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可小心……”
她说：“真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已弯下腰去，一手捂着脚腕了。破裂了的塑料是很锋利的。
我说：“是吗？”
我说：“唉，扎着了吧？你倒是要这么脏兮兮的东西干什么呢？”
果而有什么“叔叔”给她的话，那么只能是我。我当然没有。
她说：“卖钱。”其声细小。说罢抬头望我，泪汪汪的。显然疼的。接着低头看自己捂过脚腕的小手，手掌心上染血了。我端着半盆沙子，一时因我的明知故问和她小手上的血而呆在那儿。
她却说：“是一个叔叔给我的。”——又开始用她的一只小脚跺踏。
她又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其声更细小了。她的话使我那么始料不及，我张张嘴，竟不知再说什么好。而商场派来的师傅到了，我只有引领他们回家。他们安装时，我翻出一片创可贴，去给那女孩儿，却见她蹲在那儿哭，脏兮兮的抽油烟机不见了。我问哪儿去了？
女孩儿正使劲跺踏着。她穿得很单薄，衣服裤子旧而且小。脚上是一双夏天穿的扣襻布鞋，破袜子露脚面。两条齐肩小辫，用不同颜色的头绳扎着。她一看见我，立刻停止跺踏，双手攥一根栅栏，双脚蹬在栅栏的横条上，悠荡着身子，仿佛在那儿玩的样子。那儿少了一根铁栅，传达室的朱师傅用粗铁丝拦了几道。对于那女孩儿来说，钻进钻出仍是很容易的。分明，只要我使她感到害怕，她便会一下子钻出去逃之夭夭。而我为了不使她感到害怕，主动说：“孩子，你是没法弄走它的呀！”——倘她由于害怕我仓皇钻出时刮破了衣服，甚或刮伤了哪儿，我内心里肯定会觉得不安的。
她说被两个蹬手板车收破烂儿的大男人抢去了。说他们中一个跳过栅栏，一接一递，没费什么事儿就成他们的了……我问能卖多少钱，她说十元都不止呢，哭得更伤心了。
前一天我就将旧的抽油烟机卸下来丢弃在楼口外了。它已为我家厨房服役十余年，油污得不成样子。我早就对它腻歪透了。一除去它，上下左右的油污彻底暴露，我得赶在安装师傅到来之前刮擦干净。洗涤灵去污粉之类难起作用，我想到了用湿抹布滚粘了沙子去污的办法。我在外边寻找到些沙子用小盆往回端时，见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站在铁栅栏旁。我丢弃的那台脏兮兮的抽油烟机，已被她弄到那儿。并且，一半已从栅栏底下弄到栅栏外；另一半，被突出的部分卡住。
我替她用创可贴护上了脚腕的伤口，又问：“谁教你对人说你是穷人的女儿？”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元月下旬的一个日子，刮着五六级风。家居对面，元大都遗址上的高树矮树，皆低俯着它们光秃秃的树冠，表示对冬季之厉色的臣服。偏偏10点左右，商场来电话，通知安装抽油烟机的师傅往我家出发了……
她说：“没人教，我本来就是。”
小垃圾女
我不相信没人教她，但也不再问什么。我将她带到家门口，给了她几件不久前清理的旧衣物。
又变成了农妇的这一个女人，与村里所有农妇不同的是，每每低吟一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只吟那一首，也只知道世上有那么一首词。吟时，又多半是在奶着孩子。每吟首尾，即“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和“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二句，必泪潸潸下，滴在自己乳上，滴在孩子小脸上……
她说：“穷人的女儿谢谢您了叔叔。”
那羊皮灯罩已落满灰尘。
我又始料不及，觉得脸上发烧。我兜里有些零钱，本打算掏出全给了她的。但一只手虽已插入兜里，却没往外掏。那女孩儿的眼，希冀地盯着我那只手和那衣兜。
不久，她将她的包子铺移交给两名打工妹经营，只身回到乡下去了；很快她就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二茬光棍。在她的家乡那一农村，二十九岁快三十岁的女人，谈婚论嫁的资本是大打折扣的。一年后她生了一个男孩儿，遂又渐渐变成了农妇。刻了什么似花非花词的羊皮灯罩，从她结婚那一天起，一直挂着，却一直未亮过。那村里的人都舍不得钱交电费，电业所把电线绕过村引开去了……
我说：“不用谢，去吧。”她单肩背起小布包下楼时，我又说：“过几天再来，我还有些书刊给你。”听着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外边我才抽出手，不知不觉中竟出了一手的汗。我当时真不明白我是怎么了……
