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很多人至今还认为普拉斯的作品停留在抒发个人情感、爱情的幻灭、精神分裂等私人性的经验表达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多么巨大的谬误。《钟形罩》开头就写道：“那是一个古怪的夏天，天气闷热不堪。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赖在纽约干什么。”
在对普拉斯其人和其作品价值的评判中，我更多地注意到她作品中透露出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引起女权主义关注的原因和其精神状态的真实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这段话将当时一起震惊世界的“间谍案”与普拉斯的个人生活建立起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普拉斯在接受BBC的访谈时，被问及她的《爸爸》一诗涉及到了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对此，曾有过一个德国裔父亲的普拉斯明确地回答：“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的背景可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所以我对集中营等事件的强烈关注是与众不同的。再说，我还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普拉斯不仅仅在诗歌中把个人经验与时代的事件和对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在小说中她做得也同样诚实。出于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她在小说中甚至对母亲童年的语言——德语，表现出失忆般的拒绝。从小说里提到的报纸，也能洞察出当时美国社会的冷漠：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充斥着谋杀、色情、抢劫的新闻，但是，深受知识分子推崇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则完全不见飞机失事、凶杀、性犯罪等内容，似乎这些事情从来不曾在世界上发生——知识界普遍的心灵麻木更加可怕。
我承认，这次阅读给我带来颠覆性的震撼。我为以往对普拉斯的偏见感到惭愧，对相当多先入为主、道听途说的印象和判断感到不安。书中有很多章节，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或者，“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正是如此。”
扭曲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等等看似抽象的隐形人，都会把它们直接或者间接的爪子，伸进人的关系的连接处，控制或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钟形罩》一书最让人震撼的恰恰是普拉斯笔下人们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社会背景中向读者呈现出的悲哀和绝望。
前不久，在接到译林出版社快递来的2007年版的《钟形罩》后，我决意重新阅读这部自传体小说——带着作为女诗人某些方面特殊而模糊的认同感，带着对一位不可忽略的诗人精神世界探询的严肃愿望。
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很多人倾向于诗人休斯对妻子的背叛是导致普拉斯自杀的直接原因。或许是。或许不完全是——它仅仅是促使普拉斯自杀的原因之一。热爱普拉斯的人们，把休斯视作刽子手，并多次把普拉斯墓碑上刻的夫姓刮掉。那么，普拉斯到底为何自杀？
最近几年，我开始更多地阅读普拉斯的诗歌，慢慢体会到她的颤栗和恐惧——这些以前对我来说极其陌生的感受，如今越来越被我所熟悉。是的，我熟悉它们如同熟悉使我感到自身存在的阵阵剧痛。她爱的方式，绝望的方式，像年久的潮气慢慢渗进我的意识中，并和我内心阴郁的体验汇合——这既是女性所特有的、幽深的秘密，也是诗人之间心灵互通的秘密。但是，我明确地知道，我们依然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把她当作“亲姐妹”而只是认为“表姐妹”的原因。
她有一句著名的诗：“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普拉斯第一次自杀发生在二十岁的时候，从大量研究她的文献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她九岁时，父亲的离世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可视作她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经历。在《钟形罩》小说里，埃斯特遭受初恋情人的欺骗——她深爱了五年的巴迪·威拉德，这个健康英俊、对人温厚和善的耶鲁医科生、被所有人认为是“优秀正派的模范青年”，瞒着埃斯特在整个暑假期间与酒店女招待睡觉鬼混，同时还和另一个名叫琼的女生约会，这一切带给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埃斯特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曾喜欢过的人是一个龌龊不堪的伪君子更叫人崩溃的事情了。普拉斯和休斯的关系在小说的故事里也有影射，她像个女先知，在书中预演了她死后发生的事情——在她自杀六年之后，休斯的情人阿西亚先杀死四岁的女儿，然后和普拉斯一样采取煤气自杀的方式身亡。这种明显的模仿行为，是不是隐含着对休斯决不饶恕的诅咒呢？而普拉斯对父亲爱恨交加的感情，也一直影响着她成年后和男人的相处方式，休斯的移情别恋则更加剧了她对爱情和男人的绝望。
