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对那里那么熟悉？”我问。
这说法在我听来相当不礼貌，但维罗妮卡好像并不在意。不仅如此，她开始继续谈论各种大学、指导老师和小吃馆，这让我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
“杰克就在那里。”
“是的，我认识他们这类人。”
“杰克？”
一开始，我在观察我的朋友对维罗妮卡的反应，但很快就对她对于他们的想法产生了更多兴趣。科林的笑话比我的笑话更能把她逗乐，这让我感到有些恼火；然后她又问亚历克斯他父亲的发家史（海上保险，他告诉她，这让我感到很惊奇）。她好像很乐意把艾德里安放在最后。我曾告诉过她他在剑桥读书，因此她不停地拿各种名人的名字出来问他。对于其中一些名字，他点头说：
“我哥哥——还记得吗？”
差不多一周之后，维罗妮卡进城来了，这样我就能把她介绍给高中时的老朋友。那天我们漫无目的地瞎逛，没有人想要为行程负责。我们在泰特现代艺术馆附近转悠，然后到白金汉宫，进了海德公园，朝公园里的演讲角走去。可不巧，没有人在演讲，于是我们又漫无目的地沿着牛津街闲逛，浏览两边的商店，最后来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狮子雕像旁。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观光客。
“让我想想……是不是比你父亲年轻的那位？”
我的火车晚点了，原因是周日例行的铁路工程工作。傍晚时分，我到了家。我记得自己终于痛痛快快地拉出了积存一个周末的大便。
我自觉这笑话还不赖，可是她却连个微笑都懒得给。
“听起来好像你有情敌了，维罗。”福特先生戏剧性地倒抽一口气，“仔细想一想，好像我也有情敌了。破晓时分决斗吧，好小子？”
“杰克在那里学什么？”我问，试图弥补刚才的失误。
为了防止福特先生再次向我介绍奇斯尔赫斯特的种种奇观，我对维罗妮卡说：“我喜欢你妈妈。”
“伦理学。”她回答道，“和艾德里安一样。”
等我下楼告别时，福特先生抓住我的行李箱，对他妻子说：“我想你应该数过勺子的数量了，没少吧，亲爱的？”她根本懒得回答，只是对我微笑着，好像我们俩有什么秘密似的。杰克没有露脸向我告别；维罗妮卡和她父亲坐进了车子前座；我继续独自坐在后排。福特太太靠在门廊上，头顶上方爬满外墙的紫藤上洒满了阳光。就在福特先生发动汽车时，我向福特太太挥手告别，她也做出了回应，但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抬起手掌挥舞，而是在腰部位置进行水平摆动。我真后悔自己没有和她多聊点。
我真想对她说，我知道艾德里安该死的在读什么，谢谢您了。但我没有这么做，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开始和科林讨论起电影来。
不过，总体而言，一切还算正常。那天晚上，维罗妮卡领着我上楼，终于正儿八经地给了我一个晚安吻。周日午餐时，有一大块烤羊羔，上面伸出无数迷迭香的小枝，仿佛几株圣诞树。我好歹也是懂礼貌的人，因此说这羊肉好吃得无与伦比。然后我又看见杰克朝他老爸使眼色，好像在说：真是会拍马屁。但是福特先生开心地咯咯笑道：“听听，听听，提案赞成。”而福特太太则对我表示了感谢。
傍晚时分，我们拍了照；因为她说想要一张“和你朋友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三人礼貌地排成一列，但她却将他们重新排列了一遍：艾德里安和科林，两个最高的分别站在她的两边，亚历克斯则站在科林旁边。冲印出来的照片中，她看起来比实际上显得更为娇小。许多年后，当我重新审视这张照片，寻找答案时，不禁想到她从来都不穿任何高度的高跟鞋。我在别处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让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不要提高音量，而应该降低音量：这才是唤起注意的真正有效的方法。也许，同样地，她玩的是身高的诡计。尽管她究竟是不是故意为之还不得而知。我和她约会的时候，仿佛她的所有行动始终出于本性。但当时，我对于女性也许会巧妙操纵男人的说法一概嗤之以鼻。这也许能让你更多地了解我，而不是她。而即使要我在人生的晚年得出结论，说她确实一直都那么精于算计，我也不认为这一点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我所说的“帮助解决问题”，意思是：帮到我。
杰克朝我眨眼使了个眼色；我没有眨回去。恰恰相反，我总感觉自己好像偷了毛巾，或是满脚泥泞地踩在他们的地毯上。
我们陪她走到查令十字车站，以一种模仿英雄的滑稽姿势向她挥手告别，仿佛她要搭车前往的地方不是奇斯尔赫斯特，而是撒马尔罕。然后，我们坐在车站旅馆的酒吧里，喝着啤酒，觉得自己特成熟。
“他还算可以吧，是不是？”
“好女孩。”科林说。
维罗妮卡和男人们回来时，我估计会有新一轮的审查，甚至某种把戏或是游戏；然而他们却十分礼貌地询问我昨晚睡得如何，在这里是否过得舒坦。这本应该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被他们所接受，但却更像是他们已经对我心生厌烦，而这个周末也仅仅是必须和我共度的时间而已。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多疑罢了。但从乐观的一面来看，维罗妮卡的亲昵举动表现得更为公开；喝茶的时候，她也很乐意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手指把玩着我的头发。她还一度转头对她哥哥说：
“非常好。”亚历克斯补充道。
因此直到最后，她仍旧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对我来说都是一团谜，但至少她看起来还挺喜欢我。她大方地往我盘子里又加了一个蛋，尽管我并没有开口要，也并不想吃。打破的鸡蛋残骸仍旧在锅里躺着；她随意地把这些残留物拨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滚烫的油锅扔进水槽。冰凉的水冲在锅里，发出嘶嘶的响声，一团蒸汽冒了上来，她哈哈大笑，好像对这小小的破坏行动感到非常得意。
“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好吧，我承认我有一点过于激动。我转向艾德里安。“有没有比‘非常好’更高级一点的词？”
她看着我，随和地微微一笑，她轻轻摇了摇头，然后说道：“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了。”
“你应该不需要我来祝贺你吧，安东尼？”
“您这话什么意思，福特太太？”
“需要，该死的我为什么会不需要？”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该对这种干涉我们关系的行为感到生气呢，还是该从实招来，开始“讨论”维罗妮卡？于是，我有点拘谨地问道：
“那显然我要祝贺。”
“不要总让维罗妮卡占你便宜。”
但他的态度好像在批评我对关注的渴求以及其他两位的刻意迎合。我感到有一点惊慌；我不想这一天就此消散。尽管现在回想起来，开始消散的并不是这一天，而是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她停了下来，给自己倒了杯茶，把另一个鸡蛋敲破扔进平底锅，身子向后靠在一个堆满碗碟的橱柜上，说：
“那你有没有在剑桥碰到过杰克兄？”
“你们住在这里很久了吗？”我终于开了口，尽管我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我没有见过他，没有，没有期望见到他。他已经读大四了。但我听说过他，也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有关他的文章。也知道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是的。”
第二天，我下楼来吃早饭，发现只有福特太太一个人在。其他人都去散步了，因为维罗妮卡跟大家说我肯定要睡懒觉的。我当时一定没掩饰好自己对此的反应，因为我能感觉到，福特太太边准备培根鸡蛋边仔细打量我，她漫不经心地煎着鸡蛋，打破了一个蛋黄。我对于如何与女朋友的妈妈谈话毫无经验。
他显然想在这个话题上就此打住，但我可不会让他轻易得逞。
当时我应该相当局促不安，整个周末都处于便秘的状态：这是我最主要的真实记忆。剩下的只有各种模糊的印象和含糊的记忆，因此这些回忆可能有些个人偏见吧：比如，尽管是维罗妮卡自己邀请我上她家度假，但一开始她却仿佛站在家人那边，和他们一起观察审视我——尽管我还无法就此判断，这一切是我局促不安的原因还是后果。周五吃晚饭时，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识方面的水准；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在法庭接受审讯的罪犯。之后，我们看了会儿电视新闻，非常尴尬地讨论世界大事，直到就寝时间。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小说里，等家长关门睡觉之后，情侣之间免不了要偷偷溜进彼此的房间来个热烈的拥抱。但我们并非小说人物；第一晚，维罗妮卡甚至都没有给我晚安之吻，也没有以毛巾什么的为借口，跑来看看我是否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也许她是怕被她哥哥抓到把柄作为笑料。所以我脱了衣服，洗漱完毕，怒气冲冲地往水池里尿尿，然后穿上睡衣，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着。
“那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
维罗妮卡的哥哥杰克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身体健康、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喜欢嘲笑一切事物，喜欢捉弄自己的妹妹。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是什么珍奇古玩似的，而且我绝非是第一个被拿来展示的人。维罗妮卡的母亲对周围的小插曲都视若无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还老是钻到厨房里。我猜她实际上应该四十岁出头的年纪，尽管看上去显然已经和她丈夫一样年过半百。她看上去并不太像维罗妮卡：一张宽阔的脸庞，头发用丝带绑在额头上，身材稍稍高于一般人。她身上有某种艺术气息——五彩斑斓的围巾，心不在焉的态度，嘴里哼着歌剧咏叹调，或是这三者兼而有之——离得太远，我无法确证。
艾德里安停顿了一会。他喝了一口啤酒，然后用突如其来的愤怒语气说：“我痛恨英国人对于应该严肃的事情一点不严肃。我真的痛恨极了。”
我点头回应，不知道他这样的表现究竟是想展示男人之间的友好，还是把我当成了下等阶级的人渣。
要是换一种心境，也许我会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们三个的沉重打击。但在当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沉冤的震动。
“晚上你要是想尿尿了，就尿在这里。”
整个大二，我和维罗妮卡继续交往。有一天晚上，也许有些醉了，她破例让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我的手在里面四下乱摸，感到豪情满怀。她不让我把手指放进她的体内，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我们默默地发现了一种可以给彼此快感的方法。我们会躺在地板上亲吻。我摘下手表，卷起左袖，把手伸进她的内裤，慢慢地把裤子拉下至她的大腿处；然后我把手摊平放在地板上，她则用两股之间摩擦我的手腕，直到高潮。一连几个礼拜，我觉得自己技艺高超，但当我回到自己寝室自慰时，心里却会忿忿不平。现在，我已陷入了怎样的交易？更好，还是更糟？我又发现了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本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与她更为亲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注意到深色的家具上有一层厚重的反光，还有一盆华丽的盆栽植物，叶子上也反射着厚重的光泽。仿佛为了体现久远的好客礼节，维罗妮卡的父亲一把抓起我的行李箱，然后以一种夸张搞笑的费力姿态，把箱子拎上阁楼，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指着一个有排水口的水池。
“那么，你是否想过我们的关系将会朝哪儿发展？”
“这孩子准备来住上一个月。”
她就这样脱口而出，突如其来地。她是到我这来喝茶的，顺便带了几块切片水果蛋糕。
他们住在一幢红砖铺瓦的独立房子里，门前还有一条碎石路。福特先生打开前门，不知对着谁大声吼道：
“你想过吗？”
他驾着亨伯超级猎鹬车，一路上连连叹息，对别人的傻气大发牢骚。我一个人坐在后座。偶尔，他会指出路边某些景物，好像是对我说的，但我也无法肯定我是否应该对此做些回应。“圣米迦勒修道院，用砖头和燧石造的，在维多利亚时代得以修复大半。”“这是我们自己的皇家咖啡馆——瞧！”“注意看你右边，那是著名的酒馆，是半露木架结构。”我朝着维罗妮卡的侧脸看，试图得到些暗示，但却一无所获。
