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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瓦莱丽走在她那一群由护士监管的病人中间,我调整步伐,跟她并排走在一起。“得要大夫们说行才成。明天面试。”

“听说你要离开我们啦。”

堆积的白雪在脚下嘎吱作响,中午的阳光将冰凌子和板实的积雪表层融化了,到处能听见一阵阵音乐般的叮咚声,寒夜降临之前这些冰凌和积雪又会重新冻结起来。

他将茶水一饮而尽,仿佛那是一帖补药。

在灿烂的阳光中,那黑压压一片松林的影子也成了淡紫色。我跟瓦莱丽沿着熟悉的、曲折迂回的精神病院的小径散了会儿步,小径上的积雪已经铲去了。从小径两侧齐腰高的雪堆上望过去,邻道上经过的大夫、护士和病人仿佛是踩着脚轮在活动。

“哦,”巴迪吐出一口气,“这样我就放心了。”

“面试!”瓦莱丽哼了一声,“摆摆样子而已。只要他们想让你出院,你就能出去。”

“绝对肯定。”

“但愿如此。”

“你肯定吗?”

在开普兰楼前,我对着瓦莱丽那张沉静的雪姑娘般的脸庞说了声再见,那张脸的后面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活动,没有快乐,但也没有痛苦。我独自继续漫步,尽管阳光普照,我呼出的气息还是化成一股股白烟。临别时瓦莱丽兴高采烈地喊道:“再见!回头见!”

“你跟我们的事毫无关系,巴迪。”

“应该不会了吧。”我想。

“当然不是你的责任!”我仿佛听见诺兰大夫说。我曾经就琼自杀一事找过她,我记得那是她唯一一次讲话带有怒气。“谁也不该负责。是她自己的责任。”然后诺兰大夫告诉我,即使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也会碰到病人自杀的事例,要是追究责任,他们倒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但是,刚相反,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我并无把握。我根本没有把握。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

我用一根手指轻轻捅下一点蛋糕屑,捅进一滴深色的茶水里。

难道巴迪没有说过吗——仿佛因为我铲雪挖车而他只能站在一边,他要为自己复仇似的:“我真纳闷现在谁还会娶你,埃斯特。”

“我是说,”巴迪勉强说下去,“我跟琼约会过,后来跟你恋爱,先是你……发了……然后琼又……”

“什么?”我一边将雪往土丘上铲,一边问道,那往回飘飞的散乱的雪花搅得我直眨眼睛。

我不能自已,纵声大笑——也许因为巴迪脸上严肃的表情,也许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句式中“发疯”这个词汇通常的含义[2]

“我真纳闷现在谁还会娶你,埃斯特,现如今你在这个地方,”巴迪做一个手势,将这山岭、松树,还有逶迤山岭上朴实无华的山墙覆满白雪的建筑物全包揽进去,“待过。”

“你觉得在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叫女人发疯?”

当然啦,现如今我在这地方待过,我不知道谁还会娶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会告诉你的,巴迪。”

“我这儿有一张账单,欧文。”

“我一直在琢磨……我是说,我想,你也许能给我讲讲。”巴迪的视线与我的相遇,我第一次发觉他变了好多。原先那种自信的微笑不再像是摄影师的闪光灯一般时时轻易地闪现在脸上了,他神色凝重,甚至有几分怯意——是那种常常不能如愿以偿的男人的脸。

在行政大楼主厅里,我对着精神病院付费电话的话筒悄悄说道。一开始我怀疑控制台的话务员也许会偷听,但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去插啊拔啊她那些小接头了。

“你一直在琢磨什么?”

“哦。”欧文说。

“我一直在琢磨……”巴迪将茶杯搁在杯托上,发出刺耳的喀啦声。

“账单列着十二月某日急诊和一星期后复查的费用,共二十美元。”

我很感谢这车和雪堆,多亏了它们,巴迪没有问我那个我知道他要问的问题。但我们在贝尔沙兹饮下午茶时,他终于问了,语调低沉,忐忑不安。蒂蒂的目光越过她面前的茶杯边缘投向我们,像只嫉妒的猫。琼死后,蒂蒂曾经搬去韦麦克住了一阵,现在她又回到我们中间。

“哦。”欧文说。

太阳从灰色的云霭中露出脸来,往未曾遭人破坏的雪坡洒下夏日般灿烂的光芒。当我停下手上的活儿眺望这一片清新景象时,我感到激动万分,就像见到树林和草原淹没在齐腰深的洪水中——仿佛世界原有的秩序有了些微的改变,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医院说,他们只能将账单寄给我,因为他们寄给你的账单没有回应。”

在来精神病院的路上,小车在爬结冰的山坡时打了滑,往后一溜,轮子陷进车道边高高的雪堆里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就开一张支票。我马上就给他们开一张空白支票。”欧文的话音非常微妙地变化了一下,问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巴迪果真把大部分的活儿让我干了。

“你真想知道吗?”

