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教堂有了社交价值，
准备着播种麦子；
倘若议会大厦就是家室，
在此犁地的是政治家，
那么，完美的国家就会到来，
遮挡着炎炎烈日，
共和主义者将会自由自在。
绿色的果园树丫，
论及国家时，我们应该牢记，它的一切制度尽管在我们出世以前业已存在，然而，它们并不是原始固有的；它们决不会凌驾于公民之上，相反，它们之中的条条款款曾经都是某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各种法律和习俗都是人们在应付某种情况时的权宜之计；它们都是可以模仿，可以更改的；我们能够使之日臻完美，也能够使之锦上添花。在青年公民的心目中，社会是一个幻象。它僵卧在他们的面前，具有某些名称、人物和制度，犹如一棵棵橡树，它们把根都扎向中心，将自己在四周排列得井然有序。然而，老政治家明白，社会是流动易变的；没有什么根与中心可言；然而，任何微粒都有可能突然变成运动的中心，进而驱动整个体系围绕它旋转。庇西特拉图、克伦威尔等意志坚强的人物这样做过一个时期；而柏拉图、保罗等拥有真理的人，永远都在这样做。政治依赖于必要的基础，不可对它轻举妄动。共和国有许多青年公民，他们相信：是法律创造了城市；他们相信：政策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以及居民的职业、贸易、教育和宗教都可以通过投票决定取舍；他们相信：任何措施，尽管荒唐可笑，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赞同使之成为法律，都可以强加在一个民族头上。然而，只有贤者懂得：愚蠢的立法不过是一条沙结的绳，拧一下就会荡然无存；国家必须遵循而不是领导公民的性格和进步；再强悍的僭主都会遽然倒台；唯有那些依赖理念的人才会永立不败之地。盛行的政府形式就是能够接受它的公民们的修养的表现。法律无非是一本备忘录。我们是迷信的，我们尊崇法律，它在人们的性格中所具有的那种勃勃生气就是它的威力。法律站在那里说：昨天，我们是如何如何地协调一致，而今天，你们对这条法规有何感受?我们的法律是一种货币，上面拓印着我们的肖像，它很快就变得无法辨认，久而久之，我们又得将它送回造币厂。天性不讲民主，也不赞成君主立宪，只主张独断专行。她的权威不允许她那鲁莽透顶的儿子进行丝毫的愚弄或削弱。公众的思想一旦表现得更为明智，法典的残暴和木讷就会昭然若揭。法典把话讲不清楚，所以人必须叫它讲清楚。与此同时，对一般思想的教育从来没有停止过。纯真质朴的人们的幻想有预言的作用。稚嫩而富有诗才的青年今日所梦想、所祈求、所描绘，但又避开高谈阔论之讥的一切，必定很快成为公众团体的决议，随即，就被作为冤情和人权法案贯穿于冲突和战争的始终；继而，必将成为成功的法律和机构而百年不衰，直至它反过来又被新的祈愿和蓝图取而代之。国家的历史勾勒着思想进步的轮廓；国家的历史远远追随着微妙的文化和志向。
完全依照她们的设计，
政治理论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在他们的法律和革命中把它做了尽可能完美的表达。政治理论的要旨在于，政府存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护人身，二是保护财产。关于人，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因为天性相同。当然，这种权益会竭尽所能要求一种民主。然而，尽管人的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但由于接近理性的途径不同，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就大相径庭。有的人只拥有自己的几件衣服，有的人则拥有一个县。这种意外主要取决于每个人手段的高低和德行的优劣；其次，还取决于遗产，所以，这种意外的出现就不会平等，当然，所得的权利也就有天壤之别。个人权利一般来讲是相同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以人口比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而财产则需要一个以占有者和占有的比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拉班牧养着牛羊，他希望他的牧群受到边境官员的关照，以防米甸人把它们赶走，因此，他要纳税。雅各没有牛羊，所以用不着害怕米甸人，当然也用不着向官员纳税。