“这问题是我先问的。”
他体型肥胖，满脸红光；让我十分厌恶。那一口臭烘烘的是酒气吗？在这个时间喝酒？这么粗俗的老头怎么能养出这个像精灵一般的女儿？
我暗自思量——也许这么想有失绅士风度——难道这就是你终于让我把手伸进你内裤的原因吗？
“看起来你好像打算要搬过来住下呢，小伙子。”
“必须得有某个目的地吗？”
某个假期的周末，我受邀去和她的家人见面。他们住在肯特郡的郊区，远在奥尔平顿一带，那儿，在最后关头，终于不再用钢筋水泥浇灌自然，从此就沾沾自喜地称自己为田园乡村。坐在从查令十字车站始发的火车上，我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行李箱来——这是我唯一的一只皮箱——这箱子实在是太大了，使我看起来活像个意欲闯空门的窃贼。到了车站，维罗妮卡把我介绍给她的父亲，他打开车后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哈哈大笑。
“恋人关系不是都会这样发展吗？”
说完这句，我们两个都陷入沉默，这是情侣们在不希望就某事展开讨论时心照不宣的表现。有什么好讨论的？也许，只是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交易条款而已。就我而言，我们没有上床这一事实使我不用去考虑我们的关系本身，而只是和一个女人的亲密共谋，而对交易另一方的她来说，她也不会去问男方这段关系将会通往何方。至少，这是我所认为的交易内容。但我对大部分事情的理解都会出错，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认定她是个处女？我从没有问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之所以认为她是处女，只是因为她不肯和我上床：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我不知道。我没那么多经验。”
“嗯，但我并没有希望我们生活在拿撒勒。”
“听着，托尼。”她说，“我不会停滞不前的。”
考虑到我们的关系，她这么说让我觉得略有些鲁莽。
我思考了片刻，或者说试图思考。但我眼前只能浮现出一潭死水的画面，上面漂着厚重的泡沫，蚊蝇丛生。我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擅长讨论此类问题。
“你只不过是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理想化罢了。这件事的唯一用处，就是告诉你你没有怀孕。”
“这么说，你觉得我们已经停滞不前了？”
我按部就班，心满意足，一有空余时间就和维罗妮卡待在一起，然后回到学生宿舍，幻想她在我身下两脚分开或是跨在我的身上，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自慰。每天和她亲密接触，让我无比自豪地了解了各种化妆和穿衣常识，了解了女用剃须刀，以及女人月事的神秘和种种后果。我发现自己很羡慕这件事，因为它如此有规律地提醒了女性独具的特征，与伟大的自然循环息息相关。我试图解释这种感觉时，也许用词就像以上的描述那样糟糕透顶。
她又做出那副眉毛挑高到镜片之上的动作，但我已经不觉得这一举动有什么可爱之处了。我继续说道：
“我们”一词中包含了某种意味，让我觉得也许自己也没有弄错所有的事情。她只是想让我变得更好——而我又怎能拒绝这番好意？起初，她问了几件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手表戴在手腕内侧。我无法明确说出理由，所以只好把手表转了个圈，让表面朝外，就像普通成年人那样。
“在停滞不前与通向某个目的地之间难道就没有过渡地带了吗？”
“好吧，既然你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就必须让你学会自己思考，对吧？”
“比如说？”
“这是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们的。”
“比如说在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尽情享受每一天和一切？”但这些话却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否还在尽情享受每一天。我还忍不住想：她究竟想让我说些什么？
她看着我，一条秀眉挑起，越过眼镜框。她只比我大五个月，但有时让人觉得差了五年。
“那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
“诗人不会像小说家那样才思枯竭的。”她教导我，“因为他们不像小说家那样依赖各种素材。而你却把他当成某种动物学家来看待，不是吗？但就算是动物学家，也不会厌倦动物，是不是？”
“你总是问我一些问题，好像你知道答案或者好像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答案。那你干吗不告诉我答案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是否也是这么想的？”
“有人这么说过。”我无力地回答。这话从狄克逊的口中说出来是那么诙谐老道；而从我的口中说出，却只能显得滑稽可笑。
“你真是个胆小鬼，不是吗，托尼？”
“是吗？”
“我觉得更合适的词是……温和派。”
“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泰德·休斯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
“好吧，我并不想干预你的自我形象定位。”
她自己的书架上放着许多诗集，有些是大部头，有些是薄薄的小册子：艾略特，奥登，麦克尼斯，史蒂维·史密斯，汤姆·冈恩，泰德·休斯。也有奥威尔和凯斯特勒的左翼读书俱乐部版本，一些用小牛皮封面装订的19世纪小说，几本阿瑟·拉克姆的儿童插画册以及她的慰藉之书《我的秘密城堡》。我一刻也没怀疑过这些书她全部看过，也认定这些全是值得拥有的书。不仅如此，这些书简直就是她思维和人格的有机延续，而我收藏的书则让我觉得自己功能分裂，全都诠释了一种我憧憬的人格。这一差异让我陷入了些许的惊恐之中，而就在我浏览她放满诗集的书架时，我借用了菲尔·狄克逊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吃完了茶点。我把剩下的两片蛋糕包了起来，放在饼干盒里。维罗妮卡没有吻我的嘴唇，只是吻了吻我的嘴角，然后离开。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就是我们关系破裂的开始。或者说我故意这样想以便让事情看上去正是如此，好把分手的责任推给她？如果让我在法庭里就发生的事情和说过的话作证，我所能证实的只有“发展”、“停滞不前”和“温和派”这几个词。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温和派——抑或是温和派的反面——直到那一天开始。同样我也可以发誓证明饼干盒的真实性；那是个酒红色的锡盒，上面印有女王微笑的头像。
与我的唱片收藏相比，我的书架在维罗妮卡看来就顺眼多了。在那些时日，平装书以它们传统的装扮出现在书架上：橙色的企鹅是小说，蓝色的鹈鹕是非小说。如果书架上蓝色比橙色的多，则证明你是个认真严肃之人。总的来说，我拥有了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足以说明这点了：理查德·霍加特，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赫伊津哈，艾森克，燕卜荪……外加约翰·罗宾逊主教的《忠诚上帝》，就放在我的拉里卡通书系列旁边。维罗妮卡以为这些书我全都读过，因此对我大加赞赏，殊不知那些破损最严重的其实是淘来的二手书。
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在布里斯托尔唯有学业和约会，但我实在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唯一所能忆起的——只有一件事，清晰无误——是某天晚上亲眼目睹塞文河的涌潮。当地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张时刻表，告诉大家最佳观潮点和观潮时间。但我第一次前去观看时，河水并没有遵照时间表的指示。然后某天晚上，在敏斯特沃斯，我们一干人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夜之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中，我们目睹河水悠悠流向大海，一切美好的河流莫不如此。月亮时断时续的柔弱光线洒在河面上，偶尔伴随着手电筒强光的照明。接着是一阵窃窃私语，然后众人引颈瞭望；河水仿佛改变主意，一道两三英尺高的波浪向我们奔涌而来，两岸间的河水一路突破，此时大家潮湿、寒冷的心绪一扫而空。这奔涌的激流对我们毫无保留，在我们身边奔涌而过，然后翻滚着远去；我的几个朋友追赶着浪头，大声呼喊着，诅咒着，在波浪翻滚着卷过时不禁失去重心而跌倒；我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确切描述当时那一幕带给我的震撼。这并非像龙卷风和地震那样（当然这两样我都没有亲眼目睹过）——大自然狂暴凶猛，极具毁灭性，让我们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眼前的情景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一切看上去让人有一种隐隐的不妙之感，仿佛有人在按压宇宙中一根小小的杠杆，而自然和时间就在此时此刻被一起掀翻。在漆黑的午夜时分目睹这样的奇观，让这一切显得更加神秘，更加超凡脱俗。
这些对话总能在许多嘶嘶作响的取暖炉旁听到，跟啸叫的开水壶一唱一和。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感觉”，因为女人是感觉专家，男人只是粗俗的初学者。因而，“感觉不对”这句话比教义或母亲的忠告更具说服力，愈加无可辩驳。你们也许会问，但那不是60年代吗？是的，但那只是某些人才这样，只有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才如此。
* * *
“总感觉不对。”
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了床。
“为什么不行？”我问道，这时候总是有一只手摁住我手腕，表示拒绝。
是的，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想：这个可怜的笨蛋，他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我以为我们结束了，我发现自己对另一个女孩（一个正常身高的女孩，聚会时会穿高跟鞋）颇感兴趣。我从来都没想到会发生这一切：无论是我和维罗妮卡两人在酒吧相遇（她并不喜欢酒吧），还是她让我送她回家，或是她半路停下和我接吻，或是我们走进她的房间，我打开灯而她又立刻把灯关上，或是她褪下内裤递给我一盒杜蕾斯，甚至是当她从我笨拙的手中抽出一个套戴在我的小弟弟上时，或者在整个匆匆完事的过程中。
为了打消你心中可能的疑虑，我得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处男。在从高中到大学期间，我有过几段具有启蒙意义的恋爱插曲，带来的刺激比留下的标记要深刻得多。因此，这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我觉得越发古怪：你越是喜欢一个女孩，你们两个越是相配，也许你能和她做爱的几率就越小。当然了，除非——而这个想法我到后来才说出口——是我自己身上有某种特质，总会吸引那些会说不的女人。可是，这样有违常理的天性可能存在吗？
是的，你可以再说一次：你这可怜的笨蛋。在她为你戴上安全套的时候，你还会认为她是个处女吗？但你知道，奇怪的是，我确实还那么想。我觉得这也许是女性的本能技巧之一，而我显然缺乏这种技巧。唉，也许真是这样。
后来的几代人也许会将之归因于宗教约束或礼教束缚。但是，那些曾跟我有过边缘性行为的女孩们（是的，并非只有维罗妮卡一人）——或者说女人们——却对自己的身体甚感自在。而如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她们对我的身体也安适自如。顺便一提，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暗示边缘性行为不够兴奋，甚至让人泄气。此外，这些女孩已经比她们的母亲要开放许多了，而我所得到的也比我的父辈们多得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再说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的要好。只是，在那段时间里，科林和亚历克斯都搭上了没有任何禁区政策的女朋友——或者说他们是这么暗示的。不过在当时，对于性这一话题，没有人吐露全部实情。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并没有怎么改变。
“你拔出来的时候要坚持一下。”她在我耳边低语（也许她认为我是个处男？）。然后我起身，走进浴室，涨得满满的安全套偶尔拍打着我的大腿内侧。我丢掉套子，做了个决定，并得出结论：不，这一切结束了，不再继续了。