我吃惊地盯着多多，似乎被他的话吓着了。
一些女权主义者经常会以普拉斯的例子声讨男权意识，并不是没有道理。无论从小说还是普拉斯的亲身经历看，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显然受整个社会默认和鼓励。“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男人服务，我就愤愤不已。”在小说中她借埃斯特之口控诉道：“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这种想法我没法接受。”美国女诗人埃里卡·琼写道：“为什么死亡往往是女诗人的命运？……我不相信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仍然记得，女性诗人在一个由男性制定规则的文学世界中存活，有多么艰难。”
进入21世纪后，在某次诗会上，著名诗人多多说到普拉斯，他用一种谈论女神缪斯的口吻说道：“普拉斯，那种爆发力，那种绝对的力量——‘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我非常感谢岛子（译者），我们在一起时曾彻夜谈论普拉斯。”
当然，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普拉斯对于男权意识的反抗，也包含着对强权政治、无视给他人痛苦的陈规陋习和人性麻木的反抗，这一切在小说中以某种可怕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展现。至于有人说普拉斯喜欢死亡，更是对生命的羞辱。她不想死——否则便无法解释即便周围没有人能够认真对待她的绝望和颤栗的情感，她也愿意接受残酷的休克电击疗法以求康复；也无法解释她在自杀前不久租下了心仪的诗人叶芝的旧居，并签下五年的合同这一事实。令人痛惜的是，比活下去的念头更强大的绝望的轮子，轧碎了女诗人的脑袋。
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对大自然和生命拥有如此敏感、抱有如此热爱的人，最后怎么会一次次自杀。我无法理解和我同样从“热爱”这个词出发的普拉斯，如何狠得下心来抛弃年幼的孩子，决然走上不归路。
有一个现象或许不能忽视：小说写到埃斯特极其信任的一名叫诺兰的女大夫，也曾给她带来的沉重打击。同为女性，埃斯特的母亲言行中无法掩饰对女儿的失望和厌弃，普拉斯的母亲在她死后依然认为《钟形罩》这本书“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齿的忘恩负义”，虽然“这并不是普拉斯的基本为人”，可以想见普拉斯周遭人际之间的无情和冷漠。所以我认为，是生活中多次遭受的欺骗和伤害，最终导致了普拉斯对人彻底的绝望，或许，这才是她自杀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诸如此类问题几乎完全一样的回答。这个发现令我大感迷惑和震惊。
死亡和女性立场，虽然是很多研究者都密切关注的普拉斯作品的两大主题，但在谈论她自杀的时候，人们多用“精神分裂”来描述导致这一悲惨后果的原因。普拉斯何等聪慧，生前就干脆自嘲地称包括自己在内的、住进精神病院里的人是“疯子”。但是，如果读过《钟形罩》后还有人把普拉斯称作疯子的话，我会把他视作蔑视人类情感和智慧的敌人——普拉斯绝对不是一个疯子。
二十四岁那年，我看到了国内最早出版的普拉斯的长篇小说《钟形罩》——这个版本现在市面几乎绝迹。光看封面，它更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而不是一本诗人的作品。由于以前阅读普拉斯诗歌留下的印象，这部近乎是她自传的小说我大约只读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它延续并增强了我对普拉斯的看法：不幸的命运，被噩梦牢牢控制的大脑，分裂的内心，对死亡的迷恋。还有一个使我放弃继续阅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普拉斯的诗歌成就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或许，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其他的女诗人，诸如索德格朗、狄金森、米斯特拉尔等等。此后的十几年里，每当别人谈论普拉斯的时候，我基本上保持沉默，一直到我看见一份1966年BBC在录制普拉斯最新作品后进行的访谈，才重新唤起我对她的注意。在那份访谈中，提问者彼特·沃尔问她早年刚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都写了些什么时，普拉斯回答说：“我想是大自然吧：鸟啦、蜜蜂啦、春去秋来等等，一个没有任何内在经历可写的人所具有的天赋主题。我想，春天的来临、头顶的星星、初雪飘落等等是儿童、年轻诗人的天赋题材吧。”
