卷了我们，淹没了我们，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当风暴真正来临时，我们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眼睁睁地屈服了，就像被淋了一场倾盆大雨。
城市，城市。他们带着激动和骄傲的心情重复着这个词，共同参与着某种我所不知的神秘行动。那些游客也加入这个行列之中，他们甚至更加兴奋，在散布于地图上的众多公园中探索这座城市；他们踏遍城市的主干道，在干涸的河底漫步，甚至买下几年前崩塌的建筑物残片。他们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其中，却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能抓住身处的这个被称作城市的梦境，哪怕只有一丝半缕？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只剩下一面儿童鼓的声音，它均匀地奏鸣，如钟表一样与时间保持着一致——嘀嗒，嘀嗒，嘀嗒。节奏从一开始就创造了时间。鼓乐喧天，再安静下来，这样的循环在夜里发生了几次。清晨时只剩下一个人，他像个哨兵，确保着鼓声不会中断。
我透过车窗所看到的城市，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充斥着各色建筑的混乱空间，是围绕地铁口而组织起来的某种大杂烩。令我担忧的是，我看到的一切与其他人眼中所见截然不同。因为所有人都惊叹地重复着：城市，城市。他们明显在脑中形成了某种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概念，但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这很难理解。难道是我无法看见他们所注意的事物，无法理解那些看似杂乱无序，又像被错综复杂的地铁网络如不均匀的珠链一样串联起来的地点之间所存在的神秘联系？
这，就是在这座城市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唯一不变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鼓声才让这座城市始终保持在受控状态，虽然城市并不知道，这应该归功于谁。
可能是因为，我从更远的一站下车了，不得不从那儿步行十五分钟，一路上我时不时地对获得细节产生了极度渴望。所以我本能地冲到了书报亭（那里有杂志出售，真是对“细节刚需”的巨大胜利），或者浏览那些寻常摊位上售卖的花束。在花摊前，因长途跋涉而涣散了的目光得以再次聚焦，被小苍兰的紫色脉络勾勒起来，被镶嵌了奶油色边缘的玫瑰花瓣安抚下来。
我与卡尔拉成了闺蜜，花在案头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每天都下楼蹲在她的棚屋里。我们一起看电视，当她出去时我帮她照看孩子。我把孩子用布巾系在腹前，溜达到其他人的棚屋里，坐到破旧的沙发上，安静地与他们一起看电视。他们一共有六台电视机（一台放在户外的树下，为了防雨还在上面撑了一把黑色大伞），每台电视都播放着不同节目。因此当我从一台走到另一台时，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战争的硝烟、百慕大的整容手术、大草原的野生动物、人类的性行为、朝鲜的大阅兵、无休止的时装秀。常有人把我误认为卡尔拉，尤其当我抱着她的孩子时，我也懒得纠正。我们俩经常在午后坐在普希公园的长椅上，看着那些从头到脚罩着黑纱的女人或者戴着麻线帽的大胡子老头儿。
观察玻璃外浮动的画面，通过几个手势勾勒出世俗的生活场景——这是我唯一所能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树木勾连成一片，公园融为一条柔和的绿化带。事实上，我的视线无法在任何事物上驻留片刻，永远在线的自我，温柔地接受了所有的视觉膨胀。在连绵的掠影中，我将外部的一切统一起来。车窗外的一幕幕连成序列的细节刚被命名，又旋即失效。
她曾经问过我：“你会不思考吗？”我答道：“当然。”我倚着长椅的靠背，眼盯着鞋尖，沉入自己思绪的灌木丛中，一部分想法是油腻而富有弹性的，另一些则虚弱而飘忽不定。它们互相串联，又彼此融合，最后像椒盐卷饼一样卷起来，像甘草做的黑色糖块，然后凝结成气泡向上漂浮。“我们就是带有欺骗性的影像流。”卡尔拉重复地说，带着某种陶醉，尤其是当她成功地把孩子扔给某个人带，自己可以安静地抽烟时。