维罗妮卡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女孩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她们很愿意和你进行身体上的接触，公开挽着你的胳膊，一个劲地吻你直到面色绯红，甚至会有意识地将她们的乳房紧贴着你，前提是在肉与肉之间至少有五层左右的衣服相隔。不必言明，她们完全清楚你裤子里在搞什么勾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仅此而已。有些女孩也许尺度会大一些：听说有些会相互手淫，也有些会答应所谓的“完全性行为”。除非你已经经历了许多边缘性行为，不然你可没法理解这“完全”一词蕴含的重大意义。然后，随着关系的发展，会有某些隐秘的交易，有些是出于一时的兴致，也有些是建立在承诺和义务的基础上——达到了某位诗人所谓的“为一只戒指引发的争端”的境界。
“你这个自私的混蛋。”下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
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某种古老偏门文化的幸存者，它的信徒还在用刻好的萝卜当作可交换的货币。在“我那个年代”——不过当时我并没声称自己拥有那个年代，现在我就更不会了——通常的模式是这样的：你遇到一个女孩，你被她吸引，你试图获得她的芳心，你想邀她参加一两项社交活动——比如说，去酒吧——然后单独跟她约会，然后再跟她约会，接着在一个热情的晚安之吻后，你就可以算是正式地和她“相恋”了。只有在你半公开地表达你的忠诚之后，你才能了解她的性政策。有时候，这意味着她的身体会像专属捕鱼区一样戒备森严。
“是的，呃，确实。”
我想我最好解释一下和某人“相恋”在那时候的含义，因为时代早已让这个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我和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她说起她的女儿沮丧地去找她。这个女儿现在在上大学第二个学期，已经和一个男孩上了床，而这个男孩——公开地，她也是知情的——同时和另外许多女孩同床共枕。他的做法是，在决定到底和谁“相恋”之前，先进行试睡。女儿心烦意乱，但并非全然因为这一试睡制度——尽管她内心也隐隐觉得这种做法不公——而主要是因为她最终落选了。
“那简直就是强奸。”
“我不跳舞。”她说，半是人类学家的口吻，半是想要为我们所处的关系模式划定规矩，如果我们以后会相恋的话。
“我认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这点。”
“不，也不是这样。”尽管事实上确实如此。
“嘿，那你就算是为了礼貌也该事先告诉我嘛。”
“你听这个跳舞？在这里？在你的房间？一个人？”
“之前我还不知道。”
“很适合跳舞。”我回答道，心里有些防备。
“噢，有那么糟糕吗？”
“你喜欢这种东西？”她不动声色地问。
“不，非常好。只是……”
我的女朋友名叫维罗妮卡·玛丽·伊丽莎白·福特，这一信息（我指的是她这一长串中名）是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搞到的。她在攻读西班牙语，喜欢诗歌，父亲是个公务员。她身高大约五英尺二英寸，有一双肌肉发达的小腿，一头棕色的齐肩长发，蓝色的眼镜框后面藏着一对灰蓝色的眼睛，脸上带着转瞬即逝又有所保留的微笑。我觉得她很不错。好吧，我承认，任何女孩只要不躲避我，也许我都会觉得她很不错。我没有想告诉她自己感到很伤感，因为我并不伤感。她有一台黑箱电唱机，而我有台当塞特，而且她也比我更有音乐品位：就是说，她对我所钟爱的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不屑一顾，却拥有一大堆唱诗班和民谣的密纹唱片。翻阅我收藏的唱片时，她的脸上有时会闪过一丝微笑，但更多的时候却紧皱眉头。即便是藏起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以及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声唱片，我也无法幸免于难。她还没翻到我大量的流行乐藏品，就已经看到太多可疑的东西了：猫王，甲壳虫，滚石（当然，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们），但也有冬青树乐队，动物乐队，忧郁蓝调合唱团，以及两碟装的多诺万套装——《花朵致花园的礼物》。
“只是什么？”
然后，生活接管了一切，时间也飞速前进。换句话说，我找了个女朋友。当然了，之前我也和几个女孩子交往过，但结果不是她们太过自信让我觉得自己笨拙木讷，就是她们的扭捏腼腆让我更加紧张不安。很显然，有某种神秘的阳刚密码可以从彬彬有礼的二十岁传给胆小不安的十八岁，而一旦掌握了这一密码，你就能和女孩子“调情”，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可以将她们“钓上床”。但我从来就没有学会或理解这招，也许至今仍然一窍不通。我的“技巧”在于没有技巧；而毫无疑问其他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无能的表现。一起喝一杯——跳个舞——让我送你回家——来杯咖啡？对我来说，即便是这样公认简单的老套泡妞法，也是一种虚张声势，是我干不出来的。我只会在女孩们身边晃荡，试着说些逗趣的话，然后估摸着自己会把事情搞砸。记得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上喝了点酒，有点感伤，这时一个女孩路过，同情地问我是否感觉还好，我没想到自己的回答竟然是，“我觉得自己是个狂躁的抑郁者”，因为在当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比“我觉得有点伤感”更有个性。结果她却回答，“又是这套”，然后立刻转身离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回答不仅不能让我从快乐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反而成了世界上最烂的泡妞用语。
“你总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关系，所以现在也许我考虑好了。我确实考虑过了。”
我们三人誓称，只要大家放假回家就一定相聚，可是并非总能如愿。书信往来仿佛已经重新调节了我们的能动关系。最初约定三人相互之间写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缺乏热情，而给艾德里安的信却始终热情洋溢，乐此不疲。我们都想要获得他的关注，赢得他的赞赏；我们对他献殷勤，有什么最精彩的经历总是第一个想告诉他；我们甚至都认为自己——而且理所当然地——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尽管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结交新朋友，却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艾德里安没有这样做：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三个仍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他也十分依赖我们。这是否只是为了掩盖我们无比依赖他的事实？
“非常好。这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我们毕了业，约定毕生保持友谊，从此便各奔东西。不出任何人所料，艾德里安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念历史；科林去了萨塞克斯，而亚历克斯则继承了父亲的生意。我们鸿雁往来，就像那个年代的人们——甚至是年轻人——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对写信这一形式缺乏经验，因此在开始任何关键的内容之前，往往怀着很不自然的羞涩感。信的开头总是，“兹收到你发自17号的信函”，这种写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显得颇为机巧。
我暗自思忖：两人相处都这么久了，我甚至都没有见过她的乳房。我已经摸过，但是还没有见过。此外，她对于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不仅如此，现在我大可以放我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唱片了，爱放多久放多久。光明正大地。
这是他们舌战的确切内容吗？几乎肯定不是。然而，就他们的这一次舌战而言，这是我的最佳记忆了。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来着？”
“呃，我就这么说。”
“天哪，托尼，你现在竟然都无法集中精神了。看来我哥哥对你的说法的确没错。”
“您可以这么说吧，先生。”
我知道我应该问她杰克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不想让她得逞。看我保持沉默，她继续说道：
“而从行为也常常能推断出心理状态。一个暴君就很少用手谕下达铲除异己的命令。”
“不要说那句话。”
“您可以这么说吧，先生。”
生活看起来比平常更加像猜谜游戏。
“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不能。但是，同样地，历史学家也需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某位亲历者对事件的说辞。通常，那些着眼于未来的说辞最值得怀疑。”
“哪句话？”
“但什么都无法弥补罗布森本人的证言，先生。”
“什么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
“我看到问题出在哪儿了，芬恩。但我觉得你低估了历史，因而也低估了历史学家。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姑且认为可怜的罗布森将来会有历史价值。历史学家向来都有缺乏直接实证的问题。他们早已习惯如此。还有，别忘了在此事例中定会涉及验尸，因此一定会有验尸报告。罗布森很可能写过日记，或是写过信，还打过电话，这些内容都可以被人记起。他的父母也会答复他们收到的那些吊唁信。而五十年后，考虑到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他的同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可以接受访问。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应该这样说吗？”
我们都看向亨特，暗自揣测这一次艾德里安是不是说得太过头了。仅仅是“怀孕”这个词就仿佛粉笔灰一样，在教室里挥散不去。更不用说他对孩子父亲另有其人的大胆推测，竟然暗示罗布森小小年纪就被人戴了绿帽……过了好一会儿，老师终于做了回答。
“你应该说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感受，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意愿。”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先生，或者说是个微小的历史事件，但却是最近才发生的。因此这件事显然应该被当作历史。我们都知道他死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女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或者说曾经怀孕过。但此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只有一份可被称作史实的文字记录，就是那张写着‘对不起，妈妈’的自杀遗言——至少布朗是这么说的。那张纸条还留着吗？有没有被毁掉？罗布森之所以自杀，除了这些明显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动机或原因？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我们怎么能确证那孩子就是他的？我们无法得知，先生，即使是在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那等到五十年之后，等到罗布森的父母去世，等到他的女朋友消失已久并且再也不愿回想有关他的一切，到了那时候，怎么可能还会有任何人有能力来记录罗布森的故事？您看到这其中的问题了吗，先生？”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不说了——不说我本该说的话。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
“那跟这问题有什么关系？”
“干得好。”她语带讽刺地说，“干得好。”
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传来，清晰可辨，有人猛地转头。但是，和其他老师一样，亨特格外厚爱艾德里安。当其他同学试图挑衅老师时，它被贬为幼稚的愤世嫉俗——等我们长大了，这些想法自然而然就没了。然而，不知怎的，艾德里安的挑衅却颇受欢迎，被视为探求真理，只不过方式笨拙点罢了。