拉班和雅各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来选举官员，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然而，只有拉班，而不是雅各，应当选举保护牛羊的官员，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出现要不要额外增加官员或建造瞭望台的问题，拉班、以撒以及那些必须卖掉部分牛羊来换取对剩余牧群保护的人，对此一定不会比雅各更加赞成，也不认为比雅各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后者是一位青年人，是一位旅行者，他口中的面包不是自己的，而是拉班他们的。
发现一片大西洋别庄就在附近，
在原始社会，所有者创造了自己的财富。在任何公正的社区里，只要财富由所有者亲手获得，财产，就应该制定财产法；人，就应该制定人权法，这样的主张便应运而生。
和美德天使不期相遇，
然而，财产却会通过赠送或继承传给那些不创造财产的人。一方面，赠品使得财产落在新的所有者手中与劳动使它为第一个所有者占有同样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法律确定了对遗产的所有权。在人们看来，这种所有权都是有效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公众对此颔首默许。
倘若九位缪斯女神
然而，虽说人们乐于接受财产应当制定产权法、人应该制定人权法的原则，但要把它充分体现出来，倒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人和财产在一切交易中掺杂相混。最后，问题似乎这样地得到了解决——根据斯巴达人所谓的“公正的就算平等，平等的不算公正”的原则，有产者应当比无产者享有更多的公民选举权，这就成为正当的区别。
福玻斯也必须建造。
这条原则似乎已不再表现得像从前那样不证自明。部分原因是，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法律是否过于重视财产，是否在我们的惯例中允许了一种富人剥削穷人，并使穷人永远贫穷的结构；然而，主要原因则是，人们怀着一种本能的意识——不管是怎样朦胧且难以言传——按目前的财产保有权，关于财产的一切法律都十分有害，它对人的影响是败坏性的：事实上，国家应该考虑的唯一的利益是人，财产总是跟随人的；政府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如果人们能够接受教育，制度就会随着人的改善而改善，而道德情感就会写出国家的法律。
安菲翁把城墙堆起，
如果很难把这个问题摆公平，那么，当我们注意到自己的自然防卫时，危险就比较少。保卫我们的哨兵要比我们共同选举出的那种地方长官对我们的警戒出色。社会主要是由青年及愚人组成的。那些年长的人已经看穿了法庭和政客的伪善，他们死后，并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任何智慧。青年人，非常相信自己的报纸，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时也是这样。由于大多数公民的无知和轻信，国家不日将趋于崩溃。然而，还存在着一些限制，统治者的愚蠢和野心是无法超越它们的。人有人的法则，物有物的规律，万物都不容小看。财产要受到保护。不播种不施肥，庄稼就不会生长；然而，如果农民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收获可能，他也不会去播种和锄草。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人和财产必将发挥各自合理的影响。他们发挥自己的力量，就像物质产生自己的引力一样坚定。不管你把一磅土包得多么巧妙，然后把它分而又分；再将它熔化成液体；再将它蒸发成气体；它所称的重量还是一磅。这包土也将充分依赖一磅之重吸引和排斥其他物质。一个人的天性、才智以及道德力量会在任何法律或灭绝人性的暴政之下发挥出自己的威力——要么公开，要么隐蔽；要么合法，要么违法；要么依赖公理，要么使用强权。
比土却更为重要——
个人影响的范围是不可能确定的，因为人是道德或超自然力量的工具。一种观念，如公民自由、宗教情感，要是迷住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那么，在一个观念的支配下，人的力量不再是计算的对象。一个国家万众一心要自由，要征服，就很容易推翻统计学家的计算，并采取一些他们力所不及的过火行动；就像希腊人、撒克逊人、瑞士人、美国人、法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用土建造的东西，