我感觉很幸福。这可能是我存在的最自然的方式：从远处泛泛地观察，不融入其中的生活，只观其表象。我匆匆而过，投以一瞥，仅此而已。乘车在城市中巡游的我，如同那些上了年纪的游客，他们租一辆空调大巴，就像装上了发动机的幽灵一样游荡在城市中，透过有色玻璃，扮演移动的事件见证者。我亦是如此：
没有任何持久固定的基点，没有方向，只有永恒的流动，以及发生在转瞬间的诞生与湮灭。如果可以穿越到每个时刻的内部去旅行，你就会发现，构成存在的基本要素是“即将”和“已经”之间的空白地带。世界就是由这样的空白构成，很遗憾没有合适的语言去描述它。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真实事物，其实就是它的昙花一现，是对不存在的完美性的扭曲。“那又如何？”我追问道。她习惯在吸烟时长时间地喷吐漂亮的烟圈儿。“没什么，”过了一会她说道，“留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所有行为都煞有介事，好像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假装我们同样不真实的、不习惯虚无的身体也希望能体验到这一切。我们要忽略刚才我们对真实性的所有质疑，假装笃信它的存在，就这样活着。服从于你的感官吧，姑且接受它们所传达给你的一切。要将这些视作绝对的金科玉律。就像巴黎那边的塞尔夫哲学模式一样。每日清晨把你眼睑上的虚无抹去，陷入幻象的颤抖溪流中吧。让自己成为多姿多彩的幻象，但要记住真实。”
因此，不得不小心留意。我必须一看再看，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以免它脱出我的监控。我坐车穿越无尽的郊区，掠过一座座方形的车库、满是悲伤意味的各色住宅楼，我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
首先，我买了一顶带有黑色发辫的帽子。戴上深色的美瞳。当我第一次在镜子前试戴帽子时，我看到了一种少女的青春气息呼之欲出。为了配这顶帽子，我特意穿了一条挂在屁股上的肥裤子和一双厚重的靴子，然后骑车奔向变幻叵测的城市。我真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因为这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我从别人脸上看到的反映，我给他们这样的印象越深，我就越能确定自己成了这样的人。我已经不再抽烟，也不再伏案书写，完全放弃了那些重要的专栏。我被那些曾涉足的地方所吸引，那些地方充满了响亮的音乐和与我类似的人——人头攒动的迪斯科舞厅前、城市公园的湖岸边，还有网吧。在网吧里我开心地点开有关时尚和布兰妮·斯皮尔斯的网页。我的嗓音变得更高亢，更尖细，我的肌肤变得更丝滑，更容易捕捉到风和水的气味。我碰到另外一些与我相仿的人，我与他们聊天，度过了一段透明而浮浅的时光。我还跟他们约了第二天晚上再见面，但我从来不确定是否会去赴约。
再说说商店。它们明目张胆地游荡着，而开门时间对我来说完全无法预测。我住的那条街上，永远不能确定此时此地的这家店铺是不是昨天的那一家。即便是，也不意味着今天你在店里见到的红酒、面包与昨天或者一周前买到的一样。而且，人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喜新厌旧。经常会见到装满家具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又有人从一个街区迁居到另一个街区。还有，博物馆里的藏品也飘忽不定，这给游客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博物馆视为地球上最为一成不变的所在。也许在其他地方如此，但这里显然不是。
能成为另一个人，是怎样一种解脱啊，哪怕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会。其实，在这座城市中并不难实现，因为这里有数不尽的商店和丰富的库存，任何风格、任何颜色都不难寻到。还有那些二手店，大量被人穿过的衣服又在其他人中流转。城里有各种口红、假发、发油和染料，有文身的洞窟和黑店，有舒适的治疗师工作室。仅仅换件衣服、染个发色或是在鼻孔以及嘴唇上穿个银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忘却自我。如无名氏般睡去，做无名氏状醒来。别人无限的生命旅程与我有诸多交会，是什么阻止我们变成他们？扮成A出门离家，归时饰演B回到另一个家里。