“但是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我上床是为了跟我复合吗？”
“罗布森的自杀事件，先生。”
“我不需要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了。”
“我早该猜到了。你能否为我们举个例子？”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我们交往的时候和我上床？”
“拉格朗日，先生。帕特里克·拉格朗日。是个法国人。”
没有回答。
“确实是这样吗？你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
“因为你用不着这么做？”
“‘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
“也许我只是不想。”
“芬恩，你呢？”
“也许你不想只是因为你用不着这么做。”
我们哄堂大笑，到了期末，大家都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好吧，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事情。”
“一块三明治夹的东西还蛮多的嘛，你说呢？”
第二天，我把她曾送我的一只奶盅放到了牛津饥救会的商店里。我希望她能在窗户里看到它。但等我前去查看的时候，却发现货架上有一样东西取代了这只奶盅：一张小幅奇斯尔赫斯特彩色印刷画，那是我以前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因为它一个劲地重复，先生。就像打嗝似的。这一年来我们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是那套把戏，一直都在专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贫穷之中徘徊。”
至少我们学的是不同学科，布里斯托尔也是个够大的城市，不至于让我们时常碰面。而每当我们碰面时，我就会被一种只能称为预备罪恶感的感觉所笼罩：总是料想她会说些或是做些让我感到愧疚的事情。但她根本不屑于跟我说话，所以这一忧虑也就逐渐消失了。我告诉自己，我不必为任何事情感到愧疚：我们都差不多是成年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不过自由地步入了一段关系，最终没有结果而已。既没有人怀孕，也没有人死去。
“何以见得？”
暑假的第二周，我收到一封盖着奇斯尔赫斯特邮戳的信。我仔细观察信封上陌生的笔迹——字迹圆润，略有些潦草。出自一名女性之手——是她的母亲，绝对没错。又一阵预备罪恶感：也许维罗妮卡精神崩溃了，变得形容枯槁，甚至更加瘦小。也许她得了腹膜炎，现在正在医院里期盼我的到来。也许……但即使是我也知道这些只是妄自尊大的想象而已。这封信确实来自维罗妮卡的母亲；内容十分简短，而让我惊讶的是，信里没有半点指责之意。她听说我们分手了感到很遗憾，并且肯定我会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女孩。但她好像并非意指我是个恶棍，只配找个和我一样品行低劣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另有暗示：我及早脱身是明智的选择，并送我最美好的祝愿。我真希望自己还留着那封信，因为这可以成为证据、铁证。然而，现在，唯一的证据只能来自我的回忆——一个无忧无虑、生气勃勃的女人，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又给我另外煎了一个，并且告诉我再也不要受她女儿的气。
科林显然比我更加胸有成竹。“历史是一块生洋葱三明治，先生。”
我回到布里斯托尔，继续我最后一年的学业。那位身高正常、穿高跟鞋的女孩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上心，于是我就一心扑在了学业上。我很怀疑自己有拿一等成绩的头脑，但下定决心非拿二等一级不可。每周五晚上，我就会放纵自己，到酒吧里轻松一宿。有一次，有个跟我一直在聊天的女孩和我一起回宿舍过夜。一切都很愉悦、兴奋、销魂，但那之后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联系对方。当时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纯粹娱乐性的行为在后人看来一定稀松平常，不论是对今天的人来说还是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毕竟，“当时”指的不就是60年代吗？是的，没错，但正如我所说，这取决于你在哪里，以及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听一堂简短的历史课就明白了：大部分人直到70年代才经历所谓的“60年代”。这也意味着，从逻辑上来说，大部分人在60年代时，实际上是在经历50年代——或者说，就我而言，两个时代都各沾了一点边。这就把事情搞得相当纷乱迷惑了。
“是啊，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说呢。呃，只要你记住，它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辛普森？”
逻辑：是啊，逻辑在哪里？比如说，在我的故事的下一个时间点到来时，它在哪里？在我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大约过半时，我收到了艾德里安的一封信。这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忙着准备期末考试。当然，他肯定是准备拿一等的。一等之后呢？也许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就是研究院，或者在某个公众领域谋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头脑和责任感派上用场。有人曾经告诉我，公务员（或者至少是高级公务员）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职业，因为你得一刻不停地做出道德选择。也许，那挺适合艾德里安的。我确然认为他不是个老于世故或是热爱冒险的人——当然在学术领域除外。他不是那种喜欢让自己的名字或头像印在报纸上的人。
“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谎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们也许会猜到我是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告诉你们接下去那件事。好吧：艾德里安写信来，是想告诉我他想跟维罗妮卡交往，希望能征得我的同意。
“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即，什么是历史？你有何想法，韦伯斯特？”
是啊，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还有，为什么要问我？事实上，如果忠实于我自己的记忆，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这封信我也没有留下），他说的是他和维罗妮卡已经在一起了，事态惊人，毫无疑问迟早会传到我的耳朵里；因此，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先从他本人那里得知这件事。此外，尽管这件事也许会让我相当意外，他希望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一切，因为如果我无法接受，他就等于背弃了我们的友谊，因此就要重新考虑他的行为和决定。最后，维罗妮卡也认为他应该写这封信——事实上，这一大半都是她的建议。
那年的最后一堂历史课上，一直谆谆诱导、带领他那昏昏欲睡的学生穿越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以及帝国兴衰的老乔·亨特，邀我们一一回顾这几百年来的风云历史，并尝试得出结论。
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我很欣赏有关他道德顾忌的那一套路——其隐含之意是，如果我认为他的做法破坏了庄严的骑士风范，或者，更好的说辞是，破坏了某种现代伦理原则，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并且合乎逻辑地不再和她上床，当然前提是假定她并没有像愚弄我那样愚弄他。我也很喜欢这封信的伪善之处，其目的并非仅仅在于告诉我一件我也许还没发现的事情（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发现的事情），而是想让我知道，她，维罗妮卡，是如何以旧换新的：换成了我最聪明的朋友，不仅如此，还是个剑桥生，就像杰克兄那样。同时，也为了警告我：如果我打算去见艾德里安，她也会悠然到场——很明显，这是想让我不要和艾德里安见面。花了一天或是一晚上的功夫想到这么一招，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我得再度声明，这是我现在对当时发生的一切的解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现在对于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的解读的记忆。
这真是没救了。在小说里，艾德里安才不会逆来顺受呢。如果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并不让人觉得他在小说里，那么拥有一个戏剧化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艾德里安应该八卦一些，或者省下所有零花钱聘请个私人侦探；也许我们四个早该主动出击，展开一段“揭示真相之旅”。又或者说，这是否太像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而非文学作品？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许这就是维罗妮卡所说的胆小吧，但我称之为温和。不管怎样，有种感觉警告我不要掺和这件事——至少不是现在。于是我顺手拿了张离我最近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克利夫顿悬索桥——写下了这样的话：“兹收到你21号的信函，本人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借此告诉你我一切均好，老朋友。”愚蠢透顶，但并非含糊暧昧；这应该可以暂时抵挡一阵了。我会假装——尤其是对我自己——假装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会努力学习，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再从酒吧带任何人回家，有需要的时候就自慰，确保自己获取应得的学位。我一切如愿以偿（而且，我确实得了二等一级）。
“我怎么知道？我们从来不在她那儿见面。一般都是她来伦敦。”
考试结束之后，我又继续在学校待了几个星期，和一伙不一样的朋友厮混，隔三岔五地喝酒，嗑点大麻，几乎什么都不想。除了在脑海里想象维罗妮卡可能会对艾德里安说我的坏话（“他夺走了我的贞操，然后又立刻把我甩了。所以，这一切简直就像强奸，你明白吗？”）我想象她在讨好他——我已目睹这一切的开始——在奉承他，在竭尽所能地利用他的伟大前程。正如我所说，艾德里安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尽管他学术成就斐然。因此，他的那封信才会那么古板拘执，我常常得自艾自怜地反复重读。这样，等我终于得体地回信时，我完全抛开了那愚蠢如“信函”一样的字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把自己对他们在一起的种种道德顾忌的想法一一告诉了他。同时我还告诫他要小心，因为在我看来，维罗妮卡很早以前一定受过伤害。然后我祝他好运，并在一个空壁炉里把他的来信给烧了（这是相当恶俗的桥段，我同意此说，但我希望能以年轻为由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开脱），决定从现在开始将这两人永远逐出我的生活。
“可能你妈在外面有小白脸呢？”
我所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那只是我的猜测；我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但每次回顾那个不愉快的周末时，我都觉得那远不只是一个天真的小伙子发现自己身处较为上层、擅长社交的家庭时所感到的局促不安。当然这种感觉也有。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维罗妮卡和她那粗手笨脚的父亲串通一气，她父亲觉得我配不上他女儿。维罗妮卡与杰克兄也一个鼻孔出气，她显然觉得杰克兄的人生和举止是无可匹敌的：她公然询问大家对我的看法时，他就被委任为法官——而这个问题每重复一次就更加显出她的俯就屈尊——“他还算可以吧，对吧？”另一方面，我在她母亲身上却没有发现任何共谋之处，她无疑对自己女儿的为人了如指掌。福特太太是如何抓住第一次机会警告我小心她女儿的？是因为那天早上——我到达以后的第一个早上——维罗妮卡告诉所有人我想要睡懒觉，然后就与她的父亲和哥哥一起走了。那是胡说八道，我从来没跟她提过睡懒觉的事。我从来都不睡懒觉，甚至连现在都没这习惯。