同样，财产自己的引力属于一点一滴的财产。一分钱，就是一定量的谷物或其他商品的代表。它的价值寓于动物人的必需品之中。它纯粹是温暖，是面包，是水，是土地。法律可以随意处置财产的所有者，法律正义的力量将仍然依附着这一分钱。法律，也许会异想天开，说道：人人将拥有权力，只有财产的所有者除外，他们没有选举权。然而，根据一种更高级的法律，财产将年复一年地写出尊重财产的每一条法令。非所有者将会变成所有者的抄写员。所有者想干什么，财产的一切权力就会照办，或诉诸法律，或无视法律。当然，我说的是所有的财产，不仅仅指大的房地产。当富人获得的选票少（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时，正说明穷人的共有资金超过了他们的积累。每个人都拥有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头牛，一辆小推车，或者自己的一双手，所以，他就有了那种可支配的财产。
都无法把一个国家支持。
因此，就有必要保护人权和财权，防止地方官吏的狠毒或愚行的侵害，这种必要性决定了统治的形式和手段。每个民族及其思维习惯都有自己特有的形式和手段，绝对不能转嫁给其他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国家，我们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深感自负；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独一无二的：就今人的记忆所及，它们萌生于民众的性格和状况，它们依旧忠实地反映着民众的性格和状况，因而，我们喜爱它们胜过历史上的别的任何制度，把它们说得天花乱坠。它们并不见得比别的制度优越，只不过对我们更加合适罢了。我们也许善于维护现代民主体制的优势，然而，对于其他社会形态而言，由于那里的宗教尊崇君主体制，方便的则是那一种，而不是这一种。民主备受我们欢迎，是因为民主与当代的宗教情感更为和谐一致。我们生来就是民主主义者，所以就没有资格评价君主制度。而我们的父辈，生活在君主观念之中，对于他们，相对而言，君主制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制度尽管与时代精神合拍，并没有免除那些使其他社会体制失信的实际缺陷。现存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腐败的。诚实的人切不可过于虔诚地遵从法律。古往今来， “政治”一词表示的就是“奸诈”，暗示国家就是一场骗局，所以对政府的什么讽刺能抵得上“政治”这个字眼所传达的严厉责难呢?
恐惧、阴谋加上贪婪
很多国家都分成若干党派，充当政府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些党派也有同样的利弊。党派是凭直觉建立起来的，因此，要达到低级的目标，直觉的指引胜过领袖的睿智。它们的起因中，并没有任何悖理的东西，只是过分地注意实在而持久的关系而已。我们谴责一个政党也许就像谴责东风或寒霜一样没有道理；因为，政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说不清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是为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当他们秉承某个领袖的意旨放弃这个深厚、天然的基础，只是考虑个人利益，全力以赴坚持和维护根本不属于他们的体制的目标时，我们与他们的争吵即告开始。一个党派一直遭受着要人的败坏。尽管我们宽恕了组织的欺诈，对他们的领袖却不能轻饶。他们捞取了指挥的群众的驯服和热忱这样的报酬。一般而论，我们的党派只是讲时务的党派，而不是讲原则的党派，种植业的利益同商业利益互相抵触；有资本家的党，有劳动者的党；有道德本质相同的党，也有在支持他们的许多措施时能够轻易互换立场的党。讲原则的党，如像宗教派别，自由贸易党，提倡普选的党，主张废奴的党，鼓吹废除极刑的党，它们都退化成要人了，否则倒能激发出热情。在我们这个国家，主要党派的弊端（这一点可以被当作这些舆论团体的一个样板）就是，它们没有扎根于它们应有的深厚而必要的土地上，而常常在采取对全民毫无用处的局部而暂时的措施时暴跳如雷。