“是你不该铲雪挖车,巴迪。不是我。”

“非常想知道。”

“哦,我知道,我知道,埃斯特。”巴迪急急地说。

“永远见不着了。”我说,喀哒一声坚决地挂上了电话。

“得了,巴迪,”我笑了起来,“我好啦。”

我考虑了一会儿,不知听了这话之后,欧文是否还会寄支票给医院,转念一想:他当然会寄,他是个数学教授——他做事不会留下尾巴的。

巴迪看着我,我看见他眼中闪过一道局促不安的亮光——这种糅合着好奇与警惕的神色,我曾经在来探视我的那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我过去的英语老师以及我的一位论派牧师眼中见过。

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虚弱和释然。

“等等。我去帮你一把。”

听到欧文的声音我丝毫不为所动。

“好。”巴迪转身要走。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以来我首次跟他说话,我很有把握地相信,这也是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欧文除了去肯尼迪护士的公寓之外绝对没有办法找到我,而自从琼死了,肯尼迪护士已迁往别处,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问园丁借一把吧。”

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

“嗯,”巴迪启齿轻轻一笑,“车陷在外面雪堆里了。那个坡我开不上来。我能在哪儿借把铲子吗?”

琼的父母邀请我去参加葬礼。

“在这种下雪天?”

吉琳夫人说,我曾经是琼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开我妈妈的车。”

“你可以不去,你知道,”诺兰大夫对我说,“写封信,就说我讲的,还是不去为好。”

“你怎么来的?”我终于开口问道。

“我要去。”我说。我真的去了,在简朴的葬礼进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纳闷,我埋葬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伫立在那儿对视着。我等待着一丝情绪波动,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丝。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觉得极其无聊,尽管彼此友善。巴迪身穿卡其夹克衫的身影似乎与我毫无关联,就跟一年前那天在滑雪道尽头他背倚的那根棕色柱子一般。

教堂圣坛下方的棺木掩映在灰白的花丛中,一个并不在场的东西的黑乎乎的阴影。坐在我周围条凳上的人们在烛光映照下脸色蜡黄,一缕阴郁的烟雾从圣诞节余下的松枝升起,弥漫在寒气中。

“嘿,埃斯特。”

在我身侧,乔蒂的脸颊像良种苹果一般红润光泽。在这小小的一群人中我不时认出一张张来自学院和家乡的姑娘的脸庞,她们都跟琼熟识。蒂蒂和肯尼迪护士坐在第一排条凳上,低垂着她们包着头巾的脑袋。

“嘿,巴迪。”我说。

越过棺木、鲜花、牧师的脸、悼念者的脸,我看见镇上墓园绵延起伏的草坪,埋在齐膝深的皑皑白雪之下,一块块墓碑矗立在白雪之上,好似无烟的烟囱。

“请进!”我叫道。巴迪·威拉德走了进来,手中拿了顶卡其帽子。

坚硬的泥土中会刨出一个黑魆魆的六英尺深的洞穴。那个阴影将要与这个阴影结合为一体,本地特有的泛黄的土壤将会弥合这白茫茫大地之上的创口,然后,一场新雪会抹去琼的墓地上所有新坟的痕迹。

我们在贝尔沙兹的这群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有什么地方使我们和我行将返回的学院里的那些打桥牌、说闲话、学习的女生得以分别呢?那些姑娘们也都坐在某种钟形罩里。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倾听心脏一如既往的吹嘘。

笑容可掬、头戴白帽的护士从开启的门缝探进头来,刹那间我有些恍惚,以为自己真的回到了学院,以为我过去的宿舍房间里那刻痕处处的桌椅和窗外光秃秃的四方院得以改善,成为眼前这漂漂亮亮的白色家具,还有窗外这白雪皑皑的树木山岭。“有个男人找你!”值班的女生曾经打宿舍电话这样通知我。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有个男人找你!”