“大人们老是这么承诺。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释呢？我往往这样反问。”其实我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据我所知，我家没有任何秘密，这让我感觉无比羞愧和失望。
写信给艾德里安时，我根本不清楚自己所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现在大半辈子过去了，我也只是比以前稍微清楚了一点。我的岳母（很高兴她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中）并没有多瞧得上我，但至少她对此非常坦诚，正如她对其他事情的态度一样。她曾经评论说——当时她看到报纸上和电视新闻里又出现一例关于虐待儿童的案例——“我估计我们全都被虐待过。”我是在暗示维罗妮卡就是当今人们称为“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吗——洗澡时或是睡觉时，父亲醉醺醺地在旁边色迷迷地斜眼打量她，或是和她的哥哥之间有超越兄妹之情的搂抱？我怎么知道？是她第一次体会到失去的滋味，是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却没有得到，还是偶尔听到的父母吵架声让孩子觉得……？但这一切我还是无从得知。我没有证据，没有八卦消息，也没有文字记录。但我记得老乔·亨特和艾德里安争论时说过的话：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出他的心理状态。有史为证——亨利八世什么的，不一而足。而在个人生活中，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你能从一个人目前的心态推测出他过去的行为。
“我不知道。他们说我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我当然相信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伤害。除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父母、完美兄妹、完美邻居和完美伙伴的世界里，不然怎么可能不受到伤害呢？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到底如何回应伤害：我们是容忍它还是压抑它，而且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与他人交往。有人容忍了伤害，并尽量让伤害度降到最低；有人花费毕生精力帮助其他受到伤害的人；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让自己将来再受到伤害，不管那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些就是那些冷酷无情、需要小心应对的人。
“你爸有没有情妇？”
你也许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扯淡——说教味浓厚、企图为自己辩白的扯淡。你也许会觉得我对维罗妮卡的行为就像个典型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而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应该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在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床了”很容易就能反转成“在她和我上床之后，我和她分手了”。你也许会认定福特家只是个普通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我只是随意胡编乱造了一些关于伤害的理论强加在他们头上；而福特太太也并非巧妙地关心我，而只是显露了对自己亲生女儿的粗鄙的嫉妒心而已。你甚至可能会要我把我的“理论”运用在自己身上，让我解释我在很久以前受过怎样的伤害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比如说，它会如何影响我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敢确定我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你爸被戴了绿帽子？”
我并没指望艾德里安会回信，事实上我也确实没有收到回信。现在，要和科林与亚历克斯见面这件事已经变得不太有吸引力了。我们已经从三个人发展到了四个人，现在怎么可能再回到三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拉拢别人组建自己的小圈子，好，那就请便吧。我也得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你妈外面有人吗？”
同龄人中有人去做了海外服务志愿者，出发到非洲，在那里教书、砌土墙；我可没那么高的境界。此外，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认为一个体面的学位意味着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迟早的事。“时—间—在我这一边，是的，绝对没错。”我不断变化真假嗓音，在寝室里一边独自旋转，一边和滚石的米克·贾格尔进行二重唱。于是，在别人都在努力当医生当律师去考公务员的时候，我独自来到了美国，四处游荡了大约半年。我当过餐厅侍者，刷过篱笆，做过园艺，还穿过好几个州运送汽车。在那个没有手机、电邮和聊天工具的时代，旅行者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明信片。其他方法——长途电话以及电报——都是“仅供紧急时刻使用”。因此父母挥手向我告别，把我送入了未知的世界，而有关我的消息十分有限，只有“是的，他安全抵达了”，以及“我们上次联系时他还在俄勒冈州”，以及“我们预计他几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不是说这种形式就一定更好，更不想说什么这样更能磨练意志的话；只不过就我而言，这样反而大有好处，父母不会在远处一按按键，就发来一堆表达焦虑和远期天气预报的短信，不用警告我小心洪水、传染病以及盯着背包客下手的变态。
“我不知道。”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安妮。她是美国人，和我一样在四处旅行。我们立刻勾搭上了——这是她的说法——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她身穿花格衬衫，长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待人友好热情；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迅速坠入了情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我也无法相信这一切竟然这么简单：成为朋友和床伴，一起大笑、喝酒，一起嗑食大麻，肩并肩地畅游天涯海角——然后无怨无悔地轻松分手。来也简单，去也容易，她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后来，回首这段往事，我不清楚自己内心中的某部分是否为这极致的简单所震惊，也并不需要有更多的复杂化来证明……证明什么呢？深邃，严肃性？不过呢，天知道你大可以拥有各种复杂和困难，而不必任何深邃或严肃性来弥补。很久以后，我还发现自己在就“来也简单，去也容易”是否是一个提问的方法而绞尽脑汁，试图找到一个我自己也无法提供的明确答案。但这也只是顺带一提而已。安妮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但不在这个故事里。
“你妈为什么离开你爸？”
那件事发生时，父母也急着想和我取得联系，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比如母亲病危需要儿女赶回见最后一面——我想英国外交部一定会联系驻华盛顿使馆，让他们告知美国当局，再让后者通知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名晒得黝黑、快快乐乐的英国人，相比刚来美国时，他现在可自信多了。而如今只需发一条短信即可。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大恐惧：人生不会和文学一样。看看我们的父母吧——他们难道是文学的产物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旁观者和看客，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说呢？文学的旨趣所在：爱，性，道德，友谊，幸福，痛苦，背叛，通奸，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有罪与无辜，野心，权势，正义，革命，战争，父与子，母与女，个人与社会，成败，谋杀，自尽，死亡，上帝。还有仓鸮。当然也有其他文学种类——理论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传型的——但这些不过只是干涩的意淫。真正的文学关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现实，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反思得以展现；小说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反正这是菲尔·狄克逊告诉我们的。除了罗布森以外，仅有一个人的生活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这个人就是艾德里安。
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化妆，她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让我去洗澡，然后给我烧了一顿依然被称为是我“最爱吃的菜”，我默认了这点，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向她汇报自己最新的口味变化了。等我吃完，她递给我几封我不在家时收到的信件。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一件至关重要且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也不会对罗布森如此严苛。事实就是：罗布森和我们年龄相仿，在我们看来，他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可他不仅与一位姑娘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而且还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个混蛋！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有人连追求女生的失败经历都没有？起码这种经历会给我们带来耻辱，而耻辱可以增添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吹嘘的资本（“其实呀，当时她的原话是‘穿着帅气帆布鞋的脓包傻瓜’。”）从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知，爱情总是与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个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爱情也许已悠然来临，那么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体验痛苦。
“你最好先看看这两封。”
对罗布森自杀事件做了详尽分析之后，我们断定，他的自杀只有在算术的意义上才具有哲学意蕴：他即将在世界总人口数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觉得保持地球人口总数恒常不变是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认为罗布森都让我们备感失望，也辜负了严肃思考。他的行为无关哲学，简直是自我放纵，且不具艺术美感：换言之，是极端错误的。至于他的遗言——根据传闻（依然来自布朗），为“妈妈，对不起”——我们感觉它错失了一次强有力的教育机会。
最上面的这封信是亚历克斯写来的一张便条。“亲爱的托尼，”那上面写着，“艾德里安死了。他是自杀的。我给你母亲打了电话，她说她不知道你在哪里。亚历克斯。”