现在，两大党几乎分治了整个国家：在我看来，一个具有最伟大的事业，另一个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哲学家、诗人或宗教人士无疑要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自由贸易和普选权，赞成废除刑法中的残暴行为，赞成千方百计为青年和贫困者提供致富、掌权的途径。然而，当所谓的人民党把这些人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向他们推荐时，他们却难以接受；因为，在那些人的灵魂深处，根本没有那些给“民主”的名义赋予它所包含的希望和美德的目的。我们美国的激进主义精神具有破坏性和盲目性；没有仁爱，没有远大而神圣的目标，只有出于仇恨和自私的破坏性；另一方面，最稳健、最能干、最有涵养的人组成的保守党却胆小怕事，仅以保护财产为己任。它不维护任何权利，不追逐任何实利，不指责任何罪行，不提出任何慷慨的政策，它不创造，不写作，不珍爱艺术，不鼓励宗教，不创办学校，不促进科学，不解放奴隶，不帮助穷人、印第安人和外国移民。无论这两党谁来掌权，世界都不会期望在科学、艺术或人道方面得到与该国资力完全相称的利益。
能买到超越自身价值的东西。
我不会因为这些缺陷就对我们的共和国丧失信心。我们不会任凭机缘随意摆布。在野蛮的党派之争中，人性总发现自己受到人们的珍视，就像人们发现植物学家的罪犯的孩子们像其他孩子，都具有一种健康的道德情感一样。封建国家的臣民对于我们堕落为无政府状态的民主制度大为惊恐。我们中间的年长者与谨小慎微的人正学着欧洲的样子怀着某种恐惧观望着我们汹涌澎湃的自由。有人说，我们肆意解释宪法，舆论又蛮横无理，所以我们无所依托。一位外国观察家认为，他在我们神圣的婚姻中找到了护身符；另一位则认为，他在我们的加尔文教义中找到了保障。费希尔·艾姆斯将君主制和共和国做了比较，更巧妙地阐述了民众安全的实质。他说：“君主制就像一条一帆风顺的商船，可有时会触礁沉入海底；而共和国则好比一方永不沉没的木排，不过你的脚总是泡在水里。”当我们受到事物法则的眷顾时，任何制度都不会重要到令人感到危险的程度。只要肺部的压力足以承受，无论多少吨的大气压顶，对于我们都无关紧要。只要反作用力和作用力相等，即便质量增大千倍，也无法摧毁我们。极有阴极、阳极之分，力有向心、离心之别，两极和两力无处不在，每一种作用力都会能动地产生自己的反作用力。自由放任会导致铁一般的良心。缺少自由，由于加强了法规和礼仪，就导致了良心的麻木不仁。哪里的领袖人物越是飞扬跋扈，越是唯我独尊， “私刑”才会在那里盛行。暴徒之所以不能长存，是因为众人的利益不需要它的存在；只有正义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没有任何品种，没有任何金钱
我们必须依赖法则。人性用法律表现自己，就像用雕像、歌曲或铁路表现出的一样典型，所以各个国家法典的摘要就会成为共同良心的一种写照。政府起源于人们的道德同一性。一个政府成立的理由也被看成另一个政府成立的理由，也被看成其他任何一个政府成立的理由。无论党派怎样众多，怎样固执己见，总有一条使各党皆大欢喜的折中路线。每个人在他自己心灵的决定中发现了对他最简单的要求和行为的一种认可；他把这种认可美其名曰“真理”和“神圣”。在这些决定中，全体公民才找到了一种完全的一致，而且只有在这些决定中，而不是在什么好吃，什么好穿，什么好玩，或者每个人有权要求多少土地或社会援助之类的决定中。人们现在力图将这种真理和公正运用到丈量土地、分配工作、保护生命财产等方面。毫无疑问，他们的最初努力是非常笨拙的。然而，首脑就是绝对权力；或者说，所有的政府都是肮脏的神权统治。每个团体试图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思想依据就是圣贤的意志。事实上，这样的圣贤它根本就无法找到。它千方百计做出了种种笨拙而又认真的努力来维护那位圣贤的政府，如鼓动全民对每项议案发表意见；采用双轨制选举办法选出全民代表，或者挑选最优秀的公民，或者干脆把政府交给一个有权选择自己代理人的人士，以保证办事效率和国内安定。各种政体代表着一个永久的政府，它为朝朝代代所共有；不受人数的限制，在两个人存在的地方无可挑剔，在只有一个人的地方也称心如意。
伟大的拿破仑加以证实——