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外省的乡下女人，顿时泪如泉涌……
事实上我早已察觉到了那女孩儿对我的生活空间的“入侵”。那是一种诡秘的行径。但仅仅诡秘而已，绝不具有任何冒犯的意味。更不具有什么危险的性质。无非是些打算送给朱师傅去卖，暂且放在门外过道的旧物，每每再一出门就不翼而飞了。左邻右舍都曾说撞见过一个小小年纪的“女贼”在偷东西。我想，便是那“穷人的女儿”无疑了……
人家给了她一盏羊皮灯罩，说是他留给她的，说他“走”前，撑持着为她也刻下了那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
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去散步，刚出楼口又一眼看见了她。仍在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她仍然悠荡着身子在玩儿似的。她也同时看见了我，语调亲昵地叫了声叔叔。而我，若未见她，已将她这一个穷人的女儿忘了。
人家告诉她，他“已经不在了”。他在大学三年级时不幸患了骨癌，截去了双腿。他来到北京，就是希望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靠自己的能力医治自己的病，可癌症还是扩散了……
我驻足问：“你怎么又来了？”
现在，她决定做妻子了。她不在乎他残疾，深信他也不会在乎她比他大五岁。她此刻柔情似水。踏下天桥，站在那小屋门外时，却见里边坐的已不是那青年，而是别的一个青年。
她说：“我在等您呀叔叔。”——语调中掺入了怯怯的，自感卑贱似的成分。
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女人，因为迟迟地还没做妻子，已经有点儿缺乏回家乡的勇气了。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女人，虽然迟迟地还没做妻子，却有过十几次性的经历了。某种情况之下是自己根本不情愿的；某种情况之下是半推半就的。前种情况之下是为了生意得以继续；后种情况是由于心灵的深度寂寞……
我说：“等我？等我干什么？”
有人说：“不该这么便宜了他们！”青年笑笑，说跟一个喝醉了的人，有什么可认真的呢？……她从此忘不掉青年那一张清秀而又干净的脸了。后来她就自己给自己制造借口，经常从那扇窗前过往。每次都会不经意似的朝屋里望上一眼……再后来，每天中午，都会有一名打工妹，替她给他送一小笼包子。她亲手包的，亲手摆屉蒸的……再再后来，她亲自送了。并且，在他的小屋里待的时间越发地长了……终于，他们以姐弟亲昵相称了……
她说：“您不是答应再给我些您家不要的东西吗？”我这才想起对她的许诺，搪塞地说：“挺多呢，你也拎不动啊！”“喏”——她朝一旁翘了翘下巴，一个小车就在她脚旁。说那是“车”，很牵强，只不过是一块带轮子的车底板。显然也是别人家扔的，被她捡了。我问她脚好了吗。她说还贴着创可贴呢，但已经不怎么疼了。之后，一双大眼瞪着我又强调地说：“我都等了您几个早晨了。”
有人问：“给钱了吗？”青年摇头。
我说：“女孩儿，你得知道，我家要处理的东西，一向都是给传达室朱师傅的。已经给了几年了。”——我的言下之意是，不能由于你改变了啊！
在众人谴责目光的咄咄盯视之下，那一对男女无地自容，拎上灯罩悻悻而去。
她那双大眼睛微微一眯，凝视我片刻说：“他家里有个十八九岁的残疾女儿，你喜欢她是不是？”我不禁笑着点了一下头。
理发师傅又说：“他能站得起来吗？他每天坐这儿，是靠几位老乡轮流背来背去的！他怕没法上厕所，整天都不敢喝口水！……”
“那，一次给她家，一次给我，行不？”——她专执一念地对我进行说服。我又笑了。
这时，理发铺里走出了理发师傅。理发师傅说：“刚才我正理着发，离不开。”说着，他进入小屋，将挡住那青年双腿的桌子移开了。那青年的两条裤筒竟空荡荡的……
我说：“前几天刚给过你一次，再有不是该给她家了吗？”
那女人说：“我们是他的上帝！上帝跟他说话，他连站都不站起来一下！一个外地乡巴佬，凭点儿雕虫小技在北京混饭吃，还摆的什么臭架子！”
她眨眨眼说：“那，你已经给她家几年了。也多轮我几次吧！”
老者说：“我不是大瓣蒜。我是大学里专教古典诗词的教授。教了一辈子了。”
我又想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心里一时很觉酸楚，替眼前花蕾之龄的女孩儿，也替她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我终不忍令她太过失望，二次使她满足……我第三次见到那女孩儿，日子已快临近春节了。我开口便道：“这次可没什么东西打发你了。”