“唯一的、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均依赖于此。”
“我操。”我不禁脱口而出，这是我第一次在父母面前骂脏话。
“除了伦理，政治，审美，现实性还有其他一切。”亚历克斯的反驳甚是尖锐。
“我很遗憾，孩子。”父亲的话听起来不太合时宜。我看着他，不禁思忖秃头是否遗传——是否会遗传。
“加缪说，自杀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我们一家三口都沉默不语，这种沉默每家每户都有自己不同的版本。后来，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他太聪明了？”
我们考虑了几个能想到的可能：循规蹈矩的处女（现在不再是了），放荡的售货员，有经验的妇女，性病缠身的妓女。我们乐此不疲地议论着，直到艾德里安转移了我们的兴致。
“我手上没有数据表明智力和自杀之间有任何关系。”我回答。
“你觉得他女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知道，托尼，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那是电影里和依法处决时才有的情景。其实用普通的结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不，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明白。”
“可是你得打一个很特别的滑结吧。”
“好吧，这么说好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还没有聪明到会这么做的地步。”
“他是理科六年级的啊。”
我凝视着她，脑子一片空白。她以为我的沉默是对她的鼓励，于是继续往下说道：
“我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他竟然知道怎么上吊自杀。”
“但如果你非常聪明，一不当心，你的体内就有某种东西会让你发狂。”
我们没有听人提及疾病、自行车事故、煤气爆炸一类的字眼。几天后，数学六年级的布朗传出了官方无法提供也不愿提供的流言：罗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后，在阁楼上吊自杀，尸体两天后才被找到。
为了避免与这一论调直接交锋，我打开了亚历克斯的第二封信。他信上说艾德里安的死法很有效，而且还有着自己一套充分的理由。“我们见个面，聊一下。查令十字酒店的酒吧如何？电话联系。亚历克斯。”
“罗布森不是爱神或死神会眷顾的那种人。”亚历克斯告诉他。我和科林点头表示赞同。以我们和他同窗数年的了解来看，他是一个沉稳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对艺术毫无兴致；他缓步前行，从没冒犯任何人。可是现在他以早逝而留名于世，却冒犯了我们。确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们所知的罗布森是一棵平凡无奇的蔬菜。
我拆了包，重新适应了一下，向家人汇报一路行程，让自己再次熟悉每日的常规和屋内的气息，家带给我的小小快乐和漫漫无聊。但我总会时不时想起我们的人生展开前，罗布森吊死在阁楼上，我们时常进行的那些激烈且单纯的讨论。那时我们都觉得自杀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权利，这从哲学上来讲是不言而喻的：身患恶疾或已经老迈年高时的逻辑之举；受尽折磨或目睹他人本可避免的死亡时的英勇之举；情场失意而怒不可遏的性情之举（参见：伟大文学著作）。可以说，罗布森那肮脏流俗的自杀行为却不属于以上任何范畴。
“爱神和死神。”第一节课上课前，艾德里安评论道，“死神又一次得胜。”
艾德里安亦然。在留给验尸官的遗书中，他是如此解释他的自杀动机的：生命是一份礼物，却非我辈索取而得；但凡有思想之人都有一份达观的责任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以及随生命附赠的条件；倘若这人决定放弃这份无人索求的礼物，那么，依据这一决定的后果行事，是合乎道德与人性职责的。在遗书的最后还有一句话。艾德里安请求验尸官将他这一番道理公之于众，那位官员欣然照办。
一次晨间集合时，校长庄重宣告了一条沉痛的消息：理科六年级的罗布森在上周末离开了这个世界，校长平常只在宣布开除学生或体育竞赛惨败时才会用如此庄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语中，他说罗布森的离世好似一朵盛开的花儿溘然凋零，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学校的一大损失，我们都会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没说：罗布森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如果是谋杀的话，凶手是谁。
最后，我问道：“他是如何了结自己的？”
老亨特看了看表，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后就退休了。如果你愿接手，我非常乐意引荐你。”他也不是在开玩笑。
“他在浴缸里割腕。”
全场默然。不，他不是在说笑，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
“天啊。真有点……希腊遗风，是不是？要么就是服毒自尽？”
“呃，某种意义上说，我无法知道我到底什么不知道。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顿了一下，让我们再次纳闷他是在隐隐嘲讽呢，还是在故作严肃。“说实在的，这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是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追究责任，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这不就是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吗？这是个主观阐释与客观阐释的问题，即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
“要我说，更像效仿罗马式的。划开了血管。而且他还很在行。你得斜着割才行。如果是直着割开，你会失去知觉，伤口自动愈合，那你就白忙活了。”
“还能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也许你偏偏就淹死了。”
“我不知道，先生。”
“即使淹死了——那也是二流死法。”亚历克斯说，“艾德里安是肯定要一流的。”他说得没错：一流的学位，一流的自杀。
“芬恩，你怎么这么沉默？是你起的头。你堪称是我们的‘塞尔维亚枪手’。”为了让大家领会这个隐喻，亨特顿了一顿，“可以说说你有何高见吗？”
他与两位研究生同学同住一间公寓房，他选择在那里终结自己的生命。那两人周末都出去了，所以艾德里安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他写好了留给验尸官的遗书，在浴室的门上贴了一张“请勿进入——速报警——艾德里安”的字条，泡了个澡，锁上门，躺在温热的水里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流血身亡。一天半后他才被人发现。
对于科林这种试图否定一切的论断，亨特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仿佛病态的怀疑是青春期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长大了也就渐渐好了。老师和家长老是说他们也曾年轻过，所以他们的话颇具权威，这样的念叨很烦人。他们坚持说，这不过是阶段性的罢了，你总会长大成熟的；生活会教会你什么叫现实，什么叫务实。但是那时候我们拒绝承认他们曾经有一丁点儿像我们，而且我们坚信自己能够把握人生——还有真理、道德和艺术——跟这些已经妥协的年长者比起来，我们看得更清。
亚历克斯给我看一份《剑桥晚报》的剪报。“青年‘才俊’悲剧离世”。也许他们排好了那标题，随时准备付印。验尸官的最后裁决称，艾德里安·芬恩（22岁）在“思维紊乱”中自杀身亡。我记得我以前一听到那个惯用语就气愤无比：我敢起誓，艾德里安的思维是绝不可能紊乱的。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自杀了，很明显你就是个疯子，至少你在实施自杀行为之时是疯了。法律、社会以及宗教都认为，精神正常、健康的人是不可能自杀的。也许是那些当权者都怕对自杀的理性解释会破坏了生命的本质与价值，而这些本质与价值都是由国家定的，验尸官不也是国家养着的吗？既然你已经被认定是一时发疯，那么你对自己自杀的理性解释也只能是疯言疯语。艾德里安从古今哲学家中引经据典，说什么仅仅让生命降临到你头上是被动而不可取的，主动介入人生才是上策，我怀疑他的这番理论没有什么人给予关注。
一天下午，老乔·亨特仿佛想回应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战，叫我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各抒己见：具体而言，作为始作俑者，杀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绝对主义者，只喜欢对与错，褒与贬，有罪与无辜——或者，就马歇尔而言，动荡不安与非常动荡不安。我们喜欢有输赢结局的游戏，不喜欢平局。因此，对某些人而言，那位塞尔维亚枪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负有百分之百的个人责任：剔除了他，这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其他人更倾向于百分之百的历史潮流责任论，即认为敌对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整个欧洲就像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此类论断，不一而足。更有无法无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坚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一种永恒的混沌状态，只有某种原始的讲故事本能——毫无疑问，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种宗教遗风——以回溯的方式将意义加诸于那些本该或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艾德里安还在遗书中向警察道歉，说给他们带来了不便，还感谢验尸官将他的遗言公诸于众。他还要求将自己火化，把骨灰撒掉。因为快速销毁遗体也是一位哲学家的积极选择，胜过被埋在地下消极地等待自然分解。
没错，我们当然自命不凡——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们使用“世界观”、“狂飙突进运动”这类术语，喜欢说“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相互安慰说，想象力的第一要务乃是逾矩犯规。我们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却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无辜婴孩。因而，科林的母亲总称我为他的“黑色天使”；父亲发现我在读《共产党宣言》时，就责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父母撞见他拿着一本冷硬派美国犯罪小说时，他们就归咎于科林。如此云云。说到性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们深恐我们互相毒害，变成他们最害怕的那号人：无可救药的手淫狂，楚楚动人的同性恋，处处留情的浪荡子。为了我们，他们怕少年间的亲密友谊，怕火车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夺，怕坏女孩的诱惑勾引。他们如此忧心忡忡，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经历。
“你去了吗？去葬礼？”
与此同时，我们既嗜读又好色，既笃信精英管理又崇尚无政府主义。在我们看来，一切政治体系和社会体制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乐，我们一概拒绝考虑别的选项。然而，艾德里安敦促我们笃信原则应指导行动，将纸上谈兵的想法运用于人生。此前，亚历克斯已被视为我们中的哲学家。他读过我们另外两人都没读过的东西，比如，他也许会冷不丁地宣告：“无言之所，唯余沉默。”我和科林会静静思考一会，然后咧嘴一笑，继续谈笑风生。但是艾德里安的到来把亚历克斯拉下了马——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选择另一个哲学家的机会。如果说亚历克斯读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艾德里安则读过加缪和尼采。我读过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科林读过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不过是我们几个一个个小小的速写罢了。