每个人的天性在他自己看来就是他的同类的性格的一幅充分的广告。我的对与错也就是他们的对与错。当我做适合于我的事，避免不适合我的事时，我和我的邻居经常不谋而合；而且还要为同一目标合作一个时期。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制能力不足，又开始越俎代庖时，我就会逾越真理，就会与他形成一种虚假的关系。也许，我的技艺或力量远胜于他，使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错误意识；然而，这不过是一个谎言，一个使我俩都会受到伤害的谎言。爱与本性无法维持这种假装，它必须由一个可行的谎言，即一种暴力来推行。这种包办代替就是像丑怪一样存在于世界各个政府中的大错。这在多人之间和两人之间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没有那样露骨而已。我能洞察事必躬亲与差人代理之间的巨大区别；但是，假定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告诉我必须做的事，我也许会被这种情况搞得晕头转向，连他们命令的荒谬都看不清楚。所以，一切公共的目的与个人的目的相比，都显得模糊而虚幻。这是因为任何法律，除了人们为自己制定的，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我将自己摆在我孩子的位置上，我们处在同一种思想境界，我们看到事物原来如此这般，那么，那种知觉就是我与他的法律。
睿智的梅林做出预言，
我俩同在一处，都在行动。然而，如果我不把他带进那样的思想，只是窥测他的企图，而且，仅仅通过揣摸他的心思就去命令他干这干那，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服从的。政府的由来正是如此——一个人的行动正好是另一个人的枷锁。一个不可能认识我的人向我征税；当他在远处看着我的时候，就命令我把一部分劳动去满足这种或那种古怪的目的，它不是我想到的，而是他想到的。且看结果如何，在所有的债务中，人们最不情愿的就是纳税。这是对政府何等辛辣的讽刺！人们认为，除去这些税款，他们把钱花在哪里都值得。
只能换来类似的物品。
因此，我们进行的统治越少越好——统治越少，法律就会越少，私人授权也越少。要消除合法政府的这种弊端，只有依赖个性的影响和个人的发展，依赖主事人出面替换代理人，依赖圣贤的出现；必须承认，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对圣贤的蹩脚的模仿而已。世间万物所衍生，以及自由、修养、交流、革命所形成和提供的正是个性；自然的目的，就是给她的国王完成这种加冕。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培养圣贤。圣贤一出现，国家就随即消亡。有了个性，国家便没有必要。圣贤就是国家。圣贤无须陆军、海军和城堡，因为他爱民至深；圣贤无须用贿赂、宴席、宫殿去笼络好友；圣贤无须凭借地利、天时；圣贤无须藏书，因为他从来就不用思考；圣贤无须教堂，因为他就是先知；圣贤无须法典，因为法律由他制定；圣贤无须金钱，因为他就是价值；圣贤无须道路，因为他以四海为家；圣贤无须经验，因为造物主借其身而生，借其目而视；圣贤无须私交，因为他具有吸引全人类祈祷和虔诚的魔力，就无须栽培几个人与他分享优越而充满诗意的生活。圣贤与常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天使般的关系；对他们来说，他的记忆就像毒药，而他的存在则是乳香和花朵。
售尽天下的羊毛饮食，
我们认为，我们的文明将近如日中天，然而，我们却依然处在鸡鸣晨星时分。在我们野蛮的社会中，个性的影响仍处在幼年时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一个要把一切统治者都从宝座上拉下采的合法君主，它的存在简直还没有被猜疑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把它忽略了；《年鉴》上对它只字不提；《会话词典》中没有把它收入；总统咨文和女王演说对它不赞一词，然而，这并不等于它决不存在。天才和虔诚投进世界的每一种思想都在改变世界。竞技场上的格斗士透过实力和虚套的披风感受到价值的存在。在我看来，贸易的竞争和野心的较量正是这种神性的表白。在这些领域的成功无非是一些可怜的补偿；也就是羞赧的灵魂试图遮掩自己的裸体所用的无花果树叶。我处处都会发现这般勉强的忠心。正因为我们懂得了我们应当付出多少，所以我们就急欲展示一种小才以代替价值。这种伟大个性权利的良心时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然而，我们辜负了这种良心。我们人人都有一点才气，都能干出一些有益的、优美的、艰巨的、有趣的或者赚钱的事情。我们那样做，就等于对别人和自己表示歉意；因为没有达到一种美好而平等的生活的标准。尽管我们极力使这点才气引起同伴的注意，但它并不能使我们满意。它可能迷惑他们的眼睛，然而，却不会舒展我们的眉头，在我们出外漫步时，也不能给我们以强者的安宁。我们一边行走，一边在忏悔。