那男人指着老者说：“你在这儿充的什么大瓣蒜，一边儿去。没你说话的份儿！”——他口中朝人们喷过来阵阵酒气。
女孩儿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她说从我给她的旧书刊中发现了一个信封，怕我找不到着急，所以接连两三天带在身上，要当面交我。那信封封着口，无字。我撕开一看，是稿费单及税单而已。
那青年说：“我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语调仍平静得令人肃然起敬。
她问：“很重要吧？”
人们渐渐地听明白了——那一对男女要求那青年在他们的羊皮灯罩上完完整整地刻下苏轼的一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而那青年把其中一句用标点断错了。一位老者开口为青年讨公道。他说：“没错。苏轼这一首词，是和别人词的句式作的。‘恨西园、落红难缀’一句，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断开的。”
我说：“是的，很重要，谢谢你。”
同是外乡闯北京之人，她不禁地同情起那青年来，也被那青年清秀的脸和脸上镇定的不卑不亢的神情所吸引。在北京，在她看来，许许多多男人的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酒色财气浸淫和污染的痕迹，有的更因是权贵是富人而满脸傲慢和骄矜，有的则因身份卑下而连同形象也一块儿猥琐了，或因心术不正欲望邪狞而样子可恶。她对眼前大都市里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形形色色的脸已极富经验，但那青年的脸是多么清秀啊！多么干净啊！是的，清秀又干净。她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清秀和干净四字，是她头脑中所存有的对人的面容的最高评语。她认为她动用了那最高评语是恰如其分的。
她笑了：“咱俩之间还谢什么。”她那窃喜的模样，如同受到了庄严的表彰。而我却看出了破绽——封口处，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脏手印儿。夹在书刊里寄给我的单据，从来是不封信封口的。
坐在桌后的青年镇定地望着他们，语调平静而又不卑不亢地说：“赔是可以的。赔两个灯罩的钱也是可以的。但是赔五个灯罩的钱我委实赔不起，那我这一个月就几乎一分不挣了……”
好一个狡黠的“穷人的女儿”啊！她对我动的小心眼儿令我心疼她。“看”——她将一只脚伸过栅栏，我发现她脚上已穿着双新的棉鞋了，摊儿上卖的那一种。并且，她一偏头，故意让我瞧见她的两只小辫已扎着红绫了。
于是很多行人停住了脚步。她也停住了脚步，但见小屋内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正对一个坐在桌后的青年气势汹汹。男人身旁是一个脂粉气浓的女人，也挑眉瞪眼地煽风点火：“就是，就是，赔！至少得赔五倍的钱……”
我说：“你今天真漂亮。”
半年前的某日她到工商局去交税，路过马路对面那扇窗。突然地，玻璃从里边被砸碎了，吓了她一大跳，紧接着传出一个男人的叫嚷声：“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敢不经我们的许可给加了一个‘、’号？！你今天非得用数倍的钱赔我这灯罩不可！因为我的精神也受损失了！……”
她悠荡着身子说：“我妈妈决定，今年春节我们不回老家了。”
一男一女从那小屋走出，女人所拎和她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羊皮灯罩。女人将灯罩朝向太阳擎举起来，转动着，欣赏着。男人一会儿站在女人左边，一会儿站在女人右边，一会儿又站在女人背后，也从各个角度欣赏。隔着马路，她望不到人家那羊皮灯罩上究竟刻着什么图案或字，却想象得到，对着太阳的光芒欣赏，一定会给人一种比灯光更美好的效果。艺术加工过的羊皮灯罩，内面是衬了彩纱的。或红，或粉，或紫，或绿，各色俱全，任凭选择。那男人一手搂在女人肩上，当街在女人颊上吻了一下。她想，如果他们不满意，是不会当街有那么情不自禁的举动的。于是她内心替那扇窗里的青年感到欣慰，甚而感到自豪。望着那一对男女坐入出租车，她不再思忖什么，迈着轻快的步子踏上了天桥台阶……
“爸爸是干什么的？”她略一愣，遂低下了头。