“没邀请我。也没邀请科林。只有家人，没别人。”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自己被囚禁在某种候宰栏之中，期盼着能被放出来，步入自己的生活。而那一时刻到来时，我们的生活——以及时间本身——都会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如何知道人生已然开始，益处已然获得，损毁已然造成？此外，我们解脱后只会步入一个更大的候宰栏，其界限起初根本无法辨别。
“你认为呢？”
这就对了：妈的混蛋。只有对艾德里安来说不是这样。他一直听我们在骂骂咧咧，却几乎没有参与进来。但是我们觉得他才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人。他的母亲多年以前就离家出走，撇下他爸爸独自抚养艾德里安和他妹妹。那时，人们还远未开始使用“单亲家庭”这一词语，只说“破碎的家庭”。在我们认识的人中，艾德里安是唯一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按理说，这本应给他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说，他爱母亲，敬重父亲。我们三个私下分析了他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关键，就是根本不需要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至少一家人不要住在一起。分析完毕后，我们更加羡慕艾德里安了。
“那是他们家人的权利，我想。”
“我本来想一起去游乐场，但是他们说打算在那个周末做园艺。”
“不是，不是关于那件事。我是说他的那番解释。”
“他们为什么是‘妈的混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亚历克斯问科林。
亚历克斯喝了一口啤酒。“真是不知道该说真他妈的好带劲，还是真他妈的好可惜。”
“而且他还可以要教皇滚开。”
“现在呢？想好了吗？”
“而且霍尔拜因曾为他画像。”
“呃，两者都有点儿。”
“而且还超级有钱。”
“我想不通的是，”我说，“自杀是自身的某种完满——我并不是说关注于自身，你知道的，只是涉及到艾德里安——还是某种对他人暗含的嘲讽呢？嘲讽我们。”我看着亚历克斯。
“如果我爸有半打老婆，我也无所谓。”
“呃，两者都有点儿。”
“亨利八世，科？”艾德里安接嘴道。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他的冷嘲热讽，也知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枪口对准我们。在开玩笑或者要我们严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称我为“安东尼”，亚历克斯会变成“亚历山大”，而无法被加长的科林则被简化成“科”。
“你能说点别的吗？”
“妈的混蛋，这些老家伙。”某个星期一，科林在午餐时抱怨道，“你小时候觉得他们蛮好的，等你长大了才发觉他们不过是……”
“我在想他的哲学教授会有何感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多少要负些责任。毕竟是他们训练了他的头脑。”
学校在伦敦中部，我们每天从不同的行政区各自赶来，从一个管制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那时候，事情简单多了：没现在这么多钱，没电子设备，极少时尚暴虐，也没女朋友。那时候，我们尽心尽责、心无旁骛地尽着人伦孝道的本分。学习，考试，拿着那一本本资格证书作敲门砖找份工作，然后踏上一条比我们父母更加富足的人生之路。父母们会心满意足，但在心中却暗暗地与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相比较，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更简单，因而更美好。当然，这种话从来都不会说出口：英国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含而不露。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艾德里安终于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小团队，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在寻找归属感。也许他确实没有。而且，他也没有为了迎合我们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晨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加入应答圣歌，而我和亚历克斯只是对个口型，科林则像个伪狂热分子一样，喜欢大吼大叫，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们三个觉得，学校体育运动是一个秘密法西斯者的计谋，无非是想压制我们的性冲动；艾德里安却加入了击剑俱乐部，还参加跳高。我们五音不全，缺乏音乐细胞，而他是带着单簧管来学校的。当科林埋怨家人，我嘲讽政治体制，亚历克斯从哲学上反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本质之时，艾德里安却不动声色，守口如瓶——起码，原先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其实我们也是——只不过我们纯粹地相信自己的事情，而不相信我们被决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持有的净化怀疑论。
“他死前三个月。就在你坐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才建议咱们在这儿会面。”
我们三个与这位新朋友之间有诸多不同点，这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偶尔严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开玩笑。而他除了偶尔开玩笑，基本上都很严肃。我们颇花了点时间才搞清楚这点。
“他是要去奇斯尔赫斯特。他看上去怎么样？”
“我倒觉得这只是一首描写仓鸮的诗。”
“很开心。很快乐。跟他平时一样，只是状态更好。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他恋爱了。”
“韦伯斯特，给我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那个臭娘们，我暗自想道。如果说这世上有哪个女的会让男人爱上她，仍然觉得生不如死，那这个女人非维罗妮卡莫属了。
此时此刻，我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狄克逊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没有说说有关她的事？”
“性与死。”芬恩继续道，好像并不仅仅是后排的傻瓜们才不懂希腊文似的，“或者，不妨说，爱与死。无论如何，性爱原则会与死亡原则起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先生。”
“什么都没说。你也知道他就那样。”
“嗯，还有呢？”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给他写信叫他滚出我的生活？”
艾德里安从书桌上抬起头。“爱神和死神，先生。”
“没有，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芬恩，从你开始可以吗？简单地说，你觉得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什么不奇怪，是我写的信，还是说他没有告诉你？”
那个下午，他发给我们一首没有标题、没有时间、没有署名的诗歌，给我们十分钟来研读，然后要我们点评。
“呃，两者都有点儿。”
那天迟些时候——又或许是另一天——我们有两节菲尔·狄克逊的英语课。他是个年轻教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喜欢使用当代文本，会出其不意地甩出一个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生，求偶，死亡’——这就是艾略特所说的人生。有什么评论吗？”有一次，他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位主角比作《斯巴达克斯》中的柯克·道格拉斯。我记得我们在讨论泰德·休斯的诗歌时，他拿腔拿调地把头一歪，喃喃自语道：“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有时他称我们为“绅士”。自然，我们对他十分倾倒。
我用拳头捣了亚历克斯一下，刚好弄洒了他的啤酒。
我还记得另一个细节：我们三个人，作为同盟的象征，经常把手表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这当然是一番做作，但也许另有深意。它让时间感觉像是一件很个人，甚至是很私密的东西。我们希望艾德里安注意到这一举动，并跟着效仿；但他没有这样做。
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回想刚才听到的事情，就得抵挡老妈的一个个问题。
其实他本不应该那么说的。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哈，是的。他没接茬儿，我很失望。”
我给她讲了讲来龙去脉。
在随后的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了芬恩。“我是托尼·韦伯斯特。”他谨慎地看着我。“你给亨特的回答很精彩啊。”他似乎不知道我在指什么。“就是那句‘事情发生了’。”
“那些可怜的警察肯定很不爽，他们得处理这些事。他是不是有‘女朋友问题’了？”
“真的吗？这么说来，我就得失业了，是不是？”一阵谄笑过后，老亨特原谅了我们的假日懒散症，娓娓地给我们讲了亨利八世这个一夫多妻的君王刽子手。
我心里有点想要说：那还用问——他在跟维罗妮卡交往。但是我只是说了句：“亚历克斯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很开心。”
“恐怕谈不上熟悉吧，老师。但是，要形容任何历史事件——譬如说，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唯一真正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发生了’。”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这位新来的男生坐在前面一排，在我的左边。对马歇尔弱智的回答，他没什么明显的反应。
我跟她短话短说，哲学家的名字都没提。我极力解释他是要拒绝一件他本不想要的礼物，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接受。老妈听着这些，频频地点着头。
“好吧，芬恩，你来回答。这段历史你熟悉吗？”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马歇尔缓缓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觉得不能再犹豫了。“老师，当时非常动荡不安。”
“何出此言，妈？”
“你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呢？”
“他太聪明了。如果一个人聪明到了那个份儿上，自己早晚得把自己绕进去。肯定早忘了常识是什么了。其实是他的脑袋瓜让他失常了，所以他才会自杀。”
全班哄堂大笑，连老亨特都差点儿笑出来。
“是的，妈。”
“那时候动荡不安，老师。”
“你也这么说？你意思是你也同意？”
如释重负的感觉压倒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马歇尔这个人一问三不知，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如何掩饰。他思忖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可能隐含的复杂之处，终于给出了一个答复。
要控制住我自己的脾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回答她的问题。