第一次坐火车横穿这座城市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次旅程、窗外的风景、车轮滑过路轨的轻微摩擦声，都使我变得恍惚。车窗外的城市让我感觉特别虚幻无形、变化不定，因此我也丧失了轮廓感。有一架大型的齐柏林飞艇划过天际，随风逐云间，形状变幻莫测。表面上看，城市还是那座城市，但我每天都会注意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几座玻璃建筑。有时，地铁站会打乱原本的顺序，从后一站跳到前一站；有些车站正好相反，迟迟不肯登上舞台。
我用在土耳其市场上花了几毛钱买来的布料给自己裁剪了一条纱裙，又用剩下的布头缝制了一幅真正的面纱，再用染料把眉毛染成了深色。我坐地铁来到泛滥着异国风情的区域，融入人群中，随手拍拍熟了的甜瓜。当目光撞到大胡子男人的凝视时，我会低眉敛目。我混入有一群孩子的大家庭里，走在他们后面，就像是他家的某个不重要的远亲一样，一路尾随到他们家公寓房门前。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喝一小杯甜甜的浓茶，然后完成摆在桌上还没收尾的手工活——童袜、线帽、手帕边上复杂的镂空刺绣。后来我甚至开始用他们难懂的语言喃喃自语，开始帮忙把盐渍花生从厨房里端出来，把用糖浆浸泡过的甜谷粒团成小丸子。但是到了傍晚，我就会感到蠢蠢欲动，似乎有什么东西驱赶着我奔向某个地方，因此我有几个小时会变成头戴棒球帽、身穿格子衬衫的帅小伙，最终与其他人一起出现在那里，用带毡子头的厚重鼓槌敲打着土耳其鼓。
我在城市郊区找到了学校，是熟人推荐给我的。距离相当遥远，我反而觉得甚是欣慰，因为坐火车总能让我心绪舒缓，气静神凝。从火车上无法一览城市的全貌，只能看到孤立的、彼此分开的建筑，这些建筑还总是在翻建装修中，一片乱哄哄的施工现场，起重机忙碌着，五颜六色的围栏将工地与街道隔离开。有时还会看到几条刚刚完工的街道，路面上散布的白色砂浆和混凝土渣也未清理干净。整条街区尚无人入住，似乎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下决心搬入一个全新的现代空间。也许未来的城市就会以这种方式彻底清空人口——新建的房子越多，想入住的人就越少，房子越积越多，而人越逃越少。对于这个简单而神秘的原理，建造者们应该并不陌生。或者，人们将会固执地、绝望地、痛苦地挤在胡乱分布于公园间的窝棚和简易木板房里，让空空如也的银色摩天大楼忧郁地折射着天空的光线，映照着云卷云舒——而这些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不是人间的烟火气。
如此变换身份并非难事。就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戏法一样，我会把各种角色从自己身体里揪出来。这些角色既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我所扮演的。
我看到，那些鼓总是被摆成一圈，仿佛一间自助乐器工作坊，谁若是演奏累了，就会消失在窝棚间的黑暗中，自有精神饱满、跟得上韵律节奏的新人取而代之。也可能相反，演奏者尝试彻底换个节奏。当时我还是孤身一人。入夜后，我会在脸上涂抹晚霜，敞着窗户入睡。夜里常常做梦，早晨我会一边喝咖啡，一边把梦到的内容记录下来。我坐下来投入案头工作，无外乎阅读、记笔记和写信，信的结尾总是用相同的方式落款。我会列好每天的计划和采购清单，然后逐一付诸行动。然而每晚听到的鼓声，开始改变我看待一切的方式，那鼓声，是提示的鼓声，是警告的鼓声，是唤醒的鼓声。
周六，我化作一个久未洗浴、蓬头垢面的流浪老妪，在跳蚤市场里徘徊，四处寻找有璺的茶杯和破损的小镜子。人们对我避之若浼，这反倒让我十分欣喜，因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过如此宽裕的空间。
他们在我晚餐时打鼓。我把椅子搬到直对窗口的位置，在桌上摆好餐巾和餐具，又倒了一杯红酒，开始用餐。我坐姿笔挺，仿佛身处异国的餐厅。慢慢地，日复一日，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鼓声在白天也从未停息，只是移到了棚内，乐器的数量也减少到一件，以避免在阳光下暴晒。而到了夜晚，就像著名的异国植物仙人掌的花朵一样，鼓声在整个交响乐队中绽放。
每个月，我会变身为一个男性商人，在某家酒店里开房入住一次。每到那时，我会把抽剩下的烟蒂塞满烟灰缸，打开电视看美元汇率，还在浴室里留下男用古龙香水的味道和剃须泡沫的痕迹。我给女清洁工塞小费，总会比她通常拿到的多不少，以便让她记住这个并不存在的人。