她身高大约177公分，穿38码的鞋，腿长貌美，如玉树临风，有着一双迷人的眼睛。按照小说里的说法，她最不擅长的是烹调，还有速记——这是多数女孩子体面的谋生技能。但是，她却比男生更擅长赢得奖学金和奖品。她八岁开始写诗，画一手漂亮的钢笔画，十八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在大名鼎鼎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诗歌。赢得奖学金对于她来说犹如囊中取物；“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在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有答错过。”优等生普拉斯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了业，并获得一份资助赴剑桥进修。在她和休斯一同返回美国后，她被同事誉为“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建系以来最出色的两三位指导教师之一。”她的聪慧和能力甚至远远超出大多数同辈男性。
那几年，国内一些女诗人的创作被批评家们戴上了“深受美国自白派诗风和普拉斯影响”的帽子，对此，我有些将信将疑。我读她们的诗，和普拉斯作比较，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每个女诗人受自身经验的影响更大，还是受普拉斯“黑暗意识”的影响更大。那时我刚二十岁出头，远远不具备阅读的判断力。对于“流行”的警惕，也使我自觉地避开普拉斯——诚实地说，在我自己长达近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这位惊世骇俗的女诗人的影响。
普拉斯在《钟形罩》这部小说问世后三个星期就自杀身亡，但是哪怕最挑剔的读者也能看出，整部小说缜密的结构、叙述细节精心的处理，包括人物言行无懈可击的逻辑发展，都在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智慧超众、观察力敏锐、感受极其细腻、具有非凡语言控制力的作家。普拉斯出人意料地用一种幽默荒诞、充满讥讽喜剧色彩的手法来表现悲惨的主题，仅凭这一点她就比很多作家胜出一筹。将“疯狂”和“天才”划上等号，几乎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因为它完全无视创作者们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辛勤的劳动和赤子般的情感。——我期待着，如果某一天能看到普拉斯的诗集以中文出版，相信读者对这位个性鲜明、命运悲惨、诗风独特的诗人会有更为准确的判断。
最早买到《美国自白派诗选》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这本诗集里收入了到今天为止汉语出版物对普拉斯翻译最多的28首诗。那个时候，我的练习册上写满了阳光和田野的诗行，我的笔像最辛勤的农妇在想象力和词语的田垄上耕作，自然是一片和谐的音乐在时光的金色麦地里回响。当我翻阅普拉斯的诗，那些充斥着死亡、高烧、自杀、呓语和梦魇的字眼儿，令我心烦意乱。偶尔，赵琼和岛子翻译的几个句子会吸引住我，但很快，出于对否定生命的话语本能的抗拒，我扔下这本诗集，转而捧起西门内斯、雅姆——在他们的诗句里，有辽阔而深沉的对生命和爱的祝福和安慰，即便他们在写痛苦和孤独时也依然如此，而这正是我喜欢和需要的。
在某些读者眼里，埃斯特或者普拉斯是典型的对接受“社会化过程”持反抗和怀疑态度的人。她们一般被视作不成熟、乖戾、甚至情智昏乱的人，而那些“识时务”、“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们，则意味着成功和受人欢迎的道德榜样。但这些世俗的标准怎能让普拉斯这样一个内心骄傲、“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弯腰屈膝呢？她绝对不会为此降低自己的尊贵。一点也不。
实话说，三十岁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普拉斯。我不喜欢，我带着几乎算得上是轻度厌恶的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谈论这位享誉世界的女诗人。
对于《钟形罩》这部小说，普拉斯自己说：“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而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诗歌，都在为我内心的某种信念增添力量，当出现诸如人们对你要求“来，给我们笑一个”的时候，它便会使我平静地微笑回答：“不。”
在写下这个近乎肉麻、平庸和异样的题目后，我犹疑了两分钟，最终确定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看法时，我决定不再修改。
不。不。不。——即便面对死亡。
蓝蓝
亲爱的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