“好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要你们预习一下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我、科林和亚历克斯面面相觑，希望这问题不要像个钓鱼钩一样甩落在我们某个人的头上。“谁愿意描述一下那个时代？”其实，他自己已从我们躲闪的目光中获取了答案。“好吧，要不就马歇尔吧。你会如何描述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艾德里安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思索。我自己当然没指望他会给我一封绝别信，只是为科林和亚历克斯感到些许失望。我现在该如何看待维罗妮卡呢？艾德里安爱她，却选择了自尽：这要作何解释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初恋即使没有走到最后——或许，尤其是没有走到最后的初恋——才证明、证实了生命的存在。而且，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你的想法兴许会变，直至我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对初恋不再抱有幻想，但是，当初恋的火花迸发之时，那是无与伦比的，是不是？你赞同吗？
相比我们，老师们对他兴趣更浓。他们得慢慢发掘他的才智，锻造他的纪律意识，评估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看他是不是一块“可获奖学金的料子”。在那个秋季学期的第三个早晨，我们有一堂老亨特的历史课。乔·亨特身着三件套西装，显得既和蔼可亲，又诙谐讥诮。他的管控之道在于让课堂保持足够无聊，但又不过度无聊。
但是，艾德里安不认同。也许如果他另有所爱……也许并非如此——亚历克斯不是说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艾德里安，他的情绪很好。难道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艾德里安肯定会在遗书里有所提及。他是我们这几个人里最较真、最有哲学家思想的：遗书里他写明的原因，就肯定是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我们这个小团体本来有三个人，他加入后就变成了四个。我们三个本是个铁三角，他的加入让我们始料不及。拉帮结派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啦，我们都已经开始想象着逃离学校，走向人生舞台。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个高挑而羞涩的男孩，起先总低着头朝下看，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刚开始那一两天，我们几乎都没注意到他：我们学校从来不搞欢迎仪式，更不必说其反面了——新生惩戒仪式。我们只是意识到他在那儿，然后就等着。
至于维罗妮卡，我一开始觉得她没有救艾德里安，很怪罪她，后来又觉得她可怜：看她趾高气扬地攀了高枝，可最后却碰上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应该向她表达哀思？那她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如果我联系她，她要么会对我不理不睬，要么就会扭曲事实，那样我更没办法理清头绪了。
我对学生时代兴味索然，毫无怀恋之意。然而，学校是那一切开始的地方，所以我得简要地重提那几件演化成趣闻的事情，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最终我理清了头绪。也就是说，理解了艾德里安的解释，尊重他自杀的那些理由，也很钦佩他。与我相比，他更有思想，性情更严谨；他的思维富有逻辑，而且会依自己的逻辑思维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却恰恰相反：往往我们是做出一个本能的决定，又依此建立起一系列的大道理来解释自己的决定。然后把这结果称为常识。我是不是把艾德里安自尽的行为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隐含的批评？不。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确信他的本意并非如此。艾德里安也许很吸引人，但他从未表现得好像他需要门生信徒；他坚信我们都是人人为己考虑。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他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享受生活”，或是想要“享受生活”吗？也许会；也许他还会意识到自己无法言行一致，而备感内疚与懊悔。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时间掌控并塑造我们——但我感觉自己从未很好地理解时间。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些关于时光弯曲和折回的种种理论，或者可能存在于他处的平行世界。不，我说的是一般的日常时间，钟表用滴答、滴答之声来告诉我们正在悠悠逝去的时间。还有什么比秒针更貌似真实的吗？然而，只需寥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就能体会到时间的韧性。某些情感会促其加速，而另一些情感又会让它放缓脚步；偶尔，它好像不知去向——直到最后时刻，它真的猝然失踪，一去不复返。
可上面的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如亚历克斯所言，他的离世太他妈的可惜了。
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
一年之后，科林和亚历克斯提议大家聚个会。艾德里安的祭日那天，我们三个相约在查令十字酒店喝酒，然后去吃了印度菜。我们想缅怀和追忆我们的朋友。我们记起他和老乔·亨特说他失业了，还说起他给菲尔·狄克逊讲爱神与死神。我们讲起过去的事情，已经像在说故事一样了。我们忆起大家庆祝艾德里安获得了剑桥的奖学金。我们说着说着，发现他虽然去过我们家里，我们却从没去过他家；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问过？——他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酒店的酒吧里，用红酒敬了他，吃过饭后又用啤酒敬了他。吃完饭走出来，我们互相拍了拍彼此的肩膀，并信誓旦旦地说这样的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一次。但其实那时我们的人生已经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共同缅怀艾德里安已不足以将我们连在一起。也许他自尽一事毫无隐秘之处，所以结案就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但是他的自尽更像是一个范例，而不是一场“悲剧”——像《剑桥晚报》上按惯例所称——于是他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隐入了时间与历史的凹槽之中。
——一扇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
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开始在艺术管理局实习。后来我认识了玛格丽特；我们结了婚，婚后三年苏茜出生。我们贷了一大笔款买了栋小房子；每天都要搭公交去伦敦上班。实习期结束后我继续从事那份工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某位英国人曾说，婚姻就像是一顿冗长而无聊的饭局，最先上的是美味的布丁。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愤世嫉俗了。我陶然于婚姻之中，不过也许有些太过安静——太过太平——但我感觉这没啥不好。结婚十来年以后，玛格丽特移情别恋，爱上一个开饭店的家伙。我不太喜欢他——他的手艺更不敢恭维——怎么可能会喜欢他，是不是？我和玛格丽特共同抚养苏茜。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她妈妈的分手对她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我现在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把那套伤害理论用在她身上。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离婚之后，我有过几次艳遇，但都没有认真对待。我总会把自己新交的女朋友告诉玛格丽特。那时候跟她讲一讲好像是件很自然的事儿。现在，有时候我在想当时我是不是想让她吃点儿醋；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这样一来，新发展的恋情就没法儿变成正式的男女关系了。在我这更加空荡的生活里，我又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都被我称之为“项目”，也许这样听起来可行性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些项目没有一个付诸实施。唉，也无所谓了；其实我的人生故事本来就没什么所谓。
——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束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射下波光粼粼；
苏茜也长大了，人们都开始管她叫苏姗了。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挽着她的手臂，将她送入婚姻的殿堂。肯是一名医生；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钱夹里这两个孩子的照片，看上去总是比实际年龄要小。我想，这也正常，如果不说“哲学上”“不言而喻的”的话。但你会发现，你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长得太快了，是不是？”但其实你真正的意思是：对我而言，如今时间流逝得更快了。
——一团团精子环绕水池出水孔，然后从高楼的下水道一泻而下；
玛格丽特的第二任丈夫还真不那么太平：他又找了一个和玛格丽特长得很像的女人，但关键的是人家比她要年轻十岁。我和她的关系依然不错；家庭聚会上常常相见，有时还会一起吃顿饭。有一次，几杯酒过后，她颇为感伤，提议我们二人不如重新走到一起。按她的话说，怪事情发生了。毫无疑问，确实奇怪，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享受一个人的孤寂。也许我不够怪异，不想做那样的事情。有一两次我俩谈起一起去度个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指望对方去谋划此事，去订机票、挑酒店什么的。所以度假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笑呵呵地把滚烫的平底锅抛进了水槽里，湿漉漉的水槽上顿时蒸汽升腾；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公寓自己住着。有三五酒友，若干女性朋友——当然都是柏拉图式的。（她们也与本故事无关。）我是本地历史社团的一名成员，但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拿金属探测仪发掘古董兴致盎然。前一阵子，我志愿去管理本地医院的图书室；每天就穿梭在各个病房间，送书、收书、向病人们推荐图书。有了这个差事，我可以出去走走，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总归是好的；而且我还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当然都是些病人；有一些已是奄奄一息。这样也好，至少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医院的环境我已经熟门熟路了。
——一只手的手腕内侧，闪闪发光；
这也是一生，不是吗？些许成就，些许遗憾。我自觉生命很有趣了，不过，要是别人觉得我此生乏味，我也不会抱怨或感觉意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德里安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这倒不是说我会为了什么事而错过我自己这一生的，你应该能理解。
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
我幸存了下来。“他活了下来，向别人讲述这一切”——人们这样说，对不对？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并不像我曾经巧舌如簧、信誓旦旦地对老乔·亨特说的那样是胜利者的谎言；我现在明白了。历史其实是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他们既称不上胜者，也算不得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