我透过窗户打量这些人，慢慢地熟识。每个小时，我都会从案头工作中起身，舒展一下筋骨。我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一边咀嚼着新鲜的萝卜、草莓或者刚上市的小杏，一边去认识他们。后来我还以吃李子、苹果、涂黄油的盐水煮玉米的方式了解他们。当天气转暖时，他们的生活开始延展到窝棚之外。他们像游牧民族那样，用酒精炉煮饭；或者直接生一堆火，架上锡锅烹饪。他们喝啤酒，抽大麻，还仰头把烟雾喷吐向上空，以便其直抵天堂。当夜幕完全降临，他们会取出鼓，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就像交响乐团中的那些在音乐会上偶尔敲响两三声、发出短暂的震撼的声音、箍紧听众的心随即又将其轻轻释放的鼓一样。
我一直乐此不疲。从根本上讲，在这些变化中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我没有假装，也没有演戏。又不是在剧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别人完成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涉及我，所以这些努力都与我的存在毫无关系，只与别人对我的感知有关——这便是始终深藏着的整个秘密。原因大抵如此，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那些大商店和装有自动扶梯的大型购物中心去，我坐着电梯上下穿梭，往复奔走。其他人一定也会有这种想法：在此类地方，不仅可以让自己在别人眼皮底下隐身，还可以在自己面前隐身，如此这般，就能避免自己与自己周旋，避免像拼装乐高积木一样，付出将自己拼装起来的努力。
一个又一个下午，这些花花绿绿的人会组织音乐会。他们将大功率扬声器摆到院中，播放着过时的布鲁斯音乐或者帕瓦罗蒂的歌剧（很遗憾，还曾与他一起尝试过进入同一家公司演唱）。日渐黄昏，他们将歌剧换成了单调、阴郁、悲伤的电子音乐。乐声如炊烟，自院落中升腾而起，惊扰了教堂塔顶的天使。
因此我像所有人一样，像那些吵吵闹闹的兄弟姐妹、招摇过市的同事、游戏人生的玩伴一样，在摆满了名表、手袋、丝袜、香水、法国奶酪和时尚拖鞋的流光溢彩的柜台前游荡。我这样游荡，只是增加了一点视野。我在香气四溢的摊位前徘徊，冷漠地扫过女店员，她温柔细腻的纤纤玉指在收款机的键盘上弹奏着银铃般的旋律。
我把全部的就餐时间献给了他们——我将桌子挪到窗边。现在，我正慢慢地咀嚼我的早午餐，他们就一直处在我的视线所及之处。他们很少在窝棚之间走动，惯常的喧嚣和匆忙在他们身上更是难得一见。只有在阳光明媚时，他们才走出来，坐在台阶上晒太阳。他们的孩子们也在安静中玩耍，从来听不到尖叫声。就连他们养的狗都似乎是某个安静的品种，像个哲学家一样在思考着鸟儿如何从这随意搭建的露台上开始了混沌运动。
我在挂满时装的迷宫里迷了路——一件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暂时失去了活力的人物，他们在仓库的等候厅里睡着了；直到有一天，将会有某个无意识的身体来拜访，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有生命的人。我不知疲倦地在瓷器、玻璃、闪闪发光的银质餐具、柔软的毛巾、床品货柜旁飘荡，然后滑下楼梯，被人流裹挟着来到最底层，那里有酒吧和小食店，我点了杯咖啡休息片刻，便再次不辞辛苦地飘然上楼，再次让自己模糊、溶解、淡化、褪色、抹除、消隐。
厨房的窗朝向一个颇大的院落，围着院子的一堵砖墙将它与外面的世界隔开，形成了市中心的一小片绿洲，院中安静而阴暗。在古老的枫树和椴树之间停放着几辆手推车，几座五颜六色的木窝棚坐落其中，被自行车架、装过异国水果的包装箱、高尔夫球杆和轮胎支撑起来。从一开始，我就对窝棚的住客十分着迷，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度过。
我大胆地走，阔步前行，巨大的玻璃上反复折射出我的影像。无数个我，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们坐在地铁的入口处，敲着鼓。