我们的才能就是一种赎罪。我们会情不自禁、含垢忍辱地思考我们辉煌的一瞬，认为它好得有点过分，而不认为它是许多行动中的一次行动，是我们永久能力的一次合理表现。大多数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上都会感受到一种无言的呼吁。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总统和参议员历尽千辛万苦爬到如此高的位置，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位置特别惬意，而是为了借此表明自身的真正价值，并要在我们眼前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这把引人注目的交椅是由于具有了可怜、冷漠、坚强的本性而给他们的补偿。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就像森林中的某类动物一样，它们除了一条善于卷缠的尾巴一无所有，它们必须攀缘或爬行。如果有谁发现自己的天性如此丰富多彩，能与最杰出的人物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并能借助自己行为的庄严和优美将他周围的生活创造得和谐宁静，难道他就能避开组委会和报界的欢心，就能觊觎政客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关系?毫无疑问，能够诚实的人是不会当一个骗子的。
买来白银和黄金；
时代的倾向偏爱自治观念，尽管有法规，还是让个人听命他自己的组织的奖惩。这种奖惩发挥的作用大得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而我们却在依赖人为的约束。这种动向在现代史上一直非常显著。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和可耻的。然而，革命的性质没有受到起义者罪恶的影响，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力量。它在历史上从未被任何党派所采用，也不可能被采用。它将个人从整个党派中分化出来，同时，又把他跟民族联合起来。它答应要承认比个人自由或财产安全更高的权利，一个人有被雇佣、被信任、被热爱、被尊重的权利。仁爱的力量，作为立国之本，还未曾得到人们的尝试。如果不强迫所有棘手的抗议者参与某项社会公约，我们一定想象不到一切会陷入如此混乱的境地；当暴力统治末日临头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为修筑公路、传送信件、保障劳动成果等提心吊胆。难道我们现行的办法竟是如此优越，以至于一切竞争都会归于枉然吗?难道就没有一个充满友爱的国家能够设计出更为理想的办法吗?另一方面，不要让最保守、最胆小怕事的人因为过早地交出刺刀和暴力制度而感到恐惧，因为，根据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情况只能如此：哪里的人自私自利，哪里总会有暴力政府存在；然而，一旦他们非常纯洁，足以郑重抛弃这种暴力法典，他们就会十分聪明，能够看清邮局、公路、商业、财产交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艺术机构等公共目标是怎样得到满足的。
黄金白银仅仅适宜
我们生活在一个低劣的国家里，我们还要违心地为暴力政府大唱赞歌，在宗教色彩最浓、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在最虔诚、最有教养的人中间，就没有对道德情感的依赖，没有对事物统一的充分信仰使他们相信：没有人为的条条框框，社会也能维持得像太阳系一样好；没有监狱和私产充公的暗示，平民百姓也会通情达理，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好邻居。令人奇怪的是，任何人身上也从来没有过对正直力量的充分信任去激发他一展宏图，要根据公正和仁爱的原则复兴国家。所有自称有这种蓝图的人算不上地道的改革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腐败国家的霸权。现在有些人——如果我可以用“一些”这个说法的话——不过，更确切地说，我只是和一个人在交谈。在他看来，任何逆境的压力一刻也不能阻碍千千万万的人像朋友、情侣那样相互传达最高尚、最淳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