大夫们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董事例会——处理旧的事务,接管新的事物,病人入住,病人出院,病人面试。我在精神病院图书室里胡乱翻阅一本破烂不堪的《国家地理杂志》,等着什么时候轮到我。

然而它们却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地貌。

在护士的陪同下,病人在排满书籍的书架间走来走去,低声跟精神病院的图书管理员谈话;这位管理员自己也是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我朝她扫了一眼——一个目光短浅、一身老处女气、自我埋没的女人——我真想不通,她怎么可以断定她已经完全康复,跟那些借阅者不同,她是完好无恙的呢?

或许,遗忘就像一层皑皑白雪,能麻木这些记忆,将其覆盖。

“别害怕,”诺兰大夫这样说过,“在场的有我,有其他你认识的大夫,还有几个受邀人士。维宁大夫,就是所有大夫的头头,会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就能走了。”

我记得那些供解剖用的尸体,记得多琳,记得无花果树的故事,记得马科的宝石,记得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记得戈登大夫,记得那个两眼往不同方向斜视的护士,记得那打碎的体温计,记得送两种不同做法的豆荚的黑鬼,记得服用胰岛素后我长胖了二十磅,还记得那屹立在蓝天与大海之间、形状像灰色头颅的礁石。

然而,尽管有诺兰大夫的安慰,我还是怕得要死。

我记得一切的一切。

我曾经希望在我出院的时候,能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和了解——毕竟我是被“分析”过了。然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问号。

一场噩梦。

我不断向会议室紧闭的门投去不耐烦的目光。我长统丝袜的线缝是笔直的,我的黑皮鞋面龟裂了,但是擦得锃亮,我的红色纯毛套装就像我的计划一般鲜艳夺目。有旧,有新[3] ……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但我不是要嫁人。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标志重生的仪式——重生就像破轮胎给贴上一块橡胶,翻新了,证明可以上路——我正在思考一种合适的仪式时,诺兰大夫冒了出来,拍拍我的肩膀。

一场噩梦。

“好了,埃斯特。”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埃斯特,”她说,脸上挂着她特有的温柔的、殉道者的微笑,“我们就把这一切权当一场噩梦吧。”

我站起身,跟着她走向那扇开启的门。

诺兰大夫曾经十分坦白地对我说,许多人会待我小心翼翼,甚至会躲避我,仿佛我是个挂着警铃的麻风病人。我二十岁生日那天妈妈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浮现,一轮苍白、哀怨的圆月,那是她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来精神病院探视我。女儿待在精神病院里!我居然做出这种事!但是,很显然,她已经立定心意要原谅我。

我在门槛前顿了顿,急促地吸了一口气,我看见在我入院的第一天跟我聊起河流和清教徒的那位满头银发的大夫,看见休伊小姐那张坑坑洼洼的死灰色的脸,还有一双双我曾经在口罩上方见过的眼睛。

当然啦,我的境况会传得人人皆知。

一双双眼睛、一张张脸都转向我,我被这些目光牵引着,仿佛被一根魔线牵着似的,迈步走了进去。

然而,在这欺人的洁净与平坦下面,昔日的地貌依旧。我未能远涉旧金山、欧洲或者火星,而要回去重新认识那旧日熟稔的地貌,那些小溪、山岭和树木。在阔别六个月之后,回到我曾经如此情绪激动地离开的地方,重新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不成问题。

【注释】

马萨诸塞州该是一片沉寂。我眼前浮现出那一个个雪花纷飞、宛若摩西婆婆[1] 风俗画境的村落,那一片片干枯香蒲飒飒作响的沼泽地,那一个个青蛙和癪鱼在冰层下做着美梦的池塘,还有那一丛丛在风中战栗的树林。

[1] 摩西婆婆(1860——1961):美国风俗画家,七十余岁开始作画,作品有《感恩节前捉火鸡》、《出去砍圣诞树》等。

隆冬时节!

[2] 在英语中,“叫某人发疯”通常表示叫某人神魂颠倒。

还有一个星期,要是我通过董事会的面试,菲洛梅娜·吉尼亚的大黑车就要送我西去,送我到学院铸铁花装饰的大铁门边。

[3] 按美国传统习俗,新娘出嫁时身上穿戴的衣物要有旧有新,有借来的,还要有蓝色的。

又下雪了,白雪覆盖了精神病院的院子——不是圣诞节时那种零星小雪,而是积有一人高的一月鹅毛大雪,这种大雪令学校放假、办公室停工、教堂关门,在备忘录、记事簿和日历中留下一两页完全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