我有些嫉妒这些天使，他们对冷漠的人群倾注了太多的关切。我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只为了吸引他们白色的眼瞳能转向我片刻。每周都会有一次，在礼拜日，我的教堂里会响起钟声，尽管听起来洪亮而有点歇斯底里，但其宗教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只有零星几个人沿着小路穿过广场向教堂走来。教堂试着躲进绿色植物中，仿佛对自己夸张的占地面积感到羞愧，它尴尬地退向河边，撤往城市的东部，或许它最愿意蜷缩在摩天大楼之间。
假发、染成霓虹色的接发、面纱，还有增添了一分庄严感的自然的灰白色发丝，从脸上可以读出饱经沧桑的温柔——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整日在书桌前爬格子码字，有时打打电话。而她，晚上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卸妆棉擦掉脸上的妆容后惊讶地发现，在薄薄的皮肤下面竟然是某种坚硬而值得信赖的东西。那是头盖骨。她带着这个念头进入了梦乡。
从另一侧窗户望出去，是一座有双塔结构的教堂，每座塔顶端都伫立着一个英俊的守护天使。时至五月，那些筑满了寒鸦巢的树木尚无法遮挡我的视线，每天早晨我都会透过葳蕤的树冠，看到被切分得支离破碎的天使形象，他们无声地吹响了唤醒整座城市的号角。
这个女人有时会带着卡尔拉的孩子来到我们这里。她坐在长椅上，讲述着某个疯子命令手下把自己的人皮蒙成一面鼓的故事，至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中已经没人记得了。
我的公寓乍一看似乎显得很阴森。昏暗的小夜灯无法照亮高高的天花板，房间的布局也缺乏对称性。所以刚住进来时，我夜里去洗手间都会迷路。污秽的地板上还留有前任住客的烙印，他们一定是艺术家，地上尽是画笔滴落的斑驳颜料。四白落地的墙面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无论如何也该有点色彩搭配吧？窗外的风景可能会让某些内心意志比较消沉的人产生沮丧情绪。从一侧窗户俯瞰，入眼的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广场四周种了一圈树，树叶已经落尽，只剩下光枝秃干。那是一个有狗追逐着主人扔出的木棍而乱跑的广场，是一个充满了狗屎和好奇的喜鹊的广场。白天，广场上一群十几岁的大姑娘在玩耍——戴头巾的姑娘们与金发小伙子踢球踢得一样好。在春分这天，皮肤黝黑、留着浓密胡子的男人们点起了一堆篝火，践踏着草地跳集体舞——排成几排队列，一队接一队，就像在上体育课。
【注释】
当我去某个城市出差时，我的行李箱上总是贴着写有我姓名的标签。我的随身记事本里塞满了信用卡，写满了各类数字和密码，一页页列表中填满了熟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还带了香水，多年来一直在用这款。行李箱中还装着不少衣服，都是我喜欢的品牌，肯定也不会落下用惯了的化妆品。我下了飞机后坐车进城，在地铁里会与某个男人随便闲聊几句，偶遇无须深谈，话题反反复复就是些“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深得我心，那个我一点都不感冒”等。每当此时，我们都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些观点所蕴含的令人讨厌的主观性，我们不断说着“这个太棒了，那个愚不可及，而且简直让人受不了”之类的话。这样的谈话是愉悦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远远不够，我们都渴望成为特立独行、绝无仅有的人。
[1] 原文为法语。
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绝无仅有的人。
[2] 原文为英语。
所以，我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个头不高也不矮，身材不胖也不瘦，发色不深也不浅，至于眼睛的颜色就不太好界定了。我不老，又算不上年轻。我的穿着也相当普通。可以说，我很容易泯然于众人之间。当我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坐久了，别人会误以为是张空桌，对我视而不见，直接坐在我旁边。当然，我也不与他们搭讪，看也不看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喝咖啡、饮啤酒，饮罢独自离去。
